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礼记彙校集注（上下）
出版社:陕西三秦
出版日期:2005-1
ISBN:9787806288627
作者:黄怀信
页数:1414页
作者简介
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礼记）一样，也是阮傣至际叹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在宋代曾与「十四经」之称。据隋书经籍及郑玄六云论（礼记正义引）记载，该书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子言语行语者二篇、记嗜序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澧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数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它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天象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遣书。
书籍目录
上册 前言 凡例 题解 卷一 主言第三十九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 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 礼三本第四十二 卷二 礼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 卷三 保傅第四十八 卷四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卷五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圆第五十八下册
图书封面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http://www.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3【编者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黄怀信教授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师从学术泰斗李学勤先生，从事儒家及其他相关思想文献数十年，成果斐然，近年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一书由三秦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是又一部文献整理的重要著作。《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礼记》一样，也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在宋代曾与“十四经”之称。据《隋书·经籍志》及郑玄《六艺论》（《礼记正义》引）记载，该书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两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引孔子语者二篇，记曾子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礼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数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他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天象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可见其确有价值，为研究孔子儒学、古代社会文化、上古历史及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材料。前人关于《大戴礼记》的研究，于其源流方面着力较多，于其思想价值方面评论欠夥。至于文字校释方面，更是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之上。而源流方面前人虽有不少讨论，但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反而益增混乱；加之文字校释方面又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学人们一般很少轻易使用也很难准确使用它的材料，这也是导致对其思想价值研究不够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进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大戴礼记》的价值也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解决好其源流问题，并为之做出新的校注本，就成为新时期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而三秦出版社具体承担了其出版任务，应该说是颇具学术眼光而又将嘉惠学林并促进学术进步的行动,我们应该感谢他们！为了使《大戴礼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要籍，这里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源流问题加以考察与介绍，谨做为本编前言。一、《大戴礼记》的名目由来《大戴礼记》一书，最早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是以之为汉人戴德所撰。又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引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汉书·艺文志》虽未著录，而郑玄之时则确有其书。今考《汉书》之《艺文志》虽不著录二戴之书，但关于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而传《礼》，其《儒林传》则有明确记载。《儒林传》曰：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可见二戴确曾传《礼》，而大戴、小戴，分别是戴德、戴圣的号。戴德既号大戴，那么其所传之《礼》自然可以名为《大戴礼》；若为《记》，自然就可以名为《大戴礼记》。可见《隋书·经籍志》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在名义上没有问题。晚近以来学人多不信《大戴礼记》为戴德所编、《小戴礼记》为戴圣所编，原因是《汉书》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而戴德、戴圣所传只是《礼》，即《仪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儒林传》之文就会发现，二戴所传并非只有《礼》：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授戴德、戴圣，那么戴德、戴圣所传之《礼》，亦必为说《礼》之《记》，或者至少包括《记》。洪业先生于《礼记引得序》曰：“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其说是也。因为正如王文锦先生所云：“西汉礼学家们传《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资料。”《通典》卷七十三引《汉石渠礼议》曰：（戴）圣又问通汉曰：“……《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云。正是其证。而今《艺文志》亦曰：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无疑，此与《儒林传》之记载并不矛盾，只是简略而已。那么就是说，当时立于学官之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礼》，必涵有《记》。可见二戴有《记》，《汉书》并非没有记载。又《后汉书·儒林传》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又曰：《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显然，戴德所为之《大戴礼》和戴圣所为之《小戴礼》，应当就是，或者至少包括《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尽管无有“记”字。可见戴德确有《大戴礼记》之作。另外郑玄《礼记目录》于小戴四十九篇每篇下各注“此于《别录》属某某”，说明《小戴礼记》于刘向《别录》本有著录。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自注亦曰：“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当有所本。那么小戴之书既有著录，大戴之书则不无著录之理。因为今本《大戴礼记》中即有与《小戴礼记》相同的篇章，如《哀公问》、《投壶》诸篇。足见《大戴礼记》于汉代当确有其书。众所周知，班固《汉志》本于刘歆《七略》，而《七略》又本于刘向《别录》。今《汉志》不见著录二戴之书，盖其承《七略》之“略”，而不之详故也。或者未曾校及，或者传本脱逸，或者係学术好恶，亦未可知。清人陈寿祺以为《汉志》无二戴书，“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亦不足信。因为今二戴书中皆有属经之篇（详下下节）。总之《汉书·艺文志》未著录二戴之《记》，不等于汉代尚无其书，这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洪业先生以“后汉郑玄时有八十五篇之《大戴礼记》及小戴之四十九篇《礼记》，大、小二戴皆为前汉人，而此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者，乃皆不见著录于《艺文志》中”，作为“后汉之《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一条证据，无疑是不可取的。洪业先生又认为“郑玄之所谓某篇于《别录》属某者，非据《别录》而别为言也”（皆据洪业《礼记引得序》），也实在没有道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郑玄所谓《别录》不为《别录》呢？事实上，洪业先生根本否认大戴曾作《大戴礼记》，他于其《仪礼引得序》中明确指出：《奔丧》、《投壶》，皆《逸礼》也。大戴亦后仓弟子，奈何自破家法，收用《逸礼》？且试读《朝事》篇中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夫《周官》“既出于山崖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见，至刘歆校理秘府书时，始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戴德卒于何时不可考，然彼不居“莫得而见”《周官》之列，必亦在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何至引用《周官》，称之为《礼》哉？然则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也。于《礼记引得序》又提出：窃疑二戴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珍域渐泯，而记文之抄合渐多，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故经说之牴牾，不必正剔；文字之重叠，不曾剪芟。其至多而滥之《大戴礼》，以遍注三《礼》及礼纬之郑玄且不为之注，顾尚信其为大戴所传，则其于篇幅较小之四十九篇，遂亦误会其为小戴所传者耳。（《礼记引得序》）可见他认为将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之书与大、小戴联系起来，完全属于后人之误会。此论曾使无数学者为之折服，至今犹多从者。而现在看来，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其以为戴圣本今文学家，而“倘于《士礼》之外小戴别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 （《礼记引得序》）之说，完全是受晚清以来关于汉代今古学两派“互为水火”（廖平语）说之影响，不知汉代今古学之真正对立，是成帝发秘府，古文经再发现以后之事，而二戴所处之宣、元时代，今古文之壁垒尚未形成，而且即使是元、成以后，两派也并非势同水火。所以，以今《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有古文、有《逸礼》，“今古杂陈”，而认为其不似二戴所辑以传世者，同样不能成立。至于大戴“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亦不奇怪。因为《周官》全书固有刘歆校理秘府之前“五家之儒”莫得见之说，但零星篇章传世不可能一点没有。《汉书·艺文志·乐家叙》曰：“孝文时得其（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即是其证。且《朝事》篇明曰“礼大行人”而不曰《周官·大行人》，说明其并未直接取自《周官》。而况正如洪先生自己于《礼记引得序》考证得出的结论：……则《周官》一书，无论在孝文时已出，抑河间献王始献，但元鼎之后群儒已得见其书，而司马迁且得引其文也。群儒已得见其书，能不有所传乎？而谓其居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则与时不符，因为大戴在早。既如此，则谓“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并无实证。另有一事，亦可证明《大戴礼记》之纂集者有可能就是戴德：据《汉书·儒林传》，知戴德为梁人。如众所知，梁地近楚，而远齐。今《保傅》篇将贾谊《新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改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使本谓不正之楚言变为正言，说明其编者偏袒、迴护于楚——正与戴德为梁人之实际相符。洪业先生关于《大戴礼记》的名义，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观其（按指许慎《五经异义》）二戴之异称，不曰戴德、戴圣，不曰大戴、小戴，而仅有“礼戴”与“大戴”之殊，颇使人疑其先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大”之者，以其书中所收辑者多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者，犹云“增广戴礼”欤？可见他认为《大戴记》与“大戴”毫无关系。然而我们看看《汉书·儒林传》“《礼》有大戴、小戴”，及《后汉书·儒林传》“《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的说法就可以知道，“大”字并非增广之义，而是对同姓人物的区别。既如此，于“大戴礼”又岂能忽谓“增广戴礼”欤？且《五经异义》之“礼戴”按习惯指小戴书，“大戴”指大戴书又有何不妥？郑玄《六艺论》不是亦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不曰“小戴”吗？若谓郑说有误会，则又有何实据乎？可见洪说没有道理。或以为《大戴礼记》篇数多，故名为“大”；《小戴礼记》篇数少，故名为“小”，恐怕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若以篇数多寡命“大”“小”，二戴岂不乱了辈分？总上可知，《大戴礼记》确当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称为《大戴礼记》而称之为《大戴礼》（含经）而已。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便以其实而正式题著为《大戴礼记》了。