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书评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绪论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史》绪论李超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形成西画东渐现象。中国的近现代美术的发展是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情境密切相关的，而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是移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外籍移民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中来华的艺术移民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成为重要的传播桥梁，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借鉴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独特研究视角。从宏观的范围来说，这方面的前期相关研究，涉及到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等跨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进程。从微观的角度而言，这方面的前期相关研究，又联系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开展。20世纪以来，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较多地受到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外学者对此曾经出现较为活跃的学术表现。在二战期间和冷战阶段，该领域的研究曾经一度陷于低谷。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类学术活动又出现复苏的现象。在这前后两个时期，先后有重要的著作问世，且著述数量明显增加，规模可观，为前期西画东渐的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同时，20世纪我国文化史学领域，由于考古的重大发现，形成了根本性的突破。因此，有关这种文化现象的前期研究，可以说，具备了全面深入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中第一个重点所形成的 “文化史研究”，可以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向达《古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研究为代表。其所形成的第一层次“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立足于中西交通关系的背景和范围对“西画东渐”现象加以学术探讨。中国和西方（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第二个重点所形成的“美术史研究”，可以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山隐《世界交通后东西画派互相之影响》、戎克《万历、乾隆年间西方美术的输入》等为代表。我们能够发现其论述的范围基本在于“凡二百年”的“所有此际中国美术与西洋之关系”，而论说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之处。这个基本的历史内容和范围，同样引起其他学者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自本世纪20年代起，已经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以上这些论述，都是近现代中西美术交流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应该说，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这些前期相关研究，是中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研究学术工作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其无论是历史史实的整理方面，还是文化价值的评判方面，都为后世学者积累了宝贵的学术经验。因此，有关中西美术交流的早期研究，为进一步深入进行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的专史课题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中西交通、中西文化交流等人文科学研究方面来看，西学东渐的学术研究初具成果；但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角度看，特别是 “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方面相关的珍贵资料，大量处于濒临抢救的散失状态，而“中国近代外籍移民美术”相关系统的专史研究及其相关的专题研究，有待于深入和持久的进行，并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这段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隐秘”的历史，目前面临着被“忽视”的境地。这种境地可以如下几个方面概括之。其一为“模糊性”：20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尚显模糊。其二为“局部性”：侧重于万历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华活动、清康、乾时期清宫绘画活动等局部范围。其三为“次要性”：在明清时期的文化历史研究中，在华的外籍艺术移民处于“次要”地位。其四为“局限性”：诸多原始资料和外文资料利用有限，尚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利用。这段隐秘历史的存在，是因为长期以来，由于客观上史料的缺乏等原因，一直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形成了本课体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这就涉及到一系列鲜为人知的历史环节，以及对于这些环节的评价标准。比如：一，“传教士”艺术家，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明清之际在中国本土出现的西方传教士无疑是西画东渐的重要使者。但长期以来，传教士的文化业绩始终无所定论，而这正是西画东渐的相关研究无法回避，并应引起正视的问题。根据有关历史记载，我们可知在近代西画东渐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曾经在中国达到三次活动高潮。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年间，第二次是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第三次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同治年间至清末。形成三次高潮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变化。在美术领域，中国本土曾经先后形成了利玛窦、郎世宁、范廷佐等为代表的传教士文化现象。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效应，主要体现于中国南方和江南等地的民间地区；郎世宁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效应，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的宫廷；而范廷佐等传教士的西画传播效应，则主要反映在新兴的开埠城市。他们先后出现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远征”中国的各个不同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们彼此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所处的文化情境也不尽相同，对于中国文化也采取了不同的适应对策。而在对于传教士的评价问题上，人们发现，由于他们在西方画坛并非一流画家，而在中国的活动又并未真正纳入主流之列，故而时常被西方和本土的美术史研究所双重“遗忘”。然而，关于他们所谓“沙子”般的曲解，并不能长久地掩盖他们真正的历史价值，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深入，人们关于他们的文化身份的理解逐渐趋于共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的艺术功绩已经逐渐为人们所认可，而且成为本土西画东渐过程中不容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和乾隆朝代的过去，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日见式微，其宗教势力影响的范围已经逐渐进入低谷。在这时期的来华者行列中，逐渐增添了诸多非传教士身份的外籍人士，他们通过多种非宗教或官方的途径来到中国。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先后有西方的职业或业余的画家来到中国南方的口岸。这些外贸通商时期的来华的外侨艺术家，也是中国近代西画东渐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关注的西画东渐焦点多集中于西方传教士和本土留学生的两种渠道之中，而且又将清代西画东渐的重点置于北方的宫廷，导致南方口岸的外销艺术现象，成为一度冷落的“空白”。目前这种现象的价值和意义逐渐为学界所重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中国与国外的通商只限于南方广州一隅。尽管如此，由商业带动文化交流，在远离北方宫廷的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独特的“外贸通商”文化，外销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典型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正逢清廷西画活动走向式微之际。然而，关于“外销油画”现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客观困难，就是相关资料的严重缺乏，而且“其实物和文字资料几乎都收藏在海外”，同时外销艺术的作者大多是以无名者的身份出现，这给相关研究带来资料的收集和确认的诸多困难，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应该载入中国文化史”的结论。三，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的转型，沿海城市的先后开埠通商，并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聚集中心，由此大量出现了于本埠的外籍侨民（艺术爱好者）和绘画专家，这批新“艺术移民”其生活、活动和影响所致，使得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中期的独特岁月里，以上海为代表性地区，发生了“艺术移民”的史实，今天看来，其陌生而鲜见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更为久远的传教士美术家。从清末民初土山湾画馆的“近代中国西洋画之摇篮”到20世纪前期外籍艺术家对于中国艺术的的“贡献”， 集中体现了这些大批移居上海等大都市特定社区的外籍人士，以难民、侨民等不同身份，逐渐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华洋杂居、雅俗兼容的都市文化的特殊环境，自20世纪初期以来，来自异域的在沪侨民画家，已开始了较为专业正规的西画美术教育及美术展览交流，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多方位的复合，进行了多种视觉艺术的文化传播。不管今后有关的历史结语如何，但这批“艺术移民”已经构成这样一种事实，那即是西画东渐中国“第四途径”的出现。《中国外籍移民美术史》所涉及的所谓“外籍艺术移民”之说，主要是指自明清时期至民国时期，具有不同文化身份来中国居留并活动的外籍人士，他们是职业或非职业的艺术家（本课题主要其以美术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其长期或短期的在华生活中，留下多种形式的美术作品，并中国本土艺术家进行了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虽然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他们作为西画东渐中国“第四途径”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这些历史环节的出现，使得中国近代的文化交流呈现错综复杂的面貌，其中不乏隐秘而未解的部分，特别是“外籍移民美术”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和充分的学术研究结果。尽管如此，人们已经逐渐注意到其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发展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