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书评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历史悬案的本质在于答案的选择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历史悬案的本质在于答案的选择长达六十万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一册，拿在手里，它的沉重与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阅读起来，却让人爽心悦目。对于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我曾经有过专门的关注。手里正在写一本1946——1949年为时代背景的谍战小说《外滩血墙》，令我困惑的是，始终无法界定小说里的一名美国记者的自身定位，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搜集了许多关于中美关系的书，包括斯诺传记、密特朗传记、史沫特莱传记、白瑞德的文字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等。当然史迪威也曾是我的关注对象，但却没有对这本书进行深读。现在手里的这本书是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11月出版的新译本。略微查了一下资料，这本书初版于1971年，在中国影响深远，且早就有中文译本。大致有如下：《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陆增平、王祖通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年版。《蒋介石的外国高级参谋长》，姚凡立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奇怪的是，这本书没有署名原作者，只是标明了原书的出版单位：麦克米伦出版公司。《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汪溪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万里新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目前的中信版的译者，实际上就是新星出版社的译者，可见是新星出版社的旧版新印。在读秀查了一下这本书的反映，可以看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状况，就是台湾对这本书是恨之入骨，并且动用它的舆论力量，对这本书进行竭力的诋毁与攻击。比如，大陆商务印书馆在1973年翻印了梁敬錞《史迪威事件》中，即与这本书站在史迪威的立场上的论调唱了一个完全的对台戏。随即在读秀上又找到了台湾于1974年出版的著者为彭歌、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央日报》上的《自信与自知》一书，里面有专门一章对这本书进行了耸人听闻、上纲上线的斥责：“自由中国委员会的李艾华先生，告诉我们一段话；至少在我个人听来，不无意外之感。他说，在过去两三年间的美国社会中，对于自由中国伤害最大的，既非毛共的自我宣传，也不是左派同路人透过大众传播的摇旗呐喊，而是一个女人写的一本书。谈的虽是陈年旧事，但却发生了相当的现实影响。”这个女人写的书，就是这本书。可见台湾国民党方面对这本书的仇视程度。这本书对大陆的同类书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很多的中国作者所撰写的抗日史中，很多都抄自这本书。如解力夫的《罗斯福》里的史迪威章回，基本是这本书里的内容的节略版。现在学界基本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是非恩怨之间形成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本书自然是站在史迪威一边，贬损蒋介石的。但是，随着捧蒋热的一厢情愿思潮的暗流涌动，对史迪威的辱骂也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大陆从五十年代起，对史迪威的评价都比较正面。如1950年出版的《美国侵华史》中，对史迪威多有称颂。1951年出版的《学习辞典》里在史迪威的条目中，称赞他为美国进步派军人。1961年的《辞海试行本》里的史的条目里，却显得中性，没有任何的溢美之辞。最近读到的对史迪威大加指责的书，是《历史深处的民国3》一书，书中毫不隐讳地直指史迪威有性格缺陷。显然，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一陈词滥调高高地站在了胜利的峰巅，宣告自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书，实际上就是一种观点的胶着的产物。什么是历史真相？我想，一本好的历史书，它的好在于，你能够在书里读到相生相克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它把所有的矛盾冲突都尽情地展示出来，让你感到双方的立场与理由，那么，下一步，历史的“烛光斧影”背后的答案，就看你如何去选择了。我觉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的好处就在于，它把矛盾对立的双方的各种看法与观点，公布与交代出来，而最终你愿意选择那一种观点，就看你自己的判断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中最令人信服的地方，是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总以为西方人隔着一层看中国，但往往是外国人更能洞切中国人的病症所在。早在乾隆时期，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时，随行人员所记下的笔记中，给我们描写了一个穷困而落后的中国，还有对中国人的点滴看法，都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根本不是当前电视剧里光彩照人的古装戏里的变形的既往中国。晚清时的洋人的所见所观，对照《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一书中通过史迪威四次来到中国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现状，都打造的是一个同样的落后的中国形象，突出的印象，就是肮脏，疾病肆虐，乞丐成群，死尸遍地，现在有一些人在造梦式地编造一个三十年代“黄金时代”的光环，可是对照史迪威的眼光所见，根本是一种莫须有的意淫而已。书中对中国人的劣根性的分析，能够让我们感同深受，比如书中提到中国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很快活，这种感受，在乾隆时代的外国使节也印象深刻，当时的洋人觉得中国人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但在洋人面前，都有一种看笑话的快乐精神，书中还提到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以为能够影响洋人的自信心态，这种心态，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是还能经常看到？书中对中国社会的剖析，让这本书牵连着带给读者的是对它的叙述内容的信服。书中描摹出的一盘散沙的中国，让作者甚至违悖她所在的国度的自由精神，而不得不相信，对于这样的一个贫弱的国家，极权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书中写道：“中国的乱政与其说是由于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无效的统治。如果说权力会造成腐败，那么权力式微就会造成更多的腐败，因为这需要不断的政治交易、贿赂以及不妥协。”（P557）这一段论述，出自于一个美国女作者之口，我们能感到这里面没有包含着深刻的对历史的识力吗？没有蕴含着一种对当今世界热点问题背后实质的先见之明吗？看看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甚至包括也门最近的动荡不安，当下这些国家的乱政，根本不是“权力的专制”，而是因为“权力的失控”，一个失控的社会才是最为恐怖的。而史迪威面对的蒋介石治下的中国社会，他最强烈的愤懑之点，就是这是“乱政”。而乱政的原因，是因为“蒋的无效统治”。这才是更为可怕的。