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书评

回忆串起粒粒珍珠

一个老人的回忆仿佛优美的颈链,低调柔软,串起了粒粒的珍珠。在费正清的回忆里，更是有着众多光华溢彩的珍珠。费正清从自己的学生生活写起，一个善变好强的学生，咄咄逼人，自信而勤奋，在中学便崭露头角。大学也是广有涉猎，凭着罗德奖去剑桥。然而这仅是他精彩生活的开始，来到中国的经历，才让他与其他美国人不同，from common to significant.在费正清的回忆里，你才发现，原来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是多么好的搭档，一起游历中国，广结良友，宴会，谒见，探索，记录。和他们一样精力旺盛的中国精英就这样出现在周围，梁思成，林徽因，蒋廷黻,等等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又回到中国，群星灿烂。也出现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英美人，政府任职，同样闪现着智慧和热情。在费正清的回忆里，你会深深体会到，"在现场"的重要性，亲临现场，才让他第一手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了解战争时国民政府的真相，看到延安的情形。你也会体会到，原来人们之间的关系网络交错起来，广结好友的费正清总是能和重要的人物搭上关系，走近历史现场。费正清关于中国记忆在几个不同的地方链接起来，北京，牛津，重庆，哈佛，华盛顿，台湾，最后，还是重回北京。随着时间的前进，他笔下的中国也发生着不可逆的变化，从城墙包围的北京，到艰难的抗战状态，到文化大革命下的压抑和破坏。历史不是一直在顺利的演进，而是曲曲折折，时而倒退，归零。好在这本写在1981年的回忆录等到了改革开放，中国重新的生机焕发。一个人的生命总是短的。然而在时代迅速变迁的时候，即使是50年，也让我们看尽了跌宕起伏，今非昔比抑或今不如昔。没有看过费正清的学术论著，然而一个历史老师最好的教学，莫过于低调而深情的一本回忆录，自己经历的世界变化写出来，让历史人物们跃然纸上，闪着光芒。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历史学家的磨砺和成熟。

书名有点虚大

大概是我自己看书有点虎头蛇尾。 我觉得前头写得还不错。一直到了他做出最早的结论， 在抗日战争期间，说GMD 会自己倒台。 之后的， 我觉得真心没有啥亮点了。也许， 我对他是有偏见的， 他因为黄仁宇是GMD 的军官， 就一直不怎么待见他， 我觉得他非常的势利， 哈哈， 这个也是国人的精髓之一。他很喜欢说什么出身， 什么阶层， 什么学校， 然后才是这个人聪明与否。好了， 看了才知道， 真的， 国人性格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费正清：以中国为志业

经济观察报 张耐冬/文20世纪30年代，梁思成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拟了一个中文名字。1942年，当他们在西南后方重遇，这位原名为约翰·金·费尔班克的美国人已经使用了另外一个中文名“范朋克”。为此，梁思成专门给这位朋友讲述了他原先所拟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那是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品格：正直与清白。在他的劝说下，这位美国人就使用梁为其所取的中文名字，日后，“费正清”这个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里程碑。在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费正清是当之无愧的学界领袖。他所写的《美国与中国》、《中国：传统与变迁》以及《伟大的中国革命》等专著，以及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等重磅作品，几乎是所有习史者的必读书。在他七十岁时，他的同事们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正是对他学术贡献的充分肯定。七十五岁时，这位中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对他从1932年起的中国情缘进行了全面回顾。接触中国、研究中国以及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读罢全书，令人深感其中内容的丰富，既有以其中国研究的发展为线索的学术历程的回忆，也有他几次在中国游历、生活、交游的详尽记载，还有他为美国外交事务提供咨询顾问的记录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另外，他还不时用细腻的笔调表达自己对中国的观感。近代史学研究追求史料的原始性与直接性，官方档案、民间契约、私人日记与回忆录等材料因而得到重视。作为一个在这一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费正清深谙此理。在写作回忆录时，为了真实地呈现自己在各个时期的想法，他在书中多处引用了自己所写的文章、信件和备忘录的内容，力求使之成为“信史”。对研究者而言，这部书可以作为“史料”，对大众而言，这种严谨的风格也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费正清，了解他眼中的近代中国。在回忆录中，费正清记录了他从1932年起五十年间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的学术历程中，中国最初只是作为外交史和海关与财政研究的对象存在，当他抵达上海后，中国才成为被感知的真实存在。从那时起，他在这里居住，学习中文，感受各阶层的生活状态，探究新鲜的文化现象，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在中国高校任教，真正拥有中国朋友。他的研究生涯就这样悄悄地发生改变：中国从研究对象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既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代中国的观察家，他甚至参与了若干对中国影响颇大的政策的制定。这些不同的角色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较其他学者而言更为丰富，中国不再是他要研究的一个符号、一种文化、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政权，他也不再是简单对中国的某种现象进行概括、分析的专家，而成为现代中国的参与者。就像哈利·波特在拯救小天狼星时被闯入同一时空的自己所搭救一样，在日后继续的中国研究中，在某一时间点上，他也是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闯入某一历史场景中的人成为自己所在历史情境的研究者所造成的身份交错，恐怕只有写《清代学术概论》和《戊戌政变记》时的梁启超才能有比费正清更深的体会。对于这种身份的交错，费正清自己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在比较自己与后来的中国研究者最大的不同时，他认为，“当时我们中没有人是从我们后来建立类似工厂生产线般的学习体系中出来的……经过这样七年培养的人将成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接触中国人和具体的事物。他们只是成为谨慎的历史学家，并不能为政府公共政策出谋划策。”（《回忆录》第136页）这是他对中国研究的态度。他并没有要求所有中国学研究者都成为外交政策顾问，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不过，他与很多后来的研究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他不止把中国视为一个个可研究的话题，还将中国当成现实中需要面对的存在。他之所以会有与很多研究者相比出现这样的差别，更多是来自他个人的经历，而非他主动的选择。他和与他同时代或时间稍早的中国研究者，一般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学习过汉语、在中国做过短暂居留或游历，对中国问题的理解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早期传教士也是这样的，只不过他们肩负着宗教任务，又与真正的中国社会与政治隔阂较多，总带着自己的文化标尺去测量中国，所以他们的认识总有偏见的色彩；费正清则不同，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深。就如他同时代的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一样，他在中国多处游历，与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对当时在中国对峙的不同党派、思潮也有所了解，他们由此获得的认识是从档案和地方志中了解中国的学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他怀着研究目的来到中国，而且还曾在中国的大学中任职，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对他所见到的中国现象尽其所能地去认识、去理解，而不是像法官一样去评判。同时，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也有一些与他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的美国友人，能够让他思考中国问题时获得各方面的意见。在思考关于中国的问题时，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当场，而不是纵身跳上云端俯瞰中国，而俯瞰在很多时候正是在他之后的学者们常用的姿态。如果说以早期传教士为代表的中国观察家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多的偏见，那么费正清之后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在看待中国时更多时候是怀着一种傲慢。借助各种政治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的方法，他们在研究时比费正清更为客观理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与欧美并非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当柯文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并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质疑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摆脱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并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去看待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发生的变化，同时，他们也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当成与现代世界若即若离的一个异类，看似尊重，实际上却未必友好。有时，他们对中国特殊性的认识，与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或是后来福山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恐怕只有一墙之隔。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恰巧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傲慢，不带偏见。他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自己多年对中国的实际感受密不可分。作为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富有生命力，但在发展上，又与他所见过的欧美世界不同。在文化与习俗上，中国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但其经济和政治与欧美又存在着忽明忽暗的联系，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自身的特色就越弱，相应地，欧美的色彩就越重；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传统的中国特征，欧美的色彩则淡得多，甚至完全不见踪迹。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正与这些不同区域的现代化程度相关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所见到的中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对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可能会成为他解释现代中国诞生的突破口。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触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强行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几个通商城市的早期档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贸易背后巧取豪夺的历史，又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和档案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的现象，并对通商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与社会阶层问题有所了解。于是，他将问题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从贸易与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试图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视为费正清理论的基础。然而，只有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按部就班地进行研究工作，可能他会成为一个外交史专家或贸易史学者，而不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轨迹做出全景式的描述。另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计划中的研究题目，他之所以会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完全缘于他的在华经历，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失败之后，生计问题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难题。要在中国继续生活并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笔固定的资金，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一笔可以使用的现成资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回忆录》第100页）生活的需要，让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获得了意外的灵感。他开始将中国本身而非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文字中，他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关注。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农村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政府组织及其政策、国共之争等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现实问题促使他思考，让他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现状联系起来。强烈的现实性成为其中国研究的重要特征，也使他在学术研究方面源源不断地产生灵感。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现实的强烈关怀，就是费正清学术的第一推动力。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因为了解，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美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的一些标准带入到了他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场与他选取的评价标准，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严格来说，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没有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立场，绝对客观地去观察中国，费正清的问题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设定了一个极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的存在，认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他假设了两个整体的存在：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传统，传统是否就稳定到无法出现自身的变革，冲击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冲击是否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变革，等等。不过，在美国中国学建立初期，这样的理论模式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直至今日，虽然美国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但还没有出现在整体解释上能够完全取代这一学说的新框架——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后来的中国学研究基本是针对个案的、专门领域的考察，不具有整体性的解释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冲击—回应”学说本身是综合性的、高度概括的解释模式。强调西方的冲击，以及在冲击之下中国以日益现代化作为回应，在费正清的认识之中，还有现实案例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他参与过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十分明白地说明，对中美关系的兴趣，使他关注美国对华政策；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由于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他又开始参与政策的讨论。他本人多次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无论是二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支援，还是战后美国对国共两党应该采取的态度，又或是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反思、对华接触的必要性等等。在这些外交政策的讨论中，他越发感觉到这种“冲击—回应”效应的存在，这应该是他的理论组成的最后一块拼图。费正清对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变革作为“回应”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不如说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历史假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个古老的大国产生了虔诚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才会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推动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回忆录里，他把自己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讲演看作是与他祖父在各地布道传教类似的行为，并且坦陈：“我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美国……我的演讲会解释我们由于对中国现实的不了解导致了我们在中国、朝鲜以及越南的大量灾难，并且这种情况可能再一次发生。”（《回忆录》第6—7页。）“救赎”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作为学者，他把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介绍给听众，就像他的祖父把福音布给信徒；他试图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像他的祖父试图通过传教拯救听众的灵魂。作为学者，他大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置身事外，做一个专业领域内的教授，因为他对中国的感情，使他在进行学术活动的同时还要投身于政策研究，尽管只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出现。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有两篇著名的讲演——《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在费正清身上，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选择总是与中国有关。如果说他有一个确定的志业，那就应该是中国。因为他深爱中国，所以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他强调政策的选择要把中国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回忆录》第205页）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思路并未获得真正的政策制定者的赞同。二战结束以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腐败，结合自己多年来对中国的认识，对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做出了预测，并提出美国不应再支持蒋介石的观点。同时，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也做出了独特的判断，并预言其胜利之后也不会成为莫斯科的附庸。他此时的立场是，美国不应再介入中国的内战，至少不应再支持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在内战结束后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的交往。很可惜，他的观点没有被采纳，美国人对蒋的支持，最后换来的，是胜利者发布的《别了，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中国的爱，但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种挚爱。他写到过对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的失望，写到过同时被海峡两岸误解的委屈与伤感，也写到过在卡特总统举办的晚宴上没有和邓小平进行中国式的怀旧与聚会觉得遗憾，这一切细节的描述里，都含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爱”字。他还写到过一个细节：二战期间，他到达中国西南的后方，看到中国学者在生活困苦的情况下还继续进行研究，他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并觉得如果换了美国学者，必将扔下书本寻求生计。他把中国当做一面镜子，以此自省，镜中的美国与面前的中国之镜在他心中是平等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么彼此地位对等的“冲击—回应”模式或许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吧。正是因为对中国的挚爱，让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也有中国式的体认。1972年5月，当费正清在中美关系解冻后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为他赐名的旧友梁思成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而北京也非旧时模样。那座由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门组成的古老都市曾令青年费正清为之折服。他在回忆录中非常感性地慨叹：“如今我们无法想象有哪一位城市设计师会使用城墙、城门来作为交通的一部分，为了通行而让车辆穿过城墙城门或绕道环行。打个比方，如果这些城墙都留存至今，每一座雄伟的双门塔楼都是环行交叉路口的中心和新建的宽广街道的焦点，那么巴黎、罗马、伦敦、华盛顿以及莫斯科只能对此充满嫉妒而别无他法。遗憾的是，如今只有前门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种充满遗憾的哀叹，与他的老友梁思成看到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被拆毁时的感受何其相似。尽管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多年不通信，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却仍在同一时空之内，可惜的是，他们都无法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彼此了。

