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书评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后记

《财智生活》采访我，话题是“你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未来”，这立刻使我茫然：就我个人的未来而言，一眼看到老，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就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前景模糊，一如北京雾里看花；而就我所在的中国的大学而言，未来更是一件可以多种可能的事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日益丧失着想象未来的能力。压力巨大的生活，令理想主义变成了可笑而遥不可及的话题；而我们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正在慢慢消失掉。在我的身边，年轻的一代学者，他们身上没有了我这一代和上一代学者青春激情时代那种信心十足、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有的是在高高的房价面前的沮丧、失望和卑微。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学术雄心的衰减，与想象未来能力的退化，难道不是一物之两面吗？这本书汇集了这几年我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是我自己心路历程的写照。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一如既往地改变”：一方面是改变，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的轨道上不断向前滑动。飞速快跑的快感与气喘吁吁的肉身正在重构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令我无法完全将自己困在象牙塔中。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可以“平天下”的那种人，但是，我还是常常不免透过窗前的乱叶望向西墙外的大街。好在不免有好事者会喜欢阅读我写下的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这些似乎与学问无关的东西，就像也总是有人在网上忍不住对我写出来的观点用下半身说话。首都师大的胡疆峰博士则以极大地热情鼓励和帮助我出版这本书，也是他让我对这些文字重新唤起修改的信心。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女士以宽容的、温和的方式，支持这本小册子的面世。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张倩郢博士不仅认真负责地策划图书的形态，还对这个小书寄予厚望，令我惶恐。我的恩师王一川教授欣然允诺给这本小册子作序，虽然老师常常会批评我有过多的精力放到文化批评的领域中——他对弟子的期许之情，促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一如既往地提携后学，把酒之余，纵谈时事，既有诸多教导，更有对这几年我所写的这些稚嫩的文字的宽容肯定。而好朋友熊培云常常与我交流、争论，给了我许许多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启示性意见。我最早开始写作文化批评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曾经来信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指导意见，勉励之意，寓于其间。生命中的争论者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图书评论的杨平先生，南开大学的王志耕教授、沈立岩教授和胡学常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曾艳兵教授，《文艺研究》的陈剑澜先生和戴阿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巍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太胜教授和陈雪虎教授，辽宁大学的宋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孟登迎博士等，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我的好老师。我做杂志总是相信，好的文章是好编辑像导师一样“带”出来的。如果没有曾经在《东方早报》供职的孟隋师弟，没有《法制日报》的宋学鹏师弟，以及《凤凰周刊》的叶匡政先生、《社会观察》曾经的主编王敏女士（现任《重庆社会科学》等杂志总编）和现在的编辑萧武先生、《文学报》的金莹女士，《人民论坛》的周晓燕和杜凤娇编辑，《艺术广角》的牛寒婷女士等人的催促和鼓动，这本书是不会面世的。至于诸位同事、同学、朋友和亲人的支持，自是始终如一而常有常在的。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你们！周志强2013年4月26日于南开大学新开湖畔

我们的精神如何裂变？ ——读《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转发）

来源： 李飞的日志大概三四年前听了周志强老师某次讲座，之后一直关注周老师。周老师的文化批评文章，我基本都是读过的。周老师这本《这些年我们的精神你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后文简称为《这些年》）在今年的9月刚一出版，我就迫不及待地买来，狼吞虎咽地利用闲暇时间通读一遍。王一川先生在序言中将《这些年》中的文化批评文章比喻成“社会时尚的讽喻诗学”，我以为不确。周老师虽然很关注文化界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却无意建构一套等同于文学诗学的“社会时尚的诗学”。周老师这一系列文化批评的文章在于重新唤起我们对生活的感知，面对这个活生生的社会，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书中《赵本山的市侩主义》一文中，赵本山对批评者的回应“不如您自己写个剧本，自己拍一个，如果您拍的那个收视率比我这个高，我当时就给您跪下”，周老师将其中逻辑作如下类比：如果一个人批评一只母鸡下的蛋不好吃，这只母鸡勇敢地反击说，你来下一个我尝尝！今天，我吃了周老师下的这只“鸡蛋”，要把我的感受写下来，以期更多人有兴趣尝尝这只“鸡蛋”。《这些年》中，有几篇是我非常看重的，也极力推荐给看到这篇文字的人。这些文章在网上都可以搜到：《为什么“青年”消失了》、《赵本山的市侩主义》、《私通机制下的“中国式易怒”》、《<一九四二>与“灾难”的黑洞美学》、《新穷人时代的消费狂欢》《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个人以为，这几篇是《这些年》中比较有力度、有深度，并且文章的问题意识、逻辑展开、最终结论我都深以为然。周的，老师这只“鸡蛋”名字叫做《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限定词“这些年”比较好理解，指的是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直到此时此刻。那如何理解“精神裂变”呢？一言以蔽之，周老师这里的“分裂”于个人而言是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的分裂，是政治权利和个人想象的分裂，是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的分裂；于社会而言是问题丛生和花天酒地的分裂，是极权政治的欲望和极权文化的萎缩（伴随消费文化的崛起）的分裂，是国家富强和个人卑贱的分裂。具体而言，是个人的经济状况相对很差，却被制造出一种消费的欲望；由于利益蛋糕被瓜分殆尽，个人上升的通道明明不多了，却被制造出一种雄心壮志；社会明明有很多现实问题，大众文化却充满了傻乐和市侩而完全抽空了政治；我们明明想改变体制以使其更合理，而我们每个人却被这套体制卡着动不了。在周老师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权力与资本的媾和。不受制约的权力挤压着公民的个人权利，大型资本压榨着老百姓的劳动所得。权力和资本的媾和，使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却被这种权资怪胎制造出来的温情脉脉的大众文化所包围。我们明明对很多东西是need，却被裹挟着为各种want而焦虑，正如我们需要的是言论自由（need），但是却有人甘愿卖肾换一部IPHONE（want）。在政治问题非常严重的今天，权资怪胎却以种种方式用消费、傻乐、市侩替代了政治内容。周老师的基本观点我都同意，其严峻的批判态度令我敬佩，其人文关怀让我感动。不过其具体内容我有不敢苟同之处，例如周老师认为莫言的小说有意去政治化，我愿意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些细节不再赘言，周老师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方法在我看来也有可疑之处。“权力与资本”的媾和这一逻辑起点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读思想，更读情怀

好友力荐，说此书视角独特语言犀利，读得自己三观尽毁，但唯一不满作者似乎在针砭时弊后，并未给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提供解决的方案。自己读完却不以为然，不敢说真正读懂了作者的思想，然而，如果读后一味在作者对时代的批判后面求药方，在作者提出的社会弊病后面求解答，未免浪费了作者的良苦用心。所谓的没有解答，一是无法解答，大家都身处精神分裂的时代中，又有谁能幸免于难，置身事外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呢？二是不想解答也无需解答，这一方面为读者留下了或接受或批判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作者真正的情怀所在。如果这只是一本冷冰冰的对时代指手画脚，只见口水不见思维的评论集，我想我不会读得如此绝望，但这也许正是本雅明意义上的，能够孕育希望的绝望。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在教育的每个阶段，我们似乎都习惯了被填鸭，习惯了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并且对于“权威”的思想论调不加思考就全盘接受，以至于读书也自然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吸收，而对书中内容的接受则成为了读书过程的结束。可对于这本书来说，作者的每篇评论，每段论述，都不意在将自己的思考强加给读者，而是在于呈现给读者另外一种面对社会，思考自己当下生存状态的角度和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束恰恰衔接并启蒙着读者真正的立足自身立足当下的独立思考的开始。思想本无是非对错，如果读后，我们可以在今后自己的生活中，多出一个透视分裂的眼睛，我想，作者就可以稍感欣慰了吧？

无处安放的焦虑

作为八零后尾巴上的一代人，已经行走在“奔三”的路上好几年。几年前的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这路上，让我觉得有点雾气蒙蒙，前方仿佛是一片模糊的，而所有我以前坚信不疑的一切也正在发生着改变。我终于知道我住惯了的老房子原来有一天是会拆掉的，，原来儿时爸爸的白色安驰车有一天竟然会停产从市面上消失，终于，一辆车能买两套房子的时代变成了一套房子换好几辆车的时代。”在读这本书时，让我想到了这几年行走在一片雾气朦胧中的自己，也让我想到了我身边这群面对未来迷茫又焦虑的年轻人。一切都在变，也许真的会这样，变啊变啊，人们也就习惯了。但是，人们真的应该习惯吗？暂且不论这种社会转型带来变化的正负面作用，这种“习惯”本身就是极其可怕的，人们在“习惯”中会丧失思考自身的能力。而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选取的是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事件作为文本，进而对中国当下社会中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批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理应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但是我身边的同龄人都不断地感慨自己老了，生活很累，鸭梨山大诸如此类。难道我们真的在二十出头的美好年纪就已经垂垂老矣？在这个年纪我们就开始觉得被一些东西打磨地劳累不堪，似乎还没有过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就已经学会了工于心计、委曲求全。书中的一篇文章《青年正在“消失”》击中了，让我感慨颇深，我想作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无奈而痛心的。回想20世纪初中国开始觉醒的那些人，那一批人远渡重洋、著书立作，当时的他们也不过是二十出头，甚至比这更小，但那时的他们就已经承担起救国图强的社会重责，他们身上的民族意识、社会责任与实践能力也是近百年的中国中最强的一代。《新青年》，自由的北大，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浅显略带笨拙的新诗，夹带文言的“白话文”等等，这一切都让今天的我们怀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口中咀嚼着充满小资情调的文字，手中用着最新的数码产品，耳中塞着的IPOD流淌着伤感的音乐，穿衣讲求独特的风格美名其曰“有范”，他们不像上一辈人油盐酱醋，他们爱好探寻各个城市的美食，他们寻找驴友徒步远行，他们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很少写字。我们行走在城市中，看着爱情片，听着爱情歌曲，却有很多人丧失了爱的能力。这些让我不得不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怎么了？问题出到底哪里？太多的人责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理想，事实上，就现阶段而言，丧失信仰、理想缺失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是一代人身上，它还发生在一个国家里，也是一个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许通过文化批判不能得出，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停止反思。并且我认为，种反思并不应是以个人的形式进行，更应该以一种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姿态来完成。我们不能失去自己，这个时代也不能失去青年。像鲁迅先生所做的那样，那些辛辣的文字和独到的批判，都是源于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如此。因为心怀大爱，才批判得入木三分。

