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书评

八卦不知真假

上大学的时候见过书名，大概是什么大师写的回忆、述评一类的文章，在思想史情境中简介一下还觉得有趣，原书则太厚，消费不起。后来上质化方法课，教授说马的田野笔记被人挖了出来，原来马对他的研究对象充满鄙夷和厌恶，所以这人这书这方法很烂，所以要搞就搞后现代的互动型的主观主义的田野。不过该教授一向信口开河，诬陷马也是有可能的。关于这个译本，刚看到一则八卦，也不知是真是假，转载如下：　　最近读到李绍明先生关于他的译著被人强加名字的事情：　　“这位高教授回到北京后，果然不久联络我，说他们决定让我翻译马林诺斯基(Malino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我非常乐意地接受了，特别是因为马林诺斯基是费孝通先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同时，我也萌生了译好这书送给费先生的意念。这书篇幅庞大，我日以继夜的工作，并把全文打进电脑里，穷九个月之力完成。我把全稿寄往北京，可是许久都没有收到回音。我本来打算收到他们的消息后，写一篇序，(这是我每译完一本书后的习惯) 再写几个字把本书呈献给费先生。　　我把马书译竣后，随即开始翻译另一本书。我并不担心马书的编辑和出版，因为这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出版计划，应该不会出乱子。我一心等候他们的回复，然后把序文和献辞送上。谁想不然，出了大乱子。书是出版了，但书的封面竟然多了一个叫梁永佳的翻译，而且他的排名还在我的前面，变成他是主译，我是副译。我十分惶恐，去信找姓梁的一问，问他翻译了哪些篇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他花了很多时间修订文字。这人当时是博士生。他还说，加进他的名字不是他的意思，是他所里一个叫王华华的教授的决定。我依稀记得该研究所一个姓王的教授曾被指控抄袭他人着作，不知是否此人？一查，竟然正是。是则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弄虚作假，是有前科的了。最后梁说他同意出第二版时，把译者的次序调换一下，我第一，他第二。这真是不知什么话! 还不止此，梁还分了我四成的稿费。”　　这个“王华华”就是2002年暴露出来抄袭哈维兰著《当代人类学》的“王铭铭”。现在的还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这个梁永佳，就是他的博士生。在抄袭事件暴露之后，写了“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致北大领导的一封信”支援王铭铭。　　这种恬然无耻的事情也只有中国才会发生。希望您能刊布在xys上，让大家看看所谓北大学风如何薪火相传。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民族志的科学范式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主要描述了一种特别的交换制度——库拉，它牵扯了一系列独特的风俗信仰、巫术神话、经济生活和技术知识，浸透了土著人的理想、荣誉和智慧，体现了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面对如此丰富的素材，笔者只挑选了导论部分及其中一章进行精读，因为导论部分是对民族志科学范式应该如何达到的阐述，而从中选择叙述性的一章进行阅读是为了循蹈作者的民族志写法，众所周知，这是一部撰写精美的民族志文本。在此，笔者不想就本书关于库拉的内容详述，因为该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导论中关于民族志科学范式的阐述，并且，我只截取我所体悟最深的作者所强调的若干规则进行深入学习与探讨。一般认为，民族志的科学范式是由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奠定的，它体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或科学人类学对田野作业、理论或主题、民族志三要素的结合，包含这样一些基本规则：其一，选择特定的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但是最终要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准则和方法。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一。这两者在发生学上的分离或者分工，由马林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马氏写道，在以前的专家（如哈登那一辈）以“调查工作”为基础的某些成果中，我们看到了部落组织的一副精致的骨架，但它却缺少血肉；我们对其社会的框架了解很多，但在这框架内部，我们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的真实流动以及在节日、庆典中偶发事件的波澜。学者可以利用搜集来的文献或实物证据及土著人的陈述达到对于土著风俗的规则的条理化，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条理化与真实的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所有的结论都仅仅建筑在被询问者陈述的基础上，或仅从客观文件中演绎而来，而不能用对真实行为的实际观察来加以补充，其缺陷是严重的。因此不难理解，那些长期居留在土著中的人士，例如有文化的商人和种植园主、医疗人员和官员、尤其是一部分对民族志卓有见识且不怀偏见的传教士的某些著作在鲜活性和生动性方面远远高出于大多数专家民族志的“纯科学性描述”。这些业余提供生动的民族志报告的人有一些亲眼观察的条件。马氏认为，人类学家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去土著村落里生活，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为达到这一目的，“民族志者不应当只是守株待兔，他还必须四面出击，把猎物逼进网中，或穷追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正是这一点把我们引向了更为积极地搜集民族志证据的方法。”（P6）对于我们这样接受社会学训练长达数年的研究生来说，如何正确处理理论假设与实际调查之间的关系，仍然时常困扰着我们。在此，马林诺斯基从民族志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令人豁然开朗的答案。他说，良好的理论训练以及对其最新成果的熟悉，与“先入为主的成见”不同。