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档案》章节试读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6
ISBN:9787800195853
作者:康有为 梁启超 严复 谭嗣同 等,谭合成 江山 主编
页数:658页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7页

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非至愚病狂,则甘心鬻国。读公车上书至此,念及崇祯帝,不胜唏嘘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22页 - 公车上书

此书把《公车上书》(更常用的标题为《上清帝第二书》)的一些内容视为敏感内容,做了删节。但幽默的是用省略号删节反而让删节的痕迹更加明显。现将删节版与原文抄录如下:
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辛巳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琉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三四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
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大雪国耻,耀我威稜。 然后用府兵之法,而民皆知兵,讲铁舰之精,而海可以战。于以恢复琉球,扫荡日本,大雪国耻,耀我威稜。
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侵我大国。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
由此可见,编者尽力回避“藩属国”的历史意义,从现代的角度来说,防范大汉民族主义是有必要,但是作为一本辑录历史文献的书,擅自删节又不在简介处言明,很不应该。(不过从第三处删节之赤裸裸来看,也许编者就是要启发我们自己去寻找?)

《世纪档案》的笔记-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 中国乡村痞子化秀才的根性

举世震惊的道县大屠杀,实是由来自有。窃以为其根植于我国传统的痞子文化。追本溯源,早在两千年前,痞子文化即进入中国文化的源头。楚汉相争,农村痞子刘邦胜,旧贵族项羽败,对整个民族的政治文化、精神气质打下灾难性烙印。其后历朝历代,上至宫庭斗争,下至黑道倾轧,无不渗透了痞子化的实质性影响。中国向来缺乏真正意义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起到某种类宗教的代偿作用,经由统治者钦定御用而产生蜕变的旨在调节社会的儒家学说,近代以来,在其他强势思潮的冲击下则又礼崩乐坏、日渐式微,实难遏制不择手段、没有道德信仰的痞子文化。至于农民起义、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的剧烈痉挛,亦不过是痞子化地延续着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远胜于建设性。改朝换代,战乱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每次战乱,都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都致使人们流离失所,这也是滋生痞子化的社会土壤。降及近代,整个农村社会在清乾隆中叶即已开始了“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的过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笔下《阿Q正传》中的“未庄”,其实正是这种劣根效应的文学缩影。及至六十年代,遭逢自然生态大破坏和三年大饥馑,由“一大二公”而“一穷二白”。如此屡经折腾、饱受贫困且又遍地文盲的中国农村,遇上特定的社会大气候,一旦失控,其痞子化之为祸暴烈,亦自是势所必然。
河清难俟,否(痞)极泰不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如此,与痞子化凿枘相应的“贫民政治”,自然也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广阔天地”。二十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当此“天时、地利、人和”皆备之际,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便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 毛成功地将中国农民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武装夺取了政权。继而,便有了横行中国大陆数十年的极左政治,有了饿殍千万的三年大饥馑,有了王光美自作聪明的“桃园经验”,以及由此派生的“一切权力归贫协”,有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此顺势而发,灭绝人性地制造惊天血案的道县“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焉能不应运而生!此旷古未闻之大屠杀,杀人理论上、力量上皆处于绝对强势状态,抵制杀人的则是处于弱势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和仁政思想。
而苑礼甫者流,就是与农业中国痞子文化血缘最近、最可靠的学生和基本队伍。这些人能力有大小,个人品行亦有高下,但核心价值观绝对一致,他们的所有言行,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全部都深深地打上了从娘胎里带来的封建主义 烙印。他们骨子里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恶事都敢做。切勿小觑了这帮亦文亦武“政治可靠”的痞子化农村秀才干部的巨大能量,一个强大的系统如果充溢着这种人其危害性更会百倍放大,道县大屠杀就是他们一手策动并组织实施的,光是农村中那些目不识丁的阿Q们绝对掀不起这样的滔天恶浪。这些人对中华文化的糟粕无师自通,又无道德信仰约束,一心投上所好,邀功请赏,并期以挠到痒处,而平步青云。此种例子,屡见不鲜。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登堂入室,便是文革前文革中,人们最常见的社会现象。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亦具双重性,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式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奴性异化的盲目发泄和盲目追寻出路。而趋炎附势的习性,又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一再陷入功利和荒谬。这些人浅薄浮躁而又嗅觉灵敏,不学无术而又不甘寂寞,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杂以封建主义糟粕,奉为金科玉律,以谋私利,以售其奸。