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书评

怎么研究“东西”的历史

什么是物质文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先生去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堪称博物馆界的“大事”。孙机先生曾从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又从宿白先生研究汉唐文物，在文物研究领域堪称大家。书中后记谈到，全书是将作者各次讲座内容整理、编排，集成一书，使得文中内容轻松可读。　　全书分为十章，从“衣食住行”到“科学技术”一应俱全，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让读者重新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博物馆人眼中的历史和一般读者心中的历史有一些差异。读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唐玄宗和李白、钱谦益与柳如是，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李白写诗所用的纸、唐玄宗梨园做戏所用的道具、钱谦益的拙政园和柳如是的书画同样也有各自的历史；而这些纸张、戏曲道具、园林和书画背后，还有更多的脉络——这些就叫“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听上去是个挺玄妙的术语，我们听惯了“非物质文化”（简称“非遗”），对“物质文化”反而有些陌生。其实这是一个来自考古学的术语。人类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则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比方说，一个热带居民学会利用动物毛皮制作御寒衣服，用泥土砌好厚厚的房子和土炕，下面生好火堆，就可以在寒冷地区生活。衣服、房子、土炕这些有形的部分，就叫“物质文化”（通俗地讲，就是“东西”）。而怎样做衣服、盖房子以及生火取暖的过程，叫做“非物质文化”，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文化。甲方请乙方做衣服，乙方帮甲方盖房子，甲方、乙方感情深厚，缔结婚姻纽带，繁衍后代，这种互动的过程就构成了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历史。　　我们所关注的历史记录往往充满英雄气概、激情浪漫；但做衣服、盖房子、种粮食、造工具……才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发生的事情。一个世纪之前的研究者多关心文字记录的“帝王将相”的历史，没兴趣也没能力关注“衣食住行”的历史，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和博物馆的出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从“东西”的角度来重新省视历史。孙机先生的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就是对这些平凡历史的一次出色研究实践。 怎么研究“东西”的历史　　话说回来，“东西”的历史就不如“人”的历史那么好研究。古人干了什么，“二十四史”说得还算详细，但物质的历史就不好说了。博物馆里陈列的都是许多年前人类活动留下的“东西”，有的出自墓葬，有的来自遗址，共同点是它们都比曾经的使用者更加“长寿”。人没了，东西还在。通过考古发掘，我们还能看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但当时人是怎么用它们的，就完全不知道了，比如我们把好多东西都称作“礼器”——这等于是说：“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让这些不会说话的物质文化“开口”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正因为不容易，才更显难得，体现出研究者的智慧和丰富积累。拿第一章的“农业与膳食”来说，虽然在“衣食住行”中排在第二位，但正如书中的排序一样，吃饭问题其实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的“家伙”就包括耒、耜这些最原始的农具，还有犁这类高级些的农具。考古发现许多石质、骨质的农具遗存，但是这些农具上可能只剩下石质的尖端部位，原先用于捆扎的绳子和木柄这些有机物都随着岁月风蚀了。那么这些农具的真实用法和安装方式就需要研究者上下搜求了。　　首先，文献是少不了的，从甲骨文中找找有没有“犁”的原型，《国语》《论语》等文献爬梳一下最早提到犁的文字，比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等成了最早用牛拉犁的证据。这些文献方法我们都知道，因为历史学科也都在用，“故纸堆中”爬梳，说的就是这种功夫。但“物质文化”研究还有哪些独门技艺呢？　　除了文献记载，第二个重要的工具来自图像，古代墓葬之所以有价值，大多数人都认为墓中随葬品都是“宝贝”。但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哪怕一座古墓被盗掘一空，如果剩下的墓室墙壁上还能留下未被毁坏的壁画，那么，这座古墓的价值至少就保留了一半以上。壁画大多记录了墓主人生前和死后想象的生活，源于当时日常生活场景。通过仔细比对，从这些图像中，就可以看到汉代时期用牛犁地的情景，从中复原当时农具的真实用法。这种方法就叫做“图像志”研究，是考古学和艺术史学科都经常用到的工具。此外，除了壁画，我在孙先生这本书中约略翻看了一下，还用到了（早期时代）地砖上的铭文，漆器彩绘、青铜器物图像铭文，以及（晚期时代）史上流传绘画作品、古书雕版插页等。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绘画作品的价值，固然在于从古至今流传之不易，以及出于名家手笔之罕见。但在考古研究者看来，画中一人一物、一屋一宇，哪怕一石一雀都是难得的研究材料，这些具体的事物组合或者反映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或者体现了绘画者内心的时空观、宇宙观，而通过具体图像重建物质文化的使用细节，也彻底避免了仅凭文字对物质遗存使用方式的不切实际的想象。　　文献和图像志，是孙先生进行物质文化研究最常用的两种工具。全书十章内容的分析中，这两种工具始终得到了扎实应用，这也是具备博物馆背景的学者研究“物质文化”的最大优势。博物馆人常会自豪地表达，自己比起纯粹历史（文献）研究者略胜一筹的方面，是可以“接触到实物，我们可以‘上手’”，这种路径在孙先生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所谓“上手”很大程度上就通过独一无二的图像志分析呈现出来——因为相比其他研究者只能通过“肉眼”推敲已经发表的材料、推测日常生活的细节，博物馆研究者能更多借助显微镜、光谱仪以及扫描电镜等技术手段，使表面无奇的“物质遗存”提供更丰富的信息。如何看到“隐形”的文化　　说到更丰富的信息，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还有两种在孙先生的作品中出现较少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已经提到的成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的微观分析。比如在“文具、印刷、乐器”一章中，孙先生提到了当代研究者用“石脂、白矾、滑石粉、胡粉、牡蛎、盐、卤、醋等”物质还原“泥活字”制作的模拟试验，这代表了当代技术考古的最新进展。　　其实，由于当代技术的发展，这项技术的反向运用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视角。一方面，光谱分析手段不但可以让我们分析出一种壁画、绘画作品中采用的颜料成分（这种技术在实践上能帮助我们辨别文物真伪），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对物质遗存的成分来辨明其产地。比如，我们通常认为的商周青铜器原料来自中原一带，但通过“铅同位素”考古技术可知，这些铜矿原料来自中国西南地区。这类研究不但开阔了我们对青铜器本身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也反过来帮助我们极大地拓宽了对古代中国文化、物质交流方面的认识。这种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分析成分以判断产地”，在国外相关领域中，它已经越来越多地超过文献和图像志研究，成为物质文化的主流。其原因就在于成分分析所依赖的科学手段，能提供文献和图像无可替代的（时间和来源上的）准确性，同时，也将不同时空中的生产者、制作者、运输者以及使用者联系起来，为物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全新维度。　　第二种孙先生较少提到的方法是“民族考古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捕捉古人的物质生活，但是，所谓“难以捕捉”只是局部意义上的，许多发达地区找不到的传统工艺，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或民族地区仍可较好地保留。这种方法的好处，就在于使出土文物中失去“非物质”一面的“物质文化”得以复活。比如，在“纺织与服饰”一章中，孙先生提到了晋宁石寨山出土贮贝器上铜质人像呈现的“踞织”技术。其实，这种技术在海南黎族地区仍有使用，如果能引入对当代踞织机纺织技术的分析，将能更全面地考量古代纺织者的生产效率、生产原料，以及产品再分配等方面。　　此外，“民族考古学”方法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帮助我们修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在“交通工具”一章中，作者提到了浙江鄞县出土铜钺上的“竞渡纹饰”，并以此批驳了“认为图中四个泛舟者头上戴的羽冠是‘原始的风帆’”的说法。孙先生的看法确是真知灼见，因为民族考古学也可证明，“古代猎头者头戴羽冠”的风俗，是环南中国海文化的普遍现象，在整个华南和东南亚都可找到。因此，民族考古学确实有助于我们对物质文化遗存作出准确判断。怎样看得更远　　通过《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孙机先生作为博物馆中的“物质文化”研究者，为我们呈现了另一个不同于“历史文献”路径的古代中国。他用图像志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古代文献中的物质生活作出了全面的叙述，描绘一种更真实也更“接地气”的古代生活。也让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物质成就，有了非常细腻和直观的认识。当然，如果吹毛求疵的话，在技术分析和民族考古学方面的糅合，或许会为我们呈现更丰富的文化维度。　　记得几年以前，大英博物馆出版过一本《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用一百件珍藏文物讲述世界历史故事。这同样是一本出色的“物质文化”研究作品，它用物质呈现脉络，用文物展现世界的思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站在一个全球化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物质文化”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着世界，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用中国的实践来回应世界。结合前辈提供的学术积淀，这或许是我们新一代物质文化研究者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深入运用各种新技术、新思路，审视中国和世界古老联系的当代表征的新契机。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12/20/1323379.shtml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1647

