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章节试读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说服的路径 - 说服的路径

人们对信息的看法也会影响说服。如果某条信息清晰易懂，但充满了难以信服的论据，那么你会轻易地反驳之，而不会信服。相反，如果该条信息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那么你在思想上会更为赞同，很可能对其信服。这种“认知反应”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情境下更容易说服他人的原因。
说服要生效必须清除几个障碍，任何有利于人们清除这些障碍的因素都能增强说服力。例如，如果某些信息有吸引力，引起了你的注意，那么该信息就更可能令你信服。
说服起作用的路径主要有两种。当人们积极主动，并且能全面系统地思考问题时，就可能接受中心路径说服，也就是关注论据。如果论据有力且令人信服，就很可能说服他人。如果论据苍白无力，思维缜密的人会很快注意到这一点并且进行反驳。
但论据有力与否有时并不重要。我们并不总能全神贯注地仔细思考。如果我们接受信息时心不在焉、感觉与己无关或者只是太过忙碌，根本没有时间仔细推敲该信息的意义。此时我们会接受外围路径说服，也就是关注那些能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会注意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当人们心不在焉或者没有积极主动地思考信息的时候，熟悉易懂的表述比新异的表述更具有说服力。
以上两种说服路径（一种外显、反思，另一种种内隐、自动）可以说是今日人类“双加工”模型的前兆。中心路径的加工通常能迅速改变人们外显的态度，而外周路径的加工则较缓慢地建立内隐的态度，它通过把态度目标和情绪反复关联而实现。
说服的中心路径引起的行为变化比外周路径改变更持久。当人们对问题仔细思考、殚精竭虑时，他们决策的依据不仅有信息自身的说服力，而且有自己的对比思考。不如此（引人思考）就没有强大的说服力。那些经过人们深思熟虑而非草率决断之后的态度变化会更加持久，更能抵抗诱惑，更能影响行为。
外周路径的说服通常只能导致肤浅而短暂的态度改变。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似乎都需要人们主动加工和反复推敲自己的信念。
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分析所有的问题，经常会采用外周路径，乐于使用一些简单而具有启发性的经验法则，例如“相信专家”或者“长信息更可信”。我们不容使用其他一些启发性策略迅速做出判断：如果某个说服者表达清晰流利，富有魅力，用意良善并且论据充分（如果这些论据出处不同效果更好），我们通常会运用简单的外周路径，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观点。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偏见的动机根源 - 偏见的动机根源

偏见的敌意背后有关各种各样的动机。动机也可以让人们避免偏见。
痛苦和挫折（目标受阻）常常引起敌意。当我们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胆怯或尚未可知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转移我们的敌对方向，这种是“替代性攻击”现象。
这种替代性攻击的目标是变化不定的。愤怒激起了偏见。对社会威胁体验不到消极情绪的特殊个体，他们明显表现出没有种族刻板印象和偏见。没有愤怒就没有偏见。
竞争是挫折的来源之一。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认为，一旦群体为稀缺资源而竞争，就会出现偏见。高斯定律就是一个与此有关的生态学原则，它认为有同样需求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是最激烈的。
我们还很自然的以我们的群体来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们感觉自己是谁——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个人同一性（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性和态度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同一性。
社会同一性理论：
我们归类：我们发现将人，包括我们自己，归入各种类别是很有用的。
我们认同：我们将自己与特定的群体（我们的内群体）联系起来，并以此获得自尊。
我们比较：我们将自己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并且偏爱自己的群体。
我们人类会自然地将他人分成内群体和外群体。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会部分地根据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拥有一种“我们”的感觉能增强我们的自我概念。这种“感受”好极了。我们不仅在群体中为自我自己寻求尊重，还在群体中寻求自豪感。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群体比较优秀，有助于让我们感觉更好。
如果缺乏积极的个人同一性，人们往往会通过认同某一群体来获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轻人通过加入帮派来寻找自豪感、权力、安全感和同一性；当人们的个人同一性和社会同一性融合到一起——自我与群体的边界变得模糊时——他们会更加愿意为组织而战，甚至为组织牺牲。
因为我们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服从于我们的群体规范。我们为团体、家庭和国家牺牲自我。我们的社会同一性越重要，我们就越强烈地感受到对群体的依恋，面对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时，我们的反应就越充满偏见。
以群体方式来描述你是谁——如你的种族、宗教、性别、所学专业——意味着描述你不是谁。包含“我们”（内群体）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们”（外群体）。
大部分人都有着积极的自我意象，他们会把自我意向投射到内群体而非外群体。他们的内群体偏差反映出消极的自我概念，但同时也支持了他们的自我概念。当我们的群体已经获得成功时，通过强烈地认同于该群体，我们也可以使自己感觉更好。
我们的群体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只要有理由认为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就会这么做，随后就会表现出内群体偏差。自我服务偏差再次出现，使得人们获得更积极的社会同一性：“我们”比“他们”好，即使“我们”和“他们”是随机界定的！
只需一些十分细微的线索，就能激发出人们对自己的偏袒和对他人的不公。
当我们的群体相对于外群体而言规模较小、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表现出内群体偏差。当我们属于一个较小的群体，被一个较大的群体包围时，我们同样也会意识到我们的群体成员属性；当我们的内群体占多数时，我们倒不怎么容易想到它。
当人们敏锐地感受到自己的内群体身份时，外群体刻板印象就容易盛行。
对于内群体成员，我们同样持有各种独特的人类情感（喜爱、期望、轻视、愤恨），而我们不愿意在外群体成员身上看到这样的人类情感。
然而，内群体偏差的产生，可能是源于感觉到其他群体很糟糕，也可能是感觉自己的群体很不错。即使是不存在所谓的“他们”，人们依旧会喜欢“我们”。因此，对我们自己的群体所持的积极感受，并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对外群体同样强烈的消极感受。
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要感觉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因此，从偏见或任何地位等级系统中可以获得的一个心理优势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觉。
考虑一下自己的死亡问题，比如写一篇短文谈谈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发的情绪，也会引发人们足够的不安全感，并会进一步强化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心中想到死亡的时候，人们就会采用恐惧管理策略，即蔑视那些不断挑战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感到更焦虑的人。当人们已经感受到他们有可能死亡，偏见有助于支撑一个受到威胁的信念系统。不过，有关死亡的消息并非一无是处，想到死亡，也能导致人们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内群体认同、团结精神和利他主义。
让人们想起死亡同样能够影响重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度。
自我形象和偏见之间的联系：获得肯定，人们将对外群体做出更积极的评价；而自尊受到威胁，人们就会诋毁外群体，以恢复自尊。
蔑视外群体还可以满足另一种需要：对一个内群体的归属需要。知觉到一个共同的敌人会使内群体变得团结起来。只有在与主要竞争对手较量的时候，派别精神才会变得少有的强烈。一旦归属感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变得更为接纳外群体。
动机不仅使人们持有偏见，而且会使人们去努力避免偏见。偏见程度不同的人们有时候会做出相似的偏见性反应。不好（不和谐）的想法和情感往往长久存在，打破这种偏见习惯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偏见反应并非不可避免。避免偏见的动机会使人们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动。当意识到他们应该如何去感受和实际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间的差距时，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就会产生内疚感，并努力抑制他们的偏见反应。当人们避免偏见的动机是内在（因为偏见是错误的）而不是外在（因为他们不愿意让别人把他们想得太坏）的时候，即便是自动的偏见也会有所减弱。
通过提高志愿者的意识和关注程度，训练他们用无偏见的自动反应替代偏见反应，可以克服偏见。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预测从众的因素 - 预测从众的因素

我们对自己的判断越不确定，就越容易受他人影响。
如果群体由3个或更多个体组成、凝聚力强、意见一致和地位较高的话，那么从众的程度最高。如果是在公众场合作出行为反应，并且事前没有任何承诺，那么从众的比率也很高。
多个小群体的一致意见使得某个观点更为可信。
如果有人破坏了群体一致性，那么会降低群体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刚巧有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那么人们几乎总会做出同样的行为。对于不从众的同伴，他们感到温暖和亲切。
如果你能找到某个人和你立场一致的话，那么你为某件事站出来的就容易得多。
他人持有异议——即使这种异议是错误的——会增加个体的独立性。
群体之外的人——提出的少数派观点，对我们的影响要小于我们自己群体内的少数派观点。
群体的凝聚力超强，对成员的影响力就越大。同一族群里的人会感到一种共同的“归属群体的从众压力”——言谈、举止、穿着都应该像“我们”。
那些感到自己受群体吸引的成员更可能对群体影响做出反应。他们并不喜欢与其他成员唱反调，害怕被自己喜欢的人拒绝。他们允许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特别是那些具有群体典型特征的人。
我们与我们团体保持一致的倾向——想团体之所想，做团体之所做。
地位高的人往往有更大的影响力。低级团体成员——承认他们比高级团体的成员更服从于他们的群体。威望可以产生影响。
人们必须面对他人做反应时要比私下里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更多的从众行为。与面对群体相比，在秘密的投票间里，我们更容易坚持自己的观点。
个体一旦在公众面前做出承诺，就会坚持到底。最多，也是在以后的情境中改变自己的判断。
如果人们事前就公开承诺则很难说服其改变观点。公开的承诺往往会使人们难以后退。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攻击的概念 - 攻击的概念

我们把攻击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和言语行为。
敌意性攻击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只是把伤害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大多数恐怖活动属于工具性攻击。
大多数战争是工具性攻击。
谋杀大多是敌意性的。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偏见的本质和作用 - 偏见的本质和作用

偏见的本质：对一个群体及其成员负面的预先判断。
偏见是一种态度。态度是情感、行为倾向和信念的某种独特结合。这一结合的产物是态度的ABC理论：情感（感情），行为倾向，认知（信念）。一个存有偏见的人，可能不喜欢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歧视他人，并认为他人无知而危险。
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通常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是一种概括性的看法。
偏见是一种负面态度；歧视是一种负面行为。歧视行为的根源往往在于偏见。
态度和行为常常松散地联结在一起。偏见性的态度并不一定会滋生敌意行为，同样，并非所有的压迫都源于偏见。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性的歧视举动，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虽然并非有意地歧视，但性别化的语言却会产生性别不平等。
偏见为我们的双重态度系统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对同一个目标可以同时拥有完全不同的外显（有意识的）态度和内隐（无意识、自动的）态度。尽管外显态度通过教育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内隐态度会持续存在，只有通过不断地练习从而形成新的习惯才会改变。
偏见和刻板印象可以在人们的意识之外产生。
偏见的微妙形式比公开形式的涉及面更广。现代社会的偏见往往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呈现，比如我们更喜欢熟悉的、相似的和感觉舒服的人和事。
偏见态度或歧视行为一旦能隐藏于某些其他动机之后，便可能浮现出来。
现代偏见甚至表现为种族敏感性，它导致人们对被隔离的少数种族人士反应过度。
它同时也表现为某种怜悯姿态。
即使在感知对方种族时没有发生偏见，在对其反应时仍然会受到偏见的影响。
自动的刻板印象和有意识控制的刻板印象所激活的脑区不同。
存在很强的刻板印象，并且正如常常发生的那样，刻板化群体的成员也会接受这种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是有关一群人的概括，它们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或者过度概括而偏离了事实真相。（它们也可能带着自我实现的性质。）
刻板印象（信念）并不是偏见（态度）。刻板印象可能为偏见提供支持。
人们可能会以发自肺腑的负面情绪来对待些个群体，但他们不会这样来对待女性。大部分人更喜欢女性而非男性。他们感觉女性更善解人意、和蔼、乐于助人。因此，一种有利的刻板印象导致了一种有利的态度，这种有利的刻板印象为“女性优秀效应”。
压迫的历史印迹——自我贬低——清晰地浮现出来：女性对女性存在偏见。
与种族偏见一样，公开的、堂而皇之的性别偏见已经然消亡了，但微妙的偏见依然存在。
违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会引起人们的反应。
但是，对女性最大的偏见是发生在产前。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第1页 - 新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群体极化：群体对我们观点的强化 - 群体极化：群体对我们观点的强化

