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彙校集注（上下）》书评

[转]黄怀信：《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前言

http://www.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3【编者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黄怀信教授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师从学术泰斗李学勤先生，从事儒家及其他相关思想文献数十年，成果斐然，近年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一书由三秦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是又一部文献整理的重要著作。《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礼记》一样，也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在宋代曾与“十四经”之称。据《隋书·经籍志》及郑玄《六艺论》（《礼记正义》引）记载，该书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两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引孔子语者二篇，记曾子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礼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数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他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天象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可见其确有价值，为研究孔子儒学、古代社会文化、上古历史及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材料。前人关于《大戴礼记》的研究，于其源流方面着力较多，于其思想价值方面评论欠夥。至于文字校释方面，更是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之上。而源流方面前人虽有不少讨论，但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反而益增混乱；加之文字校释方面又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学人们一般很少轻易使用也很难准确使用它的材料，这也是导致对其思想价值研究不够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进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大戴礼记》的价值也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解决好其源流问题，并为之做出新的校注本，就成为新时期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而三秦出版社具体承担了其出版任务，应该说是颇具学术眼光而又将嘉惠学林并促进学术进步的行动,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了使《大戴礼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要籍，这里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源流问题加以考察与介绍，谨做为本编前言。一、《大戴礼记》的名目由来《大戴礼记》一书，最早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是以之为汉人戴德所撰。又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引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汉书·艺文志》虽未著录，而郑玄之时则确有其书。今考《汉书》之《艺文志》虽不著录二戴之书，但关于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而传《礼》，其《儒林传》则有明确记载。《儒林传》曰：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可见二戴确曾传《礼》，而大戴、小戴，分别是戴德、戴圣的号。戴德既号大戴，那么其所传之《礼》自然可以名为《大戴礼》；若为《记》，自然就可以名为《大戴礼记》。可见《隋书·经籍志》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在名义上没有问题。晚近以来学人多不信《大戴礼记》为戴德所编、《小戴礼记》为戴圣所编，原因是《汉书》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而戴德、戴圣所传只是《礼》，即《仪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儒林传》之文就会发现，二戴所传并非只有《礼》：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授戴德、戴圣，那么戴德、戴圣所传之《礼》，亦必为说《礼》之《记》，或者至少包括《记》。洪业先生于《礼记引得序》曰：“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其说是也。因为正如王文锦先生所云：“西汉礼学家们传《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资料。”《通典》卷七十三引《汉石渠礼议》曰：（戴）圣又问通汉曰：“……《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云。正是其证。而今《艺文志》亦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无疑，此与《儒林传》之记载并不矛盾，只是简略而已。那么就是说，当时立于学官之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礼》，必涵有《记》。可见二戴有《记》，《汉书》并非没有记载。又《后汉书·儒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又曰：《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显然，戴德所为之《大戴礼》和戴圣所为之《小戴礼》，应当就是，或者至少包括《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尽管无有“记”字。可见戴德确有《大戴礼记》之作。另外郑玄《礼记目录》于小戴四十九篇每篇下各注“此于《别录》属某某”，说明《小戴礼记》于刘向《别录》本有著录。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自注亦曰：“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当有所本。那么小戴之书既有著录，大戴之书则不无著录之理。因为今本《大戴礼记》中即有与《小戴礼记》相同的篇章，如《哀公问》、《投壶》诸篇。足见《大戴礼记》于汉代当确有其书。众所周知，班固《汉志》本于刘歆《七略》，而《七略》又本于刘向《别录》。今《汉志》不见著录二戴之书，盖其承《七略》之“略”，而不之详故也。或者未曾校及，或者传本脱逸，或者係学术好恶，亦未可知。清人陈寿祺以为《汉志》无二戴书，“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亦不足信。因为今二戴书中皆有属经之篇（详下下节）。总之《汉书·艺文志》未著录二戴之《记》，不等于汉代尚无其书，这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洪业先生以“后汉郑玄时有八十五篇之《大戴礼记》及小戴之四十九篇《礼记》，大、小二戴皆为前汉人，而此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者，乃皆不见著录于《艺文志》中”，作为“后汉之《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一条证据，无疑是不可取的。洪业先生又认为“郑玄之所谓某篇于《别录》属某者，非据《别录》而别为言也”（皆据洪业《礼记引得序》），也实在没有道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郑玄所谓《别录》不为《别录》呢？事实上，洪业先生根本否认大戴曾作《大戴礼记》，他于其《仪礼引得序》中明确指出：《奔丧》、《投壶》，皆《逸礼》也。