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书评

关于禁书

其实10年那会知道有本书叫《甲骨文》，知道它没在大陆出版，一直想看，但是苦于找不到，前一阵子得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但却一直放在kindle里没有去读，想不到会在今天一口气把它读完。读之前有很多的猜想，关于禁书，总觉得是神秘的，书里面会不会到处充斥了煽动性的语言和各种恶意的攻击，心里是忐忑的。昨天去医院拔掉了智齿，一年之前的决定在昨天付诸了行动，借着这股子愣头劲，开始挑战这本《甲骨文》。 书里的确涉及了许多官媒里从没提过的话题。虽然对有些观点无法表示赞同，但是，这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或许这就是人们为什么那么想看禁书的原因吧。有些东西，没有报道出来的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而禁书也只是官方对其的一种自私的命名吧。

这就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不全书

这就是一本关于中国的百科不全书。我知道的他全知道，我不知道的他也知道。这个可以接受，因为我们接受信息的渠道不一样。我收到的是过滤了的，甚至是加工过的。但就算接收到同样的信息，作者看问题的角度，方法都是和我不同的。我嫉妒他。

何伟：好奇感不能丢

好奇感不能丢采访、撰文：钟 蓓　　　　摄影师拍了若干照片，有一张何伟（Peter Hessler）站在一排金属扶手后。他撇了撇嘴说：“像不像动物园里的猴？”可能直到今天，习惯做一个普通人的何伟都不习惯这样的礼遇：安排住星级酒店、接受一连串采访、像个名人一般到处演讲、雷动的掌声后，读者排着长队一一等他签名…… 他似乎只有接受的份，因为这也是种经历，说不定哪天他就把这段日子的所见所闻写进书里——某年某月某一天，我像个关在栅栏里的……　　　　随着《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很多中国记者、中国作家发觉自己对这片土地的了解都比不上一位在中国呆了只有10年的美国人何伟。10年时间，这是他写的第三本当代中国的书。前两本书分别是《江城》（River Town）和《甲骨文》（Oracle Bone）。而《江城》的中译本，早就在互联网上被人广为传阅。　　　　何伟一边用电脑演示着他拍的照片，一边从塑料袋里，掏出一截钢丝，把它在胸前比划了几下。他说，这个小东西能让女人们看上去更美。几年前，何伟去浙江温州附近的丽水市采访，这截钢丝是一家加工女性内支架的小工厂留给他的纪念品。和这截钢丝有关的故事被他写进了《寻路中国》，由钢丝延伸出的是中国东南部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它见证了中国人由农业到工业再到商业，从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这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生的最重要变化。　　　　“《寻路中国》是我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像前两本书一样，它研究中国的核心议题，但并不是通过解读著名的政治或文化人物来实现这个目的，也不做宏观的大而无当的分析。我相信，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我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我不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我也睁大眼睛，看他们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何伟说。　　　　激动人心的是变化，尤其中国的改变是一日千里。此时，何伟最想回四川涪陵看看，不知道那儿是不是像《寻路中国》中文版的封面一样，道路旁原本空无的土地种上了树，地里长满了草，木头交警从右挪到了左。当年的同事李雪顺如今成了大学教授，也是这本书《寻路中国》的译者。　　　　为他修个网球场　　　　这是次漫长的旅程。　　　　16岁时，何伟下决心成为作家。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又碰上个教创意写作的好老师约翰·迈克菲（John McPhee）。研究生毕业后，写作几乎成了何伟唯一想做的事。　　　　1996年，何伟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前往四川涪陵支教。李雪顺说，当时学校很照顾何伟和另一位美国志愿者，要不就给他们买台洗衣机，或者安部电话，甚至一度要为两位国际友人修个网球场！　　　　如何伟所愿，网球场终于没建起来。他和校外餐馆老板倒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雪顺说，“他们可以什么都不顾忌，但是我们不能。1996年的涪陵，还比较闭塞，学校要求我们和外籍教师打交道注意距离。”　　　　支教其间，为报纸写文章。时隔多年，何伟已经不太认可新闻写作的方式。但当初自己的文章能在报纸上刊登，“这是件大事”。有天赋者不满足文字只刊登在新闻纸上，他要写的是能印刷成册的书！“和平队”的工作结束后几个月，何伟写出了《江城》。当时，他连合同都没有，硬生生地寄给若干出版社，好几位的回复是：“你写得不错，但可能美国读者们没兴趣。”　　　　若干次碰壁，终于有出版社肯出何伟的第一本书。　　　　万恶的截稿日　　　　如今何伟无需再为什么刊发稿件发愁，现在他主要为《纽约客》贡献长篇特写。一年中，他需要写五、六篇，其余的时间都贡献给写书。可是对一个自我要求严格，甚至是苛求的作者来说，时间并不多。　　　　《甲骨文》“后记”中有一个细节：何伟在北京的菊儿胡同住，百无聊赖时会想象自己变卖租来房间内的所有家当，在胡同收破烂的吆喝声中，把家电和书报换成真金白银。最后的结果是他卖掉了至少是《甲骨文》第10次修改的手稿，价值50美分。写出这本500页（英文版）的书之前，他做了至少七八百页的笔记！　　　　为把一个故事写好，何伟能做到不厌其烦。比如他会在北京三岔的土房子里住上几个月；在四川涪陵支教两年；两年内往返浙江丽水市的工厂若干次……他说，投入的时间越多，知道的信息越多，写出的故事越有趣。　　　何伟在《纽约客》驻中国的继任者是欧逸文。和他的前任不同，欧逸文写的是中国知名艺术家、传媒女大亨，或是中国富豪……在他写下漂亮文字的同时，也有比何伟迅速的效率。　　　　“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截稿日’（deadline）。写完了，我会和他们说：‘嘿，我刚写了个东西，你看看，要是喜欢就登吧。’我特别讨厌截稿日。Evan（欧逸文）以前为报纸工作，有过训练，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我不行，我效率太低，做不到。”何伟说。　　　　这段时间，何伟一家正筹划去埃及，那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何伟说，他们一家打算呆上四、五年。　　　　　　MW=周末画报　　PH=何伟　　　　　　　　MW：《寻路中国》分三部分，第一、二部分讲的是魏子淇一家，第三部分讲的是发生在浙江丽水的故事。为什么书的结尾没有回到魏家人？　　PH：三岔村的特点在于当地人开始寻求改变。公路修好了，村里的人、城里的人来去比较容易。三岔村的人以前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现在开始进城做生意，或许因为当地的经济变了，人的思想也发生改变。中国现在很多人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我的书里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所以第三部分我写的是城市的故事。但即使是丽水市，几个主要人物也是从农村到丽水市的打工者。　　　　MW：浙江的发展比中国其他很多地方要好，你为什么没选一个更普通的中国城市？　　PH：是可以选择其他更普通的城市。不过当地人告诉我，丽水是“浙江的西藏”，而且我写的人多数不是本地的，他们来自安徽、湖北、贵州……所以选择丽水不是个大问题。　　　　MW：从第一本你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江城》（River Town）到第三本《寻路中国》，跨度10年，依然能感到你对中国强烈的好奇。这是编辑的结果？还是写作技法的效果？　　PH：这是因为中国特别复杂，新生事物很多。写《寻路中国》前，我采访的是浙江工厂的工人。去之前，我对他们没太多了解，他们让我有新鲜感；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大且复杂，我想我一生都会有好奇心在这里写作。并不是我写过了、看过了、了解了，就没了好奇心。10年前的中国和10年后的中国大不同，现在的中国简直是个新国家。　　　　MW：在《甲骨文》中，你写到自己卖废纸；在《寻路中国》中，你写到一条香烟的命运……平日生活里什么细节会被你记录？什么细节会被你放进书里？　　PH：采访时，事无巨细我都会记下，因为不知道写的时候会用到什么素材。我做的笔记特别多，比如《甲骨文》的笔记就有七、八百页。然后我慢慢回顾笔记，看到重要的信息、有意思的故事，不管是香烟，或是什么人说的话，我就放进文章里。有一次我去浙江采访，花了大约一周的时间。每天我都去工厂和工人、老板聊天，聊得多，他们告诉你的信息就多，看见的事物也多，做的笔记也多。当然写的时候比较难，因为需要选出哪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MW：怎么选择？　　PH：凭经验。16岁，我就开始学习写作，并决定当作家。大学时，我学的是英美文学和创造写作（Creative Writing）。那时候就有老师教我们怎么选素材，怎么描述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个人说的话哪些比较重要……　　　　MW：不久的将来，你打算去埃及。脱离了中国、埃及，让你回美国写作，你的好奇感还会有吗？　　PH：肯定有，这个我绝不能丢。有时候，作家年纪大了，写累了，可能就丢了。比如我的老师约翰?迈克菲（John McPhee），现在他已经80多岁，写过30多本书。他就说自己现在不是特喜欢出去采访。假如没了好奇感，应该去新的地方见新的人。我去埃及就有这个考虑，而且我认为去埃及对我今后的写作有好处。　　　　MW：5年、10年后还会回中国写作吗？　　PH：肯定会。我们一家打算在埃及住五、六年，之后再回中国。我太太是美籍华人，她也写作，她也特别爱中国。我们的孩子现在也在学汉语，他们是50%的中国人。　　　　MW：有的作者一生只写一个主题，比如给你的《甲骨文》写书评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　　PH：不一样吧。史景迁写的只关于中国历史，写法上有些像小说。他写得很漂亮，我看了很多。但史景迁不写与当代中国有关的内容，而且他常年在耶鲁，没在中国住。有一个专业固然好，但如果太专了，我觉得也没必要。他毕竟是汉学家，我是记者。对我来说，一辈子写的都是中国可能不是很好，我需要写一些其他内容。　　　　MW：那么《纽约时报》刊登的中国故事呢？　　PH：我和《纽约时报》记者的写作风格区别特别大，主要原因是他们写的是新闻。每年，他们要写很多文章，可能一年有六、七十篇，而我每年就写三、四篇。当然，每篇文章我投入的时间都比较多。　　　　MW：你能忍受新闻式写作吗？　　PH：从小我对新闻就不太感兴趣。一是觉得新闻写出来不太漂亮，不太好看，它们特别直率、简单。这当然是因为新闻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所以它们也不需要被写得太漂亮、有意思。假如写新闻的记者的创造性太多，他们的编辑也会不高兴。编辑要求记者简单告诉读者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我不是这样，如果我要讲一个故事，可能从这里开始，然后写到那儿，最后再回到这里。我觉得在中国，近十年来，新闻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很重要。因为当时有革命、战争，它们的结果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至关重要，但这个年代不是这样。　　我觉得很多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的影响并不太深远。比如北约轰炸、香港回归、“非典”……这些事情发生时，很多记者写了很多文章，但是过几个月，这些事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你去问个普通老百姓“非典”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很可能说对他没什么影响，最多就是8年前有一个月他不能出门。我认为这个年代并不是政治事件、新闻事件决定了人们的生活应该怎样，而是人们自己决定应该继续留在当地打工还是换个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个体，个体决定了自己该走哪一条路。　　当然这种情况以后也许有变化。比如说现在的埃及，新闻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政府改变了。以后中国或许会经历这样的情况也未可知。假如到时我回来，采用的写作方法会不同。所以针对不同的年代特点，有不同方法。但是，我觉得从1996年到现在，我用的观察方法是合适的——不关注新闻，重视普通个体、社区（communities）、村落、校园、工厂……　　　　MW：你如何把握局外人（outsider）和参与者（insider）的角色？　　PH：最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兼有。局外人的角色太多，可能对其中发生的事情不是很了解，参与者的角色太多，可能会不知道什么是有趣的。每本书的每一篇章，作者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有变化的。在《寻路中国》写到三岔的魏子淇一家时，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多一些。魏嘉生病时，我真心帮助他们一家。我和魏家人是朋友，我并不是记者。写温州工厂那一章时，我的状态介于局外人和参与者之间，虽然我去采访过很多次，我和他们的关系还不至于像和魏家人一样。写《江城》时，我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偏多，因为当时我在涪陵教书，孩子们是我的学生，老师们是我的同事。　　　　MW：角色不同看问题会有偏差。考虑到你的书都有英文版，西方读者容易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　　PH：我想我会在书里告诉读者我和本地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假如我没说明，这是错误。但是我说明了，读者可以判断我处于什么位置、角色。写《甲骨文》和《寻路中国》时，当地人都知道我是记者、作家，这个问题不复杂。但是写《江城》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那会儿我的身份是老师，不是记者，而且我在涪陵时，没想到自己会把这段经历写成书。当时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中国不是很感兴趣，写《江城》时，我甚至都没出版合同。写好了，我就直接寄给出版社看。好几家出版社都说，书写得不错，但我们觉得美国读者对你写的没兴趣。　　　　MW：动笔前，你研究写作主题吗？　　PH：看情况。去浙江前，我还没决定之后写文章还是写书。当时我想的就是浙江是个发展很快的地方，温州又是其中比较发达的，而且我有个从涪陵毕业的学生雪莉（Sherry）在温州，她能帮我在当地租车。我开车去了很多地方，在丽水，我认识了不少当地人，有工人、工厂老板，我想我会喜欢他们做的事。最后，就有了我的文章。去三岔，我也没做计划。当时，我就是想去北京的北边看看，到了三岔，觉得那儿真美啊。很偶然，又遇见魏子淇一家。　　　　MW：你的继任者欧逸文给《纽约客》写“中国来信”（Letters from China）栏目时，选择的是贾樟柯、胡舒立、张茵……他们都是中国名人。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　　PH：不同记者有不同的选择。　　　　MW：你为什么没选择写中国名人？　　PH：名人通常没什么时间。我去浙江的工厂采访，来来回回花了2年。但名人会说，你已经采访我了，为什么还要采？你还有什么问题？中国老百姓不同，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外很有趣，花时间和我聊天没问题。　　　　MW：你看过欧逸文的文章吗？　　PH：看过，挺好。我有我的方法，他有他的方法。总体来说《纽约客》刊登的文章比较有特点。我们写文章，不是由编辑决定。编辑问，你能写这个题材吗？如果我说自己没什么兴趣，他们也没办法。当然，也有他们对我想写的没兴趣。《纽约时报》不是这样，他们编辑的权力比较大，编辑会告诉记者需要写什么。就我个人来说，自己最看重的是写书，其次是为杂志写文章。拜托，这句话不要告诉编辑啊。　　　　MW：你来之前，欧逸文在UCCA做了场讲座。有观众问他，和何伟比较，谁写得好？他说是你。你怎么看呢？　　PH：他太谦虚了。　　写作不是竞赛，每个人各有特点，读者的口味也不尽相同，主要看个人喜好。比如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我就不是特喜欢他的作品。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想我不是很喜欢他的语言吧，虽然我承认他是很好的作家。　　　　MW：拉什迪拿过诺贝尔文学奖，欧逸文获过普利策奖，你的《甲骨文》被“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你心里有“奖”这个东西吗？　　PH：没有。对于报纸的记者，“奖”这个东西，比如普利策，特别重要。　　　　MW：为什么？　　PH：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方法提高他们的名气。（说得大家都乐了。）　　真的，真是这样。能入围图书奖当然好，但很多书没入围，读者也一样爱看，所以我个人不是很在意。报纸是比较看重奖的，杂志和书都不太重视。不信你可以问欧逸文，他的回答肯定也这样。不过他写得比我快多了，效率很高。我不行，写得很慢、费时间，所以也写得少。编辑们总问我，你都在干什么呢？　　　　MW：你拖稿严重吗？比如8月的截稿期，结果到了12月才交。　　PH：基本上我不会告诉编辑我要写什么，他们也就不会给我什么“截稿日”（deadline）。写完了，我会和他们说：“嘿，我刚写了个东西，你看看，要是喜欢就登吧。”我特别讨厌截稿日。Evan（欧逸文）以前为报纸工作，有过训练，他能在截稿日前完成工作。我不行，我效率太低，做不到。　　　　MW：你是科班出生，教写作课的老师也是名师。他们给予的专业训练对你的写作有多大帮助？　　PH：我在名校（普林斯顿和牛津）受的教育时间并不长，只有6年。我觉得上大学之前的经历也比较重要，比如我读公立高中时受到的教育，我小时候跟着社会学家父亲去采访的经历。另外，我去涪陵支教的经历也很重要，因为写作需要实践。　　　　MW：你怎么没写关于牛津的故事？　　PH：我写了很多日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写，可能我觉得牛津的故事对我意义不大吧。　　　　MW：是不是因为你们都说英语，导致你没什么兴趣？　　PH：可能因为当时我太年轻，没法写得很好。在涪陵，我的压力比较大，周围都是中国人，只有我和另一个外国人。多数时候，周围人不懂我们在说什么，这种情况下，我成长比较快。去涪陵前，我还不算是成年人，离开时，我认为自己是成年人了。另一个是观念问题。去牛津前，我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大家都说英语，而且我也是看过莎士比亚的啊。事实上，他们的文化和美国差别很大，英国不是一个很公开的社会。我甚至时常有挫败感。来中国前，我想这就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大家说汉语，我肯定不了解你们，所以我必须努力工作，而且使劲花时间了解你们。假如现在我回英国的话，我想我能写出东西，这是因为我成年了，成熟了。　　　　MW：粗略划分了一下，《江城》写的是中国人，《甲骨文》写的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寻路中国》写的是中国的现代化、经济发展。从几个大的领域来说，三本书都涵盖了，你还可能对中国其他什么领域感兴趣吗？　　PH：我想看中国的变化。特别想回涪陵看看，以后我可能会在那儿长住。　　　　MW：你和魏子淇一家还有联系吗？　　PH：我们经常通电话。魏嘉有时会在美国时间早晨6点给我打电话。现在他7年级了，长大了，很聪明，他学习成绩不错。他的变化肯定很大，声音都变了。　　　　MW：你的《寻路中国》出了简体中文字版后，魏子淇一家的生活都被暴露了，有人甚至按图索骥找他开的小饭馆。他们向你抱怨过吗？　　PH：我觉得这事我没法控制。如果大家都去他的饭馆，这倒是很好。（《寻路中国》的编辑张吉人插话：书在印刷前，何伟对我说要把第二章寄给魏子淇看。看后，魏子淇给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因为何伟也怕书的出版会给他带来困扰。）魏子淇和丽水的罗师傅他们不同，罗师傅一家都搬走了，但魏家的住处比较固定。我为《纽约客》写的文章、台湾繁体字版的书稿，都会先给他看看。　　　　MW：假如有一天你不当作家了，会做什么？来中国卖羊肉串吗？　　PH：对，我可以卖羊肉串。　　如果不当作家，我可能会去学校当老师。除了这两个职业，做其他的，没希望。我一辈子都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真正的老板。如果现在有，我肯定不是个好员工。我不太听话，而且从小就这样。小时候，老师常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不参加集体活动，只做自己的事。作家估计有这特点，比较强调个人主义。　　MW：你太太张彤禾（Leslie T. Chang）的写作方法和你一样吗？　　PH：差不多。她也是去了东莞很多次，花很多时间采访，关注的也是普通人。　　　MW：你们相互交流吗？　　PH：写的时候不交流，各自写。完成草稿后，我看她的，她看我的。　　　　MW：推荐几位同时代像你一样写中国的作者吧。　　PH：我觉得Evan（欧逸文）的文章挺有意思的。他写的都是长文，这很重要。我认为新闻不能把问题说透彻，最好还是写长文章。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的文章写得很好，以前他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他写过一本书叫《野草》（Wild Grass）。不过这本书有***的内容，出版不是很容易。但是除了***，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内容。　　　　MW：我记得你在《寻路中国》里提到，中国没有“社区”（community）的概念。　　PH：还是有的，但是有时比较弱。写《寻路中国》时，我觉得社区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去浙江看过，当地人几乎没有什么社区活动，基本上谈的都是生意。北京的情况好很多。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改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特别是有文化的，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段寒心的岁月

