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章节试读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的笔记-第10页

在笔者撰写了这些论文的年代里，纳粹主义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道德难题和历史难题。它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德国人如何会如此乐意信任希特勒，将之视作救世主，屈从于他的那些充满奸诈的言论——它们一方面是民族共同体的诺言，另一方面是消灭这种想象共同体的一切敌人的威吓？解释纳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道德紧迫感和职业责任感。当时，出现过一些肤浅的解释。它们实际上都是以下这种观念的各种变体：即认为纳粹主义只是一种事故而已。这种观念曾经被一些战犯或资产阶级的幕后操纵者所欢迎。或者相反，另一种观念认为，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天生的专制主义者，都很野蛮。这两种观念都无法打动笔者。笔者认为，在观念、风格和自我理解中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延续性。笔者开始认识到德国历史中的一种强大张力。这种张力可以被称作“非自由主义”。它也许曾出现在许多其他国家里，但在1866—1933年的德国政治发展中却达到了特别的高度。这些论文清楚地表明，即便在接近纳粹主义的更为激动人心的时刻，笔者也不认为存在着任何导致其胜利的必然性。当然，是的，非自由主义的连续性，而且只有这种巨大的连续性才有可能使得张力——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纳粹党的）胜利。再接下去的论文中——这些论文后来收集在《梦想与错觉》中，该书出版于1987年——笔者试图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民众，而不仅仅是德国人在纳粹主义的许诺面前容易受到感染的特点。）本书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论文便清楚地表明，笔者所信仰的观念是，联邦共和国已经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新的政治文化已经征服了那种非自由主义的张力。德国历史并没有随着纳粹主义的出现而实现真正的中断。相反，这种中断出现在纳粹主义（失败）之后。
笔者在论文《德国历史学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War)中强调的延续性之一是，从俾斯麦时代开始，直到二战之后，除了极少数例外，德国历史学家已经成为他们国家遗产的保护者。他们从一种保守的、时常也是反动的观点出发，去撰写这个国家的成就。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当然也有着相似的倾向，但呈现一种关于德国过去的、令人愉快的画面或许特别困难。历史学家只有带上一种独特的眼罩，才能忽略该国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那种令人震惊的失败。德国历史编纂学中的突破是联邦共和国的第一次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它发生于1961年，标志是弗里茨·费舍尔出版了《德国对于世界霸权的追求》（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这是一部研究大战之前和大战进程中德国政策的著作，它讨论了德国外交政策中的目标延续性（问题）。笔者认为，费舍尔完全是在无意中触及了当时仍然被视作最大禁忌的题材：该禁忌反对重新讨论德国对于一战（爆发）所承担的特殊责任。历史学家的组织试图破坏费舍尔的名声，甚至想让他保持缄默一一这正是一种令人恐惧的非自由性的反应。来自于国外的历史学家们（包括笔者自己）介入到这场辩论中。正如笔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著作并非毫无问题，但却被证明是一种铰链，让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拥有更大的开放性。这场费舍尔争议鼓励了一大批年轻一代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去批判性地、直截了当地研究自己国家的过去。他们已经完成了惊人的成就。德国也曾出现过其他争议和另一次（被错误标志为）“历史学家之争”。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时一些关于过去的修正主义观点希望寻找一种保守性的新身份。毫无疑问，那种关于德国过去的悲剧观会加深这写争议，但这些争议不再具有民族性。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国际性的学者共同体，而且这些争义也不再以某种封闭式的怨恨而导到呈现。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的笔记-第一章 - 第一章

