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自东方来

作者简介

穿越浩瀚的文化时空，借助东方之光的朗照，一路巡游：东西两种文明由陌生、误解、会通乃至互补、交融的图景扑面而来；一幅幅中法智者邂逅、抚摩、亲近或是拒绝的场景历历在目。源远流长的中法文化交流星光璀璨。静心聆听权威学者对中法文化文学关系的恺切之论，我们的视野被霍然照亮，两种运行着的文明就这样被烛照、“打通”。 

本书作者继《法国作家与中国》后，再次以大量翔实的原文资料为基础，勾勒出法国作家在价值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交流、误解乃至膜拜，为你步人中法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历史时空，提供了更为详细和生动的导游图。在今天这个文化冲突硝烟弥漫的世界，这些苦心孤诣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字，大有深意……

书籍目录

借东方佳酿，浇西人块垒    ——关于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程抱一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发现1．有朋自远方来    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相遇    “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    “你不同于我，我不同于你”：中法文化首次相遇的    失落对话2．“我知道什么呢?”    蒙田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与亲和力    塔楼上的沉思：蒙田对中国文化的亲和力      塔楼上的文化反馈：蒙田《随笔》与中国现代作家3．“相逢何曾相识?”    西方“哲人”初识东方“孔圣人”    “万世师表”的“东方圣哲”：十七世纪法人眼中的孔夫子    “摩西”与“中国”，“偏执”与“宽容”：帕斯卡尔、    培尔初交中国政治乌托邦：启蒙作家的中国文化观1．“欧洲的孔夫子”    伏尔泰与儒学精神的接纳与张扬    “良俗美德”的“理想国”：伏尔泰在孔夫子故乡的发现    “仁政德治”的“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与孔夫子“结缘”    《中国孤儿》：“孔子后裔”给法国人上道德课2．“专制”、“恐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    孟德斯鸠负面看中国    专制?礼治?孟德斯鸠矛盾的中国观    “偏见”与“卓识”的混合：孟德斯鸠中国文化观的产生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观照中国双重价值的支柱3．在仰慕与排斥之间    阿尔让斯与中国文化    中国人游欧洲：阿尔让斯的“欲望旅程”    中国人的“哲学课”：阿尔让斯眼里的“中国思想”艺术乌托邦：法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的构想1．“意义世界”的乌托邦    马拉美与中国文化    接近马拉美诗学：中国作为乌托邦    纯诗与妙悟：马拉美对西语的破除与东方诗意之美    意义何求：马拉美象征主义的东方旨趣2．借得“玉笛”轻轻吹    女诗人朱笛特谱写的中华音符    象牙塔里的“中国人”：永远的东方主义者朱笛特    “玉笛”吹奏“中国梦”：《玉书》中的唐宋诗词    浪漫乌托邦与激情世界：朱笛特作品中的文化中国“和而不同”：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对话1．大清王朝废墟中的“淘金者”    徘徊于对抗和对话之间的绿蒂    从大洋那边来的“海盗”?绿蒂在北京    对古老衰亡的文化迷恋：绿蒂的中国梦……

编辑推荐

穿越浩瀚的文化时空，借助东方之光的朗照，一路巡游：东西两种文明由陌生、误解、会通乃至互补、交融的图景扑面而来；一幅幅中法智者邂逅、抚摩、亲近或是拒绝的场景历历在目。源远流长的中法文化交流星光璀璨。静心聆听权威学者对中法文化文学关系的恺切之论，我们的视野被霍然照亮，两种运行着的文明就这样被烛照、“打通”。 本书作者继《法国作家与中国》后，再次以大量翔实的原文资料为基础，勾勒出法国作家在价值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交流、误解乃至膜拜，为你步人中法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历史时空，提供了更为详细和生动的导游图。在今天这个文化冲突硝烟弥漫的世界，这些苦心孤诣的文化对话与交流的文字，大有深意……