所以，《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91——1945》的好处就好在于，它提出了种种冲突矛盾，它能把矛盾淋漓尽致地倾倒而出，是这本书最为可贵与深刻的地方。下面略述书中涉及的矛盾：首先，从上面的延伸而来的，史迪威与蒋介石的权力之争。实际上，蒋介石更像是一个纸糊的领袖，整天干的就是捣浆糊，这本质的原因，是蒋介石从未对中国实行过有效的统治，甚至能够操纵的军队也只是那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的中央军。正如书中所说，他靠的权术，而权术能够施展，关键靠的是在所有的平衡对冲的力量中，自己是那一支占比最大的那一份。就像股份公司一样，他的股份甚至没有占到一半以上，他能做的，就是压制那些小股份，并且尽力地扼制它们，所以，史迪威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蒋介石如此不思进取，为什么会得过且过。一个美国人想努力去理解蒋介石的心理秘密，他得出的结论是，蒋介石听不到真话，他看到蒋的手下将领在他面前是噤若寒蝉，不敢发表任何真实的看法，下属在蒋的面前甚至吓得浑身是汗，都让史迪威相信，蒋一直受下属的蒙蔽。但实际上，蒋介石不至于如此受蒙蔽，有时候，蒋往往是需要蒙着头过日子，不愿正视现实，因为蒋能维持现实，恰恰是他对中国社会太过了解，太过清晰。乱政，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本身蒋所谓的统一中国，不过是一种糊弄，他可能希望自己在日后统治的时间里，能够一步步地收拾那些糊弄在一起的异已，但他没有那个时间，日本人便进来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并不是他的最大的敌人，那些身边的异已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蒋清醒地明白，日本人总有一天要被赶走，而身边的异已才是真正想取他首级的。书中美国人提及蒋的两大症结即乱政与失败，正是因为蒋的统治不能到位。既然蒋缺乏有效统治的力量，那么，当外来的日本人进攻的时候，他最大的考虑，不是如何抵挡日本人，而是使自己在这一对抗中，继续保持自己所占份额最大化。他宁愿让异已的力量，受损于日本人的攻击，只要自己的一份完好无损即可。史迪威一心一意地想训练中国军队，但蒋介石对任何超过他、能够控制他的军队都持警戒的态度。这正是他对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的不以为然的原因。蒋宁愿保持自己的积贫积弱的现状，他能做的就是挺过去。“熬”是蒋介石的最大的战略。这是与史迪威的根本分歧点。史迪威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早年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就曾经穿过战场火线，从军阀控制地盘经过无主之地跑到革命军那里，显现出他的胆略非凡。后来在缅甸前线，他也是跑到第一线，督促中国军队向前进攻，就像今日中国足球所呈现出来的一样，外聘教练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那些无法前推的球员，把球尽量靠近对方球门。从本质上，他笃信武力与进攻，而他一直做的，恰恰是是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要保持自己实力的平衡，这是最安全的，而史迪威承接着美国的全球战略，他必须在全局上有所作为，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史迪威临危受任，他当时所想的，仍是以进攻为防御，这自然与国军的指导方针大相径庭，第二次入缅作战时，史迪威仍然是秉承他的进攻战略，冒险轻进，几乎是孤注一掷。史迪威竭力推进的缅甸战役，反映了一个美国人的典型的思路与心态，有仇必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而相形之下，蒋介石难怪被史迪威赋予了过多的贬义词，即使共产党这一边，对蒋的比喻如用“赶驴上山”，都显现出对蒋的软弱无力的讥讽。与史迪威在缅甸的险胜相比，蒋介石在四个月内却丢城失地，重庆岌岌可危，这也是蒋介石越来越在国际上受到轻视的原因。不作为便没有位置，蒋介石受到了权力的恶性循环的影响，越是不作为，越是地位受限，回顾蒋的一生，他的忍辱负重的能力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在他的势力范围被压缩到内陆四省之后，竟然还能够毫无作为，连帮助他的人给予他的建议都可以置若罔闻，一意孤行，难怪蒋介石最后要导致民怨沸腾，落得落荒而逃的命运。其次，美中关系冲突。战争初期，美国颇希望中国拖住日本人，这也给了蒋介石一股恃宠而骄的资本，蒋介石深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在书中，我们看到的一个简单的思维就是，你要叫我抗日，就必须喂奶，这个奶，就是“援助物资”。这也成了全书中蒋介石最令人恶心的搞笑之处。明明是你自己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但却像小孩子耍脾气一样，你不给棒棒糖，我就不好好干。蒋介石甚至故意向日本投降相要挟，达到美国施以援助的目的。总之，蒋介石一心囤积居奇，这也是让史迪威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蒋获得援助，却不给非嫡系的抗日力量，而自己囤积的物资，却不用在战场上，留待日后内斗时补充实力。所以书中写到，1943年11月底，“一支美国战略情报部队发现有些军火藏在了距离桂林以东200英里的贵州境内的土山里。……这些东西都是几年来中央政府为了了应付华东危机而储存的。此时，桂林和柳州已经沦陷，日本已经在贵州四处搜索，而重庆已经在颤抖——可是这些军火还藏在那里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呢！”（P591）蒋介石犯这种低级错误已经不是一回了。日军进犯上海时，国军撤退之际，发现花巨资建造起来的坚固工事竟然无法找到钥匙。后来共产党军队，称蒋介石是最大的军火供应商，看似调侃，实际上蒋介石就是这么做的。蒋介石实际上与美国政府形成了一种争夺物资的博弈。史迪威手里有分配租借物资的权利，这是唯一可以施压逼迫蒋介石让出一点部队指挥权的砝码。史迪威后来也炉火纯青地看破了蒋介石眼中最看中什么，需要蒋介石就范的时候，便用租借物资吊一下胃口，而蒋介石对付美国人对他应该得到的利益之“奶”剥夺的时候，也是像小孩撒泼一样，以甩手不干相威胁。于是很奇怪的，租借物资成了蒋介石朝思暮想的东西，而战争的胜利不是他所关心的，反正有美国人在那边清除障碍。而追究蒋介石这种心态，恰恰是美国绥靖政策所遗下的恶果。——下面是我的引申的看法，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向日本提供物资，美国人也明白，投放在中国的炸弹，正是美国提供给日本的废钢铁。但当时的中国有苦难言，蒋介石一直隐忍不发，直到美国人挨揍了，比蒋介石更痛恨日本人了，蒋介石却放缓节奏，让你们美国人来尝尝当初坐山观虎斗的滋味。于是，这时候蒋介石施行的恰恰是美国当初大言不惭推行的绥靖政策，这也算是蒋介石投桃报李，对美国人的小小的报复。但史迪威自然无法理解，更无法承受。而蒋介石在这一过程中的“不作为”，最终是损害了蒋家的自身利益，最终更伤害的是中国的利益。书中写到：“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让步是出于考虑美国人的生命。……如果中国人在军事方面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让苏联人参战的必要性就会小一些。假如史迪威创建90个有战斗力的师的计划得以完成，那么也就不会有雅尔塔会议了。”（P623）显然，蒋的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只有让美国人看轻中国，不得不让利给苏联，蒋只能算是自食苦果。而美国在二战后继续支持蒋介石，在书中，我们看到这反映了美国政策的一种盲从与愚蠢。而这正是这本书在1971年发表时当时美国弥漫的一种社会思潮，所以台湾国民党方面敏感地意识到这本书对蒋介石的负面影响已经超过了共产党的宣传。而这本书出于揭示出蒋介石在二战整个棋局中的不作为，也导致了中国战场的力量效应得不到世界舆论的正视，使得我们今天在述说我们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付出的代价，仍然在西方主流舆论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孱弱。这本书伤害了蒋介石的形象，这是台湾国民党方面当年清醒地看到的，但是蒋介石当时还代表着中国，而最终变相地也伤害了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占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正是这本书在今天受到某些中国人反感的原因。