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章节试读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410页

大多数新闻记者都对李奇微那满怀信心的神态留有好感，但也有些记者嘲弄他具有一副好战的形象：系着降落伞背带，右胸前别一颗手榴弹，左胸前挂着一只急救药箱。他的这幅装束后来又被编成一个描述朝鲜战争的虚构故事——只不过在故事中他腰间别着的已是两颗燃着的手榴弹了。
说你呢，王树增！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5章　“给，喂你们两把土吧” - 第5章　“给，喂你们两把土吧”

杜鲁门在美国几乎没有遭到批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在欧洲和亚洲推行新的军事扩张政策的标志。随此误解而来的另一个错觉是：中国共产党是这个征服世界的阴谋的伙伴。
　　凯南和波伦都曾竭力使杜鲁门总统相信：俄国人力量太弱，不可能实施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苏联新闻界极少报道有关这一战争的消息，这表明斯大林也很震惊，正在思考对策。凯南和波伦说苏联人确实给金日成送去了武器，而且军事行动也是斯大林的军事顾问策划的，但是根据这两位苏联问题专家的看法，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全世界，而只是为了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开。
　　有关中国与北朝鲜是伙伴关系的错觉也是从错误的情报中得来的。实际上，两国之间只是有一条结实的共产主义纽带而已。毛泽东好像无意过深地卷入南北朝鲜的内战，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重建刚经历过残酷内战的中国，并攻占台湾以使蒋介石彻底完蛋。杜鲁门派第7舰队保卫台湾的决定已经引起北京的忧虑，中国军队正在做保卫沿鸭绿江与北朝鲜接壤的边界的准备。
　　战争开始前两天，中共中央军委曾发布命令：解放军复员100万官兵，回家为国家的繁荣兴旺做贡献。正在他们准备离开部队时，战争爆发了。开始时毛泽东认为它只是朝鲜的一场内战，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当杜鲁门正式宣布全力支持李承晚后，中共领导人就认识到形势很严重并且与中国有直接关系。毛非常愤怒，在6月的最后一天指责傀儡李承晚在美国政府的煽惑下挑起了战争。他马上撤消了复员100万部队的命令，并增派部队到满洲以防美国人接近鸭绿江。尽管他十分震怒，但还是决心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
　　和许多来自湖南省的农民一样，毛泽东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有自大自傲的倾向，赞成通过武力解决争端。和他的重要助手，出身于儒教知识分子家庭的周恩来不同，毛从未到过外国。所以毛从来没有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看到过外部世界的那些人所具有的那种开阔的视野。他自学成才，成了能运用古代政治艺术的卓越实践家。因多年受肺结核的折磨，他在1950年看上去很瘦，但他的精力仍很旺盛。
　　杜鲁门和艾奇逊都未认识到1949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那次重要会晤的实际意义，这次会晤导致了两个月后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在某种意义上说，该条约显示了两国之间的尖锐分歧。甚至在美国人抛弃蒋介石以后，斯大林还在暗中支持他，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对其他共产主义革命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他担心毛会变成另一个铁托。他深信与软弱无能的所谓民主政权打交道要比与迅速发展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更有好处。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期间，双方发生过许多争执。只是在毛的一再坚持下，两国才签订了一项条约。毛召来周恩来与苏联人谈判，周拒不离开莫斯科，直到条约签订为止。斯大林最后才同意了周坚持的一点，即如果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将“立即给予全力援助”。
　　会谈期间苏联人一直以侮慢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客人。一天夜里他们邀请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观看芭蕾舞剧《红罂粟》，因该剧极力贬低中国人，所以只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剧院包厢里表情冷漠地露了面。
　　日本投降后两国的关系就立即恶化了。当时，到达满洲的苏联军队拆除了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所有工厂的机器设备并运到了苏联。美国的一个委员会估计苏联运走的食品和工业设备总价值约为8.5亿美元，苏军在中国东北肆意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总计超过了20亿美元。
　　当中苏于1950年初最终签订同盟条约时，双方代表均无笑脸。虽然苏联人同意给中国人贷款3亿美元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但这只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贷款数的1／10，而且1％的利息是一种侮辱，因为此前不久，苏联给波兰提供了4.5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对知悉内情的人来说，这显然是由于斯大林自20年代中期确信毛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以来一直鄙视和不信任他的结果。虽然毛与莫斯科签订了条约，但他对斯大林对西方的好战态度仍抱有疑虑。毛对斯大林的反感也是涉及个人的。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莫斯科时，曾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被关了好几年。对毛来说，这是一件仍然难以忘怀的大丢脸面的事情。
　　因此，杜鲁门和艾奇逊做出的北朝鲜是中苏阴谋的工具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只派遣了两个完全由北朝鲜人组成的师，虽然苏联人策划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设备，但他们并不打算进一步提供援助。
通篇都很亮，最后一段尤其亮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后语 遣返 - 后语 遣返

当“大转换行动”的最后一名战俘获释的时候，远在南方的关押战俘的岛上，22604名北朝鲜和中国战俘正在被装上一支由运输登陆舰组成的舰队，这些战俘大多数是反共分子。他们被告知将被运往北边的非军事区，他们在那里必须在90天的时间里就回国还是到其它庇护地做出决定。
　　第一批400名战俘于9月12日到达非军事区，被带到这个狭窄无人区的南端，在那里为他们建了10个临时集中营，此为南营。在稍北的地方一个小得多的集中营里，有35名南朝鲜战俘和24名联合国军战俘，他们选择了仍然和共产党人呆在一起。在24名联合国军战俘中，有23名美国人，1名英国人。双方的“解释人”将努力劝说每一名战俘去北方投奔共产主义或去南方投奔民主。