大戴亦后仓弟子，奈何自破家法，收用《逸礼》？且试读《朝事》篇中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夫《周官》“既出于山崖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见，至刘歆校理秘府书时，始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戴德卒于何时不可考，然彼不居“莫得而见”《周官》之列，必亦在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何至引用《周官》，称之为《礼》哉？然则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也。于《礼记引得序》又提出：窃疑二戴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珍域渐泯，而记文之抄合渐多，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故经说之牴牾，不必正剔；文字之重叠，不曾剪芟。其至多而滥之《大戴礼》，以遍注三《礼》及礼纬之郑玄且不为之注，顾尚信其为大戴所传，则其于篇幅较小之四十九篇，遂亦误会其为小戴所传者耳。（《礼记引得序》）可见他认为将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之书与大、小戴联系起来，完全属于后人之误会。此论曾使无数学者为之折服，至今犹多从者。而现在看来，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其以为戴圣本今文学家，而“倘于《士礼》之外小戴别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 （《礼记引得序》）之说，完全是受晚清以来关于汉代今古学两派“互为水火”（廖平语）说之影响，不知汉代今古学之真正对立，是成帝发秘府，古文经再发现以后之事，而二戴所处之宣、元时代，今古文之壁垒尚未形成，而且即使是元、成以后，两派也并非势同水火。所以，以今《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有古文、有《逸礼》，“今古杂陈”，而认为其不似二戴所辑以传世者，同样不能成立。至于大戴“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亦不奇怪。因为《周官》全书固有刘歆校理秘府之前“五家之儒”莫得见之说，但零星篇章传世不可能一点没有。《汉书·艺文志·乐家叙》曰：“孝文时得其（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即是其证。且《朝事》篇明曰“礼大行人”而不曰《周官·大行人》，说明其并未直接取自《周官》。而况正如洪先生自己于《礼记引得序》考证得出的结论：……则《周官》一书，无论在孝文时已出，抑河间献王始献，但元鼎之后群儒已得见其书，而司马迁且得引其文也。群儒已得见其书，能不有所传乎？而谓其居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则与时不符，因为大戴在早。既如此，则谓“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并无实证。另有一事，亦可证明《大戴礼记》之纂集者有可能就是戴德：据《汉书·儒林传》，知戴德为梁人。如众所知，梁地近楚，而远齐。今《保傅》篇将贾谊《新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改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使本谓不正之楚言变为正言，说明其编者偏袒、迴护于楚——正与戴德为梁人之实际相符。洪业先生关于《大戴礼记》的名义，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观其（按指许慎《五经异义》）二戴之异称，不曰戴德、戴圣，不曰大戴、小戴，而仅有“礼戴”与“大戴”之殊，颇使人疑其先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大”之者，以其书中所收辑者多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者，犹云“增广戴礼”欤？可见他认为《大戴记》与“大戴”毫无关系。然而我们看看《汉书·儒林传》“《礼》有大戴、小戴”，及《后汉书·儒林传》“《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的说法就可以知道，“大”字并非增广之义，而是对同姓人物的区别。既如此，于“大戴礼”又岂能忽谓“增广戴礼”欤？且《五经异义》之“礼戴”按习惯指小戴书，“大戴”指大戴书又有何不妥？郑玄《六艺论》不是亦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不曰“小戴”吗？若谓郑说有误会，则又有何实据乎？可见洪说没有道理。或以为《大戴礼记》篇数多，故名为“大”；《小戴礼记》篇数少，故名为“小”，恐怕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若以篇数多寡命“大”“小”，二戴岂不乱了辈分？总上可知，《大戴礼记》确当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称为《大戴礼记》而称之为《大戴礼》（含经）而已。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便以其实而正式题著为《大戴礼记》了。所以，关于《大戴礼记》及其名目之由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怀疑，或者再去作无谓的考辨。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的关系与异同通过上节所引《汉书·艺文志》与《儒林传》以及《后汉书·儒林传》的确记载，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分别由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所传或所撰辑之书。然而自晋以来，却有“小戴删大戴”之说。《经典释文·序录》引晋人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隋书·经籍志》则亦有类似说法。其曰：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其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而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很明显，《隋志》之说与陈邵之言有关，可能是本其说而有所补充修正。关于“二百四篇”之说，最早出自《别录》。《经典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当是陈邵说之所本。今以数相加，得二百一十四篇。《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陈邵《周礼论序》当脱“十”字。看来汉时所传古《记》有二百十四篇，当属可信。至于《志》不言“二百十四”而言“百三十一”，盖记其所考校者而已。总之汉代所传“《记》无算”（洪业语）。传者“删其繁重”，也是情理中事。只是言大戴直接删自“二百十四”篇，于理欠通。因为戴德之学受自后仓，而后仓有《后氏曲台记》；又于小戴删大戴，亦无直接证据。而且大、小戴二家当时皆立学官，若小戴之书真由删大戴书而来，则小戴似无立官之必要。可见此说不能不疑。所以到了《初学记》，又有如下的说法：《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其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为《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于理始通。然而后氏《记》于《汉志》只有“[四十]九篇”，而非一百八十篇。此言一百八十篇，无疑是欲合“删其繁重”之说，所以未可信。清代学者也颇疑“小戴删大戴”之说。如戴震云：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有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东原集》卷九）不为无见。钱大昕云：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按指《汉书·艺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等三篇，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于《乐记》仍各自为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记》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河间献王得之，大、小戴各传其学，郑氏《六艺论》言之当矣。