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 （精装插图典藏版）》书评

自由即奴役？

没读之前看过很多人推荐《1984》，我对它抱着很高的期待，做好了各种心理准备。读过之后发现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震撼，给我的感觉还没有《野火集》来得猛烈。可能正因为清楚知道是小说，所以代入感没有那么强。前两章看的还挺细致，第三章就有点囫囵吞枣，甚至是略带急迫的想要读完，仿佛是受不了某种奇怪的尴尬感。读完之后没有觉得恐惧，我觉得很迷茫，带着点挫败感和无能为力。对于我来说，可能就像小说中的茱莉娅，是在战争后成长的一代，对历史了解的不多，不关心过去也不关心现在，爱和恨都很浅薄，眼里只看到自己的小情绪，只想在现有的规则下尽可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这和温斯顿深沉的感受没法比，但即使是温斯顿，经过洗礼最终觉醒的温斯顿，最后却败在恐惧面前，让我感到好无力。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温斯顿这样的人，可我不敢去做这样的人。《1984》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1948年的小说，它的预言让60年后的人们毛骨悚然。但反乌托邦文学很常见，阅读之前最好最好不要预设立场，更不要把小说和现实联系到一起，强行解读，不然只会生无可恋。这本小说很适合还没工作的人读一读，因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虚度，还没有投入到现实的功利的社会，还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想象。

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这句话快被说滥了，可是张鸣推荐了反乌托邦三部曲，有人跟在后面说：“反乌托邦还用的着看什么老外写的三部曲呀，看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不就得了！！真是舍近求远，笨！！”还有人说：“张鸣自己中毒不说还防毒污染别人 真是罪孽深重啊。听我一句吧 好好学习毛主席思想吧，与正义为敌终归是邪路。希望你早日改邪归正。”http://t.qq.com/zhangming

