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1
ISBN:9787503317507
作者:高特费里特·凯勒
页数:220页
作者简介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之一。 高特费里特•凯勒因其全部文学成就被人称为“瑞士的歌德”，但他更是一位创作中篇小说的大师，并被人称为“中篇小说中的莎士比亚”。《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收录他最著名的四部中篇小说，充分展示了其创作手法的丰富多姿和色彩纷呈。
书籍目录
前言
1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
3 三个正直的制梳匠
4 人恃衣裳马恃鞍
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
这个乡村爱情真是惨烈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有很多种 但是这个真的更可怜一些 如果是普通的清苦人家还好 偏偏是破落户 就好可怜啊 而且那种初恋的可爱 真的 好可惜 -
语言风格不习惯，田德望先生据说也是老翻译家了，但是这个故事怎么读都别扭 -
为十九世纪的瑞士绘一幅市民风情画
——戈特弗里德•凯勒与他的《塞尔德维拉众生相》
“绿衣亨利”返乡
游览今日的柏林，沿菩提树下大街东行，穿过享誉世界的洪堡大学，绕过静谧的黑格尔广场，便可见一条小道通往柏林城的母亲河施普雷河，道旁尽是素雅白净的三层小屋。此处少有人来，在德国这座最为活跃繁忙的大都市里可谓闹中取静。若将时光倒回至一百六十年前，在那小屋中的一间，一位怀才久不遇的青年正将自己的才华与心血倾注于一部自传色彩浓厚的长篇小说中。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孩提时代总是身着父亲制服改成的绿衣，便有了“绿衣亨利”的绰号。绿衣亨利为追求艺术之梦而离开了瑞士的故乡，远赴慕尼黑学习绘画，受尽了世态炎凉，辗转回到家中时，母亲已病逝，他自己郁郁而终。
而真实生活中的绿衣亨利，正因为这部小说而成为了“瑞士的歌德”，他便是大文豪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瑞士德语区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
1819年7月19日，戈特弗里德•凯勒出生于瑞士苏黎世一个手工艺人家庭中，在少年时期便显示出了绘画和写作的才华，并较早地接触到了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文学名著，得到了古典文学和绘画艺术的双重熏陶。1840年，在他获得了一小笔遗产之后，他毅然决定奔赴当时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德国艺术之都，慕尼黑。可是他的画家之梦在这座生活昂贵的城市却因现实的经济困难而破碎。他在1842-43年的冬天开始转向写作，最开始是进行诗歌创作。1848年资产阶级在全欧洲以失败告终之后，他获得了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海德堡留学。在昔日的浪漫派重镇，他通过结交文友，间接地领受了德国浪漫派的遗绪。1850年他抵达了正在崛起的普鲁士王国的国都柏林。只能以撰稿为生的凯勒在柏林的最初时光可谓窘迫，一度只能靠举债度日。但是他苦心铸就的长篇小说《绿衣亨利》发表不久，他便声名鹊起。然而，他心中并未放弃对市民生活和职守的眷恋，所以在1855年返回了苏黎世，1861年出任苏黎世州政府秘书长，开始实践自己的市民工作理想。从70年代开始他又重整笔墨，并于1875年放弃了秘书长的职务，专心写作。他的创作力在柏林盛期之后再度回春，大量中篇小说纷纷面世。1879-80年，修改后的《绿衣亨利》也重新出版。凯勒的文学地位与日俱增，影响已经遍及德语文化区并传向世界各地。然而，就私人生活而言，凯勒在这最后一段岁月里与外界交往有限，几近离群索居。1890年7月15日，他逝世于苏黎世。
凯勒一生摇摆于文学创作与市民生活，最终回到了文学，正如他出游之后又回到故乡。而故乡则是他尽一生来书写和描绘的对象。与同一时代热衷于描摹工商业大都市人生百态的英法文学大师如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等不同，置身于柏林城的凯勒怀抱着对遥远的瑞士小城生活的种种乡愁，以文字来实现精神上的返乡之旅。其实这也是十九世纪德语作家或多或少都拥有的偏好，除了着重刻画柏林上流社会尤其是权贵家庭女子的冯塔纳以外，施托姆、迈耶、施蒂夫特等人都背离了大城市的喧嚣，或在乡村或在庄园中找到了文学创作的背景与题材。这其中当然延续着浪漫派对自然的钟爱，但他们并未由此陷入理想主义的梦幻和遐思，而是为自己笔下的世界作了带有主观色彩的渲染和改造，突出了文学本身特有的美学表现力。