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章节试读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3页 - 高速路口的政治隐喻

抗议激情的丧失，并不是社会趋于合理化额现象，反而是社会极端不合理化的产物。
作为一种政治隐喻，“高速路”不断宣称自己乃是人民的公产，是人人可以享用的机会和权利；但是，总是极少数人才可以享受到这种权利。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10页 - 作坊式中国

循规蹈矩永远是创新力的最大的敌人。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性格，循规蹈矩并不是由文化造成的，而是由决定文化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造就的。一个社会的教育方式是由这个社会内在的需求来暗中决定的。一直以来，中国就注重贸易……而中国社会对于贸易的依赖，造就的直接后果则是作坊生产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下养育出来的循规蹈矩，墨守成规 “小作坊式”的国家乃是创新力匮乏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引进西方国家的现金科学技术——这种模式养育了一个“作坊式中国”：小企业主活力无限，家庭工业异常发达：东部的经济激情，与这种小作坊追逐小额利润的积累，也更钟情于爆发式销售的神话。于是……我们也就清晰地看到了此后几十年甚至百年一个老态龙钟的中国的形象：一个小家碧玉的洋洋自得，关门独赏自己面容的时刻，世界像一个骑马的王子自顾自地离开了……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39页 - “网络标签”与“两种人”

“网络标签”与“两种人”
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一次有趣的授课经历：他的一个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屌丝”“黑木耳”等新词，然后问他可否知道这些词的意思；一时之间，陶教授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这些概念指的是什么；最后，他不得不感叹说，他跟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是两代人了，而是两种人了。
在我看来，不是说年轻人用了新词，就是另一种人了；而是说，今天的青年人已经学会了用指尖敲出来的符号区分社会角色，并擅长在这种区分和命名的活动中，表达无奈，也表示顺从。
几乎所有这些新出现的身份符号，都或远或近地勾连着当前社会生活的不公平与不平等的权力机制，或强或弱地显现一个丛林社会里面包含的残忍规则和冷漠人情。
“屌丝”一词，乃是感觉永远没有上升机会的青年人自嘲自况的产物，而“高富帅”则在戏谑中隐含了这个日趋贫富分化的中国形象；
“二奶”的幽默中，显示出的是腐败的权力与无所不能的资本所捣毁了的道德伦理系统；
“二逼青年”“文艺青年”与“普通青年”的对立，暗中说明了那种标举个性、张扬自我的人生诉求，在这个冰冷自私的资本世界中，早已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光辉，变成了失去内涵的苍白空壳；
“黑木耳”一词里面那种隐隐约约的恶意，却凸显了情感话语在一个功利主义的时代凋零飘落的现实：让女孩子们不断投怀送抱、宽衣解带的，往往不是一个男性的才华、性格、品质......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养育出来的自信、骄傲、洒脱、豪爽。
“某二代”这类词汇更能显示当前中国不平等机制所刻下的精神划痕：官二代、富二代、学二代......在这些词语中，一个不必辛苦学习日日劬劳的族群浮出水面，而另外一个浑身疲倦面容麻木的族群，也就矗立在这个词语所照出来的阴影中了。
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意思简单明了的网络标签，也能让我们曲里拐弯地找到这种隐含着中国社会精神困境和体制缺陷的内容。“伪娘”一词，显示了现代教育的乏味和严厉，调皮捣蛋的男孩子学会了举手才能说话，也就失去了男生性格；“御姐”则在指称性格强悍的女人的同时，显示了日益机械无趣的维持生计的职业，正在慢慢令女人异化；“萝莉控”包含着有钱的老男人与需要发展机遇的小姑娘营造出来的“爱情电影”；同样，“大叔控”更是暴露了自愿青春被购买的欲望；“犀利哥”的善意里面，隐含了对流浪者的冷漠；“粉”一词则暗中表达不去信仰什么的冲动；“僵尸”代表了被现代社会挤压得没有了热情的生活态度；“基友”“腐女”的乱飞，难道不能让我们领悟到一种形而上的生活早已被冷冰冰的社会撕扯污染的趋势？
不妨说，我们之所以忽然遭遇这些莫名其妙的网络身份标签，并不仅仅像陶东风教授所说的那样，青年人已经变成了“另一种人”那么简单，而是这一代人正在遭遇此前我们从来没有遭遇到的现实：买不起房子的爱情、看不到前途和机遇的眼睛、穷酸而无力挽住恋人的双手以及加班后昏昏欲倒的肉身......不是因为青年人的自由创造力才有了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新词，而是青年人丧失了自由创造生活的机会才会在恨与嘻中搬弄这些聊以自慰的标签。
这些灵动、机智、幽默、戏谑的标签里面，隐藏着的恰恰是正在失去灵动、机智、幽默和戏谑的现实基础的青年人的身影。
不妨说，正在流行的插科打诨般的标签，又是正在撕裂着的中国的符号。呲牙咧嘴却嘿嘿傻笑，这些词的使用者的形象，不正是肯于戏谑和怨恨，却不肯改造和呐喊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模样吗？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22页