所以，关于《大戴礼记》及其名目之由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怀疑，或者再去作无谓的考辨。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的关系与异同通过上节所引《汉书·艺文志》与《儒林传》以及《后汉书·儒林传》的确记载，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分别由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所传或所撰辑之书。然而自晋以来，却有“小戴删大戴”之说。《经典释文·序录》引晋人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隋书·经籍志》则亦有类似说法。其曰：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其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而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很明显，《隋志》之说与陈邵之言有关，可能是本其说而有所补充修正。关于“二百四篇”之说，最早出自《别录》。《经典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当是陈邵说之所本。今以数相加，得二百一十四篇。《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陈邵《周礼论序》当脱“十”字。看来汉时所传古《记》有二百十四篇，当属可信。至于《志》不言“二百十四”而言“百三十一”，盖记其所考校者而已。总之汉代所传“《记》无算”（洪业语）。传者“删其繁重”，也是情理中事。只是言大戴直接删自“二百十四”篇，于理欠通。因为戴德之学受自后仓，而后仓有《后氏曲台记》；又于小戴删大戴，亦无直接证据。而且大、小戴二家当时皆立学官，若小戴之书真由删大戴书而来，则小戴似无立官之必要。可见此说不能不疑。所以到了《初学记》，又有如下的说法：《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其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为《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于理始通。然而后氏《记》于《汉志》只有“[四十]九篇”，而非一百八十篇。此言一百八十篇，无疑是欲合“删其繁重”之说，所以未可信。清代学者也颇疑“小戴删大戴”之说。如戴震云：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有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东原集》卷九）不为无见。钱大昕云：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按指《汉书·艺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等三篇，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于《乐记》仍各自为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记》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河间献王得之，大、小戴各传其学，郑氏《六艺论》言之当矣。谓大戴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然《汉书》无其事，不足信矣。（《二十二史考异》卷七）陈寿祺亦云：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也；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别录》兼载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周礼论序》云……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戴德之书为四十六篇……（《后汉书》）《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氏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耶？（《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二家皆言二戴书即《汉志》“百三十一篇”之《记》固未可信（详下节），而谓小戴之不删大戴，则信而有徵。然则二戴之书本何异乎？愚谓小戴所传四十九篇，当是受自后仓者；大戴所传八十五篇，当是在所受后仓四十九篇之外又分增三十六篇，也所谓“各有损益”。总之，大戴之书为后仓《记》之增，而非其《记》之删，更非直接删自“二百四篇”之《记》。根据如下：《后汉书·桥玄传》载：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四十九篇，与小戴同。又《曹褒传》原文曰：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自制礼，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如前所说，庆普所受，为后仓所授说《礼》之《后氏曲台记》。此言传《礼记》四十九篇者，小戴之书也。传小戴书而曰庆氏学遂行于世者，是庆氏所传亦必为四十九篇。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又必为四十九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盖脱“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数万言”（见前节引《汉书·儒林传》）之众。庆氏、小戴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又各自为学且行于世，则三家之四十九又必有不同。其不同，盖于各篇内容亦“各有损益”而已。大戴所受及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后成八十五篇，则非自增之又何来乎？不待言也。然则今本《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究为何文耶？愚谓即今本《礼记》除《哀公问于孔子》、《投壶》等篇外的主要篇章。其之所以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八十一，间杂错出，无有规律？《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因偶失其检而复抄之。至于其它两见而文字多异者，盖传闻之异，而正其各自为家之又一故也。要之，二戴原书即篇不同名，内容亦不必迥异；而大戴书虽多出三十九篇，内容亦不必尽在小戴之外，是可以肯定的（观今本异同可知）。关于《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之篇（不必尽同），可借用清人陈寿祺的考证加以证明。陈氏《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曰：《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记》。”《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宣成传》引《祭义》，《白虎通·畊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性情篇》引《间传》，《奔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壶》、《衅庙》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毛诗正义》所引固不可靠，因为当时《大戴礼记》可能已佚不全（详下）。而汉人之书明引《大戴》或云“在《大戴礼记》”，则不可不信。可见《大戴礼记》本有《曲礼》、《礼器》等篇。而《曲礼》、《礼器》等篇，又在今《礼记》之中。说明《大戴礼记》所佚确有同于《小戴礼记》之篇。《大戴礼记》所佚既有《曲礼》、《礼器》等同于小戴之篇，则不能保其没有其他与小戴相同之篇。所以我们说，《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所有之篇。或有以《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政穆篇》、《五帝记》之类归诸《大戴礼记》，则不可信。因为四十六篇之佚，至迟当在唐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駰《集解》引《大戴礼》曰：“孔子云‘国家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鞮伯华之所行。观于四方，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盖介山子然之行也’。”司马贞《索隐》曰：按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按云“四十七篇亡，今存者有三十八篇”，盖以《夏小正》篇单行之故。是唐见本与今本同。而以理推之，或《隋志》本已然也未可知，因为《隋志》只言“十三卷”，与今本同。观明代袁氏嘉趣堂重雕宋本，即《四部丛刊》所收之本，十三卷之卷第一从《主言》第三十九始，知《隋志》之十三卷必与今无大殊异。总之《隋志》本必不从篇第一开始。不然，宋之十三卷又何从而重分？又观今见本十三卷之分基本均衡，无有大的偏赘，说明各卷自釐分以来皆无大亡佚。因此可以肯定，《隋志》十三卷本与今本必无大的差异。可见《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政穆篇》等，确非当时所见《大戴》之篇。故孙诒让亦云：“唐人所引有《王度记》诸篇，盖从魏晋古书捃拾得之。” （《大戴礼记斠补叙》）不无道理。总上可知，不惟小戴未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仓；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之上又有所增；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大戴之所增，实亦是对后仓所传本之调整充实。如出《曾子大孝》篇于《祭义》，出《诸侯衅庙》篇于《杂记》之类。看来汉代之所谓“家”之别，亦只是传本文字稍有异同而已。三、《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及各篇性质与时代关于《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如上节所言，前人大都以为是汉代“百三十一篇”或“二百四篇”之《记》。事实究竟如何，有必要对各篇的性质与时代做一简单考察：《主言》第三十九，是孔子与曾子二人的一次谈话记录，主题为“主言”——君主之言，故名。《孔子家语》也有此篇，作《王言》（误）。此篇叙事完整细致，无有纰漏，而且描写具体生动，如云曾子“肃然抠衣下席”，“退负序而立”，给人一种非亲见者不能之感，近乎实录，当为孔门弟子或曾子弟子所记，可谓之《记》。《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主题为“五义（仪）”，故名。此篇文与《荀子·哀公》篇前半部分同，中间少“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等十余字，当取《荀子》无疑。《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与《礼记·哀公问》篇问同，也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内容广泛，涉及礼、婚姻、为政、敬身诸多方面，无一定主题，故名。二篇于问对之间滴水不漏，无伪造杜撰痕迹，尤其是《哀公问于孔子》篇除首句称“哀公”外，以下皆曰“君”或“公”，有似当时所记，当出孔门弟子之手，均属《记》。《礼三本》第四十二，论礼之三本——天地、先祖、君师，故名。文与《荀子·礼论》篇中间一部分同，亦当取自《荀子》，于性质亦可谓《记》。《史记·礼书》有同文，当本此篇。《礼察》第四十六，论礼之用，以篇中有“不可不察也”句，故名。首章除“孔子曰君子之道譬予防与”句外与《礼记·经解》末章同；二章以下与贾谊《陈政事疏》（见《汉书·贾谊传》）中间部分同，当取贾《疏》，而贾《疏》“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上无 “我以为”三字，当是戴德所增。此篇属政论性质，亦可谓《记》。《夏小正》第四十七，分月记时令物候、天文星象、农桑政事，相传为夏代历书，故名。此篇自《隋书·经籍志》有单行本。关于《夏小正》的来历，前人据《礼记·礼运》篇“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以及《史记·夏本纪赞》“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的记载，一般认为就是孔子自杞所得《夏时》之整理本。如郑玄《礼运》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今本有经有传，尽管今人对其经、传的撰作时代尚有讨论，但其经文时代之早，则是不争的事实。于省吾先生说：“《小正》经文的撰述时期，要比《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早得多。”（《〈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书中所记时令物候及所用历法与《诗经·七月》完全相同，愚以为其有可能是早周人对其先人自不窋以来所传夏时的纪录，其历法为夏代所用无疑（今本经文有后人改造处）。至于传文，据文字也不必晚到孔子之时。或谓其传为戴德所作，完全是以其在《大戴礼记》中的缘故，没有任何根据。此篇性质当属古“礼”，似不应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保傅》第四十八，自开首至“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时务也”，与贾谊《新书·保傅》篇相同；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至“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又见《新书·傅职》篇；自“易曰‘正其本，万物理’”以下，与《新书·胎教》篇大同。前人据此，谓此篇取自贾谊之书。今以文字观之，贾谊书确有超出此篇者。如“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下，贾谊书分别有“古者齐太公职之”、“古者鲁周公职之”、“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一句，贾谊书于“受业不敬”下有“教诲讽颂《诗》《书》《礼》《乐》之经、不法、不古”十四字，等等。如果将这些超出之辞看做贾谊增出之辞，固亦不可，然贾谊书中有不少并列复句，《大戴》此篇则全都作了简化。如前所举贾谊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此篇作“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显然，此类句子不能说是贾谊对旧作的增益。所以，贾谊书与此篇同有所本的可能可以排除。那么也就可以肯定，此篇是取贾谊书而有所改造。当然，今本贾谊书文字也有不如此篇者。如此篇“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句，贾谊书“告得”作“告（奸）”。《说文解字》云：“ ，面相斥罪，相告 也。”刑罚与礼义相反对，告 与辞让则不对，而“得”则正与辞让相对，可见作“ ”非其本文。但这种情况不排除今本贾谊书“ ”字为后人所改的可能，因为一般很可能认为“告得”不辞（迄今犹然）。所以，不能据此遽定大戴此篇非取贾谊书。《汉书·昭帝纪》昭帝诏曰“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传》”，其《保傅传》可能就指贾谊书中之篇。可见其《保傅》篇在当时确有影响。