德语文学史的研究者很早便为这些作家的作品找到了一个共有的名字：诗意现实主义。凯勒则是公认的诗意现实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他所描写的故乡——瑞士的小城和乡村以及当地的居民便都笼罩在如此一种诗意中。在他驰骋笔墨以追寻自己往事时，故乡便是童年的记忆，是母亲的呼唤，是游子心底的牵挂和最终的归宿，载满了温情和感伤。但故乡的另一面，在狭小地域里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又自私势利的低劣俗弊同样也激发着凯勒为之一书的写作冲动。饶有意味的是，这两种叙事是在同一时间里铺展开的：就在凯勒深居柏林小巷，为《绿衣亨利》殚精竭虑之际，一个个情境截然不同的瑞士小城故事纷纷跃然纸上。仿佛是凯勒在通往长篇宏作的辛苦路途上借这些极尽调侃讥诮笔调的中篇作品稍作喘息。1853-1855年，凯勒共写了五篇这样的中篇小说并作为合集发表于1856年。在结束了第一版《绿衣亨利》之后，文字上的另一种返乡活动并未就此中止。1860-1875年，他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五篇，凑足了十幅“生活画”，一同发表于1875年。这些画都是以一个虚构的瑞士城市塞尔德维拉及其居民为对象的。合集的名称便是“塞尔德维拉众生相”。如果说，凯勒用《绿衣亨利》描绘成了一幅回归故土的文学青年的自画像，那么他的《塞尔德维拉众生相》就是一幅幅市民风情画，呈现出在他故乡成长生活的市民自得自满的可笑姿态。不过，去往塞尔德维拉的路不仅是凯勒的返乡之路，它还通向德意志文学的一个古老传统，通向一个兼有现实投影和文学想象的“愚人世界”。
“愚人世界”再现
在中世纪晚期的德意志疆域里曾经流传着许多关于愚人的故事。这中间有知识分子创作的寓言如伊拉斯谟的《愚人颂》或勃兰特的《愚人船》，它们以拟人和隐喻的方式抨击天主教会及拥护者的虚伪、愚昧和堕落，颇有战斗檄文的特色，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巨匠薄伽丘的《十日谈》遥相呼应。但另一方面，从德意志本土的老百姓生活中也诞生了更具市民气息和调侃口吻的故事集，其中流传最广的是《希尔达市民的传说》。希尔达也是座德意志小城，城中男性居民本来以非凡的聪明才智著称，常常被各地诸侯召为宫廷谋臣，结果导致希尔达渐渐人去楼空，田地荒芜，百业不兴，让希尔达的妇女们怨声载道。所以希尔达市民决定开始装傻，但时日一久，假傻子成了真愚人，喜欢自作聪明但往往弄巧成拙，洋相百出，让人既忍俊不禁又喟叹其荒唐之中的天真。
《塞尔德维拉众生相》无疑是植根于德意志特有的这种市民愚人的文学传统的，它也塑造了一个虚构的世界，让那些偏居一隅的瑞士小市民粉墨登场，一本正经地展示自己各种庸俗市侩以致滑稽可笑的行径。然而与中世纪晚期刚刚活跃起来的市民文化不同，凯勒这些中篇小说反映的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市民生活。他笔下的这新一代愚人面对的是工业革命后迅速蔓延全欧洲的资本主义浪潮对昔日安宁自足的欧陆腹地小城及其历史悠久的平民社会传统的侵蚀。然而，塞尔德维拉人并不是马克斯•韦伯笔下那些积累世俗财富以证明神恩的新教徒-资本家，他们天生乐观却游手好闲，性格轻浮又思想狭隘，贪图钱财而理财无方，时时刻刻受着金钱的诱惑却往往陷入贫苦与困顿。他们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至多有着小小的自私和偶尔的卑劣，但在资本诱惑和陈规陋习的双重扭曲下却显出了某种悖论和怪诞。在《三个正直的制梳匠》中，凯勒就以反讽方式点明了塞尔德维拉人毫不自知的鄙陋、固执和愚蠢：“塞尔德维拉的人们证明了，一个城市里如果都是些不正直的或者轻浮的人，这样的城市，在时代和商业的变化中，能够勉强存在下去；三个制梳匠却证明了，如果三个正直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住不了多久，就得打起架来。”
这个故事里三个制梳匠尤波斯特、傅里多林和狄特里希都是勤劳质朴却受到制梳店老板剥削的普通手工艺人，但却彼此互相猜忌，不能患难与共。当经营不善的老板要解雇他们时，其中两人居然听信老板的话去赛跑以期免于失业。结果，“这两个可怜虫本来是想凭借自己的勇敢来利用世人的愚蠢，现在看到自己的勇敢只帮助世人的愚蠢取得了胜利，而使自己变成大家的笑柄，他们的心难过得真要碎了，因为他们不仅使自己多少年来的聪明计划失败，毁灭，而且丧失了老成持重、正直安详的人的名声。”而那个史瓦奔人狄特里希虽然乍看起来财色兼得，博取了有遗产的女子徐丝•宾茨林的芳心，保住了正直人的面子，实际上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因为徐丝绝对不许他享受这种荣誉，她统治他，压迫他，认为她自己是一切善行的唯一的源泉”。他们如此自作聪明却又出尽洋相，如此自命不凡却又下场凄凉，俨然便是三百年前希尔达市民的翻版，而凯勒在绘形绘色方面远远超过了当年口头文学中的粗糙文字，比如写到三人唯恐落后地互相追赶，“像流星似的，跑过来跑过去，忙了一个整天，彼此各不相容，就像三个蜘蛛在一个蜘蛛网里一样。”形象之生动固然让人击节赞叹，嘲讽之尖刻却似乎不留情面。这里非但没有美化了的田园诗，而且还尽是丑化了的漫画肖像。