假如一个人出去考察，决定要证实某种假设，若是他不能在证据的压力下经常改变自己的观点并弃之如敝屣，不用说，他的工作将毫无价值。但是，他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先入之见在任何学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P6）我们可以根据马氏在此处的观点，比较两个调查者，其中之一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另外一个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当这两人同时进入田野，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前者会从实践中更快地找到与理论的结合点，从而使理论与实践产生碰撞的火花。并且在田野作业过程中，“构思工作与实际观察之间的相互增益是极有价值的”（P10），具有优良理论素养的调查者能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理论假设，更好地寻求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更不用说，其理论装备无疑会为其在最后的结论中显示出专业训练的力量。马氏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P8）这里说的是民族志本身的性质要求民族志者从事的绝不是猎奇的工作，而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进行“严肃、冷静的研究，对那些平常、乏味、普通的事与那些令人惊诧和异乎寻常的事一视同仁”，同时，从整个部落文化“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他在最后一章又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毕竟，孤立的事实，无论怎样新奇，对科学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真正的科学研究与猎奇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只重古怪、反常、独特，用以达到感官和收集异物癖好者的满足。科学则相反，它的目的是把事实置放在一个有机的整体内，把它置于那些解释生活现实的系统中去。田野作业的目标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P18）成功地实现民族志目标的首要原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入。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之中，与白人保持距离，而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他说，居住在村落里，没有别的事务，只是追踪土著人的生活，你就能一遍又一遍地看到风俗、庆典和交易，你就能得到土著人实际地倚之为生的信仰的实例，你就能判别某一事件是普通常见的还是激奋异常与独一无二的，土著人参与此事时是敷衍塞责、无动于衷还是积极热情、自觉自愿的等等。真正生活在土著之中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全然不同的。在导论的最后，马林诺斯基总结了达到民族志田野工作目标的三条必由之路：其一，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这一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资料的方式提供；其二，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来充实，这方面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其三，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这三条民族志科学范式的法则必须成为我们做田野调查时随身携带的信条。马林诺斯基说，研究制度、习俗和信条，或是研究行为和心理，而不理会这些人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将失去我们在人的研究中可望获得的最大报偿。或许人的精神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们敞开，或许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我们自己。在而且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在情感上判断出，花费时间去理解这些土著人是值得的，理解他们的惯例和习俗是值得的，了解他们的库拉是值得的。掩卷而思马林诺斯基这番话，在我看来，这不仅让当今浮躁的世界认识从事对遥远时代及遥远地点的人们的研究的必要性，而且，也充分体现了马氏作为功能主义人类学奠基人的人文关怀。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书评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史上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惊世之作。这一部细无巨细地描述新几内亚地区当地人的“库拉”——当地一种交换制度的民族志，以其优美的语言和细致描写征服读者的心，而马林诺夫斯基在书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建构的理论及彰显的人文关怀都深深地影响了他同时代及以后的人类学研究者。在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以库拉为主线，对伴随库拉的巫术、咒语、神话、园圃经济、日常用品交易、食物分派等进行详细的探讨，包括对当地人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的深入探讨。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结构十分明晰，作者在导论部分系统的介绍自己引以为傲的民族志方法，这也是作者所追求的的科学研究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波兰拿到物理学和数学博士，他本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无意之间接触到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在他看来文化、社会与自然一样有一套普遍的规律，而要发现这一套规律，必须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人类学界虽有零零散散的田野调查，却没有一套统一的可供参考的研究方法。