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书评

拾零

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的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谛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p168）Stalinism（斯大林主义）终究还是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到同时也是一件可喜的事。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p201）《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与热情，我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以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怎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现代和传统链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选的历史去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p363）

活着就是价值

这本书的感想本来不想写的，但是最后还是写了，那是因为之前看完以后首先很愤怒，不知道在愤怒什么，也许是可惜，也许是遗憾，有点把控不好情绪，现在这本书已经放了这么久，很平静了，开始写了。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讲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命运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天上的星星，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是能说明他们的珍贵，在某一个领域有一个有天分、有机遇、肯努力，最后成名的学者，那这个学者，他的无形价值就很大很大。虽然说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他们就能给社会带来进步，引导更多的人向学，或者别的什么贡献，他们就很重要。一个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到现在为止我几乎已经记不得具体谁的故事了，但是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时期，大概注定是场悲剧。我印象里，大部分书中的人都或自杀，或从此以后一蹶不振、再无建树，或丧失自己的一些美好品质用以顺应时事，或不幸被折磨而死，少数熬过来又开始自己的研究的人的且不说，就上述几种下场，似乎哪一种都不算是好的结果，命运对他们似乎太无情了。其实现在让我说，实在太轻松，因为没经历过，说的容易，真要到一个完全那个的环境，恐怕我也是受不住的，这样想来，有些人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可惜了，大量宝贵的人才，在他们开始发光后，很快就陨落了，这个就像家里明明有很多古董，别人看不出，当做普通的砸了一样，别人不心疼，知道价值的人心疼呢。既然是知识分子，自有几分傲气，有自己的坚持，但是那个时候，多希望能提醒一句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就是价值。算了，说的容易，做的难。只是希望无论在什么时候，普通人如你如我，能够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自己判断一下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要因为从众，让某些人被冤枉。