　　第一批491名反共的中国战俘按照日程安排该去专门为解释人建立的帐篷了，但他们却拒绝离开战俘营。这些人担心共产党会逮捕他们并强迫他们回中国。
　　当时负责非军事区里所有战俘的印度的蒂马雅中将恳求这些固执的中国战俘：“如果你们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是反共的，你们就应该进去向解释人说清楚。”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用几辆汽车拉上战俘头儿，让他们去亲眼仔细看一看解释人所在的区域。他们在附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会绑架他们的成群的共产党军队，只有宣过誓要保护他们的印度士兵。战俘头儿们回去后向同伴们保证出去很安全。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说服了，开始排成队向16个解释篷走去，每个战俘都由一名印度士兵护送。“就像要去观看16部话剧，一下子都去了，”美国情报局的记者保罗·加维说。一名战俘刚进篷子，三名中国解释人立即站起来，弯了弯腰，笑了笑。“差不多所有第一天进来的战俘都往他们脸上吐唾沫，骂他们，当天上午就离去了。解释人则用袖子擦去脸上的唾沫，费劲地使表情恢复到常态。一到解释篷，战俘们就感到可以自由地向共产党表明他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了。”
　　在解释的过程中，一张小绿桌子后面坐着中国解释人，对面折迭椅上坐着一名战俘，解释人一边躲闪着向他们扔过来的东西，一边极力把他们的意思讲清楚。他们以一种劝导性的、友好的方式，向听他们说话的中国战俘保证，如果他们回国，将原谅其以前所有的罪过。中国马上就要统治整个亚洲了，因此他们应该回到即将获胜的一边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新生活正在建立。回家吧，因为祖国需要她的儿子们。
　　第一天不断有暴力事件发生。一名战俘突然站起来，抡起了折迭椅。三名解释人吓得倒伏在篷子的墙上，战俘骂他们是王八蛋，这是中文里最侮辱性的骂人的话。然后他把椅子掷在绿桌子上。
　　中国解释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样子很窘迫。联合国军人员对于这些反共奖品则喜形于色，这使得中国解释人样子更窘了。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共有10名战俘进了去台湾的门，4名战俘在耐心地听完了联合国军方面解释人的解释后进了去中国的门。另外6名战俘热情地向共产党的解释人致意，而后往联合国军代表的脸上吐唾沫。他们从通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门出去时，受到了篷子里所有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
　　向中国战俘解释的恼人的结果使共产党人束手无策，便要求让北朝鲜战俘进来，但这些战俘坚决不出集中营。
　　劝说其他战俘进那些篷子费了好长时间，3个月后，只有3100名战俘同解释人谈过话，要求被遣返的只有137人。年底之前，大多数北朝鲜和中国战俘做出了选择，剩下的少数人如朱少校和朴少校等，既不去北朝鲜也不去南朝鲜，而是坚持去中立国。
　　这时几乎每一个战俘营都被反共分子所控制，中立的战俘们不得不保护自己免遭被称为“昨天的朋友，今天的敌人”的攻击。
　　朱所在的集中营里有个少校逃跑了，反共党团的书记便设置了袋鼠军事法庭来审讯他那伙人。第一个被抓的是朱，他不仅受到了恐吓，而且饱尝了失望、沮丧和酸苦。
　　 “你们有多少中立分子？”那个书记问，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棒，“如果你说了，我们就饶了你。否则，你就会没命！”
　　 “我不知道任何名单，”朱说。
　　 “你认为说一句‘我不知道’就可以逃脱掉？”有人朝朱的脑袋猛击一棒，其他人连续猛击他的肩、臀部和脊背。他甚至没能喊叫就失去了知觉，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说：“也把他杀了算了。”那个书记说：“明天再审讯他，先打断他一条腿。”
　　当朱来到一个篷子时，他全身疼痛难忍，一条肋骨好像被打断了，因为稍一碰它就剧烈地疼。两条腿也麻木了，肿得老高。他听到一阵尖叫声，不一会儿，一个软得象棉团的人被拖了进来。不到一小时，又有上十个人呻吟着被带进来，他们都是中立分子，都认为李承晚总统及其政府是比北朝鲜共产党分子更坏的罪犯。
　　几个星期之后，朱没人扶还是不能走路，但他每天晚上按摩两条腿，以便有一天逃出去。1月10日，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闯一次。天黑之后，他躲过看守，向带刺的铁丝网猛冲过去。卫兵冲他大声喊叫，但他还是爬到了对过。两名印度士兵跑过去帮他。“你没事吧？”一名士兵大声问。
　　没事？他的两只手鲜血模糊，衣服被挂成了碎条，在他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红色的轨迹。“是的，我没事！”他说。当这俩士兵把他带到印度人的医院时，他失声痛哭起来。
　　 10天之后，1954年1月20日，印度士兵聚集在各个集中营。当战俘们走出集中营时，他们还有最后一次向北去的机会。没有一个人犹豫：21805名战俘，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制的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小旗，带着叠得整整齐齐的铺盖一直向南走去。其中有14343名中国战俘。有些人边走边敲着用饭盆等锤打成的锣鼓，吹着自制的喇叭。他们炫示般地通过检查站，最后历时15小时43分钟。朱少校和其他中立的战俘看着他们离开时松了一口气。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通过自由大桥，到达临津江对岸，受到一支美军乐队和一幅用中文写的大幅标语的欢迎。
　　北朝鲜战俘在登上汽车前往仁川之前受到了南朝鲜方面的迎接，并受到了从台湾来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极为热烈的欢迎。他们拉下汽车车厢两边的帆布，以便向路两旁列队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在仁川，”保罗·加维报道说，“中国人的聚居地早已做好了欢迎准备，大街上沿途到处都是铙钹和中国乐器的铿锵声——纸龙在头上欢腾翩翩，身着传统服装的美丽少女踩着高跷向他们频频致意。思乡的中国战俘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那些在战俘营进行了顽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本色的英勇崇高的战俘们，在通过通往中国的门时被当成英雄，受到了5名中国高级官员的欢迎。但后来他们被带到满洲的一个集中营进行再教育，凡是和西方打过交道——即使在战俘营里——的人均未受到信任。几年后，这些勇敢仗义的人们被释放送回老家，却被自己的家人当作叛徒而极力回避。他们回到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却只给予低下的工作。一位姓张的战俘，原先是位中学校长，被降级使用当了一名教师，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桌前为其罪过忏悔。一年后，他又被降成看大门的。他对此略有微词，被判了10年徒刑。一位姓丁的战俘回到家里后，他的妻子被迫同他离了婚，他的一个女儿因缺乏医疗而死去，另一个女儿因被人奚落是“叛徒的女儿”而离家失踪了。丁先后几次被监禁，前后加起来达12年之久，直到1983年才被释放。在朝鲜赤胆忠心地为毛泽东打仗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9年被从国防部长的位子上赶了出去，10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至死。