有科学研究经验又对文化研究十分感兴趣的马林诺夫斯基也许感觉自己有必要为这个他所喜爱的学科贡献出自己的努力，这可能是这位日后人类学大家的当初的想法。　　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科学研究方法又称田野工作，包括在开始之前列出调查大纲，做好调查计划，以免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和不易看见的社会现象；居住在所调查人群中仔细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避开白人（可能影响研究的人）；使用所调查人群的语言去理解和记录他们的叙述；带有一颗真诚的心等。为达致田野工作的目标，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与上述调查方法息息相关的三条必由之路：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大纲必须以具体的、统计性的方式提供；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来充实，这方面资料必须通过精细的观察，以某种民族志日记的形式来收集，而这只有密切接触土著人的生活才有可能；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资料。　　马林诺夫斯基开创和实践的这一套田野工作方法，确实成为人类学的一种规范，甚至成为人类学的学科标志，从事人类学学习和研究的人，若想进得人类学的殿堂，必经过马林诺夫斯基所设立的这道门槛，或者说他为每个学习人类学的人设立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只有经历过田野工作这个仪式才能真正算得上人类学者。　　这套研究方法在创立之初被人类学界奉为圭臬，人类学者纷纷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这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实践这套方法，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质疑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这套方法的科学性以及他所提倡的整体论研究。田野工作的科学性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整体论的研究方法我觉得却是必要的，当前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某一方面的研究，但无论我们是开展某一方面的研究还是关注整体的研究，所做的第一步都是要去了解整体情况，只有了解整体才有可能去了解整体中的某一部分内容，如果仅仅关注某一个一方面不免有些偏颇之处。从《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来看，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及有关“库拉”的方方面面都进行的描述，有人质疑说即使他有一颗想要了解和叙述整体的心，但还是不可能涉及一个社区的方方面面，对于这个质疑，只能说不能把“整体”的观点看的太绝对，如果这样定义“整体”的概念，只有做理想型研究，而非实地调查。至于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的科学性，在我看来他尽自己作为科学家的本分，尽量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尽力靠近科学，这些足够彰显他追求科学的精神，比只讨论科学性要来得实在。　　导论之后作者细致地介绍田野点的情况，他先对整个库拉区（新几内亚东部）进行细致的介绍，包括大区域的地理环境、风俗及社会制度；之后专注对自己的田野点——特罗布里恩德岛进行细致的描述，包括岛上的园圃经济、社会制度、信仰、巫术及禁忌等与自己的主题相关的情况。在详细介绍自己的田野点后，作者详细介绍“库拉”的定义、特点、交换物品、交换规则、与库拉相关的巫术及附属贸易等。在做过这些细致的铺垫后，作者正式进入库拉交易活动的描写，以特罗布里恩德岛人远航到多布进行库拉交易为主线，介绍当地人在库拉前的准备——建造独木舟、实行巫术、食物准备等；独木舟航行中所施行的巫术以及需注意的禁忌，包括对巫术和禁忌背后神话进行分析。　　其中比较比较有意思是作者讨论到当地人在送出礼物和接受礼物时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做是一种“剧场表演”，无论是在送出vaygu’a还是在接受vaygu ’a时都要表现的态度冷漠不屑，作者在分析这种态度解释到，送的人要表示特别舍不得vaygu ’a，甚至表现得生气将宝物投掷在地上，才能凸显出宝物的珍贵和独一无二，而接受的人也表现出相当的冷漠，甚至不会亲自去捡起宝物，尽管我们可以猜测他心里十分的欢喜，总之在这样一种交换中双方都不能表现出对宝物的珍视。那么请允许我们再做进一步的猜想，也许当地人也是自私的，但是他们用这种制度来化解这种人性中的自私，得以让维持社会运转的秩序。　　除此之外，在文章中还有一个关于vaygu ’a有意思的表述。在最后一章里作者说当地人会用vaygu ’a来祭献妖怪使它一心向善，也会在一年一度的舞蹈节中展示宝物让祖先检视，因为vaygu ’a是对神灵最有效的祭物，vaygu ’a不是交换媒介或备用饰物，拥有vaygu ’a是令人身心愉快，慰藉情感的事情。这样的描述让我不自觉地联想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人们在世俗中赚钱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而了上帝的荣光，因此人们不断地积累资本，与此共同之妙，当地人为了慰藉神灵，所以不断的收集交换vaygu ’a（项链和臂镯），这样看来还真不能说谁先进谁落后！　　跟随锡纳卡塔完成到多布的海上库拉航行，作者又描述了多布人的回访，并增加对内陆库拉的描述，以区别海上的库拉交易。在内陆库拉中作者描述到“所有沿岸（海岸）的土著，特别是锡纳卡塔的头人，已经因为采珠业而富起来。他们用服务换来白人的烟草、槟榔和vaygu ’a。但图乌卢瓦（曾经是内陆很有权势的酋长）的权势因白人的影响而告衰落，又没有从采珠中得到什么甜头，因而比起位卑的锡纳卡塔人，他简直成了一个穷光蛋。”