硬骨与软肋

硬骨与软肋偷爱警/文直言口快的人，会对费正清这部人物传记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评价，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给不了任何准确的评价。费正清所处年代，是群雄逐鹿的年代，孰轻孰重都已成往事。第二，费正清虽然是历史学、汉学专家，穷尽一生，也未能挽救和扭转一些事情的发生，甚至是小小预测战争结果，都出现了偏差，为此，费正清本人也深感遗憾。第三，费正清对中国的眷恋，是以情感为依托，来看待社会、政治、哲学，看待动荡的中国变化。文学的笔耕，记录下当时的中国，他本人，并不像过多涉足政治。以此来看，费正清的观点，只是显示了当局者和旁观者的建议和想法，并不能代表时局的政治走向。如果想要通过回忆录，分析政治己见，这部书显然不合口味。如果想通过文学评述，来近距离的靠近那个年代。或许费正清的这部回忆录，会给你全新的感觉。通过费正清，这扇洋人窗，看到的中国或许更真实。费正清说“充满现代感，骨子里的中世纪观念，没发生改变。”中国刚刚从民国走出来，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发酵的状态，最终成为什么样子，没人能说清楚。能看到的，是封建帝制结束，袁世凯的皇帝梦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在悄悄兴起。没错，中国骨子里的观念，始终没变。无论年代更迭，还是领导换届。寒冷、黄沙漫天、大风凛冽，北京城凌乱似乎在细说着曾经的沧桑。蒋氏领导下国民政府，日渐疮痍，腐败、失信、私心成为国民政府倒戈的麦草，没人愿意扶一扶蒋氏门庭，都想在这个混乱年代，大捞一把，好趁机跑路。内外交困的国民政府，似乎也无力回天，找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只能听命于命运的安排，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才略的领导者，却无法扭转内心的交割，无法去忍痛割爱的剥离内部的腐肉。任其蔓延，肆无忌惮的腐蚀国民内脏。残缺的躯壳，包裹不住人心的刺芒，剩余劳动、生产业的低迷，造成通货膨胀，民心涣散。分崩瓦解的国民政府，岌岌可危。国民革命的大救星，苏维埃政权在灰暗的角落里，逐渐走向信仰的舞台。民众开始发现，原来还有如此美好的思想主义，可以挽救和拯救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太平洋战争结束，中华民族找到了重生的感觉。而接下来的内战，让百姓又开始忐忑不安。不过胜利种子，早就在抗战期间埋下了。所以百姓的担忧只是时间问题，新中央制度，早晚会统一天下，光复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党性制度只是换了另一种模式。国民政府与中央政府，只是从政治体系上有所区别和不同，并没有改变独揽权政的根本。美方曾经对国共间的矛盾，进行过讨论磋商，但共方始终坚定自己的胜利立场，结果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屈居于弹丸小岛之上，美国为当时的政局走向，埋下了一个严重的恶果，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让美国再次遭受打击，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化解了中美关系的坚冰。但中美关系始终如履薄冰，捉襟见肘。在根植的思想形态中，美国始终是中国的死对头，俄罗斯才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存在于思想形态的广义与狭隘当中，只能说，中式思想始终以保守派和根固派为主，认准的道，无论是什么结果，都会一直走下去，而且从重心里特别强，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别人能得到，我也要得到。根本不去分析利弊的结果。不去考虑意识形态的深层问题，很多固有的传统，成为一种神经指标，不去做，就等于忤逆祖训一样。在新体制下的民众，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和礼遇，歌舞升平，一片欢腾。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当家作主了，欣欣向荣的国家，带给每个人民荣耀的微笑。费正清来中国之后，结识了不少学术人士，梁思成夫妇、乔冠华夫妇、金岳霖、蒋梦麟等人，费正清特别感激梁氏夫妇，中文名就是梁氏夫妇给取的。作为中国朋友，好邻居，费正清觉得对于中国现状，他没有参与的权力，没有能力去帮助身边的人，但他会竭尽所能的保护身边的朋友，当回到美国之后，文革爆发，梁思成抱憾而终，费正清也无能为力。而文革所体现的政治软肋，让费正清唏嘘不已。费正清觉得文革如同暴力暗杀，如同血洗的杀戮。学术人士的离世，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种遗失和掩埋，将文化里，需要保护的财富，统统送进坟墓。并不是明智之举，但历史已经成形，没人愿意重蹈覆辙，毕竟，文化历史流失，意味着对曾经历史的亵渎。“对我来说，对世界危机中美国政策的关注证明了历史知识对于人类生存是必要的。”(p172)，到现在，我们都在讲，忘记历史等于忘记伤痛，没错，历史教科书，是最好的范本，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不仅可以警醒世人，也可也照见未来。当然如何看待历史中的过往与未来，每个人都会有一面自己的镜子。费正清留学中国期间，北京、昆明、香港等地是他寻访的落脚点。他本人对马列主义严重抵触，“我并不认为，一向更为客观的共产党员会认为他们发起的运动近期就可以取得显著成效，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唤醒农民。但是，他们的重要性远远不是一起的当前的数量或力量来衡量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有组织的少数派的反对团体。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将自己描述为理想主义的改革者。而越来越独裁暴虐的当局毫无疑问只会被告知试图将自身与外国人隔绝。不幸的是，他们无法阻止外国人与反对派的接触，最终其仇外的政策驱使我们都投入到反对派的怀抱。”（p280-p281）偶然中的必然，导致结果的发生。戳其软肋，事半功倍。国米政府的肋骨，已经无法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民众的基础温饱都成问题，那好，反对派可以用新主义和新革命来丰富、满足民众的渴望，提供必要的温饱。民众基本需求得以满足，当然会倒戈相向。谁能安抚民心，谁就会笑到最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如此，暴君执政的下场，往往惨不忍睹，历史规律也不允许民不聊生的陨灭。毕竟社会的构成要件是民众的安居乐业。费正清反对马列主义的根源在于，幻灭的东西太过严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碰撞在费正清看来，显然美国更接近现实主义中的自我重心，并不太喜欢那些理想主义的沾沾自喜。“人类文明的体现在与高于动物的作用力”（p110），由此来看，人类的进步，需要的不是停留在理想主义的构造当中，而是通过自身作用力，来体现自身价值，完成现实主义中的自我理想。在美国，没有人表示支持共产主义，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反向论证。造成这个原因的根本，是民众的认同和感知，民众觉得这样的体制下，可以得到最好的价值体现，得到生存保障。中国是个比较顽强的国家，国民骨头比较硬。无论遇到民族践踏，还是遭遇列强的屠杀，中国人的傲骨始终挺拔。面对自由独立，国民在期盼中，得到了回报，却在建国初期之后，经历了整合式的洗牌革命。费正清的回忆录，帮助我们现代人，看清历史中棱角，认清历史中，残留下的灼灼斑痕，岁月从来不会治愈，某些痛心疾首的伤疤，只会让伤疤的隐痛，有所停顿和缓解。被戳疼的肋骨，会产生惯性反射，再坚硬的骨头，也会趋之如骛。而费正清告诉我们，这样的痛，是财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把握好这笔财富，会让更多人，避免和躲闪痛苦的发生。

费正清的历史眼光与现实情怀——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我对费正清充满敬意。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伟大的中国革命》《观察中国》等著述，让我领略到了一个史学大师清晰、简洁的历史观——鲜活生动而不失公允。我向别人推荐历史读物时常常说，《中国：传统与变迁》是一本费正清版的中国通史。我佩服他解释历史发展脉络的能力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没有技高一筹的历史眼光，这样的著作是完不成的。高明的历史学者，不仅要在著作里告诉你过去的时间里发生过什么，还能给你一种解释或提醒，启迪你思考：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可以说，在接触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之前，我就饱受费正清的学术恩惠和文字恩惠。与史学著作相比，这本带有自传色彩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显然更轻松些。费正清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并结交了大批中国文化人。他的中文名字“费正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他取的，胡适带着他视察监狱，探望政治犯。抗战胜利之后，他回到美国哈佛大学，创建了哈佛东亚研究所，而他本人也成了中国问题的权威专家，在美国有“头号中国通”之誉。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他与基辛格谈过中国问题，提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建议，后来基辛格评价说“和他的谈话改变了历史”。邓小平访美后，费正清曾陪同美国政要访华，邓小平当面感谢他“在恢复中美关系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切，使得这位研究历史的学者，本身就具有某种历史传奇的色彩。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对这些经历自然也是娓娓道来，充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费正清绝不满足于“讲完自己的经历即可”的回忆录写法，他的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部中国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剪影。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费正清在此期间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他在抗战岁月来到中国，广泛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他对中国社会及其未来走向的基本判断。他甚至一度向美国高层建言，要重视留学英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物质资助，帮助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在抗战的炮声中，这种呼吁显然没有受到重视。费正清还认为，1928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并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并不是保护资本主义，它只不过是一个纯国民党的政府，一个新的派别，一个黑帮，一个如同封建王朝的家族一样掌控了中国政治的利益团体”。因此他甚至建议美国高层改变对华政策，不要迷信蒋介石和他的政权，“国民党作为执政者只为自己而活”。可惜的是，这些声音亦被当时的美国高层所忽视。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因在中国交友广泛且对共产党怀有一定的同情，费正清还遭到指控和审查，好在最后有惊无险。关于此事，费正清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节《与麦卡锡主义战斗》。这个时期，费正清两面不讨好，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者说他是共产党，而中国这边则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学者”。“文革”中，费正清的众多中国友人受到了迫害。待1972年费正清重返中国时，他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人世。即便是仍然活着的人，境况也很不好。费正清写道：“乔冠华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晚宴，他的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也都前来参加宴会。他们穿着崭新的制服，由专车接到现场。这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便与公众生活隔绝了。事实上，他被安排坐在桌脚处，尽可能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给他的只是几个骨头罢了。宴会期间，乔冠华以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钱端升和金岳霖能到我们下榻的旅馆看望我们，这显然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对此事进行安排。随后，他们一同来到我们住的房间，我们都为再次重聚而感到兴奋激动，只是他们对于各自的经历只字未提。”这样的历史细节，胜过千言万语。无尽的历史喟叹，尽在其中。应该说，研究中国历史之外，费正清本身也参与和见证了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他与宋美龄、宋庆龄、孔祥熙、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乔冠华、龚澎等上百位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有过交往，这使得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有了极为饱满的感性基础和现实情怀。现实情怀让费正清的历史研究目光精准，有的放矢；历史眼光则使费正清的中国研究超越一时一地的现实局限，成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一项不朽的事业。原载《光明日报》2013-10-18