很多的冲突发生都是由于冲突双方总和观念相近的人交流。
群体讨论通常可以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
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这一现象称为“风险转移”。风险转移不仅发生在需要达成共识的群体中，在某一次短暂的讨论之后，个体也会改变他们以前的决定。
在讨论中，不同的看法汇集靠拢，趋于一致。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一致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各自原来的观点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
风险转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事实上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强人们最初的看法。
这种群体现象的结果并不是一味地朝冒险的方向偏移，但是群体讨论却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群体极化概念：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普遍倾向。
群体讨论可以放大积极或消极的倾向。当人们彼此分享关于某一群体的消极印象时，讨论会扶持他们的消极印象，增强他们对群体的歧视。而当人们分享对不公正的关注时，讨论可以增强他们的道德关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和观点相似的人进行交往。
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的性别隔离能够加强他们最初中度的性别差异。男孩们在一起游戏时，会渐渐变得更加富于竞争性并做出行动取向。而女孩们在一起则会越来越倾向于做出关系取向。
群体成员会强化他们彼此共同的态度倾向。
观点流传于志趣相投的朋友之间。
一个志趣相投的群体，且群体成员主要是内部互动，那么这个群体可能会变得更为极端。
个体彼此自由玩耍时所表现出的竞争关系和猜疑，往往甚于代表群体进行游戏。
从最受支持的解释出发，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而大多数观点都和主导性观点一致。那些对群体成员而言就算是一般常识的观点也会进入讨论，这些观点即使没有提及，也会影响讨论。其他观点也许会包含一些群体成员在此之间并没有考虑到的具有说服力的观点。这样的说法通常是将提出者的观点和他的立场放在一起。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人的特定立场而只是听到相关的观点，他们仍然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但是，态度的转变并不仅仅决定于听到他人的观点。讨论中和积极参与会比消极聆听更容易导致态度的转变。参与者和观察者听到的是相同的观点，但是一旦参与者用自己的话语表达该观点时，言语的使用会扩大这种影响作用。群体成员对别人观点重复得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在不断的复述中认同这些观点。
人们的大脑并非像白板那样由说服者填写，在中心路径的说服中，人们怎样看待某条信息很关键。事实上，仅仅对某一个观点思考几分钟也会使看法得以强化。甚至当人们只是设想将和一位持有相反观点的专家一同讨论某一事件时，他们也会充满动力去组织论证并且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
社会比较理论：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为此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观点与他人比较。我们常常被“参照群体”所说服。所谓参照群体就是与我们相一致的群体。而且，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持有相同观点时，为了使他们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人众无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会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普遍认同的倾向。当开始讨论时，大部分人都发现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出众。于是他们不再受群体规范的错误约束，而是自由地更加强烈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在群体讨论中，有说服力的论点往往决定了那些涉及事实的问题。而社会比较会影响那些涉及价值判断的反应。在很多既涉及事实又涉及价值判断的事件中，这两个因素会共同起作用。发现其他人具有和自己相同的感受（社会比较）会使每个人暗自赞成那些观点（信息影响）被释放出来。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减少攻击行为 - 减少攻击行为

我们可以用非攻击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感觉和告知别人，他们的行为是怎样影响了我们。
厌恶体验，如期望破灭、人身攻击等都会导致敌意性攻击。所以，避免给人们以错误的、不可达到的预期是明智的。预期的回报与代价会影响工具性攻击。它建议我们应该奖励合作性的非攻击行为。
惩罚攻击者的效果不那么稳定。只有当惩罚措施严厉、及时并且确定，当它和对期待的行为进行奖励结合起来，而且接受者不愤怒这样的理想条件下，威胁性惩罚才能消除攻击。
惩罚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
我们必须在攻击发生之前阻止它。
体罚同样会产生消极作用。
文化是可以改变的。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有助于治疗的社会心理方法 - 有助于治疗的社会心理方法

我们关于自我的诉说能够影响我们的感受。
当人们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们会最大化地内化自己的行为。
抑郁、孤独和羞怯的恶性循环可以通过社会技能训练、改变自我知觉和改变消极的思维方式来打破。
人们通常对于自己发现的道理，比由别人发现的更加深信不疑。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从众的概念 - 从众的概念

从众不仅仅是指与其他人一样地行动，还指个人受他人行动的影响。从众不同于你独自一人时的行动和思维。因此，从众是指根据他人而做出的行为或信念的改变。个人是否从众的关键是，当你脱离群体时，你的行为和信念是否仍然保持改变。
从众有多种表现形式。有时我们会顺从某种期望或要求，但并不真正喜欢这样做。这种由外部力量施压而违心的从众行为叫做顺从。我们之所以顺从，主要是为了得到奖励或逃避惩罚。如果我们的顺从行为是由明确的命令所引起的，那么我们称它为服从。
有时我们真的相信群体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理所当然。这种发自内心真诚的从众行为叫做接纳。构成公开顺从的短暂记忆与构成内心接纳的长时记忆，两种过程有着不同的神经基础。
有时接纳会紧跟着顺从出现，我们可能发自内心地接受一开始质疑的事情。态度会紧跟着行为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觉得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我们通常会赞成自己所坚持的行为。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去个体化：群体中的个体失去自我感 - 去个体化：群体中的个体失去自我感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醒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会分解责任。一旦唤醒和责任分散结合在一起，常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从轻微的失态到冲动性的自我满足，甚至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暴力，人们都可能干得出来。
这些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致忘却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
群体不仅能引发其成员的唤醒状态，也能使成员的身份模糊化。
匿名性滋生了粗暴言行。
匿名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线索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常常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起状态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或跳舞，既可以使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性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当看到别人和自己做的一样时，我们会认为他们也和我们想的一样，因而这又会强化我们自己的感受。而且，冲动性的集体行为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有时，当我们停下来反省自己所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会觉得很懊恼，但这也是有时候而已。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主动寻找去个体化的群体体验——跳舞、宗教体验、群体交流等等，从中我们能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感以及与他人亲密无间的关系。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经历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自我行为和态度。率真、去个体化的人更难自控，更难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采取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
自我觉察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以站在镜子或者摄像机面前的人为例，会表现出更加的自控，这时他们的行为也能够清晰地反映他们的态度。
自我觉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那些一直坚信自己是独立而与众不同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具有自我意识或者由于外力暂时产生自我意识的个体，能保持情境外的日常言论与情境内的实际行动高度一致。
喝酒之类的情境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觉察，从而增强个体的去个体化。而能够增强自我觉察的情况，比如：镜子和相机，小城镇的居住环境，明亮的光线，醒目的姓名标签，凝视静思，个性化的着装和房屋等情境都可以减弱个体的去个体化。和大家伙一起享受欢乐的同时要保持自我觉察；保持自己的独特个性；小心去个体化。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 - 帮助行为发生的原因

帮助行为会使施助者和受助者同样受益。
人们在决定是否帮助之前有精细的计算。
催生帮助行为是奖赏可以来自于外部，也可以来自内部。
给予可以提高幸福感。
只有当我们不能解释别人做好事的原因时，我们都会因此而信任他们。只有当我们找不到外在的解释时，我们才会把他们的行为归因于他们内在的品质，而当外部原因明显时，我们就会相信外部原因，而非个人品质。
人们会尽其所能去消除内疚感，减少不良感觉，并恢复自我形象。
内疚感有许多益处。它促使人们坦白、道歉、帮助，避免再犯错误，它还使人们更敏感，并使亲密关系更持久。
如果不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抑郁和悲痛中，悲伤的人是敏感而乐于助人的。
快乐的人更乐于帮助别人。
轻松的心境能够显著地促进帮助行为。
积极思维往往也更可以带来积极的行动。
规范，即生活中的各种“应该”，就是社会期望，它们规定了我们生活中适宜的行为和应尽的义务。两种驱动利他主义的社会规范：互惠规范和社会责任规范。
互惠规范：对于那些曾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应当施以帮助而不是伤害。
社会资本的含义——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这些保证了一个社区的正常运转。
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要考虑以后的交换。
人们的反应与其所做的归因密切相关。
同情可以激发帮助行为。
当处于需要中的人是女性时，男性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女性则对不同性别的救助者一视同仁。
女性不仅在特定情境下能获得更多帮助，她们也更多好寻求帮助。
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我们的基因驱使我们采用某些能使其存活机会最大的方式。
那些预示个体为了陌生人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基因，是不会在进化的竞争中活下来的。
基因靠善待自身来帮助自身传递，即使这些基因存在于不同的个体内。
亲缘选择——偏袒那些和自己拥有共同基因的人。
当本群体成员遭受痛苦或折磨时，我们的同理心会更强，而对对手或群体成员甚至会表现得幸灾乐祸。
一个有机体帮助其他个体，是因为它期待得到回报。
互惠在那些小的、与外界隔离的群体中能最好地起作用，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能经常看到自己帮助过的人。
群体选择：当群体之间进行竞争时，相互支持的、利他的群体比不利他的群体会存在得更长久。
我们帮助他人的意愿同时受利己和无私的影响。
我们还会对那些我们认同的人产生同理心。
当我们产生同理心时，我们就会更少关心自己的痛苦，更多地去关注受害者的痛苦。
稍微体验一下别人的感受，这样有助于增加同理心。
痛苦和同理心通常共同起作用，促使人们对危机做出反应。
产生同理心的人通常会施予帮助。
如果我们产生了同理心，但同时知道还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们好过些，我们就不太可能帮助别人。
一些帮助行为带有明显的利己色彩（为了获得回报或避免惩罚），一些具有隐蔽性（为了获得内存回报或减轻内在痛苦）。
当人们的同理心被唤起后，即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帮助行为不会被人所知，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直到受助者已经获得了帮助。
人们有时候的确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由同理心引发的利他主义确实是人性的一部分。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物质主义和财富 - 物质主义和财富

能够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指标是亲密关系、权利感和胜任感。
内存价值观能够提高个体和社会的幸福感，并有助于人们抵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
适应水平现象是指我们通过由先前经验定义的中性水平来判断我们现在的经验。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极端说服：邪教的洗脑方法 - 极端说服：邪教的洗脑方法

人们通常会内化那些自主、公开和反复做出的承诺。
生动、感性的信息以及群体给那么孤独和忧郁的人所带来的温暖和包容，都是极具吸引力的：相信大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有答案，唯一的救赎之道。这些信息通过演讲、小组讨论以及直接的社会压力等各种各样的渠道不断在耳边回响。
社会和经济的剧变，似乎给那些能对困境做出超简单解释的人提供了蛊惑人心的契机。
群体具有塑造其成员观点和行为的力量。
心理治疗的情境和邪教以及狂热的自助组织一样，会提供：（1）支持性的、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2）专业知识以及希望；（3）独特的理念以及信念，用心解释个体的困难并提出新的视角；（4）一系列的仪式以及学习经历，以保证获得一种平静、愉快的新感觉。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社会懈怠：群体中的个人减少努力 - 社会懈怠：群体中的个人减少努力