怀念逝去的年代

最近读了谢泳所写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草原部落”黑马文丛之一）和《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二书。其实，谢泳的《<观察>研究》在1994年就完成了，后来作为其中一部分收入《逝去的年代》一书，2005年单独成册出版的《储安平与<观察>》，内容基本上和前者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关于储安平个人生平经历的介绍，少了作者一些言辞颇为激烈的议论，显得客观、克制了许多。谢泳在《储安平与<观察>》的后记中说：“这次单独印出，我在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多删除（主要是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这种删改到底是作者年岁渐长日趋稳重使然，抑或迫于某种压力而另有苦衷呢？我们不得而知，或者两种因素都有吧。 　　 　　 还原历史的真实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前一本书，淋漓尽致，一吐为快。后者虽然也能看出作者的倾向，但总有点欲言又止的感觉。《逝去的年代》中有这样的话语：“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半个世纪前，他们所努力奋斗争取的一切，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进步，单从言论自由和民间报刊的生长情况看，他们再也没有能像当年那样从容地议论国事，据理力争，公开坦率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了，这是何等悲哀啊。作为年轻的一代，对于我的前辈们在国家危急关头所发出的真正知识分子的声音，我除了表示敬意外还能再做些什么呢！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轻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我相信这也是作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理想与动力。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独立、自由、超然的精神气度，他们对国家深深的爱，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民主自由的不懈追求，值得后人感怀铭记并不断地传承下去。他们在历史巨变中的选择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同样值得我们深思，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今天这个年代，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重振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来促使国家朝民主、理性的方向多前进一步呢。 　　 对于我来说，这两本书多少有点颠覆性。从小学的历史课本总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所有进入我们视野的英雄都是符合现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在此之外的人不是被忽略便是被嘲弄。就像胡适，在我们的书本中，他仅仅是这样一种形象：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曾发表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参与同李大钊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并在论战中处于下风，懦弱的，灰溜溜的，必须加以强烈批判的。我想，事实应该远非这么简单，世间万物如此复杂，人更不可能就分为好坏优劣两类，作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形象绝不致像教科书上所写的那般苍白、单薄。我们被蒙蔽得太多，也太久了。《逝去的年代》一书对胡适是充满敬意的，提到了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胡适的交往并深受他的影响。作者还说：“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主要倾向，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尽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公开和广泛地宣扬过。”我想，对于胡适的评价自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无论如何，那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非此即彼的评价肯定是极不公平的。探究历史的真实本身，学会用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这才是读史、治史应有的态度。 　　 　　 自由主义在中国 　　 1947-1948年，《观察》曾开展一场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讨论，引起很大反响。杨人楩当时曾撰文指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他还一针见血的指出自由主义若被消灭的种种弊端：“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唯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 　　 反观建国以后自由主义的消失以及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那场浩劫，杨人楩的忠告犹在耳边，振聋发聩。不仅民族文化、民族创造力几乎丧失殆尽，灾难不可遏止地发生了，而且在灾难过去多年的今天，原有的基本道德、民族自信仍无法重建起来。硝烟虽已散尽，狂热非理性的脑袋也早已冷却，但被暴力摧毁的那一切，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根基与方向。 　　 浩劫刚过后的1980年，《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来信，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全民性大讨论。文革不仅造成了文化的荒漠，也造成了心灵的荒漠。面对外在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特别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他们刚刚接受了一个个被强加的价值理念，随即就看着这一个个理念不断地被否定。偶像崇拜曾是他们的生活基础，如今却造成了他们无法填补的内心空虚。从完全没有自我到“只有自我是绝对的”，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在两个极端之间，人们很难找到平衡。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答案，而更多的人放弃了这种思索。 　　 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断地证明，自由主义的丧失对于民族文化和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这种状况何时才能得到改观呢？ 　　 　　 过去与现在的教授 　　 两本书中有几处提及过去的大学教授，作者对那个年代的教授充满着敬意与向往。“对于大学教授，我一直认为他们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最主要力量。做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同时在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方面，都是民族的楷模。”作者认为，当时的大学教授在经济上有保障，同时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因此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加上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能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那时的大学教授凡遇不合理的规定，都要说话，都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或者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的，还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或者工程技术的，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热情，并没有以专业远离社会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历次的学潮中也经常有大学教授站在学生面前演讲。正是这些教授，在当时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与良知。 　　 前辈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水平，是今天的许多教授都无法企及的。作者言：“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现在不少教授甚至连道德水平都很令人质疑。我就亲见一大学教授，给学生上课只是拿着个本子甚至文件念念，下了课常是觥筹交错的应酬，所带的研究生不是漂亮的JJ，就是有钱的GG。听他的学生说，他们曾聚在一起想和导师商量论文开题的事情，结果又是到饭桌上讨论。酒过三巡，当学生提起论文的话题时，导师只是端着杯子一个劲地说：“喝酒，喝酒！”此后再无一字提及论文。前不久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我见过他所带两名研究生写的论文，里面均大段大段地抄录原始材料，且逻辑混乱，明显的拼凑敷衍之作。最后，其中一篇论文得了两个“C”，一篇得了两个“B”，但综合评价栏上却都写着“A”。也就是说，这样不仅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毕业，更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导师在教授的位置上继续高枕无忧。 　　 　　 上面只是一些零碎的感想，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来说，最悲哀的莫过于“沉默的大多数”，丢掉了理想与信仰，也丧失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血性与勇气。无论如何，我想，我不怨天尤人，亦不偏激片面，社会的进步要靠每一个人一点一点的努力去推动，自由也许也是可以一步步去争取的。那么应该从我做起，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在耳闻目睹不平之事的时候，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言论和实际行动，尽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另外，保持内心的独立与超然，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也是我们从前辈那里得来的启示。 　　 怀念逝去的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精神长存！

从这本书开始关注谢泳

这本书是前几年就看过的，当时觉得终于读到些不同的声音解放前那些读书人的风骨、作派令人神往。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否有当时社会环境宽松的功劳呢？

谢老师的“擦边球”

上大学时候，读谢老师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的议论，就是觉得言简意赅，但意蕴和味道却深埋在那些不长的文字里，能引人思索。除此之外，还特别喜欢他的那种笔法，他文字所涉及的内容有时是犯“忌讳”，可是从行文中却找不到供小人们横挑竖捡的“突破口”。他的史观局法，决不像学院中那些学历史的人所一贯运用的。