在数十年间，德国政治的进程已经让西方世界的各国感到困惑，同时也让它们觉得恐惧。何以德意志人这样一个智慧超群、道德决绝的民族会去忍受愚蠢的帝国独裁、魏玛不和、希特勒暴政呢？德国为什么不拥有一种稳定的政治传统呢？它为什么无法成功地接受那些业已成为西方政治文化准则的政治机制呢？常见的答案是：曾经存在过两种德国。一种是深受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德国，它爱好和平，本能上倾向于民主；另一种是官方的、咄咄逼人的德国，它被少数人所统治。经典表述自己对于另一种德国的信念，出现在 1918 年 10 月威尔逊拒绝同帝国政府谈判（的照会）中。威尔逊表示，他只愿意同一个民主的德国进行谈判，否则就什么也不做。“两个德国”的观念认为，多数人被一小群少数派所控制。这种观念同样是西方历史学思想的主流。它鼓励历史学家们去追踪反派角色，紧紧抓住那些或许曾经阻止德国向西方自然趋同的特殊团体或少数利益集团。
这种观点预先设定，德国存在着一种远比事实更为尖锐的分裂（局面）。它概括了德国精英们使自己适应于政治未成熟期、并从中得益的许多方法。（但是，）在 1918 年前和1933 年后，德国的“市民阶层”从未感到过自己遭到阻拦或受到束缚。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们对于不同政治体制的顺从，暗示着德国只有一个，而且不同的力量在这个德国里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为了获得对这个德国的正确看法，历史学家不能立足于明显偏差或极端的视野中（如纳粹德国）来审查德国社会，而是必须站在明显正常与平静的时期来观察它。历史学家不应该仅仅聚焦于一些顽固不化的团体，如德国军队或不断遭到批判的容克。它们不是独一无二的“坏德国人”。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反动的顽固分子、种族主义者、狂热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反之，那些爱好和平的、受过优秀教育的数代所谓“好德国人”，似乎才是西方人。这种对于德国人（的观点），对于他们崇尚文化、轻视政治（的认识），对于他们情绪和理想（的描述），都是笔者希望扭转的对象。
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德国的术语“文化”（Kultur）拥有一种虔诚的隐喻，以至于它无法简单地翻译为英语“culture”。该词带着德国人所感到的，或者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敬畏和虔诚。它被用于形容精神的各种创造和艺术的奥秘——这些东西是如此让人着迷，如同宗教那样温柔而强有力地发出一种声音。这种把文化理想化（的做法）鼓励并引导了现代德国取得伟大的知识与科学成就；德国学识曾对其他民族的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如美国大学便是清晰的例证。但是，文化的理想一旦体现在制度中，便越来越成为对于过去创造力的一种消极性尊重。同时，它还蜕化为警句短语的仪式般重复。比这种蜕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种文化的崇拜，已经对德国社会、政治、宗教以及或许可被称之为民族自我形象的东西产生了影响。正如笔者将要努力展示的那样，这种崇拜（心理）助长了一些政治偏见和政治立场，以至于没有人欢迎一种民主社会的形成，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的成长。这种崇拜（心理）加速了新教德国快速而奇特的世俗化进程，并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大量不负责与不公正（行为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德国人用他们的伟大成就和他们的文化去扩大并原谅自己的最大败笔，即政治（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这种对于文化的兴奋感、对于学识的尊崇和完善，都源自于德国的唯心主义（思潮）中。在 1770 — 1830 年间，该思潮表现为艺术和智识创造力的耀眼喷发。德国唯心主义的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无神论的多股线索——如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适当地结集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德国社会的智识基础。德国的文化觉醒，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民主革命。在拿破仑时期，（民主）革命又以不可阻挡、冷酷无情之势席卷整个德国。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德国的唯心主义早先曾接近并依赖于西方，而现在却获得了一种尖锐的反西方和反法国的气息。有人曾经指出，唯心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德国等价物，至少在某些方面，唯心主义确实还成为大革命的替代品、抵制大革命的防御器。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拿破仑胜利的刺激下，转而抵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理想与成果。让德意志民族主义感到兴奋的东西，便是德国人的文化成就及其命运，他们在诗歌、真理与音乐方面的特别天赋。最终，德意志民族主义较少关注德国人的政治命运，也较少关注他们身为公民所享有的实践权利和自由。
