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生

后记

结语所谓“革故鼎新的改革”，指的并不是改变过去的事物，或对沿袭至今的糟粕部分进行修正，而是破旧立新，重新设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事物。简言之，即并非否定过去，而是与过去诀别。日本将来也应该致力于这种革故鼎新的改革，而且必须做到与带来260年稳定社会秩序的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诀别，做到与明治时期以来领先于亚洲的现代化体制诀别，做到与从灰烬中完成奇迹般复兴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体制诀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与年轻时代的日本竭尽全力发挥贸易盈余的作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比，这种改革可能是更为艰难且严峻的挑战。因为国家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经济指标等的增长，而是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日本国民的平均年龄接近50岁，国家已经步入垂垂老矣的晚年。而且近20年来，日本人的智商衰退尤为明显；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人力资源也呈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的趋势。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扭转局势，增强日本身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的存在感，实非易事。逐渐丧失了魄力与斗志的日本人，能否渡过这个难关？日本在人才数量与规模上都不及中国或印度，在人才的质量方面也很有可能会渐渐落后于印度；而被巴西或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赶超，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会因此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导致“内缩、下滑、后退”的趋势更加明显，以至于成为精神上更加封闭的国家。倘若果真如此，日本摆脱长期衰退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我预测“2025年的日本”GDP排名大概在世界第五位或者第六位。即便如此，日本也必须建立使国民引以为豪、维持生存的国家与社会体制。这正是革故鼎新的改革希望实现的目的。我自平成元年（1989年）4月份发表《平成维新》以来，就一直坚持主张实施这种改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可以成为日本的参考对象。在邻边诸国与地区中，首先想到的便是韩国。尽管韩国国家面积较小，GDP的排名也不靠前，但是却通过努力发挥集体智慧，培养高素质人才，最终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一鸣惊人。韩国致力于IT、英语与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教育，孕育了大批面向世界的年轻人才，比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另外，自2001年制定《电子政府法》以来，韩国的行政体系实现了向IT化的转变，建成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国民数据库。还有中国台湾。台湾拥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教育水平也很高。拥有不计其数的精通汉语、英语与日语的三语人才也是台湾的一大优势。台湾企业还充分利用中国大陆的资本与劳动力，席卷高科技市场，面向全世界出口各类产品。如果比较在美国硅谷进行IPO（首次公开募股）的创业家人数，位居第一的国家或地区是印度，其次是以色列，第三位便是中国台湾。但是若以人均IPO的高低进行排名的话，以色列与台湾则遥遥领先。顺便提一下，没有一个日本企业曾在美国硅谷进行IPO。加拿大的GDP尽管只有美国的10%左右，但是拥有诸多优秀的企业，国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当高。瑞士，尽管其经济规模只有德国的15%左右，但是作为一个内陆国却拥有世界最大的船用发动机厂家苏尔寿。瑞士国内还有许多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公司，比如食品行业的雀巢、人力资源行业的阿第克、制药行业的诺华制药、罗氏制药以及金融行业的瑞士银行等，国民也都充满“永久中立国”的自豪感。从加拿大、瑞士等与周边大国维持和谐关系的国家中，日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回顾日本过去2000年的历史，曾经的综合国力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10%左右。两国差距发生改变的时间也只有明治维新之后的140年，如今再次被中国赶超对日本而言，也不过是恢复了占据历史大半个时期的相对关系。因此，日本没有必要悲观绝望。中国正在以吞并美国的逼人气势购买、占有资源，但日本即便与之抗衡也毫无益处，因为日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资源。加拿大、瑞士与周边大国交往时，态度不卑不亢，努力构建平等互利的关系。日本也应当设想未来某日国力水平只有中国10%的情形，慎重地制定国家战略。除此之外，日本还应该认真研究分析以下国家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尽管国家面积较小，但人均GDP却位居世界前列的荷兰、丹麦与芬兰；人口在1亿以上的印度、巴西与印度尼西亚，以及人口在1亿以下的土耳其与泰国等。一直紧追美国的日本如今却被中国赶超，呈现一副垂头丧气、心灰意冷的模样。但是假如日本可以再度崛起，也不能再一味地只追求赶超美国或中国。有位日本首相曾提出“日美中等边三角关系”这样短浅的外交方针，惹怒了美国。如果日本依然不能把目光投向全世界，将无法保障国家的生存。在不久的将来，印度的国力也许堪与中国比肩。欧盟尽管经历了诸多创始的艰难，但目前已经成为了集通用货币、宪法与军队为一体的世界超级经济体。面对印度、欧盟以及美国、中国这“四大国”，日本作为“准大国”，必须时刻注意“等距离外交”。在新兴国家崛起、世界朝多极化发展的时代，如果日本一如既往地倒向美国，将会被看作“只会追随大国的家犬”，遭到世界的鄙视，也会被如今的美国所轻视。日本应当采取的等距离外交，指的并不是疏远美国，而是缩短与其他三大国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应该与包含前文提到的国家在内的15~20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外交关系。日本必须在精神上摒弃偏见，没有居高临下，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阴谋诡计。日本要真诚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小国、中等国家学习，毫不吝啬地向新兴国家输出资金、人才与技术，传授经验，进行适时且有始有终的开发援助，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日本应该实施这样的多边外交政策，该政策将成为日本外交的有力武器，多边来往中产生的影响力也将逐渐代替经济实力。这是诀别战后体制中残留的“没有外交的日本”的弊端、成为被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的必经之路。