在群体任务中小组成员的个人努力程度反而较小。
个体认为只有他们单独行为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如果人们无需单独为某事负责或者不会单独评价努力程度，所有小组成员的责任感都被分散了。一旦成为注意的焦点，人们就会自觉监控自己的行为。个体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有所增强，这样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个体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无论是否在一个小组中，当个体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时，人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
集体主义文化下，人们表现出的社会懈怠的确不如个人主义文化下强烈。对家庭和集体的忠诚在集体主义文化国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女性不如男性个人化——其社会懈怠也不如男性强烈。
如果不管个人对群体做出多少贡献，都是平均分配报酬，那么付出单位劳动报酬多的人就等于是搭了集体的便车。因此，人们就会想在自己的努力没有人单独监控或者单独评价的时候偷懒。
当然，群体性的工作也不总是会引发偷懒行为。有时候，群体目标极具吸引力，又十分需要每个人都尽最大的努力，这时团体精神会维持并且增强个人努力的程度。
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会不卖力。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参与度高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假设人们认为小组中的其他成员靠不住或者没有能力做出多少贡献时，那他们会付出更大的努力。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其他稍逊色的个人也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要努力追赶他人更高的生产率。对群体实施激励性措施或者让群体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而奋斗也会提高整体的努力程度。只要让群体成员坚信多劳多得，他们就会努力工作。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或者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认为群体不可分割，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甚至仅仅期待再次与某人交流才能再次增加团队的干劲。凝聚力提高了努力程度。
当赋予群体挑战性的目标任务时，当群体成员会因成功而获得奖励时，当他们有一种把自己的队伍看做“团队”的信念时，成员们就会努力工作。保持小规模工作群体也有助于使成员们相信自己对群体的贡献必不可少。因此，假如小组成员在一起集体工作，而个人的成就又无法单独评价的话，那么社会懈怠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情况下，就未必是众多力量大。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偏见的社会根源 - 偏见的社会根源

偏见起源于多种根源。它的产生可能源于社会地位的差异，人们想证明这些差异是正当的，并且愿意维持这些差异。偏见也可能是我们从小习得的，我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差异。最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可能起到了维持和支持社会偏见的作用。
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滋生了偏见。
对女性下属有着刻板印象的强势男性会给她们许多赞赏，但相对较少的资源，因而降低了他们的工作绩效。这种良好的自我感性使男性维持他们的权力地位。这种对女性看似善意的歧视（暗示女性是弱者，并且需要帮助）也存在于实验室的情境中，通过灌输一些侵入性想法，如自我怀疑、成见、自尊降低，使得女性的认知表现变差了。
有些人能注意并适应社会地位的差异。那些社会支配型取向的人，倾向于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愿意让他们的社会群体地位高一些——他们喜欢位于社会阶层的顶层。处于社会高层支配地位，也倾向于促进这种倾向。
社会不平等不仅滋生了偏见，也造就了不信任，二者之间的相关：群体之间受到的待遇越不平等，群体间的信任和合作就越少。
偏见起源于社会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以及其他社会原因，包括我们习得的价值观和态度。
偏见似乎并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权威人格的个体特别容易出现偏见和刻板印象。
权威人格的个体在童年时通常受到苛刻的管束。权威人格的个体不安全感，似乎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对即错的僵硬思维方式，难以忍受模糊性。因此，这类人就倾向于服从那些权力比自己大的人，攻击或惩罚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有些个体以偏见来表达恐惧和敌意。感觉自己在道义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会野蛮地对待自认为劣等的人。
那些得益于社会不平等的人，在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同时，还需要为让各种事情维持现状而寻求合理人的辩解。
偏见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会由于惯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见被社会所接受，那么许多人将会遵循阻力较小的通道，顺从这种潮流。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因为憎恨的需要而产生，但更可能是被人喜欢和接受的需要而产生。
那些遵从其他社会规范的人同时也是最具有偏见的人；那些不怎么遵从的人则较少存在人云亦云的偏见。
偏见显然并非“病态”价格的反映，它只不过是社会规范而已。
从众同样也维持着性别偏见。
如果偏见并非根植于人格，那么随着潮流的改变和新规范的演进，偏见便可能消除。
种族隔离是社会制度（学校、政府、媒体）助长偏见的一种形式。政治领袖既能反映各种盛行的态度，又能强化这些态度。政治领导人可能 既反映了也强化了现行态度。
学校同样也在强化主流的文化态度。
电影和电视节目同样也体现并且强化了各种盛行的文化态度。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导致临床诊断偏差的原因 - 导致临床诊断偏差的原因

临床诊断也是社会决策。关于精神疾病的社会认知建构就是一种社会决策。
人们倾向于从那些不相关的地方发现相关关系。
虽然来访者赞同你的说法，但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你的话正确。要避免这种倾向，因为自己的期望而建立实际上不存在的关联，或者仅仅因为几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支持这种相关，就错误地认为这种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要依赖你的记录而不是你的记忆。要认识到事后聪明很具诱导性：它能让你拥有过分的自信，也会因未能预见事情的发生而过分自责。要防止自己只问那些支持自己假设的问题倾向，试着从相反的方向来思考并验证这些问题。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社会助长的作用：他人在场的影响 - 社会助长的作用：他人在场的影响

唤醒能够增强任何优势反应的趋势。唤醒会提高简单作业的成绩，因为在这些简单作业中“优势”反应往往是正确反应。而在复杂任务中，正确答案往往不是优势反应，所以，唤醒增强是错误反应。如果社会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就应该会能提高简单任务的作业成绩，并且会降低困难任务的作业成绩。
无论优势反应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醒都会促进这样优势反应。
他人的影响效应会随人数的增加而递增。
身处一大群人之中对个体的积极或消极反应都有增强作用。
拥挤能增强唤醒状态，而唤醒能促进优势反应。
在他人面前时你会变得振奋而把自己擅长的事件做得更好（除非你已经过度唤醒或者太顾太在乎自己的表现）。然而同一情境下，你原本觉得困难的事情就会显得更不可能实现了。那么，他人在场是如何引起人们唤醒的呢？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观察者在场使我们焦虑的原因在于我们想知道别人怎么评价我们。
如果人们认为在场的观察者正在评论自己，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就会明显改善。
参与者在考虑共事者如何行动，或者观众如何反应时，参与者已经分心了。这种注意他人或者注意任务之间的冲突，会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醒。我们都“受到分心的影响”。不仅他人在场会引起唤醒，有时其他分心物的出现，比如光线的突然照射，也会引起唤醒。
即使在没有评价顾忌或没有分心的情况下，他人的“纯粹在场”也会引发一定程度的唤醒。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群体因素对陪审员的影响 - 群体因素对陪审员的影响

如果占少数的陪审员能够保持一致、坚持不懈且信心十足，他们将最有说服力，特别是如果他们能够导致多数派中的某些人倒戈就更是如此。
审议通常能加强最初的意见。
陪审员中会发生群体极化。
特别是当证据并未充分说明有罪时，参与商讨的陪审员通常变得更加宽容。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抵制邪教说服的方法 - 抵制邪教说服的方法

说服过程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接受有说服力的信息比怀疑他们似乎更容易一些。理解一个观点就是相信它——至少是暂时的，直到个体能够主动地摒弃最初的自动接纳。如果某一分心事件妨碍了这样摒弃过程，那么接纳就会接续下去。
当然，借助于逻辑推理，了解充分的信息，有意识地主动思考，我们确实可以抵制谬误和谎言。在投入时间和钱财之前，我们可以先搜寻更多的信息。我们可以对那些不明白的事件提出质疑。
在别人进行判断之前，先对自己的立场做出公开表态（事前承诺）。公开站在自己信念一边之后，你就不太容易再受到别人观点的影响。
已经信任某个观点的人受到攻击时会促使他们发起反击，但是在攻击强度还不能完全驳倒他们时，他们会变得更为投入和坚定。当你对那些笃信不疑的人们发起攻击而攻击强度又不是那么强烈时，你会激发他们采取更为极端的行为来维护其信念。他们的笃信程度会逐渐加强，因为与他们信念一致的行为数量增加了。
温和的攻击能够引起说服对象的抵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像注射疫苗以抵御闭疾病那样，再薄弱的观点也会引发反驳，这就能为更强烈的反击做好准备。
当该信条受到大量具有一定可信程度的攻击时，人们较容易受到影响。但是，假如在他们的信条被攻击之前，先让他们接受对于该信念的一个小小挑战作为“预防针”，并且让他们读或写一篇关于驳斥这种轻微攻击观点的文章，那么他们抵制更强烈攻击的能力就会有所增强。
不过，有效的免疫必须激起我们的防御，但又不至于摧毁我们的防御系统。如果人们已经产生了抵制，但却觉得自己做得很差劲，他们的态度就会被削弱，更有可能受到后面说服的影响。抵制说服还会消耗个体自我控制系统的能量。因而，抵制之后不久，我们就可能变得筋疲力尽，而更容易受说服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疲劳或者其他自我控制的努力削弱了我们的态度。
要抵制洗脑，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对当前信念进行更大强度的教化灌输。
能接触到各种观点的人辨别能力更强，面对说服力强而非说服力弱的辩论时更可能改变其观点。如果对个体观点的质疑遭到反驳，更可能巩固而非动摇个体的立场；如果这些威胁资讯可以在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个体身上得到验证时更是如此。
另一层意义是针对说服者提出的：应该本关宁缺勿滥的原则，效果不佳的说服还不如没有。那些拒绝说服的个体会对以后更进一步的说服产生免疫力。效果不佳的劝说，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引起说服对象的防御心理，使得他们对于随后的劝说更加“铁石心肠”，不为所动。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说服的要素 - 说服的要素