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们仍然沉浸于文化与个性的符咒之中。然而物质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符咒业已变得越来越虚伪，而且越来越让人不感兴趣。为了在一个暴力性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继续维持一种不问政治的立场，他们不得不选择了支持现存体制的决定。在1871—1918 年间，一种新型的唯心主义流行起来。由于这种唯心主义广为散播，并随后引发了堕落，同时又鉴于它同早期的唯心主义保持着一种既疏离又似是而非的亲缘联系，我愿意将之称为“肤浅的唯心主义”当然，笔者是按照德国常见的概念“肤浅的马克思主义”和“肤浅的自由主义”来组词的。
这些想法仍然在中学里得到宣扬。现在，更多的德国人又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在1872年，尼采便警告说，人文教育的质量已经由于大学生数量的持续增加而陷入危险之中——这种关注，我们并非一无所知。尼采还分析了上述想法的糟糕之处。正是他提审了那些文化庸俗之人。（他认为，）这些人是文化的被动消费者，缺少应有的能力或独立性。当然，对于文化的崇敬与炫耀性的消费也继续存在。这些人有时被证实在精神上拥有一种清白无辜的乐趣，而且不断地宣称他们自己拥有一种文化的独占权。“以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学习”是一句英文谚语，很难找到德语的相应译文。不可抑制的引文成为所有公共讨论的起始和结语，歌德和席勒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符咒，并且已经成为德国知识分子们的审美祷文。
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让德国人沉浸在他们乐此不疲、又并非是（世上）唯一的文化崇拜呢？我们的回答是：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在事实上成为不问政治的德国人借以指责大众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现代性，以及所有所谓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的华丽辞藻。特赖奇克也许是这种“肤浅的唯心主义”类型中最受欢迎的代表。他以德意志高级民族文化为名，谴责了英国的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犹太人的腐败、社会主义者的贪婪以及德国人自己。他攻击了普选权，因为“我们的唯心主义总是我们最为强大的民族资产；因此，绝对只有那些非德意志人才会让愚蠢和无知之人拥有决定权。” 就这样，最为狭隘的阶级利益得以变得崇高起来，最为咄咄逼人的情感却被隐藏在唯心主义的华丽辞藻之下。在好战倾向上略逊于特赖奇克的人，则通过呼唤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来谴责现代性与西方的力量。对于那些已经被剥夺了贵族审美特权的人而言，这种敬重文化（的态度）常常会提供一种补偿（的心理）。隐藏在这种观点之下的看法是把（西方观念）指责为一种玷污文化（的行为），它们使得文化变得不正当、毫无资格。因此，“肤浅的唯心主义”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试图成为恃才傲物式形而上学的学术努力。
这种肤浅的唯心主义不断扩散，并认可了德国内部的社会裂痕，但它却自视为不问政治的立场。它从不关注实践问题，并教条性地把自己视作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最为重要的物质主义的敌人。具有讽刺性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时常把他们的强大的物质主义隐藏在这种唯心主义的背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却把他们充满激情的唯心主义隐藏在科学物质主义的外表之下。这些唯心主义者从他们的奥林匹亚山上——一个高于任何斗争的地方——为文化力量抵制无政府状态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努力在下层阶级的举动面前保卫了自己的地位。正是这些唯心主义者让人想起了据传来自于哈佛大学校长洛厄尔的一段评述：“我并不在意唯心主义者；我只是觉得那些不讲道德原则的唯心主义者才是坏的。”
这种唯心主义的传统在 1914 年到达了一个悲剧性的巅峰。当时，在德国最为严格要求的集体努力之初，德国人不问政治的特征获得了颂扬，并被制度化。1914 年的大规模兴奋（的场景）已经被错误地解释为对于德国军国主义或沙文主义的支持。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民族的反应而已，这个民族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战争的道德等价物”，现在却在战争中发现了道德的等价物。英雄主义和国家统一是他们寻求很久、并最终获得的东西。在 1914 年 8 月，当德国人从国内外武装戒备下的和平状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欢呼雀跃。他们高兴地长期暂停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随后）这个虚弱不堪的政治体制从未如此需要强化，但差不多却被消耗殆尽，以至于到 1916 年被鲁登道夫与兴登堡的灾难性独裁机制所取代。一年又一年，上述不问政治的立场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不过，德国的最终失败却是由她的非政治性统治者自私而愚蠢的举动所导致的。