的确，塞尔德维拉是某种意义上的反田园和反乌托邦。古典的崇高和浪漫的梦幻在现实中找不到栖身之地，这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文学普遍的核心命题。凯勒则在他的塞尔德维拉故事中以极为夸张的方式借一座小城来透露自己的幻灭感。但他并没有流于哀怨伤情，而是以幽默和讽刺为主要手段，艺术化地重现了市民生活中的是是非非。小说集中的另一个故事《雷格尔•安慕兰夫人和她的小儿子》便是如此一出教育轻喜剧。因丈夫离家出走而必须单独抚养三个儿子的安慕兰夫人隐然有亨利/凯勒的母亲的影子。她煞费苦心要达到的教育目标就是要让自己钟爱的小儿子不陷入塞尔德维拉人的泥淖。她成日里如临大敌地提防小儿子茀利慈周边的男男女女，颇有点紧张过度。但让她欣慰的是，成长中的“茀利慈今天和这个人来往，明天和那个人来往，来往的人常常更换，对这些年轻的塞尔德维拉人的作风，他却没有沾染上任何特殊的癖好”。更为可贵的是，儿子继承了母亲的道德责任感，将自己的公民职责看做家庭道义的延伸。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凯勒在不堪的现实中挖掘出的希望，在种种讥讽之下流露出的诚挚情怀。
让这个自成一体的塞尔德维拉世界真正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则是整个小说集中最精彩的两篇作品，它们集中体现了中篇小说这种文体在德语中的精华，让凯勒收获了“写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写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
将德语文学概念“Novelle”翻译成中篇小说，实际上是无奈之举。其实Novelle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是novus，原本是“新”之义。与长篇的Roman和短篇的Erzählung相比，它确实篇幅居中。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文体要在有限的情节范围里讲述新奇之事，按照歌德的定义，便是描述“前所未闻的一个事件”。这与我们本国文学史中的唐代传奇或明清笔记小说都颇有相通之处。正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纵横捭阖，小说要引人入胜就必得在内容的奇特和叙事的紧凑上显出过人之处来。又因为毕竟有一定的容量，经得起作者花费心思经营其中的起承转合。
自歌德和浪漫派开始，中篇小说在德语文学中就日益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佳作频出。随着市民时代的到来，有教养市民阶层对文化产品的日常需求更决定了中篇小说的兴盛。尤其是大量居家而有闲的妇女表现出对这一内容求新的叙事文体的浓厚兴趣。所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早期成为德语中篇小说发展的黄金时期。比凯勒稍早的克莱斯特，与凯勒同时代的施托姆、迈耶、冯塔纳以及稍后的施尼茨勒、茨威格等人都为这一特定的文学星空贡献了璀璨星光。凯勒的《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人恃衣裳马恃鞍》则是其中最为亮眼的两颗明星，让凯勒在中篇小说的领域里也足可跻身世界文学名家之列。
《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标题直接取至莎士比亚最富盛名的悲剧，小说同样讲述了一对相恋的年轻男女因为彼此敌对的家族阻挠而殉情的故事。爱恨纠缠的激烈和最终结局的凄惨让这篇小说迥异于《塞尔德维拉众生相》中其它的讽刺喜剧。然而这不共戴天的两家人并非贵族，而是比邻而居的农夫；让他们反目的并非世代相传的家仇，而是对一块田地的争夺；两家父亲曼茨和马蒂也是典型的塞尔德维拉人，在争地之后又因为疯狂购买彩票，负债累累而家道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因此，男女主人公萨利和芙兰琴的爱情悲剧只是在大体情节上与罗密欧和朱丽叶类似，但其中的苦涩和悲凉却浸透了滞重的泥土气息，弥漫着浓浓的家道败落感。实际上，正如叙事人在开篇所说，“讲起这个故事，假如它不是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证明以往的伟大作品所依据的情节，个个都在人生中扎了多么深的根的话，那将是一个无聊的摹拟。”这场悲欢离合不是作者从莎士比亚那儿抄袭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一个真实的故事演化而成。