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殖民势力侵入已经在无形中改变当地人的社会阶层，传统的社会划分标准也在悄悄发生改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相同境遇，我们也许正可以从马林诺夫斯基当时的调查中发现些有意义的探讨。马林诺夫斯基也在书中提到用那种摧毁当地的酋长制度和传统的统治方式并非明智之举，他的研究也许还是不可避免为政府所用，但如果我们能够宽容一点，我们会发现他让残酷的殖民统治最起码向着有利于当地人的方向发展。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在还没有开始人类学学习之前，就已经如雷贯耳，除了它所开创的科学田野工作方法，同时还在于它建构了人类学理论——功能主义。学界对功能主义也是褒贬不一，有人盛赞它是人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有人说它多有诟病，只关注社会的秩序和结构而不关心社会的冲突和过程，甚至忽略社会中的个人。在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叙述中忽略个人这点上，我是有同感的，通篇读完《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没有一个当地人给我留下深刻影响，就算是出场次数最多的部落酋长，也没有太深刻的印象，我们所能看到是当地人的整体，他们一起去建造独木舟，他们大部分人参加各种巫术仪式，他们集体分派食物，他们集体进行库拉，他们进行园圃垦殖，而不能从中窥探到个人在当地社会中的生活，人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中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文末讨论库拉意义时曾提到曾提到一些观点，也许能够对此有些说明，“库拉的技术细节的意义，只是在与它表达了土著人的基本思想态度，由此拓宽了我们的知识和视野，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了解。”“研究土著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对事物的看法、他的世界观、他呼吸的生命气息和他生活在其中的现实。”对于他来说研究本身是要抽象出人性，而非探讨个人在社区中的生活，他从一种作为整体的人中去探究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及这种文化所显现的世界观。马林诺夫斯基对蕴藏在个人行为和思维背后的心态规律的探寻，也许是值得我们在当前社会中再深入思考的议题。他的学生费孝通先生想是领会到老师的这层意思，所以在老年的一些文章中谈到“心序”的建立，所谓“心序”，顾名思义“心态秩序”，“心序”这个东西有些抽象，但如果化归到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对当地人所做的研究，似乎有可以窥见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当地人在心理遵循一套库拉制度，这套制度后面蕴含着当地人的心理需求和欲望，而正是这套融合库拉、巫术和心理需求的制度，维持着社会的秩序。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想说回到巫术时代或者利用巫术来建立心理秩序，只是一种奇妙的联想。

中文译名没有反映Argonauts这个词在希腊神话中的含义

希望再版的时候能换一个名字。在希腊神话中，Argonauts是和伊宋一起漂洋过海去盗取金羊毛的英雄们。虽然我不记得Malinowski是否在其他地方解释过他对Trobriand Islanders的出海是否故意选用了这个词，进行一个跨文化比较的暗喻，但显然中文这个名词“航海者”完全反映不出Malinowski的这个context，也反映不出这个词在希腊神话中的含义。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第七至第十章：

一． 内容概述：本书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主要讲述了作者亲身参与的一次库拉航程，作者随同远航团队从锡纳卡塔前往多布，对远航的过程以及前后仪式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明显偏向于记叙，分析所占篇幅较小。就文本本身而言，与前面六章相比，从第七章开始作者直接记录了大量的咒语、神话传说。以“库拉旅程的起航”为起点，途径穆瓦、皮鲁卢海湾，直到安富列特。在全过程中，行船的准备、靠岸后与当地土著的交流、行船过程中、对灾难的抵抗……方方面面都有咒语和仪式的渗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入夜后的与土著人的交谈是更深入地透视到他们的心理动态的窗口。同样，对库拉航程中的巫术的记录无疑可以加深对该文化的刻画。就书写顺序而言，文本大体是按照作者自身的路径顺序组织安排的，而在航程的前后仪式以及航程本身的过程中，就包含有大量的巫术与神话信仰成分，其中以飞妖与沉船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人求生欲望的本性，因而在关于库拉航行的巫术与神话中，与同失去生命最为关切的关于沉船的神话及巫术即是透视当地土著人的心理活动、文化传承乃至信仰体系的重要部分。因而，在这四个章节中，作者安排前三个章节作为对航程本身的记述，单独安排最后一个章节“沉船的故事”专门记述与沉船相关的传说。二． 在全书篇章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作用：前面的第六章“独木舟的下水礼及探访——特罗布里恩劝导的部落经济学”是对全书前五章的总结性分析，并记述了“独木舟下水礼”，引出了第七章开始记述的航程。而在之后的第十一章中“在安富列特——库拉的社会学”中，作者又对船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进行的交换活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与分析。因而，第七章至第十章可以说是连接前后的过渡性章节。过渡性章节的定义并非降低该四个章节的重要程度。相反，在民族志写作中，对所见所闻所感的忠实表达无不体现着文化本身的存在。如果从马氏的功能主义来看，文化是以整体的形式存在的，其各项属性之前必然包含了对彼此存在相互支持的联系性。因而，即使是对“库拉”这一具有经济属性的交换活动的分析，也不可完全脱离土著人生活中其他各方面的记述。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尽可能完全地还原土著人的生活本身，并能从这套文化的整体中去体会某项制度对生活在这套制度下的群体的意义。