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籥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5
ISBN:9787510807480
作者:钱穆
页数: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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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陈澧》——钱穆《学籥》钱穆先生的文化普及工作在近代学人中算是做得极出色的，读其文字越多，越是能感到那份“为故国招魂”的执着。在《学籥》中，钱穆评述了一系列前人的治学读书方法，可谓读书方法之真门径。陈澧可谓近代读书运动第一人。重要的是他对读书风气的批判及其本人身体力行的转变，即由训诂考据之学到义理之学，由博士之学到士大夫之学。《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钱穆《学籥》曾国藩是知行合一的一种典范，自有一种博大，自有一番气象。他通过自身学习和社会活动的实践，以及和诸多友人的切磋研讨，加上对儿女的教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法可循，由约到博的汇通之路。除了其对书籍的选取深可资鉴外，其读书时的恒，耐，诚及他的“扎硬寨，打死仗”，都是我们读书的模范。另外，可参观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张之洞》——钱穆《学籥》张之洞对近代学术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尤其是谈到入学门径，那一带学人无不谈及《书目答问》《輶轩语》和《劝学篇》。但钱穆在这里却主要是对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庞杂且只有书目和版本和《劝学篇》中的“守约”不成反变为“居陋”的批判。到底是“守约”还是“居陋”，真的说不好。由《四库总目提要》到《书目答问》到《劝学篇》，再到近代一堆名人开列的书单，再到现在教育部规定的高中生须读的古籍，“国学”的格局和门面一变再变。这是极值得思考和讨论的一个现象。《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康有为》——钱穆《学籥》主要是根据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桂学问答》以及梁启超的记录来介绍、评价康有为的讲学方法，课程安排及学术宗旨的。关于康有为对有清一代训诂考据风气的扭转和其安排课程时的深远卓见，钱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自《新学伪经考》之后，康氏拘囿在这个圈套里无法自拔，则值得反思，钱穆的批评亦发人深省。择原文几句如下：1.至康氏以宋、明学与孔学并重，这已为乾、嘉学者所不肯言；而其以佛学与孔学并重，则又为宋、明学者所不敢言。至云“以孔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意似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哲学对立，亦较近人只认有科学不认有哲学者稍胜一筹。亦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较少毛病。2.康氏所欲提倡之新学术，与陈、曾、张诸人不同，可以说前一种是“经籍书本”之学，而后一种乃是“人文知行”之学。3.康氏的学术史观。汉儒经世，宋儒义理，皆在孔门四科设教之系统下，而清代声音、训诂、考据之学不与焉。4.治孔学重《论语》，不失为是一条活路。若改重《春秋》，则是一条死路。此在宋儒早已看透，现在康氏仍舍活路而改走死路。《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梁启超》——钱穆《学籥》主要内容的文本有三，一为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梁启超所作《读书分月课程》，一为梁与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南学会时的《輶轩今语》，一为梁晚年所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书方法》。从中可以明显得看出梁启超对“国学”与“读书”的内容及意义思考的变化。1.《读书分月课程》是循着康有为《桂学问答》而来的，而且有较重的求速成的浮躁之气；2.《輶轩今语》主张经学求微言大义，不为考据训诂所困，史学重掌故及沿革得失，诸子与六经相辅而行，宋学位立身根本。反省了之前的一些缺陷，是《长兴学记》的引申；3.《要目》是接着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来的，钱穆先生较为推崇，认为是最佳的一份书目。在这里，梁启超的分类基本完全打破了旧学的限制，也完全摆脱了康有为的影响。以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类为甲类，次之以政治、文献、韵文、小学及文法。值得一提的，一是其对所读之书区分“精熟”与“涉览”，二是其认定史部为国学中最主要部分，三是其对“熟读成诵”的讨论，体现了一个“士大夫”处处站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承的立场上来谈读古籍的款款深情和拳拳热心。《朱子与校勘学》——钱穆《学籥》一篇长文，是钱宾四为朱子《韩文考异》所作之条例、注释。不但介绍了《考异》原本、别本、节本的流布及朱子作书之用意，还用大量篇幅引用原文，详细介绍了朱子之“考异”的方方面面，朱子校勘的方法、所涉及的内容皆可从中一窥。朱子之校勘、训诂、考据工夫诚不在有清一代诸儒之下，更可贵者，其不斤斤囿于钻营牛角也。《推寻与会通》——钱穆《学籥》钱宾四在此文中以其两篇论文《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读明初诸儒诗文集》为例，谈了其如何对“常识”经过求缘由、发疑问、寻条件以及反思对比等逐渐推寻出新意的。极其经典的“发现问题”的两个学术案例。前文中，出发点有二，一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好清谈，崇庄老，那儒学在当时是何种境地？二为当时门第虽崇庄老，其长久之维系却又在于“礼”，又是为何？