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崩何处》章节试读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57页 - 意象的激流

意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经常见于中国古典诗论，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当作是一个诗的批评概念。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对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地位、功能和重要性，做新的评价和估量。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中国传统绘画、书法、雕塑、小说、戏曲，以及民间艺术中的剪纸、刺绣、陶瓷、花灯乃至鞋帽衣饰、小儿玩具，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艺术虽然门类不同，但其艺术形象的构成差不多都具有意象的性质。当然，同中有异，由于各门类艺术所使用的媒介和材料全然不同，故而构成形象的方法和规律也不同，所以意象在不同门类的艺术中，会有不同的形态，在营造方法上也有各自的特点。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108页 - 雪崩何处

实际上，自有文学以来，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一方面通过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意义，和具体的读者发生联系，一方面又通过不断破坏语言的实用性、常规性，从而以语言的创造活动和一般人（不论是不是读者）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对人类至关重要，因为语言的更新，归根结底意味着世界的更新。当然，反过来，也正是保存在古典文学中的那些昔日的语言，使我们能面向历史，使我们精神的根能够伸向遥远的过去。但是，多年来我们很少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意义。时至今天，无论在文学史研究领域，还是在当代文学评论的领域，能够从文学语言符号和一般语言符号的关系切入来讨论文学意义的人，可以说少而又少。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244页 - 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在一定意义上，《读书》惹人讨厌，还因为它不幸生存在消费主义兴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出这样一种主体，只喜欢看有趣消闲的文字，只喜欢在熟悉的问题里以熟悉的语言讨论问题，只喜欢把所有的思想和理论都变成一道可以用不着牙齿就能下咽的甜食。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180页 - 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

汪曾祺的语言和赵树理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使汪曾祺在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提供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选择的时候，比赵树理有了更大的贡献。不同在哪里？我以为主要是：汪曾祺除了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语言资源之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汉语写作中取得营养。“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有了这些“余韵”和 “痕迹”，汪曾祺的语言就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之间建立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292页 - 《波动》序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一般来说一部小说的叙事速度是快还是慢并不是评价小说的特别重要的尺度更不是唯一的尺度。
但是如果整整一个时代的小说都沉溺于舒缓的沉闷的甚至是慢腾腾的叙事速度呢？如果一个时期的小说作家都对叙事速度毫不在意也毫不自觉，一律都以一种慢节奏的叙述作为时尚呢？如果由于社会风气的变迁，一代新读者已经不能忍受慢得如此烦人的叙事了呢？如果一种文学变革正在酝酿，或者这文学变革已经在发生，而叙事速度某种程度上正好是这个变革的一个关键呢？如果在当今网络文化包括网络写作的巨大压力下，小说写作中已经有了对新的叙事速度的追求，可是一直被出版界的大腕和批评界的大腕有意无意地忽视、冷冻和压制呢？
在这种情况下，叙事速度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相反，无论对作家，对批评家，还是对读者，都是一件大事。
坦白说这正是我读《波动》的一个最大的感想——在“主流”文学的写作里，或者说在当下绝大多数的小说写作里，叙事速度普遍都太慢了，这种“慢”，已经成为当代读者和当代小说之间一道被擦得过于干净的玻璃幕墙。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267页 - 腐烂的焦虑——评格非短篇小说《戒指花》

我一直认为文学写作首先是个“手艺活儿”，一件作品，应该也是一件工艺品，也就是说，作品过眼的时候，其中“工艺”含量是第一判断，是评价的头一道关口——好手艺，好作品，不论你从哪儿接触，它一定“打眼”。为这个，每当我遇到一篇新小说，常常不是从头读起，而是从随便翻到的一页读起，从这种随意的阅读里先感受一下这个写作的“手艺”如何，看它是不是一件“好活儿”；如果是，我再仔细地从头读起，如果感觉不好，就放一边，以后再说。打个比方，这有点像致力于收藏瓷器的人，一件东西过手，首先入眼的，是它的胎骨、造型、烧制火候，以及釉彩、纹样、荧光这些工艺因素，从这些地方一样一样细“读”进去，以断定其真、赝、优、劣，以决定是留是舍。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62页 - 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

