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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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悍客罗我在天涯作孤客无人知你在远方自伤怀无人惜我欲借明月长风不惜万里飞越重山峻隔与卿知奈何月黑风高无路寻待月朗星稀时无处寻我在海角怅愁怀无人诉你在北国对沉雪暗相思我欲化作炊烟随云而上揽尽明月星辰共赴卿愿天可怜见共赴梦乡别无他寄惟共一溪风月 ！！！ -
《天涯》的文与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思想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主义、思潮走马灯似的圈地亮相，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在这个时候，由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主编的《天涯》杂志脱颖而出，拉开了当代思想界的一系列大争论的序幕，诸如“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三农问题”的反思等等。《天涯》杂志在海南原来是一份极普通的文学刊物，既无任何影响，外省人也难得一睹。但自1996年改版以来，好评如潮，屡获殊荣。改版当年就被上海《新民晚报》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件大事之一（居第二位），1997年又被《书城》杂志评为全国12种精品杂志之一。《天涯》杂志正日益成为国内思想文化界的重镇，尤其是创办“天涯之声”网站（2002年7月关闭）及扩版以后，其影响力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在这个时尚化的传媒时代里，一本思想性的杂志如何生存确实成为一个问题。“我思故我在”，思想者的寂寞是难免的。但《天涯》杂志就是想把寂寞的思想者介绍给普通的老百姓，启蒙的意义也就在其中吧。尽管时尚的魅力吸引诸多的眼球，但《天涯》以其独立不羁的“底层关怀”与“思想锋芒”仍然让许多关心世事的人们有所希望，有所感怀。由于身在海口，笔者对《天涯》杂志一直有所关注，尤其欣赏《天涯》杂志的几块栏目，如把作家引向社会现实的“作家立场”，把普通大众引向文学的“民间语文”以及展现思想魅力的“研究与批评”。但真正使《天涯》杂志在当代学术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天涯》拉开了当代知识界的一场大争论，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至今争论仍在继续，并引发了知识界对争论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的反思。在当下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里，一本杂志能够如此，并不容易。1997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在《天涯》（1997年第五期）发表，引起巨大反响，1999年，《天涯》第一期又以《中国社会思想的世纪末分化》为题推出争论专辑，刊发了被认为是“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晖的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答问录，由此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论争集中于“全球化”与现代化“自由与民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等问题，并几乎涉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所有敏感话题，其分歧也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展开论战的重要刊物《天涯》杂志总结说：当前，作为“五四”以来第三次现代化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实践正经历各种深层社会矛盾集中浮现及亚洲经济重挫的时刻，关于“现代性”的讨论无疑展示了社会思想新的分化。“让争论浮出水面”（学者李陀语）的呼吁终成现实。譬如，新左派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领域迅速地进入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与集权体制一体化的格局已经出现，需要揭示“全球化”背后所掩盖的不平等关系。自由主义者则认为新左派过于“偏颇”，无助于人们认识世界经济体制与规律。自由派学者徐友渔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中国自愿申请加入该组织，当然是在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发现利大于弊之后作出的决定。在全球化高潮的近20年中，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增长率的三倍，证明了全球化和全球生产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正面作用。”另外，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尊严和自由具有特殊意义，而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自由因素一直被漠视，仅在20世纪初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中，才为社会关注；新世纪已经到来，个人自由仍没有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话题。新左派则认为，民主比自由更重要，更合乎中国的国情。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下，自由往往意味着“局限中的自由”。作家韩毓海说：“今天具特殊利益者的确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广大群众则要求有发言的场所和表达自己声音的方式的民主。”自由主义派的徐友渔则说：“新左派思考的出发点不是现实，而是理论。