「转」《“精神裂变”的背后》 文：张慧瑜 原载：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3年10月13日]版次：[GB22]版名：[社科]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13/content_1949577.htm张慧瑜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一种静悄悄的氛围中弥散开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国家实力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东社会大动荡的参照下“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曾经被唤为社会主体的新中产、新小资正在逐渐滑向新穷人的“囧途”。这就成为周志强的新书《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写作背景和核心关切，作者开篇就使用高速公路作为时代的政治隐喻：开车人既分享窗外风驰电掣的风景的快感，又切身感受到收费站的拥堵和盘剥所带来的沮丧，而搭建高速公路的双头魔术师正是国家与资本。对于作者来说，作为“个人私藏”的汽车还有历史的维度，上世纪80年代所允诺的“速度与激情”为何会搁浅在21世纪光鲜亮丽的现代都市丛林中。在本书的题记中，作者叙述了“我”与商场打工妹的一次相遇，“我”惊叹于弱女子用“勤奋劳动”、“双手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等80年代的励志话语自我打气，这一方面说明大众文化依然成功地让弱势群体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如《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等热播电视节目如此有效地重复草根、普通人也能梦想成真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而另一方面阶级地位和知识能力更强的“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时代的“精神分裂”，因为这种“见证奇迹的时刻”已经没有多少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有效的意识形态训导越来越“空壳化”，或者说8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现代化之旅正在变成潘多拉的盒子。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烟雾弹，让生活在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魔鬼的魅惑，其中最为重要的杀手锏就是消费主义。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买故我在”，不再是劳动、生产创造价值，而是购买、消费才使主体在符号化的商品世界中找到意义。可是，“商品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幻觉却被日益等级化的购买力所轻松地击碎，这不仅在于奢侈品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阶级区隔的标识，更重要的是购物广场的漫游者变成了网络上乐此不疲的网购一族。在《“新穷人”时代的消费狂欢》一文中，作者从光棍节网上购物“血拼”中看出“越是匮乏购买力，越是急需购买的狂喜来填补；反之，越是深深体会着购物的狂喜，也就越是深深感悟到自身购买力匮乏所带来的焦虑”(第107页)。这也能够解释“山寨消费”的盛行，正是因为对“正品”的消费欲望，使价格便宜的山寨版成为一种符号的替代品。这些购买力匮乏的“新穷人”并没有反抗消费主义的幻觉，反而出现三种精神症候：第一种是对资本所焕发的魅力越发羡慕不已，这就是作者所分析的热播剧《蜗居》的魅力所在，双头魔术师化身为市长秘书宋思明，“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还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第230页)，所以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出路的海藻只能义无反顾地投向中年男人宋思明的怀抱，这成为女屌丝逆袭的捷径；第二种则是变成甄嬛式的腹黑女，作者指出当下的青春文化拥有低龄化和老龄化两幅面孔，“今天的年轻人还没等到长大就迅速地老了”(第27页)，或者说一幅相对稚嫩的面庞下面有一颗老中国人的心灵，这也正是甄嬛们跨过现当代中国穿越到晚清宫廷的缘由，只因在雍正的后宫里才能变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斗女；第三种症候就是走向一种自我弱化和“微”抵抗，这正是屌丝、恶搞文化、“糗文化”流行的原因，作者指出“糗文化乃是资本体制下日益丛林化的社会生产与尚且残留的理想主义意识之间对立、纠缠和交织的结果”(第76页)，是一种能够被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文化自慰，《泰囧》的票房奇观就是例证。当下中国如同奥兹国的逆向之旅，作为小姑娘多萝茜、稻草人、铁皮人、狮子的“我们”失去了家园、脑子、心脏和胆量，这也正是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用政治领域的屁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用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用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在资本和权力包裹的幻觉中，我们能否走出奥兹国的迷宫？

越消费越性感

当我们喝着几十块钱一杯咖啡，在星巴克或是雕刻时光的窗子朝外观望，或者憧憬着一座有阳台的大房子，可以在假期拿着一本书安逸的在桌子旁晒太阳，当我们……当我们憧憬着这些的时候，我们在憧憬什么？我们真的在憧憬这些事情本身吗？周老师上课爱讲资本，讲消费，这当然也不是我第一次读到他关于消费主义的阐释，但是常读常新吧，又再一次勾起了我对于“消费”与“性”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确又似乎密不可分的欢喜冤家的一点小小的想法。我们都知道花钱很爽，但是为什么爽，只是单纯的出于对于物品的占有欲，还是和我们天性的其他方面有着某种自然的，隐匿却巧妙的联系呢？不同的时代，政治、经济变化反映在人们的言行中，通过对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作用，人们的心态和行为表现出某种共性。书里讨论了社会现象、政治背景对人们的影响，透过现象努力让我们读懂这个时代。《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和《奢侈品• 性•自由》这两篇，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讨论了一个相同的主题：消费。其实说起来，当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无论谈及么，都很难不和消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社会，一个将所有社会元素与消费联系起来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异化与浮躁的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分配方式和人们心态、观念的变化，业已存在千百年的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阶层迅速的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传统的按照官本位思想划分社会阶层的社会形态仍然存在，由于政治改革虽有成效但进展缓慢，官僚在某些地方和某种情况下依然是特权阶级。另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换句话来说，人们对消费的追求和依赖越来越大，以消费水平为本位划分社会阶层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潜在的方式。其实仔细想想，上面的划分方式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曾经这样描述消费：即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是人们的天性使然，而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所在。人们对消费的追求似乎由来已久，从商品社会刚刚萌芽开始就初见端倪。如果非要追根结底，就只能去讨论人类本性中对物的欲望这类哲学问题了。对《坚硬如水》 “越革命，越性爱”的描述，让我觉得人们将性爱的感受寄托在物品中，似乎有着某种独特的精神逻辑。书里写，“从一般意义上说，‘消费’变成了为当代社会普通人生产神圣感的一套编码体系。人们不再通过劳动本身获得价值感，而是通过劳动之后的购物和享受获得价值感。”这种价值感的指向让我非常迷惑：“有欲望而备受经济压抑、购物而滋生幸福迷狂，这正是新穷人时代的典型表征”。虽然周老师没写这种新穷人时代的消费与性爱的关系，我却觉得这种消费的狂热与“奢侈品•性•自由”中对奢侈品的描述有内在的共同之处。“‘奢侈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形式，获得了极其特殊的意义。对奢侈品的执着与迷恋的背后，正是凌驾于普通生活之上的冲动；而对奢侈品的占有，表达的如同通奸一样的意义——— 一种一般人不能获得的违禁的快乐。”这种积累财富，炫耀财富的方式，无论对于奢侈品还是对于普通消费品，也许并无本质差别，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获取幻想与快感，而这种幻想，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也许都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对于“性”的渴望。在消费的过程中，消费者表面上体验着欲望得到满足，志得意满，在潜意识中，幻想着消费品得到展示和使用时，获得的性幻想和异性的认可。或许这种消费的快感本来就和性快感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奢侈品还是打折消费品，我们都可以这样认为：消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规划这当今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这种规划和性幻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购物对于异性的交往过程格外具有吸引力，也似乎隐晦的告诉我们，社会阶层的划分似乎紧密的和性幻想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通过权力，暴力，还是消费。那天有小伙伴指着书封上的“看懂你自己的时代”问我，看不懂谁负责？别闹了好吗，谁有灵药吃了能看懂一切，我也想来十盒呢。有时得病有时治疗，就很好了吧。