作者简介

《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内容简介：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到2002年，经历了“失去的10年”，但现在又有了“失去的20年”，甚至“失去的30年”的说法。日本的经济一直处在一个低迷的状态，虽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个改革非常困难。曾经大获成功的旧“日本模式”已经完全陈腐僵化。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创造全新日本的时机已经到来！

《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的作者大前研一作为亲历者，针对日本的新国家战略展开论述，对日本当前整个社会状况以及经济、国民生存现状进行了犀利的点评，并对日本政界实施的各项政策提出中肯的建议。举例翔实，说理清晰，分析透彻，写得很有分量。他警醒日本政府当局，真是应该拿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和决心来进行彻底的变革了！

邻国日本的经验和教训，日本未来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索和借鉴。



海报：

书籍目录

推荐序 黄大慧 IX第一章 迷失的日本政府若愚昧，劳民又伤财 003国民为核电站事故埋单 003危机应对能力不足导致损失不断扩大 009政府若愚昧，蒙羞又受辱 014日本低下的危机处理能力众所周知 014荒诞不经的“计划性停电” 018愚昧的政府信口雌黄 022“没有出现堆芯熔融事故” 022说谎话的人，编谎话的人 023国民的放纵造就了愚昧的政府 025举行选举的目的是什么 025制定首相选举的新规则 028以人为镜，反躬自省 030日本对国外产品无理的管制 030日本实现了真正的“全球化”？ 033只有依靠自己来改变 035日本人被逼无奈时反而更坚强 035受到外压，日本就会改变吗？ 037第二章 混乱迷失的原因何在——官僚、政治家与国民各自的罪行因循守旧的官僚 043泡沫经济崩溃，官僚开始迷失 043机构的臃肿化、专一化 048只制定于己方便的法案 051官员拉锯战的结果是“妥协” 054一心谋政局的政治家 057反复无常的政局 057政治家想要的只有“标语” 063“日本全民评论家”时代 068“智商衰退”侵蚀日本 068始作俑者就是“偏差值教育” 073填鸭式教育制造“傻瓜” 078在“没有唯一答案”的世界里培养不可或缺的技能 081出现改进的预兆 087第三章 长此以往，日本将陷入严重衰退——国家债务危机的真相展望2025年或2055年规划 091日本的国家战略缺乏危机感 091GDP世界第三的位置岌岌可危 095个人消费与家庭收支的“熔融” 097日本经济“一家独输” 097“M型社会”越发严重 100日本的住宅价值逐渐缩水？ 104日本人回归储蓄 107选择投资自己或配偶回报更大 1109万个小时的“人生计划” 112萎靡不振的日本精神 115令人一筹莫展的债务危机 115失去上进心的年青一代 121始作俑者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少子化” 125单身家庭的数量较多 128移民对经济增长而言不可或缺 130第四章 与过去诀别——摆脱陈腐僵化的“旧日本”模式诀别江户时代 137在没有答案的时代中谋求生存 137残留至今的幕藩体制 142诀别明治时代 147“都道府县”权限界定不清 147户籍制度背离实际 151诀别战后体制 155战后的成长模式已经不再适用 155地方疲于应对入不敷出的公共事业 159引进国际游资 162第五章 积累小的胜利借鉴一国“两制” 167迈向伟大事业的第一步 167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发展之路 169中国的政治分权化创造财富 173将权限移交给“怪人特区” 175地域间竞争可以扭转局势 179中国城市崛起的惊人力量 179排斥竞争将导致衰退 182“特例优先”推动进步 184规模庞大的韩国“经济自由区” 184开启新时代的大门 188亚洲最强盛国家——新加坡的成功秘密 191如今正是创建“伟大社会”的好时机 195活用休眠账户的英国“大社会”构想 195不动用税金也可以复苏国家经济 200促进国民贡献社会的机制 204第六章 果断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展望2025年日本规划创建国民数据库 209重建国民数据库不要委托IT承包商 209从根本上重建政治与行政 213保护隐私的“第四方机构” 217“18岁成人”与“高中教育义务化” 220培养创新型人才 220“18岁成人” 223废除腐朽的文科省方案 226“道州制”吸引世界财富 231行政机构的“制度性疲劳” 231社区之间相互竞争 234不同国家类型的税制 237降低所得税与法人税税率，增加税收//237征收资产税与增值税 241日本最大的国际贡献 246传授技术与经验 246接受移民有利于加强国家之间的纽带 248结语 251