那段寒心的岁月摧残了多少人的心，摧残了多少文化，对于汉子的构造，我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方方正正的汉子寄托了从古至今几千年多少中国人的感情，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我们需要尊敬它。从一个老外的角度写下了中国激烈改革开放下社会的变迁，以及几十年前的文化洗礼对于中国的影响，深刻而且深邃。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读懂自己，读懂自己的历史。如果连自己的民族文化都否认的话，谈何进步，繁荣的只是外壳，每个人都是包装的急功近利的外壳，谈论的无趣的话，而精神却是空洞的。

每个字两美元

推荐这本书给我的朋友，在北京记者圈内以2逼著称，整日混迹于外国记者当中，尤其喜欢法国人。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何伟写了三本书，就这本在大陆不让出……你懂我的意思么？他没说错，如果算上后奥运时代的“奥运会”，这本书几乎涵盖了1949年以后所有重要的敏感词。但如果你想猎奇可能也会失望，至少我当时是抱着这种态度开始阅读，现在已经完全不那么想了。我对书里面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何伟说New Yorker给他的稿酬是每个词两美元左右，他每写一个充满修辞的长句就是一个星期的饭钱。他对此充满歉疚，因为那些在他看来不那么轻松的文章，经常和乱七八糟的广告并排出现在杂志页面上。说白了，这是个对中国没什么好奇的作者的记录。美国的平民子弟，不喜欢循规蹈矩，碰巧流落到我国历史悠久的榨菜之都，教书若干年，自由撰稿若干年，在报社干过剪报员，最繁忙的时候兼任三家媒体的“驻华首席代表”：办公室还是借的。他住在菊儿胡同，房东是个大傻逼，不给装电视也没空调。他没事儿情愿在雅宝路晃悠也不愿意回去。三月的时候他非要抽风出去野营，还专门找没人去过的断长城，满嘴沙子迷了路，恰巧赶上村委会选举。警察叔叔事后教育他：你没带护照，随便躺在文物古迹上，未经允许参观人家基层选举，数罪并罚……给你打个折吧，罚款50。《甲骨文》当中充斥着类似的细节，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些细节之所以无聊，甚至还有可能激起反感，无非因为它们“太真实”。有很多的美好，也有很多的别扭。想象一下，这些东西经由一个美国男人写出来，这个男人不在酒吧钓中国女人，也不会瞪着个眼夸张地说：“wellllllll, interestinggggggggg!”他的写作像短镜头，把行车路线两边的招牌插入车上美国记者的对话，或者一脸诚实的说：我在自己的国家起飞，降落在自己的故乡，接受安检，回想起中国人对911的兴奋，我感觉很不好。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种“客观的”声音，来把中国的事情告诉外国人，这种声音可以是斯诺，但也有可能变成某个不怀好意的敌人。在海外游历过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经历：想吵架，但最后只能以这么句话结尾——跟你们老外说不明白中国的事儿！是的，说不明白，原因或许真的是因为知识上或价值上的隔阂，但更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确说不清。1949年到现在，上帝只给了中国人六十多年的时间消化从天堂到地狱的双飞N日游，人民群众还没把昨天和今天的事儿消化清楚。也许真正的表达，注定是要以“无兴趣”为起点的，它仅仅是你谋生的手段，或者是你误打误撞的闪了腰的残酷青春在路上。其实你搞不明白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你搞不清的事自己，或者说你觉得沮丧的事情根源上是你自己。你他妈怎么就来了中国，来了之后怎么就找了那么间破房子，怎么就趴在微波炉边上剪报纸……理解的前提不是你掌握了某些精深的理论，每天跑到豆瓣上把屁大点儿事儿说成跟拉康德勒兹有关，理解是你曾经教过的女学生给你写信说她现在的老板是个色鬼。一切预设姿态的接近，都容易渲染出或者隐秘或者外露的姿态，一切宣称，都容易掩盖观察者本身的苍白。当称王称霸的大众传媒和“后-” “后-” “后-” “后-”学术界争论谁有可能理解他人的时候，一种日常的接近正日渐稀薄。因此某种不承认困惑和无兴趣的写作和描述足以让我们质疑：或许一切不以过日子为目的的书写都是臭装逼贩子……

写的真好

如果不是因为这本书,不知道有陈梦家这样一位甲骨文研究者与诗人,不知道上博的明代家具原来出于他与赵萝蕤的捐赠。这本书内容覆盖极广,比《江城》与《寻路中国》更有厚度。作为纪实类文体,把所看所听的记录下来,在这里能看到,已然是一种福气。

陈梦家最大感触

真相到底如何，如日中天的李学勤果真踩死陈梦家的吗，或者我们纯净的更相信他只是时代悲剧，而李也不过是执行悲剧的刀斧手而已，至少我在彼得.海斯勒的甲骨文多多少少看见李学勤那份时代无奈感。陈梦家的刻有寿字黄花梨椅子还陈列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有在上海去瞧瞧吧，上海博物馆是中国所有博物馆保存最好的，文革时期，李学勤也算牛了把博物馆的文物都贴上毛泽东语录横幅保护。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

有個同學跟我講，外國人都不太喜歡這個問題：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請問您是怎樣看待中國的呢？）這個問題，Peter也在書裡面講過，他說，中國人不怎麼喜歡談政治，不過蠻喜歡問外國人這個問題。我覺得，回答這個問題是一種技巧，反正是不能夠傷害我們中國同胞的自尊心，而又要恰如其分地繞到他們想要的答案上。相對起《江城》，本書的篇章結構更凌亂一點，當然這是跟作者發表文章的主題不同有關。喜歡Peter的文章，不是因為他如何寫中國，而是因為，他是以一種怎樣的視角看中國。他不是什麼著名的政治家，他不怎麼對政治的話題感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在這樣一個國度生活的芸芸眾生，以及這些人的思維、想法。這種視角觀察，一切都變得挺有趣的了。Peter教過的學生，仍舊與他保持書信聯繫，看似瑣碎的事情背後，藏了許多人的縮影。農村和城市之間的界限，改革開放以後的青年的態度，教育對農村地區和城鎮地區的影響，等等的問題，我不禁會想到教育平等的論點上，從威利舉報試題洩露這一事上，誰能不讚同他眼裡的教育問題呢？還有一部分是有關青銅器的，這些考古工作的挖掘，在考古學家看來是一種歷史的還原，而在當地一些政府官員看來，有是旅遊發展的跡象Peter追尋這些青銅器，北京四合院，對一個叫陳夢家的考古學者產生了興趣。這種興趣讓他一直找那個年代的人去了解他，但文革的歷史就像是鋪滿了污跡，洗不掉的，我們也只能夠從片言隻字中看看，在久遠的年代，這個叫陳夢家的男人，是怎樣地癡迷考古。還有就是波特拉的美國移民。關於身份認同方面，Peter本身也沒太大的感覺，他是來自一個美國鄉村，大學以後就去了中國工作生活，對於紐約一類的大城市，反而沒什麼歸屬感。而他的維族朋友，則是千方百計申請到美國的難民身份移民，一直在努力適應美國的生活。在這種點上，我覺得身份認同在他的立場看來是微弱的，他是一個維族人，美國政治難民，可是在國籍方面，我想連他本人也沒太大程度的界定——對中國的逃離，成了他籌謀已久的計劃。社會人文類的紀實文學，我平常不多看，偶爾看到一本喜歡的《江城》，就開始追其他同系列的書籍下去了。只緣身在此山中，從Peter的角度看中國，也許是另一種樂趣。據說這本書的中文版沒有正式在大陸出版，原因可想而知。或許我們不用像看待歷史那樣嚴肅，就這樣一本簡簡單單的紀實文學，中國改革開放前後的狀態，可見一斑吧。So,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a?由此至終，Peter也沒有正面回答我們這個問題，他只是記錄了他認識的一些人，一些中國人眼中的中國，以及外國。