【《读书》2014年第3期书评 】刘昕亭：走向一种政治寓言体批评

这是一个到处都充斥着批评与批判的时代。各路“公知”活跃于网络微博，兜售着关于民主、人性的神话；韩寒们以戏谑而慧黠的文字，嘲弄着当下社会政治的种种困窘。这个时代泛滥着批评，理论要多思辨就有多思辨，言辞要多激烈就有多激烈；可是当我们从思想的交锋转向社会现实，却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正在越来越沉重，未来正在变得空前不确定。　　周志强教授《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正出自对眼下中国思想现状的不满和反思。在作者看来，当代中国“公知”的思想生产，是借助新媒体而涌起的思想泡沫；而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赵本山小品乃至“中国好声音”等娱乐节目，又都在“笑声”与“感动”中完成了对沉重现实的柔化。一方面是公众借助微博、网络所进行的种种发声行动，滋生着一种“广场政治”的民主幻觉；与此同时学院式批评生产进入日益专业化、封闭化的境况中，拒绝与社会现实的短兵相接。在这里，我们再度陷入的困境是：我们如何批评？如何激活文化批评真正的有效性？　　不妨用一种“政治寓言体批评”来概括作者在这本书中所探索和实践的文化批评的出路。二十世纪理论界对“寓言”的最精彩概括来自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书中，本雅明阐发了他对寓言、一种寓言式看待事物方法的理论。在本雅明那里，观察者在寓言中面对的是僵死的原始大地，是历史弥留之际的面容，在寓言式的书写中，我们看到的是碎片，也正是这些碎片，携带着历史的印迹，在每一个瞬间性中导向丰富的未来。　　也正是在作为一种“寓言”的意义上，《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捕捉了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场：“公知”约架、学者斯文扫地、穿越剧流行、恶搞文化糗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官场小说搅起“黑幕叙事”、电影大片连番轰炸……正是在对这些碎片化场景的拼贴中，在作者的忧郁思考中，一个时代在这种寓言式的打量中，变得清晰起来：日益沉重的环境压力，日益严峻的贫富分化，以及日益凸显的官民对立，一代青年在沉重的房价压力下，仓皇四顾找不到出路，在一个以市侩主义与功利主义为核心的文化语境中，理想主义完全丧失了其正面的价值意义。再一次地，我们看到了本雅明面对巴洛克寓言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郁悲悼的历史意义：在一片废墟之上，面对历史的绝望，思想必须生长起来。　　但是本书作者更为警惕的，是一种由资本主义滋养出来的抵抗幻觉：在自由而充满创意的消费活动背后，我们体验到了空前的个人主体性；通过网络呐喊，微博抗议，我们在“赛博”空间中与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游击战式的对决，以此完成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在小清新独特的消费口味里，主流的消费工业正在受到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美国版费斯克式文化研究提供给我们的文化批判版本：既然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抵抗已经变得不可能，既然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资本的绝对垄断中已经变得不可想象，那么不妨来一点积极乐观的骚动，一点颓废而浪漫的抵抗。在周志强看来，这恰恰是资本统治的真正奥秘。资本主义是以反对专制，实现平等、正义为口号登上历史舞台的，但是资本主义从来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需要不断为自己的剥削、掠夺行为做出“合法化”的辩护，用周志强的概括来说就是“资本总是在根本上剥夺，却在过程中赋予”。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求工人必须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却同时附赠了自由出卖劳动力给某一位资本家的自由幻觉。所以在“超女”、“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唱响中国的时候，作者看到的是“明星的大PK与普通观众决定明星命运的投票，让这个‘屌丝’声四起的国度，响彻主人翁的欢叫”；在赵本山成功把笑声贩卖到全中国的时候，作者忧心的是“快乐只能是麻醉剂，只能是迷幻剂，只能是让人们感觉不到痛楚的一种强化痛楚压迫的方式”；在糗文化所开发出的“微抵抗”中，作者看到“那不过是人们丧失了整体对抗社会不平等与不公平问题能力的时候，显示出来的精神涂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寓言式批评再度重启了文化批评的政治坐标。在这个姑且被称为“去政治”的时代里，一种政治寓言体批评，就是要将政治的紧迫性重新铭写进文化批评中，要将对政治的关切与参与重新对接到日常生活中。什么是政治？齐泽克说政治就是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并非是未来发生的不可能，而是曾经发生的不可能。政治是“一无所有”之上的“无中生有”，是从“空无”到“存有”的创造。政治寓言体批评，就是要在对现实文化的批判性思考中，实践这种不可能性，重新创造关于社会公平、社会财富与社会民主的新的想象力与理论资源。　　本雅明说：“寓言的沉思必须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质世界上嬉戏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视之下严肃地重新发现自身。”周志强教授通过这本渗透着忧郁与痛苦的“裂变”之作，成功实现了寓言批评的政治可能，我们没有一劳永逸的药方，也没有彼岸的世外桃源，唯有在冷静地分析与沉郁思考中，开启一个新的未来。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周志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零一三年版）

来一次自我新启蒙

上次看到这本书，刚好近期对 比较困惑，买了，看了，对现实问题的剖析的确很到位，但是出路在哪?怎 么解决？是，无处安放的焦虑，我们都有，甚至比较严重，‘’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爆发，貌似不得不去做一些不那么想做的事情，无法抗衡，有的人代表了一种制度，一种规定除了小孩，我们都在或多或少的做一些违心的事我看到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滔滔不绝的讲各种你认同或不认同的事督导一来，马上回复一本正经的样子，讲起来磕磕跘跘，都快讲不下去督导一走，马上恢复自己真的我没有看到出路，说的这些提议是否具有可行性也很值得商榷

扯掉红布，上路

时下的评论多是慷慨激昂的，一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这也正迎合当下大家对于评论的期待，评论承载了太多读者对于启蒙的期待和虚假的民主想象，以至于，除了怒发冲冠地批评现状，再为民主法治和人类的自由，宇宙的解放舍身取义地摇旗呐喊，评论无法容纳更多的内容。不过,似乎有了这些宏大的字眼就足够大家消费政治、娱乐政治了。似乎也并没有人在意，如果试着去掉这些词汇，许多文章仅剩下空洞的连词副词，轻飘得有些可笑。可即便如此，这类文章读起来还是很累，其人其文皆高深，你必须时刻保持四十五度角仰视，才能荣幸地一窥作者光辉的背影；你也必须有强大的心脏，才能在对于时下的愚政和愚民如你的神圣审判中，一面自愧弗如自惭形秽，一面五体投地顶礼膜拜。于是，在用一系列直截了当的否定句推翻了专制、威权、物神后，我们的作者变成了新的神。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因为饥肠辘辘而步履沉重，此时迎面走来一个意气风发衣着光鲜的路人，你问他为何大步流星神色匆匆，难道他不饿么？他无比诧异地看着你，仿佛你是外星来客："饿？你竟然会饿？！你怎么会饿？！你看不远处的乌托邦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酒佳肴，你要坚信，只要你努力，你也能成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言下之意，你当下的饥饿是可耻的。这似乎是时下最为主流的知识分子公共写作的模式，无论是恨铁不成钢的振臂疾呼，抑或是悲怆苍凉的忧国忧民，都难掩作者不与时同的道德优越感。读这本书，你将遭遇到的作者并不似前者这般高高在上，他并不钟情于带你展望美好明天，而是执着于帮你看清脚下的路。他会不动声色地击碎你所有似是而非的生存幻象，然后在你惶恐迷茫之际，沉默地拍拍你的肩膀，只是说：“上路吧，我们都一样”。推荐，为着这份心意，也为着扯掉我们眼前的红布看看脚下真实的路。

