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教育书简》书评

很薄的小冊子

很薄的小冊子 以書信的形式句子生硬、晦澀 頗費思量需靜下心 墮去懶惰和浮躁 才能從一開始的手足無措轉變為喜歡 讀出意外的收穫要給自己定一個計畫 如每天讀一部分 這些字句要反復捉摸 細細體會 它的道理就隱匿就在日常的生活中 《書簡》文筆很美我常常會忘了讀書的目的而過分關注那些既理性又感性的句子……2008年5月

剑和刷————席勒和鲁迅

剑和刷————席勒和鲁迅近读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版 冯至/范大灿译），此书由27封信组成，是写给资助他的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但是译者觉得信里只论述了“溶解性的美”没有论述“振奋性的美”，所以又附上了他的《论崇高》一文。关于内容我就不说了，因为作了摘记卡，这里只谈感想。席勒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是个哲学家。作为诗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概念，所以他被恩格斯批评；但是作为哲学家，他的著作中又充满了诗一般的语言，造成他表达的含混，这是他经常为人道及的缺点。过去我比较推崇空灵的文字，但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了痛苦，一个人的想法最好使用通俗、明了的语言平平写出，不然会造成巨大的接受困难和意义的失落。所以，我相很多人转述的席勒思想大概都是粗疏的，因为这种文风很难被归纳和简化，要想了解货真价实的席勒还是要读原著的。他的书信中能看到康德、费希特的影子，可以说，他的关于“崇高”的论述在康德的基础上并没有前进多远。但是有一点，就是席勒的思想比他们更可信，也更可行，在创新性上也毫不逊色。作为思想家，他们都想解决人生或人自身最根本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席勒和他们一样伟大。在一个神性丧失的社会里，人的生存很成了问题，这些思想家想靠理性和精神性来挽救人，并不是简单地把人推向非理性的深渊，他们眼里非理性的人就成了动物。这使我想起中国，缺乏宗教的中国，活在这个区域里的人怎么解决自己有意义的生存问题。蔡元培先生曾提出“美育代宗教说”，但是并没有在世上推行。可以说，我们中国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思考的像席勒那样透彻，也许，这的确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国度！！这使我想起鲁迅，被尊为“民族魂”的鲁迅，被封为“思想家”的鲁迅，较之于同时代文学家和学者，他的确是有深度的，他看待国人的眼光和其他人很不同，但鲁迅所达到的深度究竟怎么样呢？以精神胜利法为例，他没有看到这来源于人的动物性。凡是动物都有自我保存的本能，都想不顾一切地活下去，都想有一种安全感，所以，自己克服不了的危险来了，动物要么逃要么死，但作为人却可以用精神去“胜利”，通过精神上的转化把否定人的生存意志的东西轻轻化去，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所以人还能继续活下去，不然，人就会自杀。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是人的精神性的一种表现，我们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不是在精神胜利么？“战略上藐视敌人”不是精神胜利吗？康德意义上的“崇高”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吗？阿德勒讲的 “补偿原则”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吗？经常把四大发明挂在嘴边的 中国人不也是在精神胜利吗？人人都在夸自己的家乡时不也是在“精神胜利”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人，就有“精神胜利”，它不能简单的被归为愚昧的表现，这是永不消亡的人类的精神之花，当然，它源于动物的生存本能，当然，它也有美有丑。 和它相对的是一种“批判精神”，是对丑的一面的扬弃。但这正是中国人所缺乏的。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先生没有看清楚，当然也不会看清楚。从根本上说，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大都是错误的，他把矛头对准的可能不是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带来的东西，他对准的是人自身无法改变也不必改变的一些东西，这源于他由精英主义形成的偏执。鲁迅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算作一个思想家，他的地位被捧的太高了，他只能算是一个有深度的文学家。他所达到的深度没有触及人的自身，而是围着人的外围饶行，和德国这些思想家相比，他只能是一把刷子，刷掉一些皮毛和藏在皮肤皱褶里的污垢。而席勒他们是剑，能刺入人的骨髓，能挖掉人的肿瘤。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呼唤者真正思想家的出现，不要自封的和他封的所谓思想家。李荣博 于2007年12月11日

席勒和浪漫美学传统

