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章节试读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2页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1467页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有文化的人就成了知识分子。而至于他们的知识有多有少，是真是假，有用无用，正动反动，有害有益，人们往往是忽视的。对此定义，我早就持怀疑态度：一般文化人是知识分子，大教授也是知识分子；喜鹊是知识分子，乌鸦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
这个概念岂不太模糊了吗？后来，我在外国人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外国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这使我恍然大悟，如果按外国人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人也有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不是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杀光了）。
对此，我向隐者徐无鬼先生做了专门的请教，并达成了共识。我们将现在"知识分子"的内容升级为两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第一层就是我们词典里的解释，即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授，不管是不是社会的良心，统称为知识分子。第二层是苛刻的，就是智识分子，智即智慧，识即识见、思想。
智识分子应该是外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的特点。
若按此观点，恐怕谢泳书中的知识分子也要分化为两个阵营。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143页

经过胡风一案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252页 - 安平的《客观》政论

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他认为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不可能之事。而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又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题。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如何能实行得了民主？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4页 - 酋长话语

徐先生虽然表面潇洒若陶渊明，但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其一，他认为，嘴有三项功能，吃饭接吻发议论，而今却只有两项功能，非常痛苦；其二，他认为，人有三大痛苦，无侣无朋无类，而今只有伴侣、朋友，却很少同道，所以也让人痛苦。其三，佛经中将人的痛苦分为四类：生、老、病、死，他认为这四类不全，应该是“生、老、病、死、思”五苦，思想的痛苦是最深层的痛苦。所以，他才拉来雅斯贝尔斯、伏尔泰、索兄、尼采等朋友对话，聊以慰藉他那颗孤独的心。他经常说的格言有三句，一为“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二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便是国王”（西方谚语）；三为“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蝶上一样”（伏尔泰）。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135页 - 舒芜：回到起点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逝去的年代》的笔记-第274页 - 1949 年后中国部分文献中出现的储安平与《观察》

《观察》的被遗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对这个刊物的态度，或者说反映了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八年抗战，五年内战，被战争的硝烟搞得疲惫不堪的中国人渴望安定，渴望和平，渴望能在平静的日子里建设国家，强大民族。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深深地伤害了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他们开始向“左”看，他们无论在理智上对共产党作怎样的评价，但在情感上，在与国民党的对比中，多少把新希望寄托在了一个新执政党身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由于过分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在共产党崛起的时刻，放松了对这个执政者本质的认识，也许是轻信吧，他们以复杂的心情回到新政权的怀抱中。然而，他们很快就失望了。1949年以后，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打击莫过于言论自由的废止，他们在国民党时期曾经享受过自由办报、自由办出版社、自由地批评政府的权利，虽然不断遭到粗暴的干涉、查封，但毕竟没有完全把言论的渠道堵塞。但1949年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接踵而来的肃反运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批判胡适，使多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所做的选择，这一切大概与他们曾经怀抱的理想大相径庭。特别是对胡风的批判。胡风本是一个左倾的共产党人，但未经本人同意，公开刊布个人的私人信件已属不可理解，更进而以此定罪，怎么能不激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反感呢？1957 年，虽然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在未识破共产党的“阳谋”的情况下讲了真话而惨遭不幸，但也必须看到，在1949 年以后不到10 年的时间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更大的自由和民主，要求同人出版社，要求批评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他们不曾想到共产党会把事情搞成后来那样的结局，因为他们是善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言论政，即使有所过失，想必共产党也能够理解，国民党时期以言论政，他们至多也只能把你的嘴堵上，总不至将人身的所有权利都剥夺吧？然而，他们想得天真了，后来的结果，使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何以遭受如此灭顶之灾，但这一切恰恰发生了，差不多20年后，他们才重新获得做人的权利，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年华，有很多人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右”的罪恶不在于它具体地迫害了一批知识分子（当然这也足以构成其千古之冤），而在于摧残了“士气”，摧残了知识分子勇敢地批评社会、监督政府的勇气。“反右”的结果使中国整个知识阶层在很大程度上选择了以沉默来抗争的方式，而放弃了主动出击，大胆批评政府的权利，直到今天，这种烙印还深深地影响着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虽然我不否认整个知识分子当中也有相当多的败类，是他们紧跟权贵，落井下石，使大批正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难，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个靠武装斗争和严密组织起家的政党，对于民主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心理根源在于对自己所施行的一切的绝对不自信，对民主的恐惧是贪权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像《观察》这样曾经宣传中间路线，走第三条道路的刊物，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