后文的发问为，元末诸儒不但不反元，反而极力维持、维护胡元，而不耻与当时之“革命党”（或曰“草寇”），这与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之意识完全不同，是为何？由此进入了对民族观，正统/非正统观念的推寻。《当前学风之弊》——钱穆《学籥》这篇文字太重要了！文中先生作为一个亲历了晚晴及民国初的学人，1.回忆、梳理并评价了那一代之学人与学术，如康有为、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王国维等等，对各家之渊源、转变以及其“时代性”与“学术性”都做了不少论述；2.评价了新文化运动与疑古运动等；3.亦简单论及当时人之“不仅不讲中国传统，于西方传统，亦隔离门户，强加分别”；4.先生总结当时学界大病有A.截断旧传统，B.轻视前人成绩，C.门户之见，D.浅薄之时代论，E.学术与社会群众分立为二。个人以为，第五点有待商榷，第三点各代皆难免，一、二点可合二为一。文章是先生94岁高龄（民国七十七年）所作，其主要内容和意见本之于70余岁时之旧提纲。《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钱穆《学籥》极为有趣。文中先生简介了自己四篇论文《楚辞地名考》《周初地理考》《黄帝地望考》《古三苗疆域考》。着重发明了古史中“同名异地”之义，堪称妙论，是为一个训诂学的经典案例。如文中对霍山、洞庭湖、彭蠡湖、长沙、湘水与汉水、豳、涿鹿的解释，皆让人耳目一新。 -
学籥，顾名思义学习之钥匙也。钱先生一生浸淫学术，今举其成学之心得以告后学者，所以开示入学之门径也。余自私淑先生，立志向学，屡屡抱憾无缘亲聆师训，茫茫书海，不知何处方是涯涘。然读此书，先生若捧卷指示于前，耳提面命于畔， 挦袖执手，步步指点，成学之途恍然呈现，而先生宛然所立卓尔。门径既窥，益知先生之道德学问渊宏博大，实已入化境。今虽无末由也已之叹，然高山仰止，惟笃信奋发，寻溯向前，希图他日稍窥先生项背，亦可谓略知斯文，做一中国读书人。本书共收录先生论治学方法之论文十二篇，各重学问之一端，皆有精论。今捃摭要点，备列如下。第一篇《略论孔学大体》此篇列于全书之首，盖学者欲寻读书之门径，当先从宏观处观察学问之整体，知其范围内容，结构形式，终极目标，然后才方便下手。若不知此，只是一股脑扎进去，徒靡岁月，虽至皓首，亦不知所学。一、孔学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博文、约礼两事。二、博文之大者，曰六艺，曰诗、书。诗书、六艺当兼习，不可偏废。三、虽博文，又必约之于礼。礼乃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文徒博而不能致用于事，其博亦未全美。四、游于艺乃为学之始事，志于道乃为学之终极。游于艺，必尚实习，求实用。依于仁，必施之于人道。据于德，必归之于一己之德行。学必博，乃思以求通，所通者即道也。第二篇《朱子读书法》朱子乃孔子后，钱先生甚为推崇之大学问家，所谓博大、精微兼而尽之。朱子去现代较孔子为近，其读书治学之方法尤可资参鉴。就其要领，条陈如下：一、第一最要法门是虚心，所谓虚心只是不执己见。二、依本子反复不厌，又要识得本书上训诂文义分明。若骤读一书，便要求明得种种理，有要求于己有所得，此皆是心不静。三、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以来新见。四、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五、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六、凡读书，且须从一路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可观，不妨一看，然非是紧要。七、读书不可兼看未读书，却当兼看已读者。八、读书不贵多，贵使自己精力有余。九、凡看文字 ，众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十、读书无疑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有长进。十一、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罅隙处，方寻得道理透彻。（此言罅隙处，盖作文思路，论证线索，理论结构）十二、读书须是普遍周满。宁详无略，宁下勿高，宁拙勿巧，宁近勿远。十三、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小做课程，大施工力。十四、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此处戒人莫要先看史。读经以成己，己有未成，故如负痛在身，非通彻自明而不能须臾有歇。读史以成物，义理既明，典故物事，可劄记以问人而无伤于义理也。）第三篇《朱子与校勘学》以前常有一种概念，只要一提到朱子，就会说他是个理学家，只是重视性命天理，其它方面的学问似乎都并不见得如何。看过这一篇方知，以前的认识实在是浅薄的很。钱先生说，做学问要先有知识，才能有理论，有了理论才能做文章。知识可说就要来自于考据，要明白一事物，非得要真知道其源流名状，训诂考据正是为了辩证前人知识。古人称考据训诂为小学，并非说它不重要，而是进学上达的基础。虽然不见得人人都要如清儒般一头扎入故纸堆中，只是做些寻章逐句的功夫，但古人的典籍离我们久了，晦涩生疏，佶屈聱牙，若不明白字义，断不得章句，又如何理解其中义理呢，义理不明，文章自然也就没有根底。所以说不应瞧不起训诂学，但亦应知道其只是做学问的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除非想做一个博士，否则只要善用前人的注疏，通识文章大体，知义理内涵，得辞章之美，也就可以了。如果有余力，为了提高自己的读书能力，让知识来的更扎实，就应该多少掌握一些考据的方法。钱先生在这一篇里，以朱子著《韩文考异》，谈论了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途径，甚为綦密精到。自谓性格脾性不耐繁琐，皓首穷经非吾所能为之，故仅列其纲目要领，熟读成诵，略有些名物训解的功夫，以资读书明理之用，至于考误订正，诠释经典不敢妄企为之。一、钱先生论校勘学之宗旨：训诂考订校勘之业，亦复别有本源。凡其所得之浅深高下，将胥视其本原以为定。（校勘只是工具，在于学者之眼光志趣。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二、本证、旁证之别：本证者，本书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校勘必罗举异文，又必辩其得失。而辩定得失，则多有待于他书之旁证。寻觅旁证，有贴切与否之辨。