席勒是作为诗人和美学家为大家所熟知的。席勒喜好沉思，始终在诗与哲学间徘徊。正如他的朋友韩波尔特说的那样：“没有人能说你究竟是一个进行哲学思考的诗人，还是一个做事的哲学家。”这种情形使他在哲学思考和诗的领域都显得勉强。他跳跃的想象干涉抽象的思维，冷静的理智干涉诗的灵动。席勒没有成为哲学家，而只是美学家大致源于此。而席勒的诗歌则热情有余，而灵动不足。席勒因此显得如此不同。他开辟了一个诗人与哲学家结合的时代。众所周知，席勒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的影响。但席勒绝不仅仅是康德的注视者。他巧妙地发展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在康德那里，美是调和，是调和自然界和精神界的中介。而对于康德自己，诗和哲学似乎没什么相干。读了他的三大批判，就知道了。而席勒自己就是一个诗人。他身体力行实践着诗与哲学的结合。席勒开辟了浪漫美学的传统。浪漫美学是与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的，与数学和智性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思潮抗争，竭力的挽救着被技术文明淹没了的人的内在灵性，挽救数学性思维浸渍了的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席勒和浪漫派的诗人哲人一样，认为真正的诗不是个别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宇宙的本身——一个不断完美的艺术品。面对工业化造成的人性的分裂，面对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面对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的亵渎与沦丧，他无法忍受生活中诗意的丧失。我们不妨把这看做或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批判。席勒希望可以通过美和艺术，或者诗，把人从堕落的俩极引导上正路，克服人性的分裂，如此才能完成人类崇高自由的理想。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详细的介绍了他的浪漫美学思想。席勒第一次高举起了审美的旗帜，超越了时代与启蒙。当同时代的人们在欢呼理性世界，他却早已洞察出了理性终究无法抗拒世界的丑恶。他将康德的调和品美拿来，试图用它来拯救这个分裂的世界。他宣称只有诗、艺术，才能将人们引入道德，最终步入自由王国。所以，有人嘲笑席勒在费尽心思尽力审美的“乌托邦”。这样的嘲笑，当然是幼稚的。面对世界的丑恶，谁也不能置若罔闻。文人们都不能不选择道路来承受世界之恶。无非四种，一坚持启蒙，坚信理性可以战胜世界的种种弊端：二用审美及艺术，此为席勒开辟的浪漫美学的传统；三是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在人性丑恶的世界里不停呻吟抗争着；四是重新回归基督教的传统，回归神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谁也没办法说那种更为可行。但是事实上已经证明了理性根本走不通。工业化带来的种种人性的分裂，理性何以弥合？战争带来的创伤，理性何以医治？于是许多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了虚无。可是虚无又怎样，问题依旧存在、重回基督，看起来也很荒谬，形而上的上帝早已死亡，而肉身的基督又有何为？重回神性是那样渺茫。所以审美未尝不是一次具体可行的办法。事实上，二十世纪纷繁复杂的种种社会思潮，无论是生命哲学、存在哲学、解释学，凡此种种都是各种审美的思想。或许中间夹杂着虚无主义，夹杂着马克思主义，但根本依旧是审美。尼采不就大胆地宣称着上帝死了，紧接着宣称诗是人生之源。而且审美——诗、文学、艺术总总抓住人生生存的意义。他们出来反思人生的苦恼。诗人们、艺术家们仅仅贴住生活的体验，竭力想要领悟生活之谜，揭示着人们感受和领悟生活意义的可能，使自己在混乱的人生观众找到一个位置。席勒就是这样的开创者。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也是席勒的美育思想在遥远的中国发出的回响。政治美学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因承担了表现人们的希冀和愿望，永远保持着对一个光明社会憧憬的任务。在美学领域里，异化的人们预先体验着解放。”哈贝马斯认为“审美教育是毁掉的公德心的一种复活。这一目标唯有通过一个教育的过程才能实现。这一教育过程的媒介就是艺术。”

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岁月流逝，但有些阅读体验会在你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记得那时才十八九岁，刚进大学，在那满怀憧憬而又懵懂彷徨的青春岁月里，开始思考起人生的价值和方向。有三本书对自己今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直到今日，《1844年手稿》仍时时提醒我不要为各种形式的“异化”所迷惑，始终要以“全面的、自由的、充分的发展的人”作为最高目标，包括个人发展，包括社会批评。《美育书简》则让我从理性层面感知到审美教育和艺术活动所具有的心灵解放的意义。”通过美走向自由、走向精神解放“，这是席勒给我们所揭示的崇高理念。康德的批判哲学艰深难懂，但那思想的冲击却让我朦胧地开始思考”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并感同身受般地与康德一同敬畏着”我们头顶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令“，他的思想时时燃起我对精神自由（自律自为）的向往。回首往事，这三位哲人对我之后的心路历程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著。借此短评，我想表达对人类伟大精神力量的由衷敬畏，也想怀念逝去的青春时光和自己的心路历程。现在藏书满架，但可惜我一直没能买到《1844手稿》的单行本，也算是心中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美”的另类存在——二元对立世界的跳板？