正是在战争期间，这种唯心主义的传统被四处宣扬成德国为政治找到的高级替代品。它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教义，像托马斯·曼、韦伯、维尔纳·桑巴特桑巴特（ Werner Sombart，1863—1941）、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 ）和其他许多德国伟大的学者们，都把笔者上文描述过的那种唯心主义的各种表现拧在了一起。西方把自由的普世理想视作道德上的标签，并提出了匈奴人与野蛮人的口号。这大大激怒了德国的知识分子。后者以一篇掷地有声的文化独立宣言予以回击。他们用一种费希特式的愤怒语调宣称，德国关于文化与个性的理念远胜于西方的那种自私和单调乏味的理念及其体制。德国的知识分子带着愤怒——或许还可以加上某种焦虑式的愤懑之情——把唯心主义中反西方的内涵推至极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暴行的实际情况远远超越了一战期间盟军宣传中的最坏想象时，反德宣传却变得更为柔和。当然，也有一些令人遗憾的例外情况。
不只是精神上颇为古怪的泰勒先生（ A.J.P.Taylor ），而且极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伍德沃德爵士（Sir Llewelyn Woodward）曾在 1942 年这样写道：“条顿部落拥有其他野蛮人的标准。与这个特别的文化阶段上的其他人相比，他们既不‘好’也不‘坏’。他们在德国的后代们比他们在西欧的其他地区的后代们更为长久地保留着野蛮人的价值标准……当其他国家缓慢地走出‘野蛮’阶段时，而德国却是西欧的唯一一个国家，在 20 世纪初，居然仍然有两代人在社会和政治价值标准方面出现了大范围的衰退……。”这当然只是一种对于一个民族的荒谬解释而已，他以为德意志人在 1914 年之前便是守法、温顺又极端自制的民族。在一战之前，德国社会的暴力体现在大范围的言辞中——人们可以看到个人辩论和政治论争，或许还有一些政治性的幽默。显然，社会镇压和性压抑的确是重要的因素，但是人们也不能忽视 1914 年前社会中存在的因素——正如当这些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叛乱中出现之时，便违背了上述的自制心态。
我们只需略举几例战时文献便已足够证明（上述情况），特别是因为这种夸大其词的支持者包括了德国思想界的代表人物。
恩斯特·特勒尔奇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基督教会社会教学的杰出而细腻的历史学家。针对西方所宣称的为进步主义人性的普世观念而战（的理论），特勒尔奇撰写了一篇颇有节制、态度温和的争辩性文章。在他关于德意志文化精神的论文中，笔者试图讨论的那种不问政治的类型得到了最为清晰的表述。特勒尔奇试图仔细查找德国与西方之间“真正的文化对抗”、同时也是决定了双方政治差异的那种对抗。他在仔细剖析了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时，指出前者带有的物质主义（倾向），后者充满着纯粹的形式民主。随后，特勒尔奇把“德国自由”界定为“从不是纯粹政治性的，但总是同唯心主义的义务观和浪漫主义的个人观联系在一起。”正如特勒尔奇指出的那样，德国人在精神和形而上学（领域中）的重要性，通过教育体制被广泛散播开来，并阻止建立形式上的西方机制。由于人们相信个性，（所以）“我们德国人首先是一个君主制民族。”现代德国的社会分裂需要一个独立的君主，由他来作为毫无利益纠葛的仲裁者，协调相互竞争的物质利益：“没有一种议会多数派可以实现这一点。”议会制的缺失“并不会损害个人自由或人类尊严……在很多方面，我们感到比最民主的公民还要自由，还要独立。”特勒尔奇的论文以其深思熟虑的口吻矗立在已被毒蚀的战时文献之中。正是因为它是一种标志，我们才必须认真地对待它。它表现的不是一种短暂性的爱国热情迸发，而是更为深层次感情的表述。
其他作家们也写过类似的主题，笔调更为夸张，也更为粗鲁。托马斯·曼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 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必须被视为把唯心主义的德国与不问政治的德国等同起来的最为悲惨的结果。“精神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可以被归为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灵魂与社会之间的差异、自由与选举权之间的差异、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差异；文化、灵魂、自由、艺术——这就是德意志，——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和文学。”曼在结语中，不仅接受了现存的君主制，而且还接受任何形式的专制国家。他认为，“专制国家”（ Obrigkeitsstaat ）适合德国人的特质。在这里，调和自由与专制的努力达到了最为非政治性的、最飘渺不定的形式。同样，迈内克的一段战时言论也可以解释，这种调和是如何实现的：“通过清除那种以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性的国家观，并以所有业已取得的精神成就取而代之，国家观便被提升到宗教和永恒的境界。”