若得本证，纵然旁证贴切亦不足取也。若旁证杂歧，苟无本证佐之，莫可以私意抉择，当置之以待后学。三、文理者，字法、句法、章法皆是。字句章节之法变，而文之意义亦随而变；衡平得失，主要在是。从知治校勘，既必精熟文理，又须博涉兼通。四、校勘之学，固贵于客观之取材，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鉴别之深浅高下，则不尽凭乎外在之材料，而实更凭乎校者之心智。而心智有深浅高下，则一视乎其学养所至。五、治校勘考订，必兼著诸本之异，以明取舍之意，而待读者之自辨。不掩其所从来，此不尽为治校勘者所必守之大例，亦凡治训诂考据之学者所应同具之美德也。六、校勘考据之学，固贵能得证，然亦有不烦证而可定论者。复又多证转失者，反不如少证无证之得者。此非学养功深，于其所援以为证者先有一鉴别之精心，而徒恃多证为贵，则胥不失之矣。七、治校勘者，版本固然重要，然不可先持一成见，谓一本为必是，另一本为必非。八、钱先生于篇末就治学规模之总结：校勘之业，虽曰小道，亦已包括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而大儒之成学，其宏纤俱举，细大赅备，必审必谨，不遗不苟，亦格物穷理精神之一种具体表现也。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者是学术的载体，一代代的学者们用讲学和著作传播和诠释着各自的学术思想，而学术就在这样的生生不息中传承和创新。钱穆先生此篇，从近百年繁星璀璨的学海中选出了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五人，总结和阐述他们做学问的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盛传海内的大学问家，但钱先生选择他们并非仅仅因为学术上的地位和成就，事实近代学术界里有许多名气和学问远逾此五人者。但古圣先贤们的典籍浩如烟海，一生苦读亦难穷尽，正是此五人将各自读书门径、要领和思考纂述成册，指示明路、扭转学风、普化后生，使后学者得以徇阶而上，终有登堂入室之望。一、陈澧 《东塾读书记》钱先生一向主张学以致用，反对清儒专以训诂考据为学，认为其偏废而不济世用，乃学问之末流。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到达鼎盛，成为学术主流，学者皆趋附之。陈澧首开慧眼，看到了其中的锢蔽，因而主张从事学问该从大体上探索义理之表示，将“有用于身”、“有用于世”作为著述讲学的主旨。陈澧认为近百年来，讲经学者，训诂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这是世道的衰乱的直接原因。此外，专门以训诂考据的兴趣与见解来读书，只求觅得书中一二罅缝，做的一篇经解，博得俗誉虚名。这种风气使得学术界养成了一种懒而且躁的心理，不肯平心静气，精详阅读，而急于成名，掩盖先贤，久而久之全体读书人都受到了此种风气之熏陶，待这些读书人出来领导社会，自然天下大乱不可收拾。钱先生根据陈澧转移学风，救济时势之意见，对读书为学做了如下阐释：不先融会大义，只向零碎处考译，则此路无极，将永无到头之期。如是则读书人永远在搜集材料，为人作工具的准备。永远是一些竹头木屑之收藏，永远无一间半架真建筑。照此下去，尽可遍天下是读书人，而实际并无一读书人，社会上亦不会受到读书人的真效用。纵使经解做的极好，亦无关大义，只成得一个博士，不成为一个士大夫。博士最多能知道了些人家所不知道的，却与做人办事一切世道无关。士大夫则学从读书中明义理，来做社会上一个有用人物。陈澧言：士大夫之学，更要于博士之学。士大夫无学，则博士之学亦难自立。是也。钱先生虽然推崇陈澧的卓识，但亦认为其终究还是没有脱离当时的经学范围，仍只能算是个经学家。陈澧让人读经，专要通读注疏，虽然看到了从前人的病痛，但他自己所开的药方，却不见真有力量，未能使此病霍然而去。二、曾国藩 《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曾公和钱先生皆为我最崇拜之人物，曾公歿后二十三年，钱先生出世，迨至此文，已逾六十载。读此篇，宛若二人并立于前，侃侃而言，畅论学术，吾捧卷随后，亦步亦趋，每闻妙语精言，手舞足蹈，几若癫狂。钱先生开篇即曰：治近百年史的，轮到人物方面，无论如何，不能不首先推倒曾国藩。曾氏气魄之雄厚，人格之伟大，及其在政治上、社会上种种之建立，其不可磨灭处，纵然近人有好持异论的，到底也不能不承认。读钱先生著述原以不少，如此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皆极力推崇的，恐只曾公一人。曾公与陈澧为同时代人，因僻居乡野，机缘所幸，曾公从学期间未受到考据学风之影响。此间，钱先生说了一句：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在陈澧的一篇里也有类似说法：任何一时代的学术，只要成为时趋，久而久之，未有不成为俗学的。两句话意旨相通。前日，听林存光教授讲课，亦发同样议论。因生疑惑，到底何谓俗学，其锢蔽为何？顾名思义，俗学乃世俗流行之学，苏轼 《送人序》：“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学。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 盖学派之分，各有其长，亦有其短，贵在融会兼取；学术流传，有乘虚不变者，亦须有随时代变而变者。然学派一旦成为时髦，遂成门户之见，别派之说纵有所长，亦不足取，成为僵死教条；学术一旦变为时趋，人尽言之，宛若天理，从而丧失生命。故，做学问，贵乎先于学问之外见学问之全体，而后见识超然，自有定见，循路直去，不为世俗所锢蔽。钱先生说，曾公三十岁前从事于八股文章，三十岁时才开始讲学，三十二岁时才开始点读《汉书》，故曾公自言“早不自立”，并非自谦。以此计算，曾公于六十一岁歿，故曾公真正从事学问到寿终正寝，不过三十年，而就是在这期间，曾公在学术和事功两方面均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所以，钱先生说：读书运动的对象，不该老是一辈大中小学校里的青年和儿童，或是推车卖浆不识字的贫民；而社会上的中年人物，比较站在领导地位的搢绅士大夫，尤其应该是读书运动的第一对象。另外，曾公一生仕宦戎马，日不暇给，并没有专意读书的条件，然而却在学业上成就了卓绝成就，可见读书并不一定要一种特殊的环境，乃及一种特殊的生活。钱先生总结曾公读书法，引用了“与其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的典故，以说明曾公读书的“约”字诀。但同时亦指出，若仅只“约”而注意不在“身心国家大道理”上，则亦謏闻浅见。所以如用“约”字功夫，便须先从“大”处着眼，这是相互为用的两面。