席勒作为18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类似，不满于当时社会腐化堕落的状况，又看到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美育思想，试图以美育造就个人身心和谐与理性提升，最后实现社会改良。《审美教育书简》是他写给奥古斯滕堡公爵的书信集合，共二十七封信，集中阐释了他的思辨美学思想，成为他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他上承康德，下启马克思、马尔库塞、巴赫金，是古典美学向现代美学过渡的重要人物。仔细阅读后，从席勒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德国古典哲学与狂飙突进时期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感觉到其思想中强烈的抽象思辨性以及理想主义成分。但在辨析之后，又不禁让人发问，究竟所谓美/美育，在席勒的观点中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来出现？“美”是不是作为从感性过渡到理性的第三维“跳板”？席勒的美学观点与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以及当代所需要提倡的“和谐”思想，又究竟有哪些共同点和分别？一、二元对立思想在第一封信中，席勒就鲜明的表示了自己与康德的师承关系。而在他之后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对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说、美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艺术存在于自由的游戏之中等观点，席勒可以说是进行了很好地吸收和发展。而更重要的是，席勒对于德国古典美学二元对立思想进一步发扬，并强调了将二元和谐统一起来的必要性。在席勒的思想系统中，有着明显二元对立倾向。比如，他将人分为不变的人格和变动的状态两部分，二者在绝对存在里统一，但是在现实的有限存在里分裂；人的冲动又被二分为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两类，二者分别要求实在性与形式性，又有着各自界限分明的对象——生活与形象；世界二分为个人与国家；艺术作品被二分为形式与内容；审美本身也被二分为被动的感性因素与主动的理性因素。最重要的一点，席勒在基础前提上二分了国家及其组成元素——人：他把国家分为“自然国家”与“伦理国家”，将人的生存发展状态分为“感性”、“理性”两端。这里的理性不是单纯的法则或规范，而是代表着终极完美的理想人格状态，是“依理性和正义行事的人” 。这样注重理性、高尚化理性、将理性与自由选择以及理想人格相联系的观点带着浓重的启蒙思想味道。经典哲学的二元对立思想往往会导致对于一方的偏重，由此带来从低往高的趋向性。所以，尽管席勒在前几封信中一直谈论的是人性两方面的结合及和谐统一，但是他对于人的二分的生存状态还是带有高下评判，并且有着从感性到理性的趋向。早在第三封信中他已经指出，“第三种性格”“为从自然国家到伦理国家的过渡开辟了道路” ；在第二十三封信中他提到：“要是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其它途径。” 显然，席勒这句论断本身已经表明了他的目标国家是二分中的“伦理国家”，而目标人性状态也是二分的一端——“理性的人”。因为在感性的人阶段，人服从于自然力量，而在理性的人阶段，人才能控制自然力量。而相应的，审美状态在此处是所谓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伦理二者唯一可能共存的过渡状态的存在。应该说，席勒的思维依旧是传统哲学所崇尚的线性思维。对于理想人性状况的想象构成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的一端，而现实的糟糕状况——“不是粗野，就是懒散，这就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 以及“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 ——作为另一端。他带着启蒙主义的追求，试图以教化使得粗野、懒散、破碎的人性趋向理性、自由、完整的人性——这依旧是进化论的线性观点的体现：从低到高发展，从现实向理想飞跃。只不过在手段上，席勒选择了美育。二、美育的提出及其重要性正因为有二元对立，所以才产生了统一的需要性与可能性。在席勒看来，美与美育正是使人达到和谐状态的最佳平台。席勒认为，正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二者的界限分明性使得二者的结合成为可能，而二者在文化教养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就结合成为游戏冲动，摆脱了原有的强制性而恢复自由。同时，感性冲动的对象——“生活”与理性冲动的对象——“形象”也统一在游戏冲动的对象——“活的形象”中。