但正如我在标题上所说的，作者提供了她的素材与申论，我们从什么立场上观看，决定着我们最终选择什么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作者提供了鲜活的正反两方面都通透的材料，足以使我们具备可以选择的各方面能够站得住脚的理由，这就是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吧。除此之外，书中还涉及到许多众多的两难矛盾。下面约略述之：三是美国与英国的矛盾。史迪威主要关注缅甸战事，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是他想报复当初在第一次入缅时的失利之仇，报仇行动，已经超过了一切。这也正是蒋介石对他不满的地方，但在史迪威的接下来的安排中，他希望把缅甸得胜之军，移到中国境内，展开他习惯性的进攻战略，可见，他必须有一个缅甸胜利，然后，他后续的胜利才能是他的锦上添花的目标。但实际上缅甸一战的危机重重，导致他训练的中国远征军已经深深地陷入到缅甸的热带丛林中。在缅甸之战中，中国实际上面临着世界棋局下美国与英国各怀鬼胎的复杂因素，缅甸原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英国人不希望中国人插足缅甸事务，而美国人却从世界新秩序的角度，实际上从新帝国主义的全盘角度考虑，希望挤走英国，扶正中国，重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范围。美国与英国的矛盾，正是老牌帝国主义与未来的新帝国之间的矛盾，中国夹在其中，身上还残留着半殖民地的阴影，身份可谓尴尬之至。严格地来说，蒋介石之所以对缅甸之战不感兴趣，正是中国所在立场对两个新旧帝国之间的微妙博弈的一种超然。四是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陈与史这两个人呈现出明显的对比，陈纳德信奉空战决胜，而史则坚定陆战决胜，两个派系，最终都纠结在援助物资上来。陈纳德吹嘘只要有物资，他就能够抵挡住日军的攻势，这一简便易行、武器至上的理论，对蒋介石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因为这不会伤筋到骨到蒋的政治体系与军事机构，但是，陈纳德在获得了由蒋背后支持的援助物资倾斜后，却发现牛皮吹炸，在日本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而欧战的经验也证明空战不足以阻挡敌人的进攻，即使当今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也必须配合飞机轰炸而派出地面部队。陈纳德与史迪威的矛盾，也由此日益尖锐化，并且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的怪圈，陈纳德指责他的失利是因为没有得到更多的物资援助，认为史迪威打通滇缅公路毫无用处，但实际上正是史迪威的努力，保障了物资的大量输入，正是在这种一叶障目的观察角度下，陈纳德与史迪威也展开了在中国的另一场空与地的火力拼搏。五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国的矛盾。在书中我们看到，进入抗日战争时的中国，尚是一个落后的半开化的中国。史迪威作为经过受过西方文化教育与熏陶的美国人，在这里感到的奇怪是必然的。传统文化有什么特征？为什么西方人感受到中国的腐败是那样的普遍？我想，有如下的中国人的传统特质：1、 中国人的贪利。贪小利，是中国人的传统，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贪小利在中国人群体中的普遍性。在国难当头、自身难保的时候，不影响贪字依然横行。驼峰运输的物品，大部分流入了黑市，这直接导致了用生命维持这个空中通道的美国飞行员的不满，“飞行员相信‘中国人’根本不是在打仗，而且黑市正在等待运给地面部队的货物……他们不愿意为了填满那些私人仓库而送命。（P454）对于在中国的普通美国人来说，“他们无法适应中国生活的极端困苦，也无法理解长期物资匮乏造成的贪污盛行。……他们开始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贪心、效率低下、靠不住、该死、爱偷东西、不可救药，都是一些磨磨蹭蹭的家伙。”（P457）这背后的原因，作者也作了分析，这显然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度挖掘：“史迪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历表明，国民党之所以统治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有别于家庭责任的公民职责观念，而曾经行使民政职责的满清官僚体系已被摧毁。”（P460）中国人只有单个的群体，而没有任何机构对他们进行国家与公民职责教育。这导致中国人四分五裂，而史迪威看到了中国普通人身上的活力，“但是中国人也有优点，他们并不缺乏良好士兵的素质，如勇气、耐力、主动性以及为国家着想（P512）”，正是这一点，史迪威为什么一直积极地进行着对中国士兵训练的使命，他显然看到了只要为中国的士兵身上灌输进一种力量，这些士兵显然是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动能。而实际上，正是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的韧性，后来在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将熊熊一窝”，正是这种状况的通俗表达。史迪威看到了蒋介石根本没有能力给中国人灌输一种理念，因此，他最后不得不期待能进行一场“手术刀”般的革命，而这正是同时期美国驻华人员的一种共同表达，只有切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中国人内在的亮色才能凸显出来。书中写道：“一个美国上尉在重庆待了半年以后这样说：“我真想休假一年，离开部队，在这个国家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P553）美国的领事郎顿在报告中也写道：“只有蒋介石的死亡或者成功的革命才能扭转当前的局势。”（P564）2、 中国人造假。书中提到，每一次战争失利，中国的报道上都宣扬成一次伟大的胜利，开初美国人也很配合这种宣传，但后来，随着宋美龄美国之行，逐渐有记者揭开了中国战争的真实状况以及前期渲染的骗局性质。之后，美国人通过越来越多的报道，看到了中国战场无所作为的实质，宋美龄日后的美国之行，再也不见了耀眼的光环。3、中国人无人性。书中提到罗斯福承认说，中国“仍然处于18世纪”。（P287）。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草菅人命。书中写到史迪威感受最深的是，是中国的军官对士兵的死亡熟视无睹，认为中国人多，死掉几个兵算不了什么事。士兵甚至不是死于战场，很多是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P318）。史迪威训练士兵的一个最基本的改善之处，是把士兵当成人，“他认为不能让那些还没有遭遇日本人就死去的士兵的父母‘骂我是敌人’。他“召来医疗队，慢慢地将他团里的死亡与生病率降低了60%—75%（P319）”书中提到，国民党政府将新兵送到史迪威的训练营里，为了节省衣服，让新兵赤裸登机，机上气温骤降，甚至士兵被冻死。这都反映出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对生命的漠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的确是一个外国人非常容易看到的。但是一个外国人长期对中国人的深度了解，会看到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与力量，书中写到：“中国人民有忍受乱政的‘巨大凝聚力’，而且文化的统一性要远比美国的久远和强大（P438）”。而事实上，史迪威在第二次缅甸战争时，他看到了经过训练过的中国人表现出的勇敢精神，相形之下，同时参加战斗的美国兵却表现出胆怯，中美素质比较在这里发生了某种意味深长的逆转，为此，史迪威感叹道：““美国兵害怕。真不敢相信。（P547）。实际上，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全程穿过18世纪到20世纪这漫长的岁月差距里中国所背负的重重负担，而直接接轨进20世纪，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跳跃。而在这种跳跃中，中国实现了跨两个世纪的精神与质量的提升。