谓大戴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然《汉书》无其事，不足信矣。（《二十二史考异》卷七）陈寿祺亦云：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也；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别录》兼载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周礼论序》云……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戴德之书为四十六篇……（《后汉书》）《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氏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耶？（《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二家皆言二戴书即《汉志》“百三十一篇”之《记》固未可信（详下节），而谓小戴之不删大戴，则信而有徵。然则二戴之书本何异乎？愚谓小戴所传四十九篇，当是受自后仓者；大戴所传八十五篇，当是在所受后仓四十九篇之外又分增三十六篇，也所谓“各有损益”。总之，大戴之书为后仓《记》之增，而非其《记》之删，更非直接删自“二百四篇”之《记》。根据如下：《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四十九篇，与小戴同。又《曹褒传》原文曰：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自制礼，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如前所说，庆普所受，为后仓所授说《礼》之《后氏曲台记》。此言传《礼记》四十九篇者，小戴之书也。传小戴书而曰庆氏学遂行于世者，是庆氏所传亦必为四十九篇。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又必为四十九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盖脱“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数万言”（见前节引《汉书·儒林传》）之众。庆氏、小戴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又各自为学且行于世，则三家之四十九又必有不同。其不同，盖于各篇内容亦“各有损益”而已。大戴所受及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后成八十五篇，则非自增之又何来乎？不待言也。然则今本《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究为何文耶？愚谓即今本《礼记》除《哀公问于孔子》、《投壶》等篇外的主要篇章。其之所以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八十一，间杂错出，无有规律？《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因偶失其检而复抄之。至于其它两见而文字多异者，盖传闻之异，而正其各自为家之又一故也。要之，二戴原书即篇不同名，内容亦不必迥异；而大戴书虽多出三十九篇，内容亦不必尽在小戴之外，是可以肯定的（观今本异同可知）。关于《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之篇（不必尽同），可借用清人陈寿祺的考证加以证明。陈氏《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曰：《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记》。”《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宣成传》引《祭义》，《白虎通·畊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性情篇》引《间传》，《奔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壶》、《衅庙》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毛诗正义》所引固不可靠，因为当时《大戴礼记》可能已佚不全（详下）。而汉人之书明引《大戴》或云“在《大戴礼记》”，则不可不信。可见《大戴礼记》本有《曲礼》、《礼器》等篇。而《曲礼》、《礼器》等篇，又在今《礼记》之中。说明《大戴礼记》所佚确有同于《小戴礼记》之篇。《大戴礼记》所佚既有《曲礼》、《礼器》等同于小戴之篇，则不能保其没有其他与小戴相同之篇。所以我们说，《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所有之篇。或有以《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政穆篇》、《五帝记》之类归诸《大戴礼记》，则不可信。因为四十六篇之佚，至迟当在唐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駰《集解》引《大戴礼》曰：“孔子云‘国家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鞮伯华之所行。观于四方，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盖介山子然之行也’。”司马贞《索隐》曰：按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按云“四十七篇亡，今存者有三十八篇”，盖以《夏小正》篇单行之故。是唐见本与今本同。而以理推之，或《隋志》本已然也未可知，因为《隋志》只言“十三卷”，与今本同。观明代袁氏嘉趣堂重雕宋本，即《四部丛刊》所收之本，十三卷之卷第一从《主言》第三十九始，知《隋志》之十三卷必与今无大殊异。总之《隋志》本必不从篇第一开始。不然，宋之十三卷又何从而重分？又观今见本十三卷之分基本均衡，无有大的偏赘，说明各卷自釐分以来皆无大亡佚。因此可以肯定，《隋志》十三卷本与今本必无大的差异。可见《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政穆篇》等，确非当时所见《大戴》之篇。故孙诒让亦云：“唐人所引有《王度记》诸篇，盖从魏晋古书捃拾得之。” （《大戴礼记斠补叙》）不无道理。总上可知，不惟小戴未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仓；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之上又有所增；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大戴之所增，实亦是对后仓所传本之调整充实。如出《曾子大孝》篇于《祭义》，出《诸侯衅庙》篇于《杂记》之类。看来汉代之所谓“家”之别，亦只是传本文字稍有异同而已。三、《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及各篇性质与时代关于《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如上节所言，前人大都以为是汉代“百三十一篇”或“二百四篇”之《记》。事实究竟如何，有必要对各篇的性质与时代做一简单考察：《主言》第三十九，是孔子与曾子二人的一次谈话记录，主题为“主言”——君主之言，故名。《孔子家语》也有此篇，作《王言》（误）。此篇叙事完整细致，无有纰漏，而且描写具体生动，如云曾子“肃然抠衣下席”，“退负序而立”，给人一种非亲见者不能之感，近乎实录，当为孔门弟子或曾子弟子所记，可谓之《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主题为“五义（仪）”，故名。此篇文与《荀子·哀公》篇前半部分同，中间少“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等十余字，当取《荀子》无疑。《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与《礼记·哀公问》篇问同，也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内容广泛，涉及礼、婚姻、为政、敬身诸多方面，无一定主题，故名。二篇于问对之间滴水不漏，无伪造杜撰痕迹，尤其是《哀公问于孔子》篇除首句称“哀公”外，以下皆曰“君”或“公”，有似当时所记，当出孔门弟子之手，均属《记》。《礼三本》第四十二，论礼之三本——天地、先祖、君师，故名。文与《荀子·礼论》篇中间一部分同，亦当取自《荀子》，于性质亦可谓《记》。《史记·礼书》有同文，当本此篇。《礼察》第四十六，论礼之用，以篇中有“不可不察也”句，故名。首章除“孔子曰君子之道譬予防与”句外与《礼记·经解》末章同；二章以下与贾谊《陈政事疏》（见《汉书·贾谊传》）中间部分同，当取贾《疏》，而贾《疏》“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上无 “我以为”三字，当是戴德所增。