既如此，大戴将其取于己书而传之，自不足怪。而傅职、胎教之事，亦全属保、傅之事，故可和而一之。不过观今本文有“青史氏之《记》曰”之语，则此篇确当为《记》，或贾谊亦有所本。《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至《曾子天圆》第五十八，多为曾子语录，间有弟子问辞，以其内容主题不同而别篇。前人论此，咸以为此十篇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今观十篇皆曾子语录而非曾子行事，篇名则直曰“曾子某某”，说明其“曾子”二字有可能本来就指书名。因此，谓其为“《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当属可信，盖戴德当年所自辑。此大戴之取《曾子》十篇，正犹小戴之取《子思子》之《中庸》、《缁衣》诸篇。然则此十篇本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可知。《武王践阼》第五十九，记武王践阼三日而召士大夫及师尚父问可以为子孙常之道，师尚父授以丹书之事，及所谓武王《戒书》。此篇文辞不古，非西周作品，当是后人据传闻而记，属古《记》。《卫将军文子》第六十，主要记子贡对孔门诸子和孔子对伯夷、叔齐以下诸贤人的评价，以“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开端，故名。此篇无杜撰必要，所记有可信性，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多与之同，当本此篇。《五帝德》第六十二，记宰我与孔子关于五帝德的一次问对，主要讲五帝身世、品德与事迹，是有关五帝的重要材料，为《史记·五帝本纪》之所本。《帝系》第六十三，记黄帝至禹之世系及各自婚配关系，亦为《五帝本纪》及《三代世表》所本。《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正指此二篇言。《三代世表序》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弗论次其年月”，正指《帝系》篇所记，是司马迁以《帝系》亦属孔子，然孔子亦当有所本。二篇以性质亦可谓《记》。《劝学》第六十四，前三段文与《荀子·劝学》篇同（祇有个别用字及句子、虚词有异），“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荀子》无“孔子曰”；后二段为孔子语录。前人论之，多以为此篇取自《荀子》。以今观之，其前三段取《荀子》当无疑问，因为《大戴》本为《记》之汇编，且有取他书为文之例（如取贾子《保傅》、《曾子》十篇）。至于“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孔子曰”三字，当为戴德所自冠。因为他不可能直作“吾”，也不可能冠“荀子曰”。或者其本为孔子语而《荀子》用之也未可知。后二段亦当为其所辑附，其中“孔子曰”以下“珠者阴之阳也”至“矜寡孤独不得焉”一小段又见《管子·侈靡》篇，“子贡曰”以下又见《荀子·宥坐》篇，亦见《说苑》。以性质，此篇亦可谓《记》。《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此篇记子张问入官于孔子而孔子答之，主论所谓“安身取誉”之道，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盛德》第六十六，论所谓圣王之德及御政、御民之道，属政论文，文辞不晚，当是七十子之徒所论，亦可谓《记》。《明堂》第六十七，略记名堂之制，本属《盛德》篇所附，故许慎《五经异义》引其文称《盛德记》，而后人误分之。其所以附，盖以《盛德》篇前有“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即饰明堂也”之文，故详说之。郑玄《异义驳》云：“《戴礼》所云，虽出《盛德记》，及显与本章异，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是说者所益。”不为无见，然此与《吕氏春秋》无涉，当是汉初礼家据传闻而作，而戴德又附《盛德》之末者。《千乘》第六十八（本当作第六十七，以下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三类推）、《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诰志》第七十一、《小辨》第七十四、《用兵》第七十五、《少间》第七十六，皆记鲁哀公与孔子问对，作“公曰”、“子曰”形式，并各取首句中二字或三字名篇。前人论之，咸以为此七篇即《七略》之“《三朝记》七篇”。《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注云：“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核之文字，当无疑问。故此七篇出“二百十四篇”《记》可以肯定。《文王官人》第七十二，“官”读为“观”。记文王观人之法，故名。此篇与《逸周书·官人》篇大同，而此篇直以“王曰”为记，《官人》则为成王问周公而周公述之，是此篇早于《官人》无疑，当是晚周之人据旧闻而记，亦属《记》。《诸侯迁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迁庙之礼；《诸侯衅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衅庙之礼。二篇皆属古礼，前人咸以为出《汉书·艺文志》之《礼古经》。然则此篇本不为《记》。《诸侯衅庙》之文又见《小戴礼记·杂记下》而小异，盖传说者互有详略所致。《朝事》第七十七，记朝事之仪，郑玄《周礼注》、《仪礼注》引其文并称《朝事仪》，是其本名。此篇之文分见今《周礼》之《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当是取其文而成之，然不必在刘向校理秘府《周官》复出之后，当另有所本。其“聘礼”一节，又见《小戴礼记·聘义》。可见皆为古礼，而为记者辑抄之，本不为《记》。《投壶》第七十八，记古投壶之礼，亦见《小戴礼记》而后半多异辞。此篇当为古礼经之逸，故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属曲礼之正篇。” （《礼记正义》引）所以，此篇当出《礼古经》，即《逸礼》。洪业先生云：“窃疑《逸礼》未尝尽亡于东汉，殆为‘今礼’学者所分辑于所传授之经记中耳。” （《礼记引得序》）此正其一证。可见此篇本属《礼》，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公冠》第七十九，记公冠之礼，兼及成王冠辞，亦当属古《礼》，盖出《礼古经》。末有《孝昭冠辞》，当是戴德所附。称“孝昭”，自在昭帝之后。《本命》第八十，论性命、阴阳、生死、男女、婚姻、礼仪、丧服以及所谓“五不娶”、“七去”、“五罪”等人生之事，以首有“分于道谓之命”、“故命者，性之终也”，故名。篇中言“太古”、“中古”，为孔门常语，当是七十子之徒所撰，亦可谓之《记》。《礼记·丧服四制》及《说苑·辩物》篇文有与此同者，所本当同。《易本命》第八十一，以“子曰”开头，以《易》数论人与禽兽、万物、昆虫之所以生及各自本性、特点，说明“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的道理，以首云“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名。此篇亦当为七十子之徒所撰，可谓之《记》。《淮南子·墬形训》文多同此篇，当取此篇而作。通过以上对各篇内容、性质及时代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即以今存之篇，《大戴礼记》的材料固以《记》为多，但确有取古礼者，有取《礼古经》者，有取前人书者。如果说《礼》于汉代亦可称《记》的话，那么至少《曾子》十八篇明著《汉书·艺文志》中，决不可以另在其“百三十一篇《记》”或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中。可见《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并非全是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有古礼可证），更非《汉书·艺文志》“百三十一篇《记》”（有《孔子三朝记》可证），说明其确为自辑之书。由此可见，陈邵“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和《隋书·经籍志》“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的说法，确实不能成立。而其时代，最晚者为《公冠》篇所附《孝昭冠辞》，与戴德所处的时代也正相符，说明其书确有戴德撰辑的可能。四、《大戴礼记》卢辩注《大戴礼记》旧注，传者唯所谓卢辩一家，且残而不全。今本十三卷中，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二共十五篇无注，有注者仅八卷二十四篇。该注盖原不知撰人，故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引之而题称郑玄。至《新元史·儒林传》，犹有“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传之者戴氏也，郑康成为之注”之说。然正如戴震等所云，其注内引有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等魏晋人之说（见聚珍版《大戴礼记》前言），是不得为郑玄注明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始指为卢辩注，乃为定讞。因为《周书·卢辩传》明载：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人。累世儒学，父靖，太常丞。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可见卢辩确曾注《大戴礼记》。《周书·寇俊传》载：“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是其又曾为小宗伯。《卢辩传》还曰：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治，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授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当日顾问。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公，转少师。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累迁尚书右仆射。世宗即位，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庙庭。子慎。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可见其不仅专精于学，而且于朝章礼制亦多所贡献，故其注《大戴礼记》亦宜。关于卢辩生平，《北史·卢景裕传》曰：景裕弟辩。辩字景宣。……节闵帝立，除中书舍人。属齐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节闵遣辩持节劳之于邺。神武令辩见其所奉中兴主，辩抗节不从。神武怒曰：“我举大义，诛群丑，车驾在此，谁遣尔来？”辩抗言酬答，守节不挠。神武异之，舍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辩为广平王赞师。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会万僧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乃止。帝礼拜之。辩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封范阳县公。历位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迁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转少师，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郡公。 自孝武西迁，朝仪湮坠，于时朝廷宪章、乘舆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浑仪，皆令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多依古礼。性强记默识，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令。及建六官，为师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谥曰献，配食文帝庙庭。子慎嗣，位复州刺史。慎弟诠，性趫捷，善骑射，位仪同三司。隋开皇初，以辩前代名德，追封沈国公。可见至隋代犹有地位。卢辩注《大戴礼记》的具体时间无可考，但《魏书·李顺传》有载：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音韵间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魏书·儒林传》亦载：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北史·儒林传》亦有同载。可见其于魏永熙（532-534）时已讲解《夏小正》。所以，其始注《大戴礼记》有可能亦在同时。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夏小正》篇，则《夏小正》篇不能无注，然今本《夏小正》篇则无注：说明今本确非卢注原貌，而有亡佚。故前人有“未知原注遗佚，或无注者係后人从他传补入者”（戴礼《大戴礼记集注·叙录》）之说。卢辩注当初为多少篇不可知，但以理推断，不可能有八十五篇之众。因为《大戴礼记》全书至迟于唐代已佚太半，很可能《隋志》已然（详后）。故戴震亦云：“隋唐间《大戴》阙篇与今本无异。”（聚珍版书《大戴礼记》前言）若卢辩注其全书，不可能至修《隋志》或司马贞之时忽佚其半。所以，卢注原书当不超出今本三十九篇。至于今本或有注、或无注，盖后人将有注、无注二残本揉合，即所谓“从他传补入”所致。宋《崇文总目》著录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即可做为佐证。卢辩注今存虽只有二十四篇（含《明堂》篇二十无篇），但它对读《大戴礼记》确有帮助，而且是清代各家注的蓝本与基础。观各家本大都保留或引存了卢注，说明卢注之不可废。最负盛名的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干脆就是以补卢辩注而名其书。可见卢注确有价值。具体情况，读者诸君参读本编即知。五、《大戴礼记》主要传本《大戴礼记》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皆因之而曰“十三卷”，不言所存篇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三十八篇，盖除《夏小正》单行外，又尚未分出《明堂》篇（详下）。或云当时《曾子制言》不分上、中、下而作一篇，则未必然。北宋庆曆（1041-1048）中所修《崇文总目》，著有“十卷（或疑脱”三“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两个本子。南宋淳熙二年（1175），颖川韩元吉在建安郡斋所刊则题“十三卷四十篇”，有可能就是《崇文总目》所著二本之删合。然韩本自序云：“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讹缺谬误则不敢改。”则二本之合有在韩氏之前。究为谁氏所为，不可考矣。淳熙四年所编《中兴书目》著“十三卷四十篇”，盖即韩元吉本。《宋史·艺文志》著“《大戴礼记》十三卷”而不言篇，盖欲复《隋志》之旧。今传本可考之最早者，即宋韩元吉本。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本前附淳熙乙未岁（二年）后九月颖川韩元吉序，且错误较少，盖即据韩本覆雕，故前人多误以为宋本。该本列《明堂》为第六十八篇，于卷目录两第七十四（《诸侯衅庙》、《小辨》），于篇名则两第七十二（《文王官人》、《诸侯迁庙》）。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重第七十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今有两七十二”，盖一据篇名、一据目录，所指皆与指韩氏之本同。