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天知否》章节试读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人证与史证 - 人证与史证

前几年热心革命的作家光荣伟大，过几年只有遗老遗少醉鬼性变态才吃的开；前几年三代贫农才吃的开，过几年却纷纷透露自己正是没落贵族的儿女，哪怕他的爹妈的唯一高贵证据是吸过一口鸦片。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页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 1959年冬天的赵树理

赵树理可真是固执的山西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傻瓜”，62年的农业发言是“天鹅绝唱”，也要了他的命。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139页 -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他回家后带着微笑，但说话非常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
【泪目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68页

二十多年前，这里曾是郭小川他们散步聊天的地方，是他们海阔天空、思想云游的场所。在禁锢的年代里，这是唯一耽于幻想、排解忧愁的天地，是他们心胸暂时得以开放、与蓝天河流相融的自由时刻。一切归于宁静，一切系于平淡，一切又难于释怀，一切怯于安身。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20页

1964年现代戏很火，请示王昆仑后，就说曲社停止活动，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204页

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拜托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5页

60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恪，遭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的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评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搞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跟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错。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竟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算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破堪玩味。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善哉 （林斤澜） - 善哉 （林斤澜）

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216页

生活就是存留一堆遗憾，让你在过后的日子慢慢咀嚼，一直想到尽头。命运的手掌来回拨弄，我们只能身不由己，无奈地唱起无奈歌。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23页

笔者在俞平伯二女儿家中，看到俞平伯最后几年在台历、纸片上顺手写下的不少随感，如＂卫青不败因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两句切我生平。一九八九年试笔＂、＂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心静自然凉。丁卯十月四日记＂、＂梦见横额'如归室'。己巳夏五月＂、＂人心似水，民动为烟＂等等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477页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咋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派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31页

运动初期形成人人被整、人人过关的局面，平民起来斗争的角色让不少人感念，原本大权在手、缺乏监督的政治体制下一批有民愤的、说一不二的当权者别整倒，防修反修的理论实际上从民众的角度很容易被理解、掌握。“文革”爆发之前存在如此之多的政治弊端、在体制内根本无法解决，这也成了民众积极投入斗争、解决国家大事的催化剂之一。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在这样循环的机制下，人的愤怒容易被转移，疑惑很快被抵消，不快渐渐被化解，往往又以感恩戴德的心情来对待运动，以虔诚和绝对信赖的情感对待最高指示，以伟大领袖的旨意和中央文件精神作为大脑的全部零件。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120页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越级到人艺开党组会，批得很严厉：焦菊隐的斯坦尼是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山尊、田冲、是之、绣文等同志，你们学的斯坦尼有没有教条主义？生产上我们很先进，比如白薯一亩地产五十万斤，本身就有很大的浪漫主义。唯独艺术上我们还像乌龟一样在爬。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66页

这里现在建有学生培训基地，每年天津市区一万多名中学生来此劳动。我们有趣地看到，学生们留下了黑板报，大标题就叫“团泊洼的秋天”。与郭小川那首著名的同题诗歌不同的是，学生们流露的是对郊区农居生活的新鲜感和活泼天性，文字充满了稚气。少小的学生早已不解当年诗人秋天的忧愁滋味，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了解那个年代还有这样一首凝重、深沉的诗作。
要理解这首诗很难，诗里既有那个岁月里左的主题痕迹，又有贯穿郭小川一生的战斗豪情。然而郭小川在其中暗藏着反思的私人话语，有着不能示人的内心躁动，有着与当年格格不入的一丝丝反叛情绪，再加上颇具匠心的创作技巧，使人们后来读到后产生一种本能的震颤。有了这样的“地下”文学作品，才使我们如履薄冰地经历大动乱之后寻觅到活下来的纪念依据，才使我们空荡荡的心灵世界有了一点点可怜的着落地，才能在那样暮气沉沉的年代留下一件易碎却无比高贵的珍品。它使整个“文革”时期原本辉煌的东西暗淡下去，在历史空白之处填入了最具个性、充满复杂性的诗人注解。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50页