重建的围城

最初想要读《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这本书，是缘于一位住在甘肃天水的朋友，因为同样爱好阅读，我们在网上认识，他偶尔托我从香港买一两原版图书邮寄给他。这是一个顺丰快递还没开通邮路的遥远的城市，也是三国后期名将姜维的故乡。我只能使用圆通或是EMS的陆运，一趟往往需时一周至半个月，这次也不例外。我能想象这本装在纸箱里的书，如何在铁路上颠簸，然后被粗鲁地扔上卡车，跋涉在尘土飞扬的山路上，从华灯璀璨的维多利亚港海滨送往万水千山之外的西北“小江南”，来到这位朋友的手上。巧合的是，他的名字也叫海滨。从一个海滨到另一个“海滨”，这本书从东南往西北，横跨了广袤的中国——一个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国度，恰恰也正是这一本书，启发了我如何去看如今中国社会的怪现状，同时又让我愈发不认识这个我从心底里称之为“祖国”的地方。如同不久之前看完堪称经典的电视剧《天与地》之后的感受，我又一次陷入了碎片式的思考中。不仅仅是《故事会》作者彼得•海斯勒是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闯荡多年，去过涪陵教英语，这段和农村孩子相处的经历，促使他写下了“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消失中的江城》，并且使用了自己的中文名字“何伟”——乍一听，这是个非常平淡的，谷歌一搜就有几十页结果的中国人名字，远不如他的先辈汤若望、南怀仁那般秀气。尔后他在《纽约客》杂志当剪报员，一方面他整理了很多中国报刊的新闻信息，一方面他不断去结识形形色色的中国朋友，这些见闻成为了《甲骨文》的素材。由此可见，何伟可谓是一个当代的蒲松龄，当年蒲松龄为了搜集民间的奇谈怪事，出资摆了个茶水摊，邀请南来北往的过路人喝茶，他所收的“茶位费”就是让这些人讲故事给他听，最后蒲松龄把五花八门的传说写成了脍炙人口的《聊斋志异》。而这本原名为“Oracle Bones：A Journey through Time in China”的书第一次由台湾的久周文化出版，翻译为“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让人有一种以为它是科幻小说的错觉。及后久周文化倒闭，这本书幸得同在台湾的八旗文化再度印刷才不至于绝版，但此时译名已经变成了“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这样看，是不是和“聊斋志异”有点异曲同工，笼罩着些鬼狐作祟的神秘感？也许这个新的译名不会让人联想到科幻，却解读为《周易》和《推背图》此等预测未来的神仙书。这样的故弄玄虚未必不是作者的原意，因为何伟本身是一个有点搞怪的美国大男孩，他的语言生动活泼，不时会开些善意的玩笑。虽然是厚厚的大部头，但这本书并不会让人感到艰深，就像在翻地摊上买来的《故事会》，看起来饶有趣味，有一天晚上我甚至躺在床上一直看到凌晨四五点，一点都不觉得困倦。事实上，何伟写的内容本就是一些稗官野史或是都市奇谭，不过这本书很像一瓶陈年老窖，入口相当香醇，让人欲罢不能，饮罢才觉得后劲十足，似乎每个片段都有值得回味之处。“文革”中瓦解的传统中国《甲骨文》这个书名来自本书的其中一根相对游离的情节线，说的是何伟对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抱有浓厚兴趣，进而在偶然的机遇下发现了一本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书籍，看完这本书后他很仰慕作者陈梦家，同时他很奇怪这样一位很有见地的学者为什么被美国的学者推崇备至，在中国国内却没有太多相关资料。后来他才得知，陈梦家早已死于“文革”之中。何伟那股刨根问底的劲头让人难以置信，他竟然为了弄清楚陈梦家的生平，他是怎样去世的，是自杀抑或他杀，死之前有些什么遭遇，而不惜走遍陈梦家从出生到离世所踏足过的地方，访谈了陈梦家的亲戚、朋友、同事甚至是陈梦家当年的学生——这个人曾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写信揭批自己的老师，现在他也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继续着陈梦家未竟的事业。最后，何伟很困惑，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有人说他被人打死，有人说他自杀，有人说他因为反对简体字方案被迫害，有人说他私生活不检点被批斗，但何伟总算了解了许多关于“文革”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一些故人的辞世，原本相当忌讳的“文革”题材逐渐有了些松动，两岸三地都涌现了不少专著，我在交大的时候甚至修过一门专门讲述“文革”的选修课。其中大部分的资料和论述都把重点放在“揭露”，例如被殴打致死致残的实际人数、党内派别的严峻斗争等等，如同鸿篇巨制的特效大片那样看得人触目惊心。然而，呈现在何伟笔下的“文革”，却像是一双强有力的魔爪，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狠狠地扭曲、折断。陈梦家穷毕生精力去研究的甲骨文，成了“文革”里亟待破除的“旧文化”，陈梦家和他的家人只能很努力地和越来越恶劣的处境搏击。有那么一刻我想到了《老人与海》里面的桑提亚哥，但是老渔夫就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仍不失优雅风度，哪怕最后沦为悲剧英雄，也足够动人。可是本该儒雅地在书斋里细细玩味拓片的陈梦家，却被人扯着头发在地上毒打，狼狈不堪。不要说捍卫他视若生命的“旧文化”，最后他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住。我开始想到，陈梦家与甲骨文，只是沧海一粟。“文革”时候的中国大陆，这样的魔爪就像疯狂生长的藤蔓一样遍地都是，它们扼杀了无数人的生命，也摧毁了这一代人所继承的整个传统中国。我不知道，“文革”和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屠相比，哪一个对于中国传统的创伤更大一些。然而，我很明显地发现，于香港、台湾，乃至新加坡和海外唐人街所保留的许多中国文化，也就是从“文革”开始在大陆绝迹的。举个例子说，明朝集“心学”大成者王阳明，曰“格物致知”，曰“知行合一”，曾是多少仁人志士的座右铭。“文革”飓风般袭来，谁还敢扯这两句半文不白的鬼话，要说“文革”光是破坏也不实，只不过继承的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张献忠屠成都此等“优良传统”罢了。而彼时的海峡对岸，钱穆等一代大师的门下则桃李芬芳。我觉得这些幸免于难的地方的华人，就像以色列被灭国之后流浪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息尚存地维系着自己民族的血脉。改革开放重建的新生中国让我们回到《甲骨文》这本书，除了探寻陈梦家生平之外，何伟的另一根线是记叙自己在中国各个城市的生活见闻。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深圳特区从无到有的年代——我们只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和唱遍大江南北的《春天的故事》里知道了这个城市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无数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昼夜不息地奋战，让一幢幢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却没有去翻过这幅锦绣的图景背后看看，那些从边远的山村来到深圳的人们又是如何伴随着深圳成长。何伟教过的许多学生都有和他保持通信的习惯，从一封封书信里他了解到这些走出学校的年轻男女的近况，一个叫Emily的女孩，他觉得她是班里最聪明的一个学生，一个人跑到了深圳，后来在一家台商开的工厂里当文秘。她和无数打工妹一样，有时候会遇到老板的性骚扰，但也交了疼爱她却平凡得很的男朋友。何伟去探望她的时候，深圳还处于划分“关内”和“关外”的时期，Emily平时都在荒凉的“关外”厂房上班，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到繁华的“关内”逛逛。进出关的地方有森严的戒备，这不仅仅是从地域上割裂了深圳这个城市的界限，也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心理防线。Emily告诉何伟，她们这些打工妹苦闷的时候都会听一个叫胡晓梅的DJ主持的节目，甚至打电话到节目里倾诉自己遇到的烦心事。何伟找到了这个DJ，得知胡晓梅原来也是从农村来到深圳打工，所以她习惯倾听这些迷惘的年轻人的心声，她就像农村大宅里等待这些孩子们回去的姐姐，朴素温柔。何伟又发现，在市区那些大厦里上班的白领对胡晓梅不顾一屑，因为他们认为缪冰才是“关内”文化的代表——缪冰是一个习惯化浓妆的女作家，写过一本叫《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书，在深圳的白领中风靡一时，里面无非是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后来当局认为有损特区形象把这本书禁了，但缪冰始终是被“关内”的人所认同的同类。直到现在，即使穿越深圳的边关已经不需要出示什么证件了，这堵无形的城墙还是牢牢地筑在人们心里。每次去深圳出差我都觉得这个城市让我觉得很昏眩，它好像是一夜之间从别处飘来的，浮浮的觉得如在云雾之上的踩不稳。那些栉比如鳞的建筑物，仿佛呼啸着扑来的无数飞虫，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地皮。迅速成型的深圳特区，也辐射到全国，何伟的其他学生，有的去到浙江，同样感受到社会的巨大变迁——新生中国的社会观念由此形成。“文革”后的社会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都相当贫瘠，改革开放曾带来一些西方民主杂音，但很快，贫富分化竟让社会大众的价值观迅速地统一——赚钱，花钱。半本《甲骨文》解读半桩D&G禁拍事件《甲骨文》里面还有一个关于新疆商人千方百计去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故事，但篇幅和题材所限，在此略去不提。昔日宋高祖赵匡胤笑称宰相赵普是“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灵机一动，也想以剔除这个新疆商人的故事之后余下的半本《甲骨文》来解读最近在香港闹得火热的D&G禁拍事件。这个风波起因是一名香港市民在尖沙咀广东道的D&G门店外拍摄，被保安阻止，他就愤然爆料给《苹果日报》，记者扛着相机到了D&G，果然被禁止往店里拍。记者不甘示弱，质问保安为什么不让他拍照，保安也不知道是不是情急之下乱说话，居然说了一句：“大陆人和游客可以拍，你不可以拍。”这成了接下来几周抗议活动的导火索。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网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围堵D&G拍摄行动，使这家店完全无法营业。不过，我注意到的是，相当一部分香港人把此次事件看作是对大陆人的宣战，认为D&G的行为无异是把香港的某个区域划为“大陆租界”，“港人与狗不得内进”云云。更有甚者，一家媒体的记者甚至写到，D&G禁止拍摄是为了保护在店内购物的内地官员。于是在后续的行动中，抗议者又是朝店里喊：“滚回大陆。”又是拿出一把人民币朝不让他们进去的门卫扬开，整个场面被烘托得好像非洲独立运动时对抗殖民主义者一样。至此，一件店员无礼对待顾客的事件居然演绎成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的大爆发，D&G这个品牌确实不赖，有人说它象征的是“党”（Dang）和“国家”（Guojia），也有人笑称是“大陆人”（Daluren）和“港人”（Gangren），反正是高度概括了此次事件的内涵。不得不说，这是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期望大陆和香港融合“欲速则不达”的恶果。据闻在某高官访问完香港之后，中央又拍脑袋想出了允许大陆人自驾进入香港的政策，若是这个政策得以落实，港人的对抗势必更加激烈。归根结底，正如水和油无法混合在一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也很难单凭地域上的圈在一起而消除隔阂，这和上文提到的深圳的“关内”和“关外”一样。而我一直认为，大陆社会的观念几乎无半点残存的传统文化，因为“文革”在大陆境内瓦解了整个传统中国，而新生中国的人们，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建立起一套新的价值系统。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里很清晰地看到整个推倒重建的过程，可惜从目前看来，我们建起来的观念，又一次把我们自己困在围城之中，使我们无论是在香港，抑或其他国家，都显得有点特殊的格格不入。至于香港人的社会，则是那些免于“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所承继的传统，掺和了多年来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影响所糅合而成的——虽统称“华人”，但和大陆人的社会，已无甚交集了。倘若可以，我希望也能找到一本如《甲骨文》至于中国大陆的讲述香港的书籍，去了解香港社会价值的来龙去脉，这样子，才能把D&G禁拍事件的另外一半解读出来。

從變動中國中尋找未來的可能

有趣的书名《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台北久周文化），作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通本书是他居住于北京、并旅行于中国各地的纪实报导。时间从一九九九到二○○二年。我想，生活在中国的每一個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理解正在变动中的中国。有时，觉得这场可谓中国「工业革命」的时期，与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疏离，但是，又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正是因为这场中国「工业革命」而被拉到上海与中国各地。《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一书，透过一位洋人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一幅现代中国「画像」。也许很片段，不同的人物与故事为我们拼出一些画面，就像「甲骨文」一样，在支离破碎的牛骨卜辞上，任凭后人解读与想象。但是，在作者努力提供他的「见微知着」下，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的中国，这使我们有踏实感。让我们不觉得自己踏在「未知」的发展中的中国土地上。此书，荣获200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非小说类的提名，但是，内容却如纪实小说。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把他的学生的境遇当作这一代中国年青人的例子，让我们深刻理解每一位离乡者的矛盾。重要是，在这写实的叙事中，让人对这一代的中国人萌生人文的关怀。这种关怀，并非起自因为我们过着「幸福」的日子而同情他们，相反地是，是因为他们如此真实的想在这变动过程中，改变自己命运的意志，而让我们深深感动。本书中，我喜欢作者提到的一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波拉特，感觉这一号人物像是作者虚构，用来隐喻变动中国的「奇异」。似若《百年孤寂》的奇幻人物，贯穿作者生活的实际。此外，本书编排，以安阳考古和现代中国为穿插。一边是因为现代化工程而不断被「发现」的商周古城，一边是因为现代化工程而被破坏的「胡同」与「中国大移民」（民工）。过去的正在被挖掘以重现于现代；现代的正在破坏过去，有一天，现代也会成为过去。中国集中考古力量在安阳，只为建立中国历史是一元，是发源于黄河的历史逻辑。然，现代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文明起源于多元。而在这快速变动的中国经济社会，将是南方还是北方主导中国未来文明的发展呢？p.s. 南方朔评论的好，此书足以让作者自此得以进入新一代美国「中国通」的行列；果若如此，我觉得，这对中美关系未来，是好的发展。

在纷乱的世界里寻找“真”

比起《寻路中国》，我更喜欢这本《甲骨文》。《寻路中国》展现了一个外国人视野中的中国，除去“何伟带魏嘉去北京治病，焦急的四处求助寻找干净的血源”这一段，让我感受到他内心的柔软，从而去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外。整本书中的这个“外国人”代表的更多的是“外国人”这个群体，而不特指何伟。何伟写出了我们熟视无暏的中国，和那种亲切的酸楚，却极少在书写中带有自己的标签，他习惯于呈现事实少加评论，自己悄悄隐于文字背后，导致我越少的看到“他”的存在便越多的以为也许每个严谨认真的观察者、记录者都可以拿出这样一部作品。阅读《甲骨文》我有了新的认识，很高兴的读到何伟的一些内心独白与观点，让我在交替呈现的历史与线索中逐渐看到一个清晰的他。最触动我的是何伟心中关于记者的“真”。他说在美国，记者的报道能促进社区的改变，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他说这是报业最高尚最让人颂扬的一面，可见也是他心目中的记者精神。可是很多外国记者总是关注某些富有戏剧性的事情，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那些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知道的却越少“。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不要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要怎样去认识中国？他说，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想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他这么想也是这么秉承的。总统来访、抗议游行、海南迫降，他在第一时间大街上询问普通人对事件的看法，却不满足于人们强烈的第一反应，他刨根问底，直到人们开始沉默，开始思考事件后面的种种。 他客观的讨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好些相同特性：实用主义、乐观、爱国。也毫不偏袒的一针见血其中的蹊跷：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只是偶然的机会，何伟慢慢的收集起关于陈梦家的一切，一位国人都不曾了解的故人。在试图为陈梦家拼出一副可以辩认的画像的同时，也让得以看到一些被遗忘的碎片，一些关系到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文字的事件。对于那些纷飞的年代，他并没有急于去下结论，细细的拼凑、与每一个曾在其中的人交流，最后他写下这样一段让我感动万分的文字：“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下来。”书写的意义之于他来说，也许就如他评论巫宁坤的那般：他的回忆录并不是畅销书，但他理顺了他的过去。对于任何作者而言，那就是写作的根本动机，特别是对那些遭遇了不幸的人们。写作可以模糊真相、困住在生的人，它可以具有破坏性，也可以具有创造性。但对意义的搜索，则有了一种超越一切瑕疵的尊严。The search for meaning had a dignity that transcended all of the flaws.也许，这才是何伟心中的“真”。