《明堂》本不为篇，而为附《盛德》篇之文。此说不唯汉许慎《五经异义》等引之而称《盛德记》，《魏书·逸士传》有李谧“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等载可以为证，即《宋史·李觏传》亦载李觏于皇祐初上《明堂定制图序》，引“《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文，说明直至仁宗皇祐（1056-1063）时，“明堂”之文仍在《盛德》篇内。故以《明堂》为篇，当在其后。今观韩元吉序中“《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缺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及注“两篇七十三”之语，则《明堂》出之为篇，明在韩元吉之前。晁公武为南宋高宗绍兴进士，乾道中为敷文阁学士，其书必早于韩氏，而云“重第七十四”，说明南宋初晁氏所见本已分出《明堂》篇。又韩氏明言家传旧书与所得范太史家本篇卷悉同，则《明堂》之出又当不晚于“范太史家本”。范太史，盖指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故可称太史。因此，《明堂》之分，当在仁宗以后至“范太史家本”之间，总之在北宋之末。而将《崇文总目》所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揉为一，亦当在此一时期，且两者有可能为同一人所为。总之以《明堂》为篇而多出一篇，故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四之误。因其本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三，所以共有四十篇之众，与《中兴书目》“十三卷四十篇”同，故知《中兴书目》所著即晁、韩所见本。另袁氏嘉趣堂本于原文下往往有“某，一作某”之注（元至正本亦有），可能就是当年出《明堂》为篇、合二残本为一者所加校语。韩元吉生卒不详，《宋史·孝宗本纪》有“（八年十二月）丁巳，遣韩元吉等贺金主生辰”事，《艺文志》有“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韩元吉《愚戆录》十卷”，《李衡传》有“帅汪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之语，《汪大猷传》“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是其生平之可考者。今传还有元至正本。此本前冠“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十二月朔旦”遂昌郑元祐序。序中曰：“海岱刘庭榦，父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公节轩先生所藏书，刊诸梓，寘之学。《大戴礼》，其一也。”知其为刘庭榦贞刻于嘉兴路学者。此本后附韩元吉序，而郑序中亦提及韩本，当本韩本而刻。然与上覆刻于韩本之袁氏嘉趣堂本较之，此本明显错字较多，如《夏小正》篇 “鸣”字误“民”；《保傅》篇“使之”误“吏之”、“乐而湛”误“乐其湛”、“惏”误“淋”、《曾子立事》篇“存往者”误“存性者”、《曾子立孝》篇“可人”误“可入”《曾子事父母》“弗讯不言”误“弗信”、《曾子制言中》“仁其人”误“仁其仁”、《卫将军文子》“百姓归焉”误“妇焉”等等。而且数处有大段脱漏或错乱，如《哀公问于孔子》篇“大昏既至”下“敬身”二百五十五字错在后文，《曾子天圆》篇“介虫之”下二百零六字正文及注全脱。可见不如袁氏本。然亦有优于袁氏本者，如“荣堇”袁氏本“堇”误“黄”；“少成若天性”，袁氏本脱“天”字；“瞽史” 袁氏本误“鼓史”；“然後” 袁氏本作“然后”之类，以及目录亦作两七十二，说明对底本有所是正。另外还有异文，如“省兵甲”作“省兵革”、“太山”作“泰山”、“谕父母於道”作“以道”之类；尤其是还有补缺，如《保傅》篇注“使其子”下袁氏本阙一字而此本有“世”字，可见还是有所参校。此本卢注与亦与袁本大同。或云此本无注，不知所据。国图所藏此本天、地有朱笔校语，多与卢、戴校（详下）同，而书末有朱笔署“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翰林院编修锡山嵇承谦受之校”语，则在戴校之先。明刻本传世除袁氏嘉趣堂本外，主要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和《秘书九种》本，而以《汉魏丛书》本为最善。《汉魏丛书》本初刻于万曆二十年（1592）。该本前亦冠韩元吉序，前有总目录，卷有卷目录，总目录两第七十四，卷目录及篇名两第七十三，与韩序所云“两篇七十三”同。以文字核之，此本与袁氏嘉趣堂覆刻本最为接近，其异同主要在俗、异体字方面，然亦有异文，如《主言》篇“昔者明王”作“明主”、《夏小正》“筋革”做“肋革”、《曾子事父母》篇“然后”作“然後”、偶亦有胜出袁本者，如《保傅》篇“各以其母”，袁氏本“各”误“名”而此本不误。因此也可以肯定，此本也是以宋韩元吉本为底本而雕。《永乐大典》本。《大典》以《大戴》各篇分隶韵字之下，今存者唯《五义》、《哀公问》、《夏小正》、《曾子立事》、《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武王践祚》、《卫将军文子》、《文王官人》、《诸侯前庙》、《诸侯衅庙》、《小辨》、《少间》、《朝事》、《投壶》、《公冠》、《本命》、《易本命》等篇，戴震、孔广森各家校及之。由上可知，元明两代的传本，基本上都是宋韩元吉本的覆刻或重刻本，没有大的异同。孔广森谓《汉魏丛书》本“舛谬最甚”，不知所据。戴礼《大戴礼记集解叙录》袭其说，殊可笑也。清代刻本传世较多，乾隆以前主要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朱氏自修斋所刻《朱文端公藏书》本。该本有朱轼句读，且称曾得宋本（疑即袁氏本），还有何焯、阎若璩校语，可见已开清人校勘《大戴礼记》之先。乾隆间，先有德州卢见曾刻《雅雨堂藏书》本。该本卢氏“乾隆戊寅（二十三年）长至日”序中云：“余家召弓（即文弨）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所附“乾隆庚辰（二十五年）”卢文弨跋亦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不可不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可见该本吸收了卢文弨、戴震二家校勘成果，故流传甚广。次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此本亦有校，前附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总纂官侍读学士辰陆锡熊、侍讲学士臣纪昀、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上校定《大戴礼记》表，则其为戴震在四库馆所校可知。此本先后有乾隆中武英殿字排印本、浙江书局本、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刊道光同治递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本，《丛书集成初编》即据武英殿本排印。此本是正了旧本大量误字误句，多有与卢本合者。所附戴震校语一一指明旧本脱衍讹误、各本异同，及所从之本，原原本本，一目了然。此本出，使《大戴礼记》面目为之一新，基本上恢复到可读的程度。戴震之功可谓巨矣！然后世对其校多存非议，以为其妄改古书，应该说是愚腐之见。戴氏此校所参旧说，除各有关典籍及其旧注外，据其校语所及，凡有刘本、朱本、沈本、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傅本、杨本等多家版本。其中刘本指元至正刘庭幹本，朱本指明朱养纯刻本，沈本疑指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本即袁氏嘉趣堂本，程本，指明程荣《汉魏丛书》本，高安本指高安朱文端公轼所刻句读本，方本疑指方苞《评点大戴礼记》本,傅本指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本指杨简《先圣大训》本。可见其参校了自宋以来所有主要传本。《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原文及所附校语与聚珍版本皆同，偶有异字，亦当是戴震所校。今观其《提要》有云：“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故今有《聚珍版丛书》为“戴震就《永乐大典》辑校”之说。六、宋代以来《大戴礼记》校注本宋人治及《大戴礼记》而传今者三家：朱熹、杨简、王应麟。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收解《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践祚》、《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九篇。其书以言义理为主，故于文字校释发明不多。杨简字敬仲，南宋慈溪人，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有《礼》学著作多种。其《先圣大训》收注《大戴礼记》之《主言》、《五义》、《哀公问》、《卫将军文子》、《入官》、《本命》、《三朝记》等篇，于注释间有发明，尤其是其本与后世所传多有异文，清代注家多有所引，故本编亦不专收。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著作有《困学纪闻》等多种。撰《践祚篇集解》，收卢辩以下诸儒之解，今收之。元代治及《大戴》者亦三家：吴澄《三礼考注》于《仪礼》正经后取《大戴》《投壶》、《公冠》、《迁庙》、《衅庙》、《朝事》、五篇为《仪礼》逸经；又《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有吴澄《校正大戴礼记》三十四卷，今不传；杨守陈《三礼私抄》，“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至于传注，虽择抄诸家，而识见庸陋”（《经义考》引其自序语），今佚；董彝《二戴礼解》，亦佚。清代朴学大盛，《大戴礼记》与其他典籍一样，也获得了新生。卢、戴以降，清代研治《大戴礼记》者不下数十家之众，其中著有专书或传有专篇的主要有：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孔广森字撝约，一字众仲，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八年进士，授检讨。孔氏此注，为卢辩以来第一家，初刻于乾隆五十九年，阮元为之序。序中曰：“（《大戴礼记》）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多舛，良可慨叹！近时东原编修、卢绍弓学士相继续校订，蹊迳略闢。曲阜孔检讨顨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余年古经传复明白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实非过誉。该书前有《序录》，略叙《大戴》源流、各篇主旨、取材或别见，以及为书体例曰：“今最旧为宋刊本，已多脱衍讹互，顾尚未大离。别有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卢本、戴氏校本。其旁见它书者《仪礼经传通解》有九篇、杨氏《先圣大训》有十三篇、临川吴氏《仪礼逸经》有五篇、《永乐大典》有二十二篇。互相雠勘，从其善者；义有两通，则并著之。《小戴记》、周礼《周官》、《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书》、《韩诗外传》、《史记》、《汉书》、《说苑》，诸籍多与是记相出入，亦并载之。音义取资，博验其一字之异同，片言之多少，无关意训，乃省略焉。”此书于戴校或从或不从，实不及戴校之精，而释义则多有发明，且较详备，在各家中堪为上乘之作。2）汪照《大戴礼记注补》。汪照字翊青，号少山，清嘉定人，乾嘉学者。汪氏此书，于《大戴礼记》原文盖以戴校本为底本，故文字及校语多同而又不说明，偶有与戴校异者，则往往反误，故于校勘无甚可取；然于文义训释，则颇有可采，尤其是徵引书证，于个家书中最为浩博，堪可称道。其书原名《大戴礼记解诂》，书前有王昶“乾隆乙巳、丙午（五十-五十一年，1785-1786）间”为其稿本所作之序，序中曰：“《大戴记》之注，传世者惟卢辩一家而简略，无以发其博大精深，且传写日久，讹舛滋甚。予友卢学士文弨、戴太史震，曾釐正其文字，而注解未及为。汪君翊青，恐微言之将坠也，作为《解诂》，纠集同异，采撷前书，一字之误，必折衷于至当。盖颛力者三十馀年矣。后世有复十四经之旧者，大戴之书将立于学官，则君之释诂当与孔、贾之疏并行，岂不伟哉！”虽有溢美，但其作之早及用力之勤，则不可否认，惜其至嘉庆九年始有刊本，且刊刻不佳，故亦影响不大。3）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汪中字容甫，清江都人，乾隆间拔贡。此书校正《大戴礼记》误字，多与戴校合而偶别有发明，收在《皇清经解》。其体例为先引原书文句，下空一字而指明其中误字或当作之文，往往有所徵引。小字附其子汪喜孙按语，指明父说出处或别家异同。4）王念孙、王引之《大戴礼记》校释，在《经义述闻》中，凡校释《大戴礼记》字句二百二十一条，多有发明。书前有嘉庆二十二年（1817）阮元序。汪中《正误》引“念孙曰”，则其初说不在汪中之后。5）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王聘珍字贞吾，号实斋，清南城人。其书如其自叙所云：“与诸家所见，未敢雷同，惟据相承旧本，不复增删改易。其显然讹误者，则注云‘某当为某’；抑或古今文译，假借相成，依声托类，意义可通，则注云‘某读曰某’而已。其解诂专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训诂以释字义；于古训之习闻者，不复标明出处；稍涉隐奥，必载原书；亦复多引经传，证成其义。间有不知而阙，必无杜撰之言。旧说有可采者，则加‘卢注云’以别之。至于礼典之辨，器数之详，壹以先师康成绪论为主，以礼本郑氏专门之学，而其学则聘珍生平所私淑诸人者也。”故多得后人青睐。书前附列嘉庆十二年（1832）扬州阮中丞阮元叙、山阳汪阁学廷珍叙、歙淩进士廷堪叙、道光三十年（1850）扬州汪编修廷儒叙，亦皆多所褒美。如阮叙曰：“其为解诂也，义精语洁，恪守汉法，多所发明，为孔撝约诸家所不及。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文无隐滞之义，无虚造之文，用力勤而为功钜矣。”汪廷珍叙曰：“学古而识卓，理精而论笃……观其发凡大旨，礼典之器数，墨守郑义，解诂文字，一依《尔雅》、《说文》及两汉经师，有不知而阙，无杜撰之言，殆庶几古人实事求是之学，而异于世之剽窃附合、坚僻子是以夸世俗者，其亦远矣。”淩叙谓其“研求古训，理精义密，足矫以臆说经之”，汪廷儒叙谓其注“皆能根据经史，发蒙解惑，非不根之说也……不特为《大戴》功臣，其有益于学校匪浅也”。故迄今日，一般都认为王氏此注为《大戴礼记》旧注中最好的一种，台湾高明先生作今注今译，即以王氏此注做蓝本，并评之曰：“严守旧本，不妄改一字，训诂精审，有本有原，而疏通文义，又能多所发明，最是善本。”中华书局整理本，亦仅此一种。然而我们看来，王氏此本并不很好，首先是其于原文“据相承旧本”而不做校勘，置许多前人已校出的错字于不顾，以错说错，以讹传讹，有些地方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读本此编即知）。王氏不信校勘，亦有其说：“近代以来，人事校雠，往往不知家法。……又或据唐、宋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之流，增删字句，或云据《永乐大典》改某字作某，是犹折狱者舍当官案牍、两造辞证，而求情实于风闻道路，得其平乎？是非无正，人用其私，甚者且云‘某字据某本作某’，岂知某本云者，皆近代坊贾所为，其人并无依据。是同向聋者而审音，与盲人而辨色。”应该承认，类书所引，未必皆真，但毕竟可以做为参考与佐证；而今人之私，即使是近代坊贾所为，未必无正。更重要的是，所谓“相承旧本”，它毕竟是经千年无数人递相承传之本，而非其原本，不能保其没有讹舛脱衍。既如此，“相承旧本”岂可遽信？而今人校复其原貌，又有何不可？可见其不信校勘，乃愚腐之见。当然，王书并非完全没有校勘，比如有些字他皆径直做了改正，只是没有出校。应该说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因为这样就不能算“相承旧本”了。