因而，对这四章在篇章结构中的位置的探讨，可以为我们进行民族志写作带来一定的启发。详尽的记述不一定是对作者自身心路历程毫无保留的表达，在文本中过分强调民族志作者的主管感受，很容易让阅读者感厌倦——正如奥斯古德在《高跷》一书中甚为啰嗦的喋喋不休。三． 所谓文本张力的反思：同时也要表明我们小组的一个观点：阅读一个文本的部分。如果单就这个部分，就提出质疑与挑战。那么，所提出的问题也许只能会围绕着文本自身的语义结构：比如说篇章分布的不合理、语义的前后冲突，如此等等。而事实上，在我们看来，阅读民族志文本的是一个理论吸收的过程，只有在对这套理论有了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提出对理论本身的质疑，而只有对理论——这一作者思想的内核提出的挑战才是最为实质性的。而对语义结构，这些“细枝末节”的深究——这些问题可以单独列成另外一门学科，或者从其他学科中找到分析这些问题的方法。径直引入到对人类学理论的探讨中而不考虑其边界属性，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同时也尝试提出解构理论的一般逻辑（初步探索，私下交流）：1. 是什么2. 从哪里来3. 人脑的结构下的理论，与外在结构的包含关系4． 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人对主观与客观关系的重新审视四． 关于信仰、巫术、神话传说的反思：实际上，第七到第十章的内容，如果不在《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的整体布局中的话，则类似于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的描述。通过与《金枝》一书进行的比较阅读，读者可以对航程全过程的巫术、信仰、神话传说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理性与病态之间：强迫症、抑郁症、精神分裂，与原始人信仰的关联。精神分析引论• 财富的意义，权力、地位、等级关系的构建，所谓“想象中的存在”• ……所谓现代文明人，并不比野蛮的原始人，在智识上进步多少，只不过先天进入到某个意义结构中，找到属于自身的社会空间而已。现代人或许早已脱离原始人或者“野蛮人”的思维状态，但相当部分捆绑着原始人的心态与被原始人赋予了意义的各种“社会化表达”，在改变了自身的存在方式后仍然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正如，被读者们嘲笑为幼稚、无知的以“食物、女人”为载体的交换或者攀比炫耀行为，在现代社会演绎为一种外在更为隐蔽而内在更为赤裸的表达（另提一种“巫蛊心态，邓启耀先生的讲座”）；从巫术中分离出的权力在经过“理性”的过滤后取得了空前的合法性……如此种种。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视角下，此类存在都在各自行使着自身的职能——或者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引导着人们的生活，从实像方面来说是关系到人们之间的协作与连接，使得人们可以在一种社会化了的形态下生存，从而达到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本身却又是一个哲学问题，在社会化语境下，这个问题不啻为作为群体对“人生存的意义在何处”的思考。民族志作品，或者人类学，都赋予它的受众以反思自身的契机，以人类的心态去理解人类，也许是徒劳的，但绝非无意义的。

Epilogue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book, in the Introduction, I, in a way, promised the reader that he should receive a vivid impression of the events enabling him to see them in their native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for one moment losing sight of the method by which I have obtained my data. I have tried to present everything as far as possible in terms of concrete fact, letting the natives speak for themselves, perform their transactions, pursue their activities before the reader’s mental vision. I have tried to pave my account with fact and details, equip it with documents, with figures, with instances of actual occurr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my conviction, as expressed over and over again, is that what matters really is not the detail, not the fact, but the scientific use we make of it. Thus the details and technicalities of the Kula acquire their meaning in so far only as they express some central attitude of mind of the natives, and thus broaden our knowledge, widen our outlook and deepen our grasp of human nature.What interests me really in the study of the native is his outlook on things, his Weltanschauung, the breath of life and reality which he breathes and by which he lives. Every human culture gives its members a definite vision of the world, a definite zest of life. In the roamings over human history, and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it is the possibility of seeing