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与教育》书评

法治周末专访徐贲：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

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法治周末特约撰稿隐虹近日，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先生的文集(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增订版)等著作)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徐贲的写作贯穿着健全的启蒙精神。他的作品素以强大的理论阐释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著称，他的可贵在于，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从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到思考方法和批判精神的养成，徐贲都有所涉猎。然而他的高产并不以“低质”为代价，以西方理论探讨中国问题，徐贲的中西结合近乎完美。现实关怀是不可缺少的法治周末：你用西方理论谈论现实问题，给人很通透的感觉。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徐贲：理论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观念和思维创新的重要机制。托克维尔说，“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在每一个新理论里看到的是危险，在每一个创新里看到的是讨厌的麻烦，在每一个社会进步里看到的是通往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也就一步也不肯往前挪动”。中国思想界一直在借鉴西方的各种理论创新，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借鉴理论需要有明确的运用目标，也需要根据变化的经验和现实来不断调整。生活经验永远比理论复杂而富有色彩。现在有的教授“做理论”，是为了发表学术论文，为学术业绩考量添分，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这样从理论到理论，确实像是贩卖理论的二道贩子。不要说是像后现代、后殖民、精神分析、释义学、解构这样的理论，就连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也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来、理论去，缺少自己经验层面的关注和思考，也缺乏自己的明确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法治周末：这些观念是否与孙传钊先生评论你在追求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的学术理念”相关？徐贲：欧洲传统的知识整体性其实就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学术活动离不开每个人自己的经验、认知、精神需要和思考乐趣。学术的完整性来自一个人本身的整体性。现在大学体制的学科划分太细，也太僵化。体制内人画地为牢，各守一隅，而体制则用刻板的量化标准来机械衡量他们的学术成就，这种情况下，确实很难实现人文主义的整体学术理想。法治周末：作为专注于启蒙写作的学者，你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1980年代的人文建设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人文建设？徐贲：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先生、赛先生的那个启蒙，我觉得清末民初的思想解放更具有启蒙意义，也更为深刻。我特别能理解清末民初思想启蒙的艰辛。我所考虑的许多启蒙议题与那个时代的启蒙议题是非常相似的，连运用的策略和迂回手段都差不多。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呼百诺，则用不着顾虑这些。就拿梁启超来说吧，在启蒙的“觉世”与学术的“传世”之间，他选择的是前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通过大众媒体来把普通的、有教养的公众作为自己的听众，而且，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营造媒体的人。正是通过他自己创办的许多报刊，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积极和有创见的启蒙者。梁启超以言论起家，一生中所创办并亲自主持的报刊有十多种，运用的是一种他自己称为“新文体”的报刊议论写作方式。他找到一种适合大众媒体的文体，他的写作能适合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大众，但又不迁就他们。他在前面不远处领他们往前走，这就是启蒙。犬儒文化的逃避与于丹的视而不见法治周末：你在《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中论及了犬儒文化。你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犬儒文化？徐贲：犬儒主义是一种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国民负面心态。美国的犬儒主义是公开的，几乎一目了然；此外，还有一种权力压力下戴着面具的犬儒主义。公开的犬儒主义至少是诚实的，而戴面具的犬儒主义则是狡黠和诡诈的结合。戴面具的犬儒主义经常不公开表露怀疑，而且还会假装成特别相信和热烈拥护的样子。这样的犬儒主义者玩世不恭，随波逐流，最后连自己都弄不清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法治周末：中国传统道家的消极思想——尤其是庄子的，是否属于犬儒文化？徐贲：中国古代没有“犬儒”这个概念，即便孔子这位大儒曾因处处碰壁而自嘲说“如丧家之犬”。孔子是个严肃的人，他居然也开这种玩笑，想来玩笑在中国古代是普通常见的。我们可以从犬儒和玩笑的联系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价值、处世方式和行为取向。玩笑——任诞、戏谑、调侃、狷狂、玩世不恭——经常是犬儒的特征，中西皆然。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已形成三种与犬儒相近或有关的文化元素：看穿和识透、逃避和解脱、顺从和接受，这三种元素都可以兼容玩笑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也可以方便地运用种种戏谑和搞笑的手段。可以说，庄子在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第欧根尼在古希腊犬儒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庄子本身就是一位大隐士，他全面总结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使隐逸成为一种哲学。一方面，庄子的隐逸包含了内心、责任和情绪，可以说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但是，另一方面，这也让他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但这不代表犬儒主义缺乏批判。以逃避的方式，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理想的平台上，向一切不顺眼的东西——人性、伦理、规范束缚、社会责任——投石块，这是犬儒主义批判的特征。