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崩何处》书评

与文学对话

与文学对话狄更斯在《双城记》第一章开首便写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仿佛就是说的现世。这是一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这个一个靠140个字取得话语权的时代，这却是一个不喜欢深刻充满喧嚣与寂寞的时代。文艺作品的批评在这个时代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而李陀，就是这样一个稀有物种，并且有品格有态度的批评家。批评家自然是要遗世独立，不被大众的态度所左右，不被俗世的声音所干扰，秉持求真务实品格，触摸时代的体温与灵魂，褒扬好的真正的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品，鞭挞坏的无味的虚伪的荒谬的无耻的腐朽的文化垃圾。李陀先生在与吴亮的论战中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交锋、看到了对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对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的现实作用的批判，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虽然他们的争论超出普通读者对文学的期许，或者说普罗大众根本就不关心文学的现实意义，但是这样的思想交锋是有必要的，对文学的发展和构建精神家园都是大有裨益的。《雪崩何处》本书分为六个部分精选李陀先生从八十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和不同研究方向的文艺评论，他纵横文艺评论界三十多年的璀璨评论文章有代表性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李陀和北岛有深厚的友谊，李陀参与了《今天》的复刊和编辑工作，此后还和北岛一起主编了名震一时的《七十年代》。而马原、残雪、余华、叶兆言、格非、孙甘露、王朔，这一批80年代涌现先锋作家也与李陀的名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李陀在《北京文学》期间，推出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而在此期间和李陀搭档主编的是被称为“短篇圣手”的大师林斤澜。他犀利的评论也涉及而不限于阿城、莫言、刘索拉、韩少功这些当代文坛大家，他们之间都有深厚的友谊。而本书中更有深入剖析丁玲、汪曾祺；关于文体、关于现代汉语发展的评论。李陀先生洞若观火。在致吴亮的终章中，他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对中国文学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我以为就是人家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和体制，文学和历史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给写作找到了一个务实的位置，一个适合发挥写作能力的空间。”诚如斯言，当我们惊异于《百年孤独》里绚烂的意向，魔幻的手法和让人头皮发麻的人物关系时，何尝没有穿越大洋，与拉美人民站到了一起，对拉美的现实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与文学对话，更加关注那些残忍的现实，感受语言的创造活动，突破时间和空间的联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李陀先生又虚怀若谷。在与书名同题的《雪崩何处》中，他强调：“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着十几亿人使用汉语，再想到人的思维以及人的历史创造活动怎样受到语言的控制和制约，这样一个事业真是激动人心”。而这项事业又是艰苦异常的。但是李陀先生发掘出余华等一批先生作家和他们创出出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不禁让李陀和我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愉悦。同时又对汉语言文学充满信心。与文学对话，让我们对未来有新的想法，新的展望，新的希望，不至于让我们踟蹰于当下，只关注眼前的绳营苟且。按照冯唐的金线论，“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李陀一定是金线之上的存在，他的眼光和境界，他对作品意境象征的发掘，都帮我们更好地认识了优秀的作品。但是我们又揶揄冯唐，有话儿说：冯唐的文学素养以自己为圆心，以生殖器为半径。显然我们拿作家和评论家来比较是不公平的。况且每个人的品味、阅历、眼光都有不同，对作品的解读自然也就百花各放。但李陀先生无疑是旁逸斜出那枝，为我们更好的分析了解作品树立起标杆。可以把李陀先生看作与文学对话的通道，阅读他力透纸背的文字，感悟他深邃又充满赤子之心的思想，以及对中国文化那饱含的深情和热泪盈眶的真挚，让文学和艺术不流于消遣，毕竟，生活中还有诗意和远方。