关于电子档《译后记》的笔记

读完了Peter Hessler的前两部寻路中国、江城之后，剩下的甲骨文自然是停留书单已久。然而出于某些原因，国内一直未能正式出版，无奈之下，居然找到了电子档。花去数月工夫，断断续续的读完这本书时已经是新的一年了。这本书实则是在江城和寻路中国两本书之间出版，还是熟悉的风格，不过字里行间已经能够感觉到相对江城，作者一点一滴的改变。读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只是想寻找一个第三方视角。而能够打动我的，却更多来自于他的诚意。对于本书的评价已经有了很多，其思维深度已远远超过自己的能力。而一篇短短的译后记，实在让我生出太多的感触，譬如改变思想、譬如林达、譬如刘瑜、譬如求同存异等等。记住了这个名叫译言的网站: pro.yeeyan.org/oraclebones<原文开始>最近生活变得极简单。一个人，一张书桌，对窗外灰褐色八角亭，亭外一株桃花，开如艳艳新阳，甚合适加州的好天气。每天乱涂鸦乱翻书——唯翻译是不敢乱翻的，正正经经地下笔；傍晚散步看深蓝天空，有微月一钓，渐渐盈成满月一轮，又逐渐消瘦下去。如此循环反复几回，33万字中文的译稿《甲骨文：徘徊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终于完成了，算是对自己和对所有关心此书的读者有个交代。</原文结束>译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可见一斑！<原文开始>至于译言，我感谢它在国内的环境和机制之下，给予了我的译文最大限度的发表空间。我开始译此书时，曾一度犹豫是发表在译言上，还是发表在自己的博客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译言。不为别的，只为它给我的尊重。33万字的译文，只有1300多字（内容与1989事件、新疆问题有关）经审核后删除，而且在仅有的要删改的两个章节中，网站编辑都专门在文后给我留言、做出解释。</原文结束>第一次听说“译言”这个平台，想必是属于翻译界的一个专业网站吧，不过从这些描述里，看到了早期豆瓣的影子，只可惜如今的豆瓣早已物是人非。<原文开始>再看简介，不由吃一惊：原作者何伟竟是个外国人。于是买来英文版的River Town来看，然后顺藤摸瓜，把“中国三部曲”的后两部也看了。 三部曲中，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国内目前都已经有了删节的中译本（《江城》、《寻路中国》。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Oracle Bones实则是一系列新闻纪实作品的合集，是何伟成为自由撰稿人及《纽约客》专栏作家后陆续发表的系列报道。</原文结束>何伟的中国三部曲，甲骨文这一本也是自己最后读完的，原因自然也是因为国内没有出版。不过，关于其他两本的删节，倒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文开始>在River Town这本书里，由于初来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参与者”的感觉非常强烈，你能从字里行间触摸到作者的思绪，似乎那个表面严肃、实则敏感、善良的年轻人，就怀揣着梦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后两部书，随着何伟越来越适应中国的生活，也越来越清晰写作的方向，“观察者”的身份日益凸显，作者本人也隐身在文字背后，只偶尔发出几句很有节制的评论。但这其实是符合新闻纪实作品的要求的。</原文结束>第三只眼的成长过程！<原文开始>坦白说，我并不觉得通过参与论坛或文后留言讨论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国的这种氛围之内），可以说服别人，改变别人的思想。95%的情况，都是各说各话，甚而从说理升级为人身攻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与每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验密切相关，我自认没有苏格拉底的本事，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思想改变过来（况且苏格拉底在他的时代不还是最终被杀掉了么）。</原文结束>深有同感，所谓的打嘴仗，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在各说各话：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原文开始>如若真要我对此说些什么，我想我大概会建议这位读者看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里头的四部书，里面用了详实的事例，仔细剖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运作方式，以及美国社会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也就是为追求新闻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些把爱国放在嘴边的热血青年，我也恳请他们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间的区别，知道自己到底爱的是什么，并把学者刘瑜写的《民主的细节》这种深入浅出剖析民主的书翻一翻。在法律的领域，我远没有林达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领域，我也远没有刘瑜老师看得透彻；因此与其自说自话浪费时间伤害感情，不如让我们求同存异多看些书吧（我就喜欢某个认为何伟的写作很糟糕的读者，他摆出了观点以后就介绍书给我看）。</原文结束>大爱这一段！<原文开始>我的处世哲学是，与其站在一种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或者秉承一种“非黑即白”的态度找人辩论，不如切切实实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这部书一点点地翻译出来。与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痛陈当今政府社会的堕落，不如提醒自己做个好人：我是学生便不要边说着国内学术体制的腐败边去抄袭论文；我是记者便不要边骂着媒体环境的不得自由边收着红包并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师便不要边痛斥国内教育制度的僵化、边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获取分数从而让我获取资历职称的一种东西……这些年来，为坚守原则吃过不少的苦头，但是值得。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会”这样的题外话里想说的一切了：在务实主义席卷一切的今天，但愿我们从自己做起，保持一丝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点做人的良心。</原文结束>记住了这位ID为x2zhao的译言网友，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现居美国。若有机会，真要多读读ta的文章。

杂记

浙江、四川、北京、深圳，不同的人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散乱、怪怪的。最吸引人的部分还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 和《寻路中国》比，这本有更多的情绪和“套话”在里面，有看着很像历史书上的话，也有典型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两本书对比着，能感到作者的改变呢。这是赚稿费的文章集么？敏感话题扎堆，不能在中国出版一点都不意外啊，有些部分很迎合国外对中国的“猎奇”需要，有意或者无意的。《寻》更有那种国人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平视“。Peter自己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谈给报纸和杂志写文章的区别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还是写他的学生的那些文章。911的那篇视角很有意思。没想到还能读到姜文啊。最讨厌照抄材料的部分。网上翻译的这版，错漏蛮多的，读起来不舒服。台湾。汉字改革。中美相似的比较。这些都很有意思。以及作者对于自己角色的思考。读到最后，觉得“甲骨文”这个题目倒意外合适，杂乱在一起的不同的故事也彼此有了联系。从甲骨文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倒蛮像中国的写意画的，看似随意的笔墨，勾画出磅礴的山水。通过一个外国人写的书而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想想也是件很奇妙的事，而它竟是真的。很佩服Peter能找到这么多的当事人。

甲骨的裂纹

一点介绍：《甲骨文》这本书不只是关于青铜器、甲骨文资料的挖掘，也记录了四川、北京、深圳、浙江……东西南北各个角落散落的故事，从中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窥见国内近年的变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呈现真实，是的，它最终因为很多敏感词而无法在大陆出版。与公知们带有情绪的报道不同，他让读者保留了观察者的冷静，节制地做出评价。而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从庞杂的信息与认知的颠覆，回归到最开始想要读这本书的初心，即对我们的文字，对我们文化、文明起源更多的认识。“这个文字体系能够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一些梳理与想法：【铁打的汉字 裂变的方言】汉字是一种表意的文字，与拉丁文理性逻辑的系统化创造不同，汉字符号非常之多，而汉字的书法有着画一样的美感，书法艺术对中国艺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字保持不变。”周朝 甲骨文秦汉 书同文唐宋 印刷术民国 白话文、汉字拉丁化建国后 起用简体字、拼音-----几个节点上下五千年，有人想要去追溯夏商周之前的中国，是否已经有文化的发展，文字是从甲骨开始渐渐成型，还是在之前就已经被刻画在没能被保存下来的一些材料上？不同风格的青铜器，散落在各地，被解释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无从获知铸造青铜器、篆刻甲骨文的人会否料到，他们对后世，对一些在当时毫不相干的地域的影响，是否料到当时专属于他们的祭祀礼器，后来会因为一些政治意图被挖掘出来，被强行赋予一些象征意义，或成为文明的标志。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文字体系稳定发展，但汉字表意不表音，使语言不能同步传播，方言林立。到近代封建王朝的覆灭，打开国门与国际接轨的渴望和谋求统一的政治理想，使得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汉字拉丁化盛行一时。四方的汉字险些被弃用，后来毛爷爷与斯大林交流，斯大林说一个伟大的国家需要自己的文字，最终汉字拉丁化变成了汉字简化，在我们使用了多年简体字之后，重新开始追溯繁体字的文化渊源与人文承载，真是不胜感慨。韩国在运用汉字近两千年之后，于15世纪出现自己的语言系统，于近代因政治原因禁止公开使用汉字，改掉汉城的名字，使用表音的韩文，又从现在开始重新重视起韩国文化千年历史中与汉字密不可分的部分。日本在汉字的基础上加入平假名片假名，从各种外来文化引进语言文字，以日本恭敬谦卑的性格，在语言文字中产生了多套敬语，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很多日本年轻人也无法全面了解。新加坡人在李光耀的带领与推行下，以“节省学习成本，紧跟华文发展主流”的理由，使用起与中国大陆相同的简体字，说出自中国南方移民过去的人并不熟悉的普通话。港澳台的同胞们如今尊繁体字为正体字，不知道有没有数据显示汉字简化对降低文盲率起到的作用。中国人几千年对中文的运用与创造，使中国文化中形成了一条生动的文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或许中文还会受到冲击，形成《三体》里描述的，中英结合的国际语言，但在去全球化迹象已经出现的今天及以后，中华大地土生土长源远流长的这种文字，也可能以其独特的魅力，获得更为繁荣的发展，成为不受其他语言文字影响的一股强大力量。

故事里的人

《甲骨文》首次以中文出版的时候，距离彼得海斯勒来到中国已经过去十六年了。读《江城》，读《寻路中国》，然后和彼得海斯勒的学生们一起长大。这些学生们从涪陵农村的小孩子，一直成为《甲骨文》里生活在中国不同城市，结了婚，当了爸爸或妈妈，还是依旧会和彼得写信、打电话以及约见面的成年人。到了今天，又是六年过去，青年往中年走去，我想彼得海斯勒的那些学生，终其一生都无法忘记这个曾经给他们打开世界另一个孔隙的外国老师。读《甲骨文》，像是一次毕业论文，或者是一次汇报表演。彼得海斯勒不只如《江城》一般写日常生活，也不只如《寻路中国》一样写行走经历，而是气势恢弘布局谋篇，埋下无数线索纵横延伸。不止是在一个地方，不止是遇见几个人，不止是讲一件事，一条导火索是甲骨的前世今生，兴致勃勃讲起到底乌龟的壳应该如何烧，甲骨与文字的关系，还有做考古调查的人们错综复杂的命运；一个线索是陈梦家，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在当年的中国考古界占据领军地位，却因为文革自杀而死，连名字都彻底消失在历史里的人，和他周围的人颠簸波折的人生；一个线索是波拉特（Polat），一个血肉鲜活的勇敢新疆商人，在911之前幸运地透过政治避难成为美国的公民，却在美国继续经历着挣扎和冲突的生活；一个线索是彼得海斯勒的学生们，威利和艾米莉，还有更多其他人，他跑到广东，跑到四川，跑到北京，跑到深圳，在很多很多年后，和他曾经的学生们再见面，好像一次次的回访。从来没有一个故事里，讲了这么多的故事。虽然整本书线索密布，构图严格精密，调查也极尽详实夸张，甚至跑到台湾只为和故事里一个边缘人物对证，但读的时候并不辛苦，好像在看一部极精彩的电影，这边看着主角甲的故事，分镜切换之间又盼望着之前电影里讲到过的乙。在彼得海斯勒的故事里提到的无数人物里，有几个人让我格外喜欢，有极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加兰博斯。他是个四国混血的学者，世界名校毕业，在交女朋友的过程里学会了很多门语言。我记得的关于他的细节，是他在匈牙利军队里服役，因为讨厌军营，假装自己患了疝气，甚至真的在军营做了危险的简易手术，只为得到28天的假期。之后他申请了很多个高校，但是申请错过了所有的截止日期，除了一个：加州伯克利带奖学金去往中国做考古学研究的项目。一个是王国维。彼得海斯勒似乎格外喜欢王国维的悼文，在整本《甲骨文》里重复地讲了两遍。在溥仪放弃皇宫之后的三年，王国维意识到清朝帝国的灭亡，于是就在颐和园里绝望地投湖自尽了。给他的悼文里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呈量愈宏，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个是姜文。彼得在写甲骨文的时候，有刚好在采访姜文，讲到《鬼子来了》和他的其他电影。在整个描述姜文的段落最后，姜文回答彼得的问题，讲，「就像抽烟一样，我离不开电影，就像我离不开烟一样」。彼得写道，「起初，我不太肯定他的意思：是对电影制作成瘾，亦或是一项被要求节制的必需物品，还是一个职业——这个职业通过名望或审查制度或骑马，注定最终要把他毁灭。但随后我注意到他的笑容：在他那张线条硬朗的脸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如此温柔的模样。他喜欢关于电影的所有。」一个是威利。这个被彼得海斯勒称作是他班上最聪明的学生的男生，高频率地出现在彼得的每一本书里，他爱英语，上课的时候坐在最后，一边听讲一边在课桌上摊开一本英文词典，十几年来每天傍晚坚持听美国之音，笔记本里记满了笔记，喜欢英文俚语，喜欢开玩笑。我一直都和彼得一样被他的driven感动，但最打动我的一个细节，是《甲骨文》里最后一次提到威利的时候：「2002年10月，威利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个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智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点25分于乐清出生，我太兴奋了 ；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十六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 ； 伊朗能否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威利成为真正的男人，关于女儿的日志和当时的历史并行交错发生。他们是活生生在人世遭逢过岁月的人，但也是彼得故事里的人。在人世遭逢他们彼此的岁月时，如加兰博斯，往往被他身边的人认为是荒诞任性的；如王国维，往往被认为是不切实际和过度狂热的；如姜文，往往被认为是不合时宜和格格不入的；如威利，往往被认为是固执到偏颇的。但是在彼得的故事里，你看到他们，你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一生在与你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展开，你不由自主敬畏他们。西谚里说，「我不会为我的信仰牺牲，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确的」。这看起来很保险，又符合常规逻辑，但似乎太过于实用主义了。在《甲骨文》的最后，彼得海斯勒说，「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

