准个体时代的写作

作者简介

《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共分16章，内容包括90年代小说的文化境遇，“中国后现代”的传统内核，影视文化与90年代小说，文学出版与90年代小说等。

书籍目录

导言  准个体时代的写作     一、被遮蔽的时间     二、困难的个人     三、被改写的原作     四、在喧哗中遗忘上   编  第一章  自由写作：精神源流与文化困境     一、过客或归人     二、“单位”内外     三、自由的代价     四、沉默地思索  第二章  90年代小说的文化境遇    一、危机或契机    二、还乡与皈依    三、还俗与游戏    四、审美理想主义  第三章 “中国后现代”的传统内核    一、道家思维的现代变体    二、禅宗价值的历史渗透    三、实用主义与传统智慧  第四章  90年代小说的历史迷惘    一、逆反的史诗    二、虚无的梦魇    三、工具化怪圈  第五章  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    一、复调的城市文化    二、暧昧的想象形态    三、可疑的市民话语  第六章  影视文化与90年代小说    一、寄生与冲突    二、遇合与呼应    三、影像化叙事  第七章  文学期刊与90年代小说    一、救亡或殉道    二、编辑的文学    三、代群的轮回……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答辩时的题目为《90年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提交答辩的是“导言”加上“下编”中的六章，字数约ll万，这些章节意在阐述“城市投影与叙事危机”的核心命题。1999年夏天到山东大学执教后，为本科生开设了必修课《中国当代文学》和选修课《90年代小说研究》，选修后一门课的学生相当踊跃，居然占到了文学院一个年级学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对以前从来没有登过讲坛的我是很大的鼓励。在忙忙碌碌的教学之余，又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新作品，对论文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与补充，对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都进行了较大程度的调整。1997年我就开始了论文的前期准备工作，一转眼六年时光就这样匆匆流走了，可论文中依然留有许多遗憾。    1996年，我有幸成为潘旭澜先生门下当时惟一的在读弟子。记得我最初的论文选题是《鲁迅精神的当代命运——中国当代作家的人格研究》，研究对象锁定为鲁迅学生辈的冯雪峰、胡风、萧军、黄源、许钦文等人，意在解剖他们在建国以后的历史命运与人格选择。先生对这一选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遗憾的是，基于资料积累、知识储备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我在准备了一年多时间后，最终选择了暂时的放弃。这一选题而今也成了我的一笔“心债”。    为了完成这一选题，我阅读了三千万字以上的90年代小说作品。记得那时我成天像着魔了一样，跑到五角场科技图书公司三楼的“天地图书”，大量地选购八折的新书，甚至到了碰到新作品就买的程度。就这样节衣缩食，在没有任何外部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我靠着奖学金、稿费和学校发给的那点可怜的津贴，居然买了两万多块钱的图书，以至于外地的不少同行，竟然常常向我寻求资料上的帮助。    回想复旦的三年时光，内心涌起的真是难以言说的复杂滋味。这是我最用功的阶段，不断地看书；不断地乱涂乱写，成了个十足的书呆子。幸运的是，我在这里还遇见了那么些良师益友，使生活变得寂寞而又充实，孤独但不孤僻。我常常想起深夜从图书馆回南区宿舍的情景，经过国年路和政肃路的交叉口时，不止一次听到垃圾房里传出来的音乐。寄宿在里面的一位乞丐，在铁皮门的背后，不断地用双手拍打着手中的一台破旧的袖珍收音机，把广播里的京剧唱段拍得断断续续，颧颤悠悠。我真的为他的陶醉所感动，甚至觉得自己的痴迷也是殊途同归。毕业前夕，在论文与工作之间搅得焦头烂额的我，觉得自己有点灰溜溜的。能够多少为自己开脱的。恐怕就是校长在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的那么一句表扬，虽然自己没有参加仪式，但这或许能够让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自信，自以为这三年不全是在浪费光阴。    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值得我珍惜的可能不是学识的传授，而是人格的熏陶。那些与先生在他家南屋的书房“随便谈谈”的时光，在我讨生活的进行状态中，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随便”来。一直记得先生和我单独谈到的他的“梦想”：在读大学时，学校后面的铁轨上传来的汽笛声，常常让他突然醒来，恍惚又回到了他第一次搭乘火车走出福建山区的旧时光，生怕自己误了火车。这种“赶路”的焦虑，在我看来它始终陪伴着先生，使他从来不敢松懈。记得两个月前的一个早晨，先生早早地给我打来电话，对我不务正业的小书《客家漫步》给予善意的点评。也正是这些美好的片断，让我不敢自暴自弃，更不敢自鸣得意。    ……