　　如果这些真正信仰者还被怀疑并受到了惩罚，那些曾被保证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良好对待的前国民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40章 - 第40章

代号为“小转换行动”的交换战俘行动定于4月29日晨开始。在这次行动中，将释放149名美军战俘、64名其他联合国军战俘和471名韩国战俘。一个美国医疗队和3个救护车队在板门店等待把第一批战俘运送到汶山以南15英里处的自由村。早晨6点到了第一批50名联合国军伤病战俘。
　　同时，有近10倍之多的共产党战俘在北面几英里处获释。当新闻短片的摄像机嘎嘎作响、照相机咔嚓咔嚓响个不停时，战俘们大吼大叫着表示抗议。许多战俘脱下美国人给的衣服扔在地上，一些人则拒绝撒滴滴涕粉，还有的绝食，说给他们的食物里有毒。
　　与上述战俘们相反，联合国军战俘则温顺得多。当记者们围住他们问其经历时，许多人不大愿说，有些人只谈仍关在敌人集中营里的伤病难友们的情况。韩国战俘被转到南朝鲜的基地医院，一些美军战俘被用飞机运到日本休养治疗。美联社报道说，“今天从共产党集中营回来的美军士兵都说受到了良好待遇。”一名战俘赞扬他所受到的治疗，另一个说他呆的集中营周围没有铁丝网，每人都有一床被子和一条毯子，他从未见到哪名战俘受虐待。他们讲述的故事太平淡了，合众社东京办事处收到纽约发来的一封急电：“除了受虐待和引起轰动的故事外，关于归来的战俘的报道只需有限的篇幅。”
　　《时代》杂志的记者报道说：“在汶山的记者们催问之下，战俘们才在记者们的引导下谈一点有暴力行为的内容。大多数战俘说他们没有见到过他们的难友被虐杀或被蓄意虐待。当有的战俘在记者引导下谈及战俘营的死人事件时，一些新闻记者只管堆积‘虐杀’的数字，而不看这些数字重迭了多少。”
　　《新闻周报》写道：“并非所有的战俘都是大张旗鼓地回到家里的。一架美国飞机几乎是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从东京飞回来的。”机上乘客的名单是保密的，“其原因是：一些乘客在东京经过‘有限的’甄别后，就被暂时列入了‘共产党宣传的牺牲品——洗脑’者的名单。”他们将被送到雾谷的陆军医院接受精神病和医药方面的治疗。
　　在“小转换行动”开始的那天早晨，靠近鸭绿江战俘营里拉里·泽勒斯的小屋的门被推开了，有人用朝鲜话高声叫道；“走了！”7名美国平民俘虏被告知准备动身。没有政府代表过问、无国籍的苏联和土耳其平民俘虏流出了眼泪，他们恳求道：“请转告你们见到的所有的人，我们在这里！”
　　到达平壤后，这批美国人被安置在一个隧洞的两间屋子里，住在这里的是朝鲜人民军指挥部的人员。与在他们之前的7名英国俘虏一样，他们也被量体做衣服，天天洗热水澡，给他们吃营养丰富的食物。
　　就在泽勒斯一行离开平壤之前，一位将军用朝鲜话向他们发表了讲话。“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极为人道的政策，你们今天就被释放回国。”当翻译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直盯着这些美国人。照相机的镜头从这位将军那儿转向俘虏，他们无动于衷地站着，就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照相机的闪光灯不再亮了，将军又重新来了一遍，所有的照相机的镜头又都对准了他，然后转向不怎么合作的俘虏，“你们这些美国人就要回家了，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很快就要见到你们的家人了，你们要回家了难道不高兴吗？”照相机的闪光灯又亮了起来，但这些执拗的美国人却一声不吭。将军突然转身走了。他离开的太突然了，就连翻译也忍不住神经质地笑了笑。
　　苏联集团的记者们围住了美国俘虏。一位记者问泽勒斯；“你要回家了，你好像不高兴。”
　　 “哦，我很高兴。我只有离开了这个国家才会高兴。”
　　 “难道你们不感激朝鲜人民政府对你们十分人道的对待？”
　　没有一个美国人说一句话，好几个穿红十字会衣服的文职人员走近他们说：“我们是朝鲜人民政府红十字会的，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们现在都很好，谢谢，”卫理公会传教士克里斯蒂安·詹森医生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你们，在我们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
　　一位红十字会的人淡淡地笑了笑。另一个问道：“你们对受到的非常好的待遇有什么想法？”还是没有人答话。记者们开始面有难色。一位记者无可奈何地问：“难道你们没有一样可以感谢朝鲜人民政府的吗？”
　　 “有，实际上有，”奈尔－戴尔说。在死亡行军中她曾表现出这种勇气。几乎过了3年地狱般的生活，她还是那么精神十足，“谢谢北朝鲜政府让我还活着。在这个生命不值钱的国度里，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小命还在。”
　　 “你被虐待过吗？”
　　 “是的，”她简洁地说。
　　 “我们已查出了1950年对你们干坏事的那个少校并严惩了他，”一位北朝鲜军官大声说道，“他拿了合67000美元的朝鲜钱给你们提供交通和食宿，但他贪污了。他是个大坏蛋！他偷了你们的，也偷了我们的！”
　　 “我们并不知道发生在你们身上的所有这些坏事，”一位朝鲜军官说。
　　 “你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路易斯·丹斯说出了所有俘虏想说的话。
　　又陷入了令人窘迫的沉默，而后记者们缓慢地朝汽车走去。第二天，北京电台报道说，7位被北朝鲜释放的美国俘虏对给予他们的人道的待遇表示感谢。
　　这7个人先被送到沈阳，然后穿过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第二天，5月12日，一架美国空军的C－54飞机把这批人送到西德的滕珀尔霍夫机场。从那儿，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同温层飞机将其送到法兰克福，他们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后启程回国。
　　那位澳大利亚神父克罗斯比又过了3周才最终获得了自由。他丢失了日记本，但几乎一字不拉地全记存在了脑子里，他又开始重记日记。“我又一次开始了生活。又回到了能透过光线也没有风的屋子里，这里有充足的热水、肥皂和干净的亚麻布，有既使不饿也想吃的食物。我又得到了也许别人认为理所当然但对我来说难以置信的好东西。然而尊重个人自由的法律比这个国家的好东西都更重要，我珍惜所有这些东西，但我得到了更有价值、更重要的自由。这就是信仰自由，公开地承认我的信仰，有自由让所有与我一样向天国迈进的人们知道，上帝的爱在等待着我们，给我们的心灵以安托。”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41章 最后的战俘 - 第41章 最后的战俘

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动的”联合国军的战俘们挫败了北朝鲜和中国审讯官想要教育他们的企图。战俘中意志最坚定的莫过于西奥多·R·哈里斯上尉，他是B－29轰炸机的飞行员。他坚决不承认他曾经投掷过细菌炸弹。十个月来，他拒不认罪。为此，他经常遭到残酷的毒打，然而这类严刑拷打使哈里斯更加坚强。最后，他被押在一个火刑场的前面，行刑者递给他一块遮眼的布，但被哈里斯拒绝了。他听到一声令下“烧”，接着就是锤子咔嗒声，他立即失去了知觉。有人告诉他；“火刑只是你不坦白时给你动用的一个榜样罢了。”