life and the world from the various angles, peculiar to each culture, that has always charmed me most, and inspired me with real desire to penetrate other cultures, to understand other types of life.To pause for a moment before a quaint and singular fact; to be amused at it, and see its outward strangeness; to look at it as a curio and collect it into the museum of one’s memory or into one’s store of anecdotes—this attitude of mind has always been foreign and repugnant to me. Some people are unable to grasp the inner meaning and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all that is outwardly strange, at first sight incomprehensible, in a different culture. These people are not born to be ethnologists. It is in the love of the final synthesis, achieved by the assimila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all the items of a culture and still more in the love of the varie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various cultures that lies the test of the real worker in the true Science of Man.There is, however, one point of view deeper yet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ove of tasting of the variety of human modes of life, and that is the desire to turn such knowledge into wisdom. Though it may be given to us for a moment to enter into the soul of a savage and through his eyes to look at the. outer world and feel ourselves what it must feel to him to be himself—yet our final goal is to enrich and deepen our own world’s vision, to understand our own nature and to make it finer, intellectually and artistically. In grasping the essential outlook of others, with the reverence and real understanding, due even to savages, we cannot but help widening our own. We cannot possibly reach the final Socratic wisdom of knowing ourselves if we never leave the narrow confinement of the customs, beliefs and prejudices into which every man is born. Nothing can teach us a better lesson in this matter of ultimate importance than the habit of mind which allows us to treat the beliefs and values of another man from his point of view. Nor has civilised humanity ever needed such tolerance more than now, when prejudice, ill will and vindictiveness are dividing each European nation from another, when all the ideals, cherished and proclaimed a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of civilisation, science and religion, have been thrown to the winds. The Science of Man, in its most refined and deepest version should lead us to such knowledge and to tolerance and generosity,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other men’s point of view.The study of Ethnology—so often mistaken by its very votaries for an idle hunting after curios, for a ramble among the savage and fantastic shapes of “barbarous customs and crude superstitions”—might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eeply philosophic, enlightening and elevating disciplin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las! the time is short for Ethnology, and will this truth of its real meaning and importance dawn before it is too late?