知识分子的冰火两重天

1949年既是历史的风水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分水岭。1949年前中国，虽然抗战、内战接连不断，国民党一党专政、腐败入骨，但是学术大环境却可令知识分子们自由呼吸。国民党虽然是实际上的独裁者，但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却不能不在表面上维持多党共存，掩人耳目地玩玩“宪政”的把戏。虽然经济上官僚资本一手遮天，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强令所有异端言论一律噤声，对于书生意气、在背后戳脊梁骨的知识分子们也很少痛下毒手。那时虽然称不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是今日学人与之相比，只有心向往之的份儿。他们生活优渥、不用为温饱整日奔波于俗务，而有余暇在学术的田园悠然踱步(梅贻琦时期的清华，教授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20倍，还能分到一处新宅);他们不必自折脊梁，佝偻于政府的屋檐之下，俯仰官僚们的鼻息，德高望重者甚至可以当面指斥高层领导;他们可以在同人杂志上自由论政，为学潮中遇难的学生们泣血呼号，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借还国民党政治上的一败涂地，在内战正酣之际展开“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讨论;他们不必自缚于某一学府，可以像鲁迅那样因为与其他教授意见不合而转投他校，自由流动，合则聚，不合则散……虽然战乱频仍，民族前途摇摆不定，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左右纷呈，但是人人心中都装着一个“宪政”梦想。在国共内战的炮火硝烟中，他们抱定自由主义的操守，不偏不倚、两面出击，即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严责不带，同时，在对在野的共产党深表同情之外，不放弃对共产主义抹杀自由、民主的警惕和批评。正如《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一样，他们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样宽松的环境使民国时期成为百花争艳的学术收获期。那时的中国知识界形成了老、中、青少长咸集的学术梯队，但看西南联大的教授名单，就不能不感叹群星之璀璨、阵容之庞大。那时不仅酝酿出一大批学界泰斗、培养出一批后来大发异彩的学界新秀，对民主、自由等政治理想的探索也令今人难以企及。80年代思想解冻后中国思想界欣喜若狂发现的“新大陆”其实早在40年前就已经有人深入腹地了，两代学人，一段弯路。但是，这一切都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画上了休止符，“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遂成历史绝响。这是一个抽象的“人民”压倒一切个人的时代。知识分子瞬间发现自己赖以维生的自由空气都被抽的干干净净。大专院校都被编制进了官僚体系，院系调整不顾传统任意肢解，清华被行政命令剥去了人文外衣，学术环境只剩下半壁江山;私人报刊全面被禁，知识分子们失去了自由论政、互通声气的平台;他们也都被固定在了各自的单位之中，成了权力的圈养物，自由流动成了囚徒之梦……外部的“紧身衣”尚能缩骨承受，思想的改造却是釜底抽薪，马列主义无孔不入地侵入各学科领地，扯旗称王。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与脚踏万人尸骨的军人相比，书生们的性格大多软弱。虽然自古以来他们都以“修齐治平”为己任，善养浩然之气，但是在政治高压之下，很少有人能像学界泰斗陈寅恪那样壁立千仞、坚守岭南，任凭中央五次三番邀请，辞不赴京。一些天性软弱、不敢不冷落、想要在政治上有所振作的知识分子(如冯友兰、金岳霖等)违心地一刀刺穿过去的自己，主动接受自己获得“新生”。但即使他们昧己逢迎、凑上老脸，依然未能逃过席卷一切的政治劫难。只因为毛泽东的一句“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还有一个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在领袖一言九鼎的岁月里，翦伯赞被逼自杀，冯友兰也成了有罪之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妄求避开风暴中心，躲在角落潜心研究，却发现连消极自由亦不可得。他们不仅收到郭沫若等钻营分子的刻意排挤，歪曲谗言，学术不被认可、得不到应有外援。而且先前的研究大多碰到了无处不在的禁区，只能迫于时势另匿安全之徒，前半生的成果半途而废。后半生又耗费在不感兴趣的领域之内，终无大成，郁郁不得志，寂寞而终。

很好的一本书，想收藏

我是大一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找到的这本书刚打开的时候，里面是全新的，根本就没有人动过我都怀疑那本书到我们学校图书馆后自己才是它的第一个阅读者后来，去借书处登记扫描的时候，发现全校这书就没人借阅过自由主义在中国有多可怜可见一斑啊！看看这个书对于自由主义者的情怀有了更深更多的了解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体察 有了更多更深的领悟极力推荐这本书后来喜爱章诒和先生的书这本书帮我做了引荐的工作

真实而向往

看这本书的时候是大一，可以说给了我不小的震动。它第一次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由的高贵。也地一次让我明白，民国初期中西文化交汇产生的动人的人文光彩。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对权威的怀疑，知道了怎样高尚地活着

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

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由包括犯错误的自由谢先生的这本书仔细看完，关于1949年知识分子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并不尽然是政府高压的结果，知识分子也无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想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何处去，不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不清楚，中共的核心领导层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可能都不甚明了。这绝不是谢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幼稚”问题。不知道谢先生有没有关注过1930年代兰格和哈耶克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在1950年代的人类社会对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楚。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50多年前的事，莫要以今天的立场想当然才好。无疑像谢先生所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但在思想上，我并不认为当年的知识分子有何过错。面对社会的巨变，我相信当年的储安平和费孝通们一定是在反思自己过去的思想逻辑和价值观念。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的转变是时局巨变的结果。1957年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冲突，应该与他们对1950年代初几年的观察有关吧。有些知识分子是坚定的反共斗士，如胡适之类，因而他们1949年后去了台湾；有些知识分子有鲜明阶级立场或民族立场，在中共取得优势之前就已经左倾；大多数知识分子根据时局的变迁来选择和修正自己的信仰和行为，这又有什么错呢？这只是20时期中国社会巨变的结果而已。另外，学术立场可以各有不同，但要描述历史，还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为好。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毕竟是两码事。