　　 1953年1月下旬，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装进卡车里，带到了中国的沈阳。此时他并不知道他的整个机组人员都在那儿。虽然中国审讯官想方设法屈辱他，但他们同北朝鲜审讯官一样，也无法使哈里斯认罪。但是有一次当一名中国官员用哈里斯的衬衣来擦他的皮靴时，哈里斯终于发怒了。他不顾一切地挥手猛击那个中国军官。中国军官离开后不久，便带着一个很大的木制的盆子式的刑具返回来，盆子的四边和顶部用铁链连接起来如同一个十字架。哈里斯被命令坐在十字架的中间，十字架的四周折起来后，顶部呼地合上了。行刑者将他的膝盖抬起来顶着他的胸部，在盒子上仅留了半英寸大小的一个小洞用来呼吸。哈里斯被关在这个十字架里长达十几个小时，没有水喝，没有饭吃，也不能活动身体。每天10个小时的惩罚，如此关了10个月后，哈里斯被蒙上双眼，转移到沈阳的另外一所监狱。囚禁他的牢房的地上总有一英寸厚的水。他在这里经受了无数次审问，但始终未能使他认罪。他的“不合作”给他招致了另外一种长达14个小时的盒子式的刑罚。不过，这次增添了一些新花样：卫兵用木棍不断地有节奏地咚咚地敲击这个盒子。当他最后被放出来时，哈里斯的下半身一时已经瘫痪了。释放后的十天里，他的脑子里还响着木棍咚咚的敲击声。
　　其后的6个星期，每天他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提审。在法庭上他总是在问他们是不是在以战争罪审判他？他的问话总是得不到答复，法庭也不理睬他一再要求请律师替他辩护的请求。相反地，法庭总是问他；“现在你准备认罪吗？”“我不会认罪的，”他总是这样回答道，“现在不会认罪，将来也不会认罪！”
　　最后，在1953年5月，不屈不挠的哈里斯被告知：“作为战犯，你已被查明有罪，很快就要宣布给你的惩罚了。”他被蒙上双眼后又被带回在沈阳他第一次蹲过的那所监狱。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哈里斯在想。
　　 9月1日，也就是停战后的第四天，哈里斯上尉被带出他在沈阳的那个阴暗的小监牢。有人告诉他：“虽然查明你有战争罪，但仍要把你遣送回联合国军司令部。”哈里斯想不出他们这句话里有什么诡计。他被推进一辆等候运送武器的汽车里。在车上，他14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了他的飞机上的5个机组人员。他们不能相互交谈，但是，他们的眼睛告诉哈里斯他们经历了与他类似的苦难。他们被装上了一辆窗帘密封的火车，转移到了开城。9月6日，也就呈战俘交换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批签字承认他们进行了细菌战的美国官兵到达了自由村。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联合国军战俘中官职仅次于迪安的美国军官，同其他两个飞行员一起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护卫卡车的前面。谢天谢地！他想着。洗过澡后，医生给他进行了体检，他接受了新闻界的采访。“我认为长时期的缓慢的精神折磨比急剧的肉体折磨还要难以忍受，”他告诉记者说，“你整日整夜地坐在那里。你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你要么承认罪行，要么就呆在那儿。”
　　其他承认有罪的人避免正面回答问题。凯斯·比奇注意到这些战俘顾虑重重，除非安全方面的军官保证对他们不会有任何伤害的，他们是不情愿多说话的。尽管这样，他们只是断断继续地讲述了一些故事。“他们做了羞愧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比奇说道，“他们的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他们的神态举止就像是灵魂患了癌症一样。”
　　这批战俘中说话最直率的是沃克·马胡林上校，他是最后认罪的战俘之一。比奇知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落了21架德国飞机，因而毫不怀疑他本人的勇气。他始终精神昂扬地面对比奇和其他记者，坐在他旁边的是空军联队的副队长小安德鲁·埃文斯上校。他俩都34岁，但埃文斯看起来要大好多岁。他身材削瘦，嘴不停地抖着，似乎马上就要放声痛哭。仅仅在三天前他才最后签名认罪。
　　 “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国家的叛逆者，”马胡林平静地承认，“我们有些人招供了，有些人则没有。那些不招供的人应当得到荣誉勋章。”他用焦虑的目光看着埃文斯，埃文斯则像患了伤寒，不停地发抖。当记者开始向他的朋友提问时，马胡林巧妙地给予了答复。
　　新闻记者忙着作记录，摄影师在不停地拍照。闪光灯闪烁着，照相机咔咔地响着。马胡林继续讲着，声音录进了录音机里，“审讯官的凶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你们只须看看迪安就知道他经历了怎样的一场磨难。”他解释了审讯如何持续到9月2日的。到那时，共产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供词。他接着说贝却敌和温宁顿就写了认罪书。“他们把认罪书拿来，强迫我们抄写，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当然了，在共产党的社会中，那些认罪书是互相吻合的。到那时，共产党已得到各种各样的情报和资料，便能够使认罪书相互联系起来。认罪书的实质内容是相当荒谬的，任何一个小孩，只要具备起码的智力，都不会相信这些认罪书的。”他和其他人使用的是那些已经阵亡的军官的名字，或是使用很多年前便已从军队退役的军官的名字。“情况就是如此。共产党将认罪书买过去，他们以为认罪书都是好的资料。”
　　比奇发现很难给这些归来的战俘下结论。“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呢？我会屈服认罪吗？我又没有身临其境，我怎么会知道呢？”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无论调查的结果怎么样，那些认罪的战俘从此就永远不会是职业军人了”。“这便是所有事情中最伤心的了。”
　　同一天早上，有人告诉一个经历了许多次残酷审讯仍拒绝服罪的战俘说，他可以在开城搭乘卡车。兰克福特，那个意志坚定的英国海军军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运气。他兴奋的心都想跳出来了。但是，卡车并没有往南方行驶，而是向开城郊外一座大楼驶去。他们这一群战俘被带到一个佛教寺庙里。兰克福特完全绝望了。难道就因为他拒绝认罪，便会在最后一刻失去自由吗？
　　黎明时刻，一位中国军人拿着一张纸来了。他们要被分成两组，移交给联合国军。那个中国军人念完第一组战俘的名单，其中并没有兰克福特。他环顾四周，数了一下还剩7个战俘。两个小时过去了，又来了一辆卡车。他真的要乘这辆卡车离开，还是又要失望一次？“我看着卡车，卡车的发动机在空转着，我心里还指望着、盘算着，如果最后还没有念到我的名字，我就会等到别的战俘都上了车之后，猛冲到驾驶室，逃走。”
　　那个中国人小心翼翼地叫了5个战俘的名字。接着便停下来了。兰克福特和一个名叫科斯特洛的陆军中尉焦虑地等着念他们的名字。中国军人平静地望着他们，最后他说道：“英国海军上尉兰克福特，英国海军……英国陆军中尉科斯特洛。”两人跳上卡车，他们很快来到一个桥边，“桥的一端站着一个中国士兵，另一端则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军警。军警在挥手表示欢迎时，他那饱经沧桑的脸大笑着。我怀疑在回答他时，我是否也笑了，我想我只是直直地盯着他。”
　　他们朝桥的另一端走去，过了桥，就看到一色彩明艳的拱形门，上面写着：“欢迎回归自由”几个大字。