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都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其实都是“发言集”。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88页

刚刚回国的老舍，急于在新的政权里表露创作上的忠诚，于是在《春华秋实》里，一切成败早是伏笔。他公开的说过，这部戏不好，一来是自己不了解工人阶级，一来时对政策不了解，这些当然都是具体的原因，但本质上的原因被他故意否定了，赶任务，创作的本心早就不在了。为何人艺早期信服周恩来对他们的指导，而且时非常具体的业务上的干预，无非是周“读空气”的能力超一流，要不在后来数次运动中，也做不到如此圆融。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 老舍：花开花落有几回

老舍那双充满热情、不停地歌颂政治的手终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4页

阻挡真、美再现的人，你明白还是糊涂？至少要知道，你是站在庄严世界面前。这面如永远的明镜，也是永远的铁面。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436页

有的时候，在一个寒苦、简单的年代，一本稍显合意的书籍就意味着全部的世界，它的缺点、不足会被忽略不计，它的多重滋味会被放大，沉淀于人的记忆深处而难于自拔。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141页 - 老舍 花开花落有几回

那天郭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52页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说：“错了。”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13页

俞平伯的自宅老君堂很快门可罗雀，同单位老友王伯祥悄悄地上门看望。王伯祥的儿子王湜华告诉笔者：“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落，压抑得厉害。父亲冒着风险看他，并邀他一起逛什刹海，在烤肉季小饮。父亲没说几句安慰话，却让俞老感动，拿出家传的好笺纸，写下‘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颓废情调的诗句。”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239页

外人很难理解批判《一个和八个》给郭小川带来怎样的震动和伤害，直接动摇了他刚刚萌生的、鲜活的、充满生机的创作观念，无形中为他规定了一大片无法逾越的创作禁区。诗人活跃的思维搁置了，创作生命力明显萎缩。在读了以后那些生硬的、过于政治化、口号味甚浓的郭小川诗歌之后，我们会格外怀念《一个和八个》、《望星空》等那种明朗、自由、开拓、处处显示勇敢和智慧的创作心境。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1页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午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1951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118页

总政话剧团的蓝马1963年看《茶馆》，一边说好，一边说你们胆真大，什么时候还敢演这个？1958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了。在这种时候把《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就是它不朽了，其他的都是纸糊的灯，留不下来。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閻肅有感而發：“汪曾祺這個人沒有城府，我沒見過他發過火，從里到外都比較純，甚至沒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上你就會和你非常好。”他憶起“文革”中在上海寫劇本時，與汪曾祺在街頭小店喝黃酒長聊的情景：“我們不敢議論江青，也不提那該死的劇本，就是聊家鄉的事、讀過的好書、聞一多和《楚辭》及早年看過的好萊塢電影的明星，有一種窮人的樂趣。聊了契訶夫、易卜生、李商隱，說了不少西南聯大、重慶抗戰的事，後來他寫的小說中畫面、情節似乎都說過，但沒有談過《受戒》中的那個小和尚。很少談論上面的事，無從談起，也沒有那個覺悟，只是有時看不慣而已。”
這個片段的感動難以言表。唯惺惺相惜，呷口相視一笑的落魄，留一點天性裏的雅，談淡淡的夢。二人對酌，如在眼前。

《人有病，天知否》的笔记-第371页 - 郭小川 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

雷奔1999年10月19日口述：75年8月，小川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信，谈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五条意见。信的内容给我们聊过，我们也提了一些看法。这封信尖锐地指向江青、于会泳，认为“文艺政策执行有偏差”，“不能让〈基督山恩仇记〉这样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当时毛泽东提出读〈哥达纲领批判〉等六本书，江青也提出文艺界要学〈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六本书。小川这样写针对性很强，是要冒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