沧木生：“精神裂变”与《私人订制》 ——谈一本书与一部电影

2013年9月，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出了一本并未在各大媒体上进入什么排行榜的文化批评集子，叫做《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2013年12月，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私人订制》粉墨登场，获得不俗票房。在电影院出来之后，我立刻想到了周教授的那本书。周教授痛心疾首批判的现象，最终还是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占领大众市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这些年周教授发表的一些文化批评文章的选编。不过这些文章却有着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的揭示和批判，并可名之为“裂变”，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裂变。裂变，就个人而言是现实处境和社会认知的分裂，是政治权利和个人想象的分裂，是经济状况和消费需求的分裂；就社会而言是问题丛生和花天酒地的分裂，是极权政治的欲望和极权文化的萎缩（伴随消费文化的崛起）的分裂，是国家富强和个人卑贱的分裂。最令我拍案的是周教授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判断。在题记中，周教授提醒我们，切不可被那种掩盖了现实中阶层分化和板结的“浪漫主义”文化所欺骗。在周教授看来，大众文化值得警惕之处就在于现实中社会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且难以改变，它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种种不公的方式。总体而言，大众文化越来越“去政治化”，变得越来越市侩主义和傻乐主义。在《傻乐主义与电影贺岁化》（此文发表于2010年初，其提出的问题却愈演愈烈）中，周教授痛心疾首地说：我们已经失去了“沉重的肉身”，失去了“沉重思考”和“沉重体验”的艺术能力。我们深深陷入到离开真实人生的美学漩涡之中。在这里，电影的贺岁化所预告的“傻乐时代”，乃是这样一种时代：对于历史和现实，乃是“看，却看不见”；对于快乐与刺激，则是“一定要看”。无形中，人们觉得，只要是崇高的，就是假的；只有那些幻觉的，才是真的——或者直接说，只有快乐的，才是我们要的，这就是傻乐的逻辑。（原书第55页）看完冯小刚的《私人订制》，对周教授的洞见愈加佩服。可是周教授或许想不到，傻乐已经升级了。在《私人订制》中，躲避现实的傻乐却躲避在“人文关怀”和“讽刺权贵”的牌坊下面。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学习了多年文学理论的硕士、博士）竟然都被这种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给欺骗了。这也不能完全责备他们，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大片彻底傻乐化的情况下，突然冯导的《私人订制》开始“讽刺”权贵，天真地被欺骗也是可以理解的。导演冯小刚于2013年12月29日在新浪微博中自负地说：“《一声叹息》突破了婚外恋题材禁区；《天下无贼》突破了贼不能当角的禁区；《集结号》突破了战争对人性描写的禁区；《一九四二》突破了对民族历史的解读；《私人订制》突破了对权力的讽刺。我尽了一个导演对中国电影的责任，无论创作还是市场。自视甚高的影评人们，我如果是一个笑话，你们是什么？”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其新浪博客中，针对冯小刚的“五个突破”仔细地做了一番精彩“点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e2yw.html）。肖鹰认为冯导自诩的五个突破是一个文化笑话，冯导所说“如果我是一个笑话”一句，应该把“如果”去掉。肖鹰嘲笑冯小刚所谓对权力讽刺的突破，称比春晚赵本山讽刺村长的级别要高，讽刺了镇长。然而，肖教授没看到，冯小刚根本就没有讽刺权贵。冯导批判的背后是合谋，是骗局，是一种展现给大众的姿态而已。《私人订制》的第一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出租车司机，第二个主体故事的第二主人公是一个农民，第三个主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河道环卫工。《私人订制》看似在讲述底层，却似乎是通过底层来讽刺权力和有钱人。这是一个吊诡的手法，也是一种近乎无耻的手段。Magasa在《冯小刚的政治正确与时代错误》一文中，犀利地指出：“冯氏电影的讽刺性开始‘失焦’。比如电影《私人订制》，讽刺的到底是谁？如果说是权势阶层，影片中根本没有出现一个权势阶层的成员，所有权势者都是平民假扮的，真正的权势者看到影片中的蹩脚模仿场面恐怕也并非认为自己被讽刺了。”这是我看到的关于《私人订制》最准确的定位了。实际上，关于下层人乔装愚弄上层人，一直是民间故事的原型，也是讽刺喜剧常用的手法。不过，《私人订制》并非用的这个原型，而使用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这个文学原型。通俗来讲，就是把底层牵出来遛遛，出个洋相给大家看看。如果分析一下《私人订制》的笑点，上述判断会更加确凿。第一个主体故事是范伟饰演的司机想要证伪“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影片的笑点都集中在司机作为一个小人物如何无聊、无知甚至是愚蠢，尤其是最后司机要挑战“色戒”的时候，观众们的一片笑声到底是冲着司机假装的镇级领导去的，还是冲着权力本身去的，亦或是冲着司机的颟顸去的？第三个故事是宋丹丹饰演的一位环卫女工梦想成为有钱人。当环卫女工一睁眼说出“有钱”两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冯导玩砸了，这个故事肯定比第一个故事更烂。，果然不出所料，整个故事的笑点集中在了穷人如何蹩脚而夸张得模仿有钱人。当环卫女工把香水喷在脖子，观众们开怀大笑的时候，他们到底笑得是什么？通过笑点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冯小刚还是在利用“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故事原型，以居高临下的大院子弟心理，嘲弄底层的小老百姓。这种笑绝不是讽刺，而是周教授所说的“傻乐”。冯导演跻身上等阶层太久了，已经不知道下层人究竟面对什么了吧？司机可能为父母的身体忙得焦头烂额，环卫工可能为子女的婚房东拼西凑。他们的生活绝非是关于权力和金钱的欲望。说实话，《私人订制》正是因为它对待底层的态度激怒了我。你可以不讲普通底层的事儿纯傻乐，如《非诚勿扰》两部；但是，既然讲底层，就请真诚点儿，不是所有关于底层的电影都能称为“有人文关怀”。《私人订制》关于底层的讲述是伪人文关怀，而所谓讽刺，更是赤裸裸的假讽刺。除了导演“求雅”（实际上我没见过哪个导演因为“俗”而被影评界或学界所诟病）的故事外，小钢炮好像火力十足，在另外两个主体故事中向着权贵发射。司机的故事好像在讽刺权者，环卫工的故事好像在讽刺贵者。向着强权开炮，向着资本开炮，颇有点儿公知的味道。不过耐心地看完电影，让人不得不鄙视并佩服冯导的精明。北美《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私人订制》“拙劣的社会批评” （http://fz.ifeng.com/ent/zxw/detail_2013_12/23/1626872_0.shtml），实际是外国友人没有设身处地看清，这部电影根本就没有任何社会批评。整个电影其实就是市场、主流意识形态、导演的一场合谋，这场合谋使得电影在现行体制下安全过关，使得电影票房大丰收，也使得电影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驯化大众的“帮闲”。对于第一个故事，有些影评人说《私人订制》“背叛了群众”，认为“群众里有坏人”，这显然太过了。还是《好莱坞报道者》的文章批评的到位，“把社会的风化沦丧推到百姓身上，将老百姓不是省油的灯作为贪官猖獗的理由之一，价值导向显得简单可笑。”而最后一个有钱人的故事，则更是不见任何讽刺；若说有讽刺，则是讽刺了底层环卫工的“装大尾巴狼”。总的来说，关于“讽刺”权贵，《私人订制》有两大无耻的伪公知逻辑：一，腐败问题，群众不是省油的灯；二，都不容易，有钱人也不容易。第一个逻辑，把制度性结果转变成所有人的素质问题。这实际是国民性批判的延伸，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的每个人都好了，一切都好了。这是一种非常有迷惑性的和稀泥思维，把制度问题、权力属性问题除以十三亿，于是责任稀释了。这正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励的“讽刺”方式。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国民性是随着浪漫主义兴起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很多学者拒绝国民性这个概念，即使承认国民性，也必须认清它的建构性，绝不能将其作为本质主义的存在去讨论。马克思的名言，就其现实而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需要从社会关系中需找原因。第二个逻辑，把政治经济问题转变成伦理、境界问题。抛开现实中的制度上的不公，经济上的压迫，专谈每个人都不容易，有钱人都不容易，这实在让人费解：冯导究竟要讽刺什么？当然什么都没讽刺，又是和稀泥。所谓容易不容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具体说来，每个人都不容易，山村里的留守儿童不容易，李天一也不容易；再一细想，恐怕自从进化成智人以来，也没有一个人是容易的，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市井草民；再一细想，恐怕自单细胞来，进化过程中一直到现代，没有任何人或生物是容易的，不管是享受高科技的我们还是上树摘桃的猴子。《私人订制》的“不容易”说，实在是没什么意义。行文至此，《私人订制》的伪人文关怀和假讽刺已经昭然在目。上等阶级嘲弄下等阶级逗中间阶级笑，即使结尾弄一点保护环境的公知情怀，也掩盖不了这个电影的恶俗。《私人订制》其实是一部傻乐喜剧，而绝非讽刺喜剧。作为2014年首部贺岁剧，它非常好地成为周教授提出的“精神裂变”的注脚。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制度性不公的恶果越来越突出，底层生活越来越艰难，社会冲突越来越严重；而大众文化却越刻意营造一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浪漫主义”美学。这种傻乐美学在《私人订制》中变成了升级版傻乐美学。这个升级版傻乐美学和周教授的傻乐美学比起来，基本原则不变，然而却是通过虚假的引入现实从而达到逃避现实的目的。恶俗地把底层纳入傻乐范围，以伪人文关怀与假讽刺获得“老百姓”的喝彩，获得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青睐，制造一种升级版的虚幻泯灭人们心中的抗争念头，投入温情脉脉的傻乐逻辑，这是作为升级版傻乐美学的《私人订制》的最大特点。完稿于2014年1月26日星期日

才子的年代感

刘欢出过一张专辑，名为《六十年代生人》，当年发行量很大。专辑第一首曲目是革命金曲《映山红》，最后一首是八十年代的影视金曲《草帽歌》，跨越了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年代感十足。父亲和刘欢同龄，喜欢在家里播放这些歌曲，我从小听大，也熟悉了。周志强先生也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是那一代当中的才子。从这本《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里，我看得出他读书很多、敏感性强、而且善用譬喻。但更重要的是，周先生的文字让我感到了《映山红》和《草帽歌》的合奏。他的话语，我听熟了；他的情怀，至今还有点主流。因此，读此书最大的诱惑，不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而是“看懂上个时代的情怀”。正如我在此岸，听刘欢在《六十年代生人》里翻唱《亚非拉》。他反复唱道：“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自由的旗帜在飘扬”。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周先生喜欢用“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一例。从高速路的比喻，到“青年”含义的考辩，再到对媒介文化的广泛批判，周先生心系民族、放眼全中国，为“中国人”感叹、忧虑、出主意，热气腾腾、登高望远。这种外显的爱国情怀，是不分地域、城乡、阶层的社会关爱；它在当代青年中少有，却是六十年代生人的突出特征。周先生慨叹“青年”的血气黄钟毁弃，“青春”的犬儒瓦釜雷鸣。他追溯“青年”观念的形成，直追到法国大革命。他历数“青年”的激扬文字、济世情怀，却又深深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局。对于周先生来说，“青春”最大的弱点莫过于政治上的“不作为”。无论青年的低幼化、市侩化还是中年化，都是避免冲撞和受制于人的合体。但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必然不是唯一的传统；中国”狷者“传统源远流长，也并非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造物。”狷者有所不为“，相形之下，当代小年轻中的”无所不为“者，仍是少数。因此，周先生的评价实在是个人情怀的抒发；他所谓的”青年“，乃自由革命传统和各路”青年团“的合体，不一定是现实的投射，却很像是六十年代的投射。在书中，我看到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媒介、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各个身怀绝技。周先生深入浅出，有诗人的直觉，又在理论上寻得了更为诗意的支持：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娱乐力量，跨越大陆大洋，终于在电视和网络时代，开始分裂中国人的生活了。但与此同时，周先生的理论运用却很独特：他乐于以某种特定文化产品为例，指出国内文化产品的肤浅本质，并试图利用文艺理论，说明这些文化产品对”中国人“生态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无处不在！）。这种强调单个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必须依托一个颇具年代感的假设：在特定时间内，全社会吸收的文化产品是一致的、排他的、无从选择的。只有这样的文化产品和社会环境，才会对“中国人”这个共同体产生周先生所形容的那种规模化的可怕影响。可惜，这个假设并没有在书中获得足量的实证。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其观点，而是它代表的那路才子及其时代。当代意见界五味杂陈，革命话语、自由话语、专业话语、独立话语互相印染，色彩说不清，却绝不能称之为崭新。周先生的文字既不如旧，又不脱“六十年代生人”的旧貌，间架结构如读后感、学思脉络如留学生、呈现效果如精神导师，是难得的年代作品，沉淀一阵，做史料正好：原来听着《映山红》长大、唱着《草帽歌》恋爱的那一代人，是这样应对下一个时代的；他们的感觉还敏锐，他们的话语多沧桑。