　　北上的男女战俘们也在讲述着心酸的故事：他们没有吃过饱饭，妇女们遭到韩国士兵的虐待和强奸。一些美国士兵出同样很残忍。一个名叫金永珠的姑娘讲述了美国士兵是如何强迫一群女战俘呆在一间大屋里，剥光她们的衣服。然后将一些赤身裸体的北朝鲜战俘推进屋内。一个美国士兵高喊着：“我们听说你们共产党人喜欢跳舞，来，就在这儿跳吧。”他们把刺刀和左轮手枪对着男女战俘们。战俘开始跳舞。喝得醉熏熏的美国军官叼着雪茄烟，大笑着，用火烧女战俘们的乳房，接着施行兽欲。
　　一个大学生说道；“在士兵的淫威之下，没有人会得到安全。他们甚至还强奸了一个14岁的姑娘，她本是一个仆人，却被他们当成战俘抓了起来。”在仁川的集中营，两个怀抱婴儿的母亲不断地被拿着刺刀的士兵拉走。婴儿的嘴被用东西塞住，两个母亲则被拉到美国士兵的军营里轮奸了。”前一天，哈里斯上尉和他机组的五个成员被带到离开城很近的一个帐篷里，然后听了一份分别用朝鲜语和英语宣读的文件，文件宣称哈里斯和B－29轰炸机成员被带往北部，在沈阳接受了有关生物战罪行的审讯，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已自愿认罪。
　　哈里斯大叫起来：“这全是撒谎！”他要求把他的名字从认罪战犯的名单上划掉。当遭到中国人回绝时，哈里斯上尉声言他将拒绝接受遣返。他对抗中朝两方面的审讯已经一年多了，到现在也不会屈服。
　　 6日早晨，哈里斯和他的组员受命要准备离开这里。这位固执的上尉端坐在帐篷前一动也不动地抽着烟。当一位翻译问他为什么不准备行装时，他回答说：“我坚决反对在恶意诽谤的情况下遣返。”他的五位机组成员被送进一辆卡车，卡车向板门店驶去。五位机组成员向哈里斯挥手告别。哈里斯也向他们挥着手，但他还是端坐在地上吸烟没有站起来。
　　一小时之后，翻译和三个士兵试图把哈里斯抬进一辆卡车，但没有成功。翻译于是又乘坐一辆载着更多士兵的卡车返了回来。他们围着哈里斯，但哈里斯还是不愿意离去，除非他得到一份英文文件，表明那段叙述哈里斯承认其他美国空军使用细菌武器的文字被勾掉。6名士兵围着愤慨的哈里斯上尉。哈里斯最终被强行带到了自由村。虽然，他的双手戴着镣铐，他还是争辩不已。他是最后一位获得自由的美国人，也是共产党为最终摆脱他而感到由衷高兴的一个人。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14章　攻陷汉城 - 第14章　攻陷汉城

9月23日下午，在第10军军部，阿尔蒙德将军告诉史密斯将军，他希望在陆战5团继续从西北部攻打汉城时，陆战1团能从东南方向组织进攻。他许给陆战队24小时的时间向前推进，并要求史密斯保证陆战1师在9月25日之前拿下汉城。
　　温文有礼的史密斯很可能对阿尔蒙德表现出一种非进攻性姿态。他是个众所周知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身边的枪袋总是空的。他随时控制着脾气，语气平静。但他对涉及到其部队安全问题的任何事情都绝不通融。“我无法向你作任何保证，”他冷冷地说。“这个保证由敌人来做吧，”他接着补充说，他的部队将做最大努力，尽可能快地行动。
！！！
现在我明白为啥史密斯将军能在长津湖之役中把陆战1师从包围中奇迹地带出来了，“科学社会主义”毕竟不是“科学基督教”的对手啊！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38章 “细菌战” - 第38章 “细菌战”

自从萨姆斯将军和克拉克上尉为了确定关于北朝鲜流行瘟疫的传说是否属实而作了那次天真的考察以后，中国一直谴责美军在进行生物战。
　　美国人驳斥道，除非敌人首先使用生物武器，美国将永远不会使用这种武器。但是，美国人的反驳并不能消除中国方面的疑虑。在这种极不信任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方面坚信，美国人确实在朝鲜进行了细菌战。1952年2月8日，周恩来愤怒地宣布，使用生物武器作战的、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将作为战犯处理。几天后，苏联方面也表明了同样的态度，他们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上对美国人进行细菌战提出了类似的谴责。
　　 3月26日，周恩来给联合国秘书长发去一份电报，声明说，他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北朝鲜的“正义立场”，“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在其干涉朝鲜的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列举了大量的事实。
　　 “必须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在它所发动的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在遭受了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毁灭性的打击以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绝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它在谈判过程中，一方面使用各种无耻的拖延手段阻止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又无情地使用残酷的细菌战。”
　　周宣称，美国空军出动了448架次飞机，在中国东北上空散布了大量携带细菌的昆虫，企图进一步实现美国“侵略中国”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大规模屠杀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犯罪的、恶毒的手段，威胁中国人民的安全。”
　　美国方面把这些抗议看作是一派胡言。不过，北朝鲜确实发生了流行病，所以，北朝鲜人坚信，美国恶魔投掷了带毒的昆虫，这并不缺乏逻辑。难道他们用炸弹残杀全体人民还不足以表明他们的灭绝人性吗？
　　周恩来提交的报告清清楚楚地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谴责。一星期以后，美国飞行员，空军中尉肯尼思·伊诺克终于坦白交待，他投掷了细菌弹，他驾驶的B－26轰炸机是在2个月以前被击落的。几天以后，他的同伙约翰·奎因也坦白了罪行。“非常清楚”，他交代说：“华尔街的资产阶级战争贩子们，他们贪得无厌，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金钱，企图使这场战争蔓延开来，他们制造了这场生物战的可怕罪行，……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对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中国人民一直宽以待人，他说：“他们发给我保暖服御寒，给我送来可口的食物，还提供了被褥和温暖的住所。对他们给予的友好待遇我将永志不忘。在志愿军耐心细致的关照下，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我极为内疚，消除这个包袱，坦白悔过，使我心里得到安宁。我承认我对中朝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很显然，这份自白书的语言既不自然，又不合文理，它是在共产党的授意下写成的。