在审美中，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得以统一。美的形象引起我们的情感，同时也引起我们对于美的形象的认识。“美既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行为。” 由此，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在“美”或“审美”之中得到了调和。此处，席勒明显承袭了康德的“审美无功利”以及“审美是愉悦的游戏”的观点。他所谓的审美状态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超越规则又符合规则。朱光潜曾就此举例道：“用孔子的话来说，艺术和美的欣赏所由起的‘游戏冲动’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样，美的特殊性就完全地体现了出来，在对立与相容之间开辟了一方特殊空间。审美的充实的可规定性，使得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有了前提条件。这种既在其内又超脱其外的状态，也正是人性最和谐完满的状态。这种人性观点也类似于我国传统哲学中提出的“中庸”概念。同时，美的另类存在还表现在它的“盈余”性上。第二十七封信中，席勒先以狮子和昆虫举例，然后提出如果“是剩余的生命刺激它行动，它就是在游戏” 。审美作为游戏，就是起源于这种盈余性的生命力。这种盈余和由此引发的关于假象的娱乐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审美是对于多余精力的发泄，所以有了无功利的可能性，从而可以导致真正的自由。以上两点可以看到审美活动在席勒的理论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美”真正成为“另类的存在”，甚至有被过度填充以及过度高捧的倾向。席勒的和谐美育思想对于现实人生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在马斯洛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中，有一则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性格极端的二分往往会消失，看似不可调和的两端得以合并与结合，“一句话，在健康人身上，欲望与理性吻合，天衣无缝” 。马斯洛将这种和谐的状态称为“做健康者，为所欲为” 。（当然，此处所谓的“二分消失”表达的是对立两端相互结合、相互交融、最后形成和谐整体共存的状态，依旧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分割上，而并不是在多元维度上提出可能性。）马斯洛与席勒都将和谐完整的人性看作最好的人性，以此为人类的标准理想。席勒在他的时代，敏感地意识到分裂人格的可怖，以及导致的社会堕落、道德崩溃。这种工业时代的通病将人变为“非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唯有二分消失的人，即和谐的、统一的、完整的人，才是应该追求的合理目标，才是人性的体现，才能带来一个美好的、有秩序地社会。这个观点与我们正大力强调的全盘“和谐”观也是不谋而合的。由于审美的“另类存在”与特殊地位，席勒认为，通过的审美教育正可以让人达到这种人性的完满和谐状态。由此也就提出了当今社会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正由于美与审美的特殊性，审美教育也就不同于“感官享受”与“道德教化”。前者出自感性冲动，后者出自形式冲动。只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特别重视无功利的游戏愉悦的审美活动，才能培养出一个完整和谐的人性。这种对于审美功能的大力强调，对于当今教育也具有指导意义。审美的教育可以让人克服过强的功利心与浮躁状态，让人从感官享受与道德认知的强制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感受生命、发掘美好，疏解欲望，心灵得到净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因为审美教育的存在，让人得到了统一感性与理性的平台，并且开始关注生命中永恒的“人格”部分，也就开始接近最理想的“神性”。三、政治理想的空想性席勒幻想用审美教育培养出完整和谐的人性，并且还认为，个人的人性和谐将是社会整体和谐的基本组成。他将审美自由看作政治自由的基础，指出“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这种浪漫色彩的构想也是席勒思想的独到之处。他认为，当今社会的腐化堕落、混乱无序，归根结底都是源自组成社会的个人的人性分裂与堕落。因而要改良社会，就需要通过审美教育，恢复人性的完整，进而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这种对于社会政治的放弃与回避态度，与席勒当时所见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种种问题有密切关系。但是仅从个人心性出发来试图改变整个社会，依旧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主张。对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看到，马克思赋予了社会腐化堕落以相对实质化、外界化的原因，即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对于人的劳动异化功能。若从外观之，革命与制度的改革自然是必要的改造社会的手段。