奥威尔和《一九八四》

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似乎总是和政治关联着，关于它的种种标签无不折射出政治色彩。这部小说是冷战时期的宣传品，受到最高程度的评价，自然会在某些国家遭禁。奥威尔于一九五○年一月病逝，亦即《一九八四》初版后半年，如果他自己能对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稍加影响，那么《一九八四》的知名度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奥威尔是由盟军占领军总部首先介绍到日本的，他的特殊价值因《一九八四》而被发现。奥威尔本人未必乐见这样推广的方式。作者之死在罗兰•巴特那篇著名文章问世之前就与人方便。《一九八四》很早就来到了中国。英国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曾是奥威尔在伦敦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时的同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在北大任教。《一九八四》出版后，他在北京收到了一本。据考，小说是奥威尔本人通过经纪人转告出版商寄往中国的，他还特意嘱咐，不要在书上留下“作者赠阅”的字样，以免给燕卜荪带来麻烦。 显然，作者知道这本书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燕卜荪并不欣赏《一九八四》，他评价说：“（小说）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影响微乎其微，一则说明冷战宣传发生效力，如果它属于“反共”的范畴，当然连读也不读就坚决拒之门外了。二则进入五十年代，英美文学在国内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这一状况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改观。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外语风的兴起，奥威尔和《一九八四》的名声就响起来了。一九八二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上收有奥威尔的条目，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在英语语言文学教学界已经大名鼎鼎，《一九八四》被列入“反乌托邦小说”类，也有人研究。我在一九八○年左右读了《一九八四》的原版，与《动物农场》一起读，书是从复旦外文系的一位美国老师那里借的，也许她以为让学生读奥威尔会收到启蒙的神效吧。是不是有这样的神效，我是有点怀疑的。当时的外教初到中国时也带了自己头脑里关于中国的刻板形象，与学生接触多了就对中国有了更具体深入的认识。比如说，学生外国文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他们的预期，写起英文作文来毫无顾忌，一点不像洗过脑。联系奥威尔参加西班牙内战和接触“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的经历，以及他自己所说的“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一九八四》一度被视为反苏作品（前苏联直到一九八八年才首次出版《一九八四》）和反极权的象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但是仅仅从反苏、反极权来理解这部小说，对奥威尔不大公平，可能他自己要为此承担一点责任。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和意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的时候已经病重，他全身心投入斗争，听凭恐惧感主导他的想象，也付出了代价，这就是为什么燕卜荪感到难以欣赏《一九八四》的原因。米兰•昆德拉曾非常敏锐地指出，《一九八四》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自身变成了专制精神和宣传的象征，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英国著名小说家、《发条橙》作者安东尼•伯杰斯的一句话十分有名：“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一份自由。” 燕卜荪和昆德拉大概都不会同意。伯杰斯自己读奥威尔，也未见得多一份自由。《发条橙》发表于一九六二年，也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七一年由库布里克拍成电影，当时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书里的主人公阿历克斯是个问题少年，有严重的暴力倾向，不以恶为恶，为此受到严厉的惩罚。小说中绝对的、带有反社会意味的个人自由与高科技主导下不容一点独立个性的社会规训机制形成尖锐的冲突。奥威尔的自由礼物并没有使伯杰斯对人类的未来乐观，伯杰斯无法在《发条橙》所呈现的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也不希望读者站队。真正的反乌托邦小说并不是站在善的一边谴责恶，它必定包含一种恐惧的意识，而引起恐惧的现象带有极大的普遍性，或具有四处弥漫的潜能。如果这样理解，《一九八四》指涉的范围恐怕就不限于一时一地。至于它是否将政治的目的与艺术的目的融为一体，那是另话。奥威尔所担心的极权主义要比美军驻日总部所描绘的极权主义要复杂得多。他要是看到二十一世纪的超强帝国可以随意在经受过殖民之苦的地方发动战争，摧毁国家机器，导致无穷无尽的灾难，肯定是不会让自己的笔闲下来的。现在真正在全世界掌权的是市场上的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奥威尔会怎样看待这一现象，可以从他几篇有名的书评推知。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开山学者哈耶克因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我国曾经享有教主一般的神圣地位，但是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在一九四四年的伦敦出版时，奥威尔的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他警告说，不加干预的市场可以比暴君或专制的国家机器为害更甚。一九四一年，一位叫詹姆斯•伯南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在《经营者的革命》一书中说，重视效率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将来世界的主人是“managers”（一般译为经理们）。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的猪——不择手段的拿破仑们。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国左派，一九四○年转向，二战时在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办（OSS）工作，是心理战专家。他在战后是典型的右翼，堪称知识界自由派的劲敌，一九八三年得过里根总统的“自由勋章”。奥威尔在一九四六年写过很有名的批驳伯南的文章，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再说詹姆斯•伯南》那篇书评有助于对《一九八四》和当今世界的深度理解。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熟悉的思维模式去写作、论争的，因此还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他的作品以及困扰他的问题，不能温顺地在哈耶克、伯南的价值框架下捧住他的一两本小说不放，做他“反极权”的粉丝。如果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一○一室”的洗脑，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当年把《一九八四》经典化的美国，现在突然发现自己利用电子手段监视全球、随意侵入私人领域的行为被曝光，活脱脱就像小说里无所不在的“老大哥”。这一事件恰恰证明了所谓极权的复杂性。很难想象一九四四年的哈耶克会征服英国的知识界，他到了美国以后才吸引了一批追随者。在此有必要谈一下英美社会在价值观以及社会政策上的差别。