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0/05/01
ISBN:9789860234947
作者:蔡長林
页数:592頁页
作者简介
此書透過經學史與學術史之結合，考察清中葉常州學派興起，及其流衍，以及與考據之互動。書中認為，常州學派之成立，與具有經世之思的常州文人，在面對考據學的挑戰時，對傳統經學內容進行思考，有密切關聯。在爭奪儒家經典解釋話語權的同時，基於對話之需求，其學術形式不免受到考據學之影響，然儒家政治話語的內在精神，始終貫串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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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士到经生——考据学风潮下的常州学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民国99年，《中国文哲专刊》第39种）。去年拿到书只看了导言部分，觉得这样的经学研究风格很特别，不同于大陆的经学研究，语言典雅又很平易，充满探究的诠释，着力探微索隐，感觉很不错。可惜，我那时已无心读书，浮躁之极，很快就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放下了这本书。回来这几天，抽空又开始读这本书，读了林庆彰先生的序，蔡先生自序，导言又重读，还有后记。主要的部分则读了《论常州学派研究之新方向》、《论常州学派的学术渊源——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评论为起点》、《论清中叶常州学者对考据学的不同态度及其意义——以臧庸与李兆洛为讨论中心》、《训诂与微言——宋翔凤二重性经说考论》、《结论》。但并没有读完全书，全书重要的《庄存与<诗经>论述的方法学意义》、《“拾遗补艺”的学术人生——庄绶甲与常州学派》、《<刘礼部集>所载<春秋论>之真伪及其相关问题》、《俞樾<公羊>学初探——以“王鲁”说为讨论中心》、《“六艺由史而经”——张尔田对经史关系之论述及其学术归趋》则未看。所读大约相当全书一半的分量。一向不读书且对常州学派所知甚少的人，本不该随便发议论的，加之又没读完全书，更是没有资格乱说话。不过，一个习惯了胡言乱语甚至把胡言乱语的权利看得比真确的知识更重要的家伙，也就无妨作为一个粗浅的读者，对蔡先生的这部精心之作略略谈谈个人初读之后的看法。蔡先生显然是个把经学研究视为使命的学者，除了这部书，还有《论崔适与晚清今文学》、《常州庄氏学术新论》等著作，主编有《晚清常州地区的经学》、《隋唐五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我尝试着概括蔡先生此书的基本问题，首先自然是经学史上的常州学派的诸多问题，蔡先生不满足于以往清学史或者经学史上对常州学派研究的疏略和误读，通过细致地阅读、梳理和思考，发现很多在概论式的了解下不易关注到的问题。比如，把常州学派与科举考试联系起来，认为常州学派实则是盛产文人或文士的常州地区文人学者对于考据学骤盛带来的方法论以及价值观领域的冲击的一种回应，或者对于考据学方法的吸纳。当考据学兴起，成为一时学术的主流之时，不可避免影响到朝廷中做官的学者，他们在出科举试题和评卷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加入考据学的标准，特别是以经学复古为特点的学术风尚带来的判断标准。而这一点对于习惯了苏轼式的策论范式和程朱理学的思想范畴的常州文士来说，无疑要面临着一种应考的策略选择。而这个过程中既有阅读的选择，也有在文人群体的交往中产生的变化，随之也就产生了常州学派对于考据学的吸纳。但对考据学方法乃至论题、对象的吸纳，并不意味着价值观念或思想的转变，常州学派的核心乃是常州庄氏，此家族乃是当地科举世家，据文中介绍，仅清中前期即有二十人上下中进士，其中常州学派的源头庄存与更是清帝的老师，旧时的家族利益与家学传统都是紧密相连的，庄氏家族的鼎盛意味着他们对于朝廷所尊奉的程朱理学以及西汉中的微言大义的坚持，不但如此，他们势力的鼎盛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亲戚乃至整个地区的学术风尚，比如作为庄氏外甥的刘逢禄和宋翔凤等。但随着学术风尚的转移，他们也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开始接受考据学的方法。不过，在接受考据学方法的同时，他们没有丢掉读书求微言大义的传统，而不是像很多考据学者，为了考据而考据，从而原本并不稀奇的价值观和思想模式，在汉学鼎盛人人埋头于章句而国势日微、危机重重的局势下，关注现实的学术和思想已经成为稀缺的资源。