真正的历史

一气之下读完海斯勒的三本书，都是关于当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那些事情，其中不乏一些敏感的话题，看似琐碎，却是生动的。读的时候一直对自己说，慢一点吧，可是真的实在是慢不下来。此书的主线似是讲甲骨文考古等等相关的人和事，支线却串起了中国社会各层面、各时期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阅读时如同镜头般不停在主、支线跳跃，信息量巨大，纪录片一般。看似完整的挖掘甲骨文这个散失在时间之河中的历史的主线，其实更似在对照支线那些零敲碎打的故事。而那些碎片般的你我他的种种人生和经历，正如他的学生把自己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杂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历史书，有关于自己、也有关于世界的。“上一代人的人已经以某种方式获得了自身的安定。 无论如何，他们都得到了憩息，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一种平静。每次采访完一位老人以后，我返回到日常的世界——一座座一夜之城，一个个爆炸性的新闻，都拥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所有这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消逝。”——这段话让我回想起以前同祖辈们聊天后的感觉，果真是如此。或许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些艰难的时期。但是，“一个甲骨文学者曾经说过：那些是音符。我们必须自己谱出歌曲。”——我喜欢这最后一句话。作者说他“追查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那一代人一直在流浪——他们要逃离战争、饥荒和政治，他们尝试着调和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失败了，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尊严，而他们的一点理想主义火花则以某种方式幸存了下来。我在艾米莉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尽管身处这个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的时代，他们仍然在乎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所以，这本书其实也不只是关于历史和回忆，也是关于“希望”的。也许是一些名家的纪实摄影看多了，读海斯勒的书，明显地感受到纪实摄影里常说的“人文关怀”，这不是一种能用“同情”、“关怀”等简单字眼来等同的情感，难以一言蔽之，但却是在他的书中读到的最大感受，悠悠而又淡淡地贯穿于整本书中。最后要说，作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社会的角度，也让人很受启发。（所读是“译言网”的版本，其中有极少量的删节。）

站在墙外看墙内

很奢侈地一口气读了50页，从173到222。173之前的几十个折痕，是8月份到今天我在家里上马桶的次数。离开马桶，我已经不会阅读了。读着海斯勒的【甲骨文】，我都不知道，我所处的现在和他书中的场景，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世界？艾米丽的打工生活，赵景心被拆迁的祖屋，就在我们的身边，比这更离谱的故事也每天都在上演，可是，你我都已经安之若素，就像上个月去国10年的朋友所说的，在我的脸上已经看到了体制的痕迹。墙内与墙外的生活迥然不同，当墙内的生活成为习惯，我们也就成了体制的一部分，就像申肖克的救赎一样。读【甲骨文】，也许算是一种抵抗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实在太脆弱了。我们可以对温州动车事件表达抗/议，在西城广场的水泥地上点上一根白色蜡烛，可以对钱/云会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愤慨。但是，仅此而已。于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好调侃，借助一些流行的段子自嘲或揶揄，“少壮不努力，一生在内地”，“在大陆，喝三鹿。。。。。”，等等。自嘲和揶揄，变成了我们自我救赎的手段，不如此，天朝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前天，几个朋友聚会，又有一位办理了香港居留的手续，600万投资香港政府基金，7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已经开始安排后事了。两天后，我们要举办一个由基金LP参加的联谊会，不知道和他们讲些什么，我不能过于表露对现状的失望，对于一个基金管理者而言，对未来的乐观是他职业的基本禀赋，没有对将来的期许谈何投资，投资的所有前提都是基于未来的价值，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内心的悲观何时会以黑天鹅的方式出现。尽管，就算出现了黑天鹅事件，我认为，也是这个社会走向美好所必须承受的。抛开了职业的要求，我内心其实是深切地期盼着黑天鹅事件的。“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倒退，有朝一日终将成为仅仅是永远前进的节奏中的一种间歇”，用茨威格的话自勉一下吧。

A detail

读了何伟的三本书，这本是最后读到的，也是唯一没读完的一本我觉得作者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对中国当代社会 对中国人的观察与理解深度和敏锐时常让我咋舌他太聪明，聪明到知道如何引导中国人用中国人的方式来表达他不说明的意图比如书中的一个细节，写到1999年，有一天他在城里盯梢过后去雅宝路吃饭，后来对面坐了一个能吃超多饺子的拉三轮车的人，他故意问他今天是几号，对方说不知道之后，他又大声的问店家，得到回答后，拉三轮车的车夫用双手十指比了个十字，说“十周年庆”。我读到这段，对作者这样的细节描述惊诧不已但是我就禁不住想，在中国，能有几个三轮车夫会走进雅宝路上一个回民餐厅，特意要与餐厅里唯一的一个客人，还是个老外坐在面对面吃饭？答案是，应该是不会有。当然，这不是纪实文学，一定可以有加工。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再多想一下，这段描述背后的真相以及作者安排这个情节的意图又是什么呢？这本书里又有多少是这样可以安排出来的情节呢？于是这个梗，让我一下失了读下去的兴趣。

寻找陈梦家

寻找陈梦家西门媚/文这个题目对于一篇专栏其实太大了。陈梦家何许人？陈梦家生于1911年，是现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新月派主要诗人。他的青铜器研究等，至今仍是业界重要的成果，他对古文字的研究，让他明白文字的形成及发展规律，不可强制胡来，因此他一直反对自上而下的汉字简化运动。但学者的良心和坚守必然在当时遭来厄运，他在迫害之下，于1966年自缢，年仅55岁。他的妻子赵萝蕤也是优秀的学者，著名的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丈夫的自杀，给她带来沉重的打击，一度精神分裂。之后几十年，她克服疾病，又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经典翻译，我们现在读到的《荒原》、《草叶集》等等著作，都是她经心译注的。她于1998年病逝，享年86岁。这一对优秀的学人夫妇，经历了中国动荡的几十年，在不断的打击中，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但是，普通人很难知道这一切。我开始对他们有所了解，并逐渐感兴趣是因为一位中文名字叫何伟的美国人彼德•海勒斯。近两年，他有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大热起来，《行路中国》和《江城》。这两本书都是以美国人在中国的视角，写一座城市、一个乡村或者更广阔的变化。因为特殊的视角、细致敏锐的体验，这两本书十分热门。但却少有人能知道，他还有一部更优秀的作品未能引进大陆市场——《甲骨文》。《甲骨文》是一本更加成熟的作品，线索纷繁，呈现出复杂丰富的中国现实。一位离开家乡的四川学生、一位想去美国的新疆商人、一位保卫家园的北京老人……何伟非常擅于讲故事，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何伟一件件生动有趣地讲出来，忽然，读者就会发现，这些线头，因缘际汇，交织到另一件事情上面，何伟在寻找陈梦家。就如这本书呈现出的复杂现状，何伟在一次采访中，知道了甲骨文专家陈梦家，但所能得到的介绍十分有限，他便从各个方面，通过各种人物、线索，一步一步，揭开陈梦家生前的种种际遇，追寻他为什么被整，为什么自杀，如何自杀的，那些剽窃了他的成果的人现在的情况，直接和间接导致他死亡的人后来的命运。何伟在揭示这一切的时候，就像一部精彩的侦探大片。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最终汇聚到一个目标。一条条线索，展现的不止是一两位优秀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让你摸到了中国文化与现实的经脉。这本书，让我对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何伟讲到有一位在美的学者是陈梦家夫妇的朋友，他们取得了联系。我才第一次知道了翻译家巫宁坤，开始按图索骥，找到巫宁坤的自传《一滴泪》。在这本书中，我也找到了巫宁坤对陈梦家夫妇的描述。之后又阅读了一些与那些年代相关的书，也在字里行间找到这对夫妇的足迹。比如《我们仨》。在《甲骨文》之后，我也像何伟一样，开始了对他们的追踪探寻。只不过，何伟是从现实的人和事当中追寻，而我是从一本又一本的书里。虽然道路不同，寻找的过程不同，但追寻到的一些真相是相同的。这是何伟带给我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些对文中提到的事情的摘录

最近在读Peter Hessler写的《甲骨文 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记录一些有趣的东西吧：Peter Hessler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的最后一名剪报员。剪报员这个职业估计现在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十年以前的互联网还不够普及，即使对于新闻媒体（即便如华尔街日报）而言，仍需要靠人力对报纸杂志进行信息分类，筛选才能搜集到五花八门的信息。虽然在1999年google已经一岁了，但网络上的信息还远不够丰富，尤其是对于中文网络世界，一切还刚开始不久，所以还得有剪报员这么一个职位，从主流的平面媒体收集各式各样的信息。而在今天，单是我google reader订阅的blog里，未读文章数量就一直程几何级数的增加，而这其中大部分还是网友们的推荐，更不用说直接去google搜索新闻，当然，前提是要搜索合法的新闻，千万别去搜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孙中山的名言之一： 世界大同毛主席的名言之一： 解放人民小平同志的名言之一： 实事求是正如Hessler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顺着这样的道路走过来的，总之：理想主义无法救中国。1999年，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联盟的使馆。现在的胡Core是当时第一个站出来进行声明的高官，估计是为了不扩大影响，江Core没有最先站出来发言。书里面的主人翁之一是一位维吾尔族男性波拉特(Polat)， Hessler说这是全书里唯一一个化名，这个化名取得也很有意思，我立刻想到了那部很出名的电影--波拉特 ，顺带说一句，这部电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但我很喜欢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说法。如果他们还能拍一部什么“张三，李四，王麻子”的，我很感兴趣我们天朝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说不定他们也会争锋相对的拍一部”山姆大叔“，就像那XX白皮书一样...1982年时，书里另外一名主人翁的父亲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是他们生产队里最先拥有电视的家庭，他们全生产队的人都到他们家看TVB的霍元甲。 我是那一年出生的，我妈他们常给我说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她跟我爸在我睡了以后就跑去学校的食堂看射雕英雄传，结果那天没带钥匙无法开门，怎么喊我也喊不醒，最后从外面用竹竿申进家里把我戳醒了... 妈，你应该庆幸那个时候的我睡得跟死猪一样，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还没诞生，哈哈。Hessler引用了一老百姓的话：李鹏总理的字是很难看的。我不是攻击前国家领导人，不过以我欣赏书法的角度，那字确实很难看，我在宜宾的某个广场看到过一金光灿灿的版本...深圳关内，关外的由来：党和政府一开始在深圳划定经济特区时范围是有限的。范围内是特区，当然就有很多优惠的政策；范围外是非特区，当然就要按老规矩办事。因为特区有种种优势，人们自然而然就往特区跑，而特区内外有一堵城墙作区分，所以大家很形象的把两边称之为关内和关外。当然，这是Hessler的说法，我没有去过深圳，不知道是否属实，而且我所听说的关内关外的区别，现在主要是指治安和房价。现在大街上到处在卖的《参考消息》以前还是内部刊物。学校南门门口那家张记冒菜的老板最喜欢看的就是参考消息，我认为，虽然师出同门，但这份报纸跟八卦的环球时报比起，还是精彩很多...还有，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看的《半月谈 内部版》， 它比报摊上的一般的《半月谈》要精彩一万倍。我承认，当时我是以看故事会的心情看的它，虽然里面大多是很多可怜的人的可怜的事。不知道这份杂志现在还在继续没有。2001年的飞机撞击事件关于道歉的词语，美国大使馆最后使用的是very sorry.而中国外交部的版本是deep exoression of apology.New Yorker的翻译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社会，这本杂志都被都翻译为"纽约客"，但我们这儿叫--"纽约人"。引用一下原文，这是Hessler引用当时外交部某官员的话："我不管中国以外的人叫它什么名字，不管他们在美国的华人地区或其他地方是怎么叫的，它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中国人对于9.11的态度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关于姜文和他的"鬼子来了"稍微搜索了一下那个出名的广电总局的意见，我不太清楚是不是真的....相当于是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之父的周有光先生，现在有多少人知道他呢？他对汉语拼音和简体字运动的看法在Hessler笔下跟在官方公布的信息里有很大的差距，我无法得知哪一边更接近真实，但是现在两岸三地的文字问题确实存在。最后，Hessler的看法：中国人对文化和历史的信仰，就像美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一样。这个总结简直是太精彩了。

越读越有意思

看前面时，彼得海勒斯在北京教学生和他和认识的一些人的聊天等生活记录，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深意，只是觉得这可能是以外国人的角度来写中国目前的生活状态，用来给更多不能来中国的人做了解的。甚至我认为里面有些地方有失偏颇，有些事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他的行文语气是看不起中国的。可是慢慢读起来，读到考古开始 的部分，已经提出了我觉得颠覆传统的观点，比如汉字可能是西方传过来的等等，（虽然我还是不能认同，但是可能性毕竟是存在的）。在后面到了台湾去会一个考古的老者，说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事，这才是真正还原历史，历史是人嘴里的，不是书上的。目前看到姜文拍戏部分，还没看完。继续读

