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了

后记

繁冗的感谢，对读者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对作者来说，就不一样了，没有那么多需要感谢的人，作者就没有机缘写出某本书，读者就没有机会成为某本书的读者。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因果。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法律写作对我这个习惯于新闻写作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如果这本小书是一枚“善果”，追根溯源，我要感谢为我种下“善因”的师长、同学和朋友。    感谢我的授业恩师杨海坤教授，是他把我领入了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世界。八年前，他赠我《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时，在扉页上题写了“学以致用”四个字，我今天写出的这本小书，对我这个习惯于新闻写作的人来说，也算是学以致用了。    感谢周永坤教授、莫于川教授、张千帆教授、郭道晖教授等致力于公法原理研究的前辈先贤，他们的指点与著作对我写这本小书，启发甚多，本书中的部分观点，来源于他们的著作。    感谢我的同学陈党、朱伟、李兵、汪海、赵艳敏、王俊、肖杰、王蕾、李卫海，在法学院读书的日子，他们不仅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老师。本书中的部分观点，来自于他们的博士论文，或者来自于共同讨论中的启发。    感谢查庆九先生、张坤先生、游劝荣先生、陈宏光先生，还有已经谢世的蔡定剑先生，我能从新闻业抽身去法学院读书，并能顺利完成学业，应该谢谢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对我的关心、指点，这是本书得以问世的前提，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去法学院念书，也就不可能写这本小书。    感谢王俊峰、张毅先生，本书是我在律所期间陆续写就的，若无他们给我提供宽松的环境，这本一再拖延的小书可能永远都开不了头。    感谢秦朔先生、刘坚先生、殷练女士、何红涛先生、卫纯先生，没有他们的热忱，也不会有这本书。这本书的起因，是我要给报刊撰写专栏，没有秦朔先生的鼓励，我就不会写这个专栏；没有刘坚先生的接纳，我就不会发表这些文章；没有殷练女士的督促，我就难以坚持写这么久；没有何红涛先生的联络，我就不会与三联书店走到一起；_没有卫纯先生的热情，我就不会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本书。    本书写作的最后几个月，我的伯父去世了。我从小喜欢读书，很大程度上受他的影响。我读中学的第一天，是他领着我去的。今年春天，他去医院看病，偶然看到别人读的报纸上有我的名字，拿过来一看，是我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专栏文章，他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本打算等这个专栏结集出版后，再送给他，没想到，书还没出，他就匆匆地走了。我最后一次见他，跟他说，我下个周末过来看你，可是，我一连几个周末都没有赶到他身边，总想着他身体还好，等忙完手头的事，再过去好好陪他一阵子。岂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成了失信于他的人。这份愧疚，再也没法弥补了。谨以此书，送给天上的伯父，愿他安息。

作者简介

本书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以百年中国的每一年为一个节点，以简洁生动的语言讲述那一年的一个司法故事。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简单讲解背后的法理，重点揭示在“皇上走了”的现代国家中，我们在法律观念、意识、程序和功能上的种种境况。本书用“法律”的眼光来打量历史，用“法治”的标准来衡准故事，牵涉了大量的政治、文化事件与人物：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到蒋经国、陈水扁，从鲁迅、胡适、梁漱溟，到胡风、雷震，从李大钊之死、东陵盗墓、西安事变到审判“四人帮”……全书在100件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力图挑战既有的历史“常识”，唤醒当下的“法律”意识，启发未来的法治“观念”。

