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之欲》书评

她们为什么选择做“小姐”？

交流微信：xpweekly东莞大保健行业被一锅端后，珠三角的性产业陷入了低谷，但在这之前，珠三角的性产业一直走在全国的前沿，源源不断的外来流动的女性人口，成为了“小姐”。她们为什么成为了小姐呢？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丁瑜在她的新书《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中给了我们颠覆性的回答。1、金钱不是第一要素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小姐之所出来“卖”，就是为了钱，当然，金钱是重要因素，也常常是直接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在小姐这个群体中，真正极端贫困的人并不多，很多还来自小康家庭，甚至是公务员的老婆，即使是新的农二代，至少吃穿等基本生活需求是不缺的。之前，也有调查显示，很大一部分小姐不是来自农村的村姑，而是来自城镇或小城市的小康家庭，甚至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她们对生活有着更高的追求，想要名牌服装、包包、化妆品以及更高档次的娱乐消费，也难怪女大学出来坐台的新闻层出不穷。而村姑大多反而缺乏这种消费意识，而且村姑也偏保守，在小姐群体中村姑也欠缺竞争优势。因为丁瑜教授在书说，现在的情色消费不简单的是购买“插入”，也是娱乐、情感的消费，因为性资本还包括：美貌、性技巧、角色表演能力。也难怪，各大娱乐场所，把小姐们包装成女大学生、女白领等。2、性即反抗：对不幸家庭（婚姻或爱情）及男权的反抗在丁瑜教授的访谈中，很多小姐走上失足之路的初衷，是逃离自己不幸的家庭、婚姻或爱情，在农村，很多甚至小城市，女性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而且婆媳关系也异常紧张，很多还有家庭暴力、老公出轨、赌博酗酒等情况。她们通过出走的方式，进行逃离，甚至有的走上小姐之路，后来反而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重新拥有了话语权。所以说，这是对不幸人生和男权的一种反抗，文艺作品中也经常通过性来表达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3、情与欲的煎熬婚姻或爱情的不幸，导致女性爱情的缺失，同样，在性生活方面也乏善可陈，尤其是和作为小姐之后，大开眼界的技巧和丰富体验，与之前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在农村，男性外出务工的多，女性独自留守乡村，乡村娱乐活动匮乏，留守女性常常面临，感情和欲望的双重空虚煎熬。之前，在某农村甚至出现，一个村子里唯一的残疾人男性和村里十多名留守女性有染，笔者家乡农村身边案例，一妇女因为老公长年在外务工，与邻居家的男性老人发生了关系。丁瑜教授在书中也花了较大篇幅讲述小姐们追寻情感和性爱实践的故事。人欲即天理，这些女性都是正常人，都渴望情感的慰藉和欲望正常满足，这些在潜意识中，逐渐成为失足的推力。4、关键：跨越阶层的突围但是这些更多是使女性们出走，并不一定走上失足之路，但是，一旦进入城市，见识到严重的城乡差异与二元对立，见识到社会阶层的显著划分，如同刚刚进入大城市的小白领一样，渴望迅速的实现阶层的超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但是，现实是如果作为工厂女孩，是注定一辈子都无法实现这种阶层跨越的。何况，工厂工作机械、劳累、随时被人管束训斥，缺少自由，可能16人拥挤的一间的女性宿舍，生活单调乏味，工作2000-3000元左右。来到大城市，底层人都想实现对于自己阶层的超越，她们想像大城市人一样生活，但是教育水平不够，又没有技能，没有人脉关系，没有启动资本，唯一有的就是自己的身体。5、如何利用“性资本”逆袭小姐们用性资本进行了交换，获得了经济资本（金钱）和文化资本（信息和关系）。再通过换来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自己进行提升。（其实早些年，通过嫁人跨越社会阶层的，也是基于性资本，只是方式不一样，小姐像众筹，嫁人像天使投资）但是由于这种提升没有基础，所以这种提升只是基于外在形象、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及信息的表征上的提升。通过这三个表征，实现表面上阶层的跨越，但是他们挣扎的是注定失败的突围，一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摆脱“小姐”这一污名化的身份，“一日为娼，一世为娼”。二是他们刚刚换到经济资本，却在实现阶层超越上落入另一个无底的深渊：消费主义。6、消费主义的裹挟小姐们通过性资本获得了表面上的都市人身份，她们在提升自己的过程中，通过外在形象和消费生活方式，他们逐渐发现和塑造自己。但是，在消费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消费增长的速度，何况小姐是个青春饭的职业，现在挣钱容易，但不长久，但是消费的提升恰好方向相反，花钱越来越大方，但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消费主义是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合谋，即使白领也未能幸免。