精神分裂，这个修辞并不夸张

乍一看，书名似乎有些市面上靠耸人听闻的论断哗众取宠的口水书的嫌疑。再读一下简介，干脆转晕在各种名词骇语的海洋中不辨东西。仔细读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只是错过了作者最精华的分析过程。当我们随着作者冷静而思辨的文字，从当下的社会生活里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并且早已习以为常的细节中，抽丝剥茧地层层追问，就会发现，最终抵达的结果并不是醍醐灌顶的柳暗花明，而是早已根深蒂固的时代的痼疾。就像作者在分析《二次曝光》时曾说的那样，片中女主角的精神分裂症，其实只是拒绝面对这个社会分裂冲突的后果。当我们不再理直气壮地嘲笑“to be，or not to be”的纠结和分裂，当我们对深信不疑的生活逻辑产生哪怕是片刻的犹豫和质疑，我们就会发现，书名的修辞并非夸张，只是因为我们曾经如此习惯另外一种极度浪漫却并不真实的生活想象。附上题记全文。小伙伴们，共同治疗一下吧。题记2011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北京西直门嘉茂一楼电梯口东侧，一个珠宝专柜旁边，我想买一个比较有趣的装饰品送给我的女儿。年轻的售货员告诉我，只剩下样品了。她建议我耐心等十几分钟，库房的人会找一个新的给我。等待之际闲聊，问她家是哪里生活如何等等。没想到她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她首先告诉我她来自南方一个偏远的乡村——这是众多电视剧或者小说里面都有的故事的开始。然后她告诉我为何来京：相对北京来说，她自己的家乡太偏僻和闭塞了。北京的繁华和各种发展的机会，吸引着她和她们。我完全是无意中提到北京房价高高在上，人们生活艰难。我以为她会附和我——一般来说，附和顾客的观点，乃是大多数商品销售者的基本策略。没想到，小姑娘突然用一种在我看来精神高昂的姿态说：“没关系！我相信只要我勤奋劳动，就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我大吃一惊！看着她信心满满的样子，一时不知道如何继续。我只好问她的收入。她告诉我老板管吃管住，两千多元。我残忍地说，那你何时买到房子呢？按照你的收入，需要几百年的寿命才能实现你的目标呀？她再一次露出微笑，坚定地说：“双手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只要我好好干，就一定会成功！”我只好点点头，表示无奈中只好选择了鼓励。这使我记起了已经记不清哪个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材料（仿佛是《读书》或者《天涯》），提到一个深圳打工的姑娘，在工厂的大火中被烧死了（仿佛是这样）。在她身后的日记中，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身世凄惨的姑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满阳光灿烂的励志文字；她告诉自己说，老板如何夸奖她效率高，如何提升她做组长，以及最终激励她说，只要这样做下去，她的双手可以创造未来，将来就可以成为老板！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弱女子”在一个如此令人灰心丧气的丛林社会中有这么伟岸的正能量呢？"2010年有一部有趣的电影叫做《人在囧途》，里面的那个傻乎乎而充满了良好品性的人最终在飞机上——而不再是窘困的囧途中，以令人吃惊的“老板”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在现实的层面上，到底有多少人有可能和有机会摆脱囧途踏上飞行之路呢？而关键是，又是多少人愿意、敢于和直面这种可能性在不断被损减的境况呢？这些年来，我们的精神不断地警惕着意识形态的训导，却能非常自觉地接受这种“浪漫主义”文化想象的喂养。这些年来，我们只在个人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抱怨这个命运或者社会体制，却在形而上的层面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这些年来，我们原来越多地懂得心理健康，越来越多地知道心灵治疗的意义，一到假期就四处奔跑，寻找那些圣洁或者纯真的境地，却在总体上变成了只懂得一种看待生活方式的偏执狂。如果一个人精神分裂，可以交给大夫。如果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那么，重走一遍这些年的心路历程，来一次自我新启蒙，或者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吧

公务员考试竟然有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一个2014年国考申论的真题，竟然里面大段引述了这本书中关于“追风社会的集体焦虑症”这一篇中的内容！一直以为思想性的读物就是需要非功利的心态来阅读，不过既然这本书在“功利”社会中也大有用处，那岂不是一举两得，美哉~~~

信息时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特约撰稿 张天潘　　美国社会学学者马歇尔·伯曼把他论述现代化体验的一书取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如果看过这本深邃思想却完全不生涩难读学术书的读者就会发现，伯曼用迷人的笔触，以19至20世纪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背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而这个画面，与当下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度。我们这个时代如今正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在文化的饕餮盛宴中，狂欢着却寂寞孤独，精彩着却苍白无力，应接不暇着却空虚透彻心扉。这种状态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看来，就是一种精神裂变。　　毫无疑问，精神裂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大症候之一。周志强还在他的书的题记中抛出了几个典型的精神裂变总结：“这些年来，我们精神不断地警惕着意识形态的训导，却能非常自觉地接受这种浪漫主义（成功学）文化想象的喂养”；“我们只在个人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抱怨命运或者社会体制，却在形而上的层面不再想象另一种生活的可能。”于是他发问道，如果一个人精神分裂，可以交给大夫，但如果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精神裂变时代，我们该如何自处？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在物质文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我们的精神文明，却依然处于历史的低位，甚至还在步步倒退，坚固的、神圣的都早已不存在了。在为网络中心的大世界舞台中，我们正如伯曼说的那样：“现代公众在扩展中破成了大量的碎片，说着各种没有共同尺度的私人语言；现代性这一观念一旦用许许多多破裂的方式来构想，便丧失了它大部分的生动性、广度和深度，丧失了它组织人的生活的能力和赋予生活以意义的能力。”　　社会越发展，表面上看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但事实上，这种多样最后的导向越越来越趋向于单向度。正如另外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书中所说的，这个发达工业社会的繁华物质与迷乱文化，已经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对社会没有批判精神，一味认同于现实，不会去追求更高的生活，甚至没有能力去想像更好的生活。人们只能停留于娱乐的狂欢之中，正如最近大家在消费着王菲与李亚鹏的婚姻终谢幕一样，感叹着与己毫无关联的“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而就在精神裂变之后的单向度社会里，人们纷纷开始了文化价值观的裸奔，赤裸裸地展示着毫无底线的价值错乱。在曾经的一篇文章里，我批评过一个擅长写文化评论的资深媒体评论员朋友，他非常喜欢用“价值溃散”这词来形容当下的文化局面，但我一直反对这个名词，我认为“价值溃散”其实正是文化多元化的表现。但经过这近一段时间各种荒唐的思想妖风之后，渐渐地明白地了这种溃散确实是客观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是价值溃败。　　所谓的价值溃散，应该是说，一个社会的文化或精神，已经再也无法形成一种能够达成共识或者底线。价值溃败，则意味着人们在底线之外到处狂奔乱撞，原来辛辛苦苦培养的符合人性的价值被污名践踏，另一种黑洞似反人性价值体系冲散吞噬者着人们本已孱弱的思想。在反人性价值体系的话语或理论中横行着简单粗暴、武断暴戾、不可理喻的表达与观点，于是，大家在相互对立的话语沟堑中不按逻辑常理去言语，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再也难以达成对话、实现争论，社会在价值的溃散与裂变成为一个难以遏止的时代荒诞剧，真正的神圣不再，虚假真理遍地横流。　　回到之前的提问，如果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该如何面对？周志强的建议是“来一次自我新启蒙”，这对精神里裂变的社会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办法，当然除了那些装睡的谁也无法叫醒的人

这个时代的糟糕与兴奋

这本书号称“读懂你自己的时代”，仔细想了想，这应该是一本用文化艺术和社会新闻的分析来反思当前社会的政治矛盾和生活困境的书。这本书宣称中国正处在一个“精神裂变”的途中。到处是发展和进步，却掩盖不住人们生活在贫富分化、资本掠夺和权力威压下的“民囧”；而为了让人们不产生愤怒，电影电视、新闻噱头在制造着励志的、傻乐的、成功的故事。这本书锋芒毕露，干脆利落地解开了中国人精神分裂的秘密。读这本书让我想我想起狄更斯的那段著名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一本精神分析社会学著作

这本书初读起来觉得有点小难度，细细地读下去，几乎读得三观尽毁六神无主。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原本以为与自己的私人生活没啥关系，现在才知道，正是中国社会的流氓化资本制度、政府的圈钱政治和用GDP的快跑z主义，让我们辗转陷入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的精神裂变之中。c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中透视中国人当前的精神病症，很有点马尔库塞的意思。个人觉得这本书可以说提出了"精神分析社会学"。