编辑推荐

《死生:日本的迷惘与绝望》告诉你现在的日本，极度缺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望和危机感。大前研一高声疾呼，再不变革，日本就要灭亡了！反复无常的日本政坛；日本国民的集体“智商衰退”；M型社会越发严重；失去上进心的年青一代；老龄化、少子化危机考验社保基金储备。一个个棘手的“烂摊子”，日本新政府将如何应对？日本的发展警醒中国，不要成为下一个日本！

前言

推荐序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是在我国东部与我国隔海相望的一个岛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并始终对中华文明抱有尊崇与敬畏之念。然而，这个偏居东亚一隅的“弹丸之国”，却在1868年被称为“开国”的明治维新后，踏上追赶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实现了史上第一次经济腾飞，进而跻身于世界主要列强之林。不过，在此后称霸东亚的侵略战争中旋即走向悲惨的坠落。近代日本起飞与坠落，其转换速度之快，令人惊诧。因而，有日本历史学家将日本形象地比作“东方的彗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经过“第二次开国”的战后改革，从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实现复兴，重新站立起来。尤其是在经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到1968年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终于实现了近代以来梦寐以求的追赶西方的现代化目标。“战败国”日本的快速崛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非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竞相研究日本成功的秘密，甚至美欧等发达国家也在密切注视着日本的发展。一时间，“日本为什么成功”、“日本崛起的奥秘”、“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等成为日本国内外争相议论的话题。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还掀起了“现代化研究”的热潮，并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为首的一批学者，更是极力鼓吹现代化的“日本模式”。他们强调在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中，日本是以西方国家现代化为模式取得成功的唯一国家，但又拥有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从而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典型。如此这般，伴随日本的再度崛起，以及现代化研究浪潮席卷日本，曾经的现代化“后来者”日本实现了漂亮转身，一变而为被追赶者和效法的样板。日本成为世界现代化的新宠，随之“日本模式”一词亦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因素，也得益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不管情势是如何凑巧和幸运，对于日本经济上的成功，日本人大多将其归因于本国的文化，并进而极力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和日本的“集团主义”，有人甚至认为“日本民族优越”。从文化视角来解释日本成功的奥秘，结果导致日本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规模宏大的“日本文化论”的热潮。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作为“日本文化论”变种的“日本式经营论”则更为盛行。不仅如此，一些外国人也投身于“日本文化论”的洪流中，其中美国学者傅高义的《日本名列第一》最具影响力。作者在这部书中大声疾呼美国向日本学习，尤其是“日本第一”的提法，正好迎合和刺激了日本人日益滋长的大国心理。日本人比较注重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人对自己的评价。因而那些由欧美学者撰写的称赞日本成就的著作，无疑对本已高涨的“日本文化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后，眼见日本经济大有超美之势，人们对“日本模式”的肯定乃至推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此背景下，那些越发傲慢的日本人非但不把东亚邻国放在眼里，也开始挑战美国，石原慎太郎之流甚至发誓对美国说“不”。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态，促使美国出现“日本威胁论”、“日本异质论”的声音，从而开始“敲打”日本。客观而言，“日本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比较积极的影响。继日本崛起之后，效法“日本模式”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实现了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即便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无疑也从“日本模式”中获得颇多启示和借鉴。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将日本描绘成引领东亚地区“雁阵型”经济增长的“头雁”。1991年，正当日本讴歌“平成景气”之际，泡沫经济突然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中。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东亚经济中曾经的“头雁”非但掉了队，甚至迷失了方向。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日本，“再生还是衰落”、“失去的10年”甚至“失去的20年”之类的议论铺天盖地。经过追根溯源，人们将“日本为什么失败”的原因，集中指向了日本曾引以为豪的“日本模式”。认为日本之所以长期萎靡不振，是因为“日本模式”在完成“追赶型现代化”的使命后，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与以往一味肯定“日本模式”的成功不同，这一次人们转而更多地审视它的缺陷。日本“久病不愈”，各路神仙纷纷为其把脉，并提供各种医治的“药方”。当然，这其中就更缺少不了策略大师大前研一的身影。事实上，早在日本年号变更的平成元年——1989年，大前研一就出版了《平成维新》一书。在那部畅销书中，他力陈实施破旧立新改革的必要性，并为重建日本制定了一个基本框架，该框架至今依然有效。此后，虽历经二十余载，日本却依然没有实现卓有成效的改革，还在延续不知何时休了的“失去的20年”。见此情景，爱国忧民的大前研一遂又出版了本书。该书甫一问世，立刻洛阳纸贵，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日本读者赞叹，这是大前研一继《平成维新》以来久违了的“真正的”国家战略论。实际上，本书是大前研一此前发表的若干文章的集大成之作，但整体而言仍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本书与读者见面之前，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伴随大地震、大海啸，还发生了严重的核电站泄漏事故。