这就是中国的启蒙与救亡交织着的双重旋律，在相互拍打、相互纠结、相互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跟上了时代的节拍，站到了二十世纪的门槛前。而这本书，正让我们看到了这一进步的过程。六是美国总统与军方的矛盾。史迪威是缘自于陆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的幕后支持，才能维持在中国与蒋介石之间的较量，“军方在主导外交政策”，才给了史迪威一次次威逼蒋介石的支撑。而罗斯福总统并不满意于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经过多次的角逐与较量，史迪威被迫回国。七是共产党的矛盾。史迪威的一句玩笑话，成为日后他通共的证明，这句话是“这让我恨不得放下铁铲，到中国去跟着朱德扛枪去。”“跟其他人一样，史迪威的这种冲动代表了亲共产党倾向，而这只是他憎恶国民党的逆反心理罢了。”（P638）这使我们想到毛泽东的一件轶事。毛曾经在接见日本人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应该感谢日本人侵华，才使我们壮大起来。其实这话是一个胜利者的明显的调侃意味，但却在网络上纷争不息。同样，史迪威这话中同样有一种调侃的意味，但却使“极端左翼和右翼势力都紧紧抓住他在私信中的这句闲来之笔，并以此为基础营造了他的意识形态结构，试图证明他对延安的忠诚。”（P638）上面提到的梁敬錞《史迪威事件》一书，就直指史迪威有通共事实。作者在书中最令人富有咀嚼意味的地方，是作者的议论，这种议论里，站在高顶端的是超越派系、国度、党派之争的超然的人性化的议论，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透视着人类之间的纷争与角逐，比如书中在描写第二次入缅作战时，一路尸骨累累，作者感叹道：“在阴影笼罩下的缅甸高地上，战争之潮忽涨忽落，仿佛对人事毫无知觉。（P550）”，这仿佛使我们想到了中国人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美国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中国（读《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美国人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中国——读《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滁人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什么美国会支持国民党？美国当时派人到中国来指挥战斗，为何史迪威没有成功从蒋介石手中夺得指挥权？美国后来又为何不再支持国民党？这一个个问题，光看教科书显然无法获得满意的答案。《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也许可以解开人们心中的不少疑惑。该书的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36和1972年凭《八月炮火》与该书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她“偏爱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她的文字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前提下伴随着意味深长的议论和反思。”其作品深受大众读者和费正清等历史学家的推崇。写作该书，巴巴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巴巴拉本身是美国知识界精英，读大学时专攻历史与文学，曾是太平洋关系研究生的研究人员，又在《国家》杂志任过职，还在1935年亲自到过中国；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纽约从事实务的人中的自由派领袖；她的舅舅还是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她还获得了史迪威先生在1942-1944年间的战时日记和信件，这可是了解史迪威的第一手资料。史迪威被派到中国，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但这些都不重要。作为中国人，最希望了解的，是美国人，当然也包括史迪威是怎样看中国的。或者说，当我们了解到美国与史迪威眼中的中国印象，就能更好地从美国和史迪威身上获得某种宝贵的东西——在外国人眼中的优势，中国的各种弊端。如此，我们就能更好地反思，从而进行借鉴，获得更多前进的动力。实际上，史迪威与中国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他是个十足的中国通，他也许真能代表一大批美国人的观点。从该书所记叙的内容来看，史迪威眼中的中国并没有国人认为的那么糟糕。1911年，史迪威以游客身份来到中国上海，他眼中的黄包车，还有黄浦江上的舢板和小帆船，都是真正的东方文化；在征兵站看到的革命者的旗帜，他感觉那是“红底上有十二个锯齿的黑太阳”；中国的宗教，则主要目的似乎就是为了驱除那些要加害于他们的鬼怪；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周围都是野蛮人，所有自称国家为“中国”，外人如果要进来，就必须带上贡品，并且要叩头表示臣服……如此等等，都非常真实。而后来，他作为战争指挥官来到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他希望通过自己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他永远不会懂蒋介石的心思。或者说，中国人永远不需要外国人来主持国务，而史迪威先生，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和蒋介石的无数明争暗斗，就此拉开了序幕。中国，永远无法让史迪威真正明白；而我们，却可以从该书中非常详实的叙述中，从史迪威以及当时的美国政府、美国民众身上，明白我们国家的处境，窥见自己无数的劣根，当然，还有美国和史迪威永远弄不懂的民族精神。该书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历史著作，中国的战争背景、美国的历史背景，以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中国的实际情形，都有着非常典型的叙述，史迪威先生戎马一生，都在这种恢宏壮阔的背景下展开，读者能身临其境般走进那段烽火连天的历史里，横跨太平洋，站在美国和中国两个超级大国的视野下思索那段历史，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书中插入了不少当年的图片资料，这是历史的印记，这是珍贵无比的时间碎片。也许，透过史迪威、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的真实照片，聪明的读者又会有额外的收获呢。

一部生动的民国美中关系史

读完这本厚达650多页的厚重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我长吁了一口气。从那段历史里出来，感慨千万。那段历史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屈辱的，大部分中国人在外国列强的阴影下生活，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连所谓的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也是在夹缝中生存。一会儿要看日本人的脸孔，一会儿要看美国人的脸孔，一会儿要看苏联人的脸孔，而且政治对手共产党也不好对付。现在中国的国际境况已经大大改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上也是居于前列。可以这么来理解，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中国现在的发展受到世人的关注。中国军队的军容军貌也是为世人侧目，去年的九三大阅兵也是颇为国内外人士的关注。这本书的主题是美中关系，广义上讲是美国和亚洲的关系。而在这本书中，大量的篇幅关注了当时中国军队素质，因此这本书中出现了较多的负面描写。关于这一点，作者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而且在前言中作了明确的表述，并肯定了中国人具有的一些优良品质：和蔼可亲、艺术想像力和哲学思考力、性格坚毅、聪明智慧、性格和善和吃苦耐劳等。这本书是一部很值得阅读的书籍，理由很多。