书籍目录

序言1912：清帝退位1913：宋教仁死不瞑目1914：将军死于上访客1915：民国第一记者之死1916：天津双烈女案1917：绞刑架下的洪述祖1918：冤死的刺客1919：“五四事件”中的暴力1920：名妓遭遇的第二次伤害1921：上海选举那点儿事1922：绝无仅有的胜利大罢工1923：政变的游戏规则1924：溥仪出宫的悲伤1925：科长鲁迅告赢了部长章士钊1926：段祺瑞不能一跪了之1927：李大钊之死1928：东陵盗案中的民族歧视1929：张学良杀人立威1930：流氓大亨绑架银行家1931：休掉皇上1932：是事变，还是战争1933：危害政府不是危害国家1934：胆敢丑化扬州人1935：孙传芳血溅佛堂1936：西安事变中的皇家私法1937：特赦郭沫若1938：追杀疑似汉奸“总理”1939：郁达夫哥哥的中立1940：汪精卫的3月30日1941：民意斩杀“富二代”1942：要愤怒，不要感恩1943：移民是你的自由1944：战死还是投降1945：不合时宜的立法委员1946：胡适的尴尬1947：火烧老道的家法1948：“我们要做舞女”1949：阴魂不散的株连1950：大义灭亲的汤总司令1951：海上名伶的仇就这样报了1952：张子善、刘青山1953：梁漱溟被惩罚的良心1954：万年国民大会代表1955：“思想犯”胡风1956：平庸的恶1957：不被宽容的政治异议1958：“海鸥剧社”的鸟事1959：杀鸡骇猴1960：终身“总统”的戏法1961：反抗政府的权利1962：法院里谁最大1963：世界级法学家的牢狱之灾1964：没有学术自由的中央委员1965：“第一夫人”挪用公权1966：“中央文革”是啥玩意儿1967：死于群殴的部长1968：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1969：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1970：雷震出狱1971：钦定接班人1972：总理的学生成了叛徒1973：位高权重者亦难幸免1974：贺龙清白了1975：周恩来下令拘捕亲弟弟1976：要求蒋经国公布财产1977：章乃器的“帽子”与尊严1978：平反四五运动1979：陈布雷之女沉冤昭雪1980：审判“第一夫人”1981：全国人大去哪儿了1982：“雨夜屠夫”的罪与罚1983：从“艳舞门”到“牢狱门”1984：“江南案”1985：党外议员集体辞职1986：没有擦枪走火的龙山寺1987：“一贯道”的委屈1988：“香港股市教父”的陨落1989：检察官走向独立1990：“万年国代”的末年1991：别了，言论政治犯1992：“西直门枪案”1993：江湖已无禹作敏1994：死了一百六十人的空难1995：一死百了王宝森1996：“总统”直选1997：功不抵过的烟草大王1998：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1999：消失在彩虹桥上的生命2000：女人如何征服世界2001：原配与“小三”的战争2002：辩诉交易第一案2003：孙志刚死了2004：要文斗，不要武斗2005：秘密监察受到挑战2006：活雷锋，假雷锋2007：厦门“散步”2008：从“总统”到阶下囚2009：澳门世纪大案2010：“总统”不是皇上2011：原告马英九后记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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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敬平所著的《皇上走了（话题书系）》写的是法治史上的个案，不是法治史。个案创造历史，个案积累历史，一百年，一百个案子，横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法域，它们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一部分，你独具慧眼，或许能够窥见这些个案中国百年法治史之一斑。