美国联邦政府最近因预算问题“停摆”，主要是因为共和党拒绝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革方案，认为它带有社会主义色彩。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简称NHS）为全民提供免费门诊和住院服务，其方案（即《贝弗里奇报告》）在二战期间提出，一九四八年正式实施。美国至今没有类似的惠及全民的政策，常为已经习惯于福利社会、并将免费医疗视为基本人权的欧洲人取笑。二○一○年五月，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卡梅伦组成联合政府。当时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CNN）著名主持人克里斯蒂娜•阿曼珀尔请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夏马向美国观众介绍一下英国保守党的基本特点，夏马的回答有点出乎意料：“对美国人来说，英国保守党成员是一批列宁主义者。”夏马并没有说错，只是他表述的方式有点夸张。英国政界比较“右”的人士在社会政策上往往比美国的民主党还要“左”。奥威尔生前支持的是工党，要美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见解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只要说奥威尔反苏反极权，还比较幼稚的美国读者就会把他引为同道。奥威尔大概不愿意看到全世界的读者都变得跟美国读者差不多吧。奥威尔特别解释过，《一九八四》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实际上，奥威尔始终是个关心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因而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无所不能，它必须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他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 和《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以极其写实的笔法描绘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可比之处。他的小说《缅甸岁月》（1934）还涉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话题。英国有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尤其在知识阶层中间。工党的英文是“Labour Party”，可见它成立之初以维护劳工利益的宗旨。记得工党政府卡拉汉首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访问中国时强调，社会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中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英国也有英国的社会主义。卡拉汉时期的英国工党就是公开标榜社会主义的，召开大会时还以“同志”相称。后来工党被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击败，其政策也相应做了调整。在奥威尔的时代，英国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奥威尔即是左派中的一员。但是有些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很讲究。奥威尔则不然，他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以土豆果腹，绝不抱怨，大概这就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这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称号，因为他评论甘地的文章一上来就说“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是有罪的”。他不喜欢做派，而圣人往往靠做派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我们崇拜圣人和殉道者，读到这种句子立即会感受到很大的冲击力。奥威尔提倡新鲜活泼的文风，厌恶陈词滥调，并说一切装腔作势的文字都“暗含欺诈”。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更多是跟他顺畅、明晰的写作风格有关。他从来没有把英国人想象为“自由的人民”，或把英国想象为“自由的堡垒”或“上帝应许之地”。二战结束后，他对语言的退化尤其警觉。《政治与英语》一文（1946）引用了五段文字，说明“意象陈腐”、“意义含糊”的文风如何败坏英语，败坏政治。《一九八四》中颠倒黑白的“新语”无非是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语言“坏习惯”的极端表现形式。奥威尔还指出，语言败坏的根本原因是为无法辩护的事情进行辩护，然后他列出三项应该予以谴责之事：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苏联的大清洗和流放、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三件事涉及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三个国家，可见奥威尔并不是可以用冷战时期美国“政治立场正确”的概念来归类的作家。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集中火力攻击无法辩护之事中的一两项，来为其他的开脱。作为一个老牌帝国，英国对世界事务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积极报道、分析国际时局也成了英国报刊的传统。奥威尔的兴趣往往是全球性的，但是他对英国社会的关心远甚于对其他社会的关心，谈论别国事务，也念念不忘英国在所论事务中的责任与应持立场。他在写《一九八四》的时候并没有把英国完全排除在外，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和警示。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英国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为着战争需要所惯用的手法。《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篡改历史，可能也是奥威尔从艾琳那里得到印证。奥威尔一生极度憎恶压迫性的制度，这也可以从他的长文《如此欢乐童年》 推出一点缘由来。这是一篇自传性的文章，讲的是奥威尔小时候寄宿在圣赛浦里安学校时的痛苦经历，其中他因尿床数次挨打的场景特别令读者难忘。八岁的艾里克•布莱尔（奥威尔是他成年后的笔名）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充满“暴力、欺诈和诡秘”的圣塞浦里安，“就像一条金鱼给投进了一个满是尖刺的水缸” 。存活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反抗：“对你的欺压，不论是什么程度，你都没有办法。”对校长和校长夫人这对“可怕的权力无比的妖魔”，年幼的奥威尔和他的同学们只能阿谀奉承，看到他们的笑脸，学生就有“一种做奴婢的乐趣”，“憎恨就会化为一种献媚的热情”。原来这所寄宿学校就是微型的大洋国，而无助的艾里克•布莱尔就是温斯顿。《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在“一○一室”接受“训导”的时候，欧布莱恩待他如学生：“欧布莱恩低头仔细打量着温斯顿，这个时候他尤其像个老师，费尽心思想把一个误入歧途的好学生拉回来。”这位行刑者兼洗脑者的言行举止不是也有点像当年的校长夫妇“傻包”和“翻脸”吗？无疑，《一九八四》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的最后自信地写道：“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辞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不过他也承认，“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允许这个谜存在于《一九八四》的写作背景中，也未尝不可吧。陆建德

