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书评

胡适有怎样的“风度”竟然让季羡林想烧掉自己的文集

《民国风度》留给我的一个记忆《民国风度》这本书中印象深刻的一个内容是季羡林老先生对胡适的回忆和评价。他说：“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胡适先生有怎样的“风度”竟然让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季老想烧掉自己一生的文集呢？对比一下两人的生卒年月，胡适（1891年～1962年）季羡林(1911~2009)，当年胡适比季羡林大二十岁。季羡林先生与胡适先生曾在北大共事三年，胡适是校长，季羡林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因此交往甚多。1948年冬，胡适离开被解放军围困的北平飞赴南京，季羡林则留在了北大。胡适去美国，后又转赴台湾。胡适离开大陆后，对季的学术研究一直是关注的。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季羡林很久以后才得知消息。1987年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毅然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当时有人劝止他发表，季羡林仍坚持发了。季羡林在文中写道：“他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解放后，我们有过一段极‘左’的历史，对胡适的批判不见得都正确。”这样公开为胡适说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足见季羡林对胡适的感情之深。从季羡林对胡适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交往细节。季羡林说：“我于1946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季羡林说，胡适“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从季羡林的语气看来，胡适足以让今日那些唯我独尊的领导干部汗颜。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以88岁高龄去胡适墓园为胡适扫墓，并写了《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文中特别愧疚地写到10多年前写《为胡适说几句话》这篇文章时，连“先生”两个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对季羡林先生而言，胡适先生既是“有知遇之恩的恩师”，也是足可引为知己的良友。季羡林晚年专写两篇文章回忆胡适，“报知遇之恩于万一”。如果说陈寅恪当年写八行书向北大推荐季羡林，是伯乐的话，那么胡适便是拍板接纳千里马的老板。季羡林自然都不能忘怀。“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另一点让季羡林感戴的是，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出走台湾前，他从南京要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另外，从《民国风度》这本书中季羡林《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篇文章的一个短短后记，我们对于季羡林先生的治学之严谨还可见一斑。他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个现实，我脑筋里的回忆也是一个现实，一个存在形式不同的现实。既然我有这样一段回忆，必然是因为我认为，如果适之先生当时在北平，一定会有我回忆的那种情况，因此我才决定保留原文，不加更动。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写了这一段“后记”，以正视听。 特地为此点一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