他们深悉“宁左勿右”个中妙处,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此类人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道县大屠杀不过是其中小小一例。一个再伟大的国家,一个历史再悠久的民族,也经不起这些人经年累月的啃噬。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327页 -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个人觉得如果要反映八大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思想认识,与其选这篇开幕词,不如选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有实质价值的文章。这篇开幕词以致谢居多,只对党与非党、国际形势、党员作风等几个重要问题简单分析了一下,没有完整深入地反映当时中央当时究竟在想什么,讨论什么。(这里确实可能还要考虑个篇幅的问题,因为这一阶段连选了好几篇毛泽东的文章,所以不适合选长文了吧)。当然,老毛的语言风格我很喜欢,废话少,说服力强,现在的报告都要好好学学。
由于五十几个国家的党代表都在场听着,所以这篇开幕词仍旧洋溢着对苏联老大哥的尊敬与谢意,根本没有体现五十年代中期包括中国在内社会主义阵营很多国家正在质疑苏联模式这个背景。
中共五个月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基本把苏联当做反面教材在分析问题。举个例子,“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毛泽东提出要给工人适当增加工资,像是与之呼应似的,1956年6月,依仗苏联撑腰不肯给工人加工资的波兰当局遭遇了波兹南事件。
八大闭幕后一个月,对波兹南事件进行检讨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二届八中全会上,顶住苏联的压力,把主张非苏联模式化的哥穆尔卡选为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在八中全会上作纲领性发言。他再次重申了每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的发展道路,指出波兰摆脱目前经济困难的关键是实行下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改革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确立工人自治、扩大人民会议权力;发展各种不同的农民自治的经济形式。
紧随其后的是匈牙利事件的爆发。社会主义国家的示威悲剧是如此相似:学生游行,要求与党内改革派领袖见面并使之掌握实权,党退一小步,人民想进一大步,但是又被突如其来的刺刀所喝退,各种传言四处乱飞,群众与士兵爆发流血冲突,暴徒混入群众,打砸抢玷污了目的明确的示威游行,最后一切失败,尾声是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和党内改革派领袖被终结。
可悲的是,毛泽东看不惯匈牙利群众把步子迈得那么大——中共的支持对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负有一定责任——事后毛泽东甚至还说“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唉,《论十大关系》里看似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理智而仁慈地侃侃而谈“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幽默地数出不杀机关中反革命的一二三四条好处,其实,在党的会议上轻松而直白地对生杀大事作出要求,反映出我们(包括所有沾染苏联习气的国家)对法制,对人权,都是非常蔑视的。
更可悲的是,哥穆尔卡后来也支持苏联对匈牙利事件时的领导人纳吉处以绞刑,而且自己的民主化改革也在党内利益集团利益被触犯时偃旗息鼓了。1970年,哥穆尔卡也向工人举起里枪,上演了翻版波兹南事件的“十二月悲剧”,自己也因此下台。
最后回到这篇开幕词上来,开幕词中满怀豪情地对外国状况的两个“期待”都不幸落空了……
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八大闭幕之后,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与以色列密谋的英国和法国顺利武装介入到埃及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只是在国际各界的普遍指责下才没能获得预期的结果(收回在苏伊士的利益)。说国际各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指责”来自美国(不支持同阵营的同伴,稀奇吧)和苏联(收拾完匈牙利表示修理英法也无压力)。
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虽然只是外交辞令,但是赫鲁晓夫听了该有多受用啊。要感谢赫鲁晓夫的是,不是他把斯大林这个偶像推翻,各社会主义国家离改革第一步还有很远的距离。赫鲁晓夫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离“极其伟大的发展”有更远的距离了。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12页

山西煤、铁尤盛,星罗棋布有百三十万方里,苗皆平衍,品亦上上,德人以为甲于五洲,地球用之千年不尽。对于提出“千年不尽”的人,我该说是太有想象力了还是太没想象力了?当然,后人嘲笑古人是很没意思的,说不定一百年后的人会觉得面对核废料束手无策的我们实在可怜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19页

并令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其道学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公车上书》通篇都展示了康南海极端超前(相对于那时的清朝同时代的人)的思想,其中大部分主张至今叫人佩服,不由得想象变法若是成功,清朝将会怎样。但此一段论及树立孔教权威的段落又叫人非常失望。宗教自由现在已成为文明国家的共识。然而再一想,那时的“文明国家”,指欧洲各国,从哥伦布时代开始就没有放弃过推广自己的信仰的做法,把十字架插满全世界是鼓舞圣这个圣那个不辞万里深入蛮貊的精神动力。所以康有为也只不过是把这份“雄心”连同西方其他东西一起搬回大清了而已

《世纪档案》的笔记-第336页 -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至少读毛泽东之前的讲话——不看旁的资料(不去考察“出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很小”等)——可以承认基本上是心服口服的,直到读到这么一句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捉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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