有观点有看点，是这本书的独特魅力

费正清观察家和亲历者的双重身份，让这部传记有着独特的魅力。常言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现代史，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譬如：费正清、史景迁、孔飞力、傅高义……甚至是陶涵）可能比中国的历史学者更具有某种优势。他们的局外性，让他们免受政治的影响，能力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地再现我们这些当事人无法知晓却极具意义的过往。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始终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更五度来华亲历中国变革。结识交往的不仅有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费孝通等这些亲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也有宋美龄、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人物，更有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乔冠华等共产党人。和中美重要政治、文化人物的亲密接触、个人交往，让费正清对他们有着更深切的理解与认识。在费正清生动的叙事下，一个个风云人物宛如复活，让我读来并无半点隔膜感。可以说，有观点，有看点，正是这部传记的两大亮点。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上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人”；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和仇视共产党的中国人骂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但费正清处变不惊，坦坦荡荡，表现出了史家特有的稳健和理性。或许，费正清还是那个费正清，对费正清的评价折射出的正是我们的茫然无措。对于这样一个重要人物，我们有必要去认识。阅读他的这部自传，其实就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

公众形象下的个人身影

197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揭牌。差不多此时，费正清意识到，他的公众形象正在取代其本人的形象。费正清说，“将‘我和我的影子’与‘我和我的公众形象’这两个主题进行比较，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加简单”。“即使我退出历史的舞台，它（费正清的公众形象）也依然会存在”。如今费氏业已作古，我们所能见到也就是费氏的公众形象。当公众形象越来越清晰的时候，费氏的身影也就显得越来越模糊。《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还原的正是这越来越模糊的身影。22岁时，经查尔斯•韦伯斯特建议才开始进入中国方面的研究。“像许多大学生雄心勃勃地想要获得最优秀的成绩一样，更关心的是我自己的表现”，还有另一半原因是为了找到威尔玛，然后“带着模糊的设想来到了中国”。当那“抱负不凡”的学术研究开始时，其申请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申请却被拒绝了，1932年一次，1933年一次。尽管如此，费氏始终奔波在中国研究的道路上。像过去的传教士那样四处考察，拜访各个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甚至远东问题研究中心。“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就像中国的强盗，他们从来不会被抓到，因为他们总会在两个省份的交界处，当一方追捕时就迅速逃向另一方的管辖区内。”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中国的研究，费氏先后自学了日语、俄语，其中辛劳让人钦佩。1952年，费氏开始了第五次的日语学习；1964年费氏用英语和中式日语相结合给日本观众做了讲演。1958年，费氏51岁了，这一年，费氏开始和一位“亲切但有些忧郁气质的”女士学习俄语。《颜氏家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这些先贤求学的经历都放置在费氏一人身上亦不为过。他充满风趣，自嘲自己作为美国人的体质特征，“我们也不像狗、马、牛或者山羊那样多毛，但是也似乎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他也引用中国人的话语，“我们才不管你们洋鬼子！”。他也时常感觉自己不够礼貌，与“性情文雅的朋友比较，我们觉得自己粗野不堪“。他充满谦逊，低调行事。很多场合，将自己的出席看作是“表达一种善意”；援华期间尽量不打扰他人，在完成自己的学术任务同时确保没有威胁到大使已经十分微弱的权威。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日子里，费氏没有忘记他的朋友们。费氏给自己定了一个奋斗目标，“即帮助保护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活下去，他们的一些人是我在北京时的老朋友“。费氏等人通过私人渠道为联大提供药物以及贵重物品，出于种种原因“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而这鲜见资料提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费氏在来华的片刻仍惦记着他的老朋友们，不分国共。他坦诚“曾受到老师蒋廷黻的帮助”，“不承认这种恩德，我不可能继续讲下去”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是很无礼。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而非打入中国人民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一直按照其自身的处事原则行事，“对我们有益的未必对中国有益”，“希望在中美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而不是使中国变得像美国一样。1932年，一个能感觉风向的多管闲事的旁观者，费氏踏上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彼时，日本在抢夺满洲工业基地，两个准列宁式政党正在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1935年，费氏感到自己是“从即将沉没的船上仓皇逃窜的老鼠“。1943年，费氏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向西方宣传的乐观景象……不过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粉饰太平的衍生物。……他们只是应对当前的压力，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维护政府的脸面，而在中国这是一个传统。”在中国，费氏见证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也结交了梁思成、龚澎、杨刚等人。“在中国，我清楚地看到改革变成愚蠢可笑的事，最终革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作为现存革命力量的化身，共产党成为其信仰者生活中的类似于衣食父母的偶像。”而今看来，一语成谶。1972年，费氏再次踏上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扎着麻花辫的年轻姑娘们面带着微笑对其作着介绍，“但是她们似乎仅仅知道她们所背诵的人物和事件内容”。作为一个中国通，费氏知晓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批评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而非不同意见的表达”。费氏在中国的问题上多见的是委婉的建议，少见批评，即便是专家们发现了费氏“事业发展中的一大挫折”。而今，费氏的身影已渐行渐远；模糊的身影化出一个高大形象，你见或者不见，他就在那里。

从美国精英的视角看那时以及一贯的中国

费正清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毕生研究的都是“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虽然其研究的终极目的在于为美国对华政策提供智囊，目的性和导向性都非常明确，但这一点都不妨碍其独到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一个有着西方代表性精英思维的中国通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不仅对当时的中国人意义非凡，对今天的中国人一样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从费正清庞杂的叙事中想窥见的是，那时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直以来以及一贯如此的中国又是什么样的。在这一点上，费正清提供的历史素材是绝对新鲜本色而且足够深刻的。虽然在全民八卦的时代，很多人认识费正清都是从他和林徽因的种种揣度开始的，但愿这仅仅是一个入口，一个起点，要不我们真是买椟还珠，太乏味无聊了。

从旁观者到“中国通”

费正清是美国头号“中国通”， 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学泰斗级人物（他书中自言‘泰斗’是不好的意思），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后来把东亚研究中心改成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其在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确有开山之功，有人称其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我们熟知的一些历史学家、作家如史华慈（这是公认的译法，本书译为史华茨有些欠妥）、史景迁、傅高义、孔飞力、魏斐德、白修德、余英时等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几个人中除了余英时其他都是取了中国人名字的外国人，黄仁宇也曾受过费正清关照。他写的书大都与中国相关，《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他最富盛名的作品应该是他参与主编的那套煌煌巨著《剑桥中国史》。《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讲述了他一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对中国一无所知到成为一个中国通，五十余年与中国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的传奇经历。他从出生到22岁前基本都与中国没有任何交集，直到22岁在哈佛大学结识了外交历史学家韦伯斯特教授，并接受他的指引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因为“似乎没有别的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从事这项研究将成为一个先驱者，将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从此他走上一条学术捷径，他的整个一生都与这个遥远的国度——中国牵连在一起了。他以完成文学博士论文需要散落中国各地通商口岸的英国领事馆档案为由向罗德奖学金评议会提出去中国的要求（文学博士似乎与海关资料似乎没多大关系吧），结果竟然获得同意。于是1931年24岁的他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他说中国“不要呼唤我，我会呼唤你。”确实，中国没有呼唤他，是他在呼唤中国（这个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不是他成就了中国，是中国成就了他的一生声名与事业。初到中国虽然他只是个的懵懂新人，但因为是拥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所以受到了各种优待，不仅骑车撞伤了路人只赔偿了价值一美元的礼物就平息了风波，连中国学界领袖胡适、陶孟和、丁文江都跟他一起吃饭（当然有未来岳父大人的面子），而且在他眼中“现代的伏尔泰”胡适“坐在我的身旁，帮我递来竹笋和鸭肝”让其受宠若惊到“真不知要怎样才能回报这份荣耀”。他在北京住下来上华文学校学汉语，结识了很多当时很知名的知识分子，但大多是一面之缘，只有蒋廷黻、梁思成、林徽因、老金（金岳霖）几人与他关系较密，以记者身份在中国四处活动的史沫特莱也与他来往较多。费正清这个名字是他到中国后碰到梁思成替他取的中文名，用了他的原姓中的费字做姓英文名字的谐音正清为名，寓正直清白之意，这正与他的人生信条相符。蒋廷黻对他帮助较大，续申请奖学金未果，在他经济陷入困境时，费慰梅（在北京期间，他的美国女朋友威尔玛独自来到北京与他完婚，而且也取了个很中国的名字—费慰梅，估计也是出自梁思成或林徽因那里）要卖画赚钱，蒋廷黻替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找了份教学工作挣钱，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签订之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不知道是否指《中美天津条约》还是《中英天津条约》，因为这两个都是1858年签的）也是发在蒋廷黻主编的《独立评论》上，但是费正清把他们的关系理得很清，强调“尽管我与蒋廷黻私交甚好，但是我从来不是他的正式学生，没有听过他讲授课程，也没有接受过他学术上的指导。”他们夫妇在中国几个通商口岸和内地游历，考察中国风土人情兼查资料完成论文（这样的日子真让人羡慕）。直到1935年离开中国，书中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当时的书信记录下来的。回到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成了跨界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哈佛任教。他的博士论文经过多次扩展，到1953年才以《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之名出版（我还是没看出这本书与文学博士学位有什么么关系）。其实这段时期他对中国的认识还流于表面，只是个旁观者，不过因为这段生活经历让他与中国知识分子结下了真挚友谊，也因为这些朋友而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也许这也是此后他一直不问官方态度而致力于从事同情、支持、帮助中国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二战爆发后，费正清公开主张美国“减少对日本军需品的供应以及减少美日贸易数额，为中国提供资金援助，阻止英国对日本进行财政援助，不能‘允许英国和日本再次联盟’”、“催促重开滇缅公路并向新加坡派遣美国巡洋舰队”阻止日本扩张，同时呼吁“如果我们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只能支持中国的爱国者……让日本陷入侵略中国的泥潭，这完全是一种好的自卫方式。”虽然最终没有达到阻止日美战争爆发的结果。同样是为了避免美国卷入战争，但他是站在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立场上的，不同于美国很多人“不关我们的事”隔岸观火、趁机发战争财的态度。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他被应召加入情报协调局研究分析分处，虽然他感觉“正从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转向一些琐碎无意义的工作当中”，但他已经作为一个“远东问题专家”被卷入战争机器中。1941年作为情报协调局政府工作人员再次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这次回到中国，虽然时间不如第一次时间长，而且环境恶劣，但是因为他是实际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而与很多中国政府部门、官员打交道，反而对中国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他从旁观者成为一个亲历者，他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很多是他的老朋友）“由于缺乏本国政府的支持而处于垂死挣扎的边缘”，希望美国政府能协助帮助他们，他始终是个学者而不是政治家，这时候还以一个学者的角度，希望美国加强对华文化关系推进，引进美国戏剧对抗苏联戏剧。亨培克再给他的回信中所言：“如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赢得战争（不使其他价值观受到损害）……目前最迫切的莫过于向中国运送那些能够并且将有助于取得胜利的物资、仪器和人员。相对而言，现在由我们派人前往，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我也觉得这件事费正清过于书生气，毕竟战争状态下生存温饱问题更迫切。费正清在重庆这段时间不断向美国国内发出信号：蒋介石政府无能，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已经失去人心了，并下结论：“作为国民党证券的象征与中心，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知识界的信任与忠诚。”他对宋美龄的印象也不佳，觉得“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演员”；他抵触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断言国民党的失败。而且接触到共产党的左翼思想，他对周恩来的领导能力深深叹服，他与一些左翼人员成为朋友，与周扬、郭沫若等也有接触，甚至在他离开上海时，大约50名左翼分子还为他举行欢送会，他自己也觉得受到了左翼分子的影响。这段时期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存在的两个习惯: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其二，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还发现了中国前进过程中的重要绊脚石“缺乏正直的人”和“派系斗争”，说明他已经渐渐开始深入了解中国了，可以算个“中国通”了。他的政治分析是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参考意见，到底作用有多大，当时并不能判定，直到后来麦卡锡时代他被指责为“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看来还是有不小作用的，这样算来共产党还真应该感激费正清呢。麦卡锡时代因为他“亲共”曾对其进行审查，但因为其学者教授身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并未受到很大冲击。他的辩护词里有一句“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前我确实在中国，但我身在中国与共产党取得胜利两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费正清“亲共”其实并不准确，他会直言不讳批评新中国的某些做法，并给鲍若望的《毛泽东的囚徒》一书写评论，得罪了中国官方，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的观念中作为一名教授，他的职业责任要优先于友谊关系”， 被中方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所以他到中国的签证申请被拒签。他在台湾又受到以胡秋原为首的大约200人对他的的公开谴责以及媒体发表的大约50封谴责信。历史似乎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却招致两个“中国”的谴责。他说过“我有个人的立场，决不会跟着某一个政党的路线走。”他只是遵从内心的道德法则与信条而已，他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他甚至断定看他这本书的人也是人文主义者）对于所有的非正义、独裁、不民主的行为都会加以抵制或反对。在他还叫约翰.金.费尔班克的时候他已经确立了“最初的政治理念——投身于帮助普通大众对抗少数特权阶级的事业中去”以及源于他母亲传递给他的两个信念“第一个是面对挑战要有自信；另一个就是，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要保有安全感。”他一生的成就依赖于此，他一生的毁誉也归结于此。他始终以一个不党不群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立场说话行事。书中提到一件事，本书宣传上也大力渲染的，就是基辛格含蓄地对费正清表示 “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其实那不过是两人偶然在火车上相遇，讨论到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并非有意征询意见的拜访，时间在1967~1968年间，费正清是当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头号人物，跟他聊自然是聊中国，但但当时国际形势还没有突变，中美关系改变还没有契机，尼克松还没上台，约翰逊政府美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还没结束，中苏珍宝岛战役还没开战（1969年），中美乒乓外交也没开始（1971年），两人闲聊可能提及中国问题，但不可能有什么实质的意见。基辛格事后说的这个话应该是客套话居多，当不得真。因为中美真正接触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总体来说，作者正直、平和、自谦、风趣，费正清自己说自己是“为人们提供的大都是中国历史的某一个片断或是相当宽泛的历史综述性的一个中国完整历史的浓缩”，比如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文革十年只用了几页纸就带过，明显无法深入全面剖析，不过这证明他的实事求是。一般人的自传通常都有自吹自擂、避重就轻、掩盖事实、混淆视听的弊病，尤其是所谓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像所谓《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什么的，大部分是骗人的，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基本不可复制。但如果是文学、政治、历史名人的传记，即使是编造虚构作品，满篇谎言不实之词，本身也是作品或历史的一部分，是了解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行为的途径，仍然具有参考价值。他的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可信度颇高，我并未把它当成传记来看，我是把它当成历史在读。