说服的主要要素包括以下4个部分：说服者；说服内容；说服渠道和说服对象。换言之，就是什么人用什么方法将什么信息传递给出了谁？
信息的传达方会影响信息的接受方对信息的接受。
源于信息源的可信度（可知觉到的专业性和可靠性）效应数月之后就会消退。如果某位可靠的人传达的信息有说服力，那么这种影响会随着对信息源的淡忘或信息源与信息自身的分离而消退。想开之下，那些不太可靠的人的影响力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强（如果人们更好地记住了信息内容而非令这些信息大打折扣的原因）。这种因人们遗忘信息源或者遗忘其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导致的延迟性说服，就是睡眠者效应。
如何才能成为权威的“专家”？方法之一就是说服之前就赞同对方的观点，这样会让你看上去很睿智。
你还可以在介绍时突出自己在该领域里见多识广的专家身份。
另外，说服别人时显得信心十足也能增加可信度。不论宣布商业计划还是提出建议，有魅力、精力充沛、自信的人往往更有说服力。
演讲风格同样会影响演讲者的可信度。
如果接受方认为传达方并没有努力说服自己的企图，这里传达方的信赖度很高。
同样，我们会认为那些站在自身利益对立面的说话者是真诚的。
语速较快时，专业性和信赖性都会增加。
很明显，一些电视广告里的人物形象既有专业性又值得信赖。
显然，如果说服者看起来非常专业，值得信赖，说服就能令人信服。如果我们预先知道信息来源可靠，面对该信息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赞成想法。而在赞成的想法出现之后，如果我们了解了信息的来源，高信誉增强我们对自己想法的信心，这也加强了该信息的说服力。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不会受他人的吸引力或者个人喜好的影响，但研究者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我们对于自己喜好的事物更可能做出回应，那些慈善募捐、糖果销售和产品促销的组织者深知这一点。甚至与他人短暂的谈话也足以增强我们对此人的喜好和对其影响的回应。个人喜好使我们敞开心扉，接受说服者的论证（中心路径说服），或者后来我们见到那些产品能引发积极的联想（外周路径说服）。正如可信度那些，这是喜好引发的说服原则在起作用。
吸引力的表现途径众多。外表的吸引力就是其一。当长相俊美之人表述某个论点（尤其是感情方面的论点）时，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大多数都知道，在进行肤浅的判断时，吸引力的影响最大。针对不太分析的对象，人们会利用机会让有吸引力的说服者对其进行说服。
相似性也具有说服力。我们往往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我们也会受他们影响。与我们行为相似或者不不经意间模仿我们姿势的人，对我们来说似乎更有影响力。
通常来说，人们对来自自己所属群体的信息回应更好。
可能有一个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当该因素存在时，相似性更重要；而当该因素不存在时，可信度更重要。这个未知因素指的是说服主题的侧重点：主观偏好还是客观现实。如果说服与个体的品味、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有关，那么相似的说服者最具影响力。而如果说服的主题是判断事实，不相似之人的确认的确能增强信心。因为不相似的人能够提供更加独立的判断。
不仅说服者的自身特点会影响说服效果，说服的内容也同样重要。
有良好教育背景或者善于分析思辨的人更容易接受理性的说服。有思想和积极参与的说服对象会选择中心路径，他们对具有逻辑性的论点回应最好。而不感兴趣的说服对象则会选择外周路径，他们更可能受自己对说服者的喜好的影响。
态度形成的过程对此也会产生影响。如果个体态度的形成主要受情感影响，那么说服更容易为情感诉求打动；如果主要受理智影响，那么理性的论证更有说服力。新的情感体验会影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态度。但是要改变基于信息的态度，就需要更多的新信息。
说服对象如果心情愉快，信息的说服力更强。
好心情通常可以增强说服力，一方面好心情能促进个体积极地思考，另一方面会把好心情与信息本身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心情愉快，就会透过快乐的“粉色眼镜”看世界。但他们会更匆忙、更冲动地做决定，更多地依赖外周线索。苦恼之人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反复考虑，所以没有说服力的证据很难左右他们。（他们还会产生更多强有力的信息。）因而，如果你的谁薄弱，你最好先给说服对象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希望他们对你的信息产生好感，而不会仔细思索。
说服信息如果能引发说服对象的消极情绪反应，也有说服效果。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恐惧程度越高，感觉越脆弱，说服效果越好。
只有既让人们害怕威胁事件的严重性和可能性，又让他们意识到解决之道并感到有能力实施，恐惧信息才能更有说服力。同样，“增益框定的”信息往往与“损失框定的”信息一样有效。增益框定信息的核心是健康行为带来的益处。
形象化的宣传经常会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如果人们感到恐惧或者威胁，往往会更响应有争议、有蛊惑力的领导。
但是，生动的故事也可以用在好的方面，尤其是故事中最令人难忘的情节集中传达了某些信息，其效果更突出。
意见不同会引起不适，而不适感又会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分歧越大，改变也可能越大。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宣布不安信息的说服者可能遭人怀疑。如果论点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时，就更容易对此保持开放的心态。所以分歧越大，改变的可能性越小。
如果信息来源非常可靠、不容忽视，那么与说服对象的立场差别很大的论点能最大限度地改变他人的观点。差异大小的影响取决于说服者是否可信。
如果你是值得依赖的权威而且说服对象又不十分关心谈论的话题，那么大胆去做吧：倡导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很有可能成功说服他人。
承认相反的观点可能会使说服对象感到疑惑并且削弱自己的观点。但是，承认相反的观点也可能使说服对象觉得说服者客观公正，从而消除他们的戒心。
如果人们已经（或将要）了解反面观点，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就更有说服力，效果更持久。很明显，单一的正面信息会使明智的说服对象想到相反的观点，并且认为说服者持有偏见。因此，如果说服对象了解反面观点，务必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说服。
正面说服对乐观主义者最有效。负面说服对悲观主义者最有效。大多数变量的影响都很复杂，在某些情境下可以增强说服力，若情境变化了，又可能会削弱说服力。
人们的先入之见会影响信息的解释。而且，某种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因此首先表达的观点可能会使人们形成偏见，进而影响人们对后续言论的认知和解释。除此之外，人们还更关注最先出现的事物。另一方面，人们对最近发生的事情记忆效果最好。
首因效应：最先呈现的信息最有说服力。第一印象很重要。
最先出现的信息似乎影响人们对后续信息的加工，由此产生了首因效应。
先诉情由的，似乎有理；若有人盘诘，便显错漏。根据经验（还有某些记忆实验），我们对当前事件的记忆总是比过往事件的记忆要更深一些。
满足以下两种情况，遗忘会造成近因效应：(1)当时间长到足够分离两种信息，（2）说服对象在接受第二种信息后立即表态。如果两种信息依次连续呈现，并且之后经过一段时间，此时就会出现首因效应，尤其是在第一种信息引发了思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事物呈现的顺序也会影响简单的偏好。当看到任何配对的人、马或食物或其他事物先后出现时，人们一般会偏爱最先看到的目标。
要想说服别人，必须要有沟通。要想沟通，必须要有渠道：面对面的诉求，书面标示或者文件，媒体广告等。
说服力强的演说者所传达的信息不仅要引人注意，还要容易理解、令人信服、容易记忆并且引入注目。思虑周详的说服必须同时兼顾说服过程的所有环节。
被动接受的信息也不总是无效的。仅仅是暴露在不熟悉的环境刺激中，就可以引起偏好。而且只要重复宣扬就更易让人相信。
迷惑人的谎言有时能取代证据确凿的事实，重复的陈词滥调可以掩盖复杂的现实。
某些话仅仅重复若干遍就能增加流利度——这对我们舌头来说易如反掌——从而增加其可信度。句子押韵也能增加流利度和可信度。任何能增加流利度的因素（熟悉性和押韵），才能增加可信度。
随着问题熟悉性和重要性的增加，被动说服的效果会降低。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例如购买哪个牌子的阿司匹林，媒体的力量显而易见；但在那些人们更熟悉并且重要的问题上，例如对漫长而又充满争议战争的态度，媒体要说服受众，就像推着钢琴上山那么困难。并非不可能，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主动的经历也会强化人们的态度。我们采取行为，会放大行为背后的观念，尤其是在产生责任感之后。更重要的是，来源于自身经历的态度通常更持久，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被动形成的态度相比，基于经历的态度更加自信、稳定，更不容易改变。
影响我们的主要因素并非传媒，而是我们和他人的人际接触。
尽管面对面的人际接触的影响力一般比媒体大，但并不能因此低估媒体的作用。那些能影响我们看法的人，其思想必然有一定的来源，而媒体是最常见的媒体来源。多数媒体影响都包括沟通两步流程，即从媒体到意见领袖，再到普通大众。在任何大型群体中，市场营销人员和政客力求说服的正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意见领袖和潮流引导者。意见领袖被人视为专业人士，他们可能包括脱口秀主持人、专栏编辑、医生、教师、科学家以及那些以收集信息并将其告知亲友为职业的各行各业的人。
不同媒体的比较研究表明，媒体形式越贴近生活，其传递的信息就越有说服力。因此，说服力强弱排名似乎是：现场（面对面的人际接触）、影像、录音和书面文字。
然而书面信息的理解和回忆效果最好，这使得情况更为复杂。理解是说服的基础步骤之一。如果信息难于理解，那么书面表达的说服效果最佳，因为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速度来研读信息。难理解的信息书面呈现时的确最具说服力，而简单的信息则以影像呈现最佳。电视媒体控制着信息传递的节奏，观众则是较被动的接受者。观众的注意力会不自觉地从信息本身转移到说服者身上，促使他们把注意力聚集于诸如主播的魅力之类的外周线索。
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态度与自己的年龄有关。不同年龄的人往往持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态度。
生命周期解释：态度随着人们的成长而逐渐改变（如变得更为保守）。
代际隔阂解释：老年人的态度与其年轻时基本上没什么两样，但与当今年轻人的态度不同，代沟由此而生。
老年人的态度变化通常比年轻人更小。
因此，应该指导年轻人慎重地选择影响自己的社会因素——如参加的组织、浸染的媒体、扮演的角色等等。
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是世界观定型的重要时期，部分原因在于此阶段的经历能给人留下深刻和持久的印象。
这并不是说年纪大的人不会变通。很少有人能丝毫不受文化规范变化的影响。而且，接近生命尽头的老年人态度可能再次变得容易改变，这大概是由于自身态度的强度有所减弱导致。抵制态度改变的顶峰是中年期，因为中年人往往拥有较高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角色本身要求坚定的态度。
中心路径的说服关键并不在于信息本身，而在于能否激发说服对象积极思考。人的大脑不是海绵，无法接受所有的信息。如果信息唤醒了有利的想法，就能说服；反之，如果激起相反的观点，就无法说服。
预先知道有人试图说服你，很容易激起你的反驳之心。
如果人们受到干扰而无眠反驳时，言语的说服力会增强。
中心路径在分析论据及构思反应时有起止点，就如穿越城市的干道；而外周路径则载着人们直达目的地，就如环城的高速公路。善于思考的人表现出强烈的认知需求，喜欢仔细思考并偏好中心路径。而喜欢节省脑力资源的人则表现出较低的认知需求，通常对外周线索反应比较快，比如说服者的吸引力以及周围环境的舒适度，等等。
如果我们积极性很高并且有能力思索时，尤其如此。
激发人们思考的方法：
使用反问句。
保用多个演说者（例如让3个演说者各自叙述同一个观点，而不是由一个演说者说3次）。
使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传递和评价信息。
重复信息。
吸引人们集中注意力。
激发思考可以使有说服力的信息更具说服力，并且（由于反驳的影响）使无说服力的信息更令人怀疑。
有效的说服者不仅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以及所传达的信息，还应该注重说服对象可能会出现的反应。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影响个体从众的原因 - 影响个体从众的原因

个体屈服于群体可以是因为（1）想获得群体的接纳或免遭拒绝，或者（2）获得重要信息。这两种引发从众的因素命名为规范影响和信息影响。第一种影响来源于我们想获得别人喜欢的渴望，第二种影响来源于我们想正确行事的渴望。
规范影响是指“个体要与群体保持一致”以免遭拒绝，获得人们的接纳或赞赏。
群体成员常常会拒绝某些离经叛道者。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社会拒绝令人痛苦。如果我们偏离了群体规范，常常要付出情感代价。
有时偏离群体规范的巨大代价会使人违心地附和群体，或至少压抑自己的反对性意见。特别对于那些看到过其他人因违反群体规范而遭人笑或者那些要顺着社会地位阶梯往上爬的人而言，规范性影响更易导致服从。
我们常常察觉不到规范性影响的存在。
另一方面，信息影响会导致人们接纳。
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既有信息影响又有规范影响。
人们从众时知觉确实受到了影响。
对社会形象的关注往往容易产生规范影响。而希望自己行事正确则经常容易产生信息影响。
当人们面对群体做出反应时，会表现出较高程度的从众行为，这无反映的是规范影响（因为不管人们公开反应还是私下反应，接受的都是同样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任务难度比较大，个体感到自己无力胜任，也就是当个体关心行为的正确性时，从众行为也容易出现——所以这些都是信息影响。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导致友谊和吸引的因素 - 导致友谊和吸引的因素