你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吗

　　如果一个人精神分裂，可以交给大夫，那么一个时代在精神分裂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以下简称《这些年》）忽然抛来这样一个问题，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每一天，我们所处的这块土地都在飞速地改变，一切数据都在展示更好的现在，指向不远的未来。物质丰富生活便利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要做的就是各尽所能地积蓄资本去购买这些舒适的生活就好了。因为这些私人生活都是脚踏实地的，所以我们才坚信勤劳致富，天道酬勤，眼下有一些困境也不要紧，反正将来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好的。而另一边，所有的改变也正在一点点地重构我们的思想，只不过这样的改变或在腠理，或在肌肤，或在肠胃，都难于一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之后，目标变得更加单一，想象生活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日渐萎缩，不实用的理想主义频频被解锁，显得可笑而遥远。大部分无法理解的事物，其实都是因为失去了想象它的能力。　　也不仅仅是生活本身，我们看问题的方式好像也忽然变得很紧张。看看《前进，达瓦里希》，看看一部8分钟动画短片是怎样变成一个战场的。一边感到很难过，自由民主地启蒙了你这么多年，竟然小小年纪就成了五毛；一边感到很欣慰，90后也不只是吃吃喝喝嘛，他们也可以和历史谈谈理想主义和情怀。当然，最不上道的还是那些打三星的，没立场还要用理性来做借口，明明就是没有态度的苍白无力。是的，《前进，达瓦里希》就像一颗泡腾片，小小一粒就翻腾出一大片热闹——反正你怎么说都不对，要么毛左，要么右狗，要么没立场的墙头草。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具精神分裂气质的时代里。是的，我没有评星，可能我还不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么为难过，不彻底走进生活就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裹入其中又面临着更大的困惑和迷惘。被生活撕扯着渐渐失语，看得见的未必看得清，于是作者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至少尝试回到分裂的现场，再看一遍分裂的原点，尝试一种新的想象方式？　　《这些年》更像是中国青春期焦虑症的临床报告。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经济环境得到优化和中央集权体制逐渐消散的过程，然而各地又仿照中央集权，形成了不同地域的地方集权。好多问题的产生，都是因为“地方—中央”的权力对立格局被“地方—公民”的对立格局所替代，形成了地方集权主义和公民权利之间的不协调。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民主焦虑、泡沫焦虑和信任焦虑，恰好是集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国家资本向市场资本转型、体制文化生产向全民文化生产转型的结果。而中国的多重焦虑，说到底就是大型资本政治化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即使不断加薪，中产阶层的经济行为能力仍旧不断下滑，中产以下的阶层就更不要提了。正如作者所说，人们购买汽车、音响的能力在加强，但原本是低成本的基础生活用品资源——土地、医疗、教育与交通——却摇身一变成为大多数人“感觉买不起”的必需品。正是大型资本的政治化，显示了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化，集权主义自私冷漠，也显示了公民意识的市侩主义倾向，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和对抗意识。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面谈了很多断裂的问题，其中有一点言简意赅又一语中的。他说，当代文化让我们看到十五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中的“理性宇宙观”（时间顺序、空间距离、统一二者的秩序）的颠倒，一切好像都指向一种距离的消失和削平。心理距离的消失意味着时间的暂停，审美距离的破裂意味着失去对经验的控制，然后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不计其数的对常识的歪曲。从前有宗教扮演归宿与根基的角色，如今换做了“文化”，但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文化”恐怕都再也肩负不起这种聚合力了，从此埋下了裂变的种子。　　《这些年》看起来流行话题众多，轻松愉悦，其实并不好读，因为直面裂变，说到底就是回顾和反省自己的辩证法，这当中必然有重新校对的阵痛。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把现象当做文本，从表面语言到潜在话语，从文本到背后的意识形态塑造，要读懂它的架构和含义，读懂它的过去和将来——在时代无涯的洪流中，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为什么就是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并不容易。　　作者在字里行间常常叹息地说青年消失了，眼下年轻人成了被引导的看不清真相的大孩子，把文化娱乐阵地当做反抗社会的空间，以为只要让杜甫打打手机、骑骑电瓶车，就是对不良教育体制的对抗。你们啊，Too Young Too Naïve，这个世界从来不会因为恶搞、涂鸦、戏仿、微博骂战和小清新的文化而实现政治变革，也从来不会因为强大的粉丝和爆粗口的勇气而走向民主体制。作为青年人，一开始我感到很愤慨，谁说青年不如老？可越来越多的现实好像又正在揭发着我们的小毛病，常常在只有自己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才抱怨，常常把改变社会的责任推给那些“应该”去做的人，常常走着走着就丢失了理性的底气，或许是因为Young或许是因为Naïve。　　读《这些年》也像是在上一门关于当代文化的批判美学选修课，回到现场，重新思考。也好像有个人一直在旁边问，你知道达瓦里希在哪一边吗？

青年的好导师

原以为，书中多数文章不长，有些文章已经在网上看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读完，可读起来才发现，除了由于我的理论背景不丰厚带来的阅读障碍，即使是那些自以为能看懂的读过的文字，也是越读越感到它沉甸甸的分量，不可能一目十行去读的。这种分量，不是指视野的开阔、涉猎的广泛、文辞的畅达；也不仅是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剖析、严谨的立论；而更有这一切背后的那种深切的忧患意识，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大气胸怀，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力量，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诗情。王一川老师的评价我很不以为然，虽然我理解他对自己学生的期望。当然，我不懂社会时尚讽喻诗学。只是觉得社会时尚主要是作者思考现实的切入点，还远不是批判的对象。而他所说的诗情与我感到的也大相径庭。也许他主要是从文艺理论专业的角度去评价，但或许，他并不完全认识或认同这些文章的价值。文章厚重，给人的启迪就多，看书之余想到不少。诸如知识分子启蒙学子的责任、批评类文章的可读性等。想起前些年当人们纷纷批评于丹某些文章是心灵鸡汤时，周国平撰文充分肯定了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也委婉指出其不免肤浅。当时我很以为，是于丹的出发点决定了她不可能深刻。她不是要“帮助现代人寻找心灵的快乐”吗，那只能如此。因为深刻不免使人痛苦。现在看来，那种肤浅的快乐终是过眼云烟，属于傻乐吧，过后痛苦依然。只有直面痛苦，努力看清事实的真相，才有可能理性抉择，才可能清明坦然，才有真正快乐的可能。只是，这种看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更要有思想，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责任。既是启蒙大众，就是要帮人们看清，这自然要人们乐意去读你的文字才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有了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才华，驾驭文字谋篇布局的技巧，倘若一副居高临下的面孔，或者匕首投枪的气势，人们敬而远之就适得其反了。而本书中的文章在这方面简直就是“糖衣炮弹”，时尚的话题、灵动的构思、透脱的分析、幽默的语言，使人常常在你简洁而又犀利的三言两语中恍然了悟或掩卷而思。所谈时尚的话题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问题”，运用理论的武器、思想的力量，深入剖析和阐释周围的现实生活，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审美和审丑，特别是能帮年轻人提高反思和批判社会生活的能力，以期成长为真正的青年，善于思考勇于担当敢于呐喊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对一位高校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学术比这更有价值呢？苏珊•桑塔格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看了这本书，完全有理由说，作者很年轻，有活力有朝气，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青年。一贯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秉持理性主义的眼光，践行启蒙主义的努力。当然，也是青年的好导师。