“青年”消失了
“青年”本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法国历史学家阿利耶斯发现，在18世纪以前，人们还没有对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进行划分，没有形成青春、青年的概念；童年、少年、青年这些概念，不仅没有形成，青年人也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性的存在群体参与历史。而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年代，“青年”才诞生了。简单地说，正是特殊的历史使命造就了“青年”这个概念，也正是在改造社会的现代性大变革、工业化大转型的时代里面，青年才成为历史的主体。恰如孟登迎所说的，18世纪晚期的卢梭和歌德，生动描绘了这种新生的社会群体的情感骚动与浪漫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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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所谓“青年”者，是被特定的历史内涵和思想力量塑造催生出来的现代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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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青年”？青年乃是200年来人类社会不断追求进步理想、不断进行社会变革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载体，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探索未知、战胜迷信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载体，更是敢于奋不顾身地反对不公正、抗争腐朽势力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载体。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青年的消失 - 青年的消失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一代人充满焦虑的生存……社会的利益整合趋于完成，留给他们的已经不多，中国社会最为痛苦的转型期历史养育了他们的集体感受，这种焦虑，不是这一代人所独有，也不是这一代人的牢骚所能解决的……龇牙咧嘴却嘿嘿傻笑，不正是肯于戏谑和怨恨，却不肯改造和呐喊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模样吗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130页 - 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

这些打着各种民主自由或者公平正义旗号的人们，一旦血性激活，就露出了自己的底裤：公共知识牧师的思想斗争，“这事和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就还原了当前中国思想生产领域斗争的真实景象：斗鸡！
何为“斗鸡”？内有三义，不可不知。
其一曰姿态大于宗旨。斗鸡之双方，乃是为了打架而设置出来的。为何而战？为何而斗？种种答案不过是借口，打起来才是目的。
其二曰热闹代替深刻。所有斗鸡，最充沛的功能乃是“好看”。鸡毛乱飞、鸡飞狗跳，这才能有围观的效果。斗鸡不是鸡斗，前者旨在表演，后者旨在输赢。
其三曰激烈的消闲。没有比斗鸡更能让人感觉惨烈的同时、又令围观者大快人心的事情了。看起来你死我活，其实并不伤筋动骨；看起来金刚怒目，却不过是提供了一场反抗者互相抓破脸皮的快感。
简言之，“公知斗鸡”，提供给人们这个世界的良心知识分子正在为了正义而奋斗的幻觉，却不过是一场热热闹闹的媒体围观事件，让思考者变成了明星，让思想变成了 “八卦娱乐版”的谈资。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4页 - 高速路口的政治隐喻

