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慈悲》书评

贫穷的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

正义不仅存于冰冷的法律 更存于每个人心中的仁慈和悲悯｜“美国的曼德拉”布莱恩·史蒂文森律师的第一本书｜亚马逊、《纽约时报》畅销书，《时代》周刊年度十佳非虚构作品｜ 2015年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形象奖，安德鲁·卡内基卓越非虚构作品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西雅图时报》《时尚先生Esquire》年度图书高鸿钧 何勤华 贺卫方 季卫东 李秀清 郑戈 一致推荐蔡崇达 李静睿 杨潇 吴琦 重磅推荐贫穷的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布莱恩•史蒂文森，闻名全美的公益律师，美国的曼德拉，为身处绝境的囚犯带去希望。｜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有钱势的人，而是能否对那些贫穷的人、被定罪的人、被监禁的人给予仁慈和悲悯。｜史蒂文森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善。｜《正义的慈悲》是这位伟大律师的第一本书。

《正义的慈悲》：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书摘）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1983年，我只是一个23岁的哈佛法学院在校生，正在乔治亚州实习，激情满满但缺乏经验，从事着超出自己能力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走进过戒备森严的监狱，更没有去过死囚区。当我得知我将独自会见这个罪犯，也就是说没有律师陪着我，我试着不让自己表现得惊慌失措。乔治亚州的死囚区位于偏远小镇杰克逊郊外的一所监狱。我独自驾车从亚特兰大出发，沿着75号州际公路向前行驶。离目的地越近，我的心脏就跳得越厉害。那时我对死刑一无所知，甚至没有上过刑事诉讼法的课。对于死刑的上诉程序，我连基本的了解都谈不上，当然日后我对这些复杂的条文会像自己的手指那般熟悉。在报名参加这次实习时，我还没有认真想过，真有可能会亲自会见罪犯。说实话，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希望成为一名律师。随着里程表上的数字在乡村道路上无情地跳过，我越来越相信那个人见到我后一定会失望之极。我的本科专业是哲学，而到了高年级，我意识到毕业后没有人会雇自己去做哲学分析。于是，我发狂似地查询"研究生计划"，而最终选择法学的原因是，其他所有研究生项目都要求有一定的学科基础，法学院似乎不要求你了解任何相关知识。在哈佛，我可以一边学习法律，一边在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并不确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与我业已在生命中所经历和希冀之事有关，但我还不能将它们组合成一条清晰的事业路径。然而，我刚开始在哈佛法学院的求学之路，就担心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能够求学哈佛让我感到非常幸运，但在一年之后，幻想破灭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哈佛大学法学院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质，特别是对于一个21岁的青年来说。许多教授使用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直接、连续和对抗性的提问，副作用就是让没做好准备的学生感到无地自容。这些课程晦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与种族和贫困问题毫无关联--可这些问题却是我选择法学的最初动因。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已获得研究生学位，或者已有在知名律所做助理的经历。而我却是白纸一张，我感到自己既没有经验也不世故，与同学们相去甚远。新学期开始一个月之后，就有律师事务所出现在校园里，着手面试法学院的学生。我的同学们纷纷穿上昂贵的套装踊跃前往报名，期待着飞往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们正热情准备的事情对我来说全然是一个谜，在进入法学院之前，我甚至都没见过律师。在就读哈佛法学院后的第一个暑假，我参加了费城的一个青少年司法项目，并在晚上去听高级微积分课程，为来年在肯尼迪学院的学习做准备。9月，我开始了公共政策研究生项目的学习，依然感到它们与我的理想关系不大。课程的内容极度量化，聚焦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却不太关心到底获得的是什么利益，而付出的是什么成本。虽然得到了智力上的启发，但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以及类似的课程总是让我走神。但就在此时，忽然之间，我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了起来。我发现哈佛法学院有一个关于种族和穷人诉讼的集中课程，为时一个月。这种课程非常少见，导师是贝特西·巴特利特（BetsyBartholet），一位在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ColoredPeople，简称NAACP）法律辩护基金会做兼职律师的教授。与大多数课程不同，这门课要求学生离开校园，在某个社会司法救助组织里工作一个月。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于是，1983年12月，我坐在了前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飞机上。按照计划，我将在那里为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工作几个星期。我当时没有钱购买直达亚特兰大的航班，所以只能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转机。而正是在那里我遇到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的董事史蒂夫·布莱特。他正巧结束了度假，要回亚特兰大。史蒂夫三十四五岁，与当时迷茫困惑的我相反，他积极热情，对未来充满确信。他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农场长大，后来在华盛顿读完了法学院。他是哥伦比亚特区公设辩护处（PublicDefenseService）的杰出诉讼律师，刚刚受聘接管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其职责是帮助乔治亚州的死刑犯。我告诉他我怎么看法学教授，而他却不认为他的工作与教授们所教的内容无关。我们见面时，他给了我一个热情的熊抱，然后我们就畅谈起来，一路聊到了亚特兰大。【图书及作者简介】布莱恩·史蒂文森，闻名全美的公益律师，美国的曼德拉，为身处绝境的囚犯带去希望。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有钱势的人，而是能否对那些贫穷的人、被定罪的人、被监禁的人给予仁慈和悲悯。史蒂文森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善。《正义的慈悲》是这位伟大律师的第一本书。

