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柏林》章节试读

《攻克柏林》的笔记-第3页

　　 苏联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向前推进，这是现代技术与中世纪传统的奇妙结合：坦克兵们戴着黑色的钢盔淹没在他们的T－34坦克卷起的尘土中，哥萨克骑兵们骑在他们挂满战利品的战马上，美国士兵们拖着他们的野战炮，敞篷雪佛莱汽车拖着防雨布盖着的迫击炮，拖拉机拖动的则是重型榴弹炮，它们之后是马车拉着的第二梯队。士兵们的个性千差万别，种类几乎和他们的装备一样多。有人甚至把德国小孩都看作是潜在的纳粹党卫军，并且认为他们应该在长大成人再次侵略苏联以前被杀掉，但也有人同情孩子们并且给他们食物。军营里有只知道喝酒和抢掠的强盗、有整天幻想的唯心主义者、有一丝不苟的共产主义者，还有那些因为这些而感到震惊的知识分子们。后来成为政治军官的作家列夫·科佩列夫由于宣传“中产阶级同情敌人的人道主义理念”而被苏军的反间谍机构锄奸团组织逮捕，科佩列夫还谴责了伊利亚·爱伦堡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残暴本性。

《攻克柏林》的笔记-5 - 5

　　 这支临时的德军部队又有新成员加入，他们是一些年轻的纳粹“纳帅堂”装甲掷弹师的预备役士兵。这些人的年龄大多在16～18岁之间。他们开始用迫击炮向橡树林开火。他们一共有350人，穿着杂乱无章的军服。有人戴着钢盔，有人戴着“卡皮”帽(Kappis－sidehats)，也有人戴着鸭舌帽，许多人除了身上的纳粹军装以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都为自己的任务而感到万分自豪，但是他们连一整箱炮弹也抬不动，他们也不能把枪托牢牢地抵在肩窝，因为那对于他们的手臂来说太长了。在他们的第一场战斗中，苏联的神枪手们从容不迫地把他们一个个杀死，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也因头部中弹而身亡，只有几个人侥幸生还。

《攻克柏林》的笔记-13 - 13

　　 第九集团军有着“地狱车轮”称号的第二装甲师是美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它包括了许多在大萧条时期参军的强悍的南方人。它的师长伊萨克·怀特早已计划好了进攻柏林的路线，他的计划是从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通过。与他距离最近的部队是有着“平民马戏团”之称的第83步兵师，人们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这里的士兵把各式各样缴获的车辆和装备都喷上绿色油漆和一个白色的五角星。这两个师在4月5日同时到达了威悉河。

《攻克柏林》的笔记-2 - 2

　　 斯大林还决定对他的高级将领进行改组，如果这造成他们的嫉妒和不安，他也不会感到不快。最大的调整是更换了进攻德国的核心部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个子很高，外表英俊、举止优雅，他与绝大多数又矮又胖的苏联军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其他一些方面他同样与众不同。他出生于康斯坦丁·罗夫斯基家族，有一半的波兰血统，他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波兰骑兵队的军官，这使他在斯大林眼中十分危险。斯大林对于这个国家的仇恨早在1920年波苏战争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曾由于红军在攻打华沙的溃败而受到责怪。