收费路段不同标准的收费，同时构造了这样一种国家与资本共同维系的敛财形式。在许多收费口，大大的红字书写出这样的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唯一令人觉得不解的是：谁在贷款修路？如果是国家贷款修路，那么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修建高速路乃是这些资金的题中之意；如果贷款人是私人，那么不禁要问，既然国家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难道不能自己建设道路而为什么非要让私人来修建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呢？
在诸种问题无法破解的时候，一个看似合理的宣言背后极其不合理的逻辑浮出水面：国家不直接使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来修建道路而是使用“贷款”这种方式修建道路，这乃是可以造就“还钱”这一“可爱”局面的唯一方式；而修路的“劳役”下放给各个省市，恰好可以再分权的同时，令“公益政治”丧失存在的合法性。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面对这种高速路不高速的局面显示出绝对宽容的原因：单个收费口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化表述，掩盖了整个高速路政治的荒诞逻辑与霸权原则。
人们面对收费口的宽容之中，压抑了对于傲慢的公路局的愤怒，却养育了对中国社会的整体不满和失望。
总是局部获得了充分敛财的合理性，就不顾整个社会综合信赖体系的坍塌——这正是高速路特定的政治学隐喻。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90页 - 私通机制下的“中国式易怒”

中国式易怒之一：踢一只猫当名义上的弱势个体无法在利益上获得真正的补偿(没有利益补偿，所谓道义补偿也就不是真正的补偿)的时候，他/她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尊严；从而一种踢猫式的迁怒攻击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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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小北来说，她经历了两次“愤怒”：一次是感到自己受一个超市老板的侮辱的愤怒，一个是感到这种侮辱不可能合理解决的愤怒。相对而言，第一次“愤怒”属于可指导性愤怒，即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最终消失的愤怒；可怕的是第二次“愤怒”，属于不可指导性愤怒，即不认为可以在现有秩序和机制内解决问题的愤怒。其特点是，如果老板骂了我，我没有办法对抗老板，那就去踢路边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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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说，中国式愤怒的核心乃是一种“二次愤怒”这种愤怒具有三个内容：以破坏性为核心的迁怒、反社会性的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就近攻击的破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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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易怒之二：合理性攻击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踢猫转移了愤怒，但同时也摧毁了对社会主导体制的信赖，并相应促成对身边可见的人或者事的攻击习性。
这是所谓“机场式愤怒”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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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这种形式的愤怒，都是在一个合理化的前提下，团结起来以大闹的方式完成的。并且，在这种集体合理化攻击的方式中，公司、单位或者集团，往往成为众人发泄愤怒的对象。这正是迁怒机制的作用：如果长期以来总是受到各种无法说清的抽象压抑的困扰，这种集体性的合理化攻击行为，是具有强烈的狂欢效果和爆发性纾解功能的。
中国式易怒之三：权力博弈
事实上，与上述迁怒机制和合理化攻击有明显差异的则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躁性易怒行为。一次小小的汽车剐蹭可能会酿成大打出手的流血事件，旅游公司的时间延误可能导致毫无顾忌的辱骂......
在这里，小型的暴力冲突乃是国家社会冲突的“微缩版本”或者“戏剧版本”：
首先，几乎所有的这种冲突背后，都隐含着对国家权力机制的警惕、不满和破坏欲。
其次，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的博弈来自对权利的诉求，却往往变成了暴涨的个人强权意识，即控制他人才是最舒服、最安全和最符合我的意图的事情。
私通机制下的“宽容”的消失
“迁怒-攻击-权力”，构成了中国式易怒的内在逻辑图谱：如果我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那么，我会不断地用迁怒的形式积累愤怒，并使之成为社会病；而一旦有合理的借口，我会大肆攻击，试图引起“关注”——这也许是对建立很好的解决问题机制的提醒，实在不行，也是一种报复；而只有让我保持不随便被损害的状况，我才可能在这种社会中活得更好——为此我积极努力拼搏，试图不再被人欺负，所以，现在谁敢欺负我，我就教训谁！
不妨说，中国式易怒是一种日渐普及开来的、对当下社会失望乃至绝望的、非理性化行为的集合。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8页 - 中国的青春期焦虑