　　到7月份，细菌战成了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许多同家发生了由共产党策动的骚乱，接踵而至的怒潮，加上美国人在巨济岛所干的活生生的恐怖行径使得哈里森在板门店的工作几乎没法展开。“巨济岛呵！”俄国的《真理报》惊叹道，“你使我们认识到，‘文明的’美国佬甚至比残忍的希特勒分子更残酷、更无耻。达豪 [ 译者注：达豪是德国第一个纳粹集中营。1933年8月10日在慕尼黑北16公里的达豪市郊区建立。由150来个支营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营至少关押过16万人，支营关押过9万人。至少有3.2万人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和非人的虐待，有更多的人被运往在波兰的灭绝营。马伊达内克是德国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位于波兰卢布林东南部。1940年11月建立，最早用于关押苏联战俘。后因冻馁全部死去。1942年秋，该营又成为犹太人灭绝营。起初几个月是将被害者在附近森林中集体枪杀，后改用专门为集体屠杀建造的毒气室。1943年11月，营内绝大多数的人被消灭，党卫军并力图消除集体屠杀的痕迹。估计死于该营的人数为20－150万。 ] 只是一个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只是一个死亡工厂，而整个巨济岛却成了一个死亡之岛。”
　　《真理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把美国将军称为“戴白手套的屠夫，嗜血成性者，他们借助于细菌、跳蚤、虱子和蜘蛛来进行战争，他们是从事了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的死亡贩子。”
　　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博士也口诛笔伐。7月份，他从中国回到伦敦以后，在英中友协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关于细菌战的事实是确凿的、无可辩驳的。”在沈阳，他看见了一些从滑冰场上搜集来的昆虫，这些昆虫被存放在试管里面，别人告诉他，这些都是被毒菌感染了的昆虫。在东柏林，世界和平理事会谴责美国人不仅在朝鲜倾泻了受毒菌感染的生物体，而且还在沿海捕鱼水域投放了毒药。
　　这些谴责更加剧了中国和北朝鲜竭力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逼供。“进行细菌战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弗洛伊德·奥尼尔中尉承认，“美国人民必须意识到这些可怕武器的严重性，大家一起来制止这场细菌战，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能享有和平。”
　　 “我希望，每一个读到这份声明的人都知道，”保罗·尼斯中尉写道，“是我的正义感、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驱使我，希望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事实的真相，我向全世界提供这样一个事实，美军正在朝鲜使用一种不人道的武器。”
　　除了这少数人，美国飞行员都顶住了来自中国方面极为巨大的压力。
　　一连几个月，中国方面都阻止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对细菌战的说法进行调查，他们认为这些组织怀有偏见。他们完全信赖国际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富有同情心的西方人土，包括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这样的著名人物组成。
　　 “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确实成了细菌武器的目标，”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些武器一直来为美军所使用，美军应用了大量不同的方式来使用这些武器。”这些结论是国际科学委员会得出的，但只是勉强得出，因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发现，“在各国人民发出的世界性的责难声中，这样一种野蛮的方法竟能一贯得到实施，”这难以置信。
　　又有3位美国飞行员的坦白书支持了共产党的断言，他们是在同一架B－26轰炸机上被击落的，这3个美国航空兵是：空军中尉、飞行员詹姆斯·E·格默，领航员、空军中尉戴维·E·彭尼和投弹手、空军中尉博比·哈米特。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在阴间你们无法扩大力量” - “在阴间你们无法扩大力量”

美国兵投降后，中国兵对他们很客气，看守他们的卫兵还特意烧了一桶开水给他们喝，要知道当时卫兵打水和烧火都是要冒生命危险的。美国战俘却把水当成用来洗澡的，因为美国人没有喝开水的习惯，导致烧水的卫兵怒火中烧。文化冲突真是个很无解的事，就别提宗教文化的冲突了。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39章 - 第39章

战俘营里，战争还在继续。11月30日共产党人声称，在过去的61天里，他们有542名战俘被杀或受伤。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的一些战俘也在进行他们的战争：拒绝承认他们没有犯的罪行，勇敢地坚持他们的人权。他们不像共产党战俘，既不抗议也不使用任何武器袭击卫兵。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企图逃跑的大多数战俘都被单独监禁着，或挤在一间小屋里，服刑3个月至3年不等。与这些人呆在一起的是拒绝学习或对那些同情共产党生活方式的“进步战俘”制造麻烦而被判刑的战俘。
　　战俘中有两名海军陆战队军官度过了一个最惨淡的圣诞节，一位是海军陆战队第1空军联队的参谋长弗兰克·施瓦布尔上校，另一位是该联队的军械官罗伊·布莱少校。7月份，他们驾驶一架“山毛榉”飞机在一次非战斗性飞行中无意飞越了敌人的防线而被对方的战斗机击中。发动机被打坏，他们跳伞平安落地。
　　中国军队知道他们逮住了好东西，因为施瓦布尔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过65次夜间飞行任务并获得4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的老兵，他身着军服，随身带有军役证明卡、一张弗吉尼亚的驾驶执照、一张飞行保险票、他的全家福照片和一份飞行计划。几个月来他一直被单独关在一座朝鲜式尾檐下一间肮脏的披屋里。44岁的施瓦布尔倍受折磨，被指控是一名战犯，给吃的给得很少，被剥夺了去像样的公厕的权利，也不给检查身体，饱受酷暑和寒冬之苦。除了一次“两周的反省期”外，他频频接受审讯，但从未受过刑。最后在12月底，这名联合国军高级战俘继迪安将军之后，在恐吓和威逼之下，不得不作了使共产党中意的坦白交待。
　　 “在做出我最困难的决定以寻求唯一出路时，”施瓦布尔后来写道，“我最重要的想法是，与宁死不屈而牺牲生命或一辈子做中国共产党的俘虏相比，揭露这骇人听闻的毁谤宣传对我的国家来说更有价值，我对此毫不怀疑。”
　　他的同伴布莱也受到了紧张的审讯，但受到的对待更严厉，有时还被拷打。1953年1月初，他被关在一间没有取暖设备的泥棚里。“我只穿件单战俘服，无法暖和，几乎每天被罚立正，晚上不许躺下。不管怎样，我得在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动，否则会被冻僵的，因为当时的温度在华氏零度以下。我想这种对待持续了有六七天，我记不清了。由于被冻僵半截，多夜不能眠，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垮了。”
　　一天半夜时分，他被带到集中营司令官的办公室，被告知他们有确凿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细菌战，并让他看了一份用英文写的限期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事实上，上面写明我知道细菌战这回事并参加了部分行动，我将被作为战犯送往中国，由一个刑事法庭审判，罪名是参加反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细菌战。它还进一步写明，如果全部招供，我将被当作一般战俘，并在这场战争结束后被遣送回国。我又被带回了小屋，48小时内不给一口吃的，夜里还是不让合眼。”