《攻克柏林》的笔记-10 - 10

　　 在苏军进攻波美拉尼亚的最后阶段，冯·蒂佩尔斯基希在梅伦塞为各国驻德武官举行了一次见面会。他们参加的主要原因是这一次也许可以听到一些真实的内幕消息。柏林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一些人相信希特勒已经死于癌症，战争将很快结束。一些人的说法也许更加可信，他们说随着红军的逼近，德国共产党会很快采取行动。还有人传言人民冲锋队已经发生了兵变。
　　 那天晚上出席的德国军官们都在谈论波美拉尼亚的惨败，他们把这归咎于物资储备的缺乏。瑞典武官尤林·丹菲尔说，会谈的结束方式是一些军官感叹他们多么希望能够与英国进行一次严肃的谈判。有人对他说：“英国要承担欧洲命运的部分责任，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德国的文化被一场‘红色风暴’毁灭。”许多德国军官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在1940年拖延了时间，德国国防军就可以在1941年集中兵力对付苏联，那么现在的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尤林·丹菲尔说：“一些出席会议的人员变得非常伤感，这让会议气氛变得十分低沉。”
　　 德国军官受到的欺骗虽然与希特勒的高级将领们所受到的形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为进攻苏联感到遗憾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没有取得胜利。让德军感到汗颜的是，只有极少数的军官对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其他主力部队的行为感到愤慨。在最后的九个月里，军队中的反纳粹情绪日益高涨，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纳粹政权对七月密谋者的残酷镇压，但主要还是由于希特勒无耻的忘恩负义行为和他对整个军队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他对总参谋部表现出的厌恶情绪，和他把自己的过失归咎于陆军将领的做法让人们深恶痛绝。而且，他对党卫军在武器、人力及晋级等诸多方面的优待也使人们越来越痛恨这支纳粹近卫军。

《攻克柏林》的笔记-1 - 1

　　 一些人在空袭时拒绝进入避难所，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一个已婚男子定期到普兰兹劳尔堡区去与他的情妇幽会，他不能到这个社区的防空洞去避难，因为那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一天晚上，情妇的房子受到了轰炸，而这位不幸的情夫当时正坐在沙发上，碎石瓦砾一直埋到了他的脖子。空袭过后，是一个叫埃里克·施米特克的男孩和一个非法躲在防空洞里的捷克劳工，听到了这名男子痛苦的呼救，寻声跑上楼梯救出他的。当他被从废墟中挖出来并送去医治以后，14岁的埃里克不得不去告诉受伤男子的妻子她的丈夫是在另一个女人家中受伤的。怒不可遏的妻子闻听此言后尖叫起来，她的不安更多是因为她的丈夫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而不是因为他所遭到的不幸。那个时代的孩子们对于真实的成年人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残酷的。

《攻克柏林》的笔记-12 - 12

　　 只有那些纳粹党人还仍然抱着狂热的决心，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方式的投降都会招致死刑。他们和希特勒一样，认为每个德国人都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1944年9月，当西方盟军和红军以极快的速度向德国推进的时候，纳粹还希望即使在它战败以后仍能够继续打击它的敌人。它决定建立一个抵抗运动组织，代号为“狼人”。
　　 这个代号的提出是受到了赫尔曼·朗斯的《三十年战争》中的一部小说集的启发，赫尔曼·朗斯是一个为纳粹崇拜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于1914年被杀。1944年10月，这一计划开始启动，与此同时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汉斯·普鲁兹曼被任命为“特别防卫总监察官”。曾经在乌克兰研究过苏联游击队战术的普鲁兹曼从柯尼斯堡被召回，他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司令部。但是由于纳粹的计划众多，因此各个竞争派别都想建立自己的机构或都将现有的组织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即使是在党卫军中也有两大派别，“狼人”和奥托·斯科尔兹尼的党卫军特种兵部队。而如果算上尚未启动的盖世太保的“邦德舒”计划，派别的数量将达到三个。

《攻克柏林》的笔记-23 - 23

　　 法国志愿者“反坦克装甲车班”在城区防御中发挥了极为有效的作用。该城区内苏军有108坦克被摧毁，其中的一半都是他们的杰作。营长亨利·费内特描述道，来自圣纳泽尔年龄只有17岁的罗歇使用反装甲手雷孤军作战，如同“配备步枪的单兵”。绰号“格根”的党卫军三级小队副队长欧仁·冯洛特今年20岁，曾是一名水管工。他的战果最为辉煌，摧毁了苏军八辆坦克。他在新科林时曾摧毁两辆，然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又干掉六辆。4月29日晚，克鲁肯贝格宣召他来到已经毁坏的城市地铁站。在那儿，“在发出噼噼啪啪燃烧声的蜡烛头的光亮之下”，克鲁肯贝格向他颁发了一枚“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军颁发的最后两枚“骑士”铁十字勋章之一，另一枚勋章的获得者是第503党卫军重型装甲营营长赫尔齐格少校。蒙克几乎在同一时间向他颁发了勋章。费内特本人和军官学员卡代·阿波洛特因每人摧毁了五辆坦克也受到了奖励。“诺德兰”师一名担任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的斯堪的那维亚人拿来了抢劫来的三瓶法国酒来为战斗英雄们庆贺。