在突如其来的多重打击之下，日本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然而，日本政府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因而饱受日本上下的诟病和谴责。本书的叙述正是从东日本大地震的话题开始的。大前研一本来是核物理工程专家，因而特别针对日本政府在核事故中的不力应对措施，进行了颇具说服力而尖锐的批评。并进而指出：政府若愚昧，不仅劳民伤财，还会蒙羞受辱。国民的放纵造就愚昧的政府。只有唤醒危机意识，自我进行改变，才能复兴日本。接下来，大前研一揭示了日本混乱迷失的原因所在。其原因之一，在于官僚的因循守旧。大前研一指出，机构的臃肿化、单一化，导致官僚无法总揽全局。而且，由于已经“过期”的法律依然有效，致使日本总是难以开展根本性的改革。原因之二，在于政治家一心谋政局。大前研一严厉抨击掌舵国家运营的官僚和政治家，并告诫不应一味指望官僚和政治家，若不然日本将走向衰落。原因之三，在于日本国民“集体智商”的衰退。大前研一指出，在“日本全民评论家时代”，不会思考的人正在增加、出现“下流社会”问题，其元凶乃是日本现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除了指出上述导致日本混乱迷失的原因，本书还谈到了长期困扰日本政府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家债务危机问题。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大前研一就对日本的国家债务问题敲响了警钟。他形容如今日本的财政形势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的前夕，进退维谷，举步维艰。如果任凭严峻的国家债务危机继续下去，日本无疑将陷入衰退。与国家债务问题相关，本书中还触及日本社会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和“单身化”等三大问题。大前研一认为，“少子老龄单身化”问题已经成为拖累日本社会发展的严重瓶颈。他说“这些问题不会一下子给社会造成冲击性的破坏，而会缓慢地、实实在在地给人们以虚脱感，剥夺社会的生机，削弱日本的国力。”在本书中，大前研一还对“2025年的日本”进行了展望。他预估届时日本人口将进一步下降，“老龄化”现象将越发严重，日本经济实力有可能跌落至世界第7位（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日本）。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局面，大前研一主张日本必须未雨绸缪、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他不无遗憾地指出，倘若日本在20年前就脚踏实地地制定并实施着眼于未来的长期规划和国家战略，也许就能够避免被称为“失去的20年”的长期低迷。大前研一痛感日本的国家战略缺乏危机感，日本的民族精神萎靡不振，因而急切地大声疾呼实施革故鼎新的改革。大前研一特别强调，日本今后若致力于“从零开始”的革故鼎新改革，必须与过去的“日本模式”诀别。也就是必须做到与带来260年稳定社会秩序的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诀别，做到与明治时期以来领先于亚洲的现代化体制诀别，做到与从废墟中完成奇迹般复兴及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战后体制诀别。大前研一认为以上这些旧“日本模式”，已经陷入“制度性疲劳”，不再适应当今这个时代，并成为严重制约日本向前发展的桎梏。如果不能理性认识这个现实，并从中脱离出来，日本就无法制定新的成长战略。大前研一作品之魅力，并不限于对日本现实窘境的分析和批判，还在于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中肯建议。本来，缺少政策建议的批评，只能是一种愚痴和妄想，但那样的作品还是充斥着日本书店。大前研一长期致力于推动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改革，早在1992年就创立了“平成维新之会”的市民团体，甚至还有过“从政受挫”的经历，因而深知完成改革使命之艰难。正因为如此，他在本书中主张只有在积累了“小的胜利”、形成了“貌似可行的氛围”之后，日本方可实施革故鼎新的大改革。依据大前研一的解释，所谓革故鼎新的改革，指的并不是改变过去的事物，或对延续至今的糟粕部分进行修正，而是破旧立新，重新设计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事物。即并非“否定”过去，而是与过去“诀别”。在本书中，大前研一提议从五个方面对日本进行革故鼎新的大改革——2025年日本规划。第一项改革，是创建国民数据库。也就是由国家统一保管户籍信息、纳税、健康保险、年金、机动车驾驶证、婚姻状况以及出入境等全部相关信息。这样做的依据有二，即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低成本化。第二项是教育改革，也就是要实现“18岁成人”与“高中教育义务化”。第三项改革，是行政机构的破旧立新。也就是主张彻底废除现行的行政区划，重新确定日本的国家运转体制及行政机构，然后废除“都道府县”与“市町村”等定义模糊的区域划分方法，引进符合新时代的国家结构模式——“道州制”。所谓道州制，就是将日本的行政机构划分为国家、道州与社区的三级层次结构。实行“道州制”之后，社区将承担生活基础设施的责任；道州承担扩充产业基础设施的责任；国家则只承担金融、外交、防卫等与国家运转息息相关的基本职能。大前研一在日本首倡道州制改革方案。他认为，道州制既可解决行政机构的机能不全问题，亦可吸引世界财富。第四项是税法体系的改革。也就是要降低所得税与法人税税率，增加收入，将日本改造为避税天堂。在实行道州制之后，只征收资产税与增值税。第五项改革，是日本的“国际贡献”问题。近20多年来，日本国内有关“国际贡献”问题的议论，不绝于耳。“国际贡献”论往往与“普通国家”论混为一谈。但本书所讨论的“国际贡献”是与军事或外交领域截然不同的问题。大前研一认为，日本可以为国际社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将自己在实现工业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与经验传授给其他国家，帮助更多的国家实现繁荣发展。并进而强调，日本做出国际贡献的第一步就是“开国”，培养没有偏见的国民。富有国际眼光的大前研一，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告诫日本人：“日本必须在精神上摒弃偏见，没有居高临下，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阴谋诡计。”“日本要真诚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小国、中等国家学习，毫不吝啬地向新兴国家输出资金、人才与技术，传授经验，进行适时且有始有终的开发援助，与所有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并强调指出，这是日本成为被世界尊重的伟大国家的必经之路。综上所述，本书直观而清晰地揭示了当今日本的混乱迷失及其原因，以及包括大国、新兴国家动向在内的世界大势，并提出了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给“迷失的日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然而，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大前研一所开出的有些激进的改革“药方”，在保守意识浓厚的日本，未必能得以顺利“服用”。换言之，由于认识上的惯性作用，以及利益冲突所产生的对改革的抵触，要诀别陈腐僵化的“日本模式”，果断实施革故鼎新的改革，绝非易事。日本“再生还是衰落”，仍需拭目以待。写于2013年3月