至于字句训解，王诂确有发明之处，但讲错者也实在很多。读者只要仔细阅读此书，自然都能发现。所以，我们不能听信别人，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因阮元说不在孔广森各家之下，就以之为最好。要知道阮元也只是一时溢美而已。当然，对王氏此书的价值，我们也还是要予以肯定，这里只是要强调指出，它并非如前人所评论的那样精善。6）洪颐煊《孔子三朝记注》。洪颐煊字旌贤，号筠辑，清临海人，嘉庆间贡生。生平著述繁富，此书乃辑《大戴礼记》中《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七篇而注之。以《隋书·经籍志》云刘向所校二百十四篇《记》中有“《孔子三朝记》七篇”，故欲恢复之。此注于七篇文字校释间有发明，亦多列各本异同，初刊于嘉庆十六年（1811）。7）俞樾《大戴礼记平议》。俞樾字蔭甫，清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著述宏富。此为其《群经平议》之一种，校释《大戴礼记》文句一百一十八条，多发前人所未发，然亦有谬误不可采者。8）王树楠《校正孔氏大戴礼记补注》。王树楠字晋卿，号陶庐，清新城人。光绪进士，官至新疆布政使，有《畿辅通志》等。此书广引群书，兼及卢、戴、汪各家之本，专门校正孔广森《补注》之误，间能有所发明，刊于光绪九年（1883）。9）孙诒让《大戴礼记斠补》。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庼，清瑞安人，同治间举人，有《周礼正义》等。此书为孙氏辑刘宝楠所录乾嘉经儒旧校，包括孙渊如常、丁小雅、严九能、许周生诸家手记，合赵雩门所校残宋本异文，又参己意而成，凡三卷，叙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书虽采摭群言，但发明无多，正如其叙中所云，仅“识误匡违，米盐淩杂，聊为治此经者识小之助”而已。10）于鬯《大戴礼记校》，亦三卷。于鬯字醴尊，号香草，清末南汇人，曾登光绪二十三年拔萃科，未仕。一生研究学问，著书二十多种，此在其《香草校书》中，刊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于氏此校校正《大戴礼记》字句五十馀条，兼释语义。其特点是旁徵博引，反复考证，一字之校、一语之释，往往达数百乃至数千字，虽有发明，但谬说亦属不少。11）戴礼《大戴礼记集注》。戴礼字圣仪，清末民初浙江玉环人，以治《礼记》名家，有《礼记通释》八十卷。此书广引经传，又采卢辩以下各家“解诂之凯切详审者，参以己见”而成，“释义虽不能贯彻经蕴，而引证皆取资经传，以相发明；无稽之言，概不入焉”（自叙语），叙、印于宣统三年（1911）。书于《大戴》原文盖以王聘珍《解诂》本为底本，故文多同王而少校勘，其案语则时有发明，且卷帙繁浩，可谓用力之作。除上述十一家外，清代治《大戴》之书尚有郝懿行《大戴礼记补注》一卷、叶大庄《大戴礼记审议》、仁兆麟《大戴礼记注》、罗登选《大戴礼记直解》、陆奎勋《戴礼绪言》、朱骏声《大戴礼记校正》、丁宗洛《大戴礼记管笺》等，或以内容无几，或以无大发明，或以未曾觅及，今皆不收。虽见著录而今存佚不详者尚有：方苞《评点大戴礼记》、姜兆锡《大戴礼删翼》、陈以刚《大戴礼注》、阮元《大戴礼记补注》、丁杰《大戴礼记释》、王浩《大戴礼注补校增》、汪喜孙《大戴礼记补注》、蒋倬《武王践祚篇详注》、胡培系《大戴礼记笺证》、董沛《大戴礼疏》、徐荣《大戴礼记补注》等家，以及单治一篇或数篇者多家。西北师大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对之考稽甚详，可以参阅。另治《曾子》者数家，因已脱离《大戴礼记》，故亦不收。当代治《大戴礼记》者，首推唯台湾学者高明先生。高先生于1973年作成《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在大陆印行。该书于各篇还附有有简要题解，颇便阅读。其自序对《大戴》的源流有较系统勾勒，又将现存四十篇分为八类，曰“关于治曆明时的”、“关于古礼逸文的”、“关于古史旧闻的”、“关于《孔子三朝记》的”、“关于孔门语录的”、“关于曾子言行的”、“关于荀、贾论议的”、“关于明堂阴阳的”，不为无见。惜其观念陈旧，墨守王聘珍《解诂》之旧，于文字鲜加校勘，不免有郢燕之说；而其译文，亦间或不确，故不收。大陆学者谢贵安先生于1991年有《大戴礼记研究》（与《太玄研究》合刊）出版，书中简介《大戴》成书过程、内容及其价值、古人整理《大戴》之状况，论析《大戴》中的道德观、义利关系等。所附《大戴礼记校正》凡校？条，多是对前人已经指出者进行辩证，故亦不收。七、关于《夏小正》篇的传治《隋书·经籍志》于《大戴礼记》之外另有“《夏小正》一卷”，是当时《夏小正》别有单行本。二唐《志》有《大戴礼记》而无《夏小正》，知唐代《夏小正》少单行。《宋志》“《大戴礼记》十三卷”而外别有“《夏小正戴氏传》四卷，傅崧卿注”。言戴氏传，明是从《大戴礼记》中抽出单行者。《明史·艺文志》有“王廷相《夏小正集解》一卷”，说明之前单治《夏小正》者不在少数。据朱彝尊《经义考》所载，自傅崧卿以下治《夏小正》书尚有张方《夏时考异》、吴观万《夏小正辨》、朱申《夏小正传》、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赵有贵《夏小正集解》、王廷相《夏小正集解》、杨慎《夏小正解》、顾起经《夏小正补解》、金镜《夏小正传》、王猷定《夏小正辑注》等，今多不存。《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有关《夏小正》的著作有：徐世溥撰《夏小正解》一卷，黄叔琳撰《夏小正注》一卷，诸锦撰《夏小正诂》一卷，范家相撰《夏小正辑注》四，毕沅撰《夏小正考注》一卷，庄述祖撰《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孙星衍撰《夏小正传校正》三卷，黄谟撰《夏小正分笺》四卷、《异义》二卷，王谟撰《夏小正传笺》四卷，任兆麟撰《夏小正补注》四卷，朱骏声撰《夏小正补传》三卷，梁章钜撰《夏小正经传通释》四卷，安吉撰《夏时考》五卷，刘逢禄撰《夏时考》一卷，雷学淇撰《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顾凤藻撰《夏小正集解》四卷、《校录》一卷，洪震煊撰《夏小正疏义》四卷、《附释音异字记》一卷，王筠撰《夏小正正义》四卷，马徵麟撰《夏小正笺疏》四卷，程鸿诏撰《夏小正集说》四卷，郑晓如撰《夏时考》一卷，王宝仁撰《夏小正戴氏传训解》四卷、《考异》一卷、《通论》一卷，吴汝纶撰《夏小正私笺》一卷。凡二十三家。加上不见《艺文志》而见他书著录或不见著录而有传本者，有清一代治《夏小正》而有专书者不下五十余家，今或传或不传。诸家《夏小正》书中，以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为最早亦最有影响，迄今有传。傅书第一次给《夏小正》区分经、传，对后世多有影响。《新元史·儒林传》载：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山阴傅崧卿，加以训释，多所补正。朱子集《仪礼》，尊信《小正》而用之，其论益定。季敷参考同异，作《夏小正经传考》三卷，参以傅氏本，及采《仪礼》集解，附以释音，复取先儒解经所引《小正》语，及事相附近者，缀于传文下，脱衍者列叙于后，尤称详密。是史季敷《夏小正经传考》即参傅书而作。傅氏生平无考，据《宋史》记载，高宗时曾作浙东防遏使，后迁中书舍人。清人之书，今一时难以遍观。胡玉缙《许廎学林》对毕沅、黄模、洪震煊、梁章钜、顾凤藻、王筠、马徵麟、程鸿诏、王宝仁、顾问、宋书升、郑晓如十二家有评论，高明先生谓其“十分精当”，值得参考。以上皆单治《夏小正》书，因数量太多，且重要者如傅氏等书孔、汪各家已多引用，故今皆不收，容他日专书收治。今为此编，先汇各旧本及各家校语于前，再列各家注释之文于后，虽所收未遍，而今以前各主要版本之异同及各家旧说之要者已尽在其中。加之校、注各附撰者按语，读者诸君于各旧本、旧说之正误是非，自可辨而择焉。黄怀信 2003年12月2日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
5折 -
拿到书打开一看，两册的背脊覆的膜居然不平整。。。。。。用纸也薄了点。。。。。。无论如何，冲着内容来的 -
http://www.chinaconfucius.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3
【编者按】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黄怀信教授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师从学术泰斗李学勤先生，从事儒家及其他相关思想文献数十年，成果斐然，近年主持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点规划项目《〈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一书由三秦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是又一部文献整理的重要著作。
《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即《礼记》一样，也是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在宋代曾与“十四经”之称。据《隋书·经籍志》及郑玄《六艺论》（《礼记正义》引）记载，该书原有八十五篇。今传本阙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第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共四十六篇，存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第八十一（其中两第七十三，又误分第六十六篇为二），共三十九篇。三十九篇中，记孔子言语行事者七篇、引孔子语者二篇，记曾子语及行事者十篇，评论孔门人物者一篇、陈古礼者六篇、通论礼者二篇、记古事者数篇、记上古帝王世系者二篇、其他论文四篇；另有专记时令物候天象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可见其确有价值，为研究孔子儒学、古代社会文化、上古历史及自然科学史的重要材料。前人关于《大戴礼记》的研究，于其源流方面着力较多，于其思想价值方面评论欠夥。至于文字校释方面，更是停留在清人的水平之上。而源流方面前人虽有不少讨论，但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反而益增混乱；加之文字校释方面又存在不少问题，所以学人们一般很少轻易使用也很难准确使用它的材料，这也是导致对其思想价值研究不够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进步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人们对《大戴礼记》的价值也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因此，解决好其源流问题，并为之做出新的校注本，就成为新时期学术界的一大课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将《大戴礼记汇校集注》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年）重点规划，而三秦出版社具体承担了其出版任务，应该说是颇具学术眼光而又将嘉惠学林并促进学术进步的行动,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为了使《大戴礼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这部要籍，这里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源流问题加以考察与介绍，谨做为本编前言。
一、《大戴礼记》的名目由来
《大戴礼记》一书，最早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文曰：
《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
是以之为汉人戴德所撰。又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引郑康成《六艺论》曰：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然则《汉书·艺文志》虽未著录，而郑玄之时则确有其书。今考《汉书》之《艺文志》虽不著录二戴之书，但关于戴德称大戴、戴圣称小戴而传《礼》，其《儒林传》则有明确记载。《儒林传》曰：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
可见二戴确曾传《礼》，而大戴、小戴，分别是戴德、戴圣的号。戴德既号大戴，那么其所传之《礼》自然可以名为《大戴礼》；若为《记》，自然就可以名为《大戴礼记》。可见《隋书·经籍志》对《大戴礼记》的著录，在名义上没有问题。
晚近以来学人多不信《大戴礼记》为戴德所编、《小戴礼记》为戴圣所编，原因是《汉书》没有提到《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而戴德、戴圣所传只是《礼》，即《仪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儒林传》之文就会发现，二戴所传并非只有《礼》：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而授戴德、戴圣，那么戴德、戴圣所传之《礼》，亦必为说《礼》之《记》，或者至少包括《记》。洪业先生于《礼记引得序》曰：“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其说是也。因为正如王文锦先生所云：“西汉礼学家们传《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资料。”《通典》卷七十三引《汉石渠礼议》曰：
（戴）圣又问通汉曰：“……《曲礼》曰：‘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记》曰：‘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云。
正是其证。而今《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
无疑，此与《儒林传》之记载并不矛盾，只是简略而已。那么就是说，当时立于学官之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礼》，必涵有《记》。可见二戴有《记》，《汉书》并非没有记载。又《后汉书·儒林传》载：
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又曰：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
显然，戴德所为之《大戴礼》和戴圣所为之《小戴礼》，应当就是，或者至少包括《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尽管无有“记”字。可见戴德确有《大戴礼记》之作。
另外郑玄《礼记目录》于小戴四十九篇每篇下各注“此于《别录》属某某”，说明《小戴礼记》于刘向《别录》本有著录。所以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自注亦曰：“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当有所本。那么小戴之书既有著录，大戴之书则不无著录之理。因为今本《大戴礼记》中即有与《小戴礼记》相同的篇章，如《哀公问》、《投壶》诸篇。足见《大戴礼记》于汉代当确有其书。众所周知，班固《汉志》本于刘歆《七略》，而《七略》又本于刘向《别录》。今《汉志》不见著录二戴之书，盖其承《七略》之“略”，而不之详故也。或者未曾校及，或者传本脱逸，或者係学术好恶，亦未可知。清人陈寿祺以为《汉志》无二戴书，“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亦不足信。因为今二戴书中皆有属经之篇（详下下节）。总之《汉书·艺文志》未著录二戴之《记》，不等于汉代尚无其书，这是首先可以肯定的。洪业先生以“后汉郑玄时有八十五篇之《大戴礼记》及小戴之四十九篇《礼记》，大、小二戴皆为前汉人，而此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者，乃皆不见著录于《艺文志》中”，作为“后汉之《小戴记》非戴圣之书”的一条证据，无疑是不可取的。洪业先生又认为“郑玄之所谓某篇于《别录》属某者，非据《别录》而别为言也”（皆据洪业《礼记引得序》），也实在没有道理。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郑玄所谓《别录》不为《别录》呢？
