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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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上册）》目录 《研究丛刊》总序 序 序二 第一章绪论 一、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理论方法 二、文献辨伪学研究的百年概述 三、以往研究中的成就不足及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清以前的文献辨伪学 第一节文献辨伪学的形成与初步发展（先秦汉唐） 一、文献辨伪学的形成 二、文献辨伪学的初步发展 三、两汉隋唐时期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文献辨伪学的繁荣（两宋） 一、欧阳修开宋代文献辨伪学风气之先 二、郑樵的辨伪成就与朱熹的辨伪思想 三、宋儒文献辨伪学成就别论 第三节文献辨伪学的继续发展（元明） 一、宋濂、胡应麟的辨伪思想与辨伪理论 二、梅篱对《古文尚书》的考辨 三、继往开来的元明文献辨伪 第三章清代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动力和外部环境 第一节文献辨伪学的发展动力 一、守卫圣经圣道，巩固专制政权 二、增进学人素养，端正士林风气 三、处理遗留问题，甄别新见伪书，抨击盗版渔利 第二节文献辨伪学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倡导儒教，承继道统 二、稽古右文，倡导治学 三、盛世百年，学术昌盛 第三节文献辨伪学发展的人文环境 一、实学思潮与文献辨伪 二、朴学风尚与文献辨伪 三、经世致用与文献辨伪 第四章清初的文献辨伪（上） 第一节毛奇龄的文献辨伪学 一、《古文尚书》辨伪的有关问题 二、《古文尚书冤词》的文献辨伪学研究 三、《诗传》、《诗说》等文献辨伪 第二节朱彝尊与辨伪学 一、《书》类问题 二、《诗》、《易》类问题 三、群书辨伪 第三节顾炎武、姚际恒的文献辨伪研究 一、顾炎武的文献辨伪研究 二、姚际恒文献辨伪问题述略 三、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别论 第五章清初的文献辨伪（下） 第一节“图书”辨伪 一、问题缘起 二、清初诸儒的辨伪 三、胡渭与“图书”辨伪的集成之作 第二节《古文尚书》辨伪 一、清初诸家的考辨 二、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三、马辅《古文尚书》辨伪与张穆 《阎若璩年谱》订误 第三节《周礼》辨伪 一、《周礼》辨伪问题概论 二、毛奇龄的辨伪 三、万斯大的辨伪 第六章清中期的文献辨伪学（上） 第一节辨伪诸家（上） 一、全祖望、卢文诏的文献辨伪 二、戴震文献辨伪举隅 三、钱大昕文献辨伪问题研究 第二节辨伪诸家（中） 一、辑佚学家王谟的辨伪 二、姚鼐、孙志祖的群书辨伪 三、章学诚、崔述的文献辨伪学 第三节辨伪诸家（下） 一、诸子辨伪中的异端 二、经学家、辑佚家、藏书家的辨伪 三、《总目提要》的续笔之作 …… 《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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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套装共2册)》由佟大群所著，分清初、清中期和清后期三个阶段，将个案与专题等研究方法相结合，系统考察了清代文献辨伪研究的历史及成就，对清代文献辨伪学、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有参考价值。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地位和影响，尤以经史考据为显著特点。文献辨伪不仅仅是文献整理方法的一种，其中也有着深刻思想性意义的研究理论。

内容概要

佟大群，1979年生，满族，辽宁锦州人，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史及学术思想史研究工作。2003年6月，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6年6月，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保送攻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以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学习。2010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0年9月参加工作，现为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前一章中所言，清以前的文献辨伪研究，几乎无不言及，留给清儒的，除了丰富的辨伪学遗产，就是深入开展文献辨伪研究之艰难。亦言之，清以前的学者，已经做到了“知无不言”，明以后的学者，唯有“言无不尽”了。事实证明，清儒不负众望，给文献辨伪学，给中国传统学术以满意的答复。 二、朴学风尚与文献辨伪 清中期，社会思潮又变，朴学之风兴起，在朴学风尚的影响下，清代文献辨伪学达到了它的巅峰境界。 1.朴学风尚的形成 朴学风尚在清代中期（即乾嘉年间）形成并盛行，是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学术发展的逻辑。学术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清初学术黜虚返实，于是在研读经史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前人不曾遇到的问题。“不读书不知书难读”，这是清儒的基本认同。譬如《尚书》，素称难读，对此，朱熹有言：“须先看《大学》，然‘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知《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朱熹认为，《尚书》等“六经”，均较为难读，不必句句都讲出个义理来，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解读方式。他说：“大抵《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不必解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何俟于解？如《洪范》，则须著意解。如《典》《谟》诸篇，辞稍雅奥，亦须略解。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解，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解矣。” 根据文字的难易程度不同，采用不同的解经方法，对那些文字难晓者不必强解，以避免所谓穿凿附会；而对那些文字易读、义理分明者，也不必解，因为只要熟读，则义理自现。朱熹的变通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即后人的不学。 清儒同宋明学者的最大不同，是以必求其是的态度和决心，直面难读之书、难解之意。既然清初学者选择了实事求是的治学路径，一个逻辑的必然，就是面对文献研读中的疑难。如果选择直面这些疑难，一种朴实的治学风气必然形成。 其二，清初学人的魅力。实学思潮影响下的清初学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示范性的作用，影响了几代学人，其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为后世学人所继承和发扬。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继之而起。如阎若璩即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①为座右铭。上述诸公，皆以精研经学而名家。在治经的实践中，他们沿着顾炎武所谓“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②的路径，一改宋、明空言说经之积习，原原本本，穷经考古，走上了博稽经史的治学道路。 其三，性理空谈的淡出。古人从未停止对“天人之际”的探讨和思索。至于所谓的义理和考据，只是他们惯用的手法。经过八十年的批判反思，心性之学的是是非非，已经在学理上基本得到解决。宋明诸儒探讨道义的方式为清人所不齿，宋明学术也终于被清儒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学术研究中的真空，何以填补？考据之法，考据之学，在乾嘉之际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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