自由与专制的解读

自由与专制——我读《一九八四》李银河（说明：破折号后面文字为引文）这部出版于一九四九年的小说与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一起，被并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所谓“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是与“正面乌托邦三部曲”（它们包括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相对而言的。小说问世之后，其中所用词语“老大哥”、“双重思想”等被列入现代英语新词之中；“奥威尔式的社会”亦成为常用词语。首次接触的这本书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真是绝无仅有。因为我们所处的“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跟书中所描绘的社会简直太像了，阅读时的心情只能用“心惊肉跳”、“惊心动魄”这样的词来形容。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都像泄露天机，让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其中每句话单拿出来都是足以导致受批判甚至进监狱的“反动言论”。在当时那种极度恐怖、极度高压的社会氛围中阅读这本书，是全世界的人读全世界所有的书都不会有的一种感觉，而且也是时过境迁之后自己也不会再有的一种感觉。我不认为这是一本艺术上特别出色的小说，但是它的确是在政治上最令人震惊的一本小说。它对专制社会的描写使我们这些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看了感到惊心动魄，作者的描写简直像鬼使神差一样：老大哥、青年反性联盟、电屏、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他虽然生活在另一种社会中，但他写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地发生。——因为这些女人，尤其年轻女人，都是对党最忠心不贰的拥护者，对所有口号都照单全收，就算不是职业间谍，她们也随时在窥探，揪出不遵守党纲的家伙。女人好像比较“没脑”。这看法有点男权，但是恐怕也是长期以来男权阻止妇女受教育的结果。——他已经犯了最严重的罪，这个罪行包括了其他所有的罪，就算他从来没有提笔写下来，他也还是犯了罪，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可没办法掩盖一辈子，你或许能成功躲避一阵子，甚至躲好几年，但是他们迟早会逮到你。——思想犯罪不会导致死亡，因为思想犯罪就是死亡。思想罪这个词是不是从这本书开始被发明、使用和传播的？一个制度只要思想能够入罪，就是绝对的非正义，因为连人们的思想都能获罪，可见权力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是一缕孤独的鬼魂，说出永远没人会听到的真相，但只要他说出口了，就某个意义而言，这件事就能一直持续下去。重点不在于让自己的话被听见，而是维持理智，知道自己能传承身为人类的特质。在专制统治之下，保持清醒的理智，以继承人类的传统。不要让人类的传统和良知在我们身上中断。——我身处的是统一的时代、是孤独的时代、是老大哥的时代、是双重思想的时代，向各位问好！思想自由、多元，不文过饰非，这是一个合理社会的特征，是我们改造专制传统的目标。——如果党可以插手干预过去，说这件事或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肯定比单纯的酷刑或死亡还要可怕。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去篡改历史，是专制制度的最大罪恶和典型特征。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只能治前朝史，治当朝史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绝对不要面露沮丧！绝对不要面露厌恶！眼神一个闪烁都可能出卖你。如果监视达到神色目光都不可以随心所欲的程度，就是专制统治的登峰造极了。“文革”中，中国人一度体验过这种统治，所以王小波将“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戏称为“后乌托邦社会”，所谓乌托邦正是《一九八四》这样的反面乌托邦。莫言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也谈到过“不哭”的自由和这个权利受到侵害的经历。——所有的历史都像是写在可刮除旧文的羊皮纸上，只要有必要，就会经常刮除干净，之后再重写，就算经过篡改，也不可能找到证据证明这件事发生过。这种“羊皮纸历史”是专制的虚弱和虚伪造成的。一个有信心的有合法性的权力，不应当害怕历史事实，即使是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进行复杂的交叉比对过程，最后被选中的谎言就会成为永远的记录，成为真相。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为真理，但是这个真理不像一个实心的石头，而像一个空心的气球，只要一个小小的针尖——比如说一个小人物的一条微博——就会一下泄气，还原真相。可惜的是，奥威尔时代没有微博，传播手段匮乏，只要封锁报纸，就封锁了一切信息来源。——温斯顿不知道为什么魏勒会身败名裂，或许是因为贪污或者无能；或许老大哥只是想除掉太受欢迎的下属；或许是魏勒或他身边的人被怀疑起了异心；又或许——最有可能如此——因为政府的机制就是必须定期净化或蒸发某人。专制制度中的人事斗争和权力之争诡异、险恶，政敌之间的争斗常常是你死我活的。这也是历史上所有专制制度最终让位于通过公开表达不同政见和施政方针来竞争获取权力的制度的原因之一。——新语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他们将没有词汇来进行思考和向别人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从此就不会再有异端的思想，而正统的含义就是没有意识。专制的话语体系趋向于极端的狭窄、无趣、枯燥和简陋。有无独立思想是专制与民主的分界线。——党努力要抹杀性欲，或者，如果性欲没办法抹杀的话，就要扭曲玷污性欲的本质……顺利结束的性行为是反叛；欲望是思想犯罪。这是全书最有趣的一个立论：性是造反。性本来是一个出自本能的个人隐私行为，它为什么在专制的眼中是“造反”呢？难道它真能对权力构成威胁吗？我想，作者的想法是，由于性欲是权力无法控制的一种人性冲动，由于性欲来自权力之外的个人，更由于性欲直接指向个人的快乐感觉，所以权力会对它的存在感到一种隐隐的异己力量的威胁，所以权力希望人们没有性本能，希望尽力压抑人们的性本能，至少希望能把这一冲动控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只有按照这个逻辑，才能解释聚众淫乱罪和淫秽品违法的存在理由，否则完全无法解释对于这种出于人的性本能的没有受害人的行为被刑法处罚的原因。