“国家通过消费行为在生产和分配领域创造了新的有钱有权阶层，他们有自己的消费趣味，同时操纵、影响着他人模仿与复制这样的趣味，以巩固自己的阶层地位及刺激经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宏愿。”“上层社会通过制造稀缺性、增加其符号象征价值，文化的立法者试图拉开与下层的距离。普罗大众忙于生存，对这种有闲阶级的享受不以为意。最苦的是中间夹层，他们惟上层的马首是瞻，却又不能洞悉其中的秘密，在势利的“占位游戏”中捉襟见肘，筋疲力尽。”结语：这个社会如何逼良为娼？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促成女性失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她们情感、欲望、阶层超越的渴望，女性的失足常常是因为情感、欲望、超越阶层渴望所形成的潜意识驱动，小姐们并不清晰这方面的目的，如果让她们自己回答，她们也多会回答是因为物质所迫，并会为自己寻找正当的开脱理由，比如抚养孩子的责任、赡养父母、供弟弟妹妹完成学业等。除了由奢入俭难的消费绑架和一辈子无法摆脱的污名化身份外，小姐的职业让她们看尽人性的丑恶，发生某种异化，所以说，一失足就是不归路。对于小姐的研究，让我们重新了解她们行为背后得真实动机，多一份理解，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大加指责。

《她身之欲》：从客体到主体

妓女这一职业古来有之，无论是中国的李师师、董小宛、柳如是，还是西方的茶花女（小仲马《茶花女》）、玛丝洛娃（托尔斯泰《复活》）、羊脂球（莫泊桑《羊脂球》），都是各自文学作品里的经典形象。而伴随着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建立，妓女这一群体，以及由之衍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成为一部分社会学者的关注对象。在中国，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从古代的文学作品到当代的社会学学术论著，妓女形象出现了一种较为清晰地从客体到主体的演化进程，而青年学者丁瑜针对珠三角地区妓女生存状态研究的最新作品——《她身之欲》，刚好就可以给上述转变，提供一个完美的注脚。在古代中国，狎妓可谓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爱好。苏东坡与琴操、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些文人才子跟青楼名妓的故事，被士人阶层广为称道。更不用说晚唐诗人杜牧，直接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样露骨的诗句，抒发自己狎妓成性的心志。表面上来看，这些文人与名妓之间的交往，似乎是才子佳人，情投意合；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严重不对等的。名妓们的才与色，是赢得文人才子垂顾的重要因素，后者是才色消费当仁不让的主体。而凭借这种对于消费客体地位的屈从，名妓们所期望的，也只是赎身，以获得自由，抑或嫁入豪门，让后半生安定这样的简单目的。即便是像李香君、董小宛这样摆脱妓女身份，成就姻缘的女性，其角色定位也只是小妾而已，不可能得到明媒正娶的正妻身份。而这种用尽自身才色换来的名门小妾的从属性身份，已经是当时妓女们的最好归宿。或许是出于文人阶层对于这些名妓的补偿性心理，在《桃花扇》等戏曲文学作品中，往往会将李香君、柳如是等名妓身处家国变迁之时的民族主义气节，作大力的渲染与歌颂。李香君的血染桃花扇、柳如是的纵身跳水殉国，跟他们夫君的贪生怕死、踌躇不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西方文学作品里，也有“羊脂球”这样坚决不从普鲁士军官调戏、维护民族尊严的光辉形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女性爱国主义情怀的叙事建构，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一种把妓女客体化的处置策略。以李香君为例，她的爱情和自由，都在“女性救国”的宏大叙事和所谓“民族志士”的光环之下，淡化为无足轻重的生命奢望。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救亡救国的伟大女子的形象建构，跟遵守“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子的形象建构，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以牺牲女性的自我价值为代价，将女性的个人选择从属于不同形式的道德教化。如果从这种历史维度加以考量，那么丁瑜的这本《她身之欲》，就有了更为特殊的贡献和意义。同样是妓女，丁瑜书中的这些年轻女性，跟李香君、柳如是和羊脂球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作为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她们有着强烈的成为情色/性主体、都市主体与现代化主体的欲望。