为了把西方左派关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知识和概念运用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国情进行变形和套裁，使之适合于当代西方新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针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战，评论家南帆认为“他们之间的论战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的延伸，而且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思想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论争。他们的论争为我们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天地，他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上海学者王晓明表示，这场论战影响巨大，虽然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仍受冷战思维即“非此即彼”思路的影响；“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20世纪90年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以为中国只要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道路，国家就会自然达到理想状态，忽略了中国的复杂性，也忽略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及前进过程中的严重的困难。论战将这种乐观情绪打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看到现实的严峻。”结合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思考一直是《天涯》杂志所提倡的风格。在扩版后的第一期（2001年）刊登了“中国新城区现象观察之一：都市里的村庄”，据编者所云：“本期特别报道《都市里的村庄》，所叙述的虽然仅仅是某地的一个垃圾村的现象，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本刊开辟这个栏目，意在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更多人士关注中国农民问题，关注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底层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警惕城市化过程中滑向拉美城市化的严重趋势。”《天涯》杂志对“中国新城区现象”的关注，可能会推动学术界对这个与现实有极为密切关系的问题的理论探讨与实际研究。最近《天涯》杂志连续发表了关于“底层问题”的探讨文章，以期引起大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功莫大焉。作为思想文化类刊物，《天涯》同时也强调杂志的思想含量，突出作家的人文立场。记得前几年知识界曾经有过“思想”与“学术”孰轻孰重的讨论。其中的对与错，我不敢轻易断言。可是我知道没有新思想的原创，学术研究迟早会断流。《天涯》杂志为思想与学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块阵地，事实上，《天涯》杂志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极少数特别偏重于思想原创的刊物之一。它的许多文章，可能未必立刻就成为轰动一时的名文，但其思想含金量，必将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渐显示出来，大浪淘沙始见金。也就是说，《天涯》杂志本身正在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思想资源。翻开《天涯》杂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撰稿人的名字：史铁生、韩少功、张炜、吴亮、朱学勤、周国平、张志扬、张汝伦、余世存、于坚、摩罗、李锐、西川、陈思和、张宽、李陀、余华、陈嘉映、李泽厚、乌热尔图、秦晖、汪晖、王晓明、何家栋、易英、韩毓海、钱理群、南帆、徐友渔、邵燕祥、戴锦华、北村、单正平、陆建德、赵汀阳、黄平、何志云、单世联、葛兆光、杨小彦、王绍光、北岛、李公明、萧功秦、耿占春、薛毅、莫言、张承志、许宝强、许纪霖、韩德强、温铁军等等，他们的文章包罗万象，从文学、经济、政治、艺术、哲学等诸种角度来解读我们的现实，超越视线所及，达到他们内心的长度。 《天涯》杂志上的文章可以说是“个性化的复调”，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见到思想者本人的喜怒歌哭与真性情。无论是作家的人生独语还是学者的思想体验或者是平民百姓的民间话语，皆能有感而发，笔端凝注着对现实的思考；纵然是古旧的历史研究，依然折射着现实的锋芒。如此，这个世界上也就有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漂亮文字。其中许多篇什值得一读再读，乃至百读不厌，相信可以经得起时间的大浪淘沙。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会消失，但真正的文字不会消失。这样的文字在人心深处沉淀下来，如春风化雨，改变了我们单薄的思想。《天涯》杂志每年最后一期都有一个诗歌大展，皆是当年度的诗歌精选，很多目前活跃的诗人都在这个专辑里亮过相，其中一些人甚至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诗作。在诗歌萧条的时代，《天涯》杂志依然坚守着对诗歌的发表与支持。可以说“《天涯》以道义感、人民性、创造力定位，承担着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拒绝与低俗为伍”，其独特的视角和极大的包容性在当下林林总总的杂志之中傲然独立。南方有嘉木。每当我捧读《天涯》杂志时，总会有所感动，有所思考。在最新一期上，我又读到了这样的文章“问题与主义小辑”，其中多有真知灼见。在一个人都可以复制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温一下法国人帕斯卡尔的名言：我们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而《天涯》杂志便是这样的一种杂志：让思想的烽火燃烧起来。它不会给人以简单的答案，而是以一种文字的方式 引发人们的思考与打量。人在天涯，思想更在《天涯》。事实上，无论是理论性的经典文章还是妙笔生花的小说散文，内中都蕴涵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天涯》杂志的一贯风格、品质，也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实际上，要想了解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文化动向，不读《天涯》就无法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