此篇属政论性质，亦可谓《记》。《夏小正》第四十七，分月记时令物候、天文星象、农桑政事，相传为夏代历书，故名。此篇自《隋书·经籍志》有单行本。关于《夏小正》的来历，前人据《礼记·礼运》篇“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以及《史记·夏本纪赞》“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的记载，一般认为就是孔子自杞所得《夏时》之整理本。如郑玄《礼运》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今本有经有传，尽管今人对其经、传的撰作时代尚有讨论，但其经文时代之早，则是不争的事实。于省吾先生说：“《小正》经文的撰述时期，要比《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早得多。”（《〈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书中所记时令物候及所用历法与《诗经·七月》完全相同，愚以为其有可能是早周人对其先人自不窋以来所传夏时的纪录，其历法为夏代所用无疑（今本经文有后人改造处）。至于传文，据文字也不必晚到孔子之时。或谓其传为戴德所作，完全是以其在《大戴礼记》中的缘故，没有任何根据。此篇性质当属古“礼”，似不应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保傅》第四十八，自开首至“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时务也”，与贾谊《新书·保傅》篇相同；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至“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又见《新书·傅职》篇；自“易曰‘正其本，万物理’”以下，与《新书·胎教》篇大同。前人据此，谓此篇取自贾谊之书。今以文字观之，贾谊书确有超出此篇者。如“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下，贾谊书分别有“古者齐太公职之”、“古者鲁周公职之”、“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一句，贾谊书于“受业不敬”下有“教诲讽颂《诗》《书》《礼》《乐》之经、不法、不古”十四字，等等。如果将这些超出之辞看做贾谊增出之辞，固亦不可，然贾谊书中有不少并列复句，《大戴》此篇则全都作了简化。如前所举贾谊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此篇作“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显然，此类句子不能说是贾谊对旧作的增益。所以，贾谊书与此篇同有所本的可能可以排除。那么也就可以肯定，此篇是取贾谊书而有所改造。当然，今本贾谊书文字也有不如此篇者。如此篇“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句，贾谊书“告得”作“告（奸）”。《说文解字》云：“ ，面相斥罪，相告 也。”刑罚与礼义相反对，告 与辞让则不对，而“得”则正与辞让相对，可见作“ ”非其本文。但这种情况不排除今本贾谊书“ ”字为后人所改的可能，因为一般很可能认为“告得”不辞（迄今犹然）。所以，不能据此遽定大戴此篇非取贾谊书。《汉书·昭帝纪》昭帝诏曰“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传》”，其《保傅传》可能就指贾谊书中之篇。可见其《保傅》篇在当时确有影响。既如此，大戴将其取于己书而传之，自不足怪。而傅职、胎教之事，亦全属保、傅之事，故可和而一之。不过观今本文有“青史氏之《记》曰”之语，则此篇确当为《记》，或贾谊亦有所本。《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至《曾子天圆》第五十八，多为曾子语录，间有弟子问辞，以其内容主题不同而别篇。前人论此，咸以为此十篇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今观十篇皆曾子语录而非曾子行事，篇名则直曰“曾子某某”，说明其“曾子”二字有可能本来就指书名。因此，谓其为“《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当属可信，盖戴德当年所自辑。此大戴之取《曾子》十篇，正犹小戴之取《子思子》之《中庸》、《缁衣》诸篇。然则此十篇本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可知。《武王践阼》第五十九，记武王践阼三日而召士大夫及师尚父问可以为子孙常之道，师尚父授以丹书之事，及所谓武王《戒书》。此篇文辞不古，非西周作品，当是后人据传闻而记，属古《记》。《卫将军文子》第六十，主要记子贡对孔门诸子和孔子对伯夷、叔齐以下诸贤人的评价，以“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开端，故名。此篇无杜撰必要，所记有可信性，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多与之同，当本此篇。《五帝德》第六十二，记宰我与孔子关于五帝德的一次问对，主要讲五帝身世、品德与事迹，是有关五帝的重要材料，为《史记·五帝本纪》之所本。《帝系》第六十三，记黄帝至禹之世系及各自婚配关系，亦为《五帝本纪》及《三代世表》所本。《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正指此二篇言。《三代世表序》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弗论次其年月”，正指《帝系》篇所记，是司马迁以《帝系》亦属孔子，然孔子亦当有所本。二篇以性质亦可谓《记》。《劝学》第六十四，前三段文与《荀子·劝学》篇同（祇有个别用字及句子、虚词有异），“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荀子》无“孔子曰”；后二段为孔子语录。前人论之，多以为此篇取自《荀子》。以今观之，其前三段取《荀子》当无疑问，因为《大戴》本为《记》之汇编，且有取他书为文之例（如取贾子《保傅》、《曾子》十篇）。至于“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孔子曰”三字，当为戴德所自冠。因为他不可能直作“吾”，也不可能冠“荀子曰”。或者其本为孔子语而《荀子》用之也未可知。后二段亦当为其所辑附，其中“孔子曰”以下“珠者阴之阳也”至“矜寡孤独不得焉”一小段又见《管子·侈靡》篇，“子贡曰”以下又见《荀子·宥坐》篇，亦见《说苑》。以性质，此篇亦可谓《记》。《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此篇记子张问入官于孔子而孔子答之，主论所谓“安身取誉”之道，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盛德》第六十六，论所谓圣王之德及御政、御民之道，属政论文，文辞不晚，当是七十子之徒所论，亦可谓《记》。《明堂》第六十七，略记名堂之制，本属《盛德》篇所附，故许慎《五经异义》引其文称《盛德记》，而后人误分之。其所以附，盖以《盛德》篇前有“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即饰明堂也”之文，故详说之。郑玄《异义驳》云：“《戴礼》所云，虽出《盛德记》，及显与本章异，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是说者所益。”不为无见，然此与《吕氏春秋》无涉，当是汉初礼家据传闻而作，而戴德又附《盛德》之末者。《千乘》第六十八（本当作第六十七，以下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三类推）、《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诰志》第七十一、《小辨》第七十四、《用兵》第七十五、《少间》第七十六，皆记鲁哀公与孔子问对，作“公曰”、“子曰”形式，并各取首句中二字或三字名篇。前人论之，咸以为此七篇即《七略》之“《三朝记》七篇”。《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注云：“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核之文字，当无疑问。故此七篇出“二百十四篇”《记》可以肯定。《文王官人》第七十二，“官”读为“观”。记文王观人之法，故名。此篇与《逸周书·官人》篇大同，而此篇直以“王曰”为记，《官人》则为成王问周公而周公述之，是此篇早于《官人》无疑，当是晚周之人据旧闻而记，亦属《记》。《诸侯迁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迁庙之礼；《诸侯衅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衅庙之礼。二篇皆属古礼，前人咸以为出《汉书·艺文志》之《礼古经》。