曾公的“约”字诀要义如下：(一）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二）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三）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为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四）经则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五）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六）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此曾公治学之总括也） 曾公读书既主守约，则选择不可不审，故曰：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而选择的标准，应该“先务乎其大”（大者，身心国家大道理也）。曾公读书心法已如上述。钱先生评价曾公为学：实能抉破乾嘉以来义理、考据、词章三排之藩篱，俾可兼得三者之精华，庶可谓是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也。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略观大义之学，即以身心国家之大眼光为治学目的，有宗派师承，而无藩篱之见，经世致用为上；能精审词章，而不固执于考据，明通义理即可。对于“博士之学”和“士大夫之学”，钱先生以为从学术上来看应各有分工。“博士之学”为少数人专攻，为实践提供理论和素材。“士大夫之学”为多数知识分子所领解，致力于以学问成果改造社会。除了见识超卓外，对于曾公的学术地位，钱先生亦甚推崇，尤其是对曾公的古文造诣颇有追述。曾公私淑姚鼐，推宗桐城派，力主诗文应以声调为本，探取作者性灵，使读者精神与作者精神相訢合。劝人学诗应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方能不汩没性灵。钱先生认为，研攻诗文应结合自身的性灵特点，若刚直倔强，当读恬淡之文；若闲散怠惰，当读雄强之文，纵使不以诗文名家，亦可切就己身，释回增美。三、张之洞 钱先生认为张之洞并不能算是个学者，但其编纂的《书目答问》和《劝学篇》却代表了一种时代价值和风气。但钱先生并非推崇此两部书，尤其认为《书目答问》要不得，根本算不得是个指导人学问门径的书，只是开列了一堆书目便于翻检的参考书。钱先生提出了一部指导人做学问的书，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一)、要摆出学问的结构体系，并指示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先后本末。(二)、指出研究该项学问所必需的工具书。(三)、指出作此学问所能达到的目标和功用。从以上三个条件来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并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只是罗列了二千余种，十数万卷的书籍典章，叫人无从下手。除非其人先对某一种学问稍知门径了，再来翻看此书，或会有些益处，否则只是一种目录学和收藏的功夫。《书目答问》刊布于光绪元年（1875年），当时的清朝政权还算稳固，但已经露出了衰亡的迹象。待到二十四年后《劝学篇》成书（1899年），清王朝内忧外患，已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甲午战争1894年，戊戌变法1898年）。面对乱世，张之洞对于治学的观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劝学篇》里他抛弃了以往教人读书浩繁务博的态度，提出了“守约施博”，“以致用当务为贵，不以殚见洽闻为贤”的概念，较之《书目答问》徒求“博杂浩瀚”，在见识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钱先生评价该书“有几许通明的见解”。然而时局的败坏，多少让这位一代名臣心灰意懒，以至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意苟简”。为求速成，他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奸辑览》、《文献统考详节》。钱先生评价说，到了这种程度，已不能叫做守约，而只能算是居陋了。四、康有为钱先生深刻反对清儒以考据为学的风气，认为近百年来真正能够开创新学风的人，只能说是康有为。康氏的学术历程按其讲学和著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广州万木草堂，代表作《长兴学记》，第二阶段是桂林讲学，代表作《桂学答问》。按照钱先生的评价，康氏在《长兴学记》表现出了对旧风气的强烈反抗精神，指示了一条使学问回归义理实用的道路。然而由于受到廖平的误导，康氏转而批判古文经学，上托董仲舒之公羊，提出了所谓新经学（钱先生特别批判《伪经考》是野狐禅），进而在《桂学答问》里又回归到了考据学的老路上去了。下面分别对康氏两个阶段的学术做一个简述：（一）康氏之《长兴学记》万木草堂时期的康有为，显然对旧学术具备强烈的批判性，力主开创一种新的学术。梁启超评价这一时期康氏的讲学精神：“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钱先生以为，这是一种极大的眼光和智慧，“依稀是回复到晚明遗老之矩矱”，比之陈澧和曾公均高明许多，张之洞则根本未入门径。钱先生把陈、曾、张等人的学术称为“经籍书本”之学，而把康氏的学术称为“人文知行”之学，可见推崇之高。（二）康氏之《桂学答问》《桂学答问》成书于《长兴学记》四年后，然而康氏学术思想却因为廖平的误导，产生了极大的转变，一头钻进了公羊春秋。钱先生评价其“钻进了牛角尖，更无出路”，因此将长兴讲学所积累起的新风气完全摧毁了。康氏也从“士大夫之学”，终于还是蜕变成了“博士之学”，回过头来开始推崇《四库提要》和《书目答问》，俨然变成了一介经师，完全丧失了当年的风采。对于康氏前后的转变，钱先生认为源于学问不牢固。虽然处处以圣人自居，但惶惶于利禄政治，并木能在学术上做作出些贡献来。戊戌政变后，康氏流亡海外，其学术生命也就宣告终结了。五、梁启超梁启超为康氏门生中最出色者，不仅是康有为政治上的盟友，也是康氏学术继承和大发扬者。钱先生对梁启超十分推崇，认为其学术成就已远超其师，只是囿于师门之传，始终不敢逾越康氏之外，是故终究难成圆满。