这些年轻女性受制于自己的农村出身和较低的教育背景，在融入现代大都市生活、成为都市主体的道路上，可谓是困难重重。相比于到工厂打工的种种制约与煎熬，从事妓女行业，尽管也是“吃青春饭”，并非长久之计，但却能在表面上满足她们对于城市化生活的想象和对分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果的渴求。因而在这本书里，丁瑜把这些俗称为“小姐”的女性，首先是当作具有丰富情感和欲望的个人，而非“特殊群体”来看待，强调她们职业选择和职业认知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基于主体性与欲望的分析框架，跟中西传统文学作品里，出于男性权力和道德教化这两种路径，将妓女客体化的叙事策略相比，可谓是不小的进步。基于这种主体性的思路，丁瑜发现，年轻女性从事“小姐”工作的动机，也是极其多元化的：钱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为了钱而流动。在受访者的叙述中，我们听到了关于流向都市和做“小姐”背后的更多心声：放弃不满意的婚姻生活，离开一对一的婚姻关系，想过都市生活，想变年轻、性感、时尚，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想要更多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小姐”行当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重新出现，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毛泽东时代消灭妓女行业的一种反动，但是新时期“小姐”们强烈的主体性意识，却跟毛泽东时代强调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种种革新思路，呈现出明显的顺承和渊源关系。如果没有20世纪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一宏大历史背景，妓女群体从客体到主体化的转变，也是很难想象的。革命时期的平等性思想遗产，跟重新商品化、消费化这一对革命时期另一部分遗产的反动，就这样背反地交织于“小姐”群体之中。在李香君、董小宛的视野里，自己的才与色，是摆脱妓女身份，依附于某位名门男子的重要资本；而在现代社会学的话语体系里，才与色并不只是简单替换为“文化资本”和“性资本”这样的名词，相反也成为具有强烈主体性意识的年轻女性自动、自觉的个人资本工具。在《她身之欲》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莹莹所持的“读书有用论”就是典型一例。对于农村出身的都市白领女性来说，教育的好处在于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得以更快地融入都市生活。而对于莹莹来说，读书能够让自己的打扮更加温柔、雅气，从而与众不同，能提升自己的吸引力，能带来更多客人，并且留住他们。教育的价值在莹莹那里，就是体现在“面上”，在身体上；这种文化资本已经成为了“性资本”的一部分，是一种用以交换别的资本的资源。基于这种主体性意识，这些从事特殊职业的年轻女性，在“性工作者”和“小姐”这两个称呼之间，显然更认可后一种称呼。在她们看来，“性”只是她们工作内容的很小一部分，她们从事的更多是“情感”劳动，包括聊天、喝酒、唱歌、跳舞等等。而“性工作”一词，把性放在最突出的地方，反而加重了污名，在含蓄的东方文化、儒家思想和长久以来宣扬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共同影响下，是较难为民众接受的。相比之下，“小姐”一词尽管也已经被污名化，但它毕竟带有年轻、未婚、性感、现代的、都市的等多重含义，因而比“性工作者”一词要来得更好，更比“鸡”、“妓女”等词能让人接受；甚至在很多妓女看来，“小姐”一词的丰富意蕴，比“打工妹”这样略带贬损的称呼更适合自己。用丁瑜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表达，也绝不是真正有价值的标签，它只是比较模糊，让她们在边缘之中有了挣扎与改变的空间”。丁瑜在书中对特殊职业女性主体性和欲望意识的凸显，除了基于田野调查的现实素材提炼之外，可能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相关论著的影响。肇始于19世纪末，强调两性平等、平权、同格的女性主义运动，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对学术界产生明显影响，涌现出一大批女性主义视角的论著，这当中以法国学者波伏娃1949年问世的《第二性》一书最为知名。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众多学者对于中西方传统历史的叙事，产生了重新阐释和建构的浓厚兴趣。美国学者高彦颐在《缠足》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中，就在强调缠足源自男权社会下男权欲望支配的同时，也突出了女性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族群认同需求对于缠足运动推进的重要影响。《缠足》一书中对女性主体性意识的强调，跟丁瑜在《她身之欲》中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2016.8.6中午作于竹林斋（本文刊发于2016年8月刊《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见刊时有一定程度上的删节。）

