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背后的利益
出版日期:2015-9
ISBN:978750865398X
作者:陆建德
作者简介
从亚当•斯密到萨义德，看哲人如何把思想变成政治和道德的武器。
面对纷繁的立场、观点，我们该如何避开思想的陷阱，构建“心智的堡垒”。
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最有利。
亚当•斯密被忽视的《道德情操论》，“经济人”足以揭示人性本质吗？
美国自由制度的建立何以与迫害、灭绝印第安人同步进行？
以赛亚•伯林普适于全人类的自由理论，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个群体的私利？
晚清革命者谴责清政府卖国，为何却又托庇于帝国主义？
本书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先生对其旧作《思想背后的利益》进行增补后的修订版。围绕“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主题，作者不仅分析了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三位18世纪著名英法哲人的普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想进行了溯源，而且重点剖析了西方的“自由”观和以伯林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了在当今世界，“自由”之歌往往由实力独唱、思想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益驱动等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三位十八世纪英法哲人
伏尔泰的椰子
列炬张乐迎卢梭？
虚拟的“经济人
贵族何以受到敬重
国家利益所在
第二章 美国“自由”与英国传统
“西方日落之处”
妥协的多元“自由”
附录一：美国的爱国主义
附录二：关于《美国读本》中的两段翻译
桑塔亚那：一位西班牙人在英美
弗·雷·利维斯与《伟大的传统》
“放弃文学批评吧！”
文学史家也是批评家
心智的堡垒
第三章 思想背后的利益
阅读文学的政治
以色列的以赛亚
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
附录：伯林谈两种民族主义概念
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
自我戏剧化的风致
世界主宰
诱人的单纯
“反犹”与言论自由——汤姆·波林在哈佛邀请风波
不屈不挠的博学
“地之灵”
第四章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溯源
重读《劝学篇》
悠悠百年说“体用”
“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
附录：庚子赔款各国分配率
“政府与布衣讼”
《革命军》的风格
内容概要
陆建德，1954年生于杭州，1982年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199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年底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01年任外文所副所长，在外文所工作期间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主任、研究生院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和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外国文学动态》主编（2002年至2009年）、《外国文学评论》主编（2010年）。2010年8月任文学所所长，兼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6条)
-
之前的版本拜读过，这次看到陆老师在旧版之上重做了修订又新增了文章。非常期待。先放上新版序言。--------------------------------------------------《思想背后的利益》是十年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的一本集子，书名来自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见本书《自序》）。 这次再版，首先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尤其是耐心等候修改稿的刘绚女士。我添加了三篇文章，前两篇（《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和《自我戏剧化的风致》）作于2013年，均系伯林书信集的书评，另一篇《“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是近日才写就的。两三年以来，我对20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关注，发现一些学潮所打出来的高调旗号遮盖了利益之争，所争的是为数可观的庚子赔款受赔国“退还”款的管理、使用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李石曾口头上“反帝”、“爱国”（章士钊称他“浮慕爱国运动之佳名”），真正让他心痒的却是财权。我曾在与本书同名的一篇文章（收入上海书店2013年出版《击中痛处》）里对书中四个板块的主旨做了一点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我还是再想强调一下，我从来不相信“唯利是图”四字可以概括人类一切精神活动，依然对超越一己利害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即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ness”）恋恋不舍。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话题，绝非认定杨朱之学乃普世真理。思想背后也有兴趣、忠诚和宽厚的待人之道。”