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幽之光》章节试读

《烛幽之光》的笔记-第1页

家长主义、漠视乃至傲视并非总是对待价值差异的无益态度，哪怕是对待比这里所举的更为要紧的差异。问题是要知道，什么时候它们是有益的，可以放心地将多样性留给它的鉴赏家；什么时候——我想多半是这种情况，而且愈见如此——它们不是有益的，人们不能把多样性留给鉴赏家，而需要一种额外的东西：富于想象力地进入（和准入）一种异己的性情禀赋。
在我们社会，异己性情禀赋的最卓越的鉴赏家一直是民族志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学家也是，以不同的方式小说家也是，不过我想回到我自己的居留地上），他们渲染奇异性，颂扬多样性，低吟浅唱着宽宏大量。无论方法或理论上的什么歧异阻隔着我们，我们在一点上是相似的：职业性地痴迷于别处的那些世界，痴迷于它们为人理解——首先是让我们自己理解，然后利用并非迥异于历史学家的概念工具和并非迥异于小说家的文学工具，让我们的读者理解。
又鸡汤了，不过还好有勺子。
这两位描述世界的人，想象世界的人，比较世界的人，训练有别，志趣有别，而且几乎——如果不是全然——互不相知，他们却一起设法以无遮无隐的方式，表述了文化人类学在这些后殖民主义、后实证主义、后一切的时代里所面临的最关键议题。这就是地方性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说方言的田野研究的价值、可行性、合法性进而前景问题；那种研究，克利福德在一处轻飘飘地说是“深层游荡”（“deep hanging out”），克拉斯特则几乎页页都在颂赞（“我只需看着我周围的日常生活：哪怕稍加留意，我总能发现新东西”）。

《烛幽之光》的笔记-第112页

对历史学想象力来说，“我们”是一种文化系谱里的一个接合点，“这里”是遗产。对人类学想象力来说，“我们”是一部文化地名词典里的一个条目，“这里”是故乡。<原文开始></原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