然则此篇本不为《记》。《诸侯衅庙》之文又见《小戴礼记·杂记下》而小异，盖传说者互有详略所致。《朝事》第七十七，记朝事之仪，郑玄《周礼注》、《仪礼注》引其文并称《朝事仪》，是其本名。此篇之文分见今《周礼》之《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当是取其文而成之，然不必在刘向校理秘府《周官》复出之后，当另有所本。其“聘礼”一节，又见《小戴礼记·聘义》。可见皆为古礼，而为记者辑抄之，本不为《记》。《投壶》第七十八，记古投壶之礼，亦见《小戴礼记》而后半多异辞。此篇当为古礼经之逸，故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属曲礼之正篇。” （《礼记正义》引）所以，此篇当出《礼古经》，即《逸礼》。洪业先生云：“窃疑《逸礼》未尝尽亡于东汉，殆为‘今礼’学者所分辑于所传授之经记中耳。” （《礼记引得序》）此正其一证。可见此篇本属《礼》，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公冠》第七十九，记公冠之礼，兼及成王冠辞，亦当属古《礼》，盖出《礼古经》。末有《孝昭冠辞》，当是戴德所附。称“孝昭”，自在昭帝之后。《本命》第八十，论性命、阴阳、生死、男女、婚姻、礼仪、丧服以及所谓“五不娶”、“七去”、“五罪”等人生之事，以首有“分于道谓之命”、“故命者，性之终也”，故名。篇中言“太古”、“中古”，为孔门常语，当是七十子之徒所撰，亦可谓之《记》。《礼记·丧服四制》及《说苑·辩物》篇文有与此同者，所本当同。《易本命》第八十一，以“子曰”开头，以《易》数论人与禽兽、万物、昆虫之所以生及各自本性、特点，说明“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的道理，以首云“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名。此篇亦当为七十子之徒所撰，可谓之《记》。《淮南子·墬形训》文多同此篇，当取此篇而作。通过以上对各篇内容、性质及时代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即以今存之篇，《大戴礼记》的材料固以《记》为多，但确有取古礼者，有取《礼古经》者，有取前人书者。如果说《礼》于汉代亦可称《记》的话，那么至少《曾子》十八篇明著《汉书·艺文志》中，决不可以另在其“百三十一篇《记》”或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中。可见《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并非全是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有古礼可证），更非《汉书·艺文志》“百三十一篇《记》”（有《孔子三朝记》可证），说明其确为自辑之书。由此可见，陈邵“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和《隋书·经籍志》“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的说法，确实不能成立。而其时代，最晚者为《公冠》篇所附《孝昭冠辞》，与戴德所处的时代也正相符，说明其书确有戴德撰辑的可能。四、《大戴礼记》卢辩注《大戴礼记》旧注，传者唯所谓卢辩一家，且残而不全。今本十三卷中，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二共十五篇无注，有注者仅八卷二十四篇。该注盖原不知撰人，故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引之而题称郑玄。至《新元史·儒林传》，犹有“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传之者戴氏也，郑康成为之注”之说。然正如戴震等所云，其注内引有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等魏晋人之说（见聚珍版《大戴礼记》前言），是不得为郑玄注明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始指为卢辩注，乃为定讞。因为《周书·卢辩传》明载：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人。累世儒学，父靖，太常丞。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可见卢辩确曾注《大戴礼记》。《周书·寇俊传》载：“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是其又曾为小宗伯。《卢辩传》还曰：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治，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授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当日顾问。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公，转少师。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累迁尚书右仆射。世宗即位，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庙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可见其不仅专精于学，而且于朝章礼制亦多所贡献，故其注《大戴礼记》亦宜。关于卢辩生平，《北史·卢景裕传》曰：景裕弟辩。辩字景宣。……节闵帝立，除中书舍人。属齐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节闵遣辩持节劳之于邺。神武令辩见其所奉中兴主，辩抗节不从。神武怒曰：“我举大义，诛群丑，车驾在此，谁遣尔来？”辩抗言酬答，守节不挠。神武异之，舍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辩为广平王赞师。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会万僧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乃止。帝礼拜之。辩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封范阳县公。历位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迁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转少师，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郡公。　　 自孝武西迁，朝仪湮坠，于时朝廷宪章、乘舆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浑仪，皆令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多依古礼。性强记默识，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令。及建六官，为师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谥曰献，配食文帝庙庭。子慎嗣，位复州刺史。慎弟诠，性趫捷，善骑射，位仪同三司。隋开皇初，以辩前代名德，追封沈国公。可见至隋代犹有地位。卢辩注《大戴礼记》的具体时间无可考，但《魏书·李顺传》有载：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音韵间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魏书·儒林传》亦载：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北史·儒林传》亦有同载。可见其于魏永熙（532-534）时已讲解《夏小正》。所以，其始注《大戴礼记》有可能亦在同时。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夏小正》篇，则《夏小正》篇不能无注，然今本《夏小正》篇则无注：说明今本确非卢注原貌，而有亡佚。故前人有“未知原注遗佚，或无注者係后人从他传补入者”（戴礼《大戴礼记集注·叙录》）之说。卢辩注当初为多少篇不可知，但以理推断，不可能有八十五篇之众。因为《大戴礼记》全书至迟于唐代已佚太半，很可能《隋志》已然（详后）。故戴震亦云：“隋唐间《大戴》阙篇与今本无异。”（聚珍版书《大戴礼记》前言）若卢辩注其全书，不可能至修《隋志》或司马贞之时忽佚其半。所以，卢注原书当不超出今本三十九篇。至于今本或有注、或无注，盖后人将有注、无注二残本揉合，即所谓“从他传补入”所致。宋《崇文总目》著录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即可做为佐证。卢辩注今存虽只有二十四篇（含《明堂》篇二十无篇），但它对读《大戴礼记》确有帮助，而且是清代各家注的蓝本与基础。