　　最后通牒的期限将至，审讯队又回来了。布莱同意撒谎，用好几个小时重新写了口供，直到审讯官完全满意为止。“他们在决定具体让我说什么和怎么写时遇到很大困难，我没有机会反对，更没机会与他们争论。”
　　施瓦布尔写使共产党合意的供词用的时间更长，他们拍下了他看最后一份供词的照片。他的供词很机智地加进了战斗数据和听起来感到真实的技术术语。1953年1月21日他在供词上签了字。这份口供加上布莱的供词，都可作为共产党的一大成功，因为联合国大会定于两天后重新开始，这两份重要的供词可在代表中传阅。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29章 - 29章

尤金克拉克的傳染病偵查行動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40章 李承晚偷放战俘 - 第40章 李承晚偷放战俘

虽然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还坚持说李承晚是美国的傀儡，和他共事的那些美国官员倒也是唯愿如此。独立是他的信仰。从停战会谈伊始，李承晚就公开预言谈判将失败，他认为计划中的停战协定是战争的最后结局，也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结局。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会谈。
　　 5月30日，李承晚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接受任何允许中国军队留在朝鲜的停火安排都等于“不容分说地判朝鲜死刑”。
　　对事态十分关切的艾森豪威尔向李承晚保证，美国将努力以一切和平方式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而且将在一项可以接受的停战协定签署后，立即同他缔结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当6月4日代表们回到板门店后，南日提交了一份反建议，表示接受联合国军的建议，但做一点小小的修改。这项反建议对艾森豪威尔“似乎很有利”，他通知李承晚可以接受建议的条件，李的大韩民国将保留其战前的全部领土，美国对朝鲜的最终重新统一承担义务——但只能通过和平手段。
　　李承晚还是很强硬。在一顶政府公开声明中，他略述了他事先向艾森豪威尔透露的停火的最低条件：联合国军和共产党军队同时撤出北、南朝鲜。6月7日，他把他的话付诸于行动，在南朝鲜颁布了戒严令，把他的新任参谋长白善烨从华盛顿召回，取消了15名韩国将军预定中的美国之行，取消了所有军官和士兵的休假，并向人民发表宣言，要求他们支持他的“生死”决定。
　　使李承晚沮丧的是第二天，6月8日，协议最后在板门店通过。经过一年半激烈争执后，双方首席代表在一项遣返战俘的协议上签了字。消除了达成一项停战协定的最后一道障碍，和平看来即将来临。但李承晚认为，这样一种和平将使他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朝鲜的美梦破灭。他决定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召来了陆军中将元容德（他信任的极少几名将军之一）。李承晚说：“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谈判人员急于在与我们政府的观点相反的停火条件上签字。”按照他的观点，所有北朝鲜战俘都应释放，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强制他们回其出生国。“你有什么高见？”
　　元容德花了两天时间秘密搞出了一项释放共产党战俘的计划，得到了内政部长、板门店的韩国代表和政府发言人的同意。只有李承晚和上述4个人知道此项秘密计划。第二天，元容德将军召见了韩国宪兵司令肃楚岩准将、他的执行官和行动处处长宋有顺上校。首先他们必须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将在会上讨论的任何情况。”元说，这个计划必须在绝密情况下执行，连国防部长和白参谋长也不让知晓。他还说，包括他个人在内，谁都不能肯定大批释放北朝鲜战俘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肃将军说他不能对随之肯定出现的严重后果负责，要求允许他离开房间。但他首先得再次发誓保守秘密。作为副指挥官的宋上校将负责这次行动，他没有表示异议，尽管他似乎明知当宪兵队单方面释放北朝鲜战俘时第8集团军和宪兵队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在宋上校的指挥下，已经在朝鲜半岛南端关押着36000名朝鲜战俘的集中营里秘密做好了准备。在釜山附近的9号和2号集中营里关押着7097名战俘。午夜零点，桑永昌（音译）中校率领一支韩国宪兵特别行动队潜入9号营，把铁丝网剪了4个20米宽的口子。与此同时，6名宪兵解除了拘留室里两名美国卫兵的武装。6月18日零点一刻，桑中校带他的人进入已把战俘集中起来的集中营。他很严肃地说：“我奉宪兵司令部指挥官命令，临时占领该战俘营，释放所有你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战俘！”
　　战俘营里所有的灯光都被熄灭了，约4000名战俘悄悄地出了战俘营，成了自由人。美国人直到凌晨一点才获悉越狱之事，但四周一片漆黑，他们无能为力。在附近的2号营，战俘们直到凌晨2:40才被释放。那时美国人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只有几个战俘跑了出去。
　　在西边的光州地区有1号、2号、3号3个战俘营，关押着10610名战俘。釜山的零点就是那里的两点。3个战俘营里的反共战俘头儿在傍晚就已被元将军的副官通知要释放他们。他们要向他们的人念如下指示：“我们解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李承晚总统已命令元中将在6月18日凌晨两点释放我们。到时候你们只需从朝鲜宪兵队事先为我们打开的缺口从铁丝网里出去。有一件事你们不能忘记，在宪兵的带领下，你们在天亮之前须走出集中营至少12公里。此后朝鲜国民警察会照顾你们的。”
　　临近半夜时，负责宽子湾（音译），所有3个战俘营的指挥官韩昆（音译）中校开始从里面剪断铁丝网。与此同时，朝鲜宪兵悄悄切断外面的铁丝网。凌晨两点，山上射出一道手电筒的光示意零点到了。在此之前，韩中校已命令卫兵放出了2／3的战俘，然后放起火来，假装是防止越狱。但这堆火点早了，惊动了美军卫兵，一名朝鲜卫兵和5个逃跑的战俘被击毙。即使如此，等集中营的美军指挥官4点钟到达出事地点时，发现集中营里仅剩下10160名中的165名战俘。这极少的人是重新被抓住的。
　　在北边的论山有关押着11038名战俘的6号集中营，釜山的零点也是这里的两点。3个集中营有两个已做好了准备。但1号营里的人知道计划太迟了。只有1／3的战俘逃了出去，而2号和3号营则有8600多名战俘在黑暗中逃掉了。惊愕不已的美国兵报告说：“他们在逃跑后30分钟内就消失在论山城里，他们肯定长了翅膀。”
　　论山的美军指挥官由一开始的震惊和迷惑变成了愤怒，他真真切切地相信他被韩国人欺骗了，特别是被第3公安营营长洪尚荣（音译）中校给耍了。“我的部下所做的一切我要负全部责任，因为这是我的失职，”洪中校镇静自若地说，“但我敢保证这不是上级的指示。”而后他又说：“我不是在作为一名负责看守战俘的营长讲话，而是在作为一名大韩民国的公民在讲话。你们必须记住，今天凌晨重新获得自由的战俘以及未能阻止他们大批逃跑的我的部下都是我的朝鲜同胞。如果你们理解这一点，我想你们就不会责怪我对他们的同情了。”