光从个人的人性品德出发，并不能完全的实现改良社会的目的：其一是由于具体到每个人时教化落实的不可能性。即使是席勒本人，在最后一封信中也提到，由“心绪高尚的灵魂” 组成的“美的假象国家” ，在实际中“人们大概只能在个别少数卓越出众的人当中找到” 。其二，还应考虑并不是单纯个人的叠加就成为国家，也不是单纯美好人性的叠加就成为整体和谐的社会。整体具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意志，有着外在于个人的、凭空诞生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氛围、结构等等，而在任何想要改良或者变革社会的尝试中，这些阻隔都应该被考虑在内。更有社会与个人的互动关系、群体与群体的交互关系等等，在试图变革社会时都应该有所顾忌。而这种以个人的结合代替社会的观点也是由社会/个人二元对立的简单划分导致的。显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比席勒的美与自由理论走的更远更深。而从整个体制的异化出发，革命的道路也就有了必要性。当然，在一个大的充分完善的体制（或者内部拥有很多弹性与空间的体制）已经确立的基础下，席勒所提倡的审美人性完善论依旧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个人来改变社会虽然似乎无法触及根基的问题，但是对于个人以及已确立完善、有弹性体制的社会来说，依旧是进一步提高和谐度、进一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四、小结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席勒的古典美学式“二元对立”世界中，人依旧有着从感性向理性过渡的需要和趋向。而要实现这个启蒙式的要求，需要美的游戏这个“另类存在”的介入，因其包含二者又超脱于外的独到性质，使得人可以在游戏冲动中弥合人性的裂缝、获得完满。审美活动在此是以过渡与跳板的面目出现，美育有着美的追求之外的理性自觉的目的性。而同时，席勒又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将审美活动拔高到政治自由之前，试图以审美教化建立起人类和谐完满的乌托邦国家。这种对于社会制度的病源及其变革的逃避，也体现出席勒一定的局限性。对此可以提出反思，是否存在二元对立、现实理想两难困境之外的可能性？如，是否可能将美作为终极目标而不是向理性的跳板？这种论断即是“为美而美”，将美及其能够带来的和谐完满作为最终实现目标。这就类似于中国传统儒家观点中“天人合一”的概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等等都达到互相交融彼此结合的和谐状态。此处，并没有明确的二元区分，所谓的结合也就不是简单的二元融合，而拥有了更广阔的包含量。要消除二元对立的局限性，就需要放弃线性思维，尝试平面铺开的网络，消解进化论带来的固定趋向性，消解简单二元区分与二元叠加。这样达到的美的国度，必然与席勒所言的可以结合“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游戏之美的世界有所差异，但是或许也正深发了“游戏”的原始含义，即自由铺洒的多元、多焦点、多网线的愉悦状态。不是精英的自上对下的启蒙，而是大众潮流变化、多种选择下的产物。相信，这样多元化的国度同样类属美的国度，并且应是美好的和谐国度。2010/6/5参考文献：[1] [德]席勒著，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2] [美]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一版[3] 朱光潜：《席勒的美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01期[4] 李显杰：《游戏与艺术——席勒“游戏冲动”说的合理内核、历史局限与文化意义》，《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2年02期[5] 卫华：《论西方审美游戏说的双向演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6] 曹卫东：《从“全能的神”到“完整的人”——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批判》，《文学评论》，2003年06期-------------------------------------------------------------还是课程论文来的。。对于此书其实一直一知半解，能看懂便算不错，所以要申发观点真的有些困难了……

感性理性交织

总的来说，席勒在这本书中阐述的最多的原理就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单纯的从哲学上来说，就是所谓事物的内外因。即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席勒以高度抽象的解释方法解释了一种所谓的“和谐美”。从人、神、以及自然精神等方面阐述了这种美。抽象的人格就是字我、绝对主题、形式或理性，抽象的状态就是现象、世界、物质、材料、内容或感性。即所谓的精神与物质。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来自人的物质存在或人的感性天性，把人当作个人放在时间之中，要求变化和实在性。感性冲动不能离开精神，他需要存在与具有媒介物的事物中，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物质冲动，他使人变成物质，而不是给人以物质。