一次阅读艳遇——《甲骨文》

之前很早就读了何伟的《江城》，考完试开始读《甲骨文》，后来经历了大大小小一堆事而暂且放下，在回家的火车上终于看完了。作为《中国三部曲》中唯一被禁了好久的书，它一定有其独特之处。谈到甲骨文就不得不说《江城》。读《江城》时就很喜欢作者平淡细腻的叙事风格，"我从重庆坐慢船顺流来到涪陵。那是1996年八月末一个温暖清朗的夜晚——星星在扬子江上空闪烁，它们的光芒太微弱，无法倒映在漆黑的水面上。一辆从学校开出来的车沿着蜿蜒狭窄的街道把我们送到码头。城市从身后掠过，在星光下看上去模糊而陌生。"平淡直白，仿佛使人置身江边，迎面吹来徐徐的晚风，静谧又宁静。比起《江城》，《甲骨文》所涉及的面更广。主要有两条线。一是考古学家陈梦家等人的陈年往事，另一条则是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一些大事小事，如四合院的强拆、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南海飞机相撞事件、911事件、北京申奥成功、falun功抗议者的集会、之前涪陵学生的生活轨迹、夹缝中生存的维族人，以及一系列的敏感日期。在陈梦家这条线中，何伟通过访问与他相关的人的只言片语与回忆，不同的人对他的不同评价，与他有关的文字资料，那些信件、照片、当年报纸上的文章，努力为我们还原一个因为在50年代反对文字改革得罪毛泽东而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时自杀、著作没有一篇在国内得以发表却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的考古学家、著名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他的书，《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商周集录》，这本已经绝版的书甚至连书名都不是自己起的，甚至连他的署名都没有。“尽管没有署名，但这本书是谁写的，大都都心知肚明。”何伟在河南安阳的考古遗址上第一次接触到这本书，并且从这本书开始了调查：杨锡璋，当年为防止陈梦家自杀，受命看着陈梦家的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吉德伟，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甲骨文专家；高岛谦一，温哥华大学教授，甲骨文专家；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资深馆员；德范克，美国语言学教授；尹斌庸、王君，甚至百岁老人周有光；专程从香港转机到台湾采访石璋如；陈梦家的胞弟陈梦熊；陈梦家夫人赵萝蕤的胞弟赵景心；陈梦家的学生，当年曾撰文批判老师的李学勤。（李学勤曾主持1995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文革时发表文章，对自己老师陈梦家进行过尖锐的人身攻击）这些线索最终串在一起，使得陈梦家这个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远去、越来越斑驳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明了。他仿佛就在我眼前，伸手可及。很无奈，我对于陈梦家的了解，居然是来自一个美国人。何伟在采访梦家的弟弟梦熊时，这个老人家说“那是个可怕的时期，很多人都死了。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对梦家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梦家的诗歌，也不知道梦家的学问。他死了将近40年了。”不过我庆幸，自己好歹是知道了。这个人有理由被我们所记住。关于文字改革，当何伟采访周有光时得知，是斯大林保护了中国的汉字，也就是说，陈梦家对于汉字改革的反对，一文不值。然而真的是这样么。之前看《万历十五年》时，看到过这样一篇书评：“有可能是黄仁宇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也有可能这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历史人物的悲哀，看过这本书两天以后，再去回想，带给我的最大感触还是那些一心想要为国家进步，体制完善，穷尽一生的努力却最终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中变成尘埃的这些人。。。他们的遗憾痛苦，挣扎与宁死不屈，坚持与正气，良心与智慧，却又在这两千年来的星空里闪烁。。。个人之于历史，永远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如此，也要相信自己的坚持终会有价值，因为历史这条河太长，你会在黑暗中照亮的，也许是千百年后人的心。"另一条线，由各种敏感日期以及大大小小的事件组成。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时，他刚好在南京，目睹了南京的反美游行，到处都是人，空气中充满了口号，愤怒的学生们砸了麦当劳，砸了肯德基（不由得让我想起12年的砸日本车事件，看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怎么发展，愤青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那么的充满正义，那么的义愤填膺）何伟在北京雅宝路的一家穆斯林餐厅里遇到了麻烦：几个人聚过来质问他美国科技那么发达，怎么会搞错地点的事而炸了中国大使馆。这时一个维族人过来帮他解了围，这个维族人叫波拉特（当然是假名。在维语中是钢铁的意思）。89年过去，十年后，为了防止民众纪念6.4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便衣警察多了起来。然而并没有周年纪念。这个事件已经被人们有意无意的忘记了。或是被强制忘记了。在与北朝鲜一江之隔的江丹，他所住的旅馆里进了小偷。在揍了这个小偷之后，因为想到这个小偷可能是饥饿的朝鲜难民而心生愧疚。在99年的4月25，何伟在经过北海公园时目睹了超过5000多个人的集会。这场活动平静地结束后，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于是北京又多了个周年纪念日。在菊儿胡同里，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四合院就要被拆掉了。房子的主人82岁的赵老先生极力捍卫着他生活了47年的地方。（在这个四合院的一隅住着他的姐姐——赵露西。而赵露西竟是陈梦家的遗孀）赵老先生多次与政府进行诉讼、交涉，均未获得成功。所有的法律途径均失败后，四合院成为了历史。波拉特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身份，学习英语，并且做好了长期在美国生活的准备。后来他俩在美国相见，两人相视而笑，握手，就像在雅宝路一样。（波拉特走后，何伟就再没去过雅宝路了）。。。。。这一个个故事，共同构成了《甲骨文》。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何伟说：追查陈梦家的故事越久，在过去的回忆中搜寻越久，我就越欣赏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他们大部分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他们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不经意间，他们的理想主义火化延续了下来。我在艾米丽和威利这样的年轻人身上看到那股精神，不管他们身处的是一个如何过渡实用主义的年代，他们仍然在乎对错之分。这段话给我带来了丝丝安慰。最后，引用陈梦家遗孀，赵露西翻译几句诗：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生的统一者，所有这些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快地越过了这些，歌唱一件往事。

没有什么比纯粹的记录更具有说服力了

我最早看的一本是何伟的《寻路中国》，从内蒙再到浙江；接着是《江城》——我自以为比较熟悉的地方之一；再后来就是最近看的《甲骨文》。不得不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触比前两本要多。我们得到了什么这是一个网上译本，译者在后记里谈到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甲骨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时间上记录2000年后中国发展的点滴和他在国内遇到的人和事；另一个部分就是何伟对甲骨文的追根溯源，即从记录考古现场到访问各大考古学家。在第一个部分里，涉及了非常多的敏感词和事件，我一度不相信这本书竟然能在国内出版（事实证明确实没有出版）；在另一个对甲骨文的追寻和采访里，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学者致力于的中国文化。何伟和他的学生威廉都经常用笔记本记录一些句子，何伟也经常把别人说的话完完全全的客观展示出来。哪怕文字的阐述总是有角度的，但是这样的陈述方式让人觉得真实。现在已经是这本书出版10年后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又一次巨大的转变，他在《江城》里叙述的那个小县城也早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看完这本书，我感到十分悲哀的是，也许是我们从小教育的问题，看事情的角度总是显得十分单一和绝对，这只能说明我们知识的浅薄。何伟在中国采访了那么多人，行走了那么多地方，见证了中国香港澳门回归、修筑三峡大坝、申奥成功等等，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比我们这群井底之蛙多得多。他一直作为一个记录者默默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我相信他是十分爱中国，但却依然给不出很多我们坚定以为“是”的问题的答案。而这本书，也给我了更多的迷茫。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什么都懂，我们很了解中国。何伟看到的中国“然而一般人几乎不会对这些信徒表示同情，因为他们绝不会想到，这和他们自身与法律的关系会有什么联系。部分是文化上的原因：中国人从来没有很强的社区归属感；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和其他有直接联系的人。不过，缺乏一个理性的法律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只关心自己的问题。”“这个国家（美国）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如今，很多中国人奉行的似乎是两条‘不完整信念’：唯物主义、民族主义。”“过去，中国人对建筑学总是漠不关心。”“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她（陈文茜）继续说道：‘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欧洲那种民主的传统。第三世界领导人的基本理念是设计出一套宪法，而这个宪法可以让他们保住自己的权力。在美国，宪法要比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重要的多。台湾就不是这样。印度尼西亚就不是这样。菲律宾也不是这样。’”"在中国，当人们说起不甚愉快的过往时，往往都会兜着圈子说话。过去的故事零落的出现，就像一条链子掉在地上。听者必须要自己联想各个事件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有时叙述者会把最重要的细节完全遗漏。然而，如果一个中国人真正决定要畅所欲言，他的直接会让你大吃一惊。"“’如果你想要找到中国文字系统的起源，而为此搜寻自然的图景，我认为是错误的。’他说。‘你应该要找的是图案——那些抽象化的、经过编排的结构。在宗教领域内起作用的原始冲动，一样在文化领域内有效。如果你想要找到这种非人格化的例子，看看饕餮就行了。’很明显，中国人乐于用抽象的方法描绘重要的权力和人物。”个人思考最后我不得不说，我们也许不应该沉湎于悠久的历史和文字，而是多看看我们现在；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还太浅，至少何伟告诉我，除了中原文化，三星堆的文化是另一种悠久的文化；对于目前的我来说，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仍然显得异常空洞。也许中国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它敏感而自卑，迫切想得到世界的肯定，以至于太过于关注某些表面的东西而忽视了作为单独个体的自身，而且也许就像周围其实没那么多人care你一样，其实你也不用太在乎别人怎样care你的。

何伟很清醒，我们在流离

偏见何伟有个维族朋友polat，最开始在雅宝路做一些生意，换换美金，卖卖衣服。在他心中，美国是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国度，而中国却总是对维族人不公平。他费尽心思花了几万块人民币以政治避难的方式去了美国。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发生了“911”。这让本来就存在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变得更为严重，尤其是对穆斯林。在大陆的时候，polat可以将受到的一切不公平待遇推到汉族集权政府身上；在美国的时候，或许他会更真切的感受到生活的无奈。城墙如今的北京地铁二号线有很多以城门命名的地铁站，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宣武门，崇文门。不过也只是些名字给大家留一点念想。实体早就在文革之前就已经拆的七零八落，任凭梁思成吼破喉咙，太祖也只当他是书生之见。当然，这事不能全赖太祖。五四以降，学习欧美的思潮变得无比激进，全盘否定自身文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太祖和红党都不过只是这个大潮流下的产物。同是西学东渐，对比近邻日本，印度，我们做得真是差劲。假如我们把老北京留着，另选一个地方建都，就像日本的奈良，印度的德里，那将是多么美丽的一道风景。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这里只好引用一句太祖的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好啦。”关外何伟在涪陵师范学院任教时期的学生纷纷踏入社会，他保持着和他们的通信，并不时探访他们。从他们的瞳孔中，何伟看到了现代中国的面容：背井离乡地寻找工作，经济转型中的众生百态。在看这本书之前，我只听过深圳有关内，关外，但从来不知道这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直到看过《甲骨文》，很不好意思的是，这是从一个外国人的描述中了解自己的国家，这说起来多少有些令人尴尬。甲骨文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写一个叫chenmengjia的人，我无法确认他的名字，因为没有他的维基百科或者百度百科词条。作者访问了很多考古方面的权威，试图去探访关于他的故事，始终只能得到一些散乱的片段：殷商青铜器以及甲骨文权威；有一段与京剧名旦或上海电影演员的婚外情；1957年因为反对简化繁字体而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自杀身亡。这样的人或事在那个疯狂的时代有很多很多，多到我们只能漠然忽略。虽然何伟没有明说，我分明感受到他发出的惊叹和惋惜：一个民族怎么能够如此对待自己的本应引以为傲的财富？禁忌那场风波的十周年纪念日，在雅宝路的一家小饭馆，他问饭店老板今天是什么几月几号，老板双手的食指交叉，说：“十年了”。这是整本书最打动我的时刻。林肯说过：“你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你也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但是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些事，人们怎么可能忘记？在书中，类似的禁忌有很多，最可怕的是，这些事件我们都经历过，记得某一天整个电视如同坏了一样滚动播出“某某功”的新闻，都记得某天上午打开电视就看见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某个炎热的下午各个城市中抗议美国轰炸我大使馆的游行队伍。媒体《甲骨文》中的时间跨度包含了很多历史性的时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美南海飞机碰撞，中国申奥成功，美国“911”事件。每一次事件之后的国内媒体的反映都被这个供职于《华尔街日报》《纽约客》的作者原原本本的摊在国人面前，带着他自己的价值观，不经意地刺痛了我。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梁文道会反复提及”常识“：自说自话，却希望得到普遍的认同，这和方舟子有什么区别？我知道到的是我读完了这本500页，用英文写作的非虚构作品。我不知道的是：我正在见证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