——党是没办法从内部推翻的，如果真的有人想与党为敌，他们根本没办法聚在一起，或者甚至知道彼此的心意。就算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如果这种组织可能存在的话，也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每次的聚会人数能超过两三人。只要眼神稍有不对、声音音调有变，或者最多是偶尔低声说出的话，都会被视为反叛。因为结社自由是被严格限制无法实现的一项宪法权利。——现代生活真正的独特之处并非其残酷和危险，而是其空虚、肮脏，以及百无聊赖。如果你看看四周，你的生活和电屏里传达出的谎言毫不相符，甚至也达不到党努力想达到的理想目标。甚至以一个党员来说，生活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模糊且无关政治的，就只是要熬过无聊的工作、在地铁车厢里抢位子、缝补破旧的袜子、跟人乞讨一块糖片、保存香烟屁股。党所设定的理想目标宏大雄伟，闪闪发光，那是一个钢筋水泥建构的世界，拥有巨大的机器和吓人的武器，属于战士和狂热分子的国度，人民组成完美的团队往前迈进，拥有相同的思想，呼喊相同的口号，一辈子不断工作、战斗、胜利、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个模样。专制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过的是中性的、非政治性的生活，就像几亿人除了劳作，业余时间只是打麻将看电视剧。权力的性质和形式只要不到饿死人的程度，一般人不会关心。就连知识分子认为十分惨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般民众中也没有什么特别惨烈之处，只不过是简单枯燥而已。——如同噩梦一般不断折磨他的是，他从来就无法完全了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欺骗，他很清楚捏造不实的过去会有什么立即的好处，但却不明白其最终的动机是什么。伪造大多出于虚荣：自己没做的好事，说是自己做的；自己做过的坏事，说自己没有做过。可是做过就是做过，没做过就是没做过。掩耳盗铃；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些俗语都是讽刺伪造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有股巨大的力量从你头上压下来，钻进你的脑壳，不断敲击你的大脑，让你吓得舍弃信念，几乎是逼着你否认自己意识到的证据。到最后，党会告诉大家二加二等于五，而你也得相信。这种力量首先是直指生存的：让人进监狱或者饿死。为了生存，就只得暂时承认二加二等于五了。——自由就是有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如果能得到这样的自由，一切都没问题了。知晓事实，自由地说出事实，是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有了这个权利，才可以谈到其他权利；有了这个权利，其他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只要是老旧的东西，尤其是美丽的古物，总是带点让人疑心的成分。专制的特点是平庸和丑陋，是抹杀个性的。只要是有个性的、美的，就会被视为一种挑战。因为人性是无限丰富多彩的，而专制最讨厌差异和多元，要求相同和一元。——在过去的日子，一个男人看着女孩子的身体，觉得自己想要，然后故事就可以结束了。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爱或纯粹的欲望了，没有一种情绪是单纯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掺杂了恐惧与憎恨。他们相拥在一起就是一种战斗，达到高潮的瞬间则代表了胜利，对党挥出重重一击。这是政治行动。拥抱是战斗，高潮是胜利，做爱是对党的打击。真是经典！——只要是反抗党的组织都一定会失败……年轻一代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像她这样的人，他们在革命后的世界长大，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党就像上天一样是不可撼动，他们不会反抗党的权威，只会像兔子躲避猎狗一样逃开。这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而非民选出来的政权必定会达到的统治程度。但是，并不是没有改变的可能，只是要等到人们意识到有改变的必要。——更重要的是，缺乏性爱会引发人的歇斯底里，这是党希望的，因为这股力量可以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及领袖崇拜。她的说法是：“做爱的时候会消耗力气，做完之后又会觉得快乐，什么都不想管了。他们可不能让你有这种感觉。他们希望你随时随地都充满能量，这些游行来游行去的、欢呼和摇旗呐喊，都只是因为烂透的性生活。如果你心里充满欢乐，怎么会对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憎恨，还有其他那些破烂玩意儿感兴趣？”虽然听上去似乎有点夸张，但是的确是洞见。“文革”中大量的欢呼、游行、仇恨和疯狂，这样来解释是有道理的。那个时期，性的的确确是非常受压抑的，许多过火行动用变质的性欲来解释是十分贴切的。——她不知道的是，世界上并没有幸福这种东西，胜利的唯一机会只存在于遥远的未来，到那时候你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从你跟党宣战的那一刻起，你就等于是死了。个人的反抗只能是以卵击石。当然，很多人会像村上春树那样，站在鸡蛋一边，或者是在心里站在鸡蛋一边。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去做鸡蛋。——终于，国家第一次有可能逼迫人民完全服从国家意志，更有可能让所有人民的意见完全一致。行为上的顺从和舆论上的一致，是专制的基本特征。——老大哥绝对可靠，无所不能，每一次成功、每一项成就、每一次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能、所有幸福、所有优点，都是多亏了有他的领导和启发……他的功用就是一个聚焦的目标，让人民投射爱慕、畏惧和崇敬。个人崇拜使绝对权力有了人情味，伟大领袖是权力的拟人化处理。——和平部掌管战争、真相部处理谎言、仁爱部实行酷刑、丰隆部对付饥荒，这样的矛盾并非无意形成，也不是普通的伪善才演变成这样的结果，而是刻意运用双重思想的技巧，因为只有让矛盾走向一致，才能永远留住权力。双重思想就是指鹿为马，鹿和马还有相像处，而双重思想有时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东西。——你一定要爱老大哥才行，不只是服从他，要爱他。最坏的权力不是仅仅要求服从，它还要求你的爱。而当你并不爱它时，它让你的心感到内疚。