【转】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分裂图景 （文：刘忠波）

原文来自凤凰读书频道。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3_09/26/29906950_0.shtml#0-tsina-1-44285-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一部立足于自我精神世界，又富于抵抗性质的文化批评论集，也是一本教人们如何接近、分辨和改善当下现实的书。周志强强调社会事实，注意到当下社会外部的文化裂痕和内部的权利秩序的关联，敏感于社会权利结构的细微变化，并且洞察社会诸种荒诞原则霸权逻辑以及诸种“合理的宣言”的不合理，联接时代的政治隐喻，始终诉求于社会趋向合理化的可能。从写作的时序上讲，书中思想观点是作者近十年来思考并陆续阐发出来的，其中暗含了个人思想生命的历程。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创建了当下“时代新文本”批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涉及了“国强民窘愈演愈烈？”“青年正在‘消失’”“越来越需要‘快乐’”“‘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消费、幻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影像摇动现实”“媒介文化会改变中国？”“当我们遭遇‘复杂社会’”“精神分裂的途中？”等众多社会文化现象，揭示了文化表征背后诸种权力机制的运作，强烈提出“反思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内涵”的主张。正如，王一川认为这是“一部社会时尚诗喻诗学”。作者成功地描述了当下偶然、任意和杂乱的文化现象的基本法则以及宝贵线索，一方面企图阐明时代文化精神的分裂，另一方面又描述了精神信仰与现实的关系，倾注了对辨识未来时代的希冀。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多采取了短小精炼的结构方式，富于层次感。整本书的建构性并不是体现在遵从将多点观察闭合于一个整体论述的模式，而是在美学的、政治学的、诗学的等几个维度上展开了多轨批判，这些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最主要元素的议题显然又突破了文化批评的范畴。　　当下中国众多的文化现象联接政治形态，“国强民窘”意味着个人没有获得和国家同样的进步，作者分析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焦虑”的生产，提出“在文化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没有能力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形成对着这种红色文化的抵抗。”不过这部分作者关于政治隐喻的论述显然受到限制，压抑了对关于精神权力可能的破坏性论述。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关注青年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关注失去了价值感的“80后”青年人的生存困窘和精神困顿，提出为什么青年“消失”了的问题，划分了青年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不同社会行为类型，批判了青年精神的干枯、式微以及抵抗意识匮乏，却又不得不提出“青年作为抵抗不公平机制的主体力量，却成了不公平机制的祭品”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吊诡逻辑。作者曾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多次发表青年主题的公共演说，亲身参加的社会行动蕴藏着对曾拥有热情信仰的执念以及对个人青春史的缅怀。　　面对中国社会精神困境和体制缺陷引致的精神裂变，《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发掘了“傻乐主义”“快乐主义哲学”“陌生人社会”等一系列命名，清晰地辨析了行销各处的“文艺青年”“小清晰”“小资”概念，完成了对新穷人群体的社会阶层分析。在新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中，恶搞、糗文化等被视为为对审美现代性的“市民反驳”和“审美清算”；对“广场政治”“网络知情权”“伪公共领域”等现象社会行为动机的分析，则揭示了网络信息的虚幻性。作者认为当下没有民生民意的文化产品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状况，比如，赵本山市侩主义“戏弄谁”的吊诡，或者“缺少智力指数和批评力度”的春晚脱离生活现实感的虚假狂欢。作者直白地指出了官方话语一直在尽力维护的娱乐政治美学中的权力关系，而官方话语所操持的代表主流价值的红色文化，伴随着社会信仰体系的滑落，面临着空壳化的危机，在分析了《建国大业》、《百年情书》、《十月围城》等作品之后，进一步指出此种文化危机与社会存在、现实体制依附性关系。　　德国作家黑塞曾反复提出：“我们如何能活下去，却又不受这个时代的虚伪、金钱欲、狂信和粗暴的气氛所扼杀”的命题。面对修辞学社会、单向度权力和无处不在的霸权话语的围剿，作者痛恨社会的冷漠和自私，渴望温暖和自我修正，文字充满了诗性气质，不缺少光色闪现的材质，又略感忧虑。同时奇特的心灵探寻式的阅读体验又是双重性的，《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也许会让你感到无比振奋，短暂地一扫对社会漫长等待的沮丧感。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书里有一章叫《越来越需要“快乐”》，讨论了作者新定义的一个词：“傻乐”。所谓傻乐，简单说就是傻呵呵地乐，但是到头来根本都不知道，真正让自己乐的，到底是什么。快乐应该是有实质的一件事情，就像悲伤也是有实质一样。古代的喜剧、悲剧，背后都有实质的东西让我们快乐、让我们痛苦。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看到有价值的东西被撕毁，我们会感同身受而喜而悲；看到情人们缘分天定、修得正果，或者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终究家破人亡，我们都会由此产生对人生的思考和喟叹，或敬畏，或无力。而这一切快乐和悲伤的实质，在如今年代里，都已经无法再轻易获得了。最明显的是现在的喜剧，只负责让我们乐呵呵地捧腹大笑，不负责讲有意义的道理。笑完了，这一切与自己无关：我们笑的是别人的糗事、傻事、房事，甚至是别人的悲剧。这些傻笑的乐子，正因跟自己毫无关系，所以笑的爽朗，也忘得爽快。如今各种娱乐媒介能带给我们的，都是这些没有“营养”的乐子。作者眼明手快地选择了“糗事百科”、赵本山、《泰囧》来作为跟读者“讲道理”的靶子，说，呐，这些就是“傻乐”文本的典范。人们看“糗百”，看赵本山的小品，看《泰囧》，都乐到不行，但是这些“乐”，是真正的快乐么？这样的快乐能给你带来幸福么？经常看到有人拿着手机看流传网络的段子然后一个人呵呵傻笑的，你问他笑什么，他会把段子告诉你，你也呵呵呵乐一通，完了就完了。都是些上班路上看见的不得不说的路人甲，我的奇葩前男/女友，又或者是那些年自己做过的“糗”事。供料人想着反正别人不认识我，那就供大家一笑了之。正是这种“反正别人不认识我”“反正别人笑了也不会对我有影响”的心态，也正是当今技术条件下，当事人和观看者都可以躲在陌生的ID背后，各不相干，这些“糗”事才得以广为流传，让人每天都有真实而无伤大雅的笑料。如果作者只告诉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那这本书未免太不“治疗”。这个人人都有中二病、人人都追问“为何要放弃治疗”的年代，作者倒是反而拿起笔来，给这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以治疗。他说，归根到底，这一切都是制度问题。制度是那些人人都在声讨的不公社会制度，更加你根本看不见摸不着，深陷其中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控制的“东西”。看糗百，看《泰囧》，仿佛一切都跟制度无关、跟政治无关，作者说，不对，这些最无关政府无关政治的细节处，反而是制度最隐秘地控制你、改造你的地方。人人都在地铁上拿着手机傻傻地乐——只有工薪族平日在办公室里受够了压力受够了上司的气，上下班在人能挤死人的地铁里面，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又面无表情地看看段子，僵尸般的生活才得以得到暂时的、短暂的、无补于事的抚慰。段子里又都是上班族、受气包的怨言和牢骚，段子看客们无不点头称是，还不忘在自己被大妈踩一脚而自己又机智地回踩一脚之后，动动拇指，把这个一百多字的段子凑出来，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哪个开着大奔，上班颐指气使的领导高层会有空去看这些糗百，完了还要笑一笑段子里被黑化的“老板”形象？傻乐不是让人彻底释放，获得幸福，它更不会让人升职加薪、或者让楼价大跌，它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有实质的东西，而只是以这种短暂而无意义的快乐，麻痹人们跳动的心脏、热血的梦想——五月天都唱起来了，“你再也不会梦或痛或心动了，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每天回家打开电视重温赵本山的可爱脸庞，你进入电影院在漆黑中跟着一屋子不认识的人大笑《泰囧》里囧态百出的小白领。这哪一样给你真切的幸福了？这哪一样不是只有在你受了气，赚了钱，有了闲之后才会去笑一笑乐一乐释放一下的？这叫“压抑性解放”，这才是制度真正的问题所在。别笑，所谓“一切都是制度问题”，这才是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反而就在于用这些看起来跟“政治”无关的东西让你忘掉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的政治问题、制度问题。这些生活空隙的“填充物”，越是无害、越是娱乐，就越是让人忘掉大笑的背后，还有制度解决不了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快乐，是制度容许的快乐。这样的快乐，是你真正想要的快乐吗？

启蒙价值与传播困境

米歇尔·福柯在《 Dispositive der Macht：über Sexualität, Wissen und Wahrheit》（决定性的力量：关于性、知识和真理）一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一段著名且被广泛引用于各种题目开篇的段落：「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地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按此定义，作为一名身在象牙塔的大众文化批判者，一名当然的「知识分子」，本书作者在书中当仁不让的承担起知识分子对社会焦点议题的「介入」使命。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与媒介，通过拆解「光棍节购物」的现象抵达消费主义批判，通过解构当红娱乐节目的潜在逻辑来审视腐蚀社会各个层面的傻乐主义，呼唤「青年」，在国家与资本化身的利维坦面前擎起旗帜，试图为正在承受所谓「转型期痛苦」的当代大众在文化心理轴向上定义坐标。根据人社部公布的工作计划，2013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数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99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空前庞大。无论其质量分野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苍白空洞的简单说教面前，抵抗成为这一代青年启蒙的重要姿态。党国叙事退场，我们的社会却没有建构起能够同时承担对道德的反思和评判，对社会各阶级断层与分裂诊断和疗愈的新的理论话语。稍有起色的「公知」群体被污名化，新一代青年通过「屌丝」，「二逼青年」等解构主义玩笑自我矮化，而不同出生年代物质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绝大多数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不仅仅是「两代人」，更是「两类人」，娱乐节目趋同，作为大众审美重要标志的电视剧产业与电影工业在审查制度与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削下惨淡经营，整个社会呈现出佛教「末法时代」的乱象。这时代如此复杂，以致于从任何角度切入任何命题都会遭遇各种设计精巧的理论与主义，初学者往往无法把握思维的尺度与方向。在此意义上，本书呈现出清醒的思维脉络十分难得。作者作为在校内美誉度较高的「明星教授」，驾驭这种介于学术语言与大众叙事中间且无疑是「华丽流」的文风十分娴熟。由事例切入，继而亮出思想工具进行批判，表达或焦虑或谴责的态度，这种循序渐进又因其思想工具的先进与趣味而不落于俗套的叙事有助于文本承载的思维习惯在青年群体中的传输。然而作为本书收录的多数文章的发表媒介，无论是报刊专栏还是实体书籍都已经距离这个年代的主流青年过于遥远。作为启蒙级的现象杂文，传播的即时性无疑意义重大。很难想象本书的目标群体会订阅《法制晚报》，浏览「人民论坛」，甚至主战场《中国图书评论》。 而社科文献出版社为此书出版的造势即使作为一名混迹北京的青年的鄙人也是闻所未闻。作为一本博文合集，48元的定价相对于市场同类出版物十分高冷，诚意不足，有刻意营造有价无市之嫌。受制于这些因素，传播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这些明显有助于启蒙当代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文章面对的终端受众恐怕多是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的思想界人士，文化行业人员，难免有「吾有立锥，未得其囊」之叹。实际上本书作为一种相对精英的大众文化批评在气质上刚好与新近由精英阶层发起逐渐向大众阶层过度的「知乎」知识型社区，以及方兴未艾的正版电子书平台「字节社」，「豆瓣阅读」，「多看阅读」较为接近。在更接近大众的传媒上发声，应当是大众文化批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作为一名理工男， 虽然十分理解「裂变」这个词语体现出的遣词趣味，但这种把物理名词望文生义进行的跨界使用是否妥当表示疑虑。同时作为医学学渣，推荐「这些年我们的神经官能症」，「这些年我们的歇斯底里」作为替补。