国民性格的传统和变迁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宏观历史巨著，比如《中国：传统和变迁》；第二种对国际汉学的持续追踪，即他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为国外汉学家各类著作所写的书评；第三种则是这本《中国回忆录》，书里对作为“个人”的普通中国人贴进观察，刻意描绘东西方文化差异在处世方式上的体现。虽然里面有些观点有些已经不合时宜，但仍是当代西方人观察中国的一块基石，也是中国人反省自身的重要参考。先说两个有点陈旧，迟早会落伍的观点：首先是法治思想。费正清在中国生活期间观察到中国人精神有一种顽固的模式，即道德可以取代法律——而且他还认为这是西方人要求在中国的获得治外法权的根源。费正清认为这是保守的儒家知识分子代代相承的文化之根，觉得很难改变。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律契约精神在民间的普及，中国人最终可以摆脱掉这种思想的桎梏，摆正法治和道德的位置。至少已经形成坚定的信心。其次是阶级分布。二十世纪上半页的中国仍是半封建农业大国，工人少而农民多。费正清也把这当作中国与西方的最大区别。就是基于此观点，他比别人更早预测到中国内战的结果。国民党从上往下推行工商改革，共产党则从下往上实施土地改革，后者因更得民心而必胜。现在，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新的阶级构造已经初露端倪（同时也带来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但是，费正清下面两个观察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有很深的渊源，值得当代人反思：“其一，政府垄断了组织，一切组织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在政府的统治下开展活动，否则就被认为是政府的对手而会视为危险。”国难当头时期的中国，国民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既有维稳作用，也有集中资源的意义。所以这句话在当时也只是一个犀利的观察。但我们要是通过他这句话来审视现代社会，就会对东西方社会存在的差别有所领悟。西方在传统中就有一些功能健全的民间组织（比如教会等），它们培养民众社交技能和团体意识，但是现代中国却没有类似的民间组织，就算是官方的教育机构也没有此种培训计划（现行的选拔制教育只是想着如何刁难我们可怜的儿童）。居民就像一盘散沙，在需要互相救助的时候，很多人只会“打酱油”，新闻里曝光的一起起“无耻路人事件”就是这种社交缺乏症的某种体现。与此相反，在累次爱国运动中，民众又过于狂热导致局面失控。这又与民间缺乏基本的社会和组织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人人各行其是，极易受情感支配，就像马修·阿诺德所批评的野蛮、不开化的非利士人。其二，费正清观察到，在中国批评不是好事。中国人的社会地位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如果一个有地位的人受到批评，他就会感觉自己遭遇信任危机。西方人认为批评使人进步。中国人却觉得自我批评非常糟糕。美国作家E.L.多克托罗说，美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自由批评拉近了民众与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中国似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使信任危机和批评脱钩，那必须培养更强的自信心才行，而自信心的基本来源是诚实。费正清又观察到，美国精英的诚实（通过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塑造的）与中国式精英精明灵活的手腕很难相容！这大概也是西方文化很难在中国推行的原因。费正清同情新中国，这使他在麦卡锡时代受到指控。实际上，他并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也对它没有多少兴趣。他更愿意保持客观中立，并且坚持站在底层民众一边。谁为民众说话他就同情谁。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更像一个师法“中庸之道”的儒家君子，虽然思想比较开明，但也有一点点迂腐的感觉。

历史与政治的分野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讲述的是费正清一生与中国发生的联系，他曾经被斥责为“失去中国”的负责者，中美关系缓和后，又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7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揭牌，或许也意味着费正清与中国关系的定格，然而费正清又怎么看待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呢？1972年，费正清跟随“中国人民之友”访华团来到中国，在他看来，照顾和款待是如此的慎重而微妙，“友谊被尊为一种责任，体现为双方之间的权力要求和义务承担”，一旦一个外国人被视为中国朋友，就“必须进入中国的人际关系网，并忠实地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算作中国人可靠的朋友”。然而，费正清是否会认同这样的朋友关系呢？费正清以史沫特莱的例子说道，“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史沫特莱健在的话，她会对最近被揭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的劣行作出何种反应”。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其实，费正清一直所坚守的，或许只是一个史学家的原则。虽然，我们说起历史来可以上溯到司马迁的《史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历史与政治、乃至哲学的分野或许并不太遥远。历史学家兰克就曾经指出，哲学家是从“其理智之外发现的一个真理出发，建构一个切合他对人类命运的认识的历史过程”，而只有强调历史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去发现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和思考的。而正是从兰克开始，历史学才真正存在自己的意义，而非依附于政治与哲学。有意思的是，费正清与中国发生关系的起点，就是对于外交史的再次发掘。通过历史，去还原真相，而非以某种政治形态去影响历史的源头，这或许是费正清多年来对于中国历史的思考。在书中，费正清以西班牙内战为例子。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自由政府时，473名议员仅有16名共产党员，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是借口向布尔什维克开战，以武力帮助了佛朗哥，而英法美却以“中立”为由，停止了向合法政府提供武器。这一带着思想意识形态的政策，最终使得二次战争爆发。而同样，费正清正是看到了意识形态之争之害，才最终选择了同情左翼共产党员，也最终“失去了中国”。当然，中国不会失去，现在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既合作又竞争，但只有我们以回溯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一段历史时，我们才能明白，坚守对历史的最终信念是多么的重要。

历史的亲历者

“林徽因最最亲爱的外国朋友”费正清，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叙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发表了切实的感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物群像、社会风俗画，以及一段历史最真实的剖面。相比我们见过的主旋律历史叙述，以及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费正清的态度和立场都显得更客观、更中立，让我们能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正视一些历史真相。

费正清半个世纪的回忆

文/严杰夫1972年5月24日，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在25年后重新回到北京。费正清此后回忆起这次故地重游时说，这次重返仿佛是“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费氏夫妇见到了许多故人：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陈岱孙等。他们都是当年“太太的客厅”中的老面孔。只是，主人梁思成与林徽因已不在人世。然而，即使有着如此遗憾，我们依旧可以从“聚会”的名册中，勾勒出费正清当年在华的交际圈。并且，在这份名册中，还应添上已经迁往台湾的胡适、蒋梦麟、王世杰、叶公超等。可以说，费正清的“老友记”几乎囊括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全貌。1982年，费正清出版了自传《心系中国：50年的回忆》(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回忆了他过去50年里的“中国情缘”。今年这部回忆录被重新翻译出版，费正清以自己是怎样与“中国研究”结缘切入。他把自己投身于中国研究，与一位投身传教的叔祖父做了类比，称两者都是一种出于信仰的行为。而其后的经历显示，他对中国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影响。回忆录的核心部分，主要是费正清对二战前后两次前往中国的回溯。第一次，尚是牛津大学学生的费正清，为了完成博士研究来中国生活了4年，在中国学术领袖圈里结识了许多人；第二次，已是哈佛讲师的费正清，以美国政府职员的身份在战时回到中国，这一次费正清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国统治阶层的实况，也接触了中国国内的各种政治派别。也正是这次“中国旅行”后，费正清得出了中国很可能将最终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结论。战后的历史印证了他的观点，但也因此，费正清在50年代受到了麦卡锡主义者的指控和攻击。冷战后期，中美关系开始出现转机，并最终在文革后实现了正常化。那时的费正清作为美国国内的中国问题权威，曾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的问题与基辛格讨论，对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会见周恩来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产生了影响，使整个中国问题重现生机，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很大转变。基辛格曾含蓄地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不过，在跟随外交官员再度回到那座生活过4年的北京城时，费正清却发现这座曾经“足以让全世界城市嫉妒”的古都已物是人非—“城市早已失去了它原本的面貌”，“珍贵而美丽的历史建筑遗迹已经被拆得不成样子”。在费正清舒缓地记叙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中，包含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史料和历史评价，对于“身在其中”的国人来说无疑多了一种隔岸观火的视角，来看那50年间的中国。

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

费正清是何许人也？在维基百科费正清词条下面第一行居然是大大的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费玉清”，令人不禁莞尔。作为头号“中国通”的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本人就和他的大历史观点一样，常常被人误解。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费正清频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板砖：在美国，麦卡锡主义者指责他是“丢失中国”的人之一；台湾学者胡秋原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攻击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苏联说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大陆方面则批判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特务”。然而费正清却把这些批判当成是赞誉，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历史学家，他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和复合多维的学术观点注定不可能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所接受。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史学家的存在不是为了讨任何人的喜欢，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史者，宇宙公器也。”他只需要做好秉笔直书的本分，其他的自会有历史来定夺。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观察者，费正清不仅在记录历史，同时也在思考着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常常被他精准的预见性所折服，例如1949年建国之后，他曾经对共产党执政将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分别是：人口问题、官僚腐败的问题和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当然费正清并不是天生的预言家，他也有漫长的围着中国古老的城墙打转，而不得其门而入的时期。到北京的第一年（1932年），他和妻子费慰梅积极地学习中文，享受着异国生活的快乐，尽管已经有种种明显的迹象，但他们只是到了事件发生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日本侵略和社会革命即将在这片土地上猝不及防地爆发。在这部1982年出版的唯一的自传中，费正清摒弃了《剑桥中国史》等学术著作中官方和正统的史学观，而经由深刻的历史解析和微妙的私人情感的结合，更多的体现了他个人的观点。这不仅是一段五十年的回忆，更是费正清对于自己学术体系形成的一次系统梳理：他是如何从懵懵懂懂跟在历史车轮后面的记录者，成为建立在精通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上的观察者的。在跟随他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阅读历程中，读者也仿佛拿到了一把通往现代中国的钥匙。费正清能够快速、准确地接近现代中国的本质，源于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交流。在与蒋廷黻、胡适、梁思成夫妇、费孝通、金岳霖等人的交往中，他逐渐摆脱了西方价值观体系的影响，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深刻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得失的观念体系。余英时评价说：“这种历史观念贯穿了费正清的一生，也影响了他的学术事业——东亚研究中心和他在中美关系中所持的立场。”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建立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他说：“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正如青年费正清对中国的心声：“不是中国在呼唤我，而是我在呼唤中国。”我们不再对立，我们彼此相溶。刊于9.28 《周末画报》771期