世界变丑了

这本书被我带来带去，翻来翻去，都变丑了。最后发现居然有错。这本书多次翻起，多次阖上，的确还是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大学买的书，毕业都一年多了，才读完。对于反乌托邦的小说，我是拒绝的，更何况是部政治小说，我离政治很遥远，不是公务员，不是党员，对于中国史更是了解甚少而且不感兴趣，但是这不就是这里吗？李银河说很像文革时代的中国，离开那个时代就读不出那种惊心动魄了。但是为什么我一读，就觉得和现在没有什么分别？是不是和我爷爷听杨子江评话后的发言有关。我坚信政治是丑陋的，政治永远不可能带来自由。正如乔治在书中所说，自由和幸福是矛盾的，普通人往往选择幸福，芸芸大众，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会去像温斯顿那样思考，我们就如边境的老百姓，对于战争的输赢并没有更多的关注，不像是政权顶端的人如此狂热，因为孰输孰赢，还是那样的生活，那样的被压迫，世代更替，早已磨灭了他们心中对于继任者所承诺幸福的渴望。原来大家都一样。黑暗军团里说米国很糟糕，是吗？不是，至少有了说出糟糕的权利。集权政治，寡头政治，不可能永远。不过也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恒。无奈的更是，平凡的我们就连过去都没有办法掌控，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事情的原委，以至于也许我们知道了，仍然会质疑事件的真实性。也许这就是我们的可悲之处。政治消极论。若我处于权利的中心，我甚至现在没有勇气说我绝对不会成为“老大哥”。每个阶层都有对权利，政治的看法，我们拥有与温斯顿相同的气息，是否因为我们就是处于他的阶层，不高不低，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渴望自由与幸福的双丰收，骨感的现实，是否已然将我们变成了最后的温斯顿，抵触中却还要往体制里钻，借口是生活，乔治又说对了，我们的最大敌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物欲。没有选择我怎么能清楚我到底是什么人，自视清高，能拒绝一切魅惑吗？也许不能，因为我还没有遇到选择。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所以我倒是也要把这篇书评写成反乌托邦式的，虽然这不是我的风格，我通常会将一切都归于美与善，但是没错，在极端政治的情况下，我们都是丑陋的，都是不坚定的，我们人类也不过是在尝试各种各样管理的方式，我们能见的只不过是尝试的几种，所以，即使丑陋也是可以理解的。唯一的希望，应该就是我们还在尝试。不过也可能，我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尝试，甚至没有被允许去尝试，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就是我们的退步，我们的闭塞，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顺从。我们所接触到的，就像楚门接触到的一样，通通都是假的，《一九八四》也是假的，是来迷惑我的，因为我也会带进仁爱部，但这次不是老鼠，是蟑螂，满屋的蟑螂，我又会选择喊出谁的名字？最后，温斯顿回想起了一番与母亲妹妹的美好时光，我庆幸不是温斯顿告发的母亲，不然，我就会气氛地合上书，因为我绝望了。温斯顿的死亡在小阁楼电屏发出声音的一霎那注定了，不对，是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内心自我的时候，就注定了，完了，那我应该也早被思想警察盯住了。再会了，1984。