面对雾霾，学者于丹在微博上说：“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去跟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用主观臆想逃避坏事或灾祸，是一种常见的白日梦心态，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问题不在于于丹有某种在一般人那里常见的心理逃避和自我保护需要，而在于，作为一位学者，她不该对此浑然不觉，更不该将此当作一种人生智慧来向世人炫耀。法治周末：知识分子和大众都可以批评缺乏公德的现象，知识分子在其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徐贲：例如，有人批评中国厕所里经常没有手纸，因为自私自利的人把手纸拿走了。如果把厕所经常没手纸看成是一个公共道德不良和人际间缺失合作的问题，那么，知识分子则应该把这种性质的问题说得更透彻一些，也有能力这么做。如果某人为了私利，把手纸拿走了，那么他得到了全部，别的人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合作有利于所有人，不合作只有利于不合作的个人，这就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喻指合作规范遭到不合作者的私利破坏，严重违背一个正派社会应有的社会合作原则，如公共资源的共同利用、自然环境的集体爱护、整体社会福利的公正分配、公共道德大家遵守、公共权威一起维护。人类生活不能没有社会规范而存在。许多社会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社会规范描述，如祭祀、性交忌讳、分享食物、互利或互助的义务、对共同家园的守卫责任、对共同资源的爱惜使用、遵守公共规则等。在经济学领域里，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用“规范”这个概念来讨论合作互利、共赢而非零和的游戏、不允许搭便车等。规范与价值观是联系在一起的，规范影响着人们的是非和对错的观念，也是人们判断好社会和好社会原则是否被谁破坏的标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在于批评“厕所没手纸”，而在于指出同类现象和行为后面的社会规范深层问题。人文教育、精英及文人气质指标法治周末：你在著作中对大学人文教育颇为看重。对于一名大学生，如何能通过自我训练和阅读，实现人文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徐贲：设置人文教育的课程并不难，但是，设置的课程是否能起到人文教育的效果，主要在于如何去教。一所美国大学为全体低年级大学生开设必修的人文教育课，每学期都需要好几十位教授同时上这门课。教授们都是来自各个系科，如果学校没有众多具有一定人文素质的教授，是不可能办到的。当然，上这门课的教授也都需要接受专门的有关教学法训练。初入大学的大学生，他们的人文教育需要有老师的指引，不要误导他们。例如，有的老师对学生说，阅读就是悦读，这就可能成为误导，因为人文教育的阅读是要认真严肃地提高思考和判断能力，不是在手机游戏、电视、流行歌曲、网络交友之外寻找另一种娱乐方式。阅读是一种与这类消遣娱乐不同的智识活动。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批判的就是那种娱乐式的阅读消遣。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学生会把阅读经典当成一件难事和苦事。老师有责任告诉他们，虽然阅读很难、很苦，但值得去做，不可以让他们误以为“不悦读”就可以“不阅读”。法治周末：你反复提到，斯特劳斯的人文教育是精英式的。你觉得精英式的人文教育和平民式的人文教育哪一种更可取？徐贲：在美国，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的区别和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除了好的教育之外，几乎没有别的成为“精英”的途径。所以，教育成为实现“美国梦”的核心部分。你要在社会里出人头地，成为精英社会的一员，就得接受好的教育。即使是常春藤名校，或其他名校，还有学费昂贵的小型私立人文学院，普通大学生接受的不是贵族教育，而是平民式教育，他们并不是一进校门就自动成为精英的。就算他们当中有的人日后成为精英，那也是以后的事情。美国精英阶层大多数都受过非常良好的专门职业教育。这些专业包括公共管理、医学、法律、商贸、神学、科学等。但这些精英在斯特劳斯眼里算不得是真正的精英。斯特劳斯心目中的精英是哲人，至少是思想家，但这不是美国大学人文教育的现实，也不是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实际情况。法治周末：那么，怎么进一步深刻理解人文教育的本质？徐贲：当然，对什么是人文教育会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是，不管怎么界定，有一点是共识的。那就是，从人文教育不是什么，更能看清楚它是什么。人文教育不是“专门职业”，不是“技术专门”教育。技术学校培养的是普通技术人员或技工，他们不是精英阶层。美国社会中的精英是高级专业人才，不是政客。其实，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特别强调专业人士对于改造国家政治的作用，称政客为“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是一群除了玩政治之外什么都不会的家伙。梁启超说他们“挂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相比之下，专业人士如果自己不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人物，也可向权威说明真相、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作出价值判断和指出社会中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相比之下，中国大多数专业人才只是一些拥有某种“有用知识”而待价而沽的人。在许多专门行业，如教师、医生、法官、媒体人士的职业伦理和道德出现危机时，更是很少有人会把专业人员与公共负责精神或社会义务联系到一起。法治周末：据李劼先生的回忆，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发起的。但是，后来的讨论偏离了他的主旨。而你当时对人文精神讨论有批评意见。我注意到，你在《阅读经典》中的部分观点，与李劼的颇为相符。那么，你现在怎样看待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徐贲：我与李劼先生的观点相符吗？他在2002年的《有关人文精神讨论及其它“合作”旧事》里说，他希望“将来的人们再谈论起人文精神时，联想到的应该是《红楼梦》、王国维，还有陈寅恪，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联想到的恰恰是他所没有联想的“其他人”，我在《阅读经典》里特别论述的斯特劳斯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我并不认为《红楼梦》、王国维、陈寅恪跟我谈的人文教育有什么关联。20年前，我关注人文精神讨论，把它当一个公共问题，而不只是一个文人的某种“精神”问题来讨论。我写成一篇《从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提出，人文精神如果要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所帮助，就不应该把它只是当成文人气质的某种指标，而应该转变为大学知识分子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个教育实践目标，落实为一种在学校和课堂里有操作性的具体课程。张闳在2014年的《就“人文精神讨论”答客问》有一个自我反思。他说，人文精神讨论“充斥着直陈式的表态和道德教谕，不乏对话语权力的迷恋和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教师的姿态。这实际上是一场徒有‘对话’形式却无‘对话’功能的‘对话’。这一倾向实际上助长了人文知识分子道德上的自命不凡和面对现实时的精神狂躁”。我赞同这个看法。原载于《法治周末》２０１６－０３－０１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9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