两个人能否成为朋友？接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源。尽管接近也可能诱发敌意，大多数攻击和谋杀案都发生在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中间，但接近性更容易产生喜欢。
事实上，地理距离并不是关键，功能性距离——人们的生活轨迹相交的频率——才是关键。
浪漫的爱情更像是雏鸭的印刻，只要是经常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会爱上几乎是任何一个与自己有着大致相同的人格特征并且会回报我们感情的人。
接近性能使人们发现共性并交换回报。更重要的是，仅仅是对相互交往的预期就可以引发喜欢。
预期的喜欢——期望某人是令人喜爱的和容易相处的——能增加与之建立互惠关系的机会。
接近性引发的喜欢不仅是因为接近性能产生相互交往和预期的喜欢，而且还有一个原因：熟悉不会导致轻视。事实上，熟悉诱发了喜欢。
曝光效应违背了我们通常对厌倦（兴趣的降低）的预测，即重复听到的音乐和反复吃的食物会引起厌倦。
曝光效应诱发了愉快的情感。
甚至未被觉察到曝光也能引起喜欢。事实上，当人们无意识地接受刺激时，曝光效应往往会更强烈。
关于刺激的有意识的判断，并未对人们的所见所闻提供什么线索，而人们的直接感受对此颇有助益。情绪相比于思维更具有即时性。
曝光效应具有“巨大的适应意义”。它是一种可以预定我们的吸引和依恋倾向的“硬件”现象。
曝光效应也有缺点。害怕和带偏见的感受并不总是刻板印象的表现；有时候，刻板印象是为了对直觉的情感进行辩护而出现的。
外貌的确是很重要的。
男性比女性更多重视配偶的外貌，而女性比男性更重要诚实、幽默感、善良以及可靠。
女性同样也会注意男性的外表。
男性比女性更重视约会对象的外表吸引力；但实际上，预期的吸引力对男性和女性来说同样重要。
人们一般与跟自己具有同等吸引力的人结成伴侣。
外表上的匹配将有利于良好关系的发展和维持。
吸引力较差的一方常常具有其他方面的品质，可以对自己的外表进行补偿。
我们渴望与有吸引力的人建立联系，这促使我们对其表现出诸如友善和互惠互利等受众欢迎的品质。
存在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美的就是好的。
永久地改变一个人的外表，就将会改变人们对待他的方式。
吸引力指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所发现的任何具有吸引性的特征。
真正的吸引力其实就是完美的平均。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美丽其实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健康、年轻和富于生殖能力。
进化使女性预先就更偏好那些能够“提供和保护资源”的男性特征。
当某人的态度与你自己的越相似时，你就会越喜欢他。当他人的想法与我们的相似时，我们 不仅会赞赏他们的态度，而且会推断他们的性格也很好。
模仿能增进和谐，对和谐的渴望也能增进模仿。
我们有一种偏好——错误的一致性偏好——倾向于认为别人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态度。
不同的态度对喜欢的抑制作用甚于相似态度对喜欢的促进作用。
某些方面的互补性的确可以促进关系的改进。然而，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喜欢并和那些在需求和人格方面相似的人结为夫妻。
喜欢通常是相互的。接近性和吸引力影响我们最初为谁所吸引，而相似性会影响长期的吸引。
发现一个有魅力的人真的的喜欢你，似乎能唤起一种浪漫的情感。告知某些人他们被别人喜欢或仰慕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馈的情感。当某些人尤其喜欢你而不是别人时，这种情感回馈会更好。一点点不确定性也能让人燃起渴望。某人可能喜欢你，但你不太确定。这种情况下，你往往更会对他念念不忘，觉得他很有吸引力。
无论我们评价自己，还是评论别人，消极信息都占了更大的权重，这是因为，较之于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不寻常，也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当个体获得了目标人物的尊重，尤其当这种尊重的获得是逐渐发生的，并且还推翻了目标人物先前的批评之词时，个体就会更加喜欢这个目标人物。
频繁的赞扬可能会失去价值。要让所爱的人满意很难，但伤害所爱的人却很容易。与压抑不快情绪和“过度赞扬”相比，保持坦率而真诚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接纳、保持忠诚——更可以持续地让对方感到满意。
当关系向更加亲密的方向发展时，真诚变得更为重要。我们不再一味努力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而是开始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对方，哪怕有些方面令人生厌……如果两人真心喜欢对方，如果他们能在对方面前坦然表露自己的积极和消极情绪，而不总是“友善”地对待对方，那么他们将持久地拥有更满意、更富有激情的关系。
有些真爱我们的人虽然也很诚实，但他们也倾向于透过玫瑰钯的眼镜（过分乐观地）来看待我们。那些相互理想化的伴侣过得最开心（或随相处时间的增加而更加快乐），他们看待自己伴侣的态度甚至比伴侣看待自己的态度更加积极。恋爱中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仅外在美，而且在社交上也颇具魅力，并且我们也乐于发现我们的伴侣看待我们时也有同样的积极偏见。而且，那些对婚姻最满意的夫妇，在遇到问题时并不会马上批评或指责对方，也不会马上追究到底是谁的错。真诚对营造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很重要，但假定对方天性善良也很重要。
吸引奖赏理论：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如果跟某人交往所得到的回报大于付出的成本，那我们就喜欢并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关系。尤其当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的收益大于其他可能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当一方满足了另一方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之后，就会产生相互吸引。
我们不仅乐于跟那些能带来报偿的人交往，而且根据奖赏理论所说的第二种原则，我们还喜欢与那些能让我们心情愉悦的人交往。人们通过条件反射形成了对那些与奖赏事件有关的事和人的积极感受。
浪漫的晚餐、在剧院观看演出、在家共度夜晚、度假，这些都很重要……如果你希望维系与伴侣的关系，那么你和你的伴侣都要继续把你们的关系跟美好的事物联系起来。
这个简单的吸引奖赏理论——即我们喜欢那些回报我们或与我们得到的回报有关的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被那些热情、可靠、积极反应的人所吸引。这一理认还有助于解释吸引力的一些影响因素：
接近性能够带来报偿。从与近邻和同事的关系中获得友谊的好处，所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较少。
我们喜欢有吸引力的人，因为我们觉得他们会具备其他一些我们所期望的品质，与他们结交能使我们获益。
如果他人的观点与我们的观点相似，我们会觉得得到了回报，因为我们假定他们也喜欢我们。而且，与我们持有共同观点，会使得我们更加确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尤其喜欢那些被我们成功说服、从而开始认同我们观点的人。
我们喜欢被人喜欢和被人所爱。因此，喜欢常常都是相互的。我们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偏见的后果 - 偏见的后果

偏见是一种预先判断。
预先判断引导我们的注意和记忆。
一旦我们把某项特征归入了一个类别，我们的记忆系统之后就会偏向于与该类别相关联的这项特征。
预先判断还能引导我们对事件的解释。
我们的确会注意到那些与刻板印象明显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这类信息，它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小。
对不适合的人形成新的刻板印象，这是应对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种方式。
态度之所以可能与社会阶层等级相一致，不仅仅是由于合理化的需要，还因为歧视影响到了它的受害者。
只要感觉到偏见就中心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少数群体。这种陌生环境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与注意力，导致我们心理与生理机能下降。
媒体能激动刻板印象的威胁。
种族刻板印象也可能以类似的方式自我实现。
刻板印象威胁如何破坏表现？它在这三个方面起作用：
压力。
自我监控。
抑制不需要的思维与情绪。
负面的刻板印象干扰成绩，而正面的刻板印象似乎能促进成绩。
刻板印象导致判断出现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首先，我们的刻板印象通常可以反映（尽管有时会扭曲）现实。其次，人们在评价个体的时候，往往比评价由这些个体构成的群体时更为积极。
假定有：（1）关于一个群体的一般信息；（2）关于一个群体特定成员的琐碎但生动的信息。生动的信息通常在效果上要超出一般信息。当这个人与我们有关该群体成员的典型形象不符时，这一效应尤为突出。
人们常常相信一些刻板印象，然而一旦接触到生动的逸闻趣事时，他们又会无视这些刻板印象。
人们可能具有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但在评判特定个体时又会忽略这些刻板印象。
不过，强烈而且显然相关的刻板印象确实能影响我们对个体的判断。
即使已经知道与之毫不相干，但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仍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影响力。
刻板印象同样会影响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人们实际上常常会在事后“重新组织”某一事件的错误描述，使其符合他们受刻板印象影响所形成的解释。
我们在做判断或者开始与某人交往时，有时可能只依赖于刻板印象。
当刻板印象足够强，而关于某人的信息又模棱两可时，刻板印象能微妙地扭曲我们对个体的判断。
当人们的行为违背了我们的刻板印象时，我们会对他们做出比较极端的评价。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获得和平的途径 - 获得和平的途径

增加接触能够预测偏见的减少。
所有层面上的冲突，不论是夫妻间、竞争团队间还是国家间，共同的威胁和目标能产生团结。
当夫妻之间、劳资双方或者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不同的意见时，他们可以谈判；可以请第三方通过提议或促进协商来调解；或者将双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进行研究并仲裁。
和解，直至可以足消除倾轧。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促进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是发展生态科技。
第二条通向可持续发展未来的途径是控制消费。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爱情的种类及要素 - 爱情的种类及要素

爱情是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三边（不等长）分别是：激情、亲密和承诺。
激情之爱是情绪性的、令人兴奋的、强烈的爱。
激情之爱就是由于我们在生理上被有吸引力的人所唤醒而知觉到的心理体验。
情绪的两因素理论：当处于兴奋的男性对女性做出反应时，他们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某些生理唤醒错误地归因于这位女性。
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就会最终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称之为相伴之爱。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增加帮助行为 - 增加帮助行为

帮助人们正确地解释事件和承担责任就应当可以增加他们的助人行为。
来自朋友的个人呼吁比海报和媒体宣传要有效得多，即使是来自陌生人的直接呼吁也出乎意料的有效。
个人化的方式，能使匿名性减弱，从而有更高的责任感。
当人们预期会与求助者及其他在场者再度碰面时，帮助性也会增加。
凸显个人特征使旁观者提高了自我意识，从而更关注自己内在的利他主义观念。
感到内疚的人会以行动来减轻内疚感并维护他的自我价值感。
贴上乐于助人的标签也能强化人们乐于助人的自我形象。
利他主义社会化的第一步是去除天然的内群体偏爱，比如亲缘喜爱或种族喜爱，而扩展我们关心他人福利的界线。
亲社会的价值取向引导他们将其他群体的人包容到自己的道德关怀范围中，并感到对他们的福祉负有责任。
不道德的行为滋生不道德的态度，而帮助行为能促进进一步的帮助行为。
对人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恰到好处的反馈，我们也许可以增加他们自己从做这些事情中得到的快乐。
人们一旦了解了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抑制帮助，他们在群体情境下帮助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社会关系对健康与幸福感的促进 - 社会关系对健康与幸福感的促进

亲密关系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但也会给予我们最大的快乐。
对于那些婚姻最幸福的人来说，其抚慰人心的怀抱的益处也最大。
给予社会支持也很重要。
即使问题没有被提及，朋友也可以使我们转移注意力，并给我们一种感觉，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被接受、喜欢和尊重。
贫困和不健康之间的相关是双向的。
倾诉痛苦感受不仅对身体有益，同样对精神状态也有益。
大部分有依恋关系的人比没有这种关系的人更为幸福。
与是否结婚相比，更重要的是婚姻的质量。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帮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 帮助行为的影响因素

当旁观者的数目增加时，任何一个旁观者都会更少地注意到事件的发生，更少地把它解释为一个重大问题或紧急情况，更少地认为自己有采取行动的责任。
透明错觉是指高估他人解读我们内心状态能力的倾向。
群体的被动性还影响了其成员对事件的解释。
在真正的紧急事件发生之后，对袖手旁观者的调查会掩蔽旁观者效应。
在世界各大城市，因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太多而产生的“同情疲劳”和“感观超载”，也会限制人们提供帮助。
攻击性榜样助长攻击行为，漠然视之的榜样增加冷漠的反应，亲社会的榜样能够促进利他行为。
因为相似性容易唤起喜欢，而喜欢又会引发帮助行为，因此我们更多地对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产生同理心，也乐于帮助他们。
当标准模糊或者冲突的时候，种族相似性可能引起有偏爱的反应。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从众的个体差异 - 从众的个体差异