大概是在1995年，我在《读书》杂志批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称之为“无人问津”的“走气啤酒”，显然是太乐观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之后，人们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那瓶超大啤酒牌子响亮，在当时的北京还新鲜得很，瓶盖刚打开，泡沫喷涌而出，四周一些豪杰正欲畅饮。我当时特意推荐来自市场营垒的两种观点：英国《经济学人》1992年9月12日的社论《为中央计划一辩》和世界银行1993年8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份报告。前者认为，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人口爆炸、金融危机和影响到公共财政能力的税务犯罪，中央政府还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后者严厉批评“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权力集中是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我以为中国还是一个治理程度较低的国家，政府执法能力弱，民众和官员守秩序、讲公德的习惯尚未养成，再加上生态脆弱、资源短缺，一旦听任所谓的“经济人”在并无规则的市场上“放任”，整个社会就会付出太多不必要甚至无可挽回的代价。于是我生出不少焦虑，提笔质疑特殊品牌（不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伏尔泰的椰子》），揭穿“‘经济人’的神话”（《虚拟的“经济人”》），希望国家用财政政策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之类的公共事业（《国家利益所在》）。现在看起来，中国近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贸易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与成绩相伴随的遗憾是我们并没有理解，有些方面的权力集中反而会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举例来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国内税务局（IRS）和食品与药物署（FDA，隶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机构，所管事务与国计民生切切相关。设立这些统一事权的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国家和社会治理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前几天（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发表的一份题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取一个全球的视角》的研究报告（第一作者艾拉•达布拉-诺里斯）认为，富裕阶层减轻赋税负担，得到大量实惠，未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经济增长，让中下阶层得益；顶层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反而略为下降。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份报告是对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的有力驳斥。现任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抨击“涓滴经济学”的文字广为人知。他说，这一理论“体现了不加掩饰地、天真地信任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仁慈”。这种天真的信任使我想起亚当•斯密在讨论竞争力时所提的问题：究竟是劳方的高工资还是资方的高利润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了竞争力？他指出，商人和制造商如自己得利（高利润）引起恶果，他们默默不语；一旦他人得利（劳方高工资）而产生负面效应，他们就大喊大叫。可见“市场规律”等观念也服务于具体的利益，斯密并没有高估商人和制造商的仁慈。在今日，这种对资方、富人的怀疑也贯穿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不过仍有学者不愿放弃“经济人”、“理性人”的提法，想把它们作为讨论问题（比如儒家学说的世界前景）的普适性假设前提。阿玛提亚•森曾逻辑地论证，不属于任何社群的孤零零的“理性人”堪称“聪明的傻瓜”，在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不适合“理性人”的“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一说。重读本书第一部分的那些文章，也有想改动的地方，比如《贵族何以得到敬重》。有人批评这题目（“肉麻当有趣”），大致不错。我引用的伯克描述“自然贵族阶级”的那段文字确有美化十八世纪英国政治以及精英阶层的嫌疑。我在别处专论伯克的文章里也曾提起十八世纪英国贵族主导下的腐败，伯克本人也喝饮过“腐败的汤碗”。但是我又以为，英国的精英阶层有其出色的一面，比如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乐于提供公共服务，代议制的成功离不开这一先决条件。英国议员在20世纪之前不取报酬，而民国初建时政府借债度日，参众两院议员（多达八百余人）每人月薪高达五百大洋，竞选也是抢“饭碗”。要改变“步步高升”、“做官发财”这种集体无意识，还必须花更大的气力，认真了解别人，从而认识自己。有一次我在上海浦东党校学习一周，当地一位干部跟学员见面时非常高兴地说：“我们学校外面，左边是锦绣路，右边是前程路，大家来学习，以后出了校门就是锦绣前程。我举杯祝大家进步！”他说完之后得到一片掌声，大家同声说“进步”，开始是微笑，有点腼腆，后来无所顾忌地大笑。这本集子里居然有五篇文章与以赛亚•伯林相关，不大说得过去。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对这位英国犹太裔思想家的著作和人生经历抱有特别的兴趣，原因之一是我当时就读的剑桥达尔文学院与伯林创办的牛津伍夫森学院来往密切，每年都举行院际体育比赛。