正义的慈悲

《正义的慈悲》，布莱恩.史蒂文森著，于霄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1月第一版。可称美国司法的b面，以一个昭雪之案串起种种不公问题。因为来自真实，内容并不精彩。其实只看译者书前介绍也就差不多了。社会的进步不易，需要一点一滴不懈努力，没有国家能例外，也总是需要如译者译书名时大费周章的那个词：慈悲。

《正义的慈悲》：为沉默的大多数歌唱

2014年初夏的一天，出版界前辈曹元勇老师请我喝咖啡，他想和我聊聊的原因是，我参与翻译了《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他问：“除了玛雅·安吉洛，你还会做其他黑人作家的书吗？”我实话实说：“不会，做玛雅的书有个人情结在里头，对其他黑人作家、黑人文学的发展脉络则谈不上了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时隔一年半，竟完成了《正义的慈悲》的出版，还购买了2004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已知的世界》、201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在世界与我之间》的版权，而黑人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自传《我外祖父的儿子》也在翻译中。“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见一个罪犯。”这是黑人律师史蒂文森《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一书的第一句话。2014年年底，我从各种排行榜和书单上了解到刚刚出版的Just Mercy: A Story of Justice and Redemption，于是向版权代理人要来本书的PDF阅读。去见这个罪犯的时候，史蒂文森23岁，正在哈佛法学院就读。他来自特拉华州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他十几岁时，外祖父被试图盗窃一台黑白电视机的混混杀死。他不确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是知道，那一定与穷苦人的生活、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公平的竞争有某种关联。史蒂文森的选择是不同寻常的。哈佛法学院的学位通常被视为进入华尔街律所的通行证。也有一些人，比如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哈佛法学院1906届）、阿奇博尔德·考克斯（1937届）、奥巴马（1991届）、约翰·罗伯茨（1979届），他们从政或做法官，对所处时代的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当然，哈佛法学院也走出了杰弗里·图宾（1986届）这样的《纽约客》作家。而本已和他们一样跻身精英阶层的史蒂文森（1985届）却选择去做一名公益律师，像圣徒一样工作。他迄今单身，甚至将自己得到的各种奖金全都捐献给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史蒂文森驱车前往乔治亚州偏远小镇杰克逊的一所监狱，去见那个名叫亨利的黑人囚犯，他一路都在排练见到对方时要说的台词。他想，亨利一定会失望之极，因为他甚至不是一名真正的律师，他能带给这名囚犯的只是一个简短的讯息：“你在未来一年之内不会被执行死刑。”真正会见时，情绪紧张之下，精心排练的话全都不见了踪影，史蒂文森不停地道歉，而亨利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却满心欢喜，因为他可以放心地让自己的妻儿前来探视自己了。他们放松地聊起了家常，从音乐、监狱到家人、成长经历，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因为超出了探视时间，狱警非常生气，出于报复心理，他粗暴地给亨利上手铐和脚镣。史蒂文森提出抗议，亨利却说没关系，在他即将走出会见室的时候，他开始唱一首古老的赞美诗：我今面向高处攀登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途中，我惟祷祝，使我立足更高之处在这次探监之后，史蒂文森投入帮助亨利的工作。法学院的课程原来看起来与史蒂文森关心的问题如此疏离，现在也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如果他想帮助亨利这样的人，就需熟练掌握法律技艺。史蒂文森在毕业后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先是加入了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不久后创办了平等司法倡议组织。史蒂文森获得了诸多荣誉，其中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奖章、全美公益律师协会年度律师、美国律师协会公共服务和专业精神奖。在美国，身为一名黑人意味着什么？在很多情况下，会被“推定有罪”。史蒂文森讲述了他与警察的一次遭遇。他悲哀地发现，哪怕精通法律，在骄横的权力面前，仍无力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本书的主线故事对我们来说似曾相识。沃尔特·麦克米利安住在阿拉巴马州门罗维尔，那里正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的家乡。1986年，门罗维尔一名18岁白人少女被人谋杀，整整7个月没有破案，社区陷入恐惧和愤怒，与本案无关的黑人沃尔特成为警方眼中的“完美嫌疑人”，在死囚区被关了6年才等来无罪判决。沃尔特的经历让史蒂文森认识到，当政府不负责任地行使定罪和量刑权时，体制将如何伤害和夺取人们的生命。逃出生天的沃尔特还算是幸运的，但还有一些罪犯由于先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辩护而被判处死刑，史蒂文森在接手案件后虽拼尽全力，也只能一次次眼看着他们被执行死刑。愤怒和悲伤令他伤痕累累，他将自己称为“接石者”，他说：“你不可能与权力滥用、贫穷、不平等、疾病、压迫或不公平真刀实枪地战斗而不为他们所伤害”，他也会有就此退出的想法。在他感到脆弱的时候，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约翰尼·卡尔（Johnnie Carr）和弗吉尼娅·杜尔（Virginia Durr）这些老一辈的民权活动家给了他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关于这三位女士在民权运动中的贡献，请见书中译者注，以及胡晓进发表于澎湃新闻的文章《“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屈服之累”》。）当他说唱一般急切地向她们解释自己在做的工作后，她们鼓励他要勇敢，在她们面前，史蒂文森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位年轻的王子。他深深懂得，“我知道明天我还会回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史蒂文森和他的平等司法倡议组织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2010年5月17日，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他所代理的米勒诉阿拉巴马州案（Miller v. Alabama）的判决：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适用于非杀人罪的儿童犯身上是残酷和不寻常的刑罚，在宪法上是不允许的。这一判例意味着相关的两千多名犯人得到了合法救济和减刑的机会。为了他们，史蒂文森仍奔走在去往监狱和法庭的路上。最近在想，为什么接连做了好几位黑人作家的书？为什么会在读《正义的慈悲》时数次流泪？可能与自己的经历也有关。我没有能力写出来，却可以通过做的书表达。这也算是法学专业的我能为法治做的点滴贡献。王笑红