首先，它是一部很不错的传记，描写非常生动、具体。关注到了很多历史细节。虽然史迪威没有像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巴顿出名，但是在二战期间，他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在我看来，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在中国的战时努力基本上是白费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最终败给了中国共产党。由于种种历史的风云际会，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一边倒地站在苏联的这一边。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940年美国陆军在路易斯安那举行军事演习中，史迪威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他不墨守成规，富有想象力，被认为是闪电战的高手。在陆军的九个军级指挥官中，他得到了最高评价。这也是一本出色的历史著作。当然这本历史著作不是以构建历史理论见长，而是生动的历史叙述取胜。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足足花了四年时间。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也足见作者的勤奋。作者特别擅长于历史细节的发掘，精于生动历史细节的叙述。这跟作者的历史观念有很大关系。作者把历史看作是具有可读性的故事。对她来说，关键的是人们的感受和言行；而投资比率、社会流动性、合法性和工作观念之类的问题是次要的。她强调的是事件、人物以及地方的独特性。而这些历史叙述天然具有文学性，能得普利策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转载】郑渝川：因为了解所以误解：史迪威与中国

乔·史迪威1942年3月被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选派到中国。这在当时被认为有利于保障美国在华利益、确保美国援华物资被用在对日抗战，也能降低彼此误解的高明选任。如果暴躁而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巴顿、麦克阿瑟出任史迪威担当的职务，显然会以更快速度导致战时的中美合作出现破裂。史迪威被看好，一是来源于他所拥有的丰富军事训练和领军进攻经验，他曾在西点军校等美国多所军事院校任职，（协助）统御盟军印缅战场部队期间还曾训练出一大批精锐中国将官；二是因为他相比当时美国政界、军界的其他人，对中国更为了解。生于1883年的史迪威在1911年曾到华游历，1919年还曾专门学习汉语，并于1920-1923年被美国派遣到华任职，深入中国多个地区，参与了公路建设、赈灾。之后，在国民政府北伐并不断取得战事胜利、有望一统中国的背景下，史迪威被第三次派遣到中国，受命了解中国政局态势。1930年代，史迪威第四次被派遣到中国，见证抗日战争的打响。但正是因为这四段来华经历（时间相加接近十年），史迪威对中国文化具备了初步了解，对中国人民建立了质朴的感情，却非常憎恶当时国民政府的当权者，鄙薄国民党军队的疲弱战斗力和低迷战争精神。尽管他第五次来华，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使者，被专门要求辅佐当时远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中国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蒋介石，他却发自内心的认定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需要尽可能的排除蒋介石对印缅方面军的影响。史迪威还竭力减少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影响。更致命的问题在于，史迪威并非巴顿、麦克阿瑟一类的实战派将帅，他长于军事训练、战备管理，精通各项陆军战术，却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统御大军团作战的实战经验。这实际上成为了盟军印缅方面军（主要由中国远征军组成，亦有部分英国军队及少量美国空军、陆军部队）始终难以信服他的指挥的根本原因。史迪威接手印缅方面军后，曾草率发起对日军反攻，直接葬送了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多达两个军。他本人则在惨败后带领数百名残兵走出沼泽丛林区。这样的结果，使得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导层坚信，绝不能再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以及任何轻视中国战场、印缅战场作战艰巨程度的英美将帅。盟军印缅方面军1943年末至1944年发起反攻，击溃日军，取得重大胜利，但这样的战绩实际上跟史迪威本人没有太大关系。蒋介石试图撤换史迪威，但这个要求绝难被罗斯福接受。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国民政府的应对失据，大片国土被占，百万余军队的溃败，被当时的美英以及苏联的领导人都解读为作战和抵抗能力低下的表现。史迪威个人的观点，很大程度也就是罗斯福、丘吉尔的判断。蒋介石的愿望最终达成，主要是因为史迪威本人不断表现出对中国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的不屑，憎恶情绪溢于言表；并且，史迪威不擅长经营个人关系，直来直往，美国援华的其他将官诸如陈纳德等人，对其都颇有微词。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召开，在罗斯福的力主下，中国替代了原先日本在国际体系（华盛顿公约体系）中的地位，跻身于与美苏英并列的世界四大国行列。史迪威与会，扮演了中国抗战贡献的背书人这样一个角色。而当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展到1944年，进入到法西斯日本最为疯狂而盟军远东战场最为困难的一年，避免中国国民政府单方崩溃或退出抗战（与日媾和），美方就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让步，史迪威这就样成为了牺牲品。长期以来，在美国及中国的历史学界，既存在毫无保留褒扬史迪威功绩，为之遭遇鸣不平，甚至制造“史迪威神话”的现象，也有不在少数的历史学家基于对蒋介石日记的单方面研究，坚信史迪威本人才是触发矛盾的关键，甚至罔顾历史事实，宣称史迪威有意在中国夺权、谋害蒋介石，像军阀那样夺权。史迪威与当时的延安并无直接联系，仅仅是因为战局考虑，才提出了调动八路军一部及国民政府军队派驻在陕西“看守”延安的军队，在中国北方夹击日军的建议，这无疑触碰了蒋介石的“逆鳞”，并被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史迪威对蒋介石心怀叵测的一项依据，显然十足荒谬。史迪威了解中国，但程度远远没有上升到深刻理解并把握中国国情的层次，这使得他在担当重大责任时更频繁的引发矛盾。即便如此，也需要承认，这样一个当时已年逾六旬（60岁、61岁生日都在战场度过）的美国将领，是因为对中国的感情，才甘愿来到当时看上去没有多大希望的远东战场，去承担超过了他本人应对能力的责任，去接受最终将让他毁誉相加的使命。1949年后，美国政界、学界、军界就“失去中国”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掀起检讨反思。史迪威的困境，本质上与美国在二战期间为支援中国付出巨大，却最终引发彼此尖锐对立的结局并无二致。浅尝辄止的彼此了解，轻率判断，轻慢对待，价值观差异，是造成这种困境和结局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这些原因还分别困扰着已经成为世界前两大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的中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巴巴拉·W·塔奇曼所著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出版后曾荣获普利策奖。这本书在观点立场上试图还原长期以来受到脸谱化负面评价的史迪威的本来面貌，解析史迪威在特定历史场域之中的行为并给出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评述了史迪威本人及美国在1911-1945年与中国发生的复杂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根据文献资料，较为完整的介绍了史迪威前四次来华的经历，而这四段经历不仅对他本人后来出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履职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认为是典型的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及误解形成的来源。原载于凤凰读书2016-01-04 http://book.ifeng.com/a/20160104/18440_0.shtml