1976年至1982年，达尔文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的古典学者芬利教授（Moses Finley，原姓Finkelstein），我是1983年秋入学的，芬利教授夫妇还出现在温馨的欢迎酒会上，与几位新生逐个交谈，非常友善。（迎新酒会分几次举行，规模都很小，便于进行个人间的交流。）1986年6月的一天，芬利夫人病故，第二天芬利教授竟也因脑溢血紧随而去，达尔文学院的全体成员都非常悲痛。芬利教授是犹太裔，出生在纽约，五十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拉特格斯大学解聘，不得不移民英国。伯林是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跻身美国权力走廊的核心小圈子，芬利则完全没有耶路撒冷的情怀，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那套“自由”话语的态度可想而知，两人在政治上几乎是对立的。我没有用文字纪念过芬利，这才是最说不过去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很多事件，根源大多来自巴以冲突。这几篇伯林文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也许能给读者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萨义德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和汤姆•波林一些有争议的诗作。2014年9月，以色列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修筑犹太人定居点，美国予以批评，称这一举动将破坏巴以和平进程，并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撤回这一决议。我国读者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大有欠缺。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够。19世纪末，很多日本人不必统一思想就自觉地协调行动，他们的战略意识和合作能力绝非晚清一心走仕途的读书人和图谋造反的秘密会社成员所能及。甲午战争一爆发，日本就挑拨汉满关系，号召十八省汉族豪杰“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邹容的《革命军》作于日本并不是偶然的。此后日本不断寻找在华代理人，如黑龙会给予中国反政府组织有力的支持。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无理要求早在辛亥时就酝酿了，名义上光明正大的护国、护法战争中都有日本政界、军界人士忙碌的身影。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听从李石曾的建议，一天之内将整个清室逐出紫禁城。这是“思想革命”的壮举，但清室善后委员会有近谋而无远虑，少数人因此获取了巨大而且又不受监督的权力，“善后”则无从谈起。溥仪出宫，一心要“解决满洲问题”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正好将他牢牢掌控，不到十年，满汉果然分立。本书有几篇文章（尤其是《“地之灵”》）涉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主性问题，与主题“思想背后的利益”有一点关联。十年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以根系于一地同时又不受其局限的公共感情激扬文字，建造我们自己的 “心智的堡垒”。现在我倒想学学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学术自主性和文化自觉之类的表述，听起来很对，却难以界说。刻意自主和自觉，不一定就有利于昌明学术，砥砺思想。为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冠以中国之名，很容易掉入本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心智的堡垒”应该是无形的，因开放而不断自我更新，生长壮大。以壁垒保护心智，预设一个简单化的立场，视野不免受到局限，分析也难以透彻，面对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论从史出。抛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非但创新谈不上，就连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可能随之转移。实事求是说了大半个世纪，真正要使之内化为一种看待、评价事物的心灵习惯还是很难的，因为事实和道理有时候并不在自己的一边，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强词夺理的小鬼。且以《“政府与布衣讼”——治外法权影响下的苏报案》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的《万象》杂志，我当时掌握的史料有限，根本不知道会审公廨控辩双方所请的英国律师如何交锋以及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表现。这十几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近代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国际背景。王敏的《苏报案研究》让我眼界大开。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英美外交文书和苏报案的英文审讯记录。辩方的策略是章太炎、邹容那些煽动暴力、涉嫌诽谤的文字仅仅表达私人观点，两人绝对无意将它们公开发表，至于这些信件和“家庭作业”如何被人拿去印行，一概不知。两人就此得到轻判。事实并非如此。控方律师如能稍下功夫，即可通过华人翻译从涉案文字自身证明被告的写作目的是公开发表、出版（如章太炎在《革命军序》希望“屠沽负贩之徒”受其鼓动，驱除异族）。王敏这部著作披露了大量以前不为人知的细节，现有各种关于苏报案的叙述（包括我那篇过时的文章）都应该据此做一些调整，甚至重写。书中还有不少关于两位被告在民国后被神化的记载。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还邀请王宇清编写话剧《邹容》，目的是塑造一位政治形势所需要的“青年之神”。该剧结尾处罔顾史实，虚构了邹容狂吻青天白日旗的场景。大陆方面后来也有一部与实际情形出入颇多、概念先行的电影。