虽然与自己三观不合，但仍值得一看

购买这本书时，预期是看到一个戏剧性的，沉冤昭雪的故事。里面有坏警察，有受冤的无辜者，有好律师，有最终落入法网的真正犯人，就像看过的许多电影和美剧一样。没有料到的是，真正看下来，我看到了种族不平等，看到了司法制度的局限，看到了对死刑的不同意见，最后也没有一个戏剧性的结局，真正的犯人没有得到审判，沉冤昭雪的人也没有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本书仍值得一读。关于死刑：我是支持死刑的。一贯认为，如果因为悲惨的身世和精神的疾病而对犯罪的人加以宽容，那无端受害的好人的权利在哪里，“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也许思想不够先进，但我总是认为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关于种族歧视：也许是没有受歧视的经历，所以对黑人的遭遇无法感同身受。但我欣赏并敬佩布莱恩律师为自己种族所作出的努力。当今美国的自由、多元（当然是相对的，自然也有阴影），是一代又一代民权主义者推动的结果。不可讳言，现在美国各个族群中（特别是亚裔），黑人自身争取话语权和平等的努力，尽管有时矫枉过正，但是力量最大的。关于布莱恩律师：总是和此人有点三观不合，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死刑的看法和所谓对不值得宽恕的人给予宽恕的看法。所以我尊敬他，认同他对冤案拨乱反正，和儿童非谋杀案件量刑过重的作为，理解但不认同他因为犯人所谓的疾病、悲惨过往而应从宽量刑作出的努力。