内容概要

作者：（日本）大前研一 译者：王柏静大前研一，1943年出生于福冈县。自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院毕业后，取得东京工业大学原子核工程硕士学位及麻省理工学院（MIT）原子核工程博士学位。曾担任日立制作所核能开发部工程师，后于1972年加入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先后担任麦肯锡董事、日本分公司总经理及亚洲太平洋地区最高负责人，于1994年辞职。随后，以国家级顾问的身份活跃于全球大型企业，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与大胆的创意提出各种建议，倡导“无国界经济学”与“地域国家论”的观点。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战略之父”。2005年创建日本首家远程教育经营管理研究生院“Business Breakthrough（BBT）研究生院大学”，并出任校长，倾力于培养担负日本未来的人才。著有《专业主义》、《思考的技术》、《OFF学》、《知性力》、《即战力》、《M型社会》、《低智商社会》、《无国界的国界》等多部有影响力的经典著作。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大前研一是当代日本少有的有良知的战略派学者，是真正关心和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在日本并不多见，他是我最仰慕的学者之一。他的作品，包括这本书在内，思想性极高，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弊病分析得淋漓尽致、一针见血。    ——张季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直观而清晰地揭示了当今日本的混乱迷失及其原因，以及包括大国、新兴国家动向在内的世界大势，并提出了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给“迷失的日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同时，本书也为中国读者观察“日本向何处去”打开了一扇窗户。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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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研一是当代日本少有的有良知的战略派学者，是真正关心和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在日本并不多见，他是我最仰慕的学者之一。他的作品，包括这本书在内，思想性极高，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弊病分析得淋漓尽致、一针见血。——张季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本书直观而清晰地揭示了当今日本的混乱迷失及其原因，以及包括大国、新兴国家动向在内的世界大势，并提出了日本应该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给“迷失的日本”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同时，本书也为中国读者观察“日本向何处去”打开了一扇窗户。——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节摘录