19世纪上半叶被强行挟裹和拖入的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过程也是波谲云诡。……无论体制内体制外、官方还是民间的各界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焦虑感。……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从未曾与世界如此接近过，经济的腾飞，让这个古老的国家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旧的秩序正被打破，新的规则亟待建立，由此带来的青春期多重焦虑开始蔓延。 地方集权主义化的民主焦虑
…… 一方面，作为地方百姓，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吁求自身权益得到保障的同花顺，寻求更多的公民社会应有的权益——如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等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作为集权体制的核心部门，不能完全转型为公民社会的行政服务部门，还要执行传统国家管理的威权逻辑，并通过房地产、大型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支配权，获得地方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于是，目前社会所存在的政治焦虑就是“国强民弱”——大量大型资本被国家控制，让公民不仅不具有国家资本管理的有效途径，还常常被国家资本所左右，甚至会遭遇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资本的窘境。当国家资本以地方集权作为其利益代言人的时候，公民群体的相对贫穷现象就发生了。这就为中国的青春期焦虑症创造了体制基础。 大型资本政治化的泡沫焦虑
……与其说这种资本行为造就了泡沫经济，毋宁说，资本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泡沫。而浸泡在泡沫里面的，正是集权地方政府体制：大型资本政治化的基本策略就是通过购买低价的权利支持获得可以高价出售的生活资源。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行贿官员个人达到谋取利润的目的。
于是，泡沫化的资本运作行为造就了中国经济领域的关键性焦虑。……由大型资本泡沫化带来的公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缩水与风险加大。即使不断加薪，中国社会中产阶层的经济行为能力仍旧不断下滑。一方面，大型资本的政治化，造就了社会产业资金链条的脆弱，生活奢侈品逐渐蜕化为日用品，人们购买汽车、音响的能力在加强；另一方面，大型资本使得原本是低成本或者零成本的基础生活用品资源变成博取高额利润的有限资源——土地、医疗、教育与交通，摇身一变成为多数公民“感觉买不起”的必需品。 意识形态空壳化的信任焦虑
在文化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没有能力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以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形成对这种红色文化的抵抗。 青春期中国的多重焦虑症
显然，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多重焦虑，说白了则是大型资本政治化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大型资本的政治化，一方面显示了国家权力地方化、利益化、彰显集权主义的自私和冷漠，另一方面显示了公民意识的市侩主义倾向，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的文化裂痕和对抗意识。所以，治疗中国青春期的多重焦虑症，简而言之，则是创立经济民主体制下的社会政治民主管理体制。以社会民主形式管理大型资本，应是中国目前要解决的紧要问题。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37页 - “老男孩”与理想承诺的落空

“老男孩”与理想承诺的落空
从一个充满了激情的时代落入了一个赚钱养家的时代，从为了恋爱和杰克逊而哭泣，到为了职场失误而道歉，从歌唱未来到幻想发财，从孤芳自赏的青春骄傲到无人问津的草根小民，这里面的落差和错位，造就了《老男孩》的悲凉和苍茫。
有趣的是，这种时代的落差，并不是这个视频所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社会在走向全球化与资本化的高速列车上碰撞出来的。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景象已经出现，整个社会处在一种生机勃勃的上升途中。多数人都充满了对未来的好奇展望和浪漫想象。天空流动着五彩的祥云，到处都是成功的神话。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国图景”已经不仅仅是电灯电话、吃啥有啥，而是世界的主人、千年的盛世。
而70后和80后的年轻人，就在这种虎虎生气的时代接受了中学、大学教育。各种文化形式都在向年轻人热情地承诺理想的未来。“未来的主人翁”和“时代的主人”、“劳动致富”与“知识改变命运”，所有的文化叙事都指向一个令人满足的21世纪。
但这个小视频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年代被承诺了光明理想和未来的一代人，却最终要承担社会转型中理想失落的代价。此前的社会文化激发了过于美好的未来想象，而这种作为想象的承诺，却没有给予实现的机会；年少时候的“理想”，只剩下了遗落的“空壳激情”。
在《老男孩》中，“杰克逊”成为各种文化承诺的光辉集合体——或者说，是那个时代年轻人叙述自我和幻想未来的一种方式。人们喜欢杰克逊支配世界、掌控自我的那种情态，正是因为社会不断地承诺“我们可以创造一切幸福生活”的信心，才有了杰克逊对这一代人的征服。
从这个角度讲，《老男孩》显示了一代人从激情与理想的承诺逐渐落入资本逐利时代的生存逻辑之后，那种深深的失望和无奈的苍凉之感。
......
《老男孩》让人们纷纷把MSN的签名改为“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个人的成就，代替不了社会理想空壳化之后的悲凉。青春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承诺被资本时代丛林规则的逻辑击得粉碎。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被这个作品的那种失落打动的原因。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笔记-第241页 - 全书