他需要依托时间，是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他具有极其主观的特征，以人作为基本的寄托，要求不断的变化。感性冲动的普遍感念是最广义的生命，这种概念能指一切物质存在以及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人的理性天性，把人当作类属，超越一切感性世界的限制而达到人格的自由，在认识中要求真理，在行为中要求合理，他扬弃时间和变化，把个别时间当作永恒，存在可以得到最大的限度的扩展。形式冲动要求的是一种法则、规律，这种法则与规律是客观上存在的，不需要依托物质而存在的。形式冲动独立与时间，是一个横向面的发展，是客观的法则。形式冲动的普遍概念就是本义的和转义的喜欢能够乡，包括事物的一切形式特征以及事物对思维的一切关系。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都有各自的领域，彼此不可侵犯。感性冲动可以看作一种 “变”，而形式冲动可以看作为一种“不变”。变与不变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在一种对比与冲突中产生一种“和谐之美”，这也是席勒美学的核心。因此，两种冲动需要摆在一起看 ，单独分开后，只能看见一种状态，合并之后即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凸现出1+1>2 的效果。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与“阳”的概念，极力追求一种平等与和谐，但是却又是相互矛盾的，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在这种包容与矛盾达到一种程度后，两种冲动达到升华。由此产生席勒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之见的结合体，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等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使人性得以圆满完成，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同时得到发挥，而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游戏冲动实质上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的一个交集，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即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席勒心中的美便蕴藏于这种级至的“和谐”当中。游戏冲动则成为太极中的那个八卦的图案。虽然也有的艺术品追求的是一种残缺的或者是不规则的，然后，这些都只是一种主观上的解释。比如著名的“断臂维纳斯”，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残缺美，追求的只是感性上的，但是没有哪个观众不想知道原版的维纳斯是怎么样的，这种潜意识里的美学的追求是必然的，不能称为所谓的个性或者风格，因为这是一种真理和规律。又好比世界各种文明的建筑中，一直追求着一种对称与平衡，中国的宫殿，西方的教堂，埃及的金字塔等，无不体现这这一个原则。这变是一种意识与外在的统一，既所谓的游戏冲动。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席勒的美存在与对立与统一之中，追求是完美的和谐与平衡。这样的平衡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东西能够达到真正的平衡，所以也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美。但是矛盾的是，美又是的的确确的存在着的，没有人说过建筑对称之间相差一毫米就不美了。所以虽然纯粹的平衡寻找不到，但是主观意义上的平衡还是能够实现的，因而能产生各种和谐与对称。http://www.geye.me/2010/01/shuping-xile.html

分裂的现代人——《审美教育书简》的解决之道

“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的；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消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对现代人的分裂问题做了一番探讨，他认为现代人的分裂与国家形式有着密切关系，进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找到了理想的答案。他认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他们的国家虽然组织简单，但却是一个和谐的集体。在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了强制国家，人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在席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是在憧憬着古希腊式全知全能的天才型人类性格，从而摒弃了现代社会的分工原则。他认为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分工细则割裂了人的本性发展，进而使现代人变得不完整，泰勒进一步将这社会分工原则引申为科学化管理，并强调“工作分工必须简化到愚蠢和迟钝的地步，把工作者的心智当做牛一般的状态”。