谢泳的开山之作

在十多年前自费出版了几本可看的小刊物之后 这位民间思想评论高手终于浮出水面 在“自由主义自由演说”的最好年份1998年推出了这本风格文字思想见解都一扫旧风的好书。相信好多年轻人在大学里都浏览过 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学者自然也不会对此小觑 谢泳以英年富力研究非显学非主流 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受到读者欢迎的还有后面一系列作品 但是没有这开山之作我们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少认识 谢谢他的努力 也希望大家多支持他们的研究

模糊的书

下载了电子版本，大概80篇小文，看了一遍，没有激动感，但是隐隐约约觉得是好书。其中一半人我都是第一次听其大名，不过总认识其中孕育着高贵的精神，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C国的制度，好像总是在把精英淘汰，而留下渣滓。就像阉割最雄健的骏马一样，久而久之汉族骑兵从击灭匈奴的英雄，变成了草原民族马蹄下的亡魂。

午夜之后——读《逝去的年代》

《逝去的年代》是学院推荐书单里的一本书，我曾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后来终于在网上找到了电子版。在豆瓣上看到，这本书只在1999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过一版，看起来了大概成了禁书了吧。当初这本书是在民间出版家贺雄飞先生的努力下出版的。谢泳先生在出任厦门大学教授之前也被称为民间学者。把“民间”这两个字加在出版人和学者之前的事，想必也是中国有的特色。《逝去的年代》的副题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它可以说是一本特别的历史书。谓之“特别”，是因为它的内容即使你大学毕业了——如果关于历史你只读教科书——也不会知道。但这些东西人们应该知道。这个学期，我们有一门中国近现代史，上课之前我对这门课的老师“想入非非”，但是从第二堂课起，我就一直坐在最后一排，看别的书，有时候也忍不住在心里骂娘。至于这位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免得因言论被治了罪。期末考试我也用不着复习，因为那些史实从小学就开始记了，那些教条为了对付高考也被灌输过了。看了一些历史书之后，有一天我的脑子里冒出一句“睁眼看历史”。我们今天对历史的愚昧，不亚于鸦片战争之前国人对世界的愚昧。一百六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还在就现代化的路途上挣扎，也许这是原因之一。就这本书而言，不看它，我怎么知道美学家朱光潜说过“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底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我怎么知道费孝通45年底曾在一个断电进而枪声四起的夜晚于联大学子面前讲演“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怎么知道有一个叫钱端升的人在41年说过“最糟者仍是政治无进步，号称进步者共或反共均是totalitarian(极权主义)”，我怎么知道原来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的大学实现过教授治校，我怎么知道中国的新闻人曾经那么有尊严、那样为自由而抗争过呢……谢泳先生对于我们当然是前辈，但对于书中的那些人他也是晚辈。他在书中多次表示，在他看到这些历史资料时的感慨。“在读储安平《观察》时评时，我却感到这些时评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时评，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难以相信。”“在近半个世纪后，我每读他的这些时评，依然感到很激动。”“当我透过岁月的尘埃看到四十年代大学教授们的言论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相信许多读者都会和作者有相同或类似的感受。我在许多个午夜之后面对这些文字流泪——伤感或者激动，原来历史是这样的！西南联大是个奇迹。记得在读《东藏记》这本小说时，曾多次被那些人和事打动，而当我读了历史之后知道那些动人之处来自于史实。我因读了关于联大的书而想去昆明，想看翠湖，想看看在战乱里收留和安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园，那里有一代人的梦，也是一个民族的梦。谢泳先生在关于联大的内容里论述了教育和现代化、学风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等方面。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与她的教育是同步的”，而“指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是想说明：中国在二十世纪初进入现代化起步阶段，本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不幸，今日的教育和学风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让人乐观。而联大时期，“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的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自由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有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初中的时候，翻开历史课本，在“新文化运动”的那一节认识了胡适。第一印象是，胡适真帅。当然，书上没有具体介绍胡适，只是把他和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的照片放一起，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后来有一天，我同桌的女生说，胡适是叛徒。我疑惑地问她为什么，她说据她知道，胡适在49年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现在想起来，那位女生真是冤枉胡适。因为他既不是叛徒，也没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可是我又想，胡适还是比较幸运的，大陆的教科书既没有像给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那样给他一个“错误”，也没有像对其他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那样对他只字不提。读历史最简单的一个目的是知道和评价，而且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谢泳对自由主义思想显然是赞同的。“在二十世纪的末叶，当曾经在中国社会变动中夺取了政权的某种思想力量日益没落和为人遗弃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成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思想力量的最后胜利者，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追求目标。”