参与中国历史的局外人

一位美国将军史威迪在中国经历了全部的历史过程，他用客观的角度记录着战争的点点滴滴，这正是《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所要讲述的。本书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美国著名女历史学家，她经过四年的准备，收集资料才完成本部书。本书记录着战争的点点滴滴，细节详实，历史资料丰富，又不枯燥，适合学者同时也适合历史爱好者。从内容上一共分为二十章，按照时间以及发生大事件的顺序，通过史威迪来华的旅程，贯通了中国历史的转变。1911-1945年不仅中是中国的大事件，也是世界大变格。少年时期的史威迪，家庭的培养与溺爱，使得父亲被迫让他参入军队，从此之后史威迪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史威迪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参加了世界一战，具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同时也目睹了一战的全部，毒气战等等，之前与中国有着不解之源，他看到了中国清王朝的腐败以及中国社会的不堪状况。一战后1919年8月史威迪被派往中国，被任命为代表中国陆军的驻华首任语言教官。从此以后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了重大转变。从书中来看，史威迪开始在中国的生活并不是很好，他没有享受到好的待遇，相反他的生活环境与老百姓差不多。从时间来开看，1911年到1945年，这位将军经历了中国革命史的全部过程，清朝的灭亡—辛亥革命—军阀混战—蒋介石的统一—抗日战争—中国内战。他是一位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将军。在本书中，他用自己的亲身感触写出了客观的中国历史。他还曾在1942年出战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他也讲述了整个过程。纵观中国的历史，美国虽然帮助国民党部队很多，但是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只能是局外人而已！

两个人的对抗和大国博弈

《两个人的对抗和大国博弈》■ 东渔巴巴拉的作品《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年——1945》记录了一个特定时期的风云变幻，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到军阀混战，到蒋介石坐镇南京，再到日本侵华，艰难的八年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史迪威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经历并且亲自参与其中某些事件的美国人，有着切肤的感受和经验教训，他是美国在华政策的执行者和推动者之一。本书作者巴巴拉对照史迪威逝去之后出版的日记《史迪威文件》，结合详细的史料，以及从史迪威亲人和朋友那里获得一手信息，从史迪威个体这个中心角色入手，阐述美国对华政策，实行、变动和融合的细致过程，串联其他政治人物，基本详述了整个二战历史，俨然成了一部历史教科书新大纲。开篇即有自传性质，讲述史迪威从小就是个顽皮捣蛋的孩子，父亲只好把他送入西点军校。第一次服役的地方是菲律宾，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之后又回到西点军校任现代语言系教官。这期间历史风云变幻，他第一次去中国，辛亥革命已爆发。1935年史迪威晋升为上校重返北平时，面对的是中国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史迪威之所以多次回到中国工作，是因为他对中国有感情，对中国文化也抱有很大兴趣，他和同事们研究孙子兵法，他周游了许多城市并对其有所观察和记录。在二战中国战场上，蒋介石跟美国的合作与周旋，史迪威作为派遣人员直接参与其中。然而史迪威一直对蒋介石没有很大的信任，双方常常搞得矛盾重重，史迪威也对此耿耿于怀。史迪威是一个硬派将军，冒险精神和军人使命感集于一身。他在印度、缅甸的前线阵地踊跃表现，敢于跟日本硬碰硬，由于联盟军队的复杂化，他也无法精准调控部队去打击日军，反而受日军牵制。在缅甸组织战役的时候，史迪威看不懂中国权利，蒋介石表面上怂恿，却没有给他绝对指挥权。所以缅甸打得异常艰难。在史迪威和蒋介石分歧最严重时期，他给妻子的信中信手写了一首诗，其中把后者戏谑为“花生米”，极尽讽刺之能事。相对来说，蒋介石对史迪威也没有好的印象，在美国方面要求前者认命后者为统率全军的首领时，还曾经要求美国将他召回。他们为了各自利益互相排斥对方，俩人常有争斗的苗头，蒋的推诿是史迪威所不能容忍的，而对史迪威的警惕，主是因为蒋更要为嫡系部队为保存实力而着想。两个人的对抗体现出大国之间博弈的特色。大国间的博弈亦有些诙谐意味，比如美国迟迟不肯参与中日之战，不对日本直接宣战，等到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才不得不正式对日宣战。重庆方面竟然因珍珠港遭袭而欢欣鼓舞，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国将成为中国盟友，抗日战争便是胜利在望。正是借助于美国的支援，中国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可能就是巴巴拉写作的长处。巴巴拉塑造了史迪威坚强的形象。睿智，做事果断，对工作很有责任，对家庭也是体贴入微。本书通篇把人物经历写得详尽有序，以及逐条历数中国内部和国际形势的争端变化，将历史掺入个人化叙事，倒是更像一篇非虚构小说了。巴巴拉写作的精彩，以及近似对史迪威高大尚的塑造，皆是从美国利益作为出发点来阐述，是否会有所偏颇呢？这个疑惑也不是不应该存在。本人另外一个疑惑是关于巴巴拉充满好感多处描绘的延安乌托邦，是否经由她全面论证还是只听信当时某些战地美国记者的一面溢美之词呢？若了解那段历史，应该结合所有的史料，才能全面正确来看待。推荐大家读这本书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一下当时的各方情况，这才是对历史、对人物的尊重。当然，巴巴拉的优美文字是值得推崇的，属于本书的异彩华章。198页第八章《出任武官:中日战争》第一段，华彩纷呈地描述了史迪威一家悠闲浪漫的泛舟之旅，与后面日本掀起战争狂潮的躁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写传记少有的妙笔，更有小说特色。其实，我对巴巴拉借鉴的《史迪威文件》也是饶有兴趣，史迪威自己的日记更有历史的现实意义，他记载了他在中国每个时期的见闻，风土人情，民间的传统文化，民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一些亲身经历的细节。当时混乱的局势不见得会有这么详细的民间记录，而史迪威的记录即是珍贵的史料，也有本人主观的情感表达。这些日记在本书里穿插交代，更能原始地体会史迪威的思想状态。巴巴拉的细致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那段历史，以及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政策体现。因为史迪威亲身经历过中国历史，巴巴拉特意以其角度来解读，似乎比起我们教科书“全能”的解读多了一些主观体现。那么，这算不算是巴巴拉一个人的二战史呢。答案在读者的心里，也许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答案吧。

这本书如何制造了“史迪威神话”