章节摘录

书摘    由此可见，90年代小说对城市文化的应对与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产生了难以沟通的隔膜，那些激烈而苍凉的批判只能从过去的深井里打捞锈蚀的精神资源，当下的意识形态化使未来视域遁人空无。聚居于城市的知识者在城市生存中要实现从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移民过程，必须选择旷游而非寄生的存在方式，旷游就是使自己成为永远的边际人，成为理性批判精神的守灵人。“在面临对个人自由日益增长的威胁时，去保护、保持，以致在可能的时候拓展个人所具有的有限和短暂的自由，远比那种提出一些抽象的理由来否定它，或通过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行动来危及它，更为有 益。”①只有进行深刻的知识的自我批判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批判，才能避免使他者批判与权力结盟，才能始终保持对物化命运的清醒与警惕，担当起精神清道夫的沉重使命。    小说必须保持自己的本体特性，另一方面，影视的突破也必须摆脱对小说文本的寄生性。电影艺术大师爱森斯坦就既是电影剧作家又是电影理论家，其蒙太奇理论的影响举世瞩目。他的许多名作都是自编自导，并且通过创作来验证、发展、完善自己的电影理论，他试图将《资本论》拍成电影的努力就怀有明确的审美目标。文学只有避免成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也只有避免生吞活剥文学资源，不以牺牲文学价值的代价来片面追求影像感，影视与文学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否则，就意味着两败俱伤。因此，小说与影视只有在相对独立而不是相互吞噬的前提下，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书摘1    自由撰稿人的重新出现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精神现实。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得到拓宽。而文化新启蒙遭遇的精神困境以及文化精英的分化，使部分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将眼光转向民间，试图在民间建构新的精神与话语空间。王朔的始终如一的“作家个体户”形象与私营经济的出现可谓同源异流，他于1983年辞去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业务员的工作，靠写作谋生。王小波1992年4月辞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的公职，原在安徽作协的潘军1992年挂职停薪南下海南，韩东1992年辞去南京某高校的马列教员职位，余华1993年辞去嘉兴市文联的职位，朱文1994年辞职，吴晨骏1995年辞职，李冯1996年辞去广西大学的教职……但是，也必须注意到，有相当数量的自由撰稿人并非出于自愿，或是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被抛出了公职的轨道，也就是所谓的“下岗”，或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白天光就说：“我和别的自由撰稿人的产生有些不同，我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自由撰稿人。”①北村则说：“我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被迫失去了职业，或者由于更深层的原因一直处于体制外。”②林白说她的公职“似有似无”，“我原在《中国文化报》工作，1996年4月下岗。但也不是下岗，因为没有经过正式程序，没有下岗证，但又没有聘我，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好，不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③一直没有职业的诗人黑大春当年抛弃了所有束缚，现在却开始羡慕常人所有的束缚，他长叹：“现在，哪还有适合我干的？搞文字，不坐班，当然好，这个年龄，没有学历，谁要你？一个诗人，干与诗歌不相干的事，思维又打乱了，没法搞创作。诗人，经常要以非凡的力量，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诗歌，像一块黄金，把我绊倒在贫穷里。”①    要讨论辞职与写作的关系，首先要讨论“单位”与写作的关系。作家的单位，有相当数量的是作家协会。韩少功说：“作家协会——除反常的情况外，通常是一些已经不大写作的人代表所有作家向政府和社会要钱并把钱花掉。”②建国后的“机关作家制”将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无产作家”请去当国家干部，有了工资劳保，并且分配住房，由于内部激励机制的缺乏和紧张的人际关系，原来的作家逐渐变成了“一些已经不大写作的人”。