前言

皇上高高在上，人人生而平等就是一句空话。，与皇上相遇，我们就是奴才，就是一只只摇尾乞怜的狗。    皇上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财产安全就像皇上擦过屁股的手纸，毫无价值。    皇上是世袭的，不管他怎么无能、无耻，我们都必须讨好他、效忠他，以他弱智的表扬为荣，以背叛他为耻。    皇上的权力没有边界，皇上就是国家，皇上就是政府，皇上就是法律，有皇上就没有公民。皇上的存在，否定了平等，扼杀了自由，拒绝了民主，践踏了法治，妨碍了宪政，公平、正义、秩序这些法律孜孜以求的价值，犹如傍晚的太阳，黯淡无光。    所以，我们不喜欢皇上，这个君主制度的总代表。所以，我们感谢辛亥革命，感谢孙中山先生，感谢许许多多为推翻帝制抛头颅洒热血的公民们，让我们不再用膝盖走路，让我们的百年梦想中多了一个“法治国”。    然而，历史不是急性子，它磨磨蹭蹭地挑逗着我们的耐心，时至今日，“法治国”还是一个梦。皇上走了，退位了，入狱了，灰飞烟灭了。可是，皇上的幽灵还在中华大地上游荡，皇上的习气还没有销声匿迹：颐指气使，唯我独尊，胆大妄为，不受监督，这些粗暴地将我们从“法治国”的梦想中惊醒的现象，不时可见。法治，在少数掌权者那里，就像一个可人的“妾”，她固然招人怜爱，高兴了也可以带出去会会客，但要像“妻”那样，和“夫”平起平坐，绝不可能。    别说少数掌权者，如果你仔细观察，从小公司的老板，到偏远山区的村长，乃至我们自己，一些言，一些行，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沾染了一些“土皇帝”的习气。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记得孙志刚案件中那个被判死刑的保安么？当他拥有了支配被收容遣送者的权力，他就能在一怒之下，把一个大学生活活打死。    当然，孙志刚的遭遇，是偶然事件，非生活常态。然而，不情愿地熬夜加班，不情愿地给领导敬酒，不情愿地给人送礼，不情愿地讨好手中握有一丁点儿权力的人，是不是生活的常态？如果你说是，那么，这就是皇上习气对你的伤害，瞧瞧某些手中掌握一丁点儿支配权力的人吧，有时候，他们会有意无意地“胁迫”你弯腰低头，通过你的痛苦伪装他们的强大，任由人性的弱点遮蔽道德的光辉。    皇上习气的泛滥，会让你失去安全感，让你在权力面前没有自信，让你习惯性地赔着笑脸，久而久之，你或许会发现，你的面相都被改变了，唯唯诺诺，点头哈腰，眼角堆着谄媚。每每走过幼儿园，一想到那些未及弱冠的孩子们，今天天真烂漫无邪的笑脸，有可能在未来变成两副面孔，我就不寒而栗：自己有求于人时，满脸谄媚，别人有求于己时，一脸傲慢。    我们知道，两副面孔已经不是戏剧性场景，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在我们这个饭桌上也要分出贵贱尊卑的国家，忠恕拙诚、低调谦卑之类的儒家道德观，几乎不值一文。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秉承儒家道德观的人，向那些道德和智慧可能比他们差很多的人的表示尊重，除非他们的权势比后者大；否则，换来的往往不是尊重，而是蔑视。他们的谦让，会被视为软弱；他们的礼让，会被视为献媚；他们的谦卑，会被视为懦弱。很难说，儒家道德观被轻贱，是那些狂妄自大者个人的错，如果排座次、讲究等级的特权思想不能让位于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别说什么儒家道德观，连最低的守法底线也会丧失殆尽。    皇上习气的泛滥，意味着法治的缺失。法治缺失，我们就会唯权力马首是瞻，社会就会异化：艺术会向权力献媚，商人会向权力行贿，学术在权力面前会不讲是非。一旦有了权力撑腰，醉心于权力、金钱、荣誉的你，就不会安分守己，勤勉精进。一旦你掌握了权力、金钱和荣誉又可以不受制约、不受监督，你就容易漠视其他公民的基本权利。当他们所主张的公民权利与你的权力形成冲突，你就应了那句古话：身怀利器，杀心必起。    这一切，与我梦想中的“法治国”格格不入。“法治国”需要法治信仰，法治信仰需要法治观念的普及。我一直念想着能否为法治观念的普及，做一点顺水推舟的事。可我知道，法治观念的普及，对法学素养的要求极高，像我这样徘徊在法学殿堂之外的人，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的。因而，总是有念想无行动。直到2009年媒体讨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我才在朋友的鼓励下，大着胆子行动起来。    那时候，我还在媒体供职。讨论怎样纪念辛亥革命，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跟同事们讨论，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我们为什么说孙中山伟大？不就是因为帝制被推翻了，皇上被撵走了么。为什么要撵走皇上？不就是希望权力锁进牢笼，权利得到保障，法治大行其道么。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在想，我能否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的大案要案梳理一下，每年写个案子，讨论一下法治现象，或者讲述一个法治观念。