　　马山、永川、富坪和大邱一些小集中营里的战俘们也逃掉了。总共有27000多名战俘不仅逃了出去，而且躲藏在友好的人家里。被重新俘获的不到一千人，死了61个人。到处都在不断谴责李承晚的行动。温斯顿·丘吉尔把它称之为“背叛行为”，并坦率地声称，联合国军无意替李承晚征服朝鲜。华盛顿处于惊愕、愤怒之中，这一事件在白宫讨论了很长时间。美国处于窘境。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我们现在无法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同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
　　然而艾森豪威尔相信局势还可以挽救，他得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杜勒斯强有力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即如果共产党像他想的那样希望停火的话，他们就会宽容李承晚的鲁莽，并将很快在他们得到适当保证的一项协议上签字。
　　第二天，彭德怀和金日成给克拉克将军写了一封信，提出如下问题：“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在朝鲜停战究竟还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何以保证南朝鲜方面执行停战协定？”信的末尾写道，如果包括李承晚集团，“那么你们方面必须负责立即追回在逃的战俘——指那些被释放并被强迫留下来抓进南朝鲜军队的战俘。”
　　相信毛泽东还是非常想停战的美国外交官们希望这个声明只是一个想做成一笔好买卖的策略，但其中有些人暗地里为李承晚鼓掌，因为他的铤而走险的行动省去了不少时间和烦冗的文书工作。

《漫长的战斗》的笔记-第28章 原州之战 - 第28章 原州之战

次日（2月1日）清晨4时30分，弗里曼通报说，有一队中国兵置两辆装甲车射出的炮火于不顾，勇猛地向位于法军和他的L连中间的路障开进。很多人倒下了，但他们还是散到大路两侧，开始用火箭炮和手榴弹向那些装甲车进攻。一辆载高射炮的铁道敞篷车被火箭炮击中，摇晃着向后退去并爆炸了。
　　炮火现在向路东的L连倾泻。炮兵观察员呼叫来大炮和迫击炮反击。一时间，黎明前的黑暗被炮弹和手榴弹的火光驱散了。打击十分沉重，中国军队难以抵挡，便匆忙撤退以重组进攻。
　　清晨6时，进攻继续进行。这次攻势的重点转向法军坚守的整个区域中心453高地。虽然重炮和迫击炮轮番轰击使中国军队牺牲惨重，但他们仍一次次地汹涌向前。
　　由于在有限的空间里装甲车很难发挥作用，弗里曼命令他的坦克后撤几千码以当大炮使用。令他欣慰的是，法军一直在以寡敌众死守阵地。现在双方开始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眼看中国军队就要占上风，法军营长下令上刺刀开始反击。中国军队即将取得胜利——一场足可使弗里曼的整个军队陷入险境的胜利——之时，他们被法军奋不顾身的冲锋陷阵所震慑而撤退了。
　　晨雾慢慢变成灰沉沉的阴天。这些防守者无望取得空中支援，但法军的冲锋与拼杀却已改变了战斗状况。尽管双方交火持续了一整天，但中国军队再没有向高地发动猛烈攻击。相反，他们集结于453高地北面山谷的一个盟军力量空虚点，这个地方位于法军另两个连之间。一股股中国兵不断地向弗里曼的阵地外沿一排被毁坏的房子集结。在这里，由法军重机枪连骨干组成的防御核心小组击退了他们。
　　很幸运，那天早晨弗里曼坦克连带着9辆汽车不久赶到。一个排被派往战斗最为激烈的热点山谷去阻击中国军队的一次突破。现在战斗又在东边3营阵地重新打响，I连承受了大部分的打击。他们像法军在453高地一样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在他们阵地前尸体堆积如山。
　　中午时分，中国军队与法军及3营的战斗交锋加剧。法军第3连最后被赶出自己的阵地，致使L连左翼阵地向敌人暴露无遗。中国人攻到山顶后，便操起机关枪向弗里曼营地内一阵扫射，摧毁了他的救护站、指挥部和车辆。法军几次试图夺回高地，但每次都付出惨重代价而终被击退。现在整个环形阵地均陷入激烈凶猛的恶战中。弗里曼已派不出一兵一卒去支援承受巨大压力的法军。
　　在此危急关头，弗里曼毅然调派两辆坦克和一辆双管40毫米的高射炮车进入阵地，“这是能清洗山脊的最有效武器”。他命令所有尚能使用的迫击炮和大炮集中在高地。此时，那些法国军队已甩掉钢盔，戴上了法国军帽，他们的长官也在脖子上系上红布条，他们端着上好的刺刀高喊着“加梅戎”（Comerone）开始向高地冲杀。“加梅戎”是法国外籍军团在保卫一个叫“加梅戎”的墨西哥村庄时所喊的战斗号令。当时法国军团战士战斗到最后一人。而现在这支法国军队已打算这么做。
　　正当中国军队胜利在即之时，他们在法军和迫击炮火攻击下又一次退却了。法军到达山顶后发现数百个中国人的尸体堆在那里。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屈服。午后两点，他们把法军第2连赶出了阵地。高地另一侧，I连的形势也很不妙。一个排只剩下12个人，他们一直在用手榴弹和刺刀进行拼杀，看来他们要登上那刀锋般陡立的山脊已属不可能。而中国军队又夺取了I连和L连中间的高地，并再次向弗里曼营地中心扫射攻击。激烈的战斗在453高地继续着。子弹低低飞啸而过，伤亡人数不断上升。3时，弗里曼担心两营之间的中心地带陷落，便划定一个必要时为保卫东边隧道所需的最小限度内部阵地范围。但这将是最后的措施。“危机已经来临，”他后来报告说，“接着就像一场好莱坞式的战斗，太阳破云而出！”
　　停在附近机场跑道的战斗机现在可以飞掠鲜血染红的战场了。弗里曼看到四架“海盗”式飞机透过云端一字排开。地面上，战术空军指挥部指示“海盗”瞄准进攻L连的中国军队。由于交战双方混在一起难以分清敌我，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四次才辨别出敌军。然后飞机爬高以作俯冲准备。飞机冲下来，并投下了“野菊切割机”——一种500磅重的炸弹——正落在厮杀酣战中的中国军队中间。随后再次爬升再次俯冲投弹。这次投的是“大脑袋”，一种被美国大兵称为火箭的炸弹，同时还使用50毫米口径机枪向分散各处的中国军队扫射。
　　多么精彩的空中支援！弗里曼想道。另一批飞机则集中攻击和消灭法军阵地前沿的中国军队。光秃秃山脊上的中国士兵犹如“暴风雨中之草木”纷纷倒下。经过总共24次轮番轰炸之后，残余的中国军队疲于奔命，而弗里曼的坦克却冲上去将他们消灭。高射炮车用50毫米机关枪——步兵们亲切地称之为“肉斧”——抢占有利地形以扫射受挫的中国军队。那天，侦察飞机第一次跟在战斗机后面为大炮提供目标线索。中国军队被追至其隐蔽的山丘后面并被粉碎。
　　美国兵和法国兵纷纷从其战壕向外攻击，他们呐喊着向那些掉队落伍的中国军队进行射击。在阵地边沿及其附近，他们发现了1300具敌人的尸体。而敌人伤亡总数估计为3600人。中国第125师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恐怕已被谋略大师弗里曼消灭了。
　　中国高级指挥机关对这次在原州和水原附近的失败看得十分严重，军队政治宣传部在2月3日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的这个鬼把戏目的何在？正当我们准备休整和重新集结之时，敌人又发起了一场进攻。”为什么？因为美国人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他们需要一次胜利来重振他们的声威。这就是麦克阿瑟上演全线反击之原因所在。”他们占领了水原和原州，从两个方向向我们夹击。这是一个新的阴谋。这个新阴谋必须粉碎。在战争的第四阶段，……我们有信心取得胜利，因为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们占绝对优势，而且在过去的战争的三个胜利阶段，我们获得了歼灭敌人的良好经验。”下一次攻势将会轻松些，因为他们不必去突破坚固建筑的防御工事。“相反，我们可以自由地发挥我们的游击包围战术，这是敌人十分害怕的。……作为对他们拼命挽救面子的回敬，我们现在有进一步让杜鲁门、艾奇逊和麦克阿瑟等人出丑的最好机会。……让敌人继续去牺牲他们的生命……最后他们终会要命不要面子。”
靠，法军也这么能打，还拼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