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性与极权

在《世界史纲》（梁思成等译版）的序言里，韦尔斯总结一战的教训得出了下面这样的结论：“吾人已知今日世界苟无公共之和平，即无和平可言；苟无全体之福利，即无福利可言；而除具公共之历史概念外，即不能致公共之和平与全体之福利。世界之各人种各民族，若不集合于此观念之下同力合作，而犹循其狭隘自私及互引冲突之民族习惯，即惟日趋于争斗之途以自召灭亡耳。”韦尔斯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世界不建成一个大同世界，那么人类的纷争、冲突直至最终灭亡就不可避免。人类所谓的大同世界最美不过于“乌托邦”，而乌托邦又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灾难，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反乌托邦三部曲则给予了充足的演示。奥威尔几十年前所说过的话，可以作为解读乌托帮三部曲的一把钥匙：“如果极权主义成为我们普遍的生活方式，那么所有其他的人类价值，像自由、博爱、正义、对文学的喜好、对平等的对话、文理清晰的写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对大自然的爱、对独特的个人化行径的赏悦，以及爱国心都将归于消灭。”　　对反乌托帮三部曲进行政治解读是容易的，也永远会是“政治正确”的，但在我看来，根本不用这么小题大做，如果细细考察三部曲中的“性”所遭受的待遇，就足可以照出极权主义的反人类、反社会本质，从而得出极权社会不得人心、不会长久的结论。非常巧的是，三部曲都给予了“性”足够的重视。三部曲中的极权者为了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控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如果没有他们对“性”的解读及控制，那么它们的极权理论将会轰然倒塌。古希腊哲学家普洛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人类社会中，性是不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优劣、是否合理的尺度呢？三部曲中对人类“性”的控制虽然各具荒谬，但荒谬的形式却大相径庭，甚至绝然相反。在《我们》中采取的是有限控制的形式，拥有配给券才能行使性权利；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性活动的实现是彻底自由的，但与生殖彻底的分离；在《1984》中则实行的是无限的控制，极权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人们的性交，但出于肉体的吸引力的性交肯定是不会被批准的，只有出于“对党的责任”的性交才是被极权者允许的。很奇怪的是，在《我们》中并没有明说人们的“性福利”是否是与他们的积极表现挂钩，但很显然，事实上是挂钩的，不然所谓的“配给”就失去了意义。在《我们》中，人们生活在“一体国”里，秩序、一致、理性、精确是最高的法则，人们不得不在“没有快乐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快乐”之间做出选择，而“性”天生要求的就是既自由又快乐，所以，很难相信“配给制”的性不是被压抑和管制的。正是认识到了性压抑带来的危害，在《美丽新世界》中，极权者采取了绝然相反的做法。赫胥里在《美丽新世界》的再版前言里说：“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势必会补偿性地增加。而独裁者将会乐于鼓励这种自由。性自由加上麻醉剂，电影和收音机所支配的做白日梦的自由，统治者会更容易使他的臣民服从自己的奴隶命运。”而统治者之所以会鼓励这种自由显然与他们对性冲动的本质的清醒认识有关：“冲动受阻就会泛滥，泛滥的是感觉，泛滥的是热情，泛滥的甚至是疯狂——那取决于水流的强度、障碍的高度和力量，未经抑止的水流平稳地流下指定的通道，进入平静的幸福之中。”《1984》中的“老大哥”显然对前两位极权者对“性”的理解及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如果从别处寻得快乐，就无法保证对党的忠贞：“缺乏性爱会引发人们的歇斯底里，这是党所希望的，因为这股力量可以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及领袖的崇拜……如果你心里充满快乐，怎么会对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憎恨，还有其他的那些破烂玩意感兴趣呢？”而正是识破到了党的这种诡计，所以对于反叛者来说：“拥抱在一起就是一种战斗，达到高潮的瞬间则代表了胜利，对党挥出了重重一击，这是政治行动。”三部曲中，极权者对“性”采取的措施看似绝然不同，但只是与他们对“性”的认识不同有关，其维护极权统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极权者能永远极权，而那些被奴役者则永远心甘情愿地被奴役。《我们》、《1984》中采取的是摧毁人的自由意志的手段，而《美丽新世界》的做法更彻底，采取的是“取消”人的自由意志的做法，采用基因技术，把人的自由意志扼杀在受精卵里。单纯从极权者对性的做法上，就可以得出极权主义是如何反人性的。极权统治下的性，如果有，那也将会与亲情、爱情无关，《我们》中，性只是统治者允许的缓解人们性饥饿的手段，《美丽新世界》中所有的人都是体外受精的结果，所有的人不知父母为谁，自然也不知亲情为何。《1984》中的性如果不是对“党的责任”也是不被允许的。人们或许会有性高潮，但也被赋予了太强的目的性，而性高潮最高的境界恰恰就是它的无目的性。总之，在极权统治下，性交也会变成一种无聊无趣的游戏，就像生活中其他的无趣一样，奥威尔在《1984》中这样描述这种无聊：“现代生活真正的独特之处并非其残酷和危险，而是其空虚、肮脏和百无聊赖……人民组成的团队往前迈进，拥有相同的思想，呼喊相同的口号，一辈子不断工作、战斗、胜利、迫害，三亿人民都是一个模样。”在极权社会里，性如同一个无力的小姑娘，被极权者摧残和利用，但它本身也如同一个照妖镜，照出了极权者的丑陋与荒唐。这个小姑娘虽然无力，但只要极权者不能取消人类的性冲动，那么迟早有一天，极权统治将会在人们的性高潮中分崩离析。