阅读：冲突与妥协——从《甲骨文》里看中国

“观点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相信他站在中心，那扩散在他严重是必然的；但如果你从一个外面一步一步走进去，一个文化看起来将是截然不同的。”——摘自彼得-海斯勒《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拿到这本书是八月中了，离我去台湾交流学习已经整整一年了。一年前，在台湾清华大学的历史课堂上，张元先生重点推荐了这本书，我也从朋友那里借来翻阅了一下，第一印象只是觉得写作的角度很新颖，文字组织的很巧妙，至于内容和观点，反倒是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今年初，有一个在美国学习的同学重提到了这本书，说英文版的读着非常好，很多很深刻的东西。这本书没有在大陆出版，只好再重新托台湾的同学来大陆的时候捎来了一本。用暑假最后的时光，认真地读了一遍。从纠结到疑惑到不满到理解到释怀，阅读的过程是我很少遇到的能这么刺激我思考的体验，我觉得很有必要写点东西，为自己留下些怀念。读这样一本书其实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经历，由于它没有在大陆出版，所以我的第一个好奇的自然是为什么会不允许出版。从我小时候开始，父母就经常教育“注意自己的说话”。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国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过这样类似的训斥。我想这里的说话肯定不是单纯的礼貌用语的使用，而更多的是言谈的内容，这里面有一种共性的谨慎在里面，不管是潜意识里的，还是社会生活里的。书中的主人公是纷杂的，大约提及姓名的就在二三十人左右，南方朔先生和陈浩先生在开头的书评里，分别使用了“拼图”和“平民史诗”这样的词汇来概括这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自己很会说的话，很多我会做的事，很多在生活里见到了太多的事，而重要的是：他们说的话都没有很注意。我想，这可能是我不能看到这本书横排简体版的原因之一吧。一、写作与阅读对一本书的感受是从他的封面开始的。灰色的封面，黑色的人影，粗糙的街道，交织的缆线。《甲骨文》给我的第一反应是黯淡的，实重的。因为对它的内容有所了解，因为对它的观点也有所耳闻，所以在看之前我是做好了心理准备来接受一些我不会熟悉的观点的。书的编排可能费了很多的心思，正常的书写顺序被“古文物”这样的插入式专题打断，而且一直持续到底。这样一种将整体破碎开来的方法的确是像极了甲骨文所传达的古代讯息的支离和当今社会的一种流离状态。这点的确是很让人佩服。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不是一本游记，它更像是由一篇篇的新闻报道串联起来的新闻纪实，同时穿插上一些绵亘始终的人物线索，使书读起来更像是一本小说，而非是一本报道文学。书的第一主人公在我看来应该是文字。他不仅把“考古文物”这样的专题串联起来，更重要的是由文字而形成中国人共同的心理素质和和上升到信仰层面的民族文化。而全书的主题就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将这种串联与信仰的主体——人——组织起来，形成了这本杰出的著作。既然主人公是文字，我的思考也开始从文字入手。写作和阅读是一犁和牛的关系，单独起来两者都能当工具，也都是有创造性的，但只有两者真正结合起来的时候，人类的生产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写作和阅读毕竟是不同的，所以在写作或者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就经常会遇到一些言不达意或者不求甚解的情况。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关系是很重要的，读一本是书，你是站在一个听命令的角度，站在一个听汇报的角度，还是站在一个听辩论对手发言的角度，这对我们如何理解作者的本意，是很重要的。海斯勒在《考古文物H：文字》的最后提到作为新闻记者的写作是非常苦恼的。他说：“如果我要的只是当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当初待在研究所就好了。”新闻记者的苦恼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其职业写作的本能技巧，比如对重大事件的敏感度，比如确保事实数据的准确性，比如采访各种专家的观点和态度，这些对新闻记者写作的自由性和对人的关怀方面都是有限制的。海斯勒很幸运，他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他长时间地报道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他选择角度包括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他对自己提出问题，探寻答案。这都是使他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而非记者的主要原因。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真的娴熟于新闻报道。新闻记者的很多特点在他的文字里还是非常醒目的。我曾经读过一篇英语文章，里面提到了新闻报道中的那些“真实的谎言”。比如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可能得知今年的人均收入上涨了10%，然后记者的观点会鼓吹经济形势已经大好了。但事实是，收入上涨了百分之十，物价可能上涨了50%，这样的报道的确是提供了真实，但真实的可信度又有多少呢？记者会只从大量的材料中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如何辨别哪些是真实，那些是真实的谎言呢？无疑，海斯勒在尽量控制自己的这种写作本能，在很多的资料：比如老赵先生的谈论，比如奥运会的出租车司机的谈论，比如九一一后中国人反应的谈论，他都大量地引用原话而非截取片段。但作为一个读者尤其是大陆的读者来说，经常会发现本能性地寻找他遗漏的一些事实和资料。比如法轮功的描写，除了示威者和警察，我没有读到关于普通的中国人的态度和观点；比如关于波拉特的描写，是不是就这样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波拉特的一个朋友曾经说：“一半的维吾尔家庭的成员入过监狱。”这点我不知道，我也很好奇。如果作为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读者来说，我应该把这个当作事实呢，还是要对作者提出质疑？写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新闻记者的一项工作就是提供事实，而不发表观点。这里有一个悖论，如果你知道事实是存在问题的，你是要发表评论呢，还是保持沉默？海斯勒无疑选择了后者，他在这方面的确做的很好，作为一个专业的作家，他恪守了他的承诺，在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上下足了功夫。但作为一个读者来说，这点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要时刻提醒自己客观的态度，一方面不要盲目地被心底的中国认同而误导，另一方面我又要客观地看待作者为我提供的这些材料和他的目的。这就是写作和阅读的问题，偶尔牛会走斜了，但犁要把它稳住扭过来；有时候犁会歪了，牛要保证力气把它拉直了。两者不是在角力，而是为了真正能理解对方，感受对方。有些时候，我会经常感觉作者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可以感受他，试图理解他，而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是真的很奇特的。二、矛盾《甲骨文》的阅读让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理解一个文化？是站在这个文化的中心看好呢，还是从外面看更好？事实上，阅读开始的过程非常不愉快。我试图卸下所有的偏激，来了解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到底是怎样的。但结果却让我非常失望。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作者在南京经历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的示威游行。作者用极尽辛辣和嘲讽的笔触“客观”地描写了中国学生的示威和荒谬。这样一个事件，将作为美国人的作者和最直白的表达民族主义情节的中国人瞬间拉进了时空地漩涡。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外国人，或者台湾人和香港人，他们读到这一段是什么样的感想？“打倒美帝！”“不吃肯德基！”“不吃麦当劳！”这些口号看来可能是很荒诞很幼稚的，但就像后来作者在采访姜文时用的一个比喻——“把中国想象成一片田”，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使用，为什么会长出这样荒诞和幼稚的果实，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原因吗？随即，由这个事件引发出了本文的第一个主人公——波拉特。我有一个学国际关系的同学，对这个人物非常感兴趣，他觉得从他偷渡到美国的过程可以看出太多的法学的问题和漏洞。当然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一个维族人对中国有这么多的愤怒和偏见，这种愤怒是针对汉人的，还是针对共产党的，还是针对中国的？如果现在统治中国的是一个不同的政府，那么他们会不会还是保持这样的态度？然后我又在思考，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呢？这些问题一直非常纠结，直到我看到了文章的另一个板块《考古文物E：青铜头》。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要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而非是政治话语中的统一性。当然海斯勒并没有直接这样说明，而是用了访谈的方式，分别普林斯顿大学的青铜器研究教授、定居日本的考古学者、发现三星堆的农妇，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我觉得这一章是非常有趣的，从这里，我可能看到我上面那些问题答案的蛛丝马迹。历史真相的发现是需要解释的，文物出土是考古学家的工作，而解释文物是历史学家的责任。我们在看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总是习惯用些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比如徐朝龙，那位定居日本的考古学者，他有一个观点，认为政治权力把中国的考古学扭曲了，长期北方人的统治，自然对历史的描写会注重同源性和统一性。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看问题的时候，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权力中心到反权力中心。我们现在解释问题非常轻易地就将政府的作用负面化、妖魔化，认为有权力干涉的学术都是错误的。就中华文明的多源头来讲，中华文明的多源性是无需赘言的，但我们是不是就能忽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倾向呢？三星堆文明是高度发达的、可以与中原文明相媲美的，但历史的发展是不容假设的：三星堆文明消亡了，就目前所知的中华文明中，直接受到它影响的部分还是不可知的，而取代它的，正是中原文明在于长江流域文明的交流中的融合和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事实。由此我就想到了关于新疆问题的由来。维族到底有没有上面提到的那种极端呢？一提到汉人政府、一提到共产党政权，自然就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妖魔的观点和态度。这点是非常难表达的。作为一个汉人，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自然让我很难理解维族人的心理特征，但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人性的东西永远是共通的，我理解他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豪感，我同情他们在历史上收到的不公平待遇，我也明白他们不同的信仰而带来的误解。但他们能不能对中华文明有一个更理性、更明确的认识呢？历史造就一个民族，他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甚至风俗习惯都可能发生变化，但这个民族的的文化是不会变的。前者只是觉得我们是怎么做，而后者则是决定我们是什么。维族的问题是需要双方共同解决的，不是很多人跑到国外就能解决的。我也读到海斯勒的话，维族后裔在美国的三代后，就不会在认同原来的文化了。我觉得很悲伤，如果在中国，他可能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愤怒，但他仍是一个维吾尔人，他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他宁愿放弃。“中国人都是这幅德行！”波拉特在评价他的广东房东的时候说。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反倒有些坦然了，他离开中国是他的解脱，更是中国人的福气。海斯勒的学生们是我最感兴趣的人物。威利和艾米丽身上有太多我自己和身边人的身影，虽然我们出生在东部，虽然我没有那么辛苦。但同时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后的一代来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许多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升学、就业、婚姻、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对新生事物超强的适应能力。这些都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海斯勒在他们身上也的确是下足了心血。他们代表了另一种人，一种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底层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中国数亿移民中的一份子。这是一个流离的时代，而他们的存在正是为中国这个巨大的画板提供了流动的色彩。不管是外出打工还是教书，他们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转型中的中国带来的伤痛。他们从闭塞的西部来到开放的东部，来到一个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时代。各样的中国问题：政治腐败、官商勾结、道德败坏、民情冷漠，我可以想出无数的贬义词来形容这样一个时代，而那些寂寞的人要么寄情于忙碌的工作，要么寄情于一个电台虚拟的声音。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你不可否认，中国在进步，中国在发展，中国在变得更好。就像中国近代化转型初期一样，列强的侵略仅仅是一个伤痛的开始。你可能说我是典型的中国乐天派，但是我想中国即使现在再落后，也绝对要比唐宋发达；人们的生活即使在匮乏，也绝对要比清末丰富；人们的言论再受限，也绝对要比文革宽松。所以，当看到海斯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中国种种的落后、不文明、不人道的做法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他很幸运：他没有生活在古代，不用受到几个月帆船的颠簸，可以到处飞来飞去；他也没有生活在文革，连中国的大门都进不来。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这个国家在努力做得更好，虽然不会一步到位，但像我开头说的那样，我们愿意看见它谨慎地迈步每一步，为了做到更好，我们愿意等。观点很重要，读书的观点不仅仅是从作者的话里你能听出什么立场，什么态度，什么方法，更重要的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你能不能产生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不可否认，海斯勒给我的启发是大的。这本身有一种奇怪的思维在作祟，比如我总是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写，我总是在处处留心他有没有隐晦的观点和暗示。比如在描写玩中国武术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后，他突然加了一句：“该团（柏林奥运会的中国武术表演团，笔者注）还在希特勒面前表演过。”比如在叙述完中国太极拳的基本内容之后，他又说了一句：“太极拳比较接近法轮功，而非奥运。”这样的话在书中处处都是，而且与前后文比较也是非常突兀，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作者的补充说明，还是作者的观点态度？这样的阅读让我时刻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是和作者的矛盾，对他的观点产生质疑；另一方面是和自己的矛盾，我究竟有没有什么地方想错了，或者固定思维影响了我的思考。在这样的矛盾中，我完成了这本书的阅读。三、妥协真正开始让我对这本书真正的释怀是从波拉特移民美国后开始的。那是全书的第十二章《政治庇护》。其实如果你安静地读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章节，在全书中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折。在这一章里，海斯勒第一次对美国进行了直接描写，从美国的司法漏洞到糟糕的社会治安，从非法移民到中国餐馆，海斯勒的态度里充满了调侃和讽刺，但在林肯纪念堂的时候，海斯勒写了全书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场景：“纪念堂里的《盖茨堡宣言》刻在墙上：‘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献于人类生而平等的主张……’那些字句给人一种仿佛重读《圣经》一样的祥和感，就跟所有在了解意思前把它背起来的东西一样。我慢慢读，在固定押韵的句子后停顿：‘世界将不大会注意，也不会长久记得’，‘鞠躬尽瘁的奉献’——那天第一次，我得到一种平静。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读到这一段，我突然也感觉平静了。这是这个美国人为数不多的真情流露的时刻，没有了新闻记者的那种冷漠的客观和追求真相的执着，没有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各种观察和描写，没有了文化上的偏见和隔离，这一刻，我仿佛就站在海斯勒身边，跟他一起仰视着林肯的雕像，一种共通地语言和感情让我突然有些感动。如果你注意的话，这是二零零一年的元月，距九一一事件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从这一章开始，海斯勒的语气突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镜头更多地推向了一些自己不太熟悉的人：出租车司机、消费者协会的警察、著名的被禁的演员，这些人让他的写作有一种奇怪的平和。我可以听到更多的中国人的发声，而不是仅仅是他熟悉的他的维吾尔朋友和他在中国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声音里，我听到一种更客观、更理性、更中国式的思维方法和角度。你会发现，其实中国并不缺乏独立思考的声音和观点，也不缺乏民主的活力和激情。当海斯勒得知出租车司机老杨的女儿在新加坡读书时，他表现出了一种惊讶，认为一个普通人的孩子出国读书是很不可思议的。但这就是中国，你不只能看到你相看到的落后和黑暗，也有绝对出乎你意料的自信和乐观。而海斯勒的这种转变，我相信与九一一的关系是巨大的。作为一个当时正在读初中的学生来说，我依然记得当时中国人的反应和态度。可以这样说，这次事件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拍手称快的。这当然不是对死亡的冷漠和残忍，而更多的是对美国的愤怒和不满。其实中国人的民族情节并不是天生的，你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之前，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的民族情节是很冷淡的，尤其是大量的底层人民。但这种情节的调动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奔走和政府的教育外，外国的态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九八年到两千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僵硬的，大使馆、法轮功、撞击事件、贸易摩擦，先不考虑两国的利益因素，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形象不停地进行打击和排挤，这个时候，是中国人的民族情节最容易扭曲并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不是清朝的中国，可以随便让人欺负；中国也不是毛主席时代的中国，可以对反对者强势说不。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极力地压制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但这并不影响底层人民对美国的反感和愤怒。因为他们不用担心拿不到美国的签证，不用担心拿不到美国的庇护，他们在乎的只有中国人信仰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书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是雪莉，一个作者只有寥寥数笔的一个人物。在九一一事件后，作者和雪莉夫妇一起吃饭，期间他们的对话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中国家庭的态度和观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永远都是可怜、落后、教育程度低，他们不会知道温州在哪里，他们只知道那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已。雪莉和她的丈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工作，未来的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态度。那次事件后，他们同情爆炸中的遇难者，但是却对美国政府继续反对，他们没有那么强烈民族主义情节，却依然参加了网上的一个反美论坛，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于美国的态度紧张程度。但作为一个阅读者来说，我开始与作者妥协了。毕竟，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也缓和了。陈梦家是作者用心最多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个核心人物，因为他的存在，串起了文物和正常写作的断裂，他作为一个甲骨文学家，他身上有一种天然的符号特征：从甲骨文，到四合院，到旧家具；从云南到北京，到台湾，到美国；从民国到文革，到改革开放，到二十一世纪；从西南联大到留学美国，到文字改革，到断代工程。这个人物的存在可以串起整本书的写作线索。海斯勒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度和执着，将一段尘封几十年的往事一点一点地挖出地面，又像解读甲骨文一样一点一点地把他们拼凑成图，撰写成文。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居然去台湾拜见了石璋如先生，令人敬佩。陈梦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也许将来能记得的人会更少了，关于他的描写，是最让我没有意见的部分。文革是中国人永远的伤痛，也是非大陆人永远不会理解的伤痛。我在台湾的时候跟台湾的老师和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冷漠和傲慢的，为那种没有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我理应感谢国民党，保留了这样一块土地。文革的原因是很值得思索的。但就像海斯勒在追究陈梦家之死的原因中所遇到的人们的态度一样，绝大部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是不愿意再提的，他们宁愿把这一段从历史中，从记忆力抹去，写出《一滴泪》这样的著作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正视伤痛的勇气，更需要一种对个人的探究和对文化的反思。很遗憾，《一滴泪》里我没有看到这种深度，但《甲骨文》却在当事人欲言又止的矛盾中，让我体会到了这样一种反省。探寻今天中国的流离和变迁，文革是绕不过去的坎儿，如何认识它，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毕竟那些伤痛已经离我远去了，即使今天的社会仍然会很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民族的伤痛，但它却依然是一块没有痊愈的伤疤。这种反思，我寄予美好的愿望。也就在和作者一起寻访陈梦家的过程中，我逐渐地释怀了。海斯勒全书最精辟的评论就在比较中美两国文化的地方出现了。他说中国人对文化和历史的信仰，就像美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一样，中国人对未知事物有一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置身事外的客观和冷静，中国人的虚伪，中国人的无知，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中国人的务实，中国人的乐观，中国人的勤奋。这些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中国，不管你承不承认，他都在包裹着这十三亿的人口缓缓向前。个体的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个人觉醒并不代表着就是集体主义的消亡。最近的四川大地震，最近的奥运会，最近的政治体制改革，都会让人感受到集体主义下个人力量能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集体主义美学是人类众多文明和特色的一种，它的存在能够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就说明他是合适的，是有存在意义的。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独特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在这里，你能看到集体主义美学和一统思想占主流的汉文化，也可以看到云南少数民族自由浪漫的文化，你能看到西北狂野剽悍的游牧文化，也能看到江南精致儒家的文化。这里有大陆左翼文化占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也有香港带殖民地特色的法治社会，也有台湾独特的转型期的民主政治。这就是中国，这就是我的祖国。我眼中的海斯勒在此刻真正成为我心中的一个了不起的文化学者。回到我在矛盾一节提到的问题：到底应该怎样更好地理解一个文化？海斯勒仿佛给了我一个非常生动的范例，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他熟知中美两国的历史和社会，更重要的是，他来自民间，他从大量的普通人的身上寻找一个文化的共通性，而这种寻找，更是基于他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源于他勤于思考和执着追求的天性。我曾经专门去网上搜索了海斯勒的相片，那是一张算不上英俊的面孔，清瘦却充满力量、温柔却目光坚毅。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的人，见证了中国在流离时空里的变迁和社会进步，用一本著作串联起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虽然他的许多观点让我充满矛盾和不解，但海斯勒在书中表现出的伟大的人文关怀和谦卑与怜悯，依然让我肃然起敬，对这本书充满了喜爱之情。关于中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海斯勒读到那些充满智慧的句子所产生的认同之情一样，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认同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我对这个民族的前途充满了乐观和希望，“那是我的语言；这是我的家”。2008-9于济南