事实上，洪业先生根本否认大戴曾作《大戴礼记》，他于其《仪礼引得序》中明确指出：
《奔丧》、《投壶》，皆《逸礼》也。大戴亦后仓弟子，奈何自破家法，收用《逸礼》？且试读《朝事》篇中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夫《周官》“既出于山崖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见，至刘歆校理秘府书时，始列于《录》、《略》。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戴德卒于何时不可考，然彼不居“莫得而见”《周官》之列，必亦在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何至引用《周官》，称之为《礼》哉？然则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也。
于《礼记引得序》又提出：
窃疑二戴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珍域渐泯，而记文之抄合渐多，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故经说之牴牾，不必正剔；文字之重叠，不曾剪芟。其至多而滥之《大戴礼》，以遍注三《礼》及礼纬之郑玄且不为之注，顾尚信其为大戴所传，则其于篇幅较小之四十九篇，遂亦误会其为小戴所传者耳。（《礼记引得序》）
可见他认为将八十五篇及四十九篇之书与大、小戴联系起来，完全属于后人之误会。此论曾使无数学者为之折服，至今犹多从者。而现在看来，此说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其以为戴圣本今文学家，而“倘于《士礼》之外小戴别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 （《礼记引得序》）之说，完全是受晚清以来关于汉代今古学两派“互为水火”（廖平语）说之影响，不知汉代今古学之真正对立，是成帝发秘府，古文经再发现以后之事，而二戴所处之宣、元时代，今古文之壁垒尚未形成，而且即使是元、成以后，两派也并非势同水火。所以，以今《大戴礼记》和《礼记》中有古文、有《逸礼》，“今古杂陈”，而认为其不似二戴所辑以传世者，同样不能成立。至于大戴“引《周官·大行人》而曰“礼大行人”，亦不奇怪。因为《周官》全书固有刘歆校理秘府之前“五家之儒”莫得见之说，但零星篇章传世不可能一点没有。《汉书·艺文志·乐家叙》曰：“孝文时得其（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即是其证。且《朝事》篇明曰“礼大行人”而不曰《周官·大行人》，说明其并未直接取自《周官》。而况正如洪先生自己于《礼记引得序》考证得出的结论：
……则《周官》一书，无论在孝文时已出，抑河间献王始献，但元鼎之后群儒已得见其书，而司马迁且得引其文也。
群儒已得见其书，能不有所传乎？而谓其居排斥《周官》“以为非是”之辈，则与时不符，因为大戴在早。既如此，则谓“大戴并未尝纂集后汉所流行之《大戴礼》”并无实证。
另有一事，亦可证明《大戴礼记》之纂集者有可能就是戴德：
据《汉书·儒林传》，知戴德为梁人。如众所知，梁地近楚，而远齐。今《保傅》篇将贾谊《新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改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使本谓不正之楚言变为正言，说明其编者偏袒、迴护于楚——正与戴德为梁人之实际相符。
洪业先生关于《大戴礼记》的名义，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说：
观其（按指许慎《五经异义》）二戴之异称，不曰戴德、戴圣，不曰大戴、小戴，而仅有“礼戴”与“大戴”之殊，颇使人疑其先有《礼戴记》而后有《大戴记》。“大”之者，以其书中所收辑者多较《戴记》为多耳。“大戴礼”者，犹云“增广戴礼”欤？
可见他认为《大戴记》与“大戴”毫无关系。然而我们看看《汉书·儒林传》“《礼》有大戴、小戴”，及《后汉书·儒林传》“《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的说法就可以知道，“大”字并非增广之义，而是对同姓人物的区别。既如此，于“大戴礼”又岂能忽谓“增广戴礼”欤？且《五经异义》之“礼戴”按习惯指小戴书，“大戴”指大戴书又有何不妥？郑玄《六艺论》不是亦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而不曰“小戴”吗？若谓郑说有误会，则又有何实据乎？可见洪说没有道理。或以为《大戴礼记》篇数多，故名为“大”；《小戴礼记》篇数少，故名为“小”，恐怕也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若以篇数多寡命“大”“小”，二戴岂不乱了辈分？
总上可知，《大戴礼记》确当为西汉戴德所辑传之书，只是当时没有明确称为《大戴礼记》而称之为《大戴礼》（含经）而已。而到了《隋书·经籍志》，便以其实而正式题著为《大戴礼记》了。所以，关于《大戴礼记》及其名目之由来，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怀疑，或者再去作无谓的考辨。
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的关系与异同
通过上节所引《汉书·艺文志》与《儒林传》以及《后汉书·儒林传》的确记载，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是分别由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所传或所撰辑之书。然而自晋以来，却有“小戴删大戴”之说。《经典释文·序录》引晋人陈邵《周礼论序》云：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隋书·经籍志》则亦有类似说法。其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其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为四十九篇；而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
很明显，《隋志》之说与陈邵之言有关，可能是本其说而有所补充修正。关于“二百四篇”之说，最早出自《别录》。《经典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当是陈邵说之所本。今以数相加，得二百一十四篇。《经典释文·序录》所引陈邵《周礼论序》当脱“十”字。看来汉时所传古《记》有二百十四篇，当属可信。至于《志》不言“二百十四”而言“百三十一”，盖记其所考校者而已。总之汉代所传“《记》无算”（洪业语）。传者“删其繁重”，也是情理中事。只是言大戴直接删自“二百十四”篇，于理欠通。因为戴德之学受自后仓，而后仓有《后氏曲台记》；又于小戴删大戴，亦无直接证据。而且大、小戴二家当时皆立学官，若小戴之书真由删大戴书而来，则小戴似无立官之必要。可见此说不能不疑。所以到了《初学记》，又有如下的说法：
《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其所闻也。……至汉宣帝世，东海后仓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仓传于梁国戴德及德从子圣。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为《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
于理始通。然而后氏《记》于《汉志》只有“[四十]九篇”，而非一百八十篇。此言一百八十篇，无疑是欲合“删其繁重”之说，所以未可信。
清代学者也颇疑“小戴删大戴”之说。如戴震云：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有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东原集》卷九）
不为无见。钱大昕云：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此（按指《汉书·艺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传而言。《小戴记》四十九篇，《曲礼》、《檀弓》、《杂记》皆以简策重多，分为上下，实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协百三十一之数。《隋志》谓《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盖以《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二十三篇别见《艺文志》，故疑为东汉人附益，不知刘向《别录》已有四十九篇矣。《月令》等三篇，小戴入之《礼记》，而《明堂阴阳》于《乐记》仍各自为书，犹《三年问》出于《荀子》，《中庸》、《缁衣》出于《子思子》，其本书无妨单行也。
《记》本七十子之徒所作，后人通儒各有损益。河间献王得之，大、小戴各传其学，郑氏《六艺论》言之当矣。谓大戴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为四十九篇……然《汉书》无其事，不足信矣。（《二十二史考异》卷七）
陈寿祺亦云：
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也；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别录》兼载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周礼论序》云……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戴德之书为四十六篇……（《后汉书》）《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氏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耶？（《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
二家皆言二戴书即《汉志》“百三十一篇”之《记》固未可信（详下节），而谓小戴之不删大戴，则信而有徵。然则二戴之书本何异乎？愚谓小戴所传四十九篇，当是受自后仓者；大戴所传八十五篇，当是在所受后仓四十九篇之外又分增三十六篇，也所谓“各有损益”。总之，大戴之书为后仓《记》之增，而非其《记》之删，更非直接删自“二百四篇”之《记》。根据如下：
《后汉书·桥玄传》载：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
从戴德学而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说明戴德原传亦必四十九篇，与小戴同。又《曹褒传》原文曰：
曹褒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自制礼，以示百世。”……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如前所说，庆普所受，为后仓所授说《礼》之《后氏曲台记》。此言传《礼记》四十九篇者，小戴之书也。传小戴书而曰庆氏学遂行于世者，是庆氏所传亦必为四十九篇。庆氏、小戴所传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则其所从受之《后氏曲台记》又必为四十九篇。今《汉志》“《曲台后仓》九篇”，盖脱“四十”二字，因为九篇文字，必不能有“数万言”（见前节引《汉书·儒林传》）之众。庆氏、小戴及大戴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又各自为学且行于世，则三家之四十九又必有不同。其不同，盖于各篇内容亦“各有损益”而已。
大戴所受及原传皆四十九篇，而后成八十五篇，则非自增之又何来乎？不待言也。
然则今本《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究为何文耶？愚谓即今本《礼记》除《哀公问于孔子》、《投壶》等篇外的主要篇章。其之所以佚，盖因其文同而抄书者省之也。古者抄书不易，小戴书既有其篇，则于大戴无需更抄，故抄者省之，自是情理中事。不然，则何以佚其第一至第三十八、第四十三至四十五、第六十一、第八十二至第八十五，而存其第三十九至四十二、第四十六至第六十、第六十二至八十一，间杂错出，无有规律？《哀公问于孔子》、《投壶》二篇之所以两出，盖因偶失其检而复抄之。至于其它两见而文字多异者，盖传闻之异，而正其各自为家之又一故也。要之，二戴原书即篇不同名，内容亦不必迥异；而大戴书虽多出三十九篇，内容亦不必尽在小戴之外，是可以肯定的（观今本异同可知）。
关于《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之篇（不必尽同），可借用清人陈寿祺的考证加以证明。陈氏《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曰：
《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记》。”《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又《汉书·韦宣成传》引《祭义》，《白虎通·畊桑篇》引《祭义》、《曾子问》，《性情篇》引《间传》，《奔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令论》引《檀弓》：其文往往为《小戴记》所无，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如《投壶》、《衅庙》之互存而各有详略乎？
《毛诗正义》所引固不可靠，因为当时《大戴礼记》可能已佚不全（详下）。而汉人之书明引《大戴》或云“在《大戴礼记》”，则不可不信。可见《大戴礼记》本有《曲礼》、《礼器》等篇。而《曲礼》、《礼器》等篇，又在今《礼记》之中。说明《大戴礼记》所佚确有同于《小戴礼记》之篇。《大戴礼记》所佚既有《曲礼》、《礼器》等同于小戴之篇，则不能保其没有其他与小戴相同之篇。所以我们说，《大戴礼记》所佚四十六篇主要为《小戴礼记》所有之篇。或有以《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政穆篇》、《五帝记》之类归诸《大戴礼记》，则不可信。因为四十六篇之佚，至迟当在唐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裴駰《集解》引《大戴礼》曰：“孔子云‘国家有道，其言足以兴，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鞮伯华之所行。观于四方，不忘其亲，苟思其亲，不尽其乐，盖介山子然之行也’。”司马贞《索隐》曰：
按戴德撰《礼》，号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见今存者有三十八篇。
按云“四十七篇亡，今存者有三十八篇”，盖以《夏小正》篇单行之故。是唐见本与今本同。而以理推之，或《隋志》本已然也未可知，因为《隋志》只言“十三卷”，与今本同。观明代袁氏嘉趣堂重雕宋本，即《四部丛刊》所收之本，十三卷之卷第一从《主言》第三十九始，知《隋志》之十三卷必与今无大殊异。总之《隋志》本必不从篇第一开始。不然，宋之十三卷又何从而重分？又观今见本十三卷之分基本均衡，无有大的偏赘，说明各卷自釐分以来皆无大亡佚。因此可以肯定，《隋志》十三卷本与今本必无大的差异。可见《五经正义》所引《王度记》、《三正记》、《政穆篇》等，确非当时所见《大戴》之篇。故孙诒让亦云：“唐人所引有《王度记》诸篇，盖从魏晋古书捃拾得之。” （《大戴礼记斠补叙》）不无道理。
总上可知，不惟小戴未删大戴，大戴亦未曾删后仓；相反，大戴乃在后仓基础之上又有所增；而小戴，乃墨守后仓所传而稍有“损益”而已；大戴之所增，实亦是对后仓所传本之调整充实。如出《曾子大孝》篇于《祭义》，出《诸侯衅庙》篇于《杂记》之类。看来汉代之所谓“家”之别，亦只是传本文字稍有异同而已。
三、《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及各篇性质与时代
关于《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如上节所言，前人大都以为是汉代“百三十一篇”或“二百四篇”之《记》。事实究竟如何，有必要对各篇的性质与时代做一简单考察：