孙犁根据他的“文场亲历记”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则易生派别，有派别必起纷争……文人尤不宜聚而养之。养起来的办法，早已暴露出许多弊端，养则闲，则无事干；无事干必自生事，作无谓之争，有名则争名，无名则争利，困难时，甚至一口饭、一尺布，也会成为纷争题目，于是文化之地变成武化之区……文人必须放诸四海，周游环宇，使之自谋衣食，知稼穑之苦，社会之复杂。如此，方能形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写一两篇成名之作，国家就包下来，养其终身，虽下愚亦必知其不可，不只无益于国家，更无益于个人及文艺。”③孙犁讨论了“单位”对个人独创精神的压抑。忽视效率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使“单位逐渐演化成为家族式的团体”，“国家行政组织同个人之间控制与依附关系成为单位家族式治理的力量源泉”，④“关系性交换”的发展使感性而非理性成为单位中评价个人的标准，能力和成就不仅不如“关系”重要，过分注重能力和成就还可能威胁到“关系”的平衡。追求独创性的文学创造，显然与这一群体组织对个人的权威性限制之间构成一种潜在的冲突。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这样回忆他的辞职感受：“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①    “单位”对置身其中的个人的身份限定带来了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几乎终身不变的身份使个人不能仅凭自愿而流动，就业者的权利只有在单位中才能实现，这种家长制的福利共同体代表国家对个人负担起生老病死的无限义务，群体性的单位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使个人的私人空间受到挤压。低工资政策、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对日用消费品以外的个人财产权利的否定，造成了个人在物质生活方面对单位的依赖。这样，放弃个人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就成了个人获得“单位身份”的前提。“在单位体制下，个人首创精神、社会组织自治权和市场机制销声匿迹；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权力控制着每一个单位，又通过单位控制着每一个个人。……从形式上看，单位与传统家族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对自己的成员都具有家长式的权威；个人对团体的义务比个人的权利更加受到强调，而团体本身也必须负起照料其成员的无限责任。”⑦由于单位对其成员的权利行使代理权，“即国家对所有就业者规定的权利由单位予以实现”，而且“单位对其成员的社会活动负有连带责任”，①这种连带责任使个人在社会活动中只能拥有部分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自己无法完整地代表自己，加上单位能够否决个人的调动申请，这就使单位的权威渗透到个人的精神生活中。基于此，“单位”中的写作潜在地将单位与个人、上级与下级捆绑在一起，使两者成了一种精神共同体。写作者及其作品潜在地受其工作隶属关系与行政领导关系的制约，他必须接受工作任务的限制，服从单位纪律的约束。在过去的极左政治运动中，这种荣辱与共的文化命运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就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这封被认为是陈企霞写的信牵连到陈与丁玲长期的上下级与合作关系，丁玲被推定为陈企霞的鼓动者和“后台”。由于舒群、罗烽、白朗在历史上不仅和萧军关系密切，而且同丁玲关系密切，所以他们被戴上“舒、罗、白小集团”的帽子遭到揭批。在“反右”期间，唐因、唐达成由于是丁玲、陈企霞主编《文艺报》时期留下来的最突出的青年业务骨干，加上在1957年五六月间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因而很自然地被怀疑在人际关系、思想情绪上同丁、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被不幸地打成“右派”。②在责任不能自负的情境下，个人的表达自由必然有所顾忌，单位作为责任共同体也必然对个人形成牵制。当然，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的变革，90年代的精神空间逐渐地走向多元化，在市场、传媒、话语等各种权力的缝隙之间，自由写作开始成为一种隐隐约约的可能。……

---

 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