红灯区的工作、欲望与生活

提到红灯区，大多数想到的是荒淫与堕落的渊薮，对身处其中的女性更多也是话语上的指责，贪婪无度、爱慕虚荣、道德败坏，被污名的命运掩盖了她们自身的差异，梦想、欲望、工作、生活被压缩在社会阴暗的角落，而要想在夜色阑珊、霓虹闪烁之中理解她们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是远远不够的，一种真诚的理解与以生命体会生命的过程成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这正是《她身之欲》一书所秉持的立场。作者在书中不断反思以往研究中“价值中立”所导致的偏见与误识，倡导将丰富的情感与个人关系反思性地运用到研究过程中，透过情感的投入去理解这些女性复杂的工作、生活经验，探知她们隐秘的欲望世界，将个人的身份认同与自我实践放置于农村到城市、传统到现代的宏大变迁结构之中，借以理解她们在流动与变迁之中如何建构自身的自主性，实现成为情色/性主体、都市主体与现代化主体的欲望。1.“性工作者”命名的一厢情愿长久以来，对于性产业女性从业者的命名一直聚讼不已，“三陪女”、“妓女”、“卖淫女”、“小姐”、“性工作者”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名称中所缺失的是被命名者的声音，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她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种种不同的称呼。丁瑜在书中着重分析的是“性工作者”与“小姐”这一对称呼，前者主要是学界在提倡使用，如潘绥铭、李银河、黄盈盈等，“性工作者”的命名在实现一种去道德化效果的同时以工作的名义去保障女性从业者的合法权利和人权，并进一步追求娼妓的非罪化与合法化。因此，“性工作者”的命名更多的是指向权力而不是从业者的内在叙述，在经由学者转述去实现反权力与污名的斗争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主动性丧失了。因此对于“性工作者”的称呼这些女性并不买账，“性工作”一词将“性”的突出反而加重了污名，有失含蓄委婉，而称为“工作”却不能提供工作的稳定与尊严，这样一个称呼上的改变并不会带来实际的改进，相比之下，这些女性还是更倾向于“小姐”的称呼，而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则以“玩”、“做生意”、“出来”等模糊的说法代指，从而降低污名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之所以偏向于“小姐”的称呼，是因为对于这些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来说，“小姐”是一种都市与现代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开放、灵活、独立、成熟的形象，异于她们所离开的那个农村世界。书中提到一个女孩阿芳的例子：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姐，是我去深圳找一个朋友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待我去逛街，去买护肤品。那个导购说‘小姐请等一下’、‘小姐你试试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像自己都不是农村人了。我们家乡从来不这样叫女孩子的，都是叫大姐啊、女娃娃那些，谁听过这样叫的，觉得很洋气……后来我进了夜总会，真的做了小姐。这个小姐不同于那种的，我知道，但还是觉得，好过说做‘鸡’呀！小姐就小姐。我们可以看到“小姐”的称呼远比“性工作者”灵活，它的形象多元而开放，提供了一个暧昧模糊的空间有利于女性塑造自己的性别形象和气质，而不是像“性工作者”那样将女性形象固定在性之上。通过对“小姐”概念的挪用女性至少获得一种策略性的空间反转社会所加诸于她身上的污名与指责，但这样一种小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女性处处被污名的命运呢，现实似乎并不乐观，她们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微小的抵抗的空间。2.情与欲的纠缠本书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作者将分析的触角深入“小姐”们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与欲望，还原了她们与普通女孩子一样的快乐、烦恼、忧伤，“小姐”在书中不再是大众文化中的失足卖淫女或是官方论调中的道德堕落者，而是有血有肉的年轻女孩。