观各家本大都保留或引存了卢注，说明卢注之不可废。最负盛名的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干脆就是以补卢辩注而名其书。可见卢注确有价值。具体情况，读者诸君参读本编即知。五、《大戴礼记》主要传本《大戴礼记》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皆因之而曰“十三卷”，不言所存篇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三十八篇，盖除《夏小正》单行外，又尚未分出《明堂》篇（详下）。或云当时《曾子制言》不分上、中、下而作一篇，则未必然。北宋庆曆（1041-1048）中所修《崇文总目》，著有“十卷（或疑脱”三“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两个本子。南宋淳熙二年（1175），颖川韩元吉在建安郡斋所刊则题“十三卷四十篇”，有可能就是《崇文总目》所著二本之删合。然韩本自序云：“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讹缺谬误则不敢改。”则二本之合有在韩氏之前。究为谁氏所为，不可考矣。淳熙四年所编《中兴书目》著“十三卷四十篇”，盖即韩元吉本。《宋史·艺文志》著“《大戴礼记》十三卷”而不言篇，盖欲复《隋志》之旧。今传本可考之最早者，即宋韩元吉本。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本前附淳熙乙未岁（二年）后九月颖川韩元吉序，且错误较少，盖即据韩本覆雕，故前人多误以为宋本。该本列《明堂》为第六十八篇，于卷目录两第七十四（《诸侯衅庙》、《小辨》），于篇名则两第七十二（《文王官人》、《诸侯迁庙》）。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重第七十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今有两七十二”，盖一据篇名、一据目录，所指皆与指韩氏之本同。《明堂》本不为篇，而为附《盛德》篇之文。此说不唯汉许慎《五经异义》等引之而称《盛德记》，《魏书·逸士传》有李谧“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等载可以为证，即《宋史·李觏传》亦载李觏于皇祐初上《明堂定制图序》，引“《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文，说明直至仁宗皇祐（1056-1063）时，“明堂”之文仍在《盛德》篇内。故以《明堂》为篇，当在其后。今观韩元吉序中“《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缺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及注“两篇七十三”之语，则《明堂》出之为篇，明在韩元吉之前。晁公武为南宋高宗绍兴进士，乾道中为敷文阁学士，其书必早于韩氏，而云“重第七十四”，说明南宋初晁氏所见本已分出《明堂》篇。又韩氏明言家传旧书与所得范太史家本篇卷悉同，则《明堂》之出又当不晚于“范太史家本”。范太史，盖指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故可称太史。因此，《明堂》之分，当在仁宗以后至“范太史家本”之间，总之在北宋之末。而将《崇文总目》所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揉为一，亦当在此一时期，且两者有可能为同一人所为。总之以《明堂》为篇而多出一篇，故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四之误。因其本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三，所以共有四十篇之众，与《中兴书目》“十三卷四十篇”同，故知《中兴书目》所著即晁、韩所见本。另袁氏嘉趣堂本于原文下往往有“某，一作某”之注（元至正本亦有），可能就是当年出《明堂》为篇、合二残本为一者所加校语。韩元吉生卒不详，《宋史·孝宗本纪》有“（八年十二月）丁巳，遣韩元吉等贺金主生辰”事，《艺文志》有“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韩元吉《愚戆录》十卷”，《李衡传》有“帅汪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之语，《汪大猷传》“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是其生平之可考者。今传还有元至正本。此本前冠“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十二月朔旦”遂昌郑元祐序。序中曰：“海岱刘庭榦，父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公节轩先生所藏书，刊诸梓，寘之学。《大戴礼》，其一也。”知其为刘庭榦贞刻于嘉兴路学者。此本后附韩元吉序，而郑序中亦提及韩本，当本韩本而刻。然与上覆刻于韩本之袁氏嘉趣堂本较之，此本明显错字较多，如《夏小正》篇 “鸣”字误“民”；《保傅》篇“使之”误“吏之”、“乐而湛”误“乐其湛”、“惏”误“淋”、《曾子立事》篇“存往者”误“存性者”、《曾子立孝》篇“可人”误“可入”《曾子事父母》“弗讯不言”误“弗信”、《曾子制言中》“仁其人”误“仁其仁”、《卫将军文子》“百姓归焉”误“妇焉”等等。而且数处有大段脱漏或错乱，如《哀公问于孔子》篇“大昏既至”下“敬身”二百五十五字错在后文，《曾子天圆》篇“介虫之”下二百零六字正文及注全脱。可见不如袁氏本。然亦有优于袁氏本者，如“荣堇”袁氏本“堇”误“黄”；“少成若天性”，袁氏本脱“天”字；“瞽史” 袁氏本误“鼓史”；“然後” 袁氏本作“然后”之类，以及目录亦作两七十二，说明对底本有所是正。另外还有异文，如“省兵甲”作“省兵革”、“太山”作“泰山”、“谕父母於道”作“以道”之类；尤其是还有补缺，如《保傅》篇注“使其子”下袁氏本阙一字而此本有“世”字，可见还是有所参校。此本卢注与亦与袁本大同。或云此本无注，不知所据。国图所藏此本天、地有朱笔校语，多与卢、戴校（详下）同，而书末有朱笔署“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翰林院编修锡山嵇承谦受之校”语，则在戴校之先。明刻本传世除袁氏嘉趣堂本外，主要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和《秘书九种》本，而以《汉魏丛书》本为最善。《汉魏丛书》本初刻于万曆二十年（1592）。该本前亦冠韩元吉序，前有总目录，卷有卷目录，总目录两第七十四，卷目录及篇名两第七十三，与韩序所云“两篇七十三”同。以文字核之，此本与袁氏嘉趣堂覆刻本最为接近，其异同主要在俗、异体字方面，然亦有异文，如《主言》篇“昔者明王”作“明主”、《夏小正》“筋革”做“肋革”、《曾子事父母》篇“然后”作“然後”、偶亦有胜出袁本者，如《保傅》篇“各以其母”，袁氏本“各”误“名”而此本不误。因此也可以肯定，此本也是以宋韩元吉本为底本而雕。《永乐大典》本。《大典》以《大戴》各篇分隶韵字之下，今存者唯《五义》、《哀公问》、《夏小正》、《曾子立事》、《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武王践祚》、《卫将军文子》、《文王官人》、《诸侯前庙》、《诸侯衅庙》、《小辨》、《少间》、《朝事》、《投壶》、《公冠》、《本命》、《易本命》等篇，戴震、孔广森各家校及之。由上可知，元明两代的传本，基本上都是宋韩元吉本的覆刻或重刻本，没有大的异同。孔广森谓《汉魏丛书》本“舛谬最甚”，不知所据。戴礼《大戴礼记集解叙录》袭其说，殊可笑也。清代刻本传世较多，乾隆以前主要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朱氏自修斋所刻《朱文端公藏书》本。该本有朱轼句读，且称曾得宋本（疑即袁氏本），还有何焯、阎若璩校语，可见已开清人校勘《大戴礼记》之先。乾隆间，先有德州卢见曾刻《雅雨堂藏书》本。该本卢氏“乾隆戊寅（二十三年）长至日”序中云：“余家召弓（即文弨）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所附“乾隆庚辰（二十五年）”卢文弨跋亦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不可不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可见该本吸收了卢文弨、戴震二家校勘成果，故流传甚广。次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此本亦有校，前附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总纂官侍读学士辰陆锡熊、侍讲学士臣纪昀、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上校定《大戴礼记》表，则其为戴震在四库馆所校可知。此本先后有乾隆中武英殿字排印本、浙江书局本、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刊道光同治递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本，《丛书集成初编》即据武英殿本排印。