作者在结语中写道：历史记忆往往受到文化价值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在特殊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历史，其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如何，而是历史应该如何。“革命时代需要塑造革命英雄主义人物，也需要反动的、邪恶的反面形象，于是章太炎、邹容被完美化、革命化、神圣化，清政府、列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丑化、妖魔化，这样，通过去除、强化、附会和添加，历史事件苏报案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和真实的历史失去了对应的关系。” 录下这段文字，《“政府与布衣讼”》一文就不作修改了，责任在我，请读者海涵。陆建德写毕于2015年6月26日 -
屁股决定脑袋读《思想背后的利益》对于文雅之人来说，听到“屁股”二字时是要捂住嘴巴或者鼻子的，表示对不雅文字的抱怨，对不雅文字背后的思想表示厌恶。但对于说出这二字的人来说，他并非想表达自己的不文雅，相反，他应该是想借用这两个字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对于某种现象的愤怒或者是纯粹的自我宣扬。屁股决定脑袋，更多说的是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从事的工作，会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在《思想背后的利益》书中，作者用了一个更文雅的字眼来代替屁股：利益决定想法。言论行为的背后是思想，而思想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决定想法并不难理解，为了去谋取自己的利益形成下一步行为的想法，这个观点能解释很多社会现象，例如自由美国中的蓄奴现象，民主欧洲的排外现象，等等。这个想法也告诫我们应该在看待社会现象和分析事件经过的时候，应该对于当事人双方进行利益的考量，从其所处的利益方进行分析对比，方可得到一些相对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从现象反推回来似乎就会困难一些，因为掩盖、欺骗与误解等不可避免，很多内在的利益诉求最后都能用堂而皇之的光明正大来实施；因为桌面之下的暗箱操作，很多人会“傻”到被骗了还帮人数钱。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英国，帕莱斯顿）。所以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并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人和事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容易解读其所作所为，更能理解其良苦用心。伯林用“利益决定想法”来评论马克思，其实也是在世人（包括他自己）的言行作注解，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其实也贪财成性，卢梭的“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后来被误解之后才流传开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似乎比《国富论》更能代表他的道德要求，种种现象流传到今天，因为宣扬者的利益诉求不同，被宣传的内容却一直被沿用，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我国，关于张之洞的《劝学篇》被当时的激进言论所边缘化，《苏报》案涉及的治外法权，庚子赔款中的言论纷争，最终都落到了利益身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借读书通史明理，正是我们读书的一大好处；对现实无力改造，也是读书人的一大无奈之处。历史的教训，就是历史本身并不从中汲取教训；米兰•昆德拉提出的“问罪学”，似乎是要人类对于自己过去犯错误的一种反思，甚至是对自我需进行一场宣判。然而，从利益角度来说，反思也许可以获得更多利益，但是宣判则会让利益纷争进入零和博弈，究竟要不要进行反思和宣判，我觉得还是得由既得利益者去决定。乡村土狼 2016-1-11 -
这本书原是陆建德先生的读书评论集，旧版是2015的，这次是增订再版。这个集子对于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以赛亚·伯林、桑塔亚那等西方哲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刻评述，也对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源流进行了深入剖析，书中对于普世价值、自由等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真知灼见，极有说服力。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个书名。书名来自于书中他对于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同名评述——在这篇述评的最后，陆建德先生引用了一句伯林评论马克思主义的原话来作为结尾：“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这句话并不难理解，人类固然有非功利的、不为日常生活所局限的思想追求，但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思想背后必然隐藏着利益。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社会的人，都分属于不同的团体和阶层，是所处社会的塑造品，是既得利益的奴隶，所秉持的观点和思想虽然可以超越个人，超越阶层，甚至超越社会，但却无法超越其背后代表的利益——它必然有某种利益诉求在里面，即便不是为坚持者自己。如若不然，这种观点和思想将会失去受众，也就无法存在和传播。所以说，思想作为利益的代言人，一直都是与利益共生的，我们看待一种观点和思想，不但要理解它的政策主张，更要去分析其产生背景、源流嬗变，以及背后的利益，才足够全面。而既为利益，就存在着交换的可能性，所需的只是一个合适的兑价。当然，思想所代表的利益只有在遇到合适的土壤，与现实发生契合并转化实际的行动之后才能够实现，思想者就需要寻找认同自己的主张并能够加以落实的人。