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百花时代》章节试读

《1956：百花时代》的笔记-第10页

对发生于北方国度里的“解冻”文学潮流，不管当时中国文学界的介绍是怎样有限度的、审慎的，但这种强烈的变革的信息，还是可以容易地把握到。中国的同行们显然从中受到启发，也得到鼓舞。当然，对苏联发生的这种变革的估计，中国的文学界在当时可能还没有把握其重要的含义。其实，这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都有相似的演化趋势，这就是企图“复活”它们各自的近、现代文学的另一个“传统”，一个被掩埋、被忘却的“线索”。对于苏联文学来说，是由叶赛宁、蒲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所代表的的传统，一个关心人性、人的精神境遇的传统。而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则是复活“五四”新文学，重新唤起“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和“文人”意识，以及重建那种重视文学自身价值的立场。

《1956：百花时代》的笔记-第81页

当然，他们的批判现实，并不出自对一个普遍理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本怀疑，也不是怀疑他们献身的通过革命所要实现的目标。他们怀疑的是对未来的不负责任的虚幻许诺，以及对理想社会已经或即将降临的描述。

《1956：百花时代》的笔记-第33页

在一个文学观念发生错动、变革的时期，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便会自然地提上日程，这也是为这种“变革”寻找根据和“传统”。当然，在这期间，对中国新文学的“传统”的“重估”，主要围绕鲁迅的“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的选择，而还未涉及更广阔的的范围。对“左翼文学”和“进步作家”的创作之外的文学“传统”的重新评价的工作，是有限的、十分谨慎的。

《1956：百花时代》的笔记-第66页

在一个政治气候变幻莫测、个人对自身的命运难以把握的环境中，善于从种种迹象而窥测到风向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是保护和发展自己的重要前提。那些“迂腐”而真诚的执著者，因此便不配有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