《主言》第三十九，是孔子与曾子二人的一次谈话记录，主题为“主言”——君主之言，故名。《孔子家语》也有此篇，作《王言》（误）。此篇叙事完整细致，无有纰漏，而且描写具体生动，如云曾子“肃然抠衣下席”，“退负序而立”，给人一种非亲见者不能之感，近乎实录，当为孔门弟子或曾子弟子所记，可谓之《记》。
《哀公问五义》第四十，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主题为“五义（仪）”，故名。此篇文与《荀子·哀公》篇前半部分同，中间少“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等十余字，当取《荀子》无疑。《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与《礼记·哀公问》篇问同，也是鲁哀公与孔子二人的一次问对纪录，内容广泛，涉及礼、婚姻、为政、敬身诸多方面，无一定主题，故名。二篇于问对之间滴水不漏，无伪造杜撰痕迹，尤其是《哀公问于孔子》篇除首句称“哀公”外，以下皆曰“君”或“公”，有似当时所记，当出孔门弟子之手，均属《记》。
《礼三本》第四十二，论礼之三本——天地、先祖、君师，故名。文与《荀子·礼论》篇中间一部分同，亦当取自《荀子》，于性质亦可谓《记》。《史记·礼书》有同文，当本此篇。
《礼察》第四十六，论礼之用，以篇中有“不可不察也”句，故名。首章除“孔子曰君子之道譬予防与”句外与《礼记·经解》末章同；二章以下与贾谊《陈政事疏》（见《汉书·贾谊传》）中间部分同，当取贾《疏》，而贾《疏》“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上无 “我以为”三字，当是戴德所增。此篇属政论性质，亦可谓《记》。
《夏小正》第四十七，分月记时令物候、天文星象、农桑政事，相传为夏代历书，故名。此篇自《隋书·经籍志》有单行本。关于《夏小正》的来历，前人据《礼记·礼运》篇“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以及《史记·夏本纪赞》“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的记载，一般认为就是孔子自杞所得《夏时》之整理本。如郑玄《礼运》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夏小正》。”今本有经有传，尽管今人对其经、传的撰作时代尚有讨论，但其经文时代之早，则是不争的事实。于省吾先生说：“《小正》经文的撰述时期，要比《逸周书·时训》、《礼记·月令》早得多。”（《〈夏小正〉五事质疑》，《文史》第四辑）是完全正确的。由于书中所记时令物候及所用历法与《诗经·七月》完全相同，愚以为其有可能是早周人对其先人自不窋以来所传夏时的纪录，其历法为夏代所用无疑（今本经文有后人改造处）。至于传文，据文字也不必晚到孔子之时。或谓其传为戴德所作，完全是以其在《大戴礼记》中的缘故，没有任何根据。此篇性质当属古“礼”，似不应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
《保傅》第四十八，自开首至“书曰‘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此时务也”，与贾谊《新书·保傅》篇相同；自“天子不论先圣王之德”至“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又见《新书·傅职》篇；自“易曰‘正其本，万物理’”以下，与《新书·胎教》篇大同。前人据此，谓此篇取自贾谊之书。今以文字观之，贾谊书确有超出此篇者。如“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下，贾谊书分别有“古者齐太公职之”、“古者鲁周公职之”、“古者燕召公职之”；“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节度无礼，升降揖让无容”一句，贾谊书于“受业不敬”下有“教诲讽颂《诗》《书》《礼》《乐》之经、不法、不古”十四字，等等。如果将这些超出之辞看做贾谊增出之辞，固亦不可，然贾谊书中有不少并列复句，《大戴》此篇则全都作了简化。如前所举贾谊书“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於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此篇作“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显然，此类句子不能说是贾谊对旧作的增益。所以，贾谊书与此篇同有所本的可能可以排除。那么也就可以肯定，此篇是取贾谊书而有所改造。当然，今本贾谊书文字也有不如此篇者。如此篇“及秦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尚者告得也；固非贵礼义也，所尚者刑罚也”句，贾谊书“告得”作“告（奸）”。《说文解字》云：“ ，面相斥罪，相告 也。”刑罚与礼义相反对，告 与辞让则不对，而“得”则正与辞让相对，可见作“ ”非其本文。但这种情况不排除今本贾谊书“ ”字为后人所改的可能，因为一般很可能认为“告得”不辞（迄今犹然）。所以，不能据此遽定大戴此篇非取贾谊书。《汉书·昭帝纪》昭帝诏曰“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传》”，其《保傅传》可能就指贾谊书中之篇。可见其《保傅》篇在当时确有影响。既如此，大戴将其取于己书而传之，自不足怪。而傅职、胎教之事，亦全属保、傅之事，故可和而一之。不过观今本文有“青史氏之《记》曰”之语，则此篇确当为《记》，或贾谊亦有所本。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至《曾子天圆》第五十八，多为曾子语录，间有弟子问辞，以其内容主题不同而别篇。前人论此，咸以为此十篇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今观十篇皆曾子语录而非曾子行事，篇名则直曰“曾子某某”，说明其“曾子”二字有可能本来就指书名。因此，谓其为“《曾子》十八篇”中之十篇当属可信，盖戴德当年所自辑。此大戴之取《曾子》十篇，正犹小戴之取《子思子》之《中庸》、《缁衣》诸篇。然则此十篇本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可知。
《武王践阼》第五十九，记武王践阼三日而召士大夫及师尚父问可以为子孙常之道，师尚父授以丹书之事，及所谓武王《戒书》。此篇文辞不古，非西周作品，当是后人据传闻而记，属古《记》。
《卫将军文子》第六十，主要记子贡对孔门诸子和孔子对伯夷、叔齐以下诸贤人的评价，以“卫将军文子问于子贡”开端，故名。此篇无杜撰必要，所记有可信性，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多与之同，当本此篇。
《五帝德》第六十二，记宰我与孔子关于五帝德的一次问对，主要讲五帝身世、品德与事迹，是有关五帝的重要材料，为《史记·五帝本纪》之所本。《帝系》第六十三，记黄帝至禹之世系及各自婚配关系，亦为《五帝本纪》及《三代世表》所本。《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正指此二篇言。《三代世表序》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 “弗论次其年月”，正指《帝系》篇所记，是司马迁以《帝系》亦属孔子，然孔子亦当有所本。二篇以性质亦可谓《记》。
《劝学》第六十四，前三段文与《荀子·劝学》篇同（祇有个别用字及句子、虚词有异），“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荀子》无“孔子曰”；后二段为孔子语录。前人论之，多以为此篇取自《荀子》。以今观之，其前三段取《荀子》当无疑问，因为《大戴》本为《记》之汇编，且有取他书为文之例（如取贾子《保傅》、《曾子》十篇）。至于“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段上“孔子曰”三字，当为戴德所自冠。因为他不可能直作“吾”，也不可能冠“荀子曰”。或者其本为孔子语而《荀子》用之也未可知。后二段亦当为其所辑附，其中“孔子曰”以下“珠者阴之阳也”至“矜寡孤独不得焉”一小段又见《管子·侈靡》篇，“子贡曰”以下又见《荀子·宥坐》篇，亦见《说苑》。以性质，此篇亦可谓《记》。
《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此篇记子张问入官于孔子而孔子答之，主论所谓“安身取誉”之道，当为孔门弟子所记，属古《记》。
《盛德》第六十六，论所谓圣王之德及御政、御民之道，属政论文，文辞不晚，当是七十子之徒所论，亦可谓《记》。
《明堂》第六十七，略记名堂之制，本属《盛德》篇所附，故许慎《五经异义》引其文称《盛德记》，而后人误分之。其所以附，盖以《盛德》篇前有“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即饰明堂也”之文，故详说之。郑玄《异义驳》云：“《戴礼》所云，虽出《盛德记》，及显与本章异，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是说者所益。”不为无见，然此与《吕氏春秋》无涉，当是汉初礼家据传闻而作，而戴德又附《盛德》之末者。
《千乘》第六十八（本当作第六十七，以下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三类推）、《四代》第六十九、《虞戴德》第七十、《诰志》第七十一、《小辨》第七十四、《用兵》第七十五、《少间》第七十六，皆记鲁哀公与孔子问对，作“公曰”、“子曰”形式，并各取首句中二字或三字名篇。前人论之，咸以为此七篇即《七略》之“《三朝记》七篇”。《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注云：“刘向《七略》曰：‘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记》七篇。’今在《大戴礼》。”核之文字，当无疑问。故此七篇出“二百十四篇”《记》可以肯定。
《文王官人》第七十二，“官”读为“观”。记文王观人之法，故名。此篇与《逸周书·官人》篇大同，而此篇直以“王曰”为记，《官人》则为成王问周公而周公述之，是此篇早于《官人》无疑，当是晚周之人据旧闻而记，亦属《记》。
《诸侯迁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迁庙之礼；《诸侯衅庙》第七十三，记诸侯衅庙之礼。二篇皆属古礼，前人咸以为出《汉书·艺文志》之《礼古经》。然则此篇本不为《记》。《诸侯衅庙》之文又见《小戴礼记·杂记下》而小异，盖传说者互有详略所致。
《朝事》第七十七，记朝事之仪，郑玄《周礼注》、《仪礼注》引其文并称《朝事仪》，是其本名。此篇之文分见今《周礼》之《大行人》、《小行人》、《司仪》、《掌客》，当是取其文而成之，然不必在刘向校理秘府《周官》复出之后，当另有所本。其“聘礼”一节，又见《小戴礼记·聘义》。可见皆为古礼，而为记者辑抄之，本不为《记》。
《投壶》第七十八，记古投壶之礼，亦见《小戴礼记》而后半多异辞。此篇当为古礼经之逸，故郑玄《礼记目录》云：“名曰《投壶》者，以其记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此于《别录》属吉礼，亦属曲礼之正篇。” （《礼记正义》引）所以，此篇当出《礼古经》，即《逸礼》。洪业先生云：“窃疑《逸礼》未尝尽亡于东汉，殆为‘今礼’学者所分辑于所传授之经记中耳。” （《礼记引得序》）此正其一证。可见此篇本属《礼》，不在“百三十一”或“二百四”篇《记》中。
《公冠》第七十九，记公冠之礼，兼及成王冠辞，亦当属古《礼》，盖出《礼古经》。末有《孝昭冠辞》，当是戴德所附。称“孝昭”，自在昭帝之后。
《本命》第八十，论性命、阴阳、生死、男女、婚姻、礼仪、丧服以及所谓“五不娶”、“七去”、“五罪”等人生之事，以首有“分于道谓之命”、“故命者，性之终也”，故名。篇中言“太古”、“中古”，为孔门常语，当是七十子之徒所撰，亦可谓之《记》。《礼记·丧服四制》及《说苑·辩物》篇文有与此同者，所本当同。
《易本命》第八十一，以“子曰”开头，以《易》数论人与禽兽、万物、昆虫之所以生及各自本性、特点，说明“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的道理，以首云“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名。此篇亦当为七十子之徒所撰，可谓之《记》。《淮南子·墬形训》文多同此篇，当取此篇而作。
通过以上对各篇内容、性质及时代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即以今存之篇，《大戴礼记》的材料固以《记》为多，但确有取古礼者，有取《礼古经》者，有取前人书者。如果说《礼》于汉代亦可称《记》的话，那么至少《曾子》十八篇明著《汉书·艺文志》中，决不可以另在其“百三十一篇《记》”或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中。可见《大戴礼记》的材料来源，并非全是刘向《别录》“古文《记》二百四篇”（有古礼可证），更非《汉书·艺文志》“百三十一篇《记》”（有《孔子三朝记》可证），说明其确为自辑之书。由此可见，陈邵“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和《隋书·经籍志》“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的说法，确实不能成立。而其时代，最晚者为《公冠》篇所附《孝昭冠辞》，与戴德所处的时代也正相符，说明其书确有戴德撰辑的可能。
四、《大戴礼记》卢辩注
《大戴礼记》旧注，传者唯所谓卢辩一家，且残而不全。今本十三卷中，卷一、卷二、卷七、卷九、卷十二共十五篇无注，有注者仅八卷二十四篇。该注盖原不知撰人，故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引之而题称郑玄。至《新元史·儒林传》，犹有“世传《夏小正》为夏书，在《大戴礼》中，传之者戴氏也，郑康成为之注”之说。然正如戴震等所云，其注内引有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等魏晋人之说（见聚珍版《大戴礼记》前言），是不得为郑玄注明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始指为卢辩注，乃为定讞。因为《周书·卢辩传》明载：
卢辩字景宣，范阳涿人。累世儒学，父靖，太常丞。辩少好学，博通经籍，举秀才，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可见卢辩确曾注《大戴礼记》。《周书·寇俊传》载：“小宗伯卢辩以俊业行俱崇，待以师友之礼。”是其又曾为小宗伯。《卢辩传》还曰：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治，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授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太祖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当日顾问。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公，转少师。
自魏末离乱，孝武西迁，朝章礼度，湮坠咸尽。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性强记默契，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累迁尚书右仆射。世宗即位，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薨，配食太祖庙庭。子慎。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苏绰专掌其事。未几而绰卒，乃令辩成之。于是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今录辩所述六官著之于篇。……
辩所述六官，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自兹厥后，世有损益。
可见其不仅专精于学，而且于朝章礼制亦多所贡献，故其注《大戴礼记》亦宜。关于卢辩生平，《北史·卢景裕传》曰：
景裕弟辩。辩字景宣。……节闵帝立，除中书舍人。属齐神武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节闵遣辩持节劳之于邺。神武令辩见其所奉中兴主，辩抗节不从。神武怒曰：“我举大义，诛群丑，车驾在此，谁遣尔来？”辩抗言酬答，守节不挠。神武异之，舍而不逼。