“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国整个知识界的主要倾向，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今天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力量，不是来自于陈独秀、李大钊，甚至不是鲁迅，而是胡适，尽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被公开和广泛地宣扬过。”对于知识分子的评价，“从1949年后，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倒退、不现实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那位同桌由“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而得出胡适是个叛徒的道理。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这种愿望的最终落空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首先我们有足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四十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其次，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于他们中未能产生一个既有现代思想，而又扎根传统的有魅力的领袖人物，更在于没有找到将现代和传统连接起来的粘合剂，从短暂的历史中看他们似乎失败了，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看，我们又可以说真正鼓舞后代人的理想主义正是由他们开始的。”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里说，历史的基础不是公正而是强力，它既不惩恶也不扬善，它经常把胜利归于拥有强权的人。所以成败不等于是非，历史的判断需要价值判断，历史的评价如钱穆所说，需要以“历史意见”为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衰落不仅是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也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挫折。内战期间，杨人梗在《观察》的撰文中写到“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 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不幸，历史被他言中了。57年夏天知识分子的反应证明了建国后思想改造的荒诞性，而“反右”最终摧毁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反右’的罪恶不在于它具体地迫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也足以构成其千古之冤），而在于摧残了‘士气’，摧残了知识分子勇敢地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勇气。‘反右’的结果使中国整个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以沉默来抗争的方式，而放弃了主动出击，大胆批评政府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这是今日犬儒主义盛行的一个原因吗？关于顾准的那篇名为《1959，谁在思考》。“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在那样的年代，有那么多的诺言，有那么多的大话，但谁在真正关心着中国底层的平民？并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而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知识分子——顾准。《顾准日记》中出现最多的两个词是哀鸿遍野和斯大林主义，了解这两个词的含义，才能逐步进入顾准的精神世界。”谢泳在文中对比了顾准和竺可桢在1959年12月31日的同一天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里的关键词是“游艺、人大会堂、新年快乐、跳舞”，而此时下放劳动的顾准在日记里写道：“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因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 当时看完这段后我在旁边写到“我在小学就知道竺可桢，可到了大学才听说顾准！”是的，我是在小学的自然书上知道竺可桢的，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教科书中见过顾准的名字。也是在一个午夜之后吧，我在一本林贤治的书里读到以下文字：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罗米修斯说。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神也憎恨顾准，所以“神谕”里不许出现这反叛者的名字。《观察》与储安平研究和西南联大研究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两部分。储安平的命运多少象征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知死活、下落不明。章诒和说，储安平正在复活。我读了这些觉得，储安平一直存在，只是丢了，人们没有去找他，或者人们没有找到他。那天考试我写了关于《观察》的小论文，这里只交代一句：《观察》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后一本真正的独立杂志。在书中，谢泳专门论述了储安平等人对学潮的态度，相比之下谢泳自己对学潮的看法表达得更简洁明了：“像历史上多数学潮的出现一样，它首先是社会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是对政府腐败无能的抗议，多数学潮绝非谁想发动，谁想领导就可以掀起的，我对学潮的看法是一般说来自发性是其基本特征，另外不管学潮最终结果如何，学潮总是对的。”储安平对学潮的态度是他对青年态度的一个方面。在《观察》创刊词里，他把对于青年进步和品行修养的贡献放在与评论时事一样重要的地位，作为《观察》的两个目标之一。“储安平看来，今日这一批青年在学校内部所受的民主训练，与二十年后中国政治的趋向有关。”他在30年代曾写过一本名为《写给弟弟们的信》的书，是一本写给青年的政治启蒙书，据谢泳在博客里说，其水准远在今日许多同类书之上。可惜谢泳当年研究储安平时还没有得到这本书的资料，所以我们除了书名之外见不到这本书的一个字。从谭嗣同悲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到顾准在文革中凄然离世，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是对得起历史的，倒是历史对不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我没有更好的结尾。这是谢泳先生在书中对于写这本书目的的说明：我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当年的经历和言论告诉更年轻的一代，你们今天所努力思考和争取的一切，你们的前辈在半个多世纪前已经都做过了，其思想的深刻、全面和产生的影响远在今天我们的口号之上，现在我以晚辈的名义，请求那些健在的前辈将当年的历史和经历如实公正地告诉年青的一代，让自由主义的理想再以血的代价积累几十年，以换得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我只能说，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