认识分裂，认识你自己

2013年8月底的某一天，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的尾巴，我正坐在拉萨著名的光明甜茶馆里喝着七毛钱一杯的甜茶，和友人消磨时光。翻开手机，看到s的微信，去看周老师的新书吧，快要出版了。飞速地回复，好的，这么快，回来找他签名去。然后翻过手机，继续甜茶馆的时光。手机一翻一扣，关于生活，两种叙事方式。好吧对不起，我用了一个小清新的开头，带出了一本略显沉重的书。这是我自己的精神分裂，但或许这些分裂，也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副标题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这是一个既忧伤又无奈、既崇高又艰难的命题。身为一名文艺学研三的准毕业生，我工作过，又回学校读研。课堂上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也曾有为了下个季度房租发愁的经历。我试图拿马克思葛兰西本雅明阿多诺的思想来照亮我的前程，却发现在另一个世界体系里，他们似乎一钱不值。我似乎看见了我自己，但形象却怎么这样模糊不清。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描述的，放在今天依然适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度的任何一个时代能如当下一般，作为一个“文本”的时代是如此的丰富和可阐释，也从未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像现在一样，各种魅幻通过各种大众文化生产机制源源不断地被生产、被接受。而更可悲的是，即使我们明白这种幻觉从何而来，大多数时候也会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不必把问题说得那么复杂，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寥寥，通过这本书，让我们回到元初的问题：如何看懂你的时代。每个身处时代洪流中的我们，如何认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在茫茫人海中，“我”的定位在哪里，而“我”的命运被谁主宰？作为一本社科类书籍，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当前社会态势、问题的思考和发问，也是对当下大众文化的解读和反思。阶层固化、资本购买、大众狂欢、傻乐文化……一个个新鲜而又刺痛人神经的关键词一个个蹦出来，而大多数读者赖以生存的精神鸦片们一个个躺枪。作为被揭穿“真相”的读者的我们，是猛然醒悟还是愤而还击？举一个小小例子，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感动”作为一种情感被大众媒介所制造，但我们似乎已经越来越离不开这些人工的“感动”。对于大众来说，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即使懂得这只不过是一场几十分钟的虚假体验，但仍旧前仆后继，乐此不疲。在这个暑假，快男左立将让一首原本专属于“小众”的歌曲《董小姐》和原唱宋冬野带到大众面前。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就像这首歌里唱出的无奈，操纵了多少人的心怀。我在青海和西藏一遍遍听这首歌，幻想着自己也是匹来放风的野马。你别说，还真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肯读这本书的，一定是别扭病患者，他们对于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满和期待。而不是用一种常见的方式来舒缓现实的种种压力，不是辞职去西藏，不是丽江开客栈，也不是城里开咖啡馆。这种与人无害、于己无用的方式不能改变自己和周遭的世界——因为你从未清楚认识这个世界。所以，肯读书、肯思考的读者们，一定是痛苦的、别扭的，但也一定是难得的。一本好的社科类书籍既是对常识的颠覆，也是对常识的回归。它应该是严肃认真的，也应该让读者如沐春风。它对某些文化、社会现象所进行的解读，既应该是读者习以为常的，也应该采取一种“震惊体”的态度。只有在寻常中道不寻常，才显功力，才能达到作者的目的。想起来周sir在课上大谈一些“敏感”问题，也想起他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失望和失望后的希望。想起这些年来遇到的朋友、毕业的同学，三两年的变化，是当初在校园中怎么都不敢想象的。这个世界怎么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读读这本书吧，也许你会对周遭，有更深的了解。谁都不是先知，也不是救世主，就像永远不会有人真的掌握彼岸真理，但不会妨碍在追寻真理路上的努力。用清醒的态度来思考，拥有更多武器与这个世界打交道。唯有看懂了世界的精神分裂，你才能更好地认识你自己，至少，更好地主动地精神分裂。

清醒是痛苦的

一直以来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抽象”的悲伤，不知来处，就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无望的环境里。社会领域的每一个部分看起来都在“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在带来改善的同时，却产生了更多的痛楚和迷惘。“失去了想象另一种生活的能力”，书中的这句话打中了我的心脏，在作者笔下，社会生活不同层面的细节都成为一种“隐喻”，通过这种“隐喻”式的分析，了解自己那些无法言说的迷惘与无望的根源，无异于一种解脱。这本书帮助我找到了那些漂浮的恐惧与无望的植根之处，只是如何摆脱和改变？我依旧不知所往。

审判心灵—— 就《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的对话记者

2013年12月13日14:26 记者 刘守序 来源：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字号：大 中 小】　　这些年，不知是我们的时代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变得越发不正常，在心灵与生活接触的层面上，出现了太多令传统观念尴尬难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不可理喻、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以及震撼、颠覆、扼腕、痛心、茫然等心灵上的大震动，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激烈地发生着“激变”，在这纷繁复杂而又多变的世界里，倘若我们能够有机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清凉剂，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感到十分震惊：我们的精神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太大的裂变，我们曾经做了些什么，正在做着什么，而最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清算，以拯救我们被生活放逐了的灵魂。　　记者：心灵的审判，尽管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救赎手段之一，但是，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教授的《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一书，却确是剖开了我们被层层厚厚的金钱和物质“物化”了的心灵，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焦虑不安的精神活体，让人们得以有机会审视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自己。　　周志强：我在书中讲到的精神裂变，可以有两个角度上的解读，心灵“物化”并不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在这方面不应该对人们提出过多的责备和批评，否则会使人觉得更加无所适从，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急速化带来的精神压抑，造成人们精神的裂变，是一种生活诉求概念上的产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巨变所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冲击形成人们心理上强大的反差，社会巨变带来心灵巨变，引起精神裂变，人们的焦躁和彷徨就不足为奇。　　商品社会有一条规律，商品卖得出去就可以实现价值，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但是，在这条规律的背后，往往还会存在另一条规律：卖不出去的往往是有价值的，卖得出去的却未必有价值。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是，正是这样的商品运营现象，才造成了商品社会下人们的精神裂变，所谓肉身匮乏，心灵亢奋，往往是产生在这个时候。　　记者：在当下，对青年的批判不知是否会引起青年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年轻人还没等到长大就迅速地老了”，一些青年人“人情练达，踌躇满志”，面对社会变革课题时候表现出的超常的想象力和桀骜不驯，恋爱时候拼爹拼家族，影院剧场里的卖萌装嫩，就像您在书中说到的“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这的确是一种时代之痛。　　周志强：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这是一个社会更是时代的大问题，是对青年的期望和考验。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对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感受应该是最敏感、最直接的，于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或者压抑也是更为突出的，年轻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恶搞”、“网上涂鸦”，实际上是他们反抗精神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他们消除精神压抑的减压阀，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青年更应该从身边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从“办证”，从“看病挂号”做起，一点一滴，让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　　所谓“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是当今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和心灵状态，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取向，“三化”之中，“市侩化”是关键，精神被物化，形而上的丢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人生是多层次，多阶段的，“中年化”和“低幼化”都是年龄与精神和心灵的反差，而“市侩化”至少不应该表现在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年轻人身上。　　记者：歌唱是可以用来表现一个时代中人的精神面貌的，是平和还是焦躁，是内涵丰富还是空壳化，实际上都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歌曲的旋律、歌唱发声技巧的活用、歌曲内容的写定，表面看上去是一个个个体的操作，但是能为众多听众所接受，立刻就变成社会文化产品，反映着同时影响着时代文化。　　周志强：这方面，《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所谓唯美主义的耳朵是由唯美主义的声音产生的，声音被作为一种形式来谈论，被抽空了意义，变成了音乐的商品拜物教的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两档节目重整了声音的秩序，歌曲的情调和激情被锁定在唯美主义的耳朵里面。于是，人们自觉地选择那些可以激活情感记忆的浪漫或者激动的声音，而不自觉地拒绝了批判性的声音。无论是邓丽君的喁喁私语，还是崔健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　　我用“声音政治”来表述音乐的表现意识。崔健的“噪音抵抗”，打破的是传统的音乐秩序和音乐体制，而90年代的情感主义音乐，又让音乐的反思走出乐坛，我们今天的好多音乐表现形式则变为一种唯美主义的，煽情的东西，更多的让人得到感官上的“舒服”，迷醉在自我陶冶之中，把声音的技巧性当成音乐的全部灵魂。　　人们曾经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一个传统的音乐欣赏时代，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内心的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而又奋然前行，因此，呼唤音乐的时代感和社会功用，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时代责任。　　记者：周教授在书中对奢侈品崇拜的批判，是可以从社会消费心理方面解读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躁心态现象，但是，奢侈品却并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度才可以独独拥有的，我们的古人，当今的外国人，对于奢侈品都无可避免地钟情过，只不过程度和目的与我们今天的崇拜存在着大的不同罢？跨过钟情就一定是拜物，那么，奢侈品崇拜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社会文化呢？　　周志强：如果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荒诞的生活方式。奢侈品消费是在一种不可能的形式里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夜暴富者的身份证明和炫耀符号，还是他们的一种“价值实现”结果。这种荒诞的文化概念泛化到没有机会暴富或者根本就没有可能暴富的人群，社会上就出现了“扎堆”抢购奢侈品的荒诞的吊诡谲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掩盖的是人们因无钱而面对奢侈品所产生出来的困顿心理。事实上，奢侈品占有者是以这样的占有来维持本身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的支撑，诠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的一种符号，实现一种占有者地位和诠释的证明。这其中还包含这样的理念：以神秘的方式向普通人以及自身表达快速富裕之后所需要的身份感和征服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迅速出现的贫富分化，也就必然迅速出现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升腾起来的一定是人们心灵上的焦躁和不安，腐蚀和改变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记者：最后聊一聊文化批评吧。　　周志强：当今的文化批评从表象上看很是热闹。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视台，文化批评到处可见，尤其是博客、微博的出现，文化批评更是裂变成医学院派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一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前者将富有活力的文化批评改造成为学院知识领域内的学术课题甚至学科体系，而新媒体的出现文化批评则成为发泄社会情绪、制造娱乐的话题、创造人文幻觉的重要方式，从韩寒的刻薄到周立波的市侩，“批评”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娱乐方式之一。　　文化批评实际上应该坚持和确立一种“文体政治学”，只有充分理解、把握和落实这种文体政治的根本内涵，才能构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种问题才能既不自卑与学院论文的皇皇宏论，也不屑于进行在各角落里的骂战于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