孝武即位，以辩为广平王赞师。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会万僧于寺。石佛低举其头，终日乃止。帝礼拜之。辩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 及帝入关，事起仓卒，辩不及至家，单马而从。或问辩曰：“得辞家不？”辩曰：“门外之道，以义断恩，复何辞也。”孝武至长安，封范阳县公。历位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辩有儒术，甚礼之，朝廷大议，常召顾问。迁太子少保，领国子祭酒。赵青雀之乱，魏太子出居渭北，辩时随从，亦不告家人。其执志敢决，皆此类也。寻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转少师，魏太子及诸王等皆行束修之礼，受业于辩，进爵范阳郡公。
自孝武西迁，朝仪湮坠，于时朝廷宪章、乘舆法服、金石律吕、晷刻浑仪，皆令辩因时制宜。皆合轨度，多依古礼。性强记默识，能断大事，凡所创制，处之不疑。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累迁尚书令。及建六官，为师氏中大夫。
明帝即位，迁小宗伯，进位大将军。帝尝与诸公幸其第，儒者荣之。出为宜州刺史，以患不之部。卒，谥曰献，配食文帝庙庭。子慎嗣，位复州刺史。慎弟诠，性趫捷，善骑射，位仪同三司。隋开皇初，以辩前代名德，追封沈国公。
可见至隋代犹有地位。卢辩注《大戴礼记》的具体时间无可考，但《魏书·李顺传》有载：
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讲说，敕同轨论难，音韵间朗，往复可观，出帝善之。三年春，释菜，诏延公卿学官于显阳殿，敕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解《大戴礼·夏小正》篇。
《魏书·儒林传》亦载：
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命祭酒崔光讲《孝经》，始置国子生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后，海内淆乱，四方校学所存无几。永熙中，复释奠于国学，又于显阳殿诏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
《北史·儒林传》亦有同载。可见其于魏永熙（532-534）时已讲解《夏小正》。所以，其始注《大戴礼记》有可能亦在同时。而值得注意的是，讲解《夏小正》篇，则《夏小正》篇不能无注，然今本《夏小正》篇则无注：说明今本确非卢注原貌，而有亡佚。故前人有“未知原注遗佚，或无注者係后人从他传补入者”（戴礼《大戴礼记集注·叙录》）之说。
卢辩注当初为多少篇不可知，但以理推断，不可能有八十五篇之众。因为《大戴礼记》全书至迟于唐代已佚太半，很可能《隋志》已然（详后）。故戴震亦云：“隋唐间《大戴》阙篇与今本无异。”（聚珍版书《大戴礼记》前言）若卢辩注其全书，不可能至修《隋志》或司马贞之时忽佚其半。所以，卢注原书当不超出今本三十九篇。至于今本或有注、或无注，盖后人将有注、无注二残本揉合，即所谓“从他传补入”所致。宋《崇文总目》著录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即可做为佐证。
卢辩注今存虽只有二十四篇（含《明堂》篇二十无篇），但它对读《大戴礼记》确有帮助，而且是清代各家注的蓝本与基础。观各家本大都保留或引存了卢注，说明卢注之不可废。最负盛名的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干脆就是以补卢辩注而名其书。可见卢注确有价值。具体情况，读者诸君参读本编即知。
五、《大戴礼记》主要传本
《大戴礼记》自《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亦皆因之而曰“十三卷”，不言所存篇数。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三十八篇，盖除《夏小正》单行外，又尚未分出《明堂》篇（详下）。或云当时《曾子制言》不分上、中、下而作一篇，则未必然。北宋庆曆（1041-1048）中所修《崇文总目》，著有“十卷（或疑脱”三“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两个本子。南宋淳熙二年（1175），颖川韩元吉在建安郡斋所刊则题“十三卷四十篇”，有可能就是《崇文总目》所著二本之删合。然韩本自序云：“予家旧传此书，尝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讹缺谬误则不敢改。”则二本之合有在韩氏之前。究为谁氏所为，不可考矣。淳熙四年所编《中兴书目》著“十三卷四十篇”，盖即韩元吉本。《宋史·艺文志》著“《大戴礼记》十三卷”而不言篇，盖欲复《隋志》之旧。
今传本可考之最早者，即宋韩元吉本。明嘉靖十二年（1533）吴郡袁氏嘉趣堂重雕本前附淳熙乙未岁（二年）后九月颖川韩元吉序，且错误较少，盖即据韩本覆雕，故前人多误以为宋本。该本列《明堂》为第六十八篇，于卷目录两第七十四（《诸侯衅庙》、《小辨》），于篇名则两第七十二（《文王官人》、《诸侯迁庙》）。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重第七十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今有两七十二”，盖一据篇名、一据目录，所指皆与指韩氏之本同。《明堂》本不为篇，而为附《盛德》篇之文。此说不唯汉许慎《五经异义》等引之而称《盛德记》，《魏书·逸士传》有李谧“览《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论》”等载可以为证，即《宋史·李觏传》亦载李觏于皇祐初上《明堂定制图序》，引“《大戴礼·盛德记》‘明堂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之文，说明直至仁宗皇祐（1056-1063）时，“明堂”之文仍在《盛德》篇内。故以《明堂》为篇，当在其后。今观韩元吉序中“《大戴》篇始三十九，终八十一，当为四十三篇，中间缺四篇，而重出者一篇”及注“两篇七十三”之语，则《明堂》出之为篇，明在韩元吉之前。晁公武为南宋高宗绍兴进士，乾道中为敷文阁学士，其书必早于韩氏，而云“重第七十四”，说明南宋初晁氏所见本已分出《明堂》篇。又韩氏明言家传旧书与所得范太史家本篇卷悉同，则《明堂》之出又当不晚于“范太史家本”。范太史，盖指范祖禹。范祖禹（1041-1098）仁宗嘉祐八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故可称太史。因此，《明堂》之分，当在仁宗以后至“范太史家本”之间，总之在北宋之末。而将《崇文总目》所著“三十五篇”和“三十三篇”二本揉为一，亦当在此一时期，且两者有可能为同一人所为。总之以《明堂》为篇而多出一篇，故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四之误。因其本有两七十二或两七十三，所以共有四十篇之众，与《中兴书目》“十三卷四十篇”同，故知《中兴书目》所著即晁、韩所见本。另袁氏嘉趣堂本于原文下往往有“某，一作某”之注（元至正本亦有），可能就是当年出《明堂》为篇、合二残本为一者所加校语。
韩元吉生卒不详，《宋史·孝宗本纪》有“（八年十二月）丁巳，遣韩元吉等贺金主生辰”事，《艺文志》有“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一卷”、“韩元吉《愚戆录》十卷”，《李衡传》有“帅汪澈、转运使韩元吉等列上治状”之语，《汪大猷传》“尚书周执羔韩元吉……”是其生平之可考者。
今传还有元至正本。此本前冠“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十二月朔旦”遂昌郑元祐序。序中曰：“海岱刘庭榦，父以中朝贵官出为嘉兴路总管。政平讼理，发其先府君御史公节轩先生所藏书，刊诸梓，寘之学。《大戴礼》，其一也。”知其为刘庭榦贞刻于嘉兴路学者。此本后附韩元吉序，而郑序中亦提及韩本，当本韩本而刻。然与上覆刻于韩本之袁氏嘉趣堂本较之，此本明显错字较多，如《夏小正》篇 “鸣”字误“民”；《保傅》篇“使之”误“吏之”、“乐而湛”误“乐其湛”、“惏”误“淋”、《曾子立事》篇“存往者”误“存性者”、《曾子立孝》篇“可人”误“可入”《曾子事父母》“弗讯不言”误“弗信”、《曾子制言中》“仁其人”误“仁其仁”、《卫将军文子》“百姓归焉”误“妇焉”等等。而且数处有大段脱漏或错乱，如《哀公问于孔子》篇“大昏既至”下“敬身”二百五十五字错在后文，《曾子天圆》篇“介虫之”下二百零六字正文及注全脱。可见不如袁氏本。然亦有优于袁氏本者，如“荣堇”袁氏本“堇”误“黄”；“少成若天性”，袁氏本脱“天”字；“瞽史” 袁氏本误“鼓史”；“然後” 袁氏本作“然后”之类，以及目录亦作两七十二，说明对底本有所是正。另外还有异文，如“省兵甲”作“省兵革”、“太山”作“泰山”、“谕父母於道”作“以道”之类；尤其是还有补缺，如《保傅》篇注“使其子”下袁氏本阙一字而此本有“世”字，可见还是有所参校。此本卢注与亦与袁本大同。或云此本无注，不知所据。国图所藏此本天、地有朱笔校语，多与卢、戴校（详下）同，而书末有朱笔署“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翰林院编修锡山嵇承谦受之校”语，则在戴校之先。
明刻本传世除袁氏嘉趣堂本外，主要有《汉魏丛书》、《广汉魏丛书》和《秘书九种》本，而以《汉魏丛书》本为最善。《汉魏丛书》本初刻于万曆二十年（1592）。该本前亦冠韩元吉序，前有总目录，卷有卷目录，总目录两第七十四，卷目录及篇名两第七十三，与韩序所云“两篇七十三”同。以文字核之，此本与袁氏嘉趣堂覆刻本最为接近，其异同主要在俗、异体字方面，然亦有异文，如《主言》篇“昔者明王”作“明主”、《夏小正》“筋革”做“肋革”、《曾子事父母》篇“然后”作“然後”、偶亦有胜出袁本者，如《保傅》篇“各以其母”，袁氏本“各”误“名”而此本不误。因此也可以肯定，此本也是以宋韩元吉本为底本而雕。
《永乐大典》本。《大典》以《大戴》各篇分隶韵字之下，今存者唯《五义》、《哀公问》、《夏小正》、《曾子立事》、《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武王践祚》、《卫将军文子》、《文王官人》、《诸侯前庙》、《诸侯衅庙》、《小辨》、《少间》、《朝事》、《投壶》、《公冠》、《本命》、《易本命》等篇，戴震、孔广森各家校及之。
由上可知，元明两代的传本，基本上都是宋韩元吉本的覆刻或重刻本，没有大的异同。孔广森谓《汉魏丛书》本“舛谬最甚”，不知所据。戴礼《大戴礼记集解叙录》袭其说，殊可笑也。
清代刻本传世较多，乾隆以前主要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朱氏自修斋所刻《朱文端公藏书》本。该本有朱轼句读，且称曾得宋本（疑即袁氏本），还有何焯、阎若璩校语，可见已开清人校勘《大戴礼记》之先。
乾隆间，先有德州卢见曾刻《雅雨堂藏书》本。该本卢氏“乾隆戊寅（二十三年）长至日”序中云：“余家召弓（即文弨）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所附“乾隆庚辰（二十五年）”卢文弨跋亦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不可不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戴君丁丑年所见余本，即元时本耳。自后余凡六七雠校，始得自信无大谬误。”可见该本吸收了卢文弨、戴震二家校勘成果，故流传甚广。
次有《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此本亦有校，前附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总纂官侍读学士辰陆锡熊、侍讲学士臣纪昀、纂修官庶吉士臣戴震”上校定《大戴礼记》表，则其为戴震在四库馆所校可知。此本先后有乾隆中武英殿字排印本、浙江书局本、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本、乾隆四十二年（1777）福建刊道光同治递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增刊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雅书局本，《丛书集成初编》即据武英殿本排印。此本是正了旧本大量误字误句，多有与卢本合者。所附戴震校语一一指明旧本脱衍讹误、各本异同，及所从之本，原原本本，一目了然。此本出，使《大戴礼记》面目为之一新，基本上恢复到可读的程度。戴震之功可谓巨矣！然后世对其校多存非议，以为其妄改古书，应该说是愚腐之见。戴氏此校所参旧说，除各有关典籍及其旧注外，据其校语所及，凡有刘本、朱本、沈本、袁本、程本、高安本、方本、傅本、杨本等多家版本。其中刘本指元至正刘庭幹本，朱本指明朱养纯刻本，沈本疑指沈廷芳《五礼经传目》本，袁本即袁氏嘉趣堂本，程本，指明程荣《汉魏丛书》本，高安本指高安朱文端公轼所刻句读本，方本疑指方苞《评点大戴礼记》本,傅本指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本，杨本指杨简《先圣大训》本。可见其参校了自宋以来所有主要传本。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原文及所附校语与聚珍版本皆同，偶有异字，亦当是戴震所校。今观其《提要》有云：“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故今有《聚珍版丛书》为“戴震就《永乐大典》辑校”之说。
六、宋代以来《大戴礼记》校注本
宋人治及《大戴礼记》而传今者三家：朱熹、杨简、王应麟。朱熹撰《仪礼经传通解》，收解《大戴礼记》之《夏小正》、《保傅》、《曾子事父母》、《武王践祚》、《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九篇。其书以言义理为主，故于文字校释发明不多。杨简字敬仲，南宋慈溪人，乾道进士，官至宝谟阁学士，有《礼》学著作多种。其《先圣大训》收注《大戴礼记》之《主言》、《五义》、《哀公问》、《卫将军文子》、《入官》、《本命》、《三朝记》等篇，于注释间有发明，尤其是其本与后世所传多有异文，清代注家多有所引，故本编亦不专收。王应麟字伯厚，号厚斋，南宋庆元人，淳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著作有《困学纪闻》等多种。撰《践祚篇集解》，收卢辩以下诸儒之解，今收之。
元代治及《大戴》者亦三家：吴澄《三礼考注》于《仪礼》正经后取《大戴》《投壶》、《公冠》、《迁庙》、《衅庙》、《朝事》、五篇为《仪礼》逸经；又《续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有吴澄《校正大戴礼记》三十四卷，今不传；杨守陈《三礼私抄》，“仿朱子而析经附传，仿吴氏而类序乱篇，别自为记。然传取二戴有正附之异，不能尽同于朱子类序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尽同于吴氏。……至于传注，虽择抄诸家，而识见庸陋”（《经义考》引其自序语），今佚；董彝《二戴礼解》，亦佚。
清代朴学大盛，《大戴礼记》与其他典籍一样，也获得了新生。卢、戴以降，清代研治《大戴礼记》者不下数十家之众，其中著有专书或传有专篇的主要有：
1）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孔广森字撝约，一字众仲，号顨轩，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八代孙，乾隆三十八年进士，授检讨。孔氏此注，为卢辩以来第一家，初刻于乾隆五十九年，阮元为之序。序中曰：“（《大戴礼记》）自汉至今，惟北周卢仆射为之注，且未能精备。自是以来，章句溷淆，古字多舛，良可慨叹！近时东原编修、卢绍弓学士相继续校订，蹊迳略闢。曲阜孔检讨顨轩乃博稽群书，参会众说，为注十三卷，使二千余年古经传复明白于世。用力勤而为功钜矣！”实非过誉。该书前有《序录》，略叙《大戴》源流、各篇主旨、取材或别见，以及为书体例曰：“今最旧为宋刊本，已多脱衍讹互，顾尚未大离。别有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卢本、戴氏校本。其旁见它书者《仪礼经传通解》有九篇、杨氏《先圣大训》有十三篇、临川吴氏《仪礼逸经》有五篇、《永乐大典》有二十二篇。互相雠勘，从其善者；义有两通，则并著之。《小戴记》、周礼《周官》、《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 -
读读总不会错 -
是啊，买简体字版总觉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