很有看点，很受启发

费正清的大名如雷贯耳，不过之前并没读过其作品，知道他是中国问题的专家，还有以他的中文名字冠名的哈佛东亚研家所也是广为人知的。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是他生前写下的有关他自己50年以来的求知、求学、工作和学术的生涯，自然其中有很多的话题是与中国密切相关，特别是这些文字中包含了从晚清、民国、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中国的命运，让读者站在一个历史学者、一个外交官员、一个美国公民的立场上，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和大量书信的往来，生动地了解历史、验证历史、判断历史、推测历史、并对照现实，展望未来。读这本书可以说是源于自己多方面的兴趣，这是对学者的生涯感兴趣，也是对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感兴趣，更是对学者所处的年代所发生的大事感兴趣，还有就是对学者所交往的人物感兴趣，对学者在工作、生活和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感兴趣，对学者获得的研究成果和结论感兴趣，对学者的人格力量感兴趣。总之有很多兴趣所在其中！本书中的第二部分“我们首次发现中国（1932-1935）”，第四部分“华盛顿、重庆和上海（1941-1946）”和第七部分“渡过难关”中有一节关于1972年中美恢复邦交后的访华实录都是作者在中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的亲身见闻，非常有可看性，也十分精彩。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动荡或者处于内外战争的非常时期，各种人物、各个政党、各项活动的发展，事态的变幻，还有历史的见证都是生动有趣的，也能看到作者在其中的处事方式和行为思路，看到一个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对与之交往的中国朋友们所表达的情感和态度，同时也让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和评估曾经的历史。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一个国家和地区，并在那里结交了许多异国的朋友，无论是谁，一定会对那个地方以及那里的人有深厚感情的。比如作者的中文姓名费正清就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取得，当然作者与他们之间的情谊也能在书中让大家得到进一步的了解，还有胡适、蒋廷黻、钱端升、梅贻琦、龚澎、乔冠华、周恩来、陈立夫、宋庆龄……一连串的名人，都是我们熟悉的，都与作者有过交往，其中很多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四川李庄（中央史语所的所在地）、昆明、重庆等地，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也印证了以前自己看过的相关书籍和故事；而在战时陪都重庆时的回忆，尤其是与当时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办事处一些人员的交往，更是十分珍贵的资料，仿佛让读者亲临了现场，目睹了栩栩如生的事实。假如撇开以上这些吸引人的看点，纯粹读一读作者成长的历程的话，那么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其求学求知的态度，其学术钻研的热情，其公正为学的态度，其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其待人接物的思维，其对待学生的勉励等等，都是令人景仰的！作者曾经对那些想感恩和答谢他的学生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句令人感动的话：“你不需要偿还，只要传承下去即可。”我相信，他的历程不仅仅是对于学术有参考的价值，更对于我们普通的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启发。

这里是中国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张爱玲《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知识分子，爱情化为泡影，肉身变为交换，苦苦挣扎，让人潸然泪下。钱钟书《围城》里的方鸿渐，怀揣着有名无实的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在大学当老师，因为不合时宜、不会钻营，最终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湮没。巴金《家春秋》里的觉慧，为了寻求理想，毅然与封建大家庭决裂，走向追求自由之路。这就是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上，封建自然经济逐步瓦解；政治上，由国共十年内战转向国共联合抗日；对外关系，日本侵华，抗日战争开始。这是民不聊生的中国，这是内忧外患的中国，这是风雨飘摇的中国。1931年，费正清来到中国。以一个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博士生身份来到中国，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他看到的，是顾曼桢、方鸿渐、觉慧们的痛苦与挣扎，却无法真正体会他们的切身之痛。作为外国人，他享有更多的特权，享受中国人所不能有的便利，也使他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体验与观察。在耄耋之年他写了《费正清中国回记录》。这本回忆录里我们看到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名义：老舍、丁铃、乔冠华、梁思成、林微因、闻一多……看到了在上世纪的中国他们的痛苦与挣扎，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抗争。这不仅是一本回忆录，还是一本中国断代史的缩影。梁思成为他取的中国名字——费正清，含义是费氏正直清白。正直清白，也暗含那个年代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希望。费正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要得益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历史的敏锐观察与精辟分析。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记述几次来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在美国国内对中国及亚太的延续研究，中国成了他事业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国家。许多人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费氏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然而在不经意中他透露的那些治学的方法也非常值得借鉴。当时在美国，从未有人研究中国问题，但他说，如果当前没有这个领域，就视为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的，这将会为研究带来很多方便。还有，在哈佛，他带领研究生讨论论文，每个人都要尽力找出论文的缺陷，不能说大话，这让参与讨论的人在批评中受益，这对提高论文质量和研究效果有较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取得的成就，在他付出的努力却更值得我们学习。这本回忆录里涵盖的信息量之大也是是前所未有。从中国到美国；从苏联到越南；从北大清华到到哈佛；从学者知识分子到政界要人；从二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地点、人物、时间的大量转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感更为丰富的费正清。书里用一定篇幅记述了费正清和中国朋友的友谊。在1943年，当他看到西南联大的老师正遭遇生活的困苦时，他四处呼吁和奔走，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一些药品、物品和其他帮助。而在林徽因的传记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当时梁思成和林微因正饱受疾病和饥饿，费正清及时的救助让他们暂时渡过了难关。在这本传记里，又一次重温了上个世纪我们熟悉的历史，重温了费正清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景致；重温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重温了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路。

“头号中国通”帮你读懂中国现代史

如果你对海外的中国研究有所了解的话，你一定会听说过“费正清”的这个名字。这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一生（1907——1991）主要就是从事中国问题研究，时间长达50多年。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有些人都活不过50年。可以说费正清把他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中国问题研究，他被誉为是“头号中国通”。这本他的个人回忆录，可以看作是他个人化的中国现代史，一个美国白人眼中的中国现代史。阅读这本书可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读者读懂中国现代史。1932年，费正清25岁，从美国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调查学习，从此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来中国之前，他曾经有过四段不同的学习经历，包括在艾克塞特、威斯康星、哈佛以及牛津的各两年期限。这些学历的经历对他能在北京，这个有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的文化古都，也能保持他对自己学术研究方向的判断力。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是一名画家，善于运用她敏锐的感官去体验在北京的生活。可以说北京成了他们新婚生活的理想城市。当然在享受这快乐的时候，他们也感受到了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社会革命的爆发。1931年在中国沈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借助于作为外国学者的身份，费正清结识了在北京的多位中国学术精英，比如领导“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先生，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中国地质调查所创立者丁文江，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这样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梁思成是梁启超先生的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是一代名媛、才女。梁思成夫妇成了费正清夫妇最亲密的朋友，两家住同一条胡同,经常结伴外出旅行考察，甚至“费正清”和“费慰梅”的中文也是梁思成帮助取的。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国方面的专家在美国情报协调局工作。美日交战后，他被派往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重庆的潮湿和乱哄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当时的重庆比作是破旧的盒子堆积而成的垃圾堆。也正是当时的重庆，他接触了大量的左翼人士，通过《大公报》的记者杨刚、中共的新闻联络员龚澎,进而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通过与左翼人士的交往,费正清对中共产生了好感，提出了美国应该尽快与中共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建议。回美国后，费正清更是把主要精力投身于中国问题的研究。1946年8月，他回到哈佛大学，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的第一任主持人，全神致力于中国问题的研究。1955年，他经过多方面努力，取得哈佛大学的支持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并出任第一任主任，直至1973年他退休位置。鉴于他为东亚研究中心做出的杰出贡献，他退休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命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这是对他一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最高褒奖。在这本回忆录中，费正清先生以他一贯的睿智，用风趣的笔墨，把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他与中国五十多年的这段情缘尽显笔端。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

额

看成费玉清了。。。。。。。。。。。。。。。。。。。。。。。。。。。。。。。。。。。。。。。。。。。。。。。。。。。。。。。。。。。。。。。。。。。。。。。。。。。。。。。。。。。。。。。。。。。。。。。。。。。。。。。。。。。。。。。。。。。。。。。。。。。。。。。。

费正清：与中国纠葛的一生

对费正清这个大名鼎鼎的名字，我所知甚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长沙上学的时候，对书架上那一排厚厚的《建桥中国史》欣羡不已，而他的名字赫然在主编之列；第二次，大概是后来看到一本有关林徽因的书，里面写到她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外国朋友，即费正清和费慰梅。以至于我长期以来都有一个错觉，以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至少也应该是个华裔外国人——“正清”，这样一个完全中国味儿的名字怎么可能是一个外国人的呢？然而，费正清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他的一生确实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一生所有的辉煌与荣耀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中国成就了他，他也影响了中国。他这个名字本身就是由中国人给取的。1932年初，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而第一次来到中国，在此期间与梁思成相识，由梁思成为他取了这个完全中国味儿的名字，意为“费氏正直清白”。后来，他在二战时参加战时新闻局，把名字改成了电影名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的中文名字“范朋克”。1942年9月26日，他在四川李庄再次见到了梁思成，又听从梁的劝告，将名字改回“费正清”，一直沿用一生，并最终在国际汉学界大放异彩。他与中国交往很多，对中国了解很深。1929年，费正清进入牛津研究东亚问题而与中国结缘，此后先后于1932年、1943年、1945年、1972年分别以学生、政府雇员、著名学者等身份四次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前后长达七八年之久，就连他与费慰梅的婚礼也是在北京举行的。在这期间他不但到访中国各地，为自己的历史研究搜集资料，而且与中国的梁思成、林徽因、蒋廷黻、金岳霖、胡适、乔冠华、龚澎、郭沫若、茅盾等诸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政界官员广交朋友，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贴身观察中国、感受中国、理解中国。而他不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则以研究中国为业，一生的成就与中国密不可分。他致力于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一手创办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极大的推动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被誉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头号中国通”，他著作中的绝大部分也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他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撰写的《美国与中国》早已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经典著作，而由他作为主编之一的煌煌巨著《剑桥中国史》则更是成就了他在学界的老大地位。与诸多埋头书斋的学者不同，他作为中国问题专家，同时身跨学政两界，对美国的远东以及中国政策提出建议，从而影响了中国。二战时，他就作为美国政府官员两度重返战火中的中国，为现实服务。他认为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不同，社会秩序不同，民主、自由、人权、法制都是西方的独特产品，并不能移植到以农民为主体而又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他“共产主义不适合美国，但却适合中国”的名言尽人皆知。早在1943年，他以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和对国共两党的深入观察，判断中共将获胜，并指出美国应该放弃国民党政权，而选择中共，理由是中共更能有效维持中国的统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他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中国的研究中来，因为政治原因他无法到中国来，但他研究的足迹却便及中国周边所有国家，并且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致力于推动美国与中国建交，他的所作所为对于中美两国的相互接触、和睦相处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不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为中国人更好的看清自己、理解自己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费正清先生在这本回忆录中以时间为序，对自己50余年来与中国的纷乱纠葛、个人的研究历程，周遭的人际交往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回顾，记下了自己与中国纠葛的一生，大致相当于他一生的一个总结。当然，因为涵盖时间比较长，很多内容只是一笔带过，显得很简略。比如，对我颇为感兴趣的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交往，几乎就只是一笔带过，与国内写到此处时对他们友谊的大力渲染相比，着实让人失望。但是，这本书是对于了解这位头号汉学家的一生还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想要了解他的人确实可以一读。事实上，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82年，这次能够再版，本身就是其价值的一种真实体现。