而席勒提出的解决办法便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很显然，席勒夸大了审美教育的作用，甚至天真地认为通过审美教育这一手段便可以恢复人性，改变国家形式。诚然，审美教育可以使人觉醒到自己的分裂现状，但是仅仅凭借审美是无法恢复人的完整性的。席勒认为审美状态是人类从感性阶段过渡到理性阶段的媒介，并对理性充满了期待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现代人的理性觉醒实际上正是造成人类分裂的罪魁祸首。厄尔布说过：“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这些需求才能满足……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的恣意蔓延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 现代文明的发展、政治、宗教等等正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这些理性导致了心理能量的入不敷出，使人类生活在焦虑紧张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确定无疑的会导致人的分裂，或者名之为神经症。这种集体症候的产生，正是现代文明即理性的产物。席勒认为，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可以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进入到更为崇高的阶段，而其途径便是审美活动。审美是一种剩余，是一种游戏，介于物质状态和道德状态之间。席勒医治现代人分裂症的办法是“人既不能作为纯粹的自然人以感觉来支配原则，成为野人，也不能作为纯粹的理性人用原则来摧毁情感，成为蛮人。有教养的人具有性格的全面性，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理想中的国家才能成为现实，国家与个人才能达到和谐统一。”这的确是一种解决之道，理性升华到足以消灭理性本身，达到一种经过理性沉思的感性状态。但是，席勒开出的这剂药方实际上又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性格的全面性就是一种非常模糊的说法，究竟何谓性格的全面性？达到全面性的个体是不是一种雷同？人类整体的全面性也不可能在个体上实现，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个体都是无法达成席勒所说的性格的全面性。即便是席勒眼里的古希腊人，虽然他们是全知全能式的智者，虽然他们是想象的青春加理想的成年，但是他们也无法达成人类的完整性，因为他们代表着时代精神中的精英阶层，而不是全体人类。其次，席勒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家，但这只能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只要有国家存在，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国家，都会压抑和割裂人的本性，想要求得人类整体的完整性，唯有令国家机器消失。在席勒的论述里，从没有将矛头指向现代道德，甚至对道德有一种默认的推崇，认为道德状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一种状态，人类的自然状态应该和道德状态合二为一，如此才不致被摧残人类的天性。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合二为一的过程已经将人类的本性摧残殆尽。道德必然会压抑人类的天性，而这种压抑的结果便是分裂，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沦为道德规训的产物，另一个则徘徊在原始天性之内，而自我就在这两者之间被不断撕裂成无数的碎片。其在社会领域导致的结果便是如约翰•多恩所说“一切皆支离破碎，所以的一致性均不复存在”。席勒试图在道德中寻求自由，用道德来治愈上层社会的懒散和下层社会的粗野，这也不过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席勒强调的道德上的自由，不是一种哲学上的意欲自由，而是更加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即具体的现实风尚与禁忌。而他口中上层社会的懒散和下层社会的粗野，也包含了一种精英视野的偏见，他不知道懒散可以酝酿出王尔德的颓废之美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粗野可以酝酿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和疾风骤雨般的革命文学。不过席勒在第十五封信中却跳出了自己之前对道德的观点，聚焦在游戏冲动之上，他认为游戏是摆脱感性物质强制和理性道德强制的人的自由活动，游戏是一种社会剩余形式，超越了人类生命本能的需求。这和爱默生等人的超验主义观点颇有几分相似，席勒进而指出：“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集合体，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的统一；这样的统一使人性得以圆满完成，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同时得到发挥，而人性的圆满完成就是美。”