她们会为自己男朋友或丈夫的不争气而难过、愤怒，有女孩靠自己站街挣钱供养男友吸毒，想要脱离这样的关系却又极度渴望被爱，而每一个走出农村的已婚“小姐”背后大都是拥有一个令人失望的婚姻，还未结婚的“小姐”则在这一问题上反复纠结，有时是以世态炎凉的心态悲观面对，有时又渴望完美的婚姻，总之情与欲的纠缠带来挣扎、徘徊、犹豫，这在“小姐”中成为常见的心态。对于这一局面我们很容易去指责说是她们自找的，当初如果不选择这条路不就没这些问题了吗？但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她们时，会发现其实她们可选择的道路并不算多。潘毅在她的《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带来了虚空感与匮乏感，它们进一步放大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欲望。女性在消费欲望的促使下走入生产环节，形成了庞大的“打工妹”群体，但生产环节的残酷剥削与压榨使得城市并未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给她们。在这一背景之下，做“小姐”相比于在工厂劳作就成为一项冒险的“实验”，这并非是由于堕落或道德败坏，更多像是在面对不确定时的尝试。在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看来，这种尝试更是成为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的过程，欲望主体更多地去追求自我的呈现和表达，在消费主义中重塑自己的形象，离开工厂去做“小姐”正是欲望主体的表达，它包含了对宽裕生活的向往，对时尚的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渴望和对个人自由、情感自由的想象，而不再简单将所有原因归于经济。做“小姐”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并不仅仅是为了钱，从受访者的叙述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心声：放弃不满意的婚姻生活，离开一对一的婚姻关系，想过都市生活，想变年轻、现代、性感、时尚，想有更多个人自由和个人空间，想要更好的生活环境，想有性自主权，想享受性快乐，想看外面的世界，变得更成熟等等，所有这些心声都是一种欲望驱动下的选择，对未来的想象和安排正是通过欲望的驱动被安置在这一个暂时性的选择之中。3.表面的都市化但是做“小姐”似乎并没有让她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她们所拥有的只是表面上的都市化。她们不可能像城市同龄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她们没有社会资源，甚至没有居民身份，对于城市来说她们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她们只能在身体或消费上做一些表面整饰帮助她们融入城市。作者提到了三种可资利用的策略，一个是身体与外表的整饰，通过服装与化妆品进行印象管理，在“小姐”的日常开支中化妆品、衣服占了1/3以上，作者有段时间住在访谈对象家中，发现在她简陋狭小的家中却有一个不相称的“超大”衣柜，几乎占了房间的一半空间，里面的衣服更是纷繁多样。对于“小姐”们来说，合适的穿衣打扮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切入点，而她们也正是通过在这上面的消费体验到了都市的味道。第二种策略是社会网络建立，网络一方面通过信息的传达改变着她们对世界与生活的看法，同时网络也维持了重要的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她们融入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一种方式。第三种策略关乎日常生活方式，如居住、购物、饮食、娱乐等日常生活的实践，通过它们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实际上在“小姐”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这样的策略，如在夜场中的肆意妄为恰恰是维护了自己“主人”的身份，后台的等待与调侃成为一种情绪的宣泄，降低自我标准为自己行为寻找合法性，通过聚居的方式为自己在城市的陌生性中寻得保护等等。尽管上述策略并未帮助“小姐”们真正融入城市，但这些日常生活的行动却赋予了她们实现自我、改造自我的可能，这样一种自主性与自我形象的提升会累积成为她们的“性资本”，以对抗生活中的种种不利。当然这带来的是另一个结果，“小姐”们也会由于“性资本”的差异被分为三六九等，我们相信那些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性可以轻松地利用“性资本”化解生活中的不利，但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性资本”的女性呢，她们的日常生活的困顿与无奈又是如何渡过的，显然本书并不能给出很好的答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本书多少带有点“玫瑰色”的浪漫想象。本文已发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