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一书由刘建生、燕红忠和张喜琴等人著，对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两大商帮集团——晋商与徽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在阐释两大商帮各自经营的主要行业、整体实力、发展进程、特点及兴衰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晋徽商的制度安排、制度模式和经营管理机制。比较了晋徽商制度模式选择、文化归因、行会组织和制度、乡约民俗安排、官商关系、教育制度、名门望族、资本和人事组织、企业治理机制、内外部业务制度的同异性。《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探讨了在华夏文化大背景下，区域文化的不同特征及由此所决定的区域经济体发展的不同路径和制度安排的多样化问题。这有助于建立区域经济体比较研究新的分析框架，深入探寻现代经济体之间不同发展路径的历史归因。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晋、徽商的兴起第三章 晋、徽商的整体商业实力及其变化第四章 盐业中的晋商与徽商第五章 茶叶业中的晋商与徽商第六章 粮布业中的晋商与徽商第七章 典当业中的晋商与徽商第八章 其他行业中的晋商与徽商第九章 晋、徽商的衰落过程及其原因探析第十章 晋、徽商制度安排的基本模式：地缘与血缘、乡土与宗族之间第十一章 晋、徽商文化归因之比较：形成机理分析第十二章 晋、徽商乡约民俗安排之比较第十三章 晋、徽商与官商关系之比较第十四章 晋、徽商教育之比较第十五章 晋、徽商家族的个案比较第十六章 晋、徽商经营管理机制比较第十七章 晋、徽商业务制度安排之比较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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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晋商与徽商之比较研究》一书由刘建生、燕红忠和张喜琴等人著，对明清时期最具特色的两大商帮集团——晋商与徽商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在对盐业、茶业、粮布业、典当业等各个行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归纳了两大商帮的共同特征、差异及其兴衰过程，进而对两大商帮的制度模式、经营管理机制等内容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

内容概要

1956年1月2日出生，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镇人，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厦门大学、西北大学研修。现任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当代山西研究会常务理事，山西省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学位委员会社科评审组成员，山西省教育厅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及山西省社科、软科学项目7项，共发表论著240余万字，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软科学》、《中国地方志》、《清史研究》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20余篇。  主要代表著作有《晋商研究》、《山西近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参编《晋商史料与研究》、《三晋历史人物传》、《山西通志·总述卷》、《中国能源经济区研究》、《整体创新综合开发——90年代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与改革战略设计》等。曾获山西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省史志编纂优秀成果一等奖，省优秀社科成果应用推广二等奖，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曾获山西省优秀教师、省“三育人”先进个人、太原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等称号。　　燕红忠，现任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生导师，山西省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晋商学、金融史。200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2010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从事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工作。近年来，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清史工程”（典志·商业志·商人篇）、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及山西省软科学、山西省社科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经济研究》、《金融研究》、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清史研究》、《经济管理》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已合作出版《世界市场价格变动与近代中国产业结构模式研究》、《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山西典商研究》等专著6部。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山西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奖项。张喜琴，女，1973年8月4日生，山西省平遥县人。山西财经大学国际贸易学院讲师，博士。2011年南开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部21世纪重点规划教材项目4项及省市项1/13项。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晋阳学刊》等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代表作有《西口考辨》《山西典商的资本来源探析》、《浅析典商行会的历史作用55．《清代晋商与徽商茶业贸易量的估计比较(1755-1895)》等。

章节摘录

　　徽州特定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使它成为一个高移民社会。随着中原望族向徽州望族的变迁，徽州的山越文化也变迁成以宗族文化为核心的新安文化。徽州多山，被群山封锁与外界隔绝的徽州成为避乱的理想世界。考察徽州的地理环境，要注意其封闭性和该区域整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徽州山区毗邻江浙平原地区，随着江南的开发及战乱向江南平原地区的蔓延，中原士族南迁避难地便因地理之便而逐渐深入徽州山区了。据《新安名族志》统计，两汉时迁入徽州的仅两族。此后，中原士族迁徽时间集中在三个阶段，即两晋、唐末五代及两宋之际。第一阶段是两晋之际。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的高潮。中原士族跨江南下，又因东晋小朝廷内部动乱连绵不断，江南残破，卢舍为墟，因此有九个家庭便径直避人徽州。第二阶段是唐末五代。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黄巢起义，中原动荡，四海沸腾，迫使更多士族南迁避难。这个阶段，迁徽定居的有24族，其中近20族迁自唐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直接由北方南迁进入徽州的，而是从邻近地区迁入的。北方土族从江南平原地区向江南山地的进一步迁徙，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迁徙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徽州作为避难处的地理优越性。第三个阶段则是两宋之际。“靖康之乱”，金兵南侵，大批土族涌入江南，形成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潮。这一阶段来徽定居的共有15族，其中11族是在两宋之交。　　中原文化在徽州得以积淀保存乃至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土族宗族制度。这一制度萌发于东汉，形成并鼎盛于魏、晋，衰亡于隋唐。士族是凝聚力最强的宗族群体，当中原烽火使他们难以安居时，他们便举族南迁。在南方，尤其是南方的山区，士族宗族制度却得以保存。祭祀南迁始祖，是徽州宗族强化凝聚力的重要环节。《歙县志·舆地志·风土》描述了徽州的墓祭：“邑中各姓以程、汪为最古，族亦最繁，忠状、越国公之遗泽长矣。其余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俗重墓祭，往往始迁祖墓自唐宋迄今，犹守护祭扫惟谨。因之坟地迷信受病亦深，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亦其一蔽矣。”墓者慕也，墓地乃追慕士族祖先的所在，也是收族、强化宗族凝聚力的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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