《攻克柏林》的笔记-6 - 6

　　 “至日行动”失败以后，但泽已经岌岌可危。德国海军也在尽力拯救所有的伤员和平民。仅2月21日一天，他们就救出了5.1万人。纳粹政府估计等待撤离的人只有15万，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发现但泽有120万人口，而其中53万人是难民。为了让他们脱离险境，德国做出了更多的努力。3月8日，34列运送家畜的列车从波美拉尼亚驶向奥得河西岸的梅克伦堡，希特勒希望把15万难民运往丹麦。两天以后，政府颁布了法令：“元首命令自即日起哥本哈根将成为避难国。”同一天，从东部省份逃亡的德国难民总数增加到了110万。而就在但泽城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难民的时候，这里的解剖医学院里仍在进行着肮脏的勾当。苏军占领但泽以后，一个调查团被派往那里去调查用尸体做原料的肥皂和皮革加工厂，这些尸体都是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苏联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1943年，施潘纳教授和沃尔曼副教授开始进行这种实验，他们还建造了生产设备。“调查团在解剖学院里发现了148具尸体，其中126具男尸，18具女尸，另外4具是孩子的尸体。80具男尸和两具女尸没有头颅。他们还发现了89个人头。”所有的尸体和头颅都被装在金属容器里并被浸泡在酒精和碳酸溶液里。显然，大部分的尸体都来自这个城市附近的斯塔福集中营。“那些尸体被用于制造肥皂的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数都是波兰人、苏联人和乌兹别克人。”显然这种实验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因为来访者的官职都很高。“这座解剖学院的访问者包括教育部部长鲁斯特和卫生部部长康蒂。但泽市长阿尔贝特·福斯特也曾于1944年参观过这里，那时这里已经开始生产肥皂了。他视察了这里的每一个房间，而且他也一定知道肥皂的原料是什么。”而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中最让人震惊的事情是这里在红军到达之前没有受到任何破坏，而施潘纳教授和他的助手们在战后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加工尸体并不是犯罪。

《攻克柏林》的笔记-8 - 8

　　 一些妇女在脸上点上许多红点以表示自己患有斑疹伤寒。许多人发现了“伤寒”这个词的俄语写法，她们在门上挂上用西里尔文字写成的牌子，告诉士兵们这一家已经感染了伤寒。在许多边远地区，整个社区的人都会躲到一个远离大路的农庄里。在靠近大路的地方会有一个放哨的人，如果苏联军队转向他们的藏身之处，他就会发出信号，晚上用手电筒，白天摇动衬衫。妇女们会立刻躲藏起来，禽畜都会被赶进树林深入的围栏里。这些逃生方式肯定在“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就曾经被使用过，它们存在的时间可能和战争一样长。

《攻克柏林》的笔记-16 - 16

　　 在残酷和近乎狂热的抓捕行动中，宪兵队连那些本来打算回到原来部队的人也不放过，后者随后发现同掉队者和十五六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一些人还穿着短裤)混在了一起。德军专门为儿童士兵生产出了小号的铁盔，不过数量却远远不够。头盔垂到了儿童士兵的耳朵上，几乎完全遮住了他们紧张的表情和苍白的脸。苏军第三集团军的一组工兵奉命前往一个雷区去扫雷，在那儿，令他们吃惊的是，突然有十几个德军士兵从掩体中站起来向他们投降。这时，有一个孩子从掩体中跳了出来。“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堑壕服，戴着一顶帽子，”苏尔尼什维利上尉回忆道，“他用冲锋枪对我进行了一阵扫射。看到我没有倒下后，他扔掉了冲锋枪，开始哭了起来。他试图大喊‘希特勒万岁，斯大林灭亡’！我笑了笑，一枪就击中了他的脸部。可怜的孩子，我太同情他们了。”