古人说，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大概都可作此理解。而一种新思想、新主张的落实一般都伴随着权利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又往往又根据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目标选择所需要的思想，以促进自身利益的实现。当权者就更是如此，必然要选择能够巩固其地位、强化其统治的思想来作为主导思想大力推行，一种或者多种。两者一但在某一点上达成一致，就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事实上，这种形式的利益交换也是历史中的常态，根本就不是新鲜事。孔子周游列国，待价而沽，就为了兜售自己的理论主张，诸葛亮躬耕南阳，善时而动，也只为等待明主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回到作者非常推崇的伯林，他本人也为思想利益论作了极好的注解——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他是犹太人，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始终忠诚于自己的民族和犹太复国运动，利用自己在英美政治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嘲讽、攻击、打压对犹太人及以色列的批评言论，制造幻象，引导舆论，老练地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为以色列的立国和发展壮大做出了或明或暗的难以估量的贡献——他的思想所代表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利益。当然，伯林此论也教给我们分析当下流行思潮的方法，对于任何一种理论主张，我们都要认真剖析其背后利益（这所谓的利益分析与阶级分析似乎出自同一娘胎，但前者更加灵活，也更能适应当前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的社会现实）。从国际上说，美国不遗余力的向全世界兜售它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些时候甚至不惜一战，真是为世界人民操碎了心，但它真的就是为了世界人民的福利吗？有哪一个国家在美国的指导下完成了超越呢？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埃及到叙利亚，它推行的那一套价值观并没有带去福音，而是无尽的混乱和苦难。说到底，这些东西不过是它对外的武器罢了，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自身利益服务的，它是根据美国的需要而非其他国家的现实状况而量身设计的，只不过在西方人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将其包装成了“无比正确”而已。到底正不正确还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考量才能有答案。如果我们不根据独特的国情加以甄别就盲目接受、全套照搬，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只会比上面列举的那些国家更差，而非更好。回到我们当下也同样如此。对于那些所谓的公知们，大肆鼓吹的自由主义，天天大喊的普世价值，张嘴闭嘴的自由人权，我们也应该仔细加以甄别，认真分析这些思想产生的根源、当时的背景、嬗变的过程、以及背后的利益，批判的加以接受，绝不能人云亦云，只是学到了几个自己也未必很明白的词汇就将其奉为救国治国的良方，高呼革命之类，这必然会走入歧途。我认为有些价值是所有人类都共同追求的，但是其内涵又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不可能存在整齐划一的统一标准，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自由、民主、平等等皆是如此。比如自由，有绝对的自由吗？自由是因为不自由而存在的，我们向往自由，却生来即身处不自由的困境，这困境则与所处的社会的历史、文化、法律、道德、宗教等等有着层层叠叠的关系，又怎么可能有一个全世界统一的“自由”之说呢？其实，对于所谓的普世价值，伯林当年就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价值不是普世的，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民族，甚至第个时代和文明，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和思考以及行动的方式。当然，他的这种解释仍然与他为以色列利益服务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很多人对伯林的这番言论选择了无视。读完陆建德先生这本书，感想良多，却不知从何入手来写评论，昨晚躲在床上也仍在冥思苦想，迷迷糊糊中脑海中好象划过一道灵光，以为找到了思路并有惊世骇俗之词句……今早醒来，脑海中仍是空空如也，只能就此写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句子凑些字数以交差吧。
精彩短评 (总计8条)
-
who influenced me a lot -
有關伯林幾篇寫的較好。有關鄒容章太炎幾篇寫的太過離譜。 -
专业水平不敢评价，政治观点不敢苟同 -
虽有私货但不乏干货 论据详细 角度犀利 解释清楚 洋中贯通 今年第一本这么有分量的书 -
历史书不会刻意撒谎，但可以选择性地告诉你真相。
伯林的话：“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最为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 -
陆老师的文章不容易看懂，需要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储备。读懂之后豁然开朗，确是真知灼见。 -
陈天华投身东海后，他的同志们称他为“烈士”，并为他在岳麓山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然而他的“切要之言”竟无人听取。“一切不顾”的行为，理直气壮的“发难”，形形色色的“一哄之政策”，史不绝书。 -
本书最大的败笔，不是作者带来的，而是不合理的文章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