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评传》书评

与光启相遇

一万历三十一年（1603）秋，徐光启在南京受洗，正式成为天主教徒，教名保禄。次年初，他赴京参加会试，进士入榜，派赴都察院观政。属灵上的新生与金榜题名时，在徐光启的42岁纷至沓来，不知其内心作何感想。站在菲律宾San Juan市光启中学的徐光启塑像前，我有点儿好奇：西方宗教带来的内心信仰与儒家传统追求的外在事功，在徐光启心中是和谐的整体，还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呢？二传教士利玛窦对此不会有任何疑问。他将好友徐光启视为基督教事业的巨大财富，认为上天注定要他来美饰这个初生的教会。徐光启家丁兴旺、高中进士，都被利玛窦归为是信教后交上的好运。利玛窦理应为此欣喜，因为来华初代传教士们对范礼安、利玛窦等人试图主动融入中华文化而后传教的策略嗤之以鼻，鼓吹“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是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道路。”徐光启的皈依有力打击了这种粗暴论断。但在后人眼里，徐光启的信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西方学者如谢和耐认为“利玛窦最著名弟子翰林徐光启所宣扬的，不是纯粹的基督教教理，而是一种儒教和基督教的大杂烩。”中国研究者如黄节则认为徐光启是为学习西方科学才接近传教士的，是“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以为己用。”王重民先生集校《徐光启集》，更是将旧集所入有关宗教信仰的内容一律视为伪托，悉数删除……意识形态的沉浮与关注视域的分差，令徐光启的世界在后世愈发支离破碎，面目模糊。三万历四十四年（1616），南京教案爆发，在华传教士及教徒横遭逮捕迫害。徐光启挺身护教，向皇帝上书，留下名篇《辩学章疏》。在《辩学章疏》中，徐光启写到“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纳僧道者容纳诸陪臣，则兴化致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徐光启同中国所有士大夫一样，身上还背负着“三代”与“现实”两个世界。三代是什么？是士阶层对尧舜禹、夏商周上古时代的理想投射，按欧阳修的话：“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仅管从未有过什么确切的证据，但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三代是真实的存在。它是士人的精神家园和共同信仰，鼓舞他们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理想与现实间存在着鸿沟，徐光启清晰地意识到“古来帝王之赏罚，圣贤之是非，皆范人于善，禁人于恶，致详极备。然赏罚是非，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又如司马迁所云：颜回之夭，盗趾之寿，使人疑于善恶之无报，是以防范愈严，欺诈愈甚。一法立，百弊生，空有愿治之心，恨无必治之术……” 儒家教条可以规范言行，无法满足人心，“人之中情”终究要靠信仰来填补。但“奈何佛教东来千八百年，而世道人心未能改易，则其言似是而非也。说禅宗者衍老庄之旨，幽邈而无当；行瑜迦者杂符谶之法，乖谬而无理。且欲抗佛而加于上主之上，则既与古帝王圣贤之旨悖矣，使人何所适从、何所依据乎？”徐光启生活的时代，华夏江山正天崩地解。内心无所依存不仅是徐光启关注焦虑的社会现象，也是他自己在亲历的信仰危机。当三代的理想国被现实与时间的洪流冲击得遥不可及时，他邂逅了西洋传教士，看见了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真实的地理世界第一次如此直观地呈现在徐光启面前，“西方”开始闯入他危机四伏的内心。他于不惑之年通宵达旦地阅读《天主教义》，连日在教堂里“观教礼、考道义”，最终主动接受洗礼皈依天主。三代与现实已然无法弥合，于是徐光启打开西方这扇门，于内归诚上帝，于外补儒易佛，用其独有的智慧与胸襟，试图重构一个世界。在我眼里，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亦是和谐的。当他向皇帝建言“诸陪臣所传事天之学，真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时，既是在延续中国士大夫致君行道的传统，又何尝不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做盐做光，照亮世人，归荣耀给天上的父呢？四历史总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徐光启的后人多是敬虔的基督徒，第十六代孙有位外孙女叫倪桂珍，被誉为民国第一母亲，生育了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她的大女婿孙中山同样信仰上帝，欲借三民主义挽中华民族于危澜。二女婿蒋介石半辈子都在头疼一个对手，那个人文韬武略，没有历史的包袱，“五帝三皇神奇事，骗了无涯过客”，也不迷信西方，“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1949年，蒋介石退守台湾，他的对手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西方传教士开始被全面驱逐出中国大陆。其中一批辗转来到菲律宾，在马尼拉建立了一所教会学校，为当地华人社会服务，继续传播福音。这所学校尊重中华文化，故以光启命名，纪念徐光启这位中国天主教开教柱石……我正因此在菲律宾与徐光启相遇，有了上述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