读此一片，首先一个观念是，先儒学思敏捷，少年时即已具备超卓见识，远非今日人可比。梁启超二十二岁，跟随康有为讲学桂林，遵康氏嘱咐编制《读书次第表》。于是开出了经、史、子、理、西六门功课单，搁置科学价值不谈，但说其于文史典籍涉猎之广，认识之深，已实在让人叹服。至于说《读书次第表》，按照康梁的意见，照此读书，六个月间，学者盖能学通中西，微言大义无所不晓。然而钱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对比程氏家塾之《读书分年日程》，八岁入学，快则二十三四岁，慢则要三十岁，盖二十年左右方算初成，认为如此方能玩索精熟，透彻融会，为将来学术进境奠定基础。依康梁读书法，快则快矣，然有两大流弊，一则意思迫促，不能有沉潜深细之乐；二则滋生浮躁，易于养成傲慢和轻率的毛病，所以很是要不得。三年后，梁启超入湖南，于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时任湖南督学徐仁铸所编《輶轩今语》，据说出自梁启超之手，此书将治学读书的门类分为经学、史学、诸子学和宋学四个方面，并精语点破各门要领。（一）经学当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二）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亡之迹。（三）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官制为一朝政治之所出，学派为一朝人才之所出，二者皆之乱兴衰之大原也。）又历一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梁远走海外，旧有的学术体系逐渐被人摒弃。辛亥革命胜利后，新文化运动掀起了一场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潮，古文典籍却以“整理国故”的名义重新走上了学术的舞台。梁启超在这个背景下，编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对于这本书，钱先生十分看重，认为它读书方法的阐述比陈、曾、张、康等百年来学者之意见都高明的多，有众家之长处而无其短疵。该书共收录典籍一百六十中，分为五类，其中梁启超最看重的是修养、政治史和韵文三类。他认为考据不应自成为一种学问，而是各项学问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抛弃了康门既有的公羊教法，摆脱了师门锢蔽，认为史学是国学中最重要部分。梁启超著书的目的是着力培养能在中国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均有益的人才，而非某一方面的专家。梁启超非常强调“熟读成诵”的作用。他对后学有这样一段话：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能熟读成诵，才是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著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社会共同意识生隔阂，应事接物的时候，常常也要仗他给我们的光明。第五篇 学术与心术钱先生以为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心术者，学者治学之意态；风气者，社会公认之流行。学术与风气互为表里，各为因果，心术变化带来了风气变化，而风气变化亦会影响心术。然而，二者之间较为重要的，毕竟还是心术。只要心术正，即便风气败坏，终究还是可以挽救。对于心术问题，钱先生在此篇中主要谈及了四个方面：一是对考据和义理的评判；二是对为学入与出的条理；三是对学术和时务的认识；四是对中学、西学的取舍。（一）考据、义理之辩考据、义理，孰本孰末的问题，千年来学派纷争，门户对垒，纠弹未决。看重考据的，认为学问当窄而深，重视专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看重义理的，认为学问当济世用，主张明体达用，因此菲薄考据。钱先生则居中调合，认为考据义理：“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冶之于一炉”。虽寥寥数言，然定理已分明无疑。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评判是非之准的，无考据则义理不明。然专务考据而无高瞻远瞩之气魄，无异于“见树不见林”，即便能有所得，亦无关与学问大体（身心国家）与民物大伦，难免于玩物丧志之讥也。故考据、义理各有所用，不可偏重，亦不可偏废。（二）为学之入与出然即言考据与义理并重，亦有先后之别乎？欲求学问当从考据入，抑或由义理入？学者所以为学，虽各有从入之门，然途辙之正关乎成就之大小。因此，钱先生对于此问题做了一番大议论。首先谈到的是为学之轨辙：必先有学问而后又只是，必先有知识而后有理论。学问入下种，理论犹之结实。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分而言之，谈到学者之始事：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信者必具虚心，乃能虚己从入。先治一家学问，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就其思想而为思想。迨于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於信奉一家之思想，姑悬为我学问之对象（掌握思想方法，形成理论基础）。惟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研穷一思想，又循次研治别一家，然其虚心亦如从前。两家思想或有从违，疑起于两信不能决，乃求之于考据，如是方笃信一家，或兼采两家（入乎一家，虚心学问之事）。第三，谈到学问之上达：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实下功夫处在学问，确有了解处是知识。在学问与知识之不断进程中而遇有疑难，于是不得不运用我解决此项疑难之考据与思想。由考据与思想之所得，则成为一种理论（超乎专门，成就义理之学）。（三）学术与时势钱先生以为：学问非以争奇而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可见，学术始于学问，终于义理，本体即成，必付诸于实用，方为真学术。然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势之变，瞬息万状，若一意追随时变，转若曲学阿世。与其哗众取宠，不如潜心学术，经年有成，亦可宏济时艰。