外国人回忆录看起来如抽丝

如同看丘吉尔回忆录一样，这本书的前二百多页，可以说是慢慢吞吞缺乏兴趣的读完的，也即费式青少年时的求学及成长经历，加上翻译水平不佳的问题，着实让人提不起阅读兴趣。但当时间进入中国抗战时期，费式作为美国政府情治机关官员来到中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想，开始生动有趣起来。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这段时间在中国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更有一种亲近感，那段历史多多少少也会有些了解，结合费式的经历比较容易带入；其二是费式站在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学者的角度对中国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不同于一般中国人的考量，新鲜但有理有据；其三是费式对国共之间双方的描写，让人对那段历史产生思考，的确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一些启发是，一，知识分子阶层确实是整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无论何种政权，都要把握好其与知识分子的距离，既不能太过亲近，让那种理想主义的想法充斥于政治，又不能过于疏远或是故意打压，让知识分子与现政权离心离德。既要让之服务于政权又不能让其过分干预，确实难以把握。二是，我们常常听到延安精神，或是如斯诺所提过的“红星照耀中国”的那种感受，但因那段历史离我们太远，或是来自党内的宣传已使我们耳朵生茧，反倒是在本书中费式对那是延安及重庆为了共产主义奉献的共产党人的描述让人不禁佩服和向往，由衷的感受到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诚与热爱，以及对民族救亡坚定信念。三是，从国共两党对比，及中共自身当时与现在对比进行反思。哪怕如那是的中共那般对未来对人民积极平均热烈的党，真正成为执政党后，面对整个国家的吃喝拉撒，家长里短，恐怕是有一种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现实包围的感觉，不管是面临的各方面困难，还是来自于权力利益的诱惑，如何继续保持理想与信念的的确确是一个极难解决的历史性或者阶段性难题。最后，这本书的腰封上有多人联名推荐，许知远也发表了观点，属实说我之前对其印象并不好，认为他只是站在风口浪尖浪得虚名之徒而已，他的书我也只读了一半就弃了，然而我现在虽然仅仅看了二百余页费式自传，就甚觉许知远这句话概括的十分精当，“如果没有费正清与史景迁的作品，我想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一位美国学者的中国情结

一位美国学者的中国情结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着越来越多的声音，对于中国的评价也多了起来，褒贬不一，有的是赞扬中国取得的成绩，也有的是提出中国将制造些麻烦。声音多了也不是坏事，让我们对中国有一个更多方面的角度，更有利于让我们从自己的认识出发去看待中国的发展与未来、成就与不足。当然，过多的声音也会造成我们思维上的混乱，于是我们希望能直接倾听那些理智的声音，那种理智足以让我们接受他的观点，那种理智也能够让我们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断。费正清先生应该就是这样的人，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研究中国的学术之门，在中国结交了自己学术和生活中的朋友，倾尽一生精力研究中国与美国甚至世界的关系。可以说，这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是他对自己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回顾，也是他对于中国的深情表白。在阅读书时，我不时地将费正清先生与其中国同仁相对比，得出的一些感慨值得深思。费正清先生从事中国研究，首先得益于他是一名学者的身份。从哈佛大学到牛津大学，后取得奖学金游学中国，从一名不了解中国的学生成长为一名深谙中国地区的专家，费正清先生可谓得到了各方面的照顾：教育体系对于他从事研究的支持，政府在他到中国、日本等地从事研究是给予的帮助，当地学者在语言、专业甚至是生活上对于他的关照。从事东亚及中国研究，在上个世纪初看来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术研究选择，但从现在看来绝对是一个宝藏。民国时期是中国大师辈出的时代，与费正清先生同时代的梁思成、金岳霖等人，同样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但他们却没有得到费正清先生一样的待遇，因为兵荒马乱，他们在战争中颠沛流离，甚至没有生命的保障；因为政局不稳，军阀割据，他们的学术自由同样得不到相应的尊重。费正清先生来中国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他进入华盛顿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并被派往重庆执行任务，后来回国后又多次当“官”，任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先生在当官的时候依然可以搞学术，而且可以借助当官上的一些便利为自己收集资料积累素材，他一生著作等身，后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便是对其从事东亚研究一生努力的肯定。回过头看中国的官员，费正清的老师蒋廷黻的经历可见一斑：他当官以后便无精力搞学术研究，整天被一些琐事缠身，一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经常找他要事情做。费正清先生创立东亚研究中心的初衷，是要教育美国民众，让他们更理性地看待中国问题。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情怀，才能培养出有气魄和胆量的学者来。我们悲哀地看到，这种情怀如今已经距离中国学者和官员越来越远了。2013-10-20

中國人民的朋友

By 亂現在如果提到“費正清”這三個字，已經不僅僅指的是那位哈佛大學致力於中國學研究的學術大家，更有可能說的是“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從1936年到1977年，費正清在此地教授中國歷史。四十多年的執教生涯，已經讓他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遍佈世界上各類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基金會乃至政府機關。他在中國研究方面內長期而富有成果的研究，已經讓其成為該領域名符其實的泰斗。在費正清榮休之後，哈佛大學將中心重新冠以他的名字，以表彰他在中國研究及促進中美兩國關係方面的卓越貢獻。實際上，他的學術生涯與東亞研究中心的成長已經融為一體，他的人生經歷也就是一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史。費正清在中國研究方面可謂著作等身，其中影響最廣泛的則是於1948年出版的《美國與中國》。這本書成為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學生瞭解中國的必讀書。絲毫不誇張地說，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在向西方人講解現代中國歷史方面，沒有其他人做得比費正清更多且更出色。無疑，費正清是“最進步”的學者，他根據不斷變化發展的時局，頻繁修正他的諸多觀點，同時也讓他不得不直面研究當代中國歷史帶來的麻煩。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和五十年代初期，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用顯著的方法，給戰後的民族和國家帶來了一個更好的未來，對中國的共產革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而他也因這種觀點在之後的麥卡錫時代遭受批判，被認為是眾多導致“失去中國”的人物之一。即便是對中國共產黨來說，費正清也在不同的時代遭到不同的對待，亦敵亦友。在麥肯錫時代，他因為在美國遭受了無情的批判，而被中國官方稱為“同志”。而到了1977年，因為他關於中國勞改營的一些“不友好”觀點，共產黨領導層又拒絕了他對中國大陸的訪問申請。而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又因為長期支持和同情共產黨，時常被以“中華民國”自稱的臺灣當局所批判。也許是為了澄清各方的誤解，費正清在1982年出版了他的《情系中國：五十年回憶錄》（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或譯《中國回憶錄》《對華回憶錄》）。該書專門開闢了一個章節，講述“作為中國友人的波折起伏”，坦率地承認在“1977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漠地拒之門外”，到臺灣後又遇到的是“喧嚷的媒體抨擊”。他接著說，“顯然兩個‘中國’都在試圖告訴我什麼”（Obviously both Chinas were trying to tell me something）。他意識到，在中國人的概念裏，友誼總是意味著忠誠，約定被尊為一種責任，“體現在雙方之間的權力要求和義務承擔中”，“被視為中國朋友的外國人必須進入中國的人際關係網，並忠實地貫徹到底，只有這樣才能算作中國人可靠的朋友”。不幸的是，沒有中華文化傳統背景的外國人，很難達到這樣的儒家標準。不過，在他的回憶錄中，費正清至少為我們提供了大量與中國重要領導人交往的私人記錄。而這些在中國政壇叱吒風雲的人物，都能夠決定他未來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到底是不是真朋友。然而，在羅列了多個中國友人在文革期間的不幸遭遇後，費正清不再顧及自己的觀點是不是“友好”，不再被所謂“中國人民的朋友”光環所限囿。他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了“大屠殺”“納粹”“毒氣罐”。文章的字裏行間開始發力，開始顫抖，開始有了呐喊：“在這樣一個以禮儀著稱、追求教育事業的國家裏，中國的‘平均主義者’卻將其私憤發洩在這些知識份子的身上，儒家思想又在哪里呢？”

很期待的一本书

看了简介之后买了一本，希望是我期待中的文字和历史！感觉很多历史事实被掩盖了，我们需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那段历史的长河中，掩盖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经常听父辈们讲起，每次听到这个都非常有感触。从外部人眼中看自己，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本书所描写的历史应该会比较真实的吧！希望这本书不会让我失望。不管怎么样，还是花了俺几十大洋的。