我以为余华的小说具有一种颠覆性——阅读余华的小说有如身不由己地参加一场暴乱，你所熟悉和习惯的种种东西都被七颠八倒，乱成一团，连你自己也心意迷乱，举止乖张。我们越是仔细读余华的小说，就越为这种渗透于字里行间的颠覆性感到震惊，因为它不仅占据着小说的内容意义层面和叙述层面，而且活跃于读者的阅读行为之中。换句话说，余华似乎要用他的小说颠覆长期形成的，几乎是人人都已习惯的小说—读者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并从这种颠覆中使他的写作行为获得更深一层的意义。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267页 - 腐烂的焦虑——评格非短篇小说《戒指花》

对写作的手艺性，能有一种类似工匠们对手艺的敬重，甚至敬畏（鲁班的故事就是这种敬畏的叙事表达），这在当前的写作中已经不多见。相反，近几年网络写作兴起，让很多人越发认同这么一种说法：写作不过是“码字儿”，什么是好？什么是差？撒开了码就是。但是，讲究、精致的写作还没有到人间绝响的地步，也还有少数作家在坚持。我以为格非在《天涯》2003年第2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戒指花》就写得相当精致。
不过，这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八十年代的格非。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107页 - 雪崩何处

汉语里原本没有“阿Q”这么个词，它是鲁迅先生造出来的。但是这个词一离开鲁迅的笔下，就在干百万人的口说和书写中被千百万次引用和使用，并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词语和话题——这让人联想起由一颗冰砾的滚动而引起的一场雪崩。一般的读者（以及相当多的评论者）当然会多少感受到这场“雪崩”对他们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很难认识到“阿Q”这个词，以及这个词生发出的种种说法，正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思维。“阿Q”这个词一旦进入一个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之中，就等于在他的意识活动中，深深打进一个楔子，这个人的世界观已经有了一道深深的裂缝。至于这道裂缝会不会扩大，以至大到使这个人感到自己正面临着—个深渊，那当然要看是否机缘凑巧。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191页 - 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兼谈毛文体

我最后一次见到汪曾祺，是去年夏天，大约7月。我陪刘禾去他在虎坊桥的寓所拜访。坐下不久，他就把事先预备好的一副对联和一幅画拿出来送给刘禾。画是几串淡紫色的藤萝花，开得很旺一片“真是乱，乱红成阵”的景色，花旁有一只小蜜蜂， 正飞得嗡嗡作响。汪曾祺笑着问刘禾：“喜欢吗？不喜欢我再另画一张”“喜欢！喜欢！”刘禾急忙把画往自己身边拉，好像担心 老头儿会把画抢回去。
我过去也曾几次说起想要汪曾祺一幅画，但和他约定，得什么时候我自己想个好题目，请他就题作画。只是由于始终没寻思出一个好主题，这事就拖下来了。看着刘禾得的字画，我突然有了主意，便请汪曾祺写幅字给我，内容用我“文革”期间写的一首旧诗中的一联：“唱晓雄鸡终是梦，横眉孺子竟无踪。”汪曾祺让我在纸上写下，他接过去看了看，又看了我一眼，小心地把那张纸收了起来。当我们离开汪曾祺的家，在路灯下沿着暗暗的胡同向大街走去的时候，刘禾回头看了看说：“这老人真可爱！”然后叹了口气，又说：“这样的人可越来越少了。”我回答说：“也许是最后一个了。”

《雪崩何处》的笔记-第280页 - 徐冰，现代艺术的叛徒——评大型装置作品《凤凰》

在二十一世纪应该不应该有新的艺术理想？这问题不但是尖锐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我认为，每一个面临这个“世纪初”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都很难回避这些问题，都必须积极地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在这样的质问和思考里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当代艺术，徐冰《凤凰》的出现，可以说是不期而至，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