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其义见后篇《谈当前学风之弊》）。学者隐身事外，以专家绝业自专，以考据明确自诩，若不食人间烟火，则思想潮流操纵于少数空心虚谈之人，一国之众皆陷于惶恐迷惑之中。学者不能肩负领导思想之责任，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四）中西学术之贯通中学与西学之争，百年来未曾稍息，分疆割席，泾渭分明，若水火之不容。钱先生于此问题亦持中论，认为西学义理因国别、宗派、时代不同而各有歧义，非建诸不悖、四海皆准，故不应以片言只辞奉为金科玉律。而中国旧有义理，亦有与西学大义相通，于本国国情相合，有其独特妥当融洽之处，可推陈出新，保存而广大。故当以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以平等法融于一炉。第六篇 学问之入与出此篇对上篇“入与出”之论进一步引申，做更加详尽的讨论，使读者更加深刻的了解学术的轨辙。钱先生语：讲做学问，如何跑进去，与如何走出来。学问入门始于“知之”，进而“好之”，再而“乐之”，至是则学问与生活达成一片，方算是真正跑进学问里。“知之”亦有大、小、偏、全之分，德、言、政、文之别，学者当各就其才性择一而从入。所以“知之”的方法，就儒家传统言，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从人生实践中“知之”，另一方面从读书穷理中“知之”。此两方面缺一不可，必如人之行路，两脚交替，方可前行。然而钱先生着重指出，人生实践是为学的最先起步处，亦是为学之最后落脚处。所谓人生实践，不外洒扫应对进退，孝悌忠信仁义，离开人生讲学问，只是自欺欺人。其次再说另一只脚：“读书穷理”的方法，此段议论最当与本书第二篇《朱子读书法》互参。然此篇记载前儒读书之议论，亦别有新见，可资启迪者，备列如下：（一）苏东坡读书“分类以求”，是以不畏“苦难记忆”。读一遍时，注意某一问题。待到读第二遍时，再注意另一个问题。（二）柳宗元教人学文章应“参其洁”。每读一家、一部书，必应撷取其精华所在而师法之。（三）学问入门，绝非只有一门。可自此门入，而亦可以自另一门入，但不能两门同入。方其入一门时，此一门即是当时专门之学。要入一门，即专读一门书即可。（四）读一部书，可转为读一个人。如读《论语》后，可再读《春秋》，此时即是由“专门”演成“通学”了。对一人著作求会通后，进而读此一家一派之著作，再求会通。一家一派会通后，进而读别家别派，求大会通。综上所述，进入学问步骤有四：第一步：治专门之学。第二步：求淹博会通。第三步：复归专门之学。（各就才性、偏好，择一而执）第四步：成家而化。学问除了要能在一家一派、各家各派中求会通，以至于成家而化，最终要能于“时代”相会通，学问方有真价值。第七篇 推寻与会通上篇提到，始学于专门，而后当求会通。钱先生恐后生难觅要领，故为此篇，再做申论。此外，先生在“会通”之前，别又加了一个“推寻”，并特别之处此“推寻”与“推想”大有不同。现下，就其不同处记述如下：（一）何为推想？听人讲说，可自旁面，反面推想。如听人说此是甲，即知其非乙、非丙。如此推之，却变成闻一知百、知千、知万，实则并未有真知实得，超所听闻之外者。如知此物是甲，此属真知。若推知其非乙、非丙，实则非属真知，亦可说是一种强不知以为知。此段意思可参考《论语新解》中先生对“知之为知之”的训释，抄列如下：如知马，始知非马，但不知其究为何物。然则我所谓知此物非马者，乃仅知我之不知其究为何物而已。人多误认此不知为知，是非之辨，遂滋混淆。（二）何为推寻？教授讲学不能一语遍尽全体，端待学者从所讲，自己反身自求。颜渊之“退而省其私”即此谓也。苦思之后还要能有所启发（亦足以发之义），要另开一路，或另辟一方面说之。比如说“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当试问：“除汉高祖外，其它天子是何身份？”，由此可知汉高祖后还有明太祖为平民得天子，此即新知。进一步将各个开国天子，按身份加以分类，又会得到新知。于是再问：“何以平民开国仅此二人？”，如此推寻，问题迭出，新知亦无穷。由“汉武帝以平民为天子”这一个问题，愈推俞广，把历代开国帝王全部推尽，再把一两语来加以说明，用一条线索来贯穿了，使千头万绪合成一束，这便是“一以贯之”，便是“会通”了。推寻和会通的原理已备述于上。钱先生为了将“金针度人”，使学者不仅明白原理，还能揣摩其具体应用，专门的举了自己的研究实例，让学者可以循着先生的针脚起落，领会其中精妙。然而知识推之无尽，穷老尽气亦不能归宿，因此钱先生再次提出，做学问要懂得如何运用其智慧及思想，也是就治学的“大眼光”，要知道如何取舍别择。第八篇 谈当前学风之弊第五篇《学术与心术》中，钱先生已提及“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的问题，但该篇专重于讨论了心术问题。此篇，正是延续了上篇的讨论，对于学术与风气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气，而学术在时代的转变中，既有随风气变化而变化者，亦有传承不变者。此传承不变者，即学术之内在不灭之价值。此种价值，每与当代之风气不相并立。故有随俗媚世的学术和学者，即便能成为一时煊赫，但终归与其时代同归消灭。而一代大学者，必能卓越流俗，违抗风气，而有所建立与转移。想要不为风气所攘夺，确立学术内在不灭之价值，则有必要知悉每一时代当前学风之弊。这就是钱先生做此篇文章的用意所在。钱先生认为，当前（此文著于1988年，言之当前亦不过也）学风之最大弊端，在于“为学”与“为人”两相分离。而中国学术传统中，“为学”与“为人”必须紧密相连，不相违离。抑且以“为人”为主，以“为学”为副。“为人”是“为学”的目的，“为学”是“为人”的手段与目的。对于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局面，钱先生以为可以追溯到清代道光、咸丰时期。康有为主张今文经学，实则托古改制；章太炎主张古文经学，然则崇佛贬儒，进而开启了后来的“疑古运动”。（康有为避难海外，既远离政治，其学术影响亦逐渐消失，故仅为一时代人物。然其门弟子梁启超，学识眼光有远逾其师者。在欧陆一战时，著有《欧洲战役史论》及《欧游心影录》，对欧战成因及西方文化之疾病进行了讨论和批评，多有真知灼见，堪为深慕西方文化者一忠告，。尤其是其主张，中国传统政治乃“礼治”，与西方之“法治”相对立，当为一极大见识和贡献。）五四运动以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催生了一股打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号，彻底抛弃和摧毁传统文化的潮流，“全盘西化”竟成了一种全国的风气。