蒋介石是怎样失去知识分子的

从《马可·波罗游记》开始，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始终建立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之上，而费正清毕生所致力于的，是一种全新看待中国的方式。1932年初，费正清作为自己中国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带着模糊的设想来到了中国，自此之后，他先后六次来到中国，以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身份见证了中国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在文革末期再次来到中国。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中，作者花了很大的笔墨描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境内特别是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境地，之所以着墨颇多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的很多教授是作者的老朋友，特别是费正清还在清华大学执过一段教鞭，也不仅仅是同为知识分子，费正清看到这么多有才华的教授精神富足却在生活上如此拮据散发着天然的同情心，更多的是费正清先生以一种局外人的中立视角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为中国知识分子代表的中国未来的担忧，作为知识的承载着和传承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统治者是为自己的个人和党派利益着想，还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局出发做出某些决定。在亲身经历下，费正清深深地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以及其中的官僚分子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侵蚀以及对中国未来的短视。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政府逐渐为知识分子所抛弃，当然这也凸显着国民党在逐渐失去大陆。历史学家蒋廷黻在1934年一篇标题为“中国当前形势”的演讲中总结道：“历史让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不会放弃这种职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使得蒋廷黻越来越迫切想实现这种信念，尤其是当日本1931年占领满洲国、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占领热河省、1934年侵入天津、北京地区、1935年试图侵占整个华北，日本以上种种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迫切要求中国人开始行动。（p90-p91）同时，要想反抗日本侵略、赶走日本侵略者，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下和以后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因此，让中国在国民党代表的南京政府引领下变得强盛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这也是蒋廷黻和其他知识分子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昆明还只是位于中国西南边远地区的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省会城市，1938年，来自中国华北的三所流亡大学（他们分别是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入本地。（p194）自此之后，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代表着中国学术精英在昆明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困之中。通货膨胀带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常现象，其中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表现为混乱的进口商品价格，因此有许多官方背景的中国人和美国人趁机在市场上大捞一把。（p196）相比之下，教授们虽然在学术上十分精通，占据了理想主义的高地，但是在物质主义上却不如昆明当地农民过得踏实。无需描述教员们是如何居住在简陋的阁楼中，依靠卖书卖衣生活，陷入债务，最终因营养不良而患病。无论是官方故意的受害者，亦或仅仅是受通货膨胀的牵连的无辜者，仅仅是所承载的民族能量和堕落生活，他们也应该得到帮助，（p200）事实上，蒋介石试图作出努力来巩固政权，但他的执政思维过于拙劣，结果只能导致学术界与其更加疏远。例如，为了应付通货膨胀，他通过颁布法令来稳定肉价，但并不起作用。（p250）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教员不惜牺牲知识分子的尊严去求得基本暂时的温饱，坏的运气总是接踵而至，除了与入不敷出的生活条件作斗争，这些以知识为生的教授还要遭受教育部门的发难，最终导致这些代表美国自由理想的教员士气低落，走向消亡、离散或堕落。在1942年费正清写给南斯的附信中提到了教员们在上级教育部门管制下的艰难处境：现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博士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实行严格管理，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已经掌握了清华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的办学方针政策。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这是拥有权利和财政支持的国民党和教育部门与决心保护美国传统的自由的教学方式的教员之间的较量。然而，这是一场不平等的较量，因为教员只能通过廉价出售收藏的书籍和衣服来维持生活，而这些微博的生活来源很快就会消耗殆尽。（p200）而在1943年7月，费正清则记录了另一场教授们与教育部门不自量力的争斗：5月底，西南联大全体教员大会后两位代表被派往重庆递交了西南联大全体教员要求适当增加生活补贴的申请，但未取得任何进展。另外一项要求是，想利用西南联大实验室进行商业生产，孔祥熙希诺、委员长批准的300万元遭到了陈立夫的否定，他提议在所有的公立大学中开展此项目为借口，最终导致西南联大只能从全部预算中1700万元中吞下只有80万元的恶果。陈立夫的这一行动最终向仍需要结论的人们表明。CC系一心要打压西南联大的教授。对此，西南联大的教员们也做出了一定的回应，其中，各个专业的教授们公开表示他们对当局不再有任何的义务，他们将竭尽全力寻找自我谋生的方式。（p256）另外，随着战事的吃紧和经济状况的恶化，社会的消耗在不断地增加，政府也越来越不得不专注于紧握实权，对情报机关和暴力机关的依赖使得国民党政府的手段变得匮乏且不断地运用专制的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教学秩序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破灭了教授们对国民政府所抱有的民主幻想。蒋介石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个人的青年军官秘密组织，（p247）在这其中，戴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创立的秘密情报部门常常使人闻风丧胆，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大概是战事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了。（p217）而对思想和人身自由的把控也经常使昆明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白色恐怖的心理状态，而也正是这些自由主义者希望代议政府能够移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很不幸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显然拥有实权的戴笠为代表的安全组织系统，他们拥有暴力手段，能够吓唬异己分子并打击反对派，显然压倒了国民参议会，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如同宣扬自由主义的教授本身一样，正在日益失势。（p239）在此政治生态下，特别是1943年5月，当作者回到昆明后，发觉这里的教授因为掌权者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对自己是一种羞辱而感到沮丧，他们预见牢不可破的警察队伍会控制整个中国，随之而来的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消亡，经济生活以及人民思想受到管制，他们看不到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p251）经济上的窘迫、教育自主权被剥夺以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倾向使得原本被认为是国家救亡中领导力量的国民党以及其政府走向了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即使是作者这样一个外国的观察者也能够明晰的察觉到这群代表着民主自由的教授群体中弥漫着堕落下的消沉、压制下的愤怒的思想，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及其政策的不满达到了几近把斗争放在台面上的地步。正如作者在本书的第二十章开篇所讲到的：“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之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p240）当然，国民党的统治为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被丝毫不差甚至加重移植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普通人头上，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整个国家范围内的财富流向少数寡头手中，大批企业破产，普通人更是难以为继；政治上的专制统治下的大批秘密警察机关把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对国家的失去越是明显，国民党政府越是只关注于政治的统治和对全国的把控，思想、改革以及各类项目都退居次位。在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在不断减弱的过程中，抗战的胜利暂时为其减轻了国内外的压力，甚至在1945年年中的时候，蒋介石还被尊称为民族英雄而受到爱戴，但随后国民党政府不顾一切的发动内战破灭了民众几十年来和平建国的追求，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暴露出了其只顾及个人利益、政党利益而不吝把整个国家推向战争的反动本质，最终被人民所抛弃，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政府在大陆覆灭，此后，蒋介石集团陆续转移至台湾，12月10日，蒋介石搭乘飞机逃亡台湾，自此，国民党完全失去大陆。

正直清白的回忆录

Google地图有一项特别出色的创新功能，叫做“街景”。不同于地图模式甚至卫星模式那种从高空向下俯视的上帝视角，街景功能则是用Google特制的设备拍摄制作而成，神奇般地仿佛将你“置身”于你点击的那个位置上，你所见的是站在实地才能看到的360度全景，不再是简单的直线方块代表着道路建筑，车流不息的街道、繁花似锦的花园、矗立的高山或者高楼，一切尽在眼前。身临其境这个成语，仿佛就是为了这个功能才发明出来的广告词。《费正清的中国回忆录》就是一本像Google街景一样的书。它不是用Google的那种技术方式实现出来的，而是完全用肉身人力——也就是费正清本人多年的经历和记忆，将我们置身在那个时代的那个中国，在某个时刻的某个地点，用文字把他的感官都借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他的双眼、两耳、鼻子甚至皮肤，去感受那个历史洪流中的声色气味、冷暖炎凉。这类题材的书，绝不止费正清的回忆录这一本。无论是去大型书店，还是在网上搜索，都能找到浩如烟海的史实资料、回忆传记，很多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但是我相信，这本书绝不会淹没在这些文山书海中，反而会出类拔萃大放光彩。关于那个年代的很多书籍，有的只是空洞的宏观指点，讲的都是战局、形势、阴谋、政治、国际等等空泛的“大”话，有的就只是具体某个人的生离死别、坎坷命运。这是因为当时的国人，或生存维艰、困顿于柴米油盐，或壮志难酬、苦恼于家国衰败，记录下来的文字往往饱含生活之苦、乱世之怒，满含诸多情绪，又或者加入某个组织团体，言辞充斥太多利益。虽然这些书也能提供别样的视角，但只值得一览，不值得再读。费氏的回忆录完全不一样。费正清是当时战场之外且在中国拥有一定特权的美国人，没有生活之忧，没有性命之危，没有派系之争，特别是早先几年，他来到中国是为了做研究，而不是一个立场鲜明的政治家或者军人，纯粹是一个第三方学者的身份，这是难得而可贵的观察视角。他的文字不但有珍贵的客观和理性，更有与国人不同的细致和洞察。当时的很多风俗制度惯例文化，国人对其早就习以为常，未必加以关注记录。而作为一名外国人，费正清对一切他所不了解的异域风情、思维差别都充满了致密的好奇心。他仿佛带着一台高清3D摄影机，不时环顾四周，不时长焦微距。事无巨细，但凡亲见，都观察得格外仔细，记录得尤其细致。我有理由相信，这本书绝对不是多年以后费正清先生一一凭空回忆出来的。他一定有勤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然后从中整理编辑。事实上，书中不仅仅包含有私人日记，他还大量引用当时所看到的报纸新闻，所收发的文件书信，每一篇都标记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你可以从这本书里读到当时不同的人对于中国命运的真正想法和真实行动，以及他们后来观点的变化过程。因为有这些当时的文字佐证，所以书中不会有刻意曲解的美化或者抹黑，也没有华而不实的事后诸葛智慧。费正清先生从1929年开始下定决心研究中国，并且在1932年就真正来到了这里。那时正是日本侵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这个文明古国内忧外患，旧制度留下的腐朽和新势力革命的混乱，每时每刻都在刺激着人们的意志和精神。尤其是他进入中国的1932年，又是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的那一年，费正清亲眼所见日本驱逐舰在炮轰吴淞炮台。飓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全面战争之前就进入中国，能够观察到更多局内局外的细微纤毫。可以说，他没有错过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亲历了这一切。在中国的最初几年，费正清也并没有一直停留在局限的一地，而是尽可能地四处游历，他到过北京上海，到过河南山西，到过南京杭州昆明重庆。尽管他不可能真正走遍辽阔的中国大地，但他还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带来的特权，争取一切机会去见识中国的方方面面。他见识了中国的大学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界，他游览了名胜古迹看到命运多舛的国宝文物，他去商店购买物品看中国人讨价还价，他来到工厂参观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到了二战乃至战后，凭借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他接触到更多影响二战格局的各方人物，和他们对话，和他们共事。他改变不了很多事，但却始终忠实地记录着，感慨着。费正清和中国的缘分并不止于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中美分属不同的势力。研究中国的他也在美国经历了令人恐慌的麦卡锡时代。也许他曾预见到，也许他从来没有预料到，他还能再踏上熟悉的中国的土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人自然没有忘记费正清这样的老朋友。已经成为美国“中国问题”权威专家的费正清，这次不再是怀着研究的目的而来，而是像旅游一样见见从前的朋友们，带着不一样的心情，他重新观察起这个国家近年来的变化。这本美国人笔下的中国回忆录，由于政治立场、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还是带有很多敏感内容的。我曾问过出版社是否有删节，因为在我看来，如若因为观念相左就“大刀阔斧”，一则未免太为可惜，二则也改变了这本自传的写作初衷。所幸，这本书并无删节。而看完全书的我也相信这一点，书中提到很多和我们向左的看法时，依然毫不避讳一针见血，更可见它作为史料的可贵以及出版此书的中信出版社的用心和诚意。而这本回忆录，也正如梁思成给费正清取名的寓意那样，是一本正直清白的回忆录。

透过那双凝视中国的眼睛

在2013年秋得到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直到2014年开年才算是读完，不仅是因为书厚，而是，透过费正清那双一直凝视中国的眼睛，看见了半世纪中国的沧桑，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其中那些沉重的历史记录，虽然费正清用了平实和幽默的语调，但依然带给我无数心酸的伤感，这些伤感一步步将过去变成了我眼前的思考，很厚重的思考，却不能轻易落笔倾述，哽咽于心中，一直等着慢慢沉淀下去，才能开始动笔。费正清，这个名字原本是中国文化知识界名流名士耳熟能详的，经历了一段在历史长河里很短暂的沉寂之后，重新又开始异常的响亮，特别是在他“最好的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次红起来之后，连费蔚梅也跟着红了一下。这样被热烈关注的结果，是能看见他很多很多的书。眼前这本读来态度平和，简洁明晰，幽默的文里行间却透着淡薄哀伤和无限希望的回忆录，是费正清与中国长达五十年的情缘，也是他学术研究之路的历程，这里记录着上世纪费正清作为学者对世事的敏锐观察和睿智判断。透过他的眼睛，重新审视那个苦难深重的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依然矛盾重重的社会；历经战火洗礼，或是良善或是狡猾的民众；刚愎自用且腐败无能的政权和政府；惊涛骇浪时时涌现里，或是刚强或是懦弱的知识分子；各类暗潮此起彼伏的世界。他的历程告诉他，这是很难让西方“接管”的大中国，只能研究它并与之沟通。同样，他的历程也让读者在旁观者角度开始审视面对如此泱泱大国，如此厚重历史，如此浩瀚文化，如此变化多端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不仅是年轻时代就立志研究中国的费正清艰辛的学研旅程，也不仅是这个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个人视角全方位记录，更是我们这些读者从他眼里笔尖反思的一个契机。本书以平和的语调起步，回溯费正清的求学经历，为研究中国开始铺垫，紧接着便开始探索中国的行程，从北平到汉口、开封、洛阳、上海，重庆等等，中国的地名显示费正清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民生、社会、人文、历史、经济、政治，等等，他的目光几乎穿过了华夏土地的每一个角落，用他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烙印的视角深入地研究中国，就像他自己说的：“为求更好滴了解中国，人们在更大的广度上做努力，而这种努力同时也要求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他从研究中国的一开始便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样，他发现了研究中国将要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渐渐感到走进了一个谁也无法接管的地大物博的国家，而只是打算从中寻求食宿便利，并接受他们。”于是，他怀着“接受”的心走在中国大地，结识中国人，研究中国人，他看到了优雅高贵的上层中国社会，也见到了“流浪猫”一样的工人阶层，他探访中国的监狱，观察中国的时局变化，切身投入学术研究，并参与中英和中美文化交流，甚至“委身屈就”在各方政要和官僚治下，最后差点因为在中国抗战时的经历而被质疑。在整本书里，他一直致力于力求作为公平公正的史学家，他将自己面对的中国人、中国情、中国事予以平实的描述，没有过多深入的理论探讨，反而类似以时间顺序为引导的传记，叙述自己的学术历程。书中能看见他交往的各类“中国知识分子里的精英”，发现逐渐丧失民心的蒋介石，看见麦卡锡主义前后时期短视、“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官僚们对中国的曲解，感受到他在尼克松破冰之旅后重返中国，却面对的是在文化浩劫里逝去友人的沉痛，待他他幽默地描述出访台北，直至写到“拨乱反正”，中国开始准备改革开放前，他见到了访美的邓小平，他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书中最有趣的的是他夹叙夹议之余偶尔闪现的幽默，行文里保持一贯的优雅素养，没有丝毫尖酸刻薄，倒是让读者心领神会地感受到他作为学者，一直致力于教学和文化交流的认真；以及作为人文主义者，一直在维护文化尊严的风骨；还有作为倡导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为提高人们的认识而努力的坚韧。在费正清结束此书之时，他很有意思地指出来：“中国革命与其说是我们的敌人，不如说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关注自身发展，并没有对外扩张的野行。随着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一定能够互惠互利”。书末，就这样留下了他对中国的悲悯和对历史研究保持的那种坚定的信念、无奈的调侃、淡淡的哀伤，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并不像读学术著作那么累，时常未被他不经意地逗乐了，比如，他说道：“我们只有一些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保持着本国的生活方式，只不过生活地点变成了中国。”从这句可以发现他希望融入中国做研究的可爱想法哦，又比如：他对开创新学术研究领域提出来的那句“没有老师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永远不会真正毕业。” 再比如，“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一群历史学家中做一名汉学家，相反，我也知道如何在一群汉学家中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就像中国的强盗，他们从来不会被抓到，因为他们总会在两个省份的交界处，当一方追捕时就迅速逃向另一方的管辖区内。”当然，更多是他的回忆里的学术探讨，特别是发现他很多针对各方面的智言慧语，比如：“如何来评价基督教传教团对中国作出的贡献，这真是个难题，可能是一个误解的问题，因为你无法用任何令人信服的方式来回答。”想想他老师之一的苏慧廉，还有最著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就知道了。读者甚至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交友的箴言：“一个人从朋友那里获得的最好的东西，简单来说，就是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这些展示在他与众多中国友人特别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交往上，就更显得远比其他记录更让人感觉亲切。光影荏苒，历史见证了他成为学者，任教清华，获得牛津博士，讲学哈佛，从中国研究再到东亚研究，他伴随中国抗战，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各方支持，甚至曾当面向宋美龄请求“取消新闻审查制度”，最后还就“中国友人”的身份幽默了自己这个学者一下。他不断在勤奋和努力中认识和了解中国，“我学日语的目的是想知道日本历史学家写了哪些关于中国的作品。”他以这些勤奋去构筑自己丰厚的学识，“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如今，他结识的上个世纪熠熠闪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大多数载入史册，他写下的关于东亚的丰厚研究报告和书籍也归入经典著作，他那些看上去清雅简秀实际上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念，不仅映照了当时，也在今天还有实用价值，他对东西方的交流，提供了多方参考，对岁月来说，其实不过短短一个世纪，但留下的影响恐怕会更为深远的意义，这些留给后人评价吧。【原文地址】【网易】http://iwenqing.blog.163.com/blog/static/14301442201411693423872/【天涯】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50117&PostID=55440632