刊于《南都周刊》2016年第4期“失望之书”专题巴巴拉·塔奇曼是美国著名的历史作家，她获得普利策奖的名作《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又译《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早在1985年即有了简体中译本，如今这已经是第4个版本了。很多中国人就是通过这本书，对史迪威有了如下印象：果敢、无私，为中国抗日操碎了心。蒋介石则是另一外一副样子：骄横、无知，一味打自己的小算盘。这种对蒋、史关系的看法，即来自于英国史家方德万所谓的“史迪威—白修德模式”。以美国记者白修德为代表，加上驻华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等亲共左翼人士，构成了史迪威在中国的主要幕僚圈子。他们数年如一日地抨击国民政府腐败，甚至传播捏造的蒋介石绯闻，并使之成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主流看法。塔奇曼的基础材料也正是白修德、史迪威的回忆、日记，这让她只能站在一方立场上，去批评另一方，没有史家应具的“同情之了解”，无法真正理解战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塔奇曼赞扬的史迪威，在来华前没有任何战场经验，指挥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不顾实际，拒绝蒋介石的建议，导致了远征军的惨败。当李济深、薛岳等密谋反蒋，建立新政府时，史迪威暗中大力推动。更让塔奇曼无法想象的是，史迪威还背着美国政府，策划过对蒋的暗杀。除了战略上的分歧外，蒋、史矛盾激化，主要是史迪威性格使然。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同蒋介石相处的即颇为融洽。魏德迈一样会批评国军的不足，但从来不用侮辱性的话语，以至蒋介石在日记中说，“魏德迈等对我国军事与行动之批评，实令人惭愧无地，然而其热忱与直谅可感。不如往日史氏之阴狠，故余对之，但有兴奋与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蒋介石甚至愿意与魏德迈分享军队指挥权。蒋介石愤恨史迪威，但从未在礼数上怠慢他。1945年1月，中印公路开通时，史迪威已经从中国离任，蒋介石还是将其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其实史迪威力主修建的这条公路并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这验证了当初陈纳德、丘吉尔、美国军方当初的判断——与其耗费人力物力修公路，不如加大驼峰运量。要全面看待史迪威，一本《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梁敬錞《史迪威事件》、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史迪威、中美关系与中国历史的选择

文/吴情众所周知，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等等。革命总与战争相联系，而战争往往是政治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就中国而言，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但革命党并未能够实现统一，反而因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让野心家袁世凯攫取了革命果实，目睹中国走向分裂的状态。古老的民族和国家在新世纪面临着数之不尽的挑战和危机，仁人志士为她的前途奔走呼号。在这些仁人志士中，有一个美国人颇值得人反复阅读。他叫约瑟夫·华伦·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费正清眼中“美国最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之一”。以往或现今的史学研究中，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都脱离不了现代化史观的引导，且容易导致单一进化论倾向。近些年，透过外国人的视角，也即第三只眼反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史学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潮流或趋势。二十世纪，中国国土上生活着众多的外国人，商人、银行家、传教士、外交官及家属、军人，不一而足。他们一方面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一方面因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带有一种旁观者的意味）。《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美国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的代表作之一，获得1972年的普利策奖。在这部史学著作中，塔奇曼放弃了以往史学家旁征博引式的写作，代之以流利晓畅的文字和扎实深厚的学养描述了1911年至1945年间军官史迪威的个人生平、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历史的选择。为此，她认真研究了史迪威去世后出版的经由整理的日记，与史迪威相关的人员的回忆口述，以及史学领域的最新研究等等，资料准备不可谓不充分。她选择了史迪威作为解读这一时期中、美两个大国（不过，中国的大国地位长期未被承认）的线索，原因在于史迪威“在工作上专注于中国问题，但其背景和个性又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因为他与中国的联系所跨越的那段时间影响了今天的中国”。约瑟夫·华伦·史迪威于1883年出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拉塔卡（Palataka），家境富裕，父亲为本杰明博士，当地著名的公众人物。史迪威昵称为“乔”，有时也被家人唤作“华伦”。认真说来，“乔的军旅生涯与其说是乔自己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他父亲一时兴起强加给他的。”幼年的乔活泼机智、四处捣蛋，即便中学毕业，照样未改变爱玩的天性，甚至“胡作非为”（史迪威之父看来如此），本来打算将他送往耶鲁大学的父亲打算送他进西点军校“改造”。史迪威并非反对，欣然前往。在西点军校中，在日复一日的规训培养中，史迪威锻炼出个人的坚强意志和思考能力，顺利毕业，并在1904年成为一名步兵少尉。不过，升迁并不容易。天性好动的史迪威选择去菲律宾服役，这是他第一次与亚洲国家亲自接触，而非借助书本。在菲律宾，他第一次参加了武装战斗，尽管身心俱疲，但最终凭借顽强的毅力硬挺了下来。十四个月后，他被调往美国担任西点军校任现代语言系教官。不安分的他依旧寻找一切可能外出考察，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1910年10月，史迪威与安妮步入婚姻殿堂。1911年，史迪威访问了革命浪潮后的中国。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从书本之外接触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在新的历史情境中艰难喘息，美与丑不安地交织着，繁华与疲弱两相并存。兴奋之余，他也领悟到了中国人的思维世界和价值观念。史迪威游历了北京、香港、广州、梧州和上海，最终返回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的第一印象的建立，尽管浮光掠影，却意义重大。而后，史迪威多次访问并驻守中国，他帮助过中国人进行修路运动，与普通工人同吃同住，也曾试图为蒋介石的军队训练出现代式的军事素质优良的军官。就个人素质和军事才能来说，史迪威无疑当得起“优秀”二字。另外，他富有战略眼光，在外界对蒋介石报以极大期待时，他能识破蒋介石旨在维护个人权威、无意于挽救国家危亡的个人企图。尽管未结交共产党，他却能敏锐地察觉到共产党形象宣传的优势。“他有信仰，是个实干家。”然而，在中国国内，在美国政府为他安排的蒋介石麾下，他的作为极其有限。蒋介石一方面希冀得到美国援助，另一方面担忧美国政权干涉过多，因而对身边的美国人百般忌讳，以与他们打交道为耻辱。史迪威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中美关系的历史投射及中国对美国的想象。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跟随列强步伐侵入中国，以片面最惠国待遇攫取中国的财富和权力。然而，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亚洲（尤其是中国部分）在她的战略蓝图上的地位日益显著。