引起了我对研究原始社会演变史的兴趣

第一次读民族志的书，很新鲜。主要讲的是新几内亚土著的一些生活方式，巫术，库拉交易等。因为这方面的背景知识为0，所以对于作者最后的启发实在无法领会了。但很希望将来能再多读一些这类书。毕竟，能够研究人类的原始社会到底怎样的鲜活材料已经实在不多了。再延伸一下，虽然对本书的主题“库拉”交易没有太多想法，但Trobriand岛上的生活方式似乎处于母系向父系过度的末期，或许能与我国的摩梭族放在一起比较，他们都是由舅父赡养自己姊妹的子女（当然Trobriand要比摩梭族更进一步，已经是父亲负责赡养子女并开始企图将自己的所有物传给子女而非外甥了，虽然按照当地的社会风俗，对于子女来说父亲只是“母亲的丈夫”，与他们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父亲不能赠送库拉礼物给自己的子女，但他通过赠给某个或多个妻子，再由几个妻子转手赠给子女的方式来完整这种赠送，例如，一位酋长将他得到的库拉礼物赠给他最尊贵最年长的妻子，这位妻子没有子女，而且女人是不能参加非亲属性的库拉活动的，因此这位妻子将库拉礼物赠给酋长的另一位颇受宠爱的妻子，再由这个妻子将库拉礼物送给她的儿子，然后他们的儿子就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件库拉礼物，然后他就可以去寻找他的库拉伙伴——通常这个库拉伙伴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从此步入成年男子参加的库拉圈了），虽然一个部落的头人是男性，但承袭的方式却是由外甥继承舅父或兄终弟及（后者似乎又与阿拉伯国家的继承方式有些类似啊，呵呵）。按作者的介绍，一个男孩从出生开始就是为他的母亲服务的，在他母亲去世以后，他要为他的姊妹、姊妹的子女及丈夫服务，他需要不断向姊妹的丈夫赠送礼物，并且有帮助姊妹丈夫工作的义务。在他死后，他的一切巫术、财产及声望由他姊妹的儿子继承，他不能将其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虽然事实上，他在世的时候他极力让自己的儿子来分享甚至掌管自己的财产，直到他去世的时候才肯将这些移交给外甥。但从另一方面，与摩梭族的走婚不同的是，女方要搬到男方的村落中居住，与丈夫一起抚养子女。这就造成了一种吊诡：即虽然外甥将来要继承舅父的衣钵，但事实上他与舅父直接并无直接的情感联系，亦无太多受教机会。何况另一方面，他的舅父也极力想把自己的咒语传给自己的儿子，并不愿意认真教他的外甥——但按照当地风俗，即便他的儿子掌握了他的咒语，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是非法继承者，他的咒语也是不灵的。。。。而他的外甥学如果学不好自己氏族最重要的咒语。。。。好纠结。。。。假如没有白人带去的文化冲击，我很想知道这个社会最终会走向何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人类社会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呢？这样的发展轨迹背后必然有推动这种结果产生的合理因素，如果找到它，那么是否能够知道未来我们将要走向何方呢？

行经生命关卡

漂泊成就孤独的视野...尽管很多时候要用智慧说服这种孑然一身的困境。‘我清楚的记得开头几周我耗在那些村落里的漫长探访；记得多次执着然而徒劳的尝试总是不能真正的与土着人接触，也得不到任何材料；我记得在这之后的失望无助。很多时候我沮丧至极，就像一个人在热带的抑郁和无聊袭来之时借酒浇愁一样。’我们总是无法公正客观的理解其他人的想法。不去融入便有冷漠之嫌，一旦交心便容易注以感情，又会失去公正的视野。文化的天平如何倾斜，该如何体味和判断所有的差异，即使置身其中，依旧会发现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世俗百科》中说道。当一个人觉得故乡最好时他仍是幼稚的，觉得想回到故乡时仍旧不成熟，只有当他认识到全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才是真正成熟了。马林诺夫斯基曾说道人类学者是漂泊在文化边缘，因此容易让自身陷入一种情感上乃至意识上的困境，不知身处何种文化之中，不知何种文化为其信仰。所以，这真的是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麽？也许我们应当回到森林中，回到原始的生命礼仪或者羞涩的沉默贸易。或者我能向你伸出手，或者我们更了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