余下部分便是灾难中的尾声了。许多声称德国不受政治影响的人成为了魏玛宪法的制定者。韦伯帮助起草了宪法——也正是他试图使总统职位成为一个强大的机制，因为他认为，德国人需要一种强大的权威。韦伯还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民主党。这是唯一一个毫无保留地支持魏玛的非无产阶级党团，也是唯一一个在每次选举中都不断丧失议席的政党。它最初在 1919 年还拥有 18 %的支持率，最后到 1933 年已经降到了 8 %。尽管共和国拥有韦伯、特勒尔奇、瓦尔特·拉特瑙，尽管共和国也拥有迈内克的勇敢（即便这种勇敢并非完全充满激情），尽管托马斯·曼后来也承认政治在道德上的必要性以及共和国的美德，然而德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们仍然同共和国保持疏离的姿态，并视之为帝国政权的一件破破烂烂的、颤颤巍巍的替代品，那种针对西方的忧虑式的对峙仍然存在。1925年，格哈德·里特在其著名的路德传记中这样写道：“在最近这些年里，存在着不少有关路德究竟属于中世纪还是‘现代世界’的争论。对于我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看上去应该是：假如‘现代世界’这个属于首先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和罗曼文化的精神，那么我们自己是否属于这样的现代世界——或者是否希望成为这个现代世界中的一员？” (参见 Luther，Gestalt und Symbol, Munich.1925.p.154 )
对于大学教授们、中学教师们、牧师们和公务员而言，究竟什么才是替代品呢？关于反共和心绪的情况，我们可以看看迈内克在1926年的一次努力。当时，他希望与一些同事合作，把那些愿意接受（魏玛）宪法的大学教授组织起来。这些人或认为共和国是一种不幸中的必要性，或经过劝服已经成为共和主义者。迈内克这样解释他的意图：“对于我们的大学生而言，颇为不幸的事情是目前的政治体制遭到了毒蚀——这种毒蚀并不总是直接发生的，因为很少有人胆敢发出哪怕一次恶意的喟叹——但是这些大学生的教师们却用他们整个的政治观来间接地毒蚀（共和国）。”他否认已经存在一个共和派团体：“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少数人团体。只有他们才会在所有社会抵制面前不受影响地坚持立场。”许多人再次退缩到不问政治的唯心主义中，而不是如先辈那样用一种先验的理念去为现存政权涂抹光彩。相反，他们以一种难以企及的和神秘性的理念去诅咒这个现存的共和国。事实上，简单地否认当下正是一种经过考虑后的唯心主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沿着这条路——不问政治（的道路）——时常用绝对鄙视的目光注视共和国。这种观点本身便是对共和国生存的威胁。
然而，仍然有一种更为糟糕的命运降落在这些不问政治的德国人身上。他该如何对民族主义暗杀者和希特勒运动——这些团体很明显用暴力来抗拒现实——的唯心主义做出反应呢？在完全现实的意义上，希特勒运动也是唯心主义的，而唯心主义恰好也是其成功的条件。难道它没有反对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吗？难道它没有无视现实吗？难道它没有应允结束兄弟阋墙的局面，建立社会和谐、统一、领导、权力和信任吗？希特勒为了证明其政党的恐怖行为的确属于理想主义的，便让它（流露出）愤怒的野蛮举动，（体现出）男子汉般的雄浑气魄——这也便是希特勒伟大的宣传胜利。那些不问政治的、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犹豫不决了。并非这些文化之人在1933年前加入到纳粹党，并有助于实现希特勒的成功。但是他们却没有阻止他。这种失败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某种不确定性——他们怀疑此人会成为不受驯服的凯撒，一位真正的日耳曼救世主。他那反西方的长篇大论，他那反犹主义（的演讲），尽管粗鲁，但却搅动了早期记忆——那时是假装文质彬彬式的、空想中的反犹主义形式。而且这些市民们发现，犹太人嘲弄文化的方式、制作廉价的 3 便士歌剧的方式，都是无法让人忍受的。假如受过教育的阶层发生动摇，那些在经济上受到憋屈、社会地位遭到剥夺的人必然十分乐意涌向希特勒运动。纳粹的理想主义鼓动必须加以清算。当德希奥如下描写他们及其先辈们时，他完全正确：“唯心主义联系着犯罪。夺权的虚无主义意愿做好了准备，毫无意识地保持着安静，直到毁灭西方人的道德伦理。”
即便在 1933 年后，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仍然对纳粹的罪行茫然无知。因此，他们继续坚持不懈地贬低政治，以至于一个自由政治社会的缺失很少妨碍到他们，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妨碍到他们。一些人遭到了监禁，一些人移居国外，一些人加入到了这场运动之中，一些人回到了不问政治的氛围中。并非偶然的是，在 1945 年后，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提出，他们的最高成就已经表现在“内心流亡”之中，这是他们在自己内心中的退隐。一份德国报纸最近提供了一份并非有意让人发笑的图片。当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1939年被迫离开中央银行行长职位时，一些不问政治的官僚们试图抵制一位纳粹分子的任命。因此，他们说服一位年轻的保守派同事卡尔·布莱森（Karl Blessing）去争取这个职位。后者的回答是：“亲爱的朋友，当我在早上剃胡子时，我不得不在镜子里看看我自己。于是，我不得不这样对自己说：‘布莱森，你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货币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假如我得到了这个行长的职位，那么我就不会再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了。”战后，布莱森成为联邦共和国的联邦银行行长。一些英雄则从这种内心流亡中返回到现实，并在真诚的唯心主义的最后瞬间，把自己的性命付之于7月20日的反叛行动中。这次反叛再次失败了。希特勒对于谋划者采取的凶狠报复手段清楚地表明，他痛恨那些受过教育的德意志贵族。