美国不甘心落后于英、法、日、俄，又无时无刻不忌惮着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战争的风险。在中国人的想象中，美国尽管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但并不像仇恨日本人那般仇恨美国人。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便是取自美国这一大洋彼岸的共和历史经验。美国的国家制度为中国人所效仿，也被中国人所期待。然而，美国人辜负了中国人的想象，未曾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争取合法权利，也未曾组织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非法权益，也未曾在中国抗战陷入僵局时及时援助。美国人当然有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有现实阻碍，却无法否认这一历史带来的沉重遗憾。选择是自由的，选择又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你必须主动承担选择带来的各种潜在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选择，也是如此。从山东问题上默认日本做法的合理，到二战期间的“独身自好”、“与世无争”，再到中国问题上的被动提供援助，及支持蒋介石政府为实现一党专政而发起的国内革命，美国人一直在做出选择，也须为此承担起历史责任。曾几何时，中国一度将美国视为国家政治制度建构的典范。而1949年后，中、美分道扬镳，一个倒向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个坚决实行杜鲁门主义。直至1979年中、美建交，美国才真正承认了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部难得的历史著作。芭芭拉女士并不掉书袋，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历史叙事为读者描绘了动荡时代的历史细节，为我们窥探那一时代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角度。在宏大叙事背后，发掘出了个人的辛酸悲喜，融历史真实于个人经历之中，为那一多声调的复杂时代留下了生动的剪影。作为一名史学家，芭芭拉多客观描述和阐释，而少个人的主观臆断，以材料说话，让人物为自己代言，以客观性代替了纯粹的主观臆造。对于历史中诸多不确定性，资料未能解答的部分，她予以保留，如史迪威如何认识贺龙等等，体现了一名优秀史学家的素养和见识。总而言之，史迪威既具有典型性，体现了一代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又具有个人的传奇性。他希冀帮助中国摆脱落后，最终在有生之年未能如愿，无疑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他的身上则体现了上世纪中美关系的缩影以及中国人的历史选择。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如何把握好自己的航线不至于迷失方向，如何凭借本国力量走向富强，每一个中国人都须认真思考。如要转载，【豆邮】联系。

见证历史性的相遇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是一部生动的传记，但却不是单纯地讲述史迪威的人生经历，尽管史迪威的日记贯穿全篇，但实际上也是借助史迪威这个人物，阐述美国对华政策，将其他政治人物一并串联，概述了整个二战的历史。1911——1945这十四年，是中国摸索建立新政体的时期，美国人史迪威在这个时期走进中国，面对的是中国复杂多变的局面。作者笔下的史迪威，坚强、果敢、睿智、沉稳，对家庭关怀体贴，对工作敢于担当。史迪威的个人经历，实际也是用美国人独有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内部和国际形势的争端变化，故事挺精彩，但美国人的主观视角还是让这本精彩的史书变得失去了味道。当然，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碰撞”，让我们在书中见证了这次历史性的相遇，两人彼此都看不上对方，相互排斥、相互争斗，蒋介石始终想着为嫡系部队保存实力，史迪威看不懂蒋介石的作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了解，让他愤恨当时中国的当权阶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美之间的博弈。史迪威的日记尽管很主观，但毕竟很真实地记录了他当年在中国经历各个时期的风土人情、民众生活等。这些日记在书里不仅是单纯地记录，而是幽默地展现出来。对于史迪威的性格特点，巴巴拉还是拿捏得比较准确的，敏锐的感觉让他觉察出日本的侵略性，冷静的审视二战期间的中日战争。

一位美国人的中国故事

一位美国人的中国故事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由于种种原因，1911年-1945年的那段历史在如今的中国还不是非常清楚，去了解那段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外国人的传记成为了一个手段，《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提供的是美国人的视角，它以描写一位美国人史迪威的中国经历为题材，侧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对外作战、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的历程，一位美国作者站在一位美国将军的角度去看待中国，不一定非常客观，但也为我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视角。史迪威先生的中国经历颇为传奇，年轻时的一次造访，没曾想却成打开毕生奋斗之地的门。他深受马歇尔将军的信任和喜爱，却一直遭到蒋介石总统的猜忌和排挤。他意志专一且拥有无尽的热诚，在履职之初信心满满且万分努力，在中国浸淫了多年的政治和斗争，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人，但他却无法摆脱意识的禁锢和历史的魔咒，成为了美国利益在中国的棋子。中国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打通中印公路和铺设中印输油管也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修筑后来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中印公路才步入正常轨道。我们说，史迪威将军具备完全的军事素质，但在政治谋略上却远远不足。作者用播放大片的方式讲述史迪威先生的传奇，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的看法更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史迪威将军在中国的悲剧，其实也是美国利益的悲剧。现如今的美国利益之旗帜在到处飘扬，可在当时，美国政府仍处于发展的阶段，他不断地变换嘴脸，来获得他认为最大的利益。对于中国的美国利益，美国政府不仅在于英国政府虚与委蛇，想同英国政府同进同退还想获得更多利益，也同时在看日本政府的作为相机而动，既想避免和日本的正面冲突又想获得中国的更多利益；即便是确定了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在援助的数量和方式上不断变化。史迪威将军是一颗棋子，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博弈平衡的棋子；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故事充满了悲壮，就像他的西方军事理论无法得到东方站场的发挥一样，政治欺骗和同僚排挤让他无力回天。如今再让我们阅读一位将军的故事，我们发现到人的发展与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勾连与矛盾；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贸易中，个人的力量似乎可以左右或者影响甚至是主导一个集体的发展，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历史的车轮之下，掩盖了多少悲剧的故事。2016-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