内容概要

钱林森，江苏泰兴市人。1937年9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法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法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执行主编、中国作协会员。曾出版《中国文学在法国》、《法国作家与中国》、Dialogue Transculturel（主编），《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热点丛书》（主编）、《牧女与蚕娘》、《中国之欧洲》（合译）等著作与译作。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1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或外国作家与中国、在中国，外国文学在中国、与中国)，这一类跨文化语境下的比较文学命题，并非当代新设的课题。事实上，自中国文化进入异域他乡，特别是18世纪以降，中国文化步入基督教文化圈，东西方全然不同的两种文明发生真正实质性的碰撞之后，“异域作家与中国文化”，便鲜明地提到了中外学界面前，成为前辈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虽然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学者才以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来正视这个命题，但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开掘，它已发展为国际比较文学界长盛不衰的传统课题。面对中国文化对外国作家所引发出的愈来愈大的冲击，对外国文学所产生的愈来愈深的影响，每一个敏锐而自觉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探求中，事实上也难以回避这一课题。且不论，与中国有着悠久交流传统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融于周边文化的儒道佛各家，经过演化融合已经成为周边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如处于地球另一端的西方国家，当17世纪来华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回欧洲大陆之后，对欧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由此而形成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中国文化热”，这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欧美许多大作家和思想巨子，如伏尔泰、孟德斯鸠、莱布尼兹、列夫，托尔斯泰、歌德、席勒、爱默生、梭罗、庞德、奥尼尔、哥尔斯密、黑塞、卡夫卡、布莱希特、克罗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等等，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滋养。国内外学者就此提供的研究成果可说是难以数计，单就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始作俑者而言，就有粱宗岱之于中法、范存忠等之于中英、陈铨之于中德、季羡林之于中印、戈宝权之于中俄等均有卓具建树的奉献。其中，如陈受颐的《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方重的《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锺书的《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等便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    前驱们这些学术开拓，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为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效法的榜样。新时期我国年轻的比较文学学者，在钱锺书、季羡林、范存忠、杨周翰、贾植芳等这些先驱者的带领和鼓舞下，在前辈开拓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结出了相当丰硕的果实，致使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所乐于探求的重要课题。    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一近乎古老而传统的课题，之所以在新世纪要特别重新提起，那是近代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是时代和学术发展所使然。我们认为，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进行整体研究，及由此而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作总体历史审视的时机已经到来。我所以诚邀海内外学界同仁共创纱卜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套大型丛书，正出于这种认识。    一方面，我国比较文学界前辈在他们的拓荒开创中，已经为我们树立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活生生的榜样，为我们进行整体研究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仿效的范例；另一方面，时代前进的脚步和学术发展的态势，不仅催发着我们要为新的时代需要不断地开拓前进，同时也要解决时代源源不断地向我们提出的新的思想资料和新的问题，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探索。研读前驱者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注意到，他们下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主要集中于18世纪前后这一段时期中外文化与文学遭遇、汇通的历史梳理与发掘，但对19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更为波澜壮阔的撞击交流的史实却涉及甚少，甚至尚未触及，这就为我们要进行的总体研究留有拓展的广阔空间。    在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途程中，伴随着东西方文化日趋频繁而密切的交往与对话，伴随着新的思维观念、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新的方法论的突破，特别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涌，所有这一切，事实上也为我们对人类文明交流发展的历史审视和整体研究，廓清了道路，拓开了一个绝佳的学术场地。正是这两方面的“遇合”，才助咸了我们创设这套丛书的学术期待，即通过国别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疏理，力图展现中外文学与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碰撞、交融的精神实质，从而在人类文明交流发展、互补共存的大背景下，揭示出中外文学关系史中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

