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章节试读

《新时期的漂泊叙事和现代性体验》的笔记-第56页 - 第一章第四节“新时期的漂泊及漂泊叙事：延展以往，复有新义”

在新中国成立头27年的文学史上，“漂泊”几乎成了一个缺席的存在。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开始直面现代性的人身漂泊和家园漂泊。漂泊经验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以新写实主义作家为旗手而出现的都市文学、新生代（晚生代）的文学创作、打工文学以及现在的80后90后的作家们的创作中，浓墨重彩地现身了。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主要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它们既是对刚刚结束的逆向漂泊岁月的总结，又触及了中华文化和中国国民的精神失根的问题，由此迸发出一种重获家园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确地发展为寻根文学，试图完成“五四”以来梦寐以求的国民性改造大计。在“漂泊－根”之间，寻根文学痛感漂泊，试图从传统中获得民族文化之根，然而又表现出无法与时代接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因此，它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笼罩下人的精神生活，既向传统的儒释道精神皈依，又不由自主地反叛传统文化精神，体现出“精神失落”和“无家可归”的思想内涵。寻根文学不是回归传统，而是把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寻根意识”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骄傲。一种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寻一个可靠的根据，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开的土地。与寻根文学试图借重传统文化而重建精神家园不同，先锋作家在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来书写“漂泊”时，却往往以高度变形的手法对人的生存环境按其想象进行建构，以极端化的形式表现人的阴暗和残忍，夸大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彻底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切断人和历史、现实、未来的关系，悬置和遮蔽了主体的价值取向，将追寻生命价值的精神漂泊引向了虚无和绝望的境地。
但是，寻根文学表现的现实往往是边远地区的生活，而不是20世经8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生活。知青文学在漂泊/家园的书写更是前后自相矛盾。在前期，知青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诉苦叙事，在他们的漂泊体验中，乡村以落后、愚昧、次一级的文明形态而出现，在后期，乡村又在怀旧中变为了温暖的精神家园。先锋文学迅速兴起又迅速衰落，其症结在于仅仅“从别国里窃得火来”却又不真心“煮自己的肉”，并不认真回答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生命处境，并不认真回答中华文化传统带给我们的挑战。总体来说，新时期里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我国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以过去为中心的记忆叙事。在思想倾向上，是一种反思过去、意图面向大众的启蒙叙事。漂泊虽然回归了它艺术母题的位置，但却与作家们身边每时每刻正进行的漂泊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它在对当下过于忽略的同时，也遗落了它自己。
随着新生代作家走上文坛，新时期文学的漂泊叙事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个体在当下的沦陷处境成为了“新生代”焦虑的核心。新生代作家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与知青作家、右派作家相比，他们没有革命体验，没有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中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以及价值、审美、道德的依据，宏大叙事的束缚较少。革命向来不是“新生代”的精神资源，“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看来是荒诞的，他们注重向常态回归，叙述日常化。都市在此真正进入了文学的中心。新生代小说的文学场景、情绪来源、情感方式中，均可见城市的影子。新生代所能倚重城市的是没有历史感的、碎片式的“个人经验”。
但是新生代作家的“回归凡俗”的艺术目标并未对所有人等一视同仁。与前期作家的漂泊叙事相比，新生代作家将眼光下移了一些，但仍然停留在自己所属的社会圈层中，是一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的视野，作家们着力刻画的是这样一类人物：他们深谙都市生活的要领，有一整套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因此，漂泊可视为都市文学的一种叙事特征，在新时期都市文学的这一特征自新生代开始延续至今。
我国诸种社会科学所注意到的中国式漂泊，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所关注的民工潮、下岗工人的问题、外来人口子女上学的问题，未能在新生代作家以来的都市文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例外。首先是新乡土小说出现了与传统乡土小说中不同的漂泊体验，这是一种与故土决绝断根的体验。“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强调的不再是农民被赶出土地的被动性和非自主性，而是他们逃离乡土的强烈愿望以及开拓土地以外新的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离土农民也不再是在城市寻找类似土地的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以维持其乡民式的生存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祥子’们，他们以尝试与传统农民人格抵触的商业活动的方式，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人生。”其次作家张欣和孙惠芬持续关注了改革深水区“体制内－体制外”的漂泊之旅和辽宁庄河农村“离去－归来”候鸟式的现代性漂泊。第三是以打工生活为描绘对象的底层文学叙事。这方面既有专业创作背景的作家，如盛可以的《北妹》，也有“底层写”和“写底层”中磨砺而出的作家，如王十月和郑小琼。
漂泊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中心问题。一些作家在成名十年二十年后，也开始围绕着漂泊展开了创作。如王安忆的新世纪小说对“漂泊”主题的书写超越了个体成长经验的狭隘，直接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息息相关，进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月色撩人》等一系列小说的主角既为生存而漂泊在城市，又处于精神上的漂泊状态中。以知青小说闻名的梁晓声在2010年发表了以打工妹回家兼为雇主办事的小说《回家》。贾平凹关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并据此创作了小说《高兴》，刻画了一位进城农民谋生的动机、想法和如何处理个人和外界关系的过程。
从不受关注到渐渐成为一个核心的艺术母题，新时期的漂泊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流行音乐领域的题材重要性也大致遵循着着于文学领域相似的路径。整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期，新时期的漂泊在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流行音乐基本上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这些领域几乎都以文学领域的思潮和变动为风向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纪录片《河殇》、流行音乐的“西北风”热、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都可以说是寻根文学热潮中的新启蒙的艺术硕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不同的艺术领域不约而同开始关注现实中的诸种漂泊，纪录片《流浪北京》《毛毛告状》、电视剧《外来妹》、关注北漂生活的一些电影、流行音乐领域的摇滚乐开始纷纷面世。
一批关注漂泊母题的艺术作品的出现，势必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漂泊”成为了一个关键概念。有的分析小说中“农村－城市”的返乡漂泊模式，并结合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漂泊体验，分析这种模式背后的生存经验、身份认同和家园体认。有的分析个别作家二三十年多产、多变的小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漂泊中的寻根意识。或者分析新生代以来的60后、70后、80后作家小说中的都市人的漂泊意识、漂泊实践和无可皈依的状态。其中女性文学注意到都市女性追寻男性和无法依归的漂泊状态。随着打工者作家群体的形成和登上文坛，对打工文学中的漂泊也开始了一系列研究，漂泊成为一些研究的关键词。同都市文学研究一样，漂泊中的身份认同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此外，对于漂泊母题的艺术创作研究的比较多的是电影研究。这些研究往往在某一位导演的系列作品中发现“漂泊”这一不同人物命运的共同特征，以此分析电影的内容和时代价值，至少以下导演的作品被得到了专门的分析：王家卫、陈可辛、许鞍华、王小帅、宁瀛。
但是，上述研究的重点要么在文本，要么是创作者。前者静止地分析文本，多少将文本视作可以随意主观解释的容器，后者则忽略了创作者与社会和现实的广泛的有机联系。它们很少明确将“漂泊”视为现代性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生存体验，大多数将漂泊简单地视为一种生存状态，或者视为现代生活中具有的一种漂泊意识。一些研究将漂泊当做人生生命历程中理所当然的状态或过程而对待，试图将漂泊上升到生命体验的形而上学的高度，以求指出漂泊的生存论实质，但忽略了漂泊的时代情境，没有看到漂泊与现代性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已经赋予了漂泊新的意义。尽管如此，由于学科性质上的现实关照性，这些艺术为漂泊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