第一章迷失的日本曾经的日本，通过改变自己来开辟新的时代。在陷入“日元升值”的大萧条时期，日本亦是如此。如今回想起来，当时的日本存在一种“直面而来”的危机感。处于发展期的日本生机勃勃，有拼搏精神，国民都有一种危机感，而正是这种危机感成为了转变的原动力。反观现在的日本，则极度缺乏危机感。虽然能觉察到莫名的闭塞感和对未来含糊不清的不安，但能够意识到危机感的智慧，以及面对危机、激发自己能量的热情与实力，在当今的日本都在日益减弱。政府若愚昧，劳民又伤财国民为核电站事故埋单任何一个时代，国民都要用他们的血汗和金钱为当政者的昏庸埋单。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事故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政府无能，国民生活就会与自己的期望背道而驰。核能灾害至今仍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虽然难以预测最终的损失赔偿金会膨胀到何种程度，但据估计，至少也会达到10兆（万亿）日元。东京电力公司（下简称“东电”）在2011年3月份清算时，包括与核电站事故相关的非经常性损失在内，统计赤字为1.2兆日元。总额为3.5兆日元的时价资产，也因股价骤跌缩水约0.5兆日元。现金资产约0.4兆日元，可索赔保险金仅约0.12兆日元。东电的总资产虽说有13兆日元，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法变现的发电站。而且，在自民党执政时期，由于东电响应反衰退政策，大肆支出，东电目前还有7兆日元的债务。以东电的财务状况来看，即使削减支出，变卖资产，它也难以负担如此巨额的赔偿金。日本政府新近制定了一个援助东电进行赔偿的政策框架，表明了即便耗时再长也要让其偿付大部分赔款的姿态。可是，面对无限上涨的巨额赔款，东电的偿还实在遥遥无期。财务报表清楚地显示，东电已经连基本的企业运转都无法维持。如果东电想“东山再起”，也许只有宣布破产，然后从零开始。具体是采用GM（通用汽车）方式（先宣告破产，使银行及员工等放弃所持债权，其后注入公共基金，通过产业重组等途径，仅保留赢利业务，以获“重生”），抑或Chisso方式（不进行法律清算程序，通过使债权人放弃债权与延缓支付等手段，确保资金周转，计入水俣病相关损失，在资不抵债的状态下维持经营）虽然还不得而知，但政府方面打算先使东电破产，清算全部债权债务，再新成立另一家公司，继续经营发电和配电的业务。剩余负债估计将由类似国铁清算事业团这样的清算组织承担。归根结底，东电无论是倒闭，还是改头换面继续存在，都只能由国家来承担核电站事故的赔偿，最终的结果就是国民、纳税者自掏腰包。而且，政府针对核电站事故的一些应急措施，使得赔偿金额越发膨胀。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周边居民发布的避难指令。2011年3月11日，事故发生后不久，政府下达指令：福岛核电站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半径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留在室内躲避。但第二天，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监测到的放射线量急速上升，撤离指令扩大到了半径10公里乃至20公里的范围。3月15日，又令半径20至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留在室内躲避。虽然事故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下达的避难指令遵循了日本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制定的防灾指南，但其后的“半径20公里范围内撤离，半径30公里范围内留在室内躲避”的指令却没有明确依据。为什么半径2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要强制撤离，而再往外10公里，也就是半径3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则留在室内躲避呢？这并没有任何数字上的依据。行事严谨的政府会根据“在该区域检测到的放射线量”等测量数据，下达避难指令。而且，从指令的内容来讲，也没必要像驱逐似的，强令所有居民撤离。如果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那么可以借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时的数据，只强制健康会明显受损的婴幼儿和孕妇等人群撤离即可。“A地检测出的放射线量为每小时××微希，B地为每小时××微希。