章节摘录

书摘塔楼上的文化反馈：蒙田《随笔》与中国现代作家    蒙田在塔楼上竟日冥思，“向纸倾诉”，挥洒成篇，写就了三卷美文《随笔》，开创了一代文风。他运用塞尼卡式的轻松笔调和“丰富、活泼、简洁、有力”的语言，“描写自己”，写自己所思所感，写自己身边的事，写“平凡无奇的普通生活”，娓娓而谈，自成一体，形成一种“诙谐、私语”的文体和风格。蒙田这种独特的思想和艺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他辞世不久就有不少模仿者和追随者，或赞美他的文风，或崇拜他的思想。17世纪前半期，自由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oyer，1588—1672） 就在蒙田的影响下写下了关于怀疑主义的对话，他率先在西方将苏格拉底和孔夫子进行平行比较②，也与这位怀疑论者对蒙田文化相对论的迷恋分不开。17世纪后半叶，蒙田仍然是法国思想界无法绕过的课题，不消说，作为蒙田信徒的新教哲学家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是如此，即便对蒙田持批评态度的帕斯卡尔和笛卡尔派哲学家，也还是要细心地研究蒙田的作品，将蒙田的一些观点甚至语句，融汇到自己的思想构架中。到18世纪，蒙田作为人文主义前驱更赢得了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一致的赞誉。蒙田的声名在17世纪已蜚声异邦，在英国，培根的《散文集》就深受蒙田的启发，到19世纪，蒙田随笔体的散文更在英伦三岛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中以个性毕露、披肝沥胆地谈论自我而酷似于蒙田的兰姆，取得了最为耀眼的成就，被公认为“一位地道的属于蒙田一派的随笔作家”②。在德国，蒙田也不乏崇拜者，尼采就称赞过蒙田文化相对论和那种“勇敢、快活的怀疑主义”，并希望在这方面超过蒙田③。……    对中国文化有着本能的亲和力的蒙田，他的思考，他的美文，何时“降临”到中国?与中国思想、中国文学“携手”、“亲和”，而发生怎样的关联?这是一个值得细究的问题：一如蒙田生前无缘直面中国文化的对话，只能通过早期传教士的读物间接获取中国知识，中国人与蒙田“携手”、“亲近”，也是通过中介者而进行的。首次传进中国的蒙田著作是《为雷蒙·塞邦辩护》，那是17世纪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由海路运进中国七千册西方图书中的一种④。    由于随后而来的岁月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漫长、多事的世纪，蒙田这篇美文究竟为多少中国读者所阅读却不得而知，但蒙田却藉此率先进入了中国。蒙田的中国之旅是寂寞的，漫长的，即使20世纪曙光升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适逢其会的蒙田，似乎也没有受到广招外来贤士的新文学作者热情接纳①。只是在他诞辰400周年的时候，“蒙田”的名字，才第一次体面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章杂志上②。正如蒙田之于中国文化，陌生中蕴藏着亲和，相异中存在着汇通，中国现代作家与不相识的蒙田，也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亲和力”和“汇合点”，而两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亲和”与“汇通”，只能从他们其人其文的个性特征的相似中得到说明。中国人并没有直面扑向蒙田，蒙田对中国文化的反馈是通过中介而进行的，即由英伦三岛“蒙田式”的随笔作家(如兰姆等)为媒介而实现的。中国新文学作者正是通过翻译、阅读上述作家的美文而结识蒙田的思想和艺术，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作出了积极回应，由此与蒙田拉起手来。只要对他们稍加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无论在个人气质上，还是创作风格上，或者是审美趣味上，这些新文学作家都与蒙田有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我们想到的是“五四”时期絮语散文的一些作者，特别是周作人。    中国是散文的国度，流派林立，传统悠久。诞生于新旧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散文，在“五四”“人的文学”旗帜下，逐步从“载道教化”的古文传统中解放出来，嬗变为张扬自我意识、抒发个人情性的文学新样式，这就是盛极一时的絮语散文，在五四时期曾为一些新文学作者趋之若鹜。这类散文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冲淡平和的调子，叙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心里话，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既承载着明代公安文学的遗风，又浸染了英伦小品文的风韵，以致被周作人奉为中国现代散文的正宗，认为其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①。周作人无疑是这种新兴散文的积极倡导者和创作者。早在1921年，他在提倡这种新兴美文时，便率先向新文学界介绍兰姆、欧文、爱迭生(艾迪生)、吉欣(吉辛)等“英语国民”的美文作家，并强调了他们的散文夹杂叙事与抒隋的特点(《美文》)。后来，周作人又把蒙田、兰姆等人的随笔特点概括为“说自己的话”(《再谈俳文》)，他不止一处地这样宣称：散文是“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沉浸在自己的性情里”(《近代散文抄·序》)；现代散文作者应该是“只想说个人私事”(《苦雨》)，“要在笔尖下留下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自己园地)自序》)，而“自身的一部分”便是作者的个性，“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个性的文学》)。周作人对散文的这种个性追求与蒙田如出一辙，蒙田在《随笔》中也不止一次地声言：“我要不停地描述自己”(《随笔》中卷第6章)，“我要展示给公众的是一幅完整的自我形象”(《随笔》下卷第6章)；“我为别人描绘自己”，“与其说我塑造了书，毋宁说书塑造了我”(《随笔》中卷第18章)，目的在于“让世人通过我的书了解我本人，通过我本人了解我的书”(《随笔》下卷第5章)。可见，周作人所倡导的独抒性灵的美文，与蒙田“描写自己”的“私语”追求一脉相承。蒙田在《随笔》中，不仅描写自己，更重要的是探索自己，研究自己，进而了解人、认识人，这是通向苏格拉底式的智慧追求。蒙田说：“好几年来，我只把目标对准我的思想，我只检验和研究自己”(《随笔》中卷第6章)；“我研究别的课题不如研究自己多。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这就是我的物理学”(《随笔》下卷第13章)。蒙田这种研究自己、研究人的个性主义、人文主义吁求，在周作人那里也得到了回响：为了促进“人的自觉”，周作人在“五四”后提出了“全面认识人的”的任务。他认为，当“人”不能认识自己，是“决不会发生真的自己解放运动的”，只有“个人对自己有了一种了解，才能立定主意去追求正当的人的生活”(《妇女运动与常识》)。据此，他以“认识人”为中心展开了全面的知识探讨，一如蒙田那样，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生理学、心理学，从身心两方了解“个人”，并致力于为文的个性化的追求，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文化传统中“充分地发现、把握与表现自己”，与蒙田不期而遇。“以自我表现为中心”的絮语散文及其首倡者和创作者，就这样由着英国小品文的中介和桥梁通向了蒙田，与这位法兰西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私语”随笔“亲和”、“汇通”。    周作人和他所倡导的美文与蒙田的“亲和”、“汇通”，不仅停留在“说自己的话”这样一个“自我本位”的层次上，而且还表现在他们之间深层的文化气度和审美底蕴的文化层面上，这是蒙田得以对中国接受者实施文化反馈的精神渠道。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和蒙田的《随笔》，我们发现中法这两位作家，无论在个人的文化气质上，还是在他们的审美格调上，或是艺术情趣上，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在各自动荡的社会中都主张“自由”和“节制”，在生活态度上都追求均衡适中，在审美向度上都趋于冲淡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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