凯勒1847年9月在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新闻，在莱比锡附近，一个19岁的男孩和一个17岁的女孩出自彼此敌对的穷苦人家却彼此相爱，在一家酒馆跳舞至半夜，然后在田间自杀殉情。受到震动的作家当时便想将这个故事写下来，起先是采用诗体形式，但未曾写完。1855年夏天在写完《绿衣亨利》之后他才改用散文体写成了这部中篇小说。为爱赴死的古典情怀在这里便增添了现实批判的力度，穷苦和家仇的双重桎梏将风花雪月之外的真实世界毫无遮掩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文中常常插入的叙事者的评论，更直白地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怒愚夫们之不争，而哀恋人们之不幸。但另一方面，作者怀着对这无法自由相恋的一对人儿的万般哀怜，将他们的赴死之路描绘得格外温情和梦幻。他让两人在象征死神的黑琴师指引下，在农舍里享受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婚礼，最后随着一叶轻舟顺水而下，在静谧安宁的大自然中离开了人世。与现实中那对自杀的年轻男女相比，萨利和芙兰琴的不幸获得了诗意的点染，仿佛是他们过于美好而不容于鄙陋可恶的俗世。而行文至最后，凯勒还忘不了讽刺一下组成这俗世的庸人。他们“猜想，是那对青年人把这只船偷走了，为的是在船上举行他们那绝望的、背弃神明的婚礼，这件事又是热情放荡不羁和伤风败俗的现象日益增加的一个表征。”
以一对恋人的坚贞和美好来反衬蔑视他们的塞尔德维拉人的狭隘和卑下，这种手法也体现在《人恃衣裳马恃鞍》中。这个故事很快也成了世界文学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它并不像《乡村里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凄惨，相反，它也是众多讽刺风俗画中的一幅，充满了喜剧感。一个来自波兰的穷裁缝温采尔•斯特拉频斯基因为穿着华贵，加上马车夫一句戏言，被塞尔德维拉附近的哥尔达赫小城居民当做了一名伯爵。塞尔德维拉的市民闻风而至，极尽谄媚之能事来讨好他。塞尔德维拉行政顾问还把自己美貌的女儿涅特馨许配给他。但温采尔在目睹了以“人恃衣裳马恃鞍”为主题的戏剧演出之后，在良心的谴责下出逃。涅特馨在风雪中解救了倒在路边的他，并真心爱上了他，两人回到塞尔德维拉开裁缝店，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才智成就了财富和声望，儿孙满堂。他们于是迁回了哥尔达赫，“但是他在塞尔德维拉一个铜板都没有留下，也许是他忘恩负义，也许是存心报复。”
冒名顶替，假充贵族，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套路。但在凯勒的笔下，温采尔实际上是被迫假冒，真正扮演丑角的是塞尔德维拉市民。他们对温采尔前恭后倨，在得知涅特馨坚持带着丰厚家产嫁给温采尔时，又再度一改鄙夷，迎接两人回城，活脱脱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而凯勒塑造的涅特馨则是他们的反面，品格高洁，有着独立人格和坚定信仰，并且有强大的意志和杰出的行动力。她劝说温采尔勇敢地面对现实，通过现实努力来改变现实的穷苦，因为一时的虚假外表最终难免沦为笑柄。
最终，恋人成眷属而愚人们一无所得。这个结局抹除了萨利和芙兰琴的悲惨，代之以让人欣慰的诙谐和圆满。《人恃衣裳马恃鞍》能够博得后世众多人的喜爱，被频频改编为电影和歌剧，个中原因，固然有故事本身的精彩，情节设置的巧妙，但积极向上的结局大概也是一个关键。毕竟，当人们翻开小说集，除了随作者嬉笑怒骂之外，总还希望获得一点超脱无奈现状的安慰。而这也是诗意现实主义者的共识，一如另一位现实主义的德语文学大师冯塔纳所言：
“首先，我们这里所指的现实主义绝不是日常生活的赤裸裸的再现，更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苦难和阴暗面的赤裸裸的再现。这些东西本就是不言而喻的，还必须在艺术中确保他们的存在，这真是够可悲的了。……生活毕竟只是大理石采石场，提供无数件雕塑所需的原料。这些雕塑都酣睡其中，只有献身艺术者的双眼才能看取它们。”
凯勒在后期的创作中更加坚定了如此一种文学观。随着阅历加深，也随着瑞士走向民主体制，他对现实的描绘增添了更多光明的色彩，尖刻的讥刺让位于诙谐的嘲讽。这时候创作的系列小说在1877年结集为《苏黎世中篇小说集》
塞尔德维拉固然出自异国他乡高耸的中世纪围墙背后，但城中那些让人带着笑与泪观赏的故事，谁能说，它们与另一个时空的我们毫不相干呢？逝去一百二十多年的凯勒，他的梦想与现实，他的感怀与文字，谁能说，它们不会让我们也获得滋养，开始思考我们身边的塞尔德维拉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