席勒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也为艺术的崇高化提供了一种依据，即无功利性的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他关于人性圆满的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如何说明游戏冲动使人性得以圆满完成？又如何证明：“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席勒强调人性的圆满建立在理性和感性的统一，但是这种类似妥协的和谐实际上是一种愚蠢的完整，倒不如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给予赞赏。这种理性和感性的相互妥协，绝不是人类求得完整的正确途径，这种表面上的和谐是建立在两者的缺损的基础之上的。而现实正如卡尔维诺所说，“显而易见的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人们最简单的个性被扼杀了，而且人被压缩成预定行为的抽象集合体。今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自我的部分丧失，是全部丧失，荡然无存。” 卡尔维诺的观点或许有些极端化，但是这也说明了人性的完整绝不是通过理性和感性的相互妥协能够达成的。朱光潜这样评价过席勒的思想——“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以及其他文章里建立了浪漫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的理想：理想的人是全面得到和谐自由发展的完整的人。”但是这种理想的人究竟是超越了分裂属性从而达成完整的人，还是在分裂中寻求一种妥协的完整？借由审美是否可以达到人类的完整呢？在席勒强调的审美自由中，自身就有着一些矛盾的地方，他在第十六封信中写道“理想美等于实在与形式的完美平衡”，但是在第二十二封信中他却推翻了之前的这一论断，“内容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自由”，他认为美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自由，而借由这种美的自由，便可以治愈人类的分裂现象。席勒所说的是一种绝对的状态，也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状态，因为审美自由这种状态恐怕只有在原始社群中才会找到。而现代人的审美，已经是一种被规训的产物，美已经被定义，审美活动也被局限在种种定义之中，从而脱离了原始天性中对美的认知。甚至可以说，现在大多数的审美活动都是一种分裂的产物，很多与天性背道而驰的事物被划入了美的范畴，人类在一种自欺的假想中认同了对象事物的美，而这终究只是一种假象而已。美变成了一种假象，而审美就变成了对假象的认知，构成了一种双重假象。即便是席勒所说的理想的审美状态，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回归完整，只是当人类沉浸在这种理想的审美状态中才会回归完整，一旦离开这个状态，便会再次回到分裂的状态。而且席勒的观点本身就是有所矛盾的，他强调形式在审美自由中的作用而否定了内容的意义，但是这种形式主义的结果是归于虚无，致使审美自由找不到现实的落脚点，也完不成本身的美育功能。而且审美教育的结果只能是席勒所说的处在变化之中的状态，而不是永恒不变的人格，这就无从解决人类完整性的问题。人的分裂确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集体症候，究竟何谓人性的完整呢？席勒的定义是“全面得到和谐自由发展的完整的人”，自由发展对人性的完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自由发展就必然与社会伦理造成对立，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那么席勒的解决之道呢？是和谐，换言之，是一种妥协，扭曲一部分天性，自我认同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文明产物，牺牲一部分自由从而成全全面的和谐。当然，不否认这对于医治现代社会的分裂症，具有一种缓解的作用，能够使一部分蛮人和野人变成有教养的人，这对于只是希求一种伪完整状态的人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但是，这种妥协是无法根治分裂的，自欺只能是使自己确信自己的谎言。人类的完整性，恐怕是现代理性和人类开得最大的一个玩笑，分裂才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而完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正因其遥不可及，才有哲学家、美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们不断的探索和解读，才有了席勒的这本《审美教育书简》。只要有压抑存在，人性就无法完整，而只要有现代人存在，压抑就会始终伴其左右。这不是精神分析学的吊诡，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在一种压抑而分裂的状态之中。在人性完整的乌托邦下，与其满足于愚蠢的完整，还不如去追求完整的分裂，把自己分裂成一个完整的存在。或许这才是人类完整性的解决之道，即消除愚蠢的完整，从而达到完整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