当代文学格局的形成与文学批评

文：徐阳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紧密关联。文学批评本身是文学鉴赏的具体化，它植根于文学作品本体，同时又反作用于文学：不仅对作品做出了解读，又方便了读者的理解和鉴赏。我们在豆瓣上面见到的影评和书评，都可以算是文学批评的一部分。而《雪崩何处》的作者李陀，则是文学批评家队伍中的一员。他并没有一部堪称经典的巨著，但他却在文坛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那段逝去的文学狂热年代，还是如今文学被逐渐快餐化的年代，他都拥有着洞若观火的冷静态度和独到的慧眼。正因为他能一眼看到大时代华丽外衣下不堪入目的补丁，这正是其价值所在。李陀在书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代文学陷入了风格单一的怪圈，这种格局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便已经被奠定。李陀将它描述为“工农兵文艺”“毛文体”，而我更愿意将它概括为“中国特色现实主义”。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畸形格局拥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现代文学的三十年是一个真正百家争鸣的璀璨年代，对于百姓而言则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时代，所以很多人愿意无条件拥护带来和平的政权。这时初生的新中国如同一个忙于“抓周”的婴儿，试图把一切秩序都抓在稚嫩的小拳头里，却忽略了这对未来的影响。这当然是国家的幸运，也是文学的大不幸。从此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方向，其余风格的作品被当作“怪力乱神”，被划入大毒草的范围。在当代文学的初期，一切在秩序的约束下有条不紊的行走着，但是好景不长。在不久后的那场浩劫中，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如同脱轨的火车般横冲直撞，一个个怪胎作品脱颖而出（比如八个样板戏）。现代文学为后世文学创作留下的一些财富从此被燃烧殆尽，文学的继承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断层。当黑桃皇后陨落后，我们的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因为精神生活的长期匮乏，八十年代的文学成为了一种炙手可热的存在。最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这是一个高产而值得回味的年份，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法国葡萄酒界（波尔多大区波亚克村）的1982年和美国好莱坞的1994年。这一年的著名作品有王安忆的《小鲍庄》、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张承志的《黄泥小屋》等等。同时韩少功提出了“寻根”的概念，从此世上有了“寻根文学”。如同沉闷的世界里吹进了清新的风，“寻根文学”和“伤痕文学”引导了动乱后的反思。但是李陀并不认为这类文学属于创新，或者说这不是彻底的创新——全新的题材配合着“中国特色现实主义”的叙事语言，可谓是旧瓶装新酒。这种单一化的叙事方式已经成为大部分当代文学创作者的习惯之一，甚至连批斗异己的习惯都传承了下来——当“朦胧诗”出现时，立刻遭到了口诛笔伐，因为它颠覆了主流叙事方式，以意象替代现实描写的方式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当然也有少数作家不会按照这种村规出牌。譬如作家残雪的作品《苍老的浮云》，一本正经的笔触下流泻出一个腐烂流脓的故事，故事里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正常人的世界观在这里土崩瓦解。而余华的《古典爱情》则更令人拍案叫绝，古典意味十足的语言下描述了一个聊斋式的爱情悲剧，内核则是人生的残酷与无常。同样一本正经的语言构造了一个异世界，他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反乌托邦式创作的区域。如今的时代是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人气高的网络小说和游戏、电影等娱乐产品分享着人们的业余时间，更多的书籍则无人问津。人们买书会更注重实用性和专业性，文学作品本身则渐渐受到冷遇。在这样的大时代下，改变文学创作风格这个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总不能靠那些快餐小说来流传后世吧？前辈的呼吁并不能改变什么，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如何能沉淀出一颗能踏实阅读经典的心，这是个问题。

语言的“雪崩”

说起李陀的名字，较为陌生，只读过他和北岛主编的《七十年代》，而手头这本《雪崩何处》，倒让人认识了作为文艺评论家的李陀。这部书收入于北岛主编的“视野丛书”，从编者的角度说，希望这几位作者能“穿越时代与个人的秘密通道，以各自的阅历与写作，在不同的坐标上互相辉映。”李陀确实在书里回顾了自己的文字，检视了自己的思想流变和发展。李陀把这本书分成六个部分，涵盖了他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不同阶段的文艺评论文章，每一部分的章首，李陀都写了一篇札记，简要说明其中文字的写作因由或是轶事，通读全书，能从中清晰地看见李陀从八十年代一路走来的文艺观点和文化思索。作为近四十年个人思想精髓的代表作，加之其随时间与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所以要在短短的本文中一一说尽，难矣，故只择取代其表性的一个方面来谈谈。与书同名的文章《雪崩何处》，很好地体现了李陀对文学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中重要的一个维度，是由语言的变革来影响现实。文章开篇便以鲁迅创造“阿Q”这个词语作例子，说明有时候在文学里出现了一个词，它就有可能像一个雪山顶上的小雪粒一样，滚动下来，最后形成一个语言的“雪崩”。随之就会出现新的语言修辞、新的词语系统、新的语言规范，而这种雪崩似的语言变革就会影响现实。很明显，李陀相信先发生语言的变革，然后才是社会的变革。在《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一文中，他继续用实例巩固的他的文学观点，并认为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种种语言方面的实验，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方面的意义”，是打破毛文体的思想窒抑的利器，在思想解放与启蒙的八十年代社会，极具意义。我们看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李陀的文学观点着重文学自身的变化，特别讲究文学语言的革新：新的文学语言的出现方式，新的叙述范式和语言修辞建构一个新的文学的过程。在此观点里，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并非直接，而是比较间接，可最终带来人们对现实、对社会、对时代的新看法，在合适的条件下，这些新看法则会推动社会的变动。而在为北岛的小说《波动》写的序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里，李陀又使用了“语言雪崩”的观点，从小说的语言作为切入点，来评论这部写于1974的作品。他引用小说开头一段文字，让读者重点注意语言的节奏与速度。在整个“文化革命”时代的小说都是舒缓、沉闷的大背景下，为什么北岛能写出叙事节奏如此明快的文字，是诗人的特质？还是一种文学突破？抑或社会大变革的前兆？这本书里，李陀的其他评论文章也都别有匠心，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想法与观念，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