与情境因素的影响力相比，人格测试的得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个体行为。如果你想知道某个人从众、攻击或助人的可能性，最好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境，而不是一组心理测验的分数。
虽然内在的因素（如态度、特质）很难准确地预测某个特定的行为，但它们却能较好地预测个体跨情境的一般行为。同理可得：正如你的单一测试项目分数很难预测你的行为，同样也难以根据单一情境来预测你的行为；正如你在许多测验项目上的总分更具有预测力一样，你的许多跨情境行为也能更好地预测你整体的从众性（或者外向和攻击的程度）。
当社会影响非常微弱时，个性也能较好地预测行为。
但是，即使情境的影响很强烈，个体也有差异。
所有的心理事件都取决于个体的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环境，尽管它们的相对影响在不同情况下会有差异。
文化价值确实对从众有影响。与个人主义国家的人相比，集体主义国家（珍视和谐、人际关系有助于定义自我）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而做出反应。
从众的文化差异可能是某种生物智慧的结果。虽然不从众有助于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但大家群策群立面对危机时群体才能兴盛。从众有利于社会规范，如食物配置、保健、公共卫生、接触陌生人以及研究人员应如何报告结果等。
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文化差异。工人阶层的通常更喜欢与他人保持一致，而中产阶级的人则更偏爱将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
文化也在不断变化。从众和服从现象虽然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但是也会表现出文化和时代的差异。
社会角色允许扮演它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解释，但是任何角色都有某些方面必须表现出来。
如果某个社会类别的规范很少，我们就不把它当做一个社会角色。社会角色的定义需要许多规范。
角色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倾向于内化自己的角色。当你把角色内化以后，自我意识就渐渐消退。以前感觉尴尬的事情也会感觉很自然。
从众的过程以一种人们几乎意识不到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价值观和同一性，以适应不同的环境。而要想回到自己从前的角色则需要“重新从众”。
我们的行为不仅取决于情境的力量，而且取决于我们的人格。并非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应对从众的压力。
角色扮演也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有意扮演新角色并服从它的规范，人们有时能改变自己，或者对角色与己不同的人感同身受。
角色往往成对出现，由人际关系限定——父母和孩子，老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以及雇主和雇员。角色互换可以帮助他们相互理解。这种有意的暂时从众行为有可能修复你们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对差异归类，而是要找到普遍适用的行为原则。
社会角色总会因文化背景而变化，但是社会角色影响行为的过程却相似。所有文化的角色期望都能指导社会关系中的从众行为。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帮助者的特点 - 帮助者的特点

当面对的救助者是陌生人并且情境有潜在危险时，男性更常伸出援手。
妇女更容易对朋友碰到的问题产生共情，更愿意付出较多的时间来帮助朋友。
宗教启动也会增加其他一些“好的”行为，如对指定任务的坚持不懈和与自己道德信仰一致的行为。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其他因素 - 影响陪审团判断的其他因素

外表吸引力的刻板印象：漂亮的人们看起来更像好人。
当证据清晰，而陪审团又把注意力集中在证据上面时，他们的偏差实际上是最小的。
法官关于忽略证词的命令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恰恰助长了证词的影响力。
审讯前的开庭训练是必要的。
受害者的特征会影响陪审团对过失和刑罚的判断，即使被告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攻击的影响因素 - 攻击的影响因素

能诱发攻击的事件通常不仅包括挫折，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体验：疼痛、令人不适的炎热、受攻击、过度拥挤。
厌恶事件而非挫折都是敌意性攻击最基本的诱发因素，虽然挫折确实是一类重要的不愉快事件。
一种躯体唤醒状态会引发怎样的情绪，取决于人们对这种唤醒的解释和分类。
唤醒的状态只会强化情绪。
攻击行为会提高唤醒水平。
挫败、炎热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会提高我们的唤醒水平。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唤醒状态就会与敌对的想法和情绪一起，促成攻击性行为。
与受害人的远离使我们更加残忍。
接触色情信息会增强人们对“强暴谬论”的接受度。
色情作品也会导致男性对女性的实际攻击。
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对女性的惩罚性行为。
当遭遇那些表现出色情作品所宣扬的乱交行为和敌意态度的人时，女性最容易受到攻击。
观看暴力节目导致了暴力的增加。
当我们发现自己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不知道该如何行为，我们就会依赖社会脚本，即文化提供的关于如何行为的心理指导。媒体灌输了这种社会脚本。
电视虚构的世界也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觉知，这是电视最强烈的影响。媒体塑造了对现实的知觉。
观看暴力录像可能会激活与攻击有关的概念网络。媒体启动了思考。
电视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它的质量，而是它的数量。
玩暴力电子游戏确实会增加攻击性行为、攻击性思维和攻击性情绪。
人们在玩暴力游戏之后，变得更加容易利用同伴，而不是信任或与之合作。
暴力会游戏会让愤怒升级，并导致更多攻击行为。
群体通过责任扩散使攻击行为增大。
群体可以强化攻击倾向。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第2页 - 11版的各章变化

手抖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群体思维：群体对决策的影响 - 群体思维：群体对决策的影响

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和睦而压制异议，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思维。在群体工作中，同志式的友情可以提高生产率。而且，团队精神有助于鼓舞士气。但是在决策时，紧密团队的群体可能反而不利。产生群体思维的温床包括：
友善的、凝聚力强的群体，
对异议的相对排斥，
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做决策的支配型领导。
8条群体思维的症状表现。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排斥，表面上看来就是群体成员在受到威胁时，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积极群体感。
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无懈可击的错觉。群体都表现得过分自信，以致蒙蔽了眼睛，看不到危险警报。
群体道义毋庸置疑。群体成员接受了其所在群体内在的道义，却忽略了伦理和道德上的其他问题。
群体成员还会在想法上变得越来越接近：
合理化。群体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将决策合理化来减少挑战。
对对手的刻板印象。陷于群体化思维的人们往往会认为自己的对手不是太难于协商，就是太弱小愚蠢，其支持势力也很弱，因此仅仅一个旅就能推翻其政权。
最后，群体会受制于追求一致性的压力：
从众压力。群体成员会抵制那些对群体的设想和计划提出疑问的人，而且有时候这种抵制并不是通过讨论而是针对个人的嘲讽而实现的。面对这样的嘲讽，很多人都选择了从众。
自我审查。由于异议往往会令人不舒服，而且整个群体似乎表现出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会将自己的疑虑压制下来。
一致同意的错觉。不要去破坏一致性的自我潜意识会导致一致同意的错觉。而且，表面上的一致性更坚定了群体的决策。从众的压力压制了一切异议，异议的缺乏导致了一致同意的错觉。
心理防御。有些成员会保护群体，使那些质疑群体决策效率和道义的信息不会对群体构成干扰。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表现会阻止群体成员探寻和讨论相反信息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支配型的领导方式确实和糟糕的决策相关，有时下属会认为自己太弱小或缺乏自信，因此不敢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能做出明智决策的群体人人都有话语权，成员关系和睦，能轮流发言。
群体确实倾向于支持极富挑战性的信息。
当成员们希望从群体中获得接纳、赞许和社会认同时，他们会压抑自己与他人不同的想法。
各种观点都有的群体会胜过观念类似的专家组。与想法不同的人打交道会让你感觉不舒服，但和令人舒心的同质群体相比，多样性群体会产生更多想法，会激发创造力。
在讨论中，那些群体成员共享的信息更容易占据主导地位，大家不认同的信息会受到排挤。换言之，团体不会从每个成员都知道的信息受益。
但是友情并不会滋生群体思维。安全而凝聚力高的群体（如家庭）会为成员提供自由的氛围来提出异议。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从而赞成群体思维），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在自由的氛围中，团结还能提高团队工作的效率。
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
公正——不偏向任何立场。在群体讨论开始时不要让成员表明自己的立场，因为这样会妨碍信息共享，导致决策的质量降低。
鼓励批评性评价；设置一个“魔鬼代言人”。如果能有一个真正的反对者就更好了，这会刺激原来的想法并使群体对反对意见持开放态度。
有时可以将群体划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再重组在一起表达不同的意见。
欢迎局外的专家和伙伴提出批评。
在实施之前，召开被称为“第二次机会”的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
如若采用这些步骤，群体决策可能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最终证明会更少犯错，也更有效。
并非每个群体决策都会受到群体思维的不利影响。如果讨论重视每个人的技能和知识并且都能各抒己见，团体的决策要远好于个体决策。
几个人的相互批评碰撞可以使群体避免某些认知偏见并且产出一些高质量的点子。
鼓励人们讨论不同的想法，看来能激发人们的思想，使创造性思维延续到头脑风暴会议结束之后。
单独工作的人们通常比在团队中工作能产生更多的好点子。庞大的头脑风暴群体尤其缺乏效率。庞大的群体会导致某些个体对他人的努力成果搭便车。大群体会使成员担忧说出古怪的想法。大群体还会导致他们“生产瓶颈”——在等待发言机会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想法。质疑两个人的对话会有效地增进创造性思维。
三种促进头脑风暴的方法：
将群体和个体的头脑风暴相结合。先进行群体头脑风暴，再进行个体头脑风暴，比反过来进行和单独使用效果要好。在群体头脑风暴中产生了新想法后，个体可以继续思考，而不必受群体中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发言所束缚。创造性小组通常规模较小，单独工作、成对工作和圆桌会议交替进行。
让小组成员通过书面互动。让小组成员通过书写和阅读来代替说和听，这样也可以解决每次只能听一个人意见的矛盾。
结合电子头脑风暴。对于较大的群体而言，一个能更有效防止传统头脑风暴的口头交流发生“交通阻塞”的方法是：让个体利用联网我的计算机来交流看法。
因此，当小组成员可以自由地结合他们的创意和不同见解时，常见的结果不是群体思维，而是群体的问题解决。
当来自众人的不同信息综合在一起时，所有人一起就会变得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更聪明。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促进亲爱关系的因素 - 促进亲爱关系的因素

所有的爱的依恋中都有一些共有的元素：双方的理解，提供和接受支持，重视并享受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然而激情之爱似乎还有一些额外的特性：身体上的亲昵，排他性的期待，以及对爱人的强烈迷恋。
安全理依恋的成人很容易和别人接近，并且不会由于对别人太过依赖或被抛弃而感到苦恼。这样的恋人也会在安全的以及忠诚的相互关系中享受性爱。而且他们的关系趋于令人满意的和持久的状态。
回避型依恋的成人很少投入亲密关系，而且更倾向于摆脱这种关系。他们也更容易涉足没有爱情、只有性关系的一夜情。回避型个体要么是恐惧型（“与别人太接近令我感到不舒服”），要么是疏离型（"感到独立和自足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于成人来说，焦虑-矛盾型的个体缺乏信任感，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占有欲和妒忌心。他们可能会经常反复地与同一个人出现情感破裂的情况。如果讨论中出现冲突的话，他们会变得情绪激动或易怒。
吸引的公平原则：你和你的伴侣从感情中所得到的应该和你们双方各自投入的成正比。
陌生人之间，以及日常的熟人之间通过交换利益来保持公平。而在那些持续时间较长的人际有关系中，则并不会追求完全的等价交换，而是更随意地通过一些不同利益的交换来达成公平。
当人们看到自己的伙伴牺牲了自我利益，他们彼此的信任就会有所增长。
不斤斤计较是友谊的标志。在正在场合中，投桃报李会促进双方的关系，但在友谊中却不是这样。在婚姻中，如果夫妻指出自己期望对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这样只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对方自愿做出某种正向的行为时，我们才会把它归因为爱情。
处于公平关系中的人们往往满意度更高。
如果双方的付出和获益都是自愿的，并且他们一起做决定，那么他们的爱情更容易持久而美满。
深厚的伴侣关系是亲密无间的。这种关系使人们能真实地展现自己，并且可以从中知道自己是被他人接受的。我们会从美满婚姻和亲密友谊中获得这种美好的体验——信任取代了焦虑，使我们更容易展现自己，而不需要担心失去他人的友情或爱情。这种特点就被归结为自我表露。
表露互惠效应：一个人的自我表露会引发对方的自我表露。
亲密关系的提升会创造很强的激情感觉。
一段真正的友谊还可以帮助我们处理其他关系上出现的问题。
双方越是感到彼此在爱情中是公平的，越是深切而准确地了解彼此，就越能享受持久的爱情。
发自内心的共同祈祷是谦卑的、私密的、感情真挚的表露。
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愿意表露自己的恐惧和弱点。
自我表露可以如此轻易地帮助个体建立对他人的亲密感。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伴随行为问题的认知过程 - 伴随行为问题的认知过程