美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视角

费正清这本带有半自传和半访谈性质的回忆录，最大的价值还不在于那些对中国的描述本身，因为其中很多内容我们作为国人也已经耳熟能详了，当然，更加第一手的细节资料依然是可贵的，但更可贵的在于，这些描述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独立知识分子的视点进行的，这种来自不同视点的观察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比较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使用同一视点和逻辑，对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内在原因的审视——用同一视角对不同文明中相似的愚蠢和错误进行评说，这构成了第二重的比较研究。这本书的三分之二内容是在写抗战时期的中美之间的种种人和事，剩下的三分之一这包括“失去中国”之后美国麦卡锡主义愚蠢的泛滥，越南的失误，以及对文革尾声之后的中国的重新访问，所有这些记叙都包含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和历史评价。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人们是如何因为自己的能力极限，思维错觉，立场身份，最终让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不断持续下去，最终让所有人付出代价，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确实能够以惊人的规模扩大和普及这种愚蠢。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费正清这本回忆录两者兼具。所以，看费正清的这本书，会不时让人感到深深的惋惜，陷入传统和民族泥潭的人，无法有效借鉴已经存在于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力量，掌握这些的人，却又拘于身份和立场不便出手，而有权做决定之人，却又不具备正确的知识，人类的悲哀，在各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竟是如此相似，着实可叹。何时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生物的极限呢？此刻，先从自我心智的完善做起吧。

是他打开了研究中国的大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是他打开了研究中国的大门《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很久以前就知道费正清这个名字了，那是在《剑桥中国史》上看到的，后来又读了他的书《美国和中国》，不过要说真正开始了解这个人，还是在阅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传记时才使得这费正清从一个陌生的名字，一点一点变成一个具体的学者，不仅仅是学者，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看这本书很大一部分想看看费正清笔下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可是却没想到这两位他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在这本厚达460页的书中，只占了几页的篇幅，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我之前对费正清的了解有多么狭小。剩下的那么多篇幅都讲述了什么呢？可以说费正清的一生，可以说波澜壮阔，绝不仅仅是一个学者，游走了欧美中国，涉及政治、学术、教育、军事多个方面，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都亲历现场，所以他的故事自然就多得多了。费正清在中国只有几年的时间，所以讲述老朋友的故事，篇幅也就不多了。算起来费正清这个名字还是梁思成给起的，他和费蔚梅相爱以后，准备在相聚北京，然后结婚，在北京租的房子就在西总部胡同，和梁思成家很近，不过他们却是在一次展览上相识的，梁思成林徽因美国高等教育的背景，和纯正的英语，让他们一见如故。于是费正清就融入了梁家的太太的客厅，在这里他结识了金岳霖、钱端升、张奚若、周培源……甚至还有当年还是女大学生的龚澎，就是当年这个小角色，后来都成了风云人物，龚澎后来成了周恩来的助手，嫁给了后来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费正清来到中国正是抗日战争前夕，抗日期间，他作为学者再次来到重庆，并且肩负着收集日本情报的任务，等到再次来华，却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这一别，中国发生了内战，共产党解放了中国，接着就是抗美援朝，中国和美国成为了敌人，接着中国进入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还未结束，中国就开始秘密和美国接触，间隔了三十年后中国向美国再次打开了大门，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费正清再次来到中国，见到了那些老朋友，可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已经不再了。费正清的传记，其实也是近代史上，中美关系的见证，正是通过费正清的努力，为美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大门。

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之间

民间一直有一个“外国人写中国历史才可能接近真实”的说法，不过我对此却不敢苟同。因为我对于外籍写史者的作品是否会站在他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是否会带着如宗教或信仰的有色眼睛，甚至带有偏见看问题表示怀疑，尤其如费正清一样“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完成对中国的救赎”的一厢情愿根本不能接受……不过读《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还是动摇了我那些认识。单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为他选取了寓意正直清廉的“费正清”这个名字，胡适曾经带他视察监狱探望政治犯，在麦卡锡眼中费正清是丢失中国的罪魁之一……的经历来说，费正清之于中国就注定是个传奇性的人物。费正清是中国问题专家，他继承了作为传教士的祖父传教布道游走四方的生活方式，高中时代便选择离开家乡，为获取先进思想和文化而四处求学；青年时代又得益于牛津大学的世界性，对于中国历史就有了初步接触，彼时的他开始“模仿大英帝国的观点”，那是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道路上的最初体验，他说他体验了从未有过的人生感受，这些都恰好促成了他成为“通过对中国的研究来救赎中国”这样狭小而专业化的课题研究研究方向的中国问题专家。当然也有来自“面对挑战无比自信，哪怕在地平线上消失也同样葆有安全感”的父亲和母亲、姨妈等家族不同成员的深远影响，这些都使他更加笃定了自己的理想选择。他为自己的理想付出了终生努力。在一个彼时还尚不存在的领域开始工作，在一个彼时还身处于列强殖民之水深火热中的旧时中国展开自己的研究，而且还要不断克服自己在语言方面的障碍，减少自己宗教信仰和民族情怀的认识与理解方面的差异……费正清让我们看到，确实是因为这些障碍和差异才成全了他没有沿着其他人的研究方向，而独辟蹊径总结了自己的综合认识方法，才做出了关于考察早年基督教传教士团对于中国做出的贡献、中美关系、中西关系、伟大的中国革命等方面的独立见解。费正清不仅是一个颇具生命智慧又敢想敢做的人，也是善于将不利转化为有利的专家。《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不仅详细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记录了他为了了解中国而先后在中国求学和工作十多年，并且游走过很多城市的经历，记录了他与中国师长和朋友的深厚友谊，记录了他在中国在上海在昆明等一些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所见所闻和种种经历，记录了那些对他有过恩惠、有过帮助，影响了他并使他对中国产生兴趣的人与事。而且还极大限度地分享了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断努力和自我完善的方式方法。少年时代对于如何改变他人对自己的印象就有自己的小计谋，青年时代又有选择艰苦的工作历练自己的考虑，工作以后，在课题研究等方面又另辟蹊径使自己学术上取得成功……即什么阶段确立自己作为一位顶尖学者的身份，什么阶段要摒弃一些郊游及社会活动，因为与人打交道会浪费很多时间，什么阶段则应该走出去认识更多的人，拓宽自己的交际。还有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让读者看到了彼时的中国历史，看到了一些曾经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看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多么弥足珍贵。此刻，窗外的世界已经近乎灯火阑珊，而我依然随着费正清的中国回忆录走在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之间，唏嘘感喟。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美国梦，中国结

往事犹如火盆里逐渐冷却的炭火,不知道捡起哪一块,会更加烫手。（格非）写一本回忆录吧，当我们足够老，老到可以怀念的时候。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是个地道的美国人。“费正清”这个名字，是梁思成取得，既取谐音又接地气。好像全世界人民取名的时候都喜欢把期望寄托其中，“正”、“清”二字，正直清廉，君子坦荡荡。从美国来的费先生，完全可以担得起“君子”之名。他于1932年，目的是搜集中国本土的资源，考察中国的观点，来完成自己对现代中国的课题研究。自此，他与中国结缘。而对于这片土地，他既是一个观察者，却也是一个亲历者。学者似乎是一种天生的信仰，他们会执迷于一个特定的话题，然后乐此不疲，甚至乐意改变生活的轨迹。费正清便是这样。当他因着梦想来当这片广袤、古老而陌生的土地时，他笃定了这样的信念：要想研究中国，就必须融入中国人的生活。说来讽刺，在大多数条件都获得了长足进步的今天，关于研究这样朴素的规则，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人们从未涉足的远方，却总被谈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是动荡不安的。这片土地太古老，也难怪当“突然的变革”打乱了原本的秩序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措手不及。而之于观察它的人们，中国像极了一个绳结，原本有序，却不慎被打乱，变得复杂，纠结。也因此充满魅力。处在绳结中的人感到困惑，而观察绳结的人又只愿意观察而不像牵涉其中。所以费正清是个异类，在1932-1936年第一次客居中国，完成了资料收集并成功取得博士学位，返回哈佛任教后，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梦想却依旧没有消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是个研究员，却又像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周旋于各种权力之间，在为自己的民族服务的同时，小心地保护着他的信仰。进入70年代，当年的梦想家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老人。他在学术上的建树凝结成一部规模宏大的《剑桥中国史》，用它旷古绝今的客观与宏大，向世界诉说着这古老大陆的美丽与哀愁。当1972年中美关系焕然开释时，老人同妻子费慰梅一道返回这片他们曾经驻足的土地上，找寻老朋友和记忆。时过境迁，一切都有些陌生，但不变的，是往日的情结和回忆。卡夫卡说，当一个人身处困境中时，他所应该做的，用一只手挡住绝望，然后用另一只手匆匆记下在废墟中所看到的一切。和历史相比，人的一生太过短暂，但值得庆幸的是，记下来的东西，会被尘封到永久。至于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