《攻克柏林》的笔记-4 - 4

　　 苏军的进攻还加快了纳粹撤走战俘营的脚步。看守和战俘们在冰天雪地中艰苦地跋涉，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到哪去。一天下午，一队英国战俘遇到了一批脚裹破布的苏联战俘。一个名叫罗伯特·基的人这样描述他们：“由于饥饿而显得苍白的脸色与许久没有刮过的黑色胡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有他们的眼睛还能闪烁一点人类的光芒，痛苦而鬼祟，但却不失人性，那是他们最后一丝求救的希望。”英国人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不管是肥皂还是香烟，丢给对面的苏联人。有一包烟没有丢到，当一个苏联人弯腰去捡的时候，一个人民冲锋队看守跑过去踩在他的手上，然后他开始踢这个人并用枪托打他。这激起了英国战俘队伍中的“一阵怒吼”。“看守停了下来，惊讶地看着英国人。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残暴，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人们还有反抗的权力。”他开始大吼，并举枪威吓，但这只让英国人的喊声变得更大。英国人的看守走过来维持秩序，并把那名看守推回他自己的队伍中去。“噢，天哪！”一个罗伯特的伙伴说道，“我会原谅苏联人在这儿所作的一切——不论他们做什么。”

《攻克柏林》的笔记-9 - 9

　　 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希望红军率先占领柏林。1942年5月，也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开始前的三个月，他把贝利亚和几位顶尖的原子能物理学家召到了他的郊外别墅。他在听到英美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以后感到非常气愤。斯大林责备苏联科学家没有严肃对待这种威胁，甚至也正是他，在第一次接到这种情报的时候只把它当作了一种“挑衅”而忽略了这件事。那是1941年11月一个来自英国的叛变者约翰·凯恩克罗斯告诉他的。斯大林由于愤怒而忽视这一情报和他六个月前犯下的错误一样，那时他也曾听到过德国将要发动进攻的消息。

《攻克柏林》的笔记-15 - 15

　　 泽洛高地之战显然不是朱可夫元帅战争生涯的最辉煌时刻。不过尽管此役的作战计划和指挥都不完善，大多数苏军士兵和高级军官的勇敢、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和苏联空洞宣传的那种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只不过是为了激励未来几代人的道德说教。然而可悲的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并未能软化苏联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冷酷本质。有人透露了苏军在电话通话中对士兵的模糊语言代称——当估计伤员人员数量时，指挥官通常说，“划掉了多少根火柴”或是“断了多少根铅笔”。

《攻克柏林》的笔记-24 - 24

　　 当魏德林与希特勒在一起时，爱娃·希特勒带陶德尔·容格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她送给了容格一件自己显然从来没有穿过的银灰色狐皮披肩。陶德尔·容格猜测着当希特勒和妻子单独在一块时会谈些什么内容，他们两人缺乏大多数新婚夫妇所共有的话题。她同样在想自己穿着这样一件银灰色狐皮披肩如何能逃出柏林市中心。(希特勒送给爱娃的礼物品味在最近几年已有很大的提高。1937年，他送给她的圣诞礼物是一本有关“埃及之墓”的书。)

《攻克柏林》的笔记-11 - 11

　　 这种对曾经是战俘的人的不信任源于斯大林式的恐惧，斯大林觉得那些曾经在苏联以外的地方待过一段时间的人，无论处在何种环境下，都曾暴露在反苏联思想的影响之下。在德国战俘营中生活过的事实意味着他们“一直处在戈培尔宣传攻势的影响之下”，“他们不了解苏联和红军的真实情况”。这表明苏联政府对1941年的灾难和任何与此相关的事仍然心有余悸，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消除这种可怕的记忆。政治军官们也同样对这些曾经是战俘的人“经常”问起的一个问题感到震惊：“红军所使用的装备真的都是从美国和英国买来的吗？这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工作吗？”

《攻克柏林》的笔记-7 - 7

　　 另一方面，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锄奸团组织长官宣布他的下属“在科瓦由瓦村发现了一所德国的破坏分子训练学校”。这一次是真的，在那里接受训练的人都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惊惶失措的德国人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苏联战俘。这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中许多都是自愿参加的，他们只是想更容易地回到家乡，但即使以最快速度向苏军投降，他们也会性命不保，因为苏联政府和他们有着不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