此本是正了旧本大量误字误句，多有与卢本合者。所附戴震校语一一指明旧本脱衍讹误、各本异同，及所从之本，原原本本，一目了然。此本出，使《大戴礼记》面目为之一新，基本上恢复到可读的程度。戴震之功可谓巨矣！然后世对其校多存非议，以为其妄改古书，应该说是愚腐之见。戴氏此校所参旧说，除各有关典籍及其旧注外，据其校语所及，凡有刘本、朱本、沈本、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傅本、杨本等多家版本。其中刘本指元至正刘庭幹本，朱本指明朱养纯刻本，沈本疑指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本即袁氏嘉趣堂本，程本，指明程荣《汉魏丛书》本，高安本指高安朱文端公轼所刻句读本，方本疑指方苞《评点大戴礼记》本,傅本指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本指杨简《先圣大训》本。可见其参校了自宋以来所有主要传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原文及所附校语与聚珍版本皆同，偶有异字，亦当是戴震所校。今观其《提要》有云：“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故今有《聚珍版丛书》为“戴震就《永乐大典》辑校”之说。六、宋代以来《大戴礼记》校注本宋人治及《大戴礼记》而传今者三家：朱熹、杨简、王应麟。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收解《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践祚》、《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九篇。其书以言义理为主，故于文字校释发明不多。杨简字敬仲，南宋慈溪人，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有《礼》学著作多种。其《先圣大训》收注《大戴礼记》之《主言》、《五义》、《哀公问》、《卫将军文子》、《入官》、《本命》、《三朝记》等篇，于注释间有发明，尤其是其本与后世所传多有异文，清代注家多有所引，故本编亦不专收。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著作有《困学纪闻》等多种。撰《践祚篇集解》，收卢辩以下诸儒之解，今收之。元代治及《大戴》者亦三家：吴澄《三礼考注》于《仪礼》正经后取《大戴》《投壶》、《公冠》、《迁庙》、《衅庙》、《朝事》、五篇为《仪礼》逸经；又《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有吴澄《校正大戴礼记》三十四卷，今不传；杨守陈《三礼私抄》，“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至于传注，虽择抄诸家，而识见庸陋”（《经义考》引其自序语），今佚；董彝《二戴礼解》，亦佚。清代朴学大盛，《大戴礼记》与其他典籍一样，也获得了新生。卢、戴以降，清代研治《大戴礼记》者不下数十家之众，其中著有专书或传有专篇的主要有：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孔广森字撝约，一字众仲，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八年进士，授检讨。孔氏此注，为卢辩以来第一家，初刻于乾隆五十九年，阮元为之序。序中曰：“（《大戴礼记》）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多舛，良可慨叹！近时东原编修、卢绍弓学士相继续校订，蹊迳略闢。曲阜孔检讨顨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余年古经传复明白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实非过誉。该书前有《序录》，略叙《大戴》源流、各篇主旨、取材或别见，以及为书体例曰：“今最旧为宋刊本，已多脱衍讹互，顾尚未大离。别有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卢本、戴氏校本。其旁见它书者《仪礼经传通解》有九篇、杨氏《先圣大训》有十三篇、临川吴氏《仪礼逸经》有五篇、《永乐大典》有二十二篇。互相雠勘，从其善者；义有两通，则并著之。《小戴记》、周礼《周官》、《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书》、《韩诗外传》、《史记》、《汉书》、《说苑》，诸籍多与是记相出入，亦并载之。音义取资，博验其一字之异同，片言之多少，无关意训，乃省略焉。”此书于戴校或从或不从，实不及戴校之精，而释义则多有发明，且较详备，在各家中堪为上乘之作。2）汪照《大戴礼记注补》。汪照字翊青，号少山，清嘉定人，乾嘉学者。汪氏此书，于《大戴礼记》原文盖以戴校本为底本，故文字及校语多同而又不说明，偶有与戴校异者，则往往反误，故于校勘无甚可取；然于文义训释，则颇有可采，尤其是徵引书证，于个家书中最为浩博，堪可称道。其书原名《大戴礼记解诂》，书前有王昶“乾隆乙巳、丙午（五十-五十一年，1785-1786）间”为其稿本所作之序，序中曰：“《大戴记》之注，传世者惟卢辩一家而简略，无以发其博大精深，且传写日久，讹舛滋甚。予友卢学士文弨、戴太史震，曾釐正其文字，而注解未及为。汪君翊青，恐微言之将坠也，作为《解诂》，纠集同异，采撷前书，一字之误，必折衷于至当。盖颛力者三十馀年矣。后世有复十四经之旧者，大戴之书将立于学官，则君之释诂当与孔、贾之疏并行，岂不伟哉！”虽有溢美，但其作之早及用力之勤，则不可否认，惜其至嘉庆九年始有刊本，且刊刻不佳，故亦影响不大。3）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汪中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间拔贡。此书校正《大戴礼记》误字，多与戴校合而偶别有发明，收在《皇清经解》。其体例为先引原书文句，下空一字而指明其中误字或当作之文，往往有所徵引。小字附其子汪喜孙按语，指明父说出处或别家异同。4）王念孙、王引之《大戴礼记》校释，在《经义述闻》中，凡校释《大戴礼记》字句二百二十一条，多有发明。书前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序。汪中《正误》引“念孙曰”，则其初说不在汪中之后。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聘珍字贞吾，号实斋，清南城人。其书如其自叙所云：“与诸家所见，未敢雷同，惟据相承旧本，不复增删改易。其显然讹误者，则注云‘某当为某’；抑或古今文译，假借相成，依声托类，意义可通，则注云‘某读曰某’而已。其解诂专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以释字义；于古训之习闻者，不复标明出处；稍涉隐奥，必载原书；亦复多引经传，证成其义。间有不知而阙，必无杜撰之言。旧说有可采者，则加‘卢注云’以别之。至于礼典之辨，器数之详，壹以先师康成绪论为主，以礼本郑氏专门之学，而其学则聘珍生平所私淑诸人者也。”故多得后人青睐。书前附列嘉庆十二年（1832）扬州阮中丞阮元叙、山阳汪阁学廷珍叙、歙淩进士廷堪叙、道光三十年（1850）扬州汪编修廷儒叙，亦皆多所褒美。如阮叙曰：“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撝约诸家所不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汪廷珍叙曰：“学古而识卓，理精而论笃……观其发凡大旨，礼典之器数，墨守郑义，解诂文字，一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有不知而阙，无杜撰之言，殆庶几古人实事求是之学，而异于世之剽窃附合、坚僻子是以夸世俗者，其亦远矣。”淩叙谓其“研求古训，理精义密，足矫以臆说经之”，汪廷儒叙谓其注“皆能根据经史，发蒙解惑，非不根之说也……不特为《大戴》功臣，其有益于学校匪浅也”。故迄今日，一般都认为王氏此注为《大戴礼记》旧注中最好的一种，台湾高明先生作今注今译，即以王氏此注做蓝本，并评之曰：“严守旧本，不妄改一字，训诂精审，有本有原，而疏通文义，又能多所发明，最是善本。”中华书局整理本，亦仅此一种。然而我们看来，王氏此本并不很好，首先是其于原文“据相承旧本”而不做校勘，置许多前人已校出的错字于不顾，以错说错，以讹传讹，有些地方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读本此编即知）。王氏不信校勘，亦有其说：“近代以来，人事校雠，往往不知家法。……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犹折狱者舍当官案牍、两造辞证，而求情实于风闻道路，得其平乎？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据某本作某’，岂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贾所为，其人并无依据。是同向聋者而审音，与盲人而辨色。”