原以为，书中多数文章不长，有些文章已经在网上看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读完，可读起来才发现，除了由于我的理论背景不丰厚带来的阅读障碍，即使是那些自以为能看懂的读过的文字，也是越读越感到它沉甸甸的分量，不可能一目十行去读的。
这种分量，不是指视野的开阔、涉猎的广泛、文辞的畅达；也不仅是独特的视角、深刻的剖析、严谨的立论；而更有这一切背后的那种深切的忧患意识，那种为生民立命的大气胸怀，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力量，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诗情。
王一川老师的评价，我很不以为然，虽然我理解他对自己学生的期望。当然，我不懂社会时尚讽喻诗学。只是觉得社会时尚主要是作者思考现实的切入点，还远不是批判的对象。而他所说的诗情与我感到的也大相径庭。也许他主要是从文艺理论专业的角度去评价，但或许，他并不完全认识或认同这些文章的价值。
文章厚重，给人的启迪就多，看书之余想到不少。诸如知识分子启蒙学子的责任、批评类文章的可读性等。想起前些年当人们纷纷批评于丹某些文章是心灵鸡汤时，周国平撰文充分肯定了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也委婉指出其不免肤浅。当时我很以为，是于丹的出发点决定了她不可能深刻。她不是要“帮助现代人寻找心灵的快乐”吗，那只能如此。因为深刻不免使人痛苦。现在看来，那种肤浅的快乐终是过眼云烟，属于傻乐吧，过后痛苦依然。只有直面痛苦，努力看清事实的真相，才有可能理性抉择，才可能清明坦然，才有真正快乐的可能。只是，这种看清，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更要有思想，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责任。既是启蒙大众，就是要帮人们看清，这自然要人们乐意去读你的文字才可能受到影响，所以有了思想还不够，还要有才华，驾驭文字谋篇布局的技巧，倘若一副居高临下的面孔，或者匕首投枪的气势，人们敬而远之就适得其反了。而本书中的文章在这方面简直就是“糖衣炮弹”，时尚的话题、灵动的构思、透脱的分析、幽默的语言，使人常常在你简洁而又犀利的三言两语中恍然了悟或掩卷而思。
所选时尚的话题都是现实社会中的“真问题”，运用理论的武器、思想的力量，深入剖析和阐释周围的现实生活，将人们从蒙昧中引领出来，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审美和审丑，特别是能帮年轻人提高反思和批判社会生活的能力，以期成长为真正的青年，善于思考勇于担当敢于呐喊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对一位高校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学术比这更有价值呢？苏珊•桑塔格说：“一个人之所以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言论中表现出了正直和责任。”
看了这本书，完全有理由说，作者很年轻，有活力有朝气，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青年。一贯拥有理想主义的情怀，秉持理性主义的眼光，践行启蒙主义的努力。
当然，也是青年的好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