但实际情况是，只知道破坏而不知道创建，只言方法而不指途径，徒具形式而无实在内容，尽取了些西方文化的外表甚至是糟粕，但于其实质精髓却未见收获，所谓西化于是仅有专门之别而无通盘大义。此种风气之下，不仅不再讲求中国传统，实际上于西方文化，亦属自立门户，自作聪明。国人欲求救国，虽一意追随西方，然苦无专门而完整的学术做为指导，故士杰大众皆惶惑不知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因其结构完善、思想系统，因而很快即为国内精英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就此占据了学术的主流地位。至于抗日流亡，九州陆沉，学人困顿，风气亦一贯而下。近代中国处在一学术衰退时代中，仅见有时代影响，不见超时代之学术；仅属时代风气，并无学术内容，对时代毫无影响，甚至添加了坏影响。 钱先生指出此一时期学术界五大病灶：其一，截断旧传统；其二，轻视前人成绩；其三，门户之见；其四，浅薄之时代论；其五，学术与社会群众分离为二。近代学术思想一语概括，只“空洞”二字可包括尽净。钱先生于近代学术流传及其弊端之讨论要点已备列如上。既然西学东渐已成为一大趋势，不可能忽视西学存在和影响，抑且西学确亦有其内在不灭之价值可资借鉴，中西融会，明体达用是今后学术必然的方向。惟不可妄自菲薄，出主入奴，若尽弃传统，以为中学不灭，西学不流，则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乎。是以钱先生，在此篇中对中学和西学的异同、长短亦进一步进行了讨论。要点如下：（一）大体而论，中国文化传统栽培人物，主要在学术性，非时代性。而西学则正相反，可谓其看重时代性超过了其学术性。惟其如中国，人物之学术性超过了其时代性，故能文化绵延，以达于五千年之久。（二）西方之所谓时代人物，都是从潮流中产生。中国之所谓学术人物，虽在此时代中出现，但由传统中产生。然近代中国时代变换，目不暇接，时势纷乱为人类历史所罕见。故时代新，潮流新，亦未来得及酝酿出新人物，新学术，未能应付此时代，乃为近代国人所轻视。（三）学术随时代而起灭，则无独立性，亦无“承先启后”之传统性可言。亦可谓仅有其当时之适应性与反抗性，而无历长期永传之存留与持续性。今人仅知重视革命性，但革命非即开创，非即建设。自中国传统言之，须能真开创、真建设，乃得成为真革命。此种革命性的学术，其在时代中转若有一种破坏性，而在历史大流中看，则有一种传统性与建设性。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在西方学术界，乃仅言开创，不重师道传统。重开创、轻传统、此诚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四）西方宗教家在自然变化中，必求建立承认一上帝，一切变化始有生命实质，始有内容意义。中国文化传统则并无明白提出此一上帝之名称，只以人生情感，即德性、仁道、师承作为宇宙主宰。故中国有师道，而无宗教，此又中西文化一大相异处。（五）西方自然科学亦是超时代，有师承，有传统的。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属外，一属内；一唯物，一唯心。西方唯物与中国尊师重道之重于各自一人之内在唯心者大不同。此乃世界人类学术真生命之两大端，一为中国传统之“人文精神”，一为西方传统之“物质精神”。钱先生此篇中围绕学术与风气进行讨论，自然对何谓学术及其特征亦兼有阐发。余试将其加以梳理。（一）学术有师承，乃有传统，有传统乃有独立性，方能超然于时代风气之上，不随时代起灭，有承先启后的价值。（二）学术传统必须要与时代问题相结合，既有传承，又有创建。若与时代问题两相隔离，则学术亦失去发展和生命。（三）学术是时代的灵魂，学术人物为时代之主脑，不随时代以俱尽。学术相传乃成文化，文化是社会之主宰和本真意义，历史与时代则仅是文化大体外面一躯壳和形象。第九篇 历史与地理非常惭愧，身为中国人，对中国地理的了解可谓是贫瘠的可怜。遑论山川大河、都邑名胜，即便是对当下三十个省级区划位置，也非得借助地图方可知其大概。正因为如此，在读历史材料的时候，我对于战争、外交和经济上的事件，常感到茫然无措。如说前几日读曾国藩的故事，说他要打金陵，为此定了战略，一意要拿下安庆，而后取得高屋建瓴的优势，一口气消灭了太平天国。安庆在那里？为何“安庆”这般重要？为何取了安庆就可高屋建瓴？这些问题不查地图是肯定搞不清楚的，即便查了地图也未必全部能搞清楚，非要有些地理、水文甚至军事上的知识才可以搞明白，当年曾公的苦心设计。钱先生这一篇，将历史和地理并起来讲，看过便知，先生治史之严谨，知识之博宏，眼光之远卓。即便是讲地理，这样似乎与文史无关的话题，也好像比许多地理老师要来的娴熟。摘抄要点如下：钱先生认为，学历史的必须兼学地理，并指出学地理必须首先要懂得查地图。查地图也要有方法：最先，要注意山川其次，要看疆域第三，要看都邑，然后再从都邑回溯到山川第四，要注意交通。然而只是查看地图或《地名大辞典》之类的图籍，只求能记忆，依然是死知识。一定要把地理知识活用到历史上来，由此而加深对历史之了解。为此，钱先生将自己治学的经验进行了总结。（一）首先，从以下几部书目着手，获得从地理讲历史的一个入门途径。1、阎若璩《四书释地》：读此书可知考据之学，知地理知识之用，知如何在历史上活动地理知识的方法。2、胡渭《禹贡锥指》：读此书可知黄河在中国历史上之重要演变。3、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此书可知黄河流域之山川向背，疆域形势，都邑交通，种种地理方面之知识与当时历史情态间的紧密关系。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读此书可知军事地理与行军方略。5、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读此书可知欧洲地理另有，胡林翼《读史兵略》、郦道元《水经注》及杨守敬《水经注疏证》（二）其次讲地理，重要在能到各地去游历。要从地理来了解历史，而求能获得此两者间一番深微内在、活泼生动的想象和意义，最好而且必然应从亲身的游历去摄取。学地理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历史，而如能亲到各地去游历，更可发现许多为从前人所不注意的新问题。第十篇 我如何研究中国古史地名这一篇文章看似与上一篇同讲地理，实际上主题悬殊，此篇是钱先生专门谈他对于地理方面的考据认识的。才性所限，个人对考据实在并无太多兴趣，也不会去做个考据家。但考据是做学问必须的工具，因此掌握必要的方法，能从前人的考据中获得知识，下功夫又是必须的。这一篇里，钱先生对地名变化的原理做了阐发，特别是对于异地同名的缘起，有独到的见解。首先，钱先生从江苏太湖中有“洞庭山”与湖南洞庭湖同名，而认识到异地同名现象，其实暗藏着民族迁徙的蛛丝马迹。其次，钱先生还发现，地名初起都只是普通名辞，后来才演变成为特殊名称。