应该承认，类书所引，未必皆真，但毕竟可以做为参考与佐证；而今人之私，即使是近代坊贾所为，未必无正。更重要的是，所谓“相承旧本”，它毕竟是经千年无数人递相承传之本，而非其原本，不能保其没有讹舛脱衍。既如此，“相承旧本”岂可遽信？而今人校复其原貌，又有何不可？可见其不信校勘，乃愚腐之见。当然，王书并非完全没有校勘，比如有些字他皆径直做了改正，只是没有出校。应该说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因为这样就不能算“相承旧本”了。至于字句训解，王诂确有发明之处，但讲错者也实在很多。读者只要仔细阅读此书，自然都能发现。所以，我们不能听信别人，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因阮元说不在孔广森各家之下，就以之为最好。要知道阮元也只是一时溢美而已。当然，对王氏此书的价值，我们也还是要予以肯定，这里只是要强调指出，它并非如前人所评论的那样精善。6）洪颐煊《孔子三朝记注》。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辑，清临海人，嘉庆间贡生。生平著述繁富，此书乃辑《大戴礼记》中《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而注之。以《隋书·经籍志》云刘向所校二百十四篇《记》中有“《孔子三朝记》七篇”，故欲恢复之。此注于七篇文字校释间有发明，亦多列各本异同，初刊于嘉庆十六年（1811）。7）俞樾《大戴礼记平议》。俞樾字蔭甫，清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著述宏富。此为其《群经平议》之一种，校释《大戴礼记》文句一百一十八条，多发前人所未发，然亦有谬误不可采者。8）王树楠《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清新城人。光绪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有《畿辅通志》等。此书广引群书，兼及卢、戴、汪各家之本，专门校正孔广森《补注》之误，间能有所发明，刊于光绪九年（1883）。9）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庼，清瑞安人，同治间举人，有《周礼正义》等。此书为孙氏辑刘宝楠所录乾嘉经儒旧校，包括孙渊如常、丁小雅、严九能、许周生诸家手记，合赵雩门所校残宋本异文，又参己意而成，凡三卷，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虽采摭群言，但发明无多，正如其叙中所云，仅“识误匡违，米盐淩杂，聊为治此经者识小之助”而已。10）于鬯《大戴礼记校》，亦三卷。于鬯字醴尊，号香草，清末南汇人，曾登光绪二十三年拔萃科，未仕。一生研究学问，著书二十多种，此在其《香草校书》中，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氏此校校正《大戴礼记》字句五十馀条，兼释语义。其特点是旁徵博引，反复考证，一字之校、一语之释，往往达数百乃至数千字，虽有发明，但谬说亦属不少。11）戴礼《大戴礼记集注》。戴礼字圣仪，清末民初浙江玉环人，以治《礼记》名家，有《礼记通释》八十卷。此书广引经传，又采卢辩以下各家“解诂之凯切详审者，参以己见”而成，“释义虽不能贯彻经蕴，而引证皆取资经传，以相发明；无稽之言，概不入焉”（自叙语），叙、印于宣统三年（1911）。书于《大戴》原文盖以王聘珍《解诂》本为底本，故文多同王而少校勘，其案语则时有发明，且卷帙繁浩，可谓用力之作。除上述十一家外，清代治《大戴》之书尚有郝懿行《大戴礼记补注》一卷、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仁兆麟《大戴礼记注》、罗登选《大戴礼记直解》、陆奎勋《戴礼绪言》、朱骏声《大戴礼记校正》、丁宗洛《大戴礼记管笺》等，或以内容无几，或以无大发明，或以未曾觅及，今皆不收。虽见著录而今存佚不详者尚有：方苞《评点大戴礼记》、姜兆锡《大戴礼删翼》、陈以刚《大戴礼注》、阮元《大戴礼记补注》、丁杰《大戴礼记释》、王浩《大戴礼注补校增》、汪喜孙《大戴礼记补注》、蒋倬《武王践祚篇详注》、胡培系《大戴礼记笺证》、董沛《大戴礼疏》、徐荣《大戴礼记补注》等家，以及单治一篇或数篇者多家。西北师大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之考稽甚详，可以参阅。另治《曾子》者数家，因已脱离《大戴礼记》，故亦不收。当代治《大戴礼记》者，首推唯台湾学者高明先生。高先生于1973年作成《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在大陆印行。该书于各篇还附有有简要题解，颇便阅读。其自序对《大戴》的源流有较系统勾勒，又将现存四十篇分为八类，曰“关于治曆明时的”、“关于古礼逸文的”、“关于古史旧闻的”、“关于《孔子三朝记》的”、“关于孔门语录的”、“关于曾子言行的”、“关于荀、贾论议的”、“关于明堂阴阳的”，不为无见。惜其观念陈旧，墨守王聘珍《解诂》之旧，于文字鲜加校勘，不免有郢燕之说；而其译文，亦间或不确，故不收。大陆学者谢贵安先生于1991年有《大戴礼记研究》（与《太玄研究》合刊）出版，书中简介《大戴》成书过程、内容及其价值、古人整理《大戴》之状况，论析《大戴》中的道德观、义利关系等。所附《大戴礼记校正》凡校？条，多是对前人已经指出者进行辩证，故亦不收。七、关于《夏小正》篇的传治《隋书·经籍志》于《大戴礼记》之外另有“《夏小正》一卷”，是当时《夏小正》别有单行本。二唐《志》有《大戴礼记》而无《夏小正》，知唐代《夏小正》少单行。《宋志》“《大戴礼记》十三卷”而外别有“《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傅崧卿注”。言戴氏传，明是从《大戴礼记》中抽出单行者。《明史·艺文志》有“王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说明之前单治《夏小正》者不在少数。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自傅崧卿以下治《夏小正》书尚有张方《夏时考异》、吴观万《夏小正辨》、朱申《夏小正传》、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赵有贵《夏小正集解》、王廷相《夏小正集解》、杨慎《夏小正解》、顾起经《夏小正补解》、金镜《夏小正传》、王猷定《夏小正辑注》等，今多不存。《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有关《夏小正》的著作有：徐世溥撰《夏小正解》一卷，黄叔琳撰《夏小正注》一卷，诸锦撰《夏小正诂》一卷，范家相撰《夏小正辑注》四，毕沅撰《夏小正考注》一卷，庄述祖撰《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孙星衍撰《夏小正传校正》三卷，黄谟撰《夏小正分笺》四卷、《异义》二卷，王谟撰《夏小正传笺》四卷，任兆麟撰《夏小正补注》四卷，朱骏声撰《夏小正补传》三卷，梁章钜撰《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安吉撰《夏时考》五卷，刘逢禄撰《夏时考》一卷，雷学淇撰《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顾凤藻撰《夏小正集解》四卷、《校录》一卷，洪震煊撰《夏小正疏义》四卷、《附释音异字记》一卷，王筠撰《夏小正正义》四卷，马徵麟撰《夏小正笺疏》四卷，程鸿诏撰《夏小正集说》四卷，郑晓如撰《夏时考》一卷，王宝仁撰《夏小正戴氏传训解》四卷、《考异》一卷、《通论》一卷，吴汝纶撰《夏小正私笺》一卷。凡二十三家。加上不见《艺文志》而见他书著录或不见著录而有传本者，有清一代治《夏小正》而有专书者不下五十余家，今或传或不传。诸家《夏小正》书中，以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为最早亦最有影响，迄今有传。傅书第一次给《夏小正》区分经、传，对后世多有影响。《新元史·儒林传》载：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山阴傅崧卿，加以训释，多所补正。朱子集《仪礼》，尊信《小正》而用之，其论益定。季敷参考同异，作《夏小正经传考》三卷，参以傅氏本，及采《仪礼》集解，附以释音，复取先儒解经所引《小正》语，及事相附近者，缀于传文下，脱衍者列叙于后，尤称详密。是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即参傅书而作。傅氏生平无考，据《宋史》记载，高宗时曾作浙东防遏使，后迁中书舍人。清人之书，今一时难以遍观。胡玉缙《许廎学林》对毕沅、黄模、洪震煊、梁章钜、顾凤藻、王筠、马徵麟、程鸿诏、王宝仁、顾问、宋书升、郑晓如十二家有评论，高明先生谓其“十分精当”，值得参考。以上皆单治《夏小正》书，因数量太多，且重要者如傅氏等书孔、汪各家已多引用，故今皆不收，容他日专书收治。今为此编，先汇各旧本及各家校语于前，再列各家注释之文于后，虽所收未遍，而今以前各主要版本之异同及各家旧说之要者已尽在其中。加之校、注各附撰者按语，读者诸君于各旧本、旧说之正误是非，自可辨而择焉。黄怀信 2003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