政府希望居民在放射线量每小时超过50微希时被及时疏散，并将继续监测各地区的放射线量，请居民随时参考该数值，在认为需要撤离时自行撤离。”如果向居民发布如上指令，给他们留有自主判断的余地，东电和政府就应该可以将赔偿金控制在最低限度。倘若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人们的健康不会立刻受到损害。不过因为积少成多，仍然存在风险。假设停留在一个放射线量为每小时25微希的地方，那么暴露40个小时，就是1毫希，10天就会达到6毫希。而接受一次CT扫描（电子计算机断层摄影）的放射线吸收量是6.9毫希，相比之下，前者还要低些。但是，即使该地区的放射线量在下降，长时间停留也会导致辐射吸收量逐渐接近人体一年累计可承受的最大辐射量——20毫希。政府理应先提醒一些注意事项，比如不要随便出门，不躺在或长时间蹲在地上，尽量待在室内，避免使用空调等等，然后指示居民结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自主判断要采取怎样的避难措施。如果我是事故责任人，就会只强制核电站半径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其余地方自主避难。事实上，后来的累计放射线量数据也显示，半径5公里以外的地区基本没有出现问题。但是，核电站西北方向仍断断续续地检测出高放射线量，距离核电站约40公里的福岛县相马郡的饭馆村内，年累计辐射量已超过100毫希。3月13日，也就是福岛核电站1号机发生氢气爆炸后的第二天，政府已经确定西北方向的放射线水平较高，因此有必要立刻公开此信息，并对该地区另行发出撤离指令。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甚至在西北方向250公里以外的地方也检测出强放射线，至今仍在引发甲状腺癌和乳癌等疾病。日本这次也应当特别关注西北方向地区。但是，像划定半径20公里的界限那样，单纯地根据距离长短采取措施时，至少也应以5公里为限，该范围以外的地区再根据实测数值采取措施，不然赔偿金就会像现在这样无限上涨。三英里岛核泄漏事故发生时，美国政府疏散了半径10英里（约16公里）范围内的孕妇和婴幼儿，并公布了周边放射线量，通报了健康受损程度。美国政府坚持推行自主避难方针，“××地区的放射线量是××。损害健康的风险较小，仍不放心的群众请自行撤离。”因工作而无法立刻离开的居民可以视情况而定，一旦情况恶化，再撤离。在居民们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判断的时候，核事故就平息了。这样的做法可以减轻政府责任，进而减轻国民负担。但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4月22日，政府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20公里以内的区域划为“警戒区”，禁止居民进入；甚至制定罚则，擅自进入的人将面临最高10万日元的罚款或拘留。如果公布的放射线量属实，政府就没有理由加强控制。稍稍进到“警戒区”内，所受的放射线辐射程度并不足以损害健康。在核电站20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地区，核辐射风险水平也仅相当于一趟海外旅行（从东京至纽约乘飞机往返一次所受的辐射量是0.2毫希），或在医院接受一次全面检查。政府可以实行出入警戒区申请制度，也可以出租累计放射线测量仪，并提醒居民注意不要长时间待在户外或蹲在地上，交由他们自主判断。没有充分的依据就提升警戒级别，还制定罚则，这样的做法只会煽动居民、国民的不安情绪。而且政府做出禁入的决策时，就意味着将来的赔偿会成为国民的负担。越过东电做出判断时，政府所谓的“应由东电承担赔偿责任”的论据也变得不可思议起来。危机应对能力不足导致损失不断扩大1986年11月，伊豆大岛发生裂隙式火山喷发，整个岛上的居民都被强制撤离。但实际上，火山喷发在一天内就偃旗息鼓了，岛民却在一个月之后才回到岛上。2000年6月，三宅岛发生火山喷发，9月，全岛岛民被强制撤离，直到4年半以后的2005年2月，撤离指令才被解除。三宅岛大规模的喷发也在约一周之后就平息了下来，但是，政府官员却绝不会朝着“情况已有好转，请返回岛上，但因有可能再次请求撤离，请大家多加注意”之类的方向努力。这就是他们一贯的做法。核电站事故中，日本政府对警戒区的划定也完全出于同样的思路。他们的想法就是：“下达撤离指令后，如仍有进出的居民，万一出事，政府完全不承担责任。”“警告也无用的话，就划定警戒区，强制撤离，并制定罚则。”与为居民着想的安全对策相比，政府更倾向于“不愿承担责任”、明哲保身的安全对策。如此这般，政府采取的“安全对策”的成本远远超过了电力公司的赔偿能力，最终反而全部由国民埋单。赔偿对象并不仅限于生活被扰乱的撤离居民和农田被污染、无法收获的农民。