还是要谨慎些挑拣书中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描写的威利是多么做作的一个人，这么多明显刻意成分，不禁让我怀疑其他部分的一些内容的真实性了。没错，我们别忘了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书，他站在什么角度，美国一贯的世界警察的角色？还是一个无国界的自由人？都影响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或者即使点到即止的描述所想传达的信息是十分客观的，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主观刻意的成分（当然，看的是译言网网友翻译的版本，所以，译者也有主观思想带入其中的，本书也由于政治原因而没有在国内出版）。其实吧，有时候一些西方的价值观也不是可取的。我们也需要谨慎地挑拣它告诉我们的东西（挑拣其实也不能十分客观，也是主观的），而并非完全被它牵引着走。

为什么没人就这书情节人物展开讨论？

剧情本身是相当精彩豆瓣书评大多数都像一个个人在拉屎，各拉各的，自己拉的都是香的，而且很长，别人看来一无用处。先看作者，作者在《消失的江城》里是个自命未成年且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美国人，且是美国乡下人，在2个小城镇生活过后就离开美国了。他最初对中国的体认得自于对身边一草一木的观察，犹如婴儿看世界，给我洞见惊人的感觉，也有出于无知的对长城的吐槽。《甲骨文》中国历史知识暴涨，《寻路中国》再谈长城完全不吐槽了，书袋子狂抖。除了写作生活要求很低，工资低住得差，即使在华盛顿也随便crash在新移民的狗窝里。他一定很少洗澡。剧情2条线，考古线挖掘出陈梦家这个人物后有悬疑剧破案的情节发展，出乎意料地精彩起来，不过除了赵老头没啥好谈的。时代线最有趣的2个人物，是维族这条线的波拉特和学生线的老师威利。之前对维族的认知完全空白，若展开有太多可以吐槽，归结起来，对维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对维族转向极端的种族对立和反共情绪表示理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虽然问题本质既非种族的也非意识形态的，但这里的矛盾本来就是情绪化的领域。在美国的东土共和国国庆纪念，有如忌日给一个死人上坟，伤感。威利老师是中国人里少数派，天生地自由，种种行为显示他敢想敢做，对911的反应和普通中国人截然相反，他是一个装着美国灵魂的中国躯壳。头脑灵活，试卷泄密的举报是最后的杰作。这样的人最终回到四川老婆孩子热炕头，令我惋惜，做老师也完全屈才。回过头说，至少在当今中国他可爱的灵魂能够保持完好。（威利在《江城》里喜欢用英语咸湿话问候何伟，我做学生时也喜欢讲些咸湿的话，以此抖些笑料。现在想来，应是天性喜爱自由的性格，在那种沉闷无趣窒息的体制下的不自觉的反弹。）中国人对于小团体如直系亲属外的他人的悲喜是麻木不仁的，有时这个团体可以缩小到小家庭乃至个人。即无公德，这不算何伟原创。赵家老头是个喜欢玩的人，和丧夫的妹妹谈不来，感情没有，甚至何伟想让他在他妹妹身后谈谈妹妹妹夫，他也是硬梆梆的回绝，令人默然。反过来他保护自己的祖屋又不遗余力，大谈文化遗产保护。赵老头至少爱自己。

古老文字里的新生中国

我在美国学校宿舍里熬夜看完这本书，完全罔顾后天的期末考试。看到一半时写杂记，恶毒地把作者称为彼得·海斯勒，因为想讽刺他即使再中国通，也没法成为真正的、彻头彻尾的“何伟”——没法百分之百以中国视角读懂中国。直到结尾，我一拍脑门骂自己傻：人家根本没打算以中国视角看中国，人家本意就是表达“美国之声”，来个旁观者清。鉴于他的乐观友好，还有那么点可爱的文化热情和新闻理想（据《三联生活周刊》，普林斯顿毕业生有超过40%入职华尔街，他能千里迢迢跑到个发展中国家的N线小城市教书，在笔杆子上跑路活命，实属不易），我还是把“何伟”的名号还给他，甚或再称一句：何老师。严肃地讲，何伟在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中表现出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一番富有同理心的态度，的确很打动人。时至今日我才完成三部曲；依个人看法，《江城》算不大系统的琐碎之作，《寻路中国》虽然成熟但过于四平八稳，主题亦不太引起我兴趣，唯有禁书一部《甲骨文》，给我最大震撼与启迪。作为中国本国公民，我感到惭愧，因为许多中国历史及社会现况，竟是这样一位美国人教授我的。书中几条主线交叉错杂：以陈梦家等为代表的研究甲骨文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以波拉特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商人及美国新移民，以及以威廉·杰弗逊·福斯特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县城出身的新一代打工者。这些故事之间，又交杂着中文字母化运动、陆肆、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911等大事件。何伟以“非主流”美国记者的身份，踏访全国，探究这个国度五千年的溯流，从甲骨文到新深圳，时光交错之感令人恍惚。故此，读这本书时，我时常感到晕晕然。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中国？是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的“十日无灾”，还是在经济特区疯狂增长的GDP？是文革时惨遭压迫的学者，还是换黑货币的少数民族商人？最后我想：都是。这都是这个古老又新生国度的不同侧面罢了。我为此感到幸运。能够生长在这样一个庞大而丰富复杂程度惊人的国家，无论许多侧面是好是坏，或许都算一种幸运。我得以更多地观察和思考，关于古代和现代的冲突、政治正确和社会现实的矛盾、文化和历史的互相交融与层层递进……人们都说现在的中国很浮躁，身处其中我也难免时常感到迷茫疑惑，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时常迷茫疑惑。但这未必不是好事，因为迷茫疑惑促使我们思考，跌跌撞撞的前进也是前进，伤痕累累的成长也是成长。可爱的何伟给《甲骨文》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尾：被过去动荡折磨的知识分子终由岁月沉淀获得了平静；远赴海外的商人在一叠交通罚单中探索出生活的新道路；尽管在这个国家，实用主义早已替代理想主义，年轻人依然保持正直和非正直的判断，并勇敢地选择前者。这个结尾无端让我想起《华氏451度》：人民堕落、文化衰亡，而在最后的黑暗中燃起一小簇火苗，远处城市轰然倒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始终笃信，绝望不是最深入人心的，绝望中的一丝希望才是最深入人心的。我抱有这样一种盲目乐观的判断：这个国家的过去终将由岁月沉淀获得平静，包括所有敏感事件，都成为史书里安宁的一页；而这个国家的现在，也将摸索出一条最好的道路，并沿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里有好多个有趣的故事

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到的中国，却比很多中国人更深刻。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大概要不就是过于愤青批判，要不就是选择无视隐藏的规则。这是个优秀的作者，很多生活化环境描写会让人有时光穿越的感觉，大概这是每个在那个时候生活过的人都能感知到的。有一处写的“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 , 读完真的会觉得自己离那个温暖躁动的时刻那么的近。真正好看的小说，或者说纪实文字，故事从来都讲得很好。或许这也是作者为什么选择从一个个人物出发，去描述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而且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阶级，所以不同阶级的读者都可以产生共鸣。比如他笔下描写的emily，那个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当下，却有自己独特想法，愿意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女生，就会让我这个即将踏入社会的女生心生敬意。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作者是懂得中国的，他其实已经融入了——菊儿胡同，是他在喧嚣都市中里的绿洲。他懂得很多中国人的从众，中庸，他也试图去理解中国发展路上必定会产生的一些不平等，不完善的因素。他愿意去倾听人们的故事，去理解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文化的人，哪怕他们的行为在他看来并不是正确。倾听人们的故事，收集好多人的人生，是一件多有趣的事情。哦对了，其实他很会用讽刺。不过对中国的一些讽刺手法，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却也并不过分。本身，当代中国就是这么矛盾，也有很多人，仍旧矛盾地生活在矛盾之中。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人，收集好多个有趣的故事。

不想停手

對於書中所描寫的中國境內發生的事情，我略有所聞，從報章，雜紙，布落格和口述中所知一二，這些零亂的片段經由這本書銜接起來，我遺落的事故也縫補起來。這本書，每個人都應該看看。

书里的话

4nicholas r Clifford, 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 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来得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但过去和历史不同。在中国的过去里，没有叙史只有故事南京明孝陵12中山陵：世界大同，解救人民，实事且求是，十三个字概括了二十世纪的理想主义趋势14 中国人民关心的，似乎只是南斯拉夫的问题（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独立）可能会鼓励台湾、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运动24维吾尔族800万人29 维吾尔族人是成吉思汗和其他中亚强权之间的斡旋人，其宗教常随着新的驻军而改变：萨满教、摩尼教、景教、佛教、回教30 1884清改名新疆。1920s 独立运动，自称维吾尔，百年没用的名字。1944 打败中国守军，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苏联密切联系，但苏联从未公开支持它，当谈判筹码。31 1949共产党邀请东突领袖到北京开会，他们到苏俄搭机但从此音讯全无。1980s石油天然气，汉人大量移入36中国历史就跟其他伟大的文化一样，是在牺牲了一些沉默的故事后写成的。37关于历史，一般人很自然会倾向挑选某个人物或事件，夸大其重要性，把它选进故事里54很少美国人收听voa。美国政府不准它在本土广播，担心任何政府资助的新闻来源，会让节目变成宣传工具。这听起来是典型的美国矛盾：创造了一个声音，但又防止自己的人民收听。65牢记学潮 民产民享72新义州比其他地方富，每天可以吃两餐73据估每年有七万北韩人逃到中国。77我是向北韩里面看，他们是向外卡看。中国观光客在北韩岸边来去匆匆，只因为这儿是他们可以展开国际之旅的最近一个地方。中国人到北韩比到香港容易。因为过江的中国人都会回来。韩战美军死了五万四千人，外国历史学家估计中国死伤90万，丹东博物馆写1万一千名105彭定康任内最后几年试图在香港建立民主改革，而一直被共产党政府刻意漠视。110自由撰稿的关键是，把自己跟你挂名的文章分开，从远距离来看，那很像一种突然晕倒的感觉，就像一个人正看着自己的身体倒在地上。128维吾尔文化一向有社会阶级之别。129阿富汗没有自由。那种回教跟共产党一样1980初，中国政府刻意鼓励回教在新疆的传布。政府希望宗教的成长能拔出骚动的种子。1985，维族抗议反对汉人移民，反对中国用新疆沙漠作为核子武器的实验场。1985后，严禁宗教活动。政府的鼓励与压抑造成的效果一样。回教基本主义派和毛泽东主义一样可怕。维吾尔族人只是被从这个宗教驱赶到另一个宗教130塔塔尔族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自己土地的民族。他们是二十世纪前半期逃出苏联边界的人的后裔，离开的主要原因是反对斯大林政权131我对这个城市在日历上行走的韵律比较熟悉了。北京的的时间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星期长到像是永久，有时为了迎接某个早晨，得花上几个月才能把一切都准备好。。。有些日子，共产党要纪念它；有些日子，共产党选择把它遗忘。有些日子，有些事情一定得发生；有些日子，则什么事也不要有。

甲骨上的文字可曾预言命运

何伟用自己的观察，在当下中国和历史之间编织起一张网。这网的结点是那刻在甲骨上的占卜预言——对于未来的判断。汉字把中国的历史穿了起来，然而，这些对后世的预言实现了吗。这些预言包含了哪些古老智慧和精神力量？看了这本书或许会有些答案。一个驻站中国的美国记者，怎么看待这个古老而飞速发展的国家，何伟在中国三部曲讲述了他所经历的故事。《江城》是以教师身份写外国人到中国的初步感受，明显带着不同文化印象的冲突。《甲骨文》是以记者的身份写变迁中的中国，记录的是现代中国与历史的纠结。《寻路中国》是以作家的身份写当下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讲那些被忽略的故事，告诉你大时代下小人物如何生存。《甲骨文》一书结构上很精巧，充分显示了作者的文学功底。作者尝试用几个中心人物作为线索进行推演，同时穿插以考古挖掘、老屋拆迁事件为自然转折段落。何伟还通过归入档案的关键词汇，以及刻在龟背上的甲骨文字做巧妙地文间跳跃。整本书读起来不会像其他两本略显冗长、拖沓。也因这样的叙述，本书文学色彩更浓，可读性也很强。和刚来时记录在中国的感受不同，一个被完全置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人开始更细致的观察这个国家，从记者职业出发，作者记录下高速发展的国家与历史的对抗。所以老屋拆迁和发掘甲骨其实是两个极为有意思的意向，一个是对历史的毁灭，用一片砖头盖住曾经。一个是重新发现，通过对历史的证明来重铸这个国家的辉煌，并为高速的发展带来自信。当然，回顾历史也会带来民族自豪并由此而生民族主义。这又可以成为成长中伟大帝国的精神支撑。何伟是从普通人来理解国家的。波拉特的命运，他学生的前途，赵老的房子，陈梦家的死因，一系列的故事是他对于中国判断的来源。不可避免的这些故事是个人化的，却细致而准确的反映了历史和当下。然而，个人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吗？申请到了政治避难的波拉特却没料到911事件；到浙江工作的学生却最终想着回家；赵老房子上溯至明，却仍难逃被拆；陈先生在美留学，却在49年后选择回到大陆，最终文革中自杀身亡。这些命运是自己掌控的结果，还是被时代所决定。文中的甲骨对于未来世界的判断能指出那些卑微个人的命运吗，或者国家的命运又是怎样。这是个有趣的话题，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尝试用烧裂的甲骨解释自己的命运，却仍未也根本找不到答案。只是他们之前还能通过甲骨找一个寄托，现在却无处安放，似乎只有迷茫和不确定。不过，好在甲骨文通过一系列的演变成为了今天的汉字，这是我们与历史的天然联系。中华文化未曾断根，回看甲骨或是解救之道。凝视过去，凝视内心，虔诚的相信那些预言；尽人事，听天命，遇灾难则小心以避，遇喜庆则谦卑以迎；敬天地，敬神明，卑微如蚁，却相互扶持、鼓励，这或许是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