如“霍山”、“九龙山”都是以山的形态定名，故各地都有霍山和九龙山。再推于，彭蠡湖原本也非江西鄱阳湖的专名；湘水也并非是今天的湘江而是今湖北之汉水，因而屈原并未到过湖南。因此，钱先生又得一通例，即地名迁徙，必系自文化地区迁徙至偏远地区。而文化地区变动频繁，故旧名渐渐为新名所掩没，而偏远地区变动较少，故地名保留更久。钱先生关于地名的考据皆载于《古史地理论丛》和《史记地名考》两书，他日再当精读。第十一篇 李源澄秦汉史序 此篇虽只是钱先生为他人书作序，然而钱先生却将自身对于史学功能、国史体裁、史学宗旨和中西史学差异的看法阐述其中，言简意赅，条理清晰，读后于国史方面颇有新获。（一）引章实斋《文史通义》论史学功能。著史之法有记注、撰述之分。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似智，撰述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无藏往之智，斯不能有知来之神。而苟非能有知来之神，亦不贵有此藏往之智。故为史学者，必记注与撰述兼备，方可谓之真史学也。（二）国史体裁之演化。国史体裁有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类。纪事本末本于《尚书》，编年远祖《春秋》，纪传则发端《史记》并成为正历代正史的体裁。《尚书》是国史最早的发源，然其因事命篇，近于撰述，若事变错综，记载则因人而异，难以准衡。惟加之一年经月纬，斯其事之始末演变，方能近于客观。故编年体乃纪事本末之记注化。进而推演，事由人造，一事之兴，参与者众矣，仅用编年体，犹恐不足以尽其事变之真态，故就其事变中之人物而逐一记述之，乃始更臻于客观。故纪传体又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之记注化。（三）史学宗旨事变之真态既能善述无遗，而后人亦可凭藉以得其知来之用，此中国史学方圆兼尽之极深妙意之所在也。故能尽夫记注藏往之职能，斯固史学家所不可或背之宗旨也。（四）中西史学之差异西方史书以纪事本末为主，以编年和纪传为辅。反之在中国，则融纪事本末于编年与纪传两者中。西方史学崇尚圆而神，中国史学崇尚方以智。西方虽亦有编年体，然较之中国两千年持续不断，只能是瞠乎其后。第十二篇 古史摭实序此篇与本书第八篇《当前学风之弊》相互参读，可知钱先生对治学真精神之意见，一以贯之，笃守坚确。推崇挚友（本书作者）潜心治学、体悟精研、安贫乐道，虽多自谦弗如之词，然黾勉激励情真意切，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作者治学功夫尤可资读者引以自勉。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风尚，方其初兴，群趋共慕，若非此则无以为学（参见第四篇《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学问一旦成为时趋，久之必成俗学，其危害学术，痼弊大焉）。逮风尚既衰，则学者相与却步，该时代之学术风尚遂停顿不前。此盖学术发展之轨辙，自先秦、两汉，迨至明、清，大凡有各自时代之学术风尚，皆随时代更替而兴衰起灭。然时代风尚中必然蕴含着不灭的内在价值，值得传续继承，即所谓“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前启后之意义与价值”（见第四篇）。学术随时代发展有“恒”有“变”，学者之心胸，贵能明乎“变”，又能通乎“恒”。各时代之学术风尚能有其不灭价值者而得以传世者，皆因有“恒”而非其“变”也。故学者若胸次狭隘，井鱼拘虚，不知汇百代，融众流，则虽有坎井小知，亦不足观也。
精彩短评 (总计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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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本人人可读的书。很多人以为只要认识字，就可以叫做是阅读，其实远非如此。此书就是教我们如何去阅读并提高的一本书。书中介绍了近代重要人物读书的心得和门径，循比门径定能日有所进。 -
金针度人。力荐。 -
读的是台版。以钱穆的书开端九月，格外提神。对照九州版目录，篇目皆同。没有整篇删掉的。但台版《学籥》中谈当前学风之弊一文中有批评党和主义者，估计九州版的会删去，其论文字不多，但甚精，但亦无大碍 -
除了治学之外。其实此书中也藏着许多钱穆弟子及再传弟子文章的踪迹。 -
这本论文集不错，既可以形成一个不错的学术观，对治学方法也有益 -
讀書治學方法 -
钱穆自认为“朱子读书法”和“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两篇是核心，我以为“朱子与校勘学”一篇也很值得一看；读过之后很受启发，当年看《国史大纲》就因为不够虚心而对著者颇致微词，有点唐突前辈了。不过朱子提倡的读书法，钱先生本人大概也难以贯彻，最后一篇文章里明确讲到了钱氏曾经的读书治学的风格，虽不无自谦之意，总有几分属实。 -
好久没有读竖排旧体字了，有些吃力，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修学以静心。这个世界需要我们的努力。 -
承各大家讀書方法，提自己見解，可學。 -
如何讀書。三聯版作品系列未收此書，九州版作品系列（2010年）有刪節，此全集本最善。 -
读书与做人，如何打成一片。 -
国人欲治学修身，欲宏济时世，皆当由此书入也。 -
传授学习方法的书，有主见。 -
在读书瓶颈期读到这个很受益 -
此书可一窥钱老那代人的治学路径，对自己来说却是太生疏了，我们接受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也正看出这书的好，以及自己的盲点所在。读下来启发颇多。 -
极好。由读书而学。不同读书法（包括书目之选择），实是不同学派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精神之反映，今日所说读书法则狭隘了。 -
钱氏甚重朱子读书法，其论曾国藩一节，余英时有专文阐之。钱能将“乾嘉装点门面语”说破，论张之洞一节，尤见卓识。钱绝无师承，故多平实语，示人轨辙，然读此书尚不足得“钥”以入门。为学似练武，心法烂熟，疏习招式，不济事。 -
学籥者，学钥也，即学习之门路。《朱子读书法》与《近百年来诸儒读书法》，实为读古籍前必读之文章。 -
钱穆的书就这本读的比较认真……别的貌似就随便看了几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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