如果说我梦想中的“法治国”，是一个亟须建设的大厦，我希望每一个法治观念都是一根梁柱。如果这个法治国也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那么，宪政就是“中心”，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就是“基本点”。本书中的案件，案件中的法治现象或者法治观念，都是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的。    本书的写作，是通过给《经济观察报》撰写专栏，历时两年，逐渐完成的。百篇文章中，绝大多数是见诸报端的原稿，少数是结集出版前改写修订的。由于时间跨度过大，风格难免不一，然而，以下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下来的：    其一，我写的是法律，不是政治。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自己的政治观念，但是，讽喻政治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出发点。本书的写作，涉及很多政治人物，从袁世凯到溥仪，从孙中山到宋教仁，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蒋经国到陈水扁，不下百人，我始终提醒自己，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要尽可能地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以涉案者的政治身份、政治背景、政治立场论是非，而是就法律谈法律，就法治谈法治，就宪法谈宪法，把我的理解、分析、研究、判断，局限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避免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作出情绪化的、政治化的解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愿吧。    其二，我写的是法治观念，不是判决书。我笔下的一百个案子，有的还没有诉诸过法律，对簿过公堂，我写这些案子的目的，在于表达我的法治观念，不是探讨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像法官那样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不是我想做的，也不是我能做的。然而，案件写作，总离不开事实和法律。就事实而言，我只能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可以公开查询的资料库，以及公开出版的著作，尽可能地采信那些相对来说更具公信力的报刊、网络、出版物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都在本书的附录中一一列示了，供有兴趣的读者辨识一二。就法律而言，我在乎的也不是个案的是非。至于说，涉案法官的判决是否公正，在本书中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对于时时不忘借题发挥的我，案件背后的法治现象、法治观念，才是我关心的根本的问题。    其三，我写的是法治史上的个案，不是法治史。个案创造历史，个案积累历史，然而，我写的终究不是历史，而是个案。一百年，一百个案子，横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法域，它们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一部分，你独具慧眼，或许能够窥见中国百年法治史之一斑。但是，它们不是中国百年法治史的缩微版，我对这些个案的选择，是个人化的，缘自我的个人趣味；个别案件，甚至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而是因为那个年度找不到合适的案子，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具体而微的案例，对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法治进程，作简单的谁好谁坏的比较，对百年中国法治史作简单的。结论式的肯定或否定，说历史在进步，还是在倒退。    其四，我写的是法治随笔，而非法学论文。目的决定方法，读者决定文风，我的目的是向非法律专业的有着本科学历的读者，普及法治观念，因而，我沿用了新闻人的习惯，用讲故事的方式，以随笔的文风，写完了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我偶尔会借鉴法学名家的个人观点，更多时候，我采用的是通论。我写的不是法学论文，理论的严密，论文的逻辑，不是短暂的篇幅可以承载和我的法学写作能力所能达到的，也不是我的追求。当然，我不能以此为借口，放任自己的错误。本书的写作，涉及刑法、国际法、诉讼法等我未曾专门涉猎的研究领域，错误之多，必定是难免的，还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内容概要