物质的流动与意味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著者孙机先生以文献和图像为研究手段，探讨表面无奇的“物质（东西）遗存”中“隐形”的历史和文化，呈现出一个不同于单纯的“历史文献”路径的古代中国。对于我而言，其中最能提起兴趣阅读的是由物质流动串联起来的有关古代中国与域外缓慢却绵延不绝的交流，有人的地方就有物质生产、流动以及因流动带来的观念的相互对话、交流、碰撞与互融。很多以为天经地义是本土出产的物质原来是“泊来品”。就粮食而言，明代后期玉米、白薯等高产作物从美洲的传入极大了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再譬如蔬菜，上古时代我国蔬菜的种类很少。《诗经》里提到132种植物，其中只有20余种用作蔬菜。以前曾一直纳闷为何汉乐府《长歌行》要以“青青园中葵”起兴？原来战国、秦、汉时，最重要的蔬菜即“五菜”：葵、藿、薤、葱、韭，而“葵”为园中百菜之尊，自然也跻身古老的诗歌意象群。今天我们习见的茄子、黄瓜、葫萝卜、菠菜、莴苣、辣椒、大蒜、西红柿等等，其祖先均是引进品种。果类中，西瓜由西域传入就不必说了，核桃、石榴、菠萝、花生、草莓、向日葵、苹果无一不是来自域外。不过，我一直误以为荔枝、龙眼等南方热带水果是从东南亚引进的，殊不知是真正的土产。生活中习见的蔬果谷物的流动看似不足称奇，可《尔雅•释天》云：“果不熟为荒”，“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正是那些不值一提的蔬果谷物的渐进传入、广泛培植才真正让人类走出时不时不邀而至的饥荒、饥馑、劫难的年代，人的味蕾也因此由单一进化至丰富乃至饕餮。所以，单是从物质的全球移植就可以阐释横跨欧亚大陆丝路的形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亚美两洲通航的意义。那些漫天黄沙中遥远的丝路驼铃，那苍茫大海上一片片孤独而倔强的风帆，那些旅途上带着梦想、希望、勇于冒险的人，以及随人流走的物质也就别具意味。如果说当元代西瓜仍作为新鲜珍味时带给食客如“醍醐灌顶，甘露洒心”（王祯《农书》语）的感觉，那么可以想像因流走的物质带给人们“观念的水位”的漾动同样不乏新奇的冲击和震撼。物质从来不是静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