小感想

简单说点感受与联想。震惊恐惧毛骨悚然是直接感受，字字惊心。虽然没经过这种社会居然也能想象出来，毕竟各样的作品与记录里读过人人自危秩序混乱的十年。“老大哥在看着你”，没有自由思想控制，历史可以随意篡改容不得你有自己想法。看到最后强行治疗胸口闷得想吐。2+2只能等于5。他们需要的不是表面上的服从，而是内心的忠诚。可笑啊可悲啊，暴力是管控的工具，居然无比有效。我们也是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过来的，不过那时还不算文明开化，社会也是一点一点进步的。而书中内容是文明在倒退，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学艺术建筑思想文化，居然还会出现思想管控暴力治民。好一部反乌托邦啊。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现在拥有的自由与不自由。可以说，我们是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的，网上都可以随便造谣，言论也能杀人的时代。低程度的言论自由与不成熟的网民素质造就大批键盘侠与网络上的道德卫士。发生什么事迅速跟风站队，身披正义去讨伐看似错误的那方，言语已经不是咄咄逼人而是字里行间都是血淋淋的刀。可怕的是网络谣传与标题党异常严重，造谣不需要代价，媒体稍用点技巧就能误导大众，真相都辨别不了键盘侠已经行动了。一片秩序混乱的网络言论自由时代。之前看日剧《民王》，发现他们可以随意调侃政治，总理选举内阁政策都是可以作为影视素材的。民众倒也可以从这一途径稍稍了解政治。我们离政治则太遥远了。看完一九八四关于（）我什么都不敢写，害怕。哈哈。

胡洪侠推荐

@胡洪侠 一九八四(精装插图纪念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1月版。很好的一个版本。虽然是引进的台北远流新译本，但因为有插图，有资料图片，有几位名家的解读文章，内容就比远流版丰富多了。向不断推出《一九八四》新版本的出版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