抑郁症患者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思考问题。
抑郁症患者的思维方式取决于他们对责任的归因模式。
我们的心境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
即使短暂的恶劣心境也可以使思维变得消极。
抑郁的心境也会影响行为。
抑郁和负性认知互为因果。
由于负性思维和消极行为会传染，所以孤独往往会出现社会集群效应。
孤独、抑郁和害羞有时会彼此互相强化。
害羞是一种社会焦虑形式，其特征是过度的自我意识以及过度担心他人的想法。
社会焦虑的含义：当我们想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但又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到时，我们就会感到焦虑。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影响个体陪审员的因素 - 影响个体陪审员的因素

理解陪审员是怎样误解法官指示和统计信息，是迈向更好决策的第一步。下一步是让陪审员们可以接触到法院文本，而并非强制他们仅凭记忆来处理复杂的信息。最后一步是，设计并检验更清晰、更有效的方式来提供信息。
对某一案例具体特点的反应是存在个体差异的。
与陪审团成员的个性特点相比，证据对于陪审员的判断是一个更有力的决定因素。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群体的概念 - 群体的概念

群体是两个或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群体成员把同一群体中的人看做“自己人”而不是“陌生人”。不同的群体有利于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交往需要（归属和与人接触）、成就需要以及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小数派影响：个体对群体的影响 - 小数派影响：个体对群体的影响

个体所具有的力量：
文化背景塑造了我们，但我们也帮助创造并选择了这些背景。
从众压力有时会战胜我们更好的判断，但公然的压力会激起逆反心理，从而坚持自己的个性和自由。
说服的力量确实很强，但我们可能通过公开承诺和预估说服的感染力来抵制被说服。
大部分社会运动最初都是由一小部分人领导，最终才变成多数人的运动。所有的历史都是记录少数派甚至一个人单打独斗力量的历史。
少数派影响的几大决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背叛。
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有影响力。
相比多数派影响常激发不假思索的同意，少数派影响会激起更深刻的讨论，并且会提升创造力。
自己群体内产生的异议，会使人们获得更多的信息，心新的思路思考问题，并且常常会做出更好的决策。个体并不需要通过辩赢朋友来影响他人，我们不喜欢任何类型的争论；它们庸俗但又常令人信服。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表现。而且，少数派表达自信的任何行为，都会使多数派产生自我怀疑。通过坚定有力的行为表现，少数派明显的自我支持会促使多数派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当事关观点而非事实时，尤其如此。在关注事实的时候，少数派的说服力没有其关注态度的时候强有力。
坚持己见的少数派会打破任何的一致同意错觉。当少数派对多数派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后，多数派的成员往往能更加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疑虑，甚至会倒向少数派的立场。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
同样的社会力量对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起作用。信息影响（通过有说服力的论据）和规范影响（通过社会比较）同时可以增强群体极化和少数派的影响。如果一致性、自信和背叛能使少数派得到加强，那么这些变量也能加强多数派。任何立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它的力量、即时性以及支持者的数量。
有些人能出色地担任任务型领导——组织工作、设置规范、聚集于目标的实现。而另一些人能出色地担任社会型领导——建立团队、调解矛盾、表达支持。
任务型领导通常是支配型的——如果领导能够睿智地发出指令就能很好地完成工作。由于是目标取向的，这样的领导者会将群体的注意力和努力放在任务上。特定的、有挑战性的目标再加上周期性的进程报告会促进高成就的实现。
社会型领导通常具有民主风格——他们代表了权威，接纳团队成员的意见，并且能避免群体思维。这种领导风格有利于鼓舞士气。群体成员在参与决策时通常表现出更高的满意度。如果对员工的任务加以控制，他们也会更受鼓舞去获取成就。
如果能有机会在决策过程中发言，人们会对决策结果表现更积极。因此，看重群体感受并且为成就感到骄傲的人们，会在民主型领导和参与式管理下蓬勃发展。在许多商业运营向参与式管理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主型领导。另外，女性比男性更惯于采用民主型领导。女性比男性更主张人人平等，反对社会等级制度。
有效的领导风格更强调“我们”而非“我”。有效的领导者代表群体同一性，并负责对其进行提升和维护。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下属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的下属或许会欢迎。
许多实验室群体、工作团队和大型公司的有效领导者都表现出了能令少数派观点具有说服力的行为。这样的领导靠不懈坚持自己的目标来赢利信任。他们常常流露出自信的领导气质来来赢得下属的忠诚。有效的领导者通常会对事件的理想状态拥有吸引人的愿景，尤其是当集体面临压力的时刻。他们还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与其他人就此进行交流，并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和团队信念激发他人信服自己。占据社会统治地位、有影响力的个体似乎也都很有能力（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能胜任），这是由于他们通过大量交流表现得很有能力。在士气最高的企业里的行政总裁最能激发他们的同事“为了集体超越自身利益”。这种领导风格——转变型领导——激励他人认同并承诺完成团队工作任务。转变型领导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有魅力、充满活力、自信而且外向的，他们通常会阐明他们的高标准，激励人们分享他们的愿景，并提供人际关注。在组织中，这类领导风格最经常的结果是形成高参与度、相互信任和有效率的工作团队。
事实上，群体也会影响他们的领导者。有时候，那些站在群众最前方的人已经察觉到了事态的走向。能够代表群体观点的人更有可能被选为领导者；而一个过于偏离群体规范的领导者往往会被抵制。明智的领导者通常与多数派站在一起，并且谨慎地施加自己的影响。在个别的情况下，恰当的特质与恰当的情境相匹配，可以产生出改写历史的伟大人物。当才智、技术、决心、自信和社会领导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遇上难得的机会，那么结果就会是冠军、诺贝尔奖或是社会革命。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抵制从众的社会压力 - 抵制从众的社会压力

我们不是被动的机器，任由外力推动；我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采取行动，不受强加于自身的力量影响。如果预先知道有人会强迫我们，可能甚至会促使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个体都珍视自己的自由感和自我效能感。所以，如果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以至于威胁到个体的自由感时，他们常常会反抗。
企图限制个体的自由通常会引起“事与愿违”的反从众行为，这证明了逆反理论（人们的确会采取行为来保护他们的自由感）的正确性。
个体与周围的人差别太大时会感觉不舒服。如果个体与其他人完全一样的话，也会感觉不舒服。当人们认为自己有适度的独特性时自我感觉较好。并且他们的行为也会维护这种独特性。
社会影响和渴望独特还表现在美国人给孩子所起的名字上。
把自己视为独特的个体，也表现在人们的“自发性自我概念上”。
同样，与异性相处时我们会对自己的性别更敏感。
只有当个体与众不同时，才会意识自我。由于多数族群意识不到这种族群特点，可能认为少数族群群体过于敏感。
就算两种文化非常相似，人们仍然会注意到彼此的差别，无论多少微小，甚至非常细微的差别也会引起歧视和冲突。小小差别有时却意味着强烈的冲突。当两个群体非常想像时，冲突往往也最为紧张。
所以，虽然我们并不喜欢太过于离经叛道，然而讽刺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与众不同，并热衷于特立独行。但是自我服务偏差的研究表明，我们追求的不仅是独特性，而且是符合道德规范的独特性。我们所追求的独特性不仅要与众不同，而且要好于众人。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第23页 - 第一章

论文字游戏的重要性。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引发冲突的原因 - 引发冲突的原因

处罚通常会引发报复，也就是说那些实施惩罚的人往往会升级冲突，造成结果恶化。惩罚者所认为的自卫反应，在被惩罚者看来却是进一步的攻击。而当被惩罚者有机会回击的时候，可能会回击得更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以牙还牙。
当一种资源未获得明确的分配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消耗更多。
首先，参与者会把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外界的压力，而且不客观地评价对方的行为。
其次，行为的动机是变化的。
再次，现实生活中的多数冲突，是非零和博弈。
能够减少社会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确立法规以限制利己行为；将群体分为较小的单位；让人们能够充分地沟通；改变激励机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报；倡导利他的行为规范。
尤其当（1）人们知觉到诸如金钱、工作岗位和权力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并且是零和的（一个人的获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2）一个明显的外群体成为潜在的竞争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竞争更易于引发冲突。
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人会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别人相信，他们获得的就是他们应得的。
冲突是被知觉到的行为或目标的不相容。很多冲突中真正对立的目标只是核心处的一小部分；更大的问题来自对对方动机和目标的误解。
引起误解的原因：
自我服务偏差会使个人和群体乐于承认自己做的好事，而对自己做的坏事却推卸责任，同时并不会考虑对方的类似行为方式。
自我合理化的倾向使人们否认自己的错误行为。
由于基本归因错误，冲突中的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敌意行为反映了他们邪恶的品质。
然后一方将会按照自己的成见过滤并理解得到的信息。
在一个群体中，利己、合理化和成见都会得到极化。
群体思维的一个表现就是将自己所属群体描述为高尚而强大的，将对立的群体描述为卑劣而弱小的。
事实上，仅仅是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就会使使人产生内群体偏差。
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改变。
一个处于难以处理的冲突中的群体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把自己的目标看做是最重要的。
为“我们”感到骄傲，而极度贬低“他们”。
坚信自己是受害者。
强调对集体的热爱、团结，和对集体利益的忠诚。
表扬自我牺牲，并压制批评。
在冲突中，双方对对方的误解常常具有令人吃惊的一致性，他们都会美化自己和丑化对方。
对双方知觉到冲突时，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存在误解。
负面的镜像知觉在很多地方都成了通往和平的障碍。
对立双方也倾向于会有“偏见盲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想法不会因为他人的喜欢不喜欢而受到影响，然而却把那些不同意他们的人看做是不公平和有偏见的。
具有破坏性作用的镜像知觉在较小的群体或个人之间也有所体现。
激化冲突的另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认为尽管对方的最高领导者是邪恶的，但是他们控制和操纵着的民众则是支持我们的。
对敌人的刻板印象变得更加简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现直觉式的判断。
如果说误解与冲突问题一同出现，那么随着冲突程度的起伏变化，误解也会不断出现和消失。
在受困于社会难题、为了稀缺资源而竞争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只有同时抛开偏见并努力解决确实存在的分歧，才能使冲突结束。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经典的从众和服从研究 - 经典的从众和服从研究

