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香格里拉
出版社:云南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
ISBN:9787885792503
作者:藏族村民
作者简介
从2000年到200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以社区教育项目的形式，帮助迪庆藏族拍摄了一批纪录片。它们是第一批来自藏族社区的影像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拍摄者家乡的变化，以及当地村民为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而做出的努力，让公众能听到来自社区的声音。
收集在本专辑中的影片有：
黑陶人家29分钟
茨中圣诞夜、茨中红酒24分钟
冰川31分钟
小生命5分钟
2005年卡瓦格博民间文化节25分钟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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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教育相当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影像（电影、电视、摄影等）的掌握和使用依然表现出不平等的一面。谁拍，拍谁，怎么拍，拍了以后如何发表、如何使用，为谁使用，谁是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当老师谁当学生，都有一定的规矩。一方面是外国大片、DVD影碟、电视机以及数码影像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却是信息的单向流通依然如旧。特别是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而，影像在今天如此普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在调查中，我们经常碰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而最让他们兴奋的，也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照片和电影。做项目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早在项目组到来之前，现代的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我们在所有村子都曾看到这样的景象：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有一个装满照片的镜框；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的堂屋里看电视。在德钦的明永村，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11-12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问题不在于是否把照片和录像引入社区，而在于当地人所接触的影像，大部分来自主流渠道（报纸、杂志、电视台、盗版光碟）。这些玩艺儿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甚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诱导年轻人对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对暴力和性的宣扬，以及曲解了经济和旅游开发的意义等。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至于我们这些学者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多照片和电影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被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以至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拍摄这些照片给谁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1991年，福特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个项目启发了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正如项目发起人王承乐所说：“纪实摄影的基本原则是：影像可以起教育作用，照片可以影响政策决定，社区和个人有能力创造提倡公共健康政策的图像和文字”。这个以”photovoice”著名的项目，以其深入的实践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社区工作者认真考虑把照相机、摄像机交给农民，和他们共同创造为他们服务的影像作品。这个项目和名称（”photovoice”，照片之声）被TNC继承，于2 000年在云南西北部的农村开展，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的结合起来。而我们的小组，也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名为“社区影视教育”（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的活动。就在我们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以普及数码影像为主流的风潮，也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的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边缘人群。由此而来的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有意思的那些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力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同时，影像制作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中国政府已制订了推动素质和电化教育的政策，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内地和中心城市的青少年，也应当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他们更需要影像的帮助，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本土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价值观。 非洲的一群先驱者说道：“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Giving people a voice rather than a massage）”。这句话贴切地表达了接收和发言之间的区别。这种新的影像制作和传播方式，其主题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结合，同时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像教育称为——“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learn our own tradition)。 -
对于迪庆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德钦的热爱是源于卡瓦格博，后来又因为马骅以及种种原因我去了那里。拍冰川的扎西尼玛跟佳碧村都是我所熟悉的。作为一个由村民拍摄（不知道是否由村民剪辑）的片子，《我们佳碧村》还是不错的，或许在别人看来它不是很好，但这个卡瓦格博山下澜沧江边的村子，对于我有特殊的感情，里面最后一段过年时祭山与弦子跟我在雨崩时的情景一样，是那么真实而熟悉，只是那一年雪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