被命令强制撤离的核电站半径20公里的范围内，是畜产业和乳畜业十分发达的地区，撤离区内遗留了3000头牛，3万头猪和60万只鸡。据说大部分已经饿死，或是被勒令宰杀。这种损失的扩大，正是因为撤离指令使人们无法妥善处理这些家畜家禽。如果有时间，完全可以把这些家畜家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本来，政府就必须综合考虑安全性和成本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做出的决策也应既使国民、消费者的负担降到最低，又重视国民的安全问题。命令、请求和劝告等都会因言辞和对象范围的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公共负担。在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中，欠缺考虑、给国民带来恐慌的政府言论尤其引人注目。但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最终还是由国民的税金来弥补。政府针对受到谣言影响的菠菜等，发出了销售禁令，此举太过草率。“从××地的菠菜中检测出的放射性物质超过国家暂定基准值，因此禁止其销售”，政府这样的声明方式并不妥当。“暂定基准值”指的是一年持续食用的情况下累积的放射线量。这样的说明并不充分，但政府却不容置疑地把菠菜列为禁止销售的商品。而且，不仅是针对检测到超高放射线量的该批次食材，政府对整座福岛县和茨城县都下达了限制销售的命令。于是关于两县产品被污染、有危害之类的谣言纷纷传开，消费者产生畏惧心理，超市也变得门可罗雀。另一方面，生产者对自己尽心竭力培育出的安全农作物也不得不做出废弃处理，损失十分惨重。对销售加以限制后，政府又装腔作势地发布声明，称“每日持续食用，一年之后才会超过基准值，不会立刻损害健康”，这样的举动反而使国民更加不安。吃了之后到底好还是不好，人们毫无头绪，因此产生了“暂时不要食用”的想法。福岛县和茨城县产的食品有危害，周边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生产的食品也有危害……结果，连国外也对放射性物质的流出产生误解，不仅针对日本农产品，甚至也对日本制造的其他产品提高警惕，纷纷采取禁止进口或加强对放射性物质的检测等举措。而日本政府如果能公开更多的信息，并明确后果的话，本可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正是政府沟通能力不足、信息不透明，才造成了种种误解和过激反应，扩大了谣言的杀伤力。“食物检测出的放射性线量水平在持续食用一年的情况下，会达到国家暂定基准值，因此请注意不要每日食用。食用前，请用水充分清洗。”言辞恰当的政府会如此发表声明。有关销售禁令，也会向生产者发出通告，“发现有可能达到国家基准值的批次时，请主动停止该批次的销售。”总之，不要命令他们停止销售，这点很重要。这样的话，政府只需作下述声明，事情就可以结束了。“只要生产者心存善念，遵循我们的嘱咐，市场上就不会流通危险产品。但是，为防患于未然，请注意这一年内不要持续每日食用相同的东西，不要不经清洗就直接食用。”这样的话，国家的赔偿金额也会极大地缩小。民主党政权的诞生主要归功于其像悬挂七夕的诗笺一般，提出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政权公约。这个政权时常做出一些可笑的言论和举动。鸠山由纪夫政权打出的“友爱”口号，以及“东亚共同体”和“日美中正三角形”的外交方针，都是华而不实的。结果，因不识时务地插手冲绳普天间基地的迁移问题，日美关系更加复杂。在联合国演讲中，日本又哗众取宠，向国际社会承诺“至2020年将削减25%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比1990年）”，但是为实现该承诺而产生的成本，却是由日本的企业和国民承担。随后继任的菅直人政权，也只有其随心所欲的决策和言论令世人瞩目。仅因为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中部电力滨冈核电站“在今后30年内发生里氏8级左右地震的概率为87%”，就全然不顾电力需求、当地居民的感受及赔偿等问题，要求其全面停堆。负责核电站事故的经济产业大臣称，核电站停堆的成本将通过提高电费来弥补。真是肆无忌惮的权力滥用。如果政府无能，就会劳民伤财。禁止农作物出售，强制撤离，要求核电站停堆，消费者行政担当大臣建议“不要再食生肉”……其后果就是因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国民、纳税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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