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未来就仅仅是自己的观点。
身边的人都很愉快的话，我们也会感觉愉快。这种现象称之为“心境联结”，同一工作团队里人们的心境通常非常相似。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之中的个体也倾向于有很多相似之处。朋友走着社会系统的作用。
另一种社会传染效应是“变色龙效应”。“变色龙”现象是指个体会无意识地模仿别人的动作、表情、口音、及至吸引频率和情绪。这可能是一种自动的行为，在你没有明确意图的情况下做出的从众行为。行为同步也包括说话。人们往往会模仿自己读过或听过的句子中的语法。又因为行为会影响态度和情感，这种自动的从众还会令你对他人感同身受。
模仿行为能令他人喜欢你，有益于你和他人的交往。
有四个因素会影响服从，即与受害者的情感距离、权威的接近性与正当性、机构的权威性和不服从的同伴参与者的释放效应。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漠视那些与己无关或失去个性的人。
从积极一面来讲，人们对个性化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
有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如此，有机构作背景的权威易发挥社会权力。
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
当外界的影响作用超过了内在的信仰时，态度便无法决定行为。当一个人单独行动时，个体几乎总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个体外在的行为和内存和心理倾向可以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有时还会螺旋式上升。
态度随着行动不断变化，又使行动合理化。
最初的帮助行为加强了忠诚态度，而忠诚导致了更多的助人行为。
文化是影响人们生活最有力的力量；即时的情境力量也同样有力——这都证明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力。
在假设情境中“说”往往比在真实情境中“做”要容易得多，正所谓知易行难。
社会情境有时会导致普通人赞同谬误或屈从暴行。
就像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常常发生的那样，当最可怕的暴行从一系列的小恶行发展而来时，这一点显得尤其正确。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常常会使之日积月累，尽管我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去作恶。拖延同样是对恶行的无意识放任，会造成自我伤害。
普通人即使心中并没有任何仇恨，只是做自己的本职工作，也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活动的执行者。好人有时也会做坏事。在邪恶力量的支配下，善良的人们有时也会堕落，他们会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合理化的归因。
解释并不代表原谅，理解并不代表宽恕。你不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但你可以原谅他。你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但不愿原谅他。我们理解了暴行的平常之处后，对邪恶就不会那么震惊了，不太可能再对恶行无意识地推波助澜，甚至可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预先阻止恶行。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偏见的认知根源 - 偏见的认知根源

刻板印象和偏见态度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条件作用，以及因为这些条件作用能让人们发泄的敌意，还因为他们是正常思维过程的副产品。许多刻板印象，与其说源于内心深处的怨恨，还不如说产生于心理活动机制。错觉是我们解释世界过程的副产品，与此类似，刻板印象也是我们简化复杂世界的心理机制的副产品。
我们简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归类——通过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类别来组织世界。刻板印象有时能提供“获得信息与付出努力二者间的一个较好收益率”。刻板印象代表着认识效率，这是快速做出判断和预测他人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简便方法。刻板印象和外群体偏见“具有根本的进化功能”，有助于我们祖先的竞争和生存。
在以下情形中，我们会发现依赖刻板印象能使我们既轻松又高效：
时间紧迫；
心事重重；
疲惫不堪；
情绪激昂；
年轻气盛而无法包容多样性。
种族和性别是当今世界对人进行分类的最有效方式。
我们会根据种族对人进行自发归类。这种类别划分本身并不是偏见，但它的确为偏见提供了基础。
事实上，偏见是必要的。在社会同一性理论来看，那些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敏感的人，会十分关注他们自己，准确地把人们区分为“我们”或“他们”。偏见要求必须进行种族归类。
一旦我们把人分成群体——我们就有可能夸大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仅仅区分出群组，就能造成“外群体同质效应”——即认为他们都是“相似的”，不同于“我们”和“我们的”群体。因为我们一般都喜欢那些我们觉得与我们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欢那些我们认为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所以，内群体偏好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
仅仅是群体决策这一事实，也能使外人高估一个群体的全体一致性。
我们越是熟悉某一社会群体，我们就会看到越多的多样性。我们越是不熟悉，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越严重。一个群体的规模越小，力量越弱，我们对他们的关注也就越少，我们的刻板印象也就越严重。
他们——你自己的种群群体以外的其他任何种族的成员——甚至看起来都很相似。
同步偏差：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与其年龄相似的群体。
独特的人、生动或者极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歪曲我们的判断。
当群体中的某个人变得显而易见（显著）时，我们倾向于认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人引起的。吸引我们注意的人，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更大的责任。
人们也是以你最独特的物质和行为来描述你。
人们同样也关注那些违背期望的人。
我们对与众不同的极度关注制造了一种错觉，使得这些人比实际上更显得与众不同。
有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他人的反应是针对我们的独特性。
即使双方都是善意的，一个强势的人和一个弱势的人之间自我意识的相互作用仍会令人感到紧张。
多数源群体成员往往心里清楚少数派成员心理对于他们的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
人们的“污名意识”千差万别。污名意识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预期他人会对他们产生刻板印象。
把自己看成流行偏见的受害者，这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消极的一面在于：那些认为自己屡屡成为受害者的人会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胁、想象中的对立等压力中，因此体验到较低的幸福感。
积极的一面在于：偏见知觉为个体的自尊提供了缓冲。此外，知觉到的偏见和歧视强化了我们的社会同一性，让我们做好准备参与集体性的社会活动。
针对特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已知有限的经验，我们回忆案例，并由此概括出结论。不仅如此，遇到负面刻板印象的典型例子时，这种刻板印象就会被启动，导致我们尽可能地减少与该群体的接触。
尽管生动的例子更容易出现在回忆之中，但它们很难代表更大的群体。
少数群体的个体越独特，多数群体就会越高估这一群体的人数。
刻板印象假定群体成员身份和个人特征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
最能将少数群体从多数群体区分出来的物质往往是与少数群体相关联的。即使非典型性群体中的某个人只做出一次不常见的行为，便可以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虚假相关。
在解释别人的行为时，我们总是热衷于将人们的行为归结于他们的内在倾向，而忽视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
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相对而言经常被人忽略。
群体服务偏差能非常微妙地影响我们的言语风格。
指责他人能为指责者本人的优越地位提供辩护。
人们这所以对社会不公漠不关心，并不是他们不关心公正，而是因为他们眼里看不到不公正。
不能说天才和主动性与成功无关，但公正世界假设低估了不可控因素，这些因素会使一个人竭尽全力的努力付诸东流。
公正世界思维也会让人认为所处文化中熟悉的社会系统是公正的。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心理学与气候变化 - 心理学与气候变化

气候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和心理健康。
当身处困境时，人会变得更容易迁怒政府或他人，进而导致战争。气候的确会影响社会安定。
炎热会使人们的短期攻击性增强。
生动的、近期的体验，其说服力往往超过抽象的数据。
说服性信息首先必须被理解然后才能起作用。
人们还会表现出“系统公正”倾向，即倾向于信任所处文化中的事物并认为其合理，因此不愿意改变熟悉的现状，尤其是当现状比较舒适时。
以颇受关注的方式来讲解节约能源的问题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可靠 - 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可靠

生动的轶事和个人证词往往比强有力但抽象的信息更具说服力。
对证词可信度的质疑，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同意给被告定罪的人数。
陪审员更加怀疑那些细节记忆较差的目击者，尽管这些人往往是最准确的目击者。那些注意到周围细节的人更不容易注意到嫌犯的面部特征。
陪审轩会认为这种自信的目击者才更为可靠。
我们的记忆一部分是根据我们当时知觉到的，一部分是基于我们的预期、看法和当前的知识。
与目击犯罪和精神创造相伴的强烈情绪体验可能会进一步破坏目击者的记忆。
我们对于其他种族人脸的辨认有很高的自信，但同时错误回忆的风险也很高。
目击者非常容易把误导的信息混入他们的记忆，特别是当他们相信提问题的人掌握了充分的信息，而且暗示性问题一再重复。
错误的记忆感觉像或者看起来像是真实的记忆。
无论正确与否，重述事件使人们更容易相信回忆起来的东西。
当要求目击者对一组人逐个地做出简单的“是”或“不是”的判断时，错误率也下降了。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攻击的理论 - 攻击的理论

男性尤其发现攻击行为具有适应性。有目的的攻击可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几率。
攻击是复杂和行为，并非简单地受大脑中某个特定区域控制。
脑区异常可能导致异常的攻击行为。
遗传因素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
我们的气质（即我们的反应性和反应程度）部分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也受交感神经系统反应性的影响。
攻击行为是由一种能够改变神经递质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时期的受虐待经历共同决定的。
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同样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攻击性刺激的敏感性。
酒精可以降低人们的自我觉知和考虑后果的能力，同时促使人们将攻击和酒精在心理上建立联系，进而增加暴力行为发生的可能。酒精还会让人将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挑衅。酒精使人们的个性弱化，降低我们的抑制能力。
睾丸激素“分子虽小，但作用巨大”。给男性注射睾丸激素并不能直接使人变得富于攻击性，虽然睾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怒惹起攻击性行为。
睾丸激素可以促进支配欲和攻击性的产生，但同时支配或取胜的行为也会提高睾丸激素的水平。
神经系统、基因、生物化学因素对某些人在面对冲突、挑衅时会不会做出攻击反应都有重要的影响。
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
攻击的能量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
外群体的目标尤其容易成为攻击的替罪羊。
挫折产生的是愤怒，即攻击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愤怒起源于某个有其他行为选择可能的人阻挠了我们实现目标。
不只是完全的剥夺会产生挫折感，更多时候，挫折感来源于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
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的情绪，这些情绪可以把体内的攻击欲望“释放”出来。学习同样可以“引发”攻击。
攻击是为了得到特定回报而采取的手段。
人们对攻击的学习不仅发生在亲身体验其后果时；通过观察别人，人们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学习。
观察攻击性行为不仅降低了孩子对自我的控制，还教给了他们怎样去攻击。
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于体罚的父母。
家庭之外的社会环境也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更广义的文化也有影响，来自经济不发达、贫富严重分配不均、尚武且参与过战争的非民主文化的人，会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行为。
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都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应方式。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的，这些体验在情绪上把我们唤醒。但我们是否真的选择攻击性行为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时，我们在被唤醒之后就很可能会那么做了。

《社会心理学（第11版，平装版）》的笔记-亲密关系的结束 - 亲密关系的结束

持久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持久的爱和满意，但同时也是由于对离婚或分手成本的恐惧、道德责任感，以及尚未发现有其他可能的伴侣。
那些对婚姻的承诺比结婚的意愿还要看重的人通常能够容忍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和不满。
离婚的风险有多大两样取决于你跟谁结婚。符合下列条件的夫妇通常不会离婚：
20岁以后结婚
都在稳定的双亲家庭里长大
结婚之前恋爱了较长一段时间
接受过较好且相似的教育
有稳定的收入
居住在小城镇或农场里
结婚之前没有同居过或怀孕过
彼此之间有虔诚的承诺
年龄相当，信仰和受教育水平相似
亲密关系有助于我们确定自己的社会同一性，并形成自我概念。
在约会的情侣中，关系越是亲密、长久，可选择的其他对象越少，分手时就越痛苦。
当婚姻关系令人感到痛苦时，那些没有更好的可选对象或感觉自己为婚姻投入（时间、精力、共同的朋友、财产，也许还有孩子）太多的人，通常会去寻找离婚之外的其他应对方式。
健康的婚姻并不见得没有冲突，而是夫妻双方能够调和差异，并且他们的感情能够胜过相互的指责。
真正能够预测婚姻危机的因素是冷漠、希望破灭和无助。
婚姻成功的夫妻有时能从沟通训练中获益，学会如何抑制恶性侮辱，避免大动肝火，用更积极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
模仿相爱的行为也能够激发爱情。
通过角色扮演和表达爱意，最初的浪漫和激情能够发展成持久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