章敬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法学博士，著有《拐点》（《南方都市报》2004年畅销书排行榜社科类第一名）、《权变》、《向上的痛》、《国家与教堂》、《中国的自我探索》等。

章节摘录

1912：    清帝退位    一个六岁的孩子，要用自己的名义，跟一个国家签下还政于民的合同，这个乍听之下匪夷所思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在1912年2月12日。这个孩子叫溥仪，帝号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这天早上，北京，紫禁城，懵懵懂懂的溥仪，跟随隆裕太后，来到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早朝典礼，这一次的典礼与往常不同，面对领着小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的隆裕太后，大臣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磕头，而是三鞠躬。    与典礼形式之变相对应的，是权力实质之变。在这个最后的早朝典礼上，这对孤儿寡母要颁布退位诏书，晓谕天下，皇帝要把统治权交付给全体公民。    隆裕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皇帝的老婆，溥仪的伯母。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死去、溥仪继承皇位之后，这个四十岁的寡妇根据姑妈的遗嘱，抱起三岁的皇帝，走上金銮殿，对重大事件发布命令。    短短三年，就要让溥仪逊位，对隆裕皇后来说，天底下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一想到几百年的大清江山就要葬送在自己手里，隆裕皇后放声痛哭，“祖宗啊，祖宗——”大臣们也跟着哭出声来，有的真哭，有的干嚎。大殿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    悲痛中，隆裕皇后迟迟不肯在早已起草好的退位诏书上盖玉玺。诏书实质上就是一份合同，玉玺实质上就是今天的印章，不盖章不能生效。这份合同是晚清最后一个状元和他的幕僚们起草的，全文三百来字，表达了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退位的背景：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很多省响应革命，纷纷独立，皇室与革命党举行南北和议，前后两个多月，迟迟没有结果，搞得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见，“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    第二层含义是人民的意愿：共和是大多数人民的选择，是人心所向。    第三层含义是太后的态度：既然人民选择共和，我就不能只顾我爱新觉罗这个家族的尊荣，而置人民意愿于不顾。所以，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皇帝要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第四层含义是太后的命令：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请袁世凯全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商讨中华民国统一大计，我和皇上呢，提前退休，做个局外人，悠哉游哉地过几天舒服日子，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以乐见其成的姿态，期待着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你看这诏书，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坦坦荡荡，一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架势。怎奈，隆裕皇后和大臣们几度落泪、几度哀号，道出了诏书的虚伪、退位的无奈。说到底，如果没有革命党闹事儿、袁世凯逼宫，隆裕皇后怎么舍得结束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    眼见隆裕皇后泪洒诏书，迟迟不肯盖玉玺，外交大臣上前劝慰：事已至此，就请您保重身体，反正优待条件已经定下来了，您就放心退养吧。    这个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就是南北和议时皇室代表和革命军代表谈判后形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如果说退位诏书是一份“主合同”，“优待条件”就是“从合同”，相当于承诺与保证——只要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给皇帝和皇室一系列优待条件，像诏书中所说的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    说到这里，我插问一句：你说，这隆裕皇后真的理解“共和”国体是什么意思么？    共和，这个词《史记》中就有，隆裕皇后可能知道，说的是西周时期国王跑、大臣执政的往事，这是清帝退位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没有君主的时期。那时候，两个大臣共同执政，商议着办事。    共和，这个观念却是欧美的，这一点，隆裕皇后可能就不知道了。通俗地说，在欧美，那些不愿意接受君主世袭统治、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人，把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变成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说：非经公民选举，任何人不得领导国家。    晚清，认同欧美共和观念的中国人，为了翻译这个观念，就从古老的《史记》中找出“共和”这个词，反对主权在君，要求主权在民。主权在民，就是公民掌握国家权力。公民掌握国家权力，不是皇帝轮流做，而是公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者、产生议会，再通过议会制定宪法和法律，限制国家领导者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猜隆裕皇后同意清帝退位之时，并不明白共和的本质。那时候，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已经不需要她在乎，需要她在乎的，是退位之后的优待条件能否落到实处。    简单地说，所谓优待条件，就是“五个一”：    一个是荣誉：你皇帝退位了，尊号不废，照样喊你“皇帝”，中华民国像对待外国元首那样以礼相待。那些王公贵族，也一样；    一个是工资：退位之后，中华民国每年拨付四百万用于生活开支；    一个是住房：暂住紫禁城，日后搬到颐和园；    一个是祖宗：宗庙和陵园永远供奉，由国家派军队保护；    一个是财产：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族成员的私有财产，国家予以保护。    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对于劝慰隆裕皇后，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她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也没有表现出安慰之态，还是哭。    为了退位，她已不止哭过一次。    二十六天之前，还是在养心殿。时年六岁的溥仪看到她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上，用手绢一个劲儿地抹眼泪，一个又粗又胖的老头子跪在她的面前，满脸泪痕。长大以后，溥仪明白，他们双双哭泣的原因，是这个叫袁世凯的老头子直接向隆裕皇后提出了退位问题。他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斑斑可考。”见隆裕皇后受到惊吓，他趁机劝她接受优待条件，认为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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