《德国的浩劫》
迈内克 著，何兆武 译
本书是作者迈内克晚年的压卷之作，被看作是德国思想自我反省的代表作。他不同意二战后西方思想界流行的看法，即希特勒现象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挺身为德国历史文化辩护，认为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导致了法西斯的暴政。
1946 年，对于德国人而言，当一切看上去都无法挽回时，迈内克撰写了一部德国历史的最近总结指《德国的浩劫》一书，他用一种呼唤德意志精神的口吻进行了总结。他的最后意见是：
因此，在每一座德国城市和大的村庄，我们应该在未来乐意看到一种由内心中喜爱文化者组成的共同体——我最好应该称之为歌德共同体……整个理念必须开始于个体，开始于个性。一些特殊的人会在他们自己内心中首先创建一种这样的歌德共同体，然后让它发展起来，这里是一种形式，那里又是另一种形式。
在德国人悲惨的败局之后，他们希望彼此阅读歌德！难道歌德再次成为德国人无所不知的立法者吗？难道德国最伟大的传统再次被付诸于一种目标，而这一传统却再也无法为之效力了吗？从最近的二十年来看，暂时性的答案恐怕仍然是“不”。 不问政治的德意志人的“肤浅的唯心主义”看起来并没有在希特勒暴行之后继续存在。在那里，联邦德国文化正处于一种缓慢“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进程之中。这是一种试图变得实用主义、现实主义和繁荣富强的倾向。如此众多的德国人曾经长期以来感到害怕、并予以指责的东西——即德国文化的美国化——现在看起来正在静悄悄地、断断续续地出现，但它已经成为德国人明显乐意接受的对象，并且也可能有益于他们至今未受考验过的民主体制。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的笔记-第55页 - 不问政治的德意志人的政治结局

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德国的术语“文化”（Kultur）拥有一种虔诚的隐喻，以至于它无法简单地翻译为隐喻“culture”。该词带着德国人所感到的，或者人们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敬畏和虔诚。它被用于形容精神的各种创造和艺术的奥秘——这些东西是如此让人着迷，如同宗教那样温柔而强有力地发出一种声音。这种把文化理想化（的做法）鼓励并引导了现代的过去的伟大的知识与科学成就；德国学识曾对其他民族的生活产生过巨大影响，如美国大学便是清晰的例证。但是，文化的理想一旦体现在制度中，便越来越成为对于过去创造力的一种消极性尊重。同时，它还蜕化为警句短语的仪式般重复。比这种蜕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种文化的崇拜，已经对德国社会、政治、宗教以及或许可被称之为民族自我形象的东西产生了影响。正如笔者将要展示的那样，这种崇拜（心理）助长了一些政治偏见和政治立场，以至于没有人欢迎一种民主社会的形成，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民族的成长。这种崇拜（心理）加速了新教德国快速而奇特的世俗化进程，并成为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大量不负责与不公正（行为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德国人用它们的伟大成就和他们的文化去扩大并原谅自己的最大败笔，即政治（的发展）——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非自由主义的失败》的笔记-第65页

这些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在没有客服自己不问政治的狂妄心态时，便可能为了文化的命运，去支持任何一种保守举措，反对任何一种寂静的变化。“教育”（Bildung）成为了如同“财产”（Besitz）那样的保守性壁垒，而且它们都开始接受德国社会的重新封建化。多年之后，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作为德国唯心主义在智识上光彩夺目、在政治上（信仰）宿命论的杰出代表之一，带着清晰的同情之心，总结性地描述了此类优秀但不问政治的德国人的恐惧心理……
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们仍然沉浸于文化与个性的符咒之中。然而物质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这些符咒业已变得越来越虚伪，而且越来越让人不敢性趣。为了在一个暴力型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不安的时代中，继续维持一种不问政治的立场，他们不得不选择了支持现存体制的决定。在1871—1918年间，一种新型的唯心主义流行起来。由于这种唯心主义广为散播，并随后引发了堕落，同时又鉴于它同早期的唯心主义保持着一种既疏离又似是而非的亲缘联系，我愿意将之称为“肤浅的唯心主义”。
……
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在事实上成为不问政治的德国人借以指责大众社会、民主、自由主义、现代性，以及所有所谓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的华丽辞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