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后人如龚自珍、魏源等天性不受束缚的思想家在常州学派这里发现了可以讨论现实的有限话语空间，并大加宣扬，到了廖平、康梁时代，终至以常州学派传统中对今文经学的肯定，而获得一种反抗汉学传统、指向现实关怀的思想武器。除了这一主旨，蔡先生关注的还有方法论的问题，只是我觉得方法论或者理论视角的问题谈谈没问题，但似乎应该适可而止，而全书中对此讨论有些过于繁琐，而且重复甚多。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自然有作者个人的考虑，也有无意识的思维倾向的问题。以后若是有时间，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以上只是个人对于蔡先生著作的浅显理解，而且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想法，可能有违蔡先生的原意。但是，蔡先生的观察点并非仅仅在于粗浅的思想脉络，作为以求真为职志的学者，他会以严密的论证，把可能造成人们误解的地方加以证明，比如，庄存与并未刻意区分经今古文之区别，这个工作是始于庄述祖，而完成于刘逢禄，这样的区别和分疏在通常的清学史著述中是很少见到的，也可谓深入其中，得其三昧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之所以有这些新见解，主要还是能够深入到学者的著作中探求其思想脉络所致。读蔡先生此书，难得感到文字上障碍不大，甚至相当流畅，这是在一般的经学史研究中难得一见的。这大概与蔡先生比较年轻有关，思想活泼，又接受了很多新史学的观念或理论，他自云有把经学史、思想史做成社会史的趋向，更关注文人群体，也更关注用通俗的语言来解说经学史问题。或许还有充实的学养的关系，蔡先生自云“为文不嫌迂远，举证不避烦琐”，大量细致的解释和注解，使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读来都觉得头绪清楚，不致于因为缺乏知识背景而畏难放弃阅读。甚至常常会因为细致的阅读，感到有了解新知识的喜悦，如论及朝廷科举考试出题的变化，举出当时考官的背景，具体的题目以及改卷情形，非常之生动，士子何以会有倾向于考据学风的读书求进的策略转变，可以有亲切的体悟。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豆瓣读书推荐此书时，打了四星。这就不能不提到在阅读此书时遇到的问题。或许与此书乃论文结集有关，因此感觉重复之处不少；此外，或许也与作者解释的意图过于旺盛有关，我感觉解释过多，反而让厚厚的一部书显得内容稍显单薄，这里想起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那条“《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或者陈援庵先生的为文风格，或许是蔡先生还是略略趋新了些。此外，引证很充分，但有时觉得一些观点性引证，比如某处罗必良的引文，看似并无什么高论，似乎有些为了引证而引证的意思，而一些引证，比如包遵信关于传统文人对政治的依附的解释，是否可以那么简单就赞同？我以为也不必。再有，认定梁任公对于考据学的判断乃在方法论之上而无意识形态或者价值上的，这似乎还有待商榷。最后，虽然一些论证比较迂远，也充满知识性，但阅读的时候，常常有支离之感。以上的挑毛病，也都是个人感觉而已，未必就准确。读了半本书，还不怎么熟悉常州学派，就敢在这里胡言乱语，实在不该。希望有机会多了解一些常州学派的学者以及晚清公羊学、今文学方面的知识，完整地读完蔡先生的整部书，再来细致地谈论一些阅读此书的感想。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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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好书，脉络清晰 -
四年前受益匪浅的著作，居然没有标。当时从大陆拿台湾新书不易，得蔡先生发给我一本。请益问题也获详细回答。 -
2010年底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林庆彰先生等一行人，来学校访学的时候给古代文学的硕士点赠了好多书，老祁便让我们每人挑几本寒假回家看。虽只是粗略地看了看，便能感觉蔡先生的文字犹如他的人，典雅平易。至今对蔡长林先生的那次讲座记忆犹新，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也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