近距离的正义（作者：余涛）

对待冤假错案的态度及处理手段，最能考量一个社会的良心和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状况。有“美国曼德拉”之称的公益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森的《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一书，以一起冤案为主线，展示了司法制度中的偏见给人带来的永久性伤害。而他在帮助蒙冤死囚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也向公众传达了“正义”概念究竟为何。击响正义之鼓1983年，21岁的史蒂文森还只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在校生，正苦于法学院课程的晦涩、功利和苏格拉底式教学法的咄咄逼人。和其他同学相比，史蒂文森在进入法学院前不过是一个生于特拉华州农村、受种族歧视良久的非裔美国人，连律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法学院的决策理论、计量经济学等课程虽然让他受到智力启发，却与他预期中和种族、贫困问题相关联的求学理想大相径庭，也让他对未来失去方向。所以，当同学们身穿昂贵套装飞往大城市，竭力敲开知名律所大门时，史蒂文森却被法学院一门关于种族和穷人诉讼的课程吸引，也因此得到亚特兰大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SPDC)的实习机会。在那里，他遇到了深陷死囚区已有两年多的亨利。菜鸟律师助理史蒂文森和亨利的初次会见，就被亨利的言行所折服，而亨利被狱警虐待仍不断吟诵的福音诗歌如同天籁之音，消除了史蒂文森的惶恐与不安，重塑着他对人性、宽恕和希望的理解，让这个不专业的新手律师助理愈发坚定。这次会面加深了史蒂文森对法学院课程的认知，消除了他与法学院的“距离感”。从某个角度而言，虽然史蒂文森帮助了亨利，但反过来，这个叫做亨利的非裔美国人算得上是史蒂文森的人生引路人。身披黑羽的知更鸟1950年代生人的沃尔特·麦克米利安生活在南方腹地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他生性开朗、有礼、慷慨、洒脱，有着粗犷的男性外表和一份相对稳定的事业，颇有女人缘。只不过，与白人女性卡伦·凯利的一段婚外情，让他成了当地人的众矢之的。在当时的阿拉巴马州，跨种族婚姻或性关系会给黑人男性带来生命危险，因此而遭受私刑处死的黑人在门罗县和临县已有数十人。所以，1986年11月1日，当一位名叫隆达·莫里森的18岁白人女性被杀案件迁延许久、无法告破时，名声扫地的麦克米利安的突然间被捕似乎成了理所应当之事。这个桥段是不是像电影剧本，似曾相识？是的，无数冤案就是这么发生的。嫌犯的空缺往往会让陷入困顿却手握公器的警长们铤而走险，公众也会在深深的恐惧和愤怒中头脑发热，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凶手来安慰他们脆弱的心灵。这一刻，电影照进了现实。卡伦的新男友拉尔夫·迈尔斯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虽然他敏感、懦弱、丑陋且有各种犯罪前科，但为洗清自己的嫌疑，他用如簧之舌编造了他被麦克米利安挟持参与杀害莫里森的犯罪经过，其中甚至包含他被性侵的细节。于是，尽管有许多牢固证据证明麦克米利安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但“跨种族通奸”和“鸡奸”的帽子还是戴在了麦克米利安头上。为何一个荒诞如此的故事会被人欣然接受？在当地的一些白人看来，“黑鬼”能投资立业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事情，麦克米利安只配给白人老板打工，而非拥有自己的木材厂。他拥有的财富已远超非裔美国人能通过合法手段获得的范围。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公众和媒体都不惜对他进行妖魔化处理，他个人甚至被法官冠上了“阿拉巴马大毒枭”“南方黑手党”等恶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门罗维尔正是声名远播的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发生地，影片中的一名警官还和该案的警官同名，都叫泰特。只不过电影中的赫克·泰特警长是芬奇律师的朋友，以保护无辜者为己任，而该案的始作俑者汤姆·泰特警长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杀死一只知更鸟》成就了演员格里高里·派克的奥斯卡小金人之梦，“知更鸟”也因此成为无辜而脆弱灵魂的代名词，成为每个参与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人所要时刻谨记的警示象征。好在麦克米利安这只知更鸟有史蒂文森的帮助，没像剧中的鲁滨逊那样屈辱地死去。何为正义美国联邦资深法官杰德·拉科夫在2014年曾发表一篇题目叫《无辜的人，为什么认罪？》的文章。在他看来，当下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由于失去法官监督而变成闭门交易，检察官代替法官起着主导和控制作用。辩诉交易成为司法体系的常态，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监禁也让美国的在押率位居世界之首。美国大约有230万人身陷囹圄，但有200多万人都在辩诉交易下获刑，按照他的保守估算，其中可能有两万多无辜的人是被逼认罪的。和常人的想象不同，大规模监禁和极端惩罚其实极易作出，而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就很难有回旋余地。剥夺自由容易，但恢复自由则很难。在律师执业生涯中，史蒂文森遭遇过最高法院的荒谬裁决程序。普通人和法律人放任的恐惧、愤怒、冷漠和功利化计算造就了无数冤案。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什么是正义？这恐怕是一个已被人回答了千百万次，但始终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史蒂文森算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他而言，如果司法制度优待有钱而有罪之人，却敌视贫穷但无罪的人，绝对谈不上是正义。正义事关人生善恶，是植根于希望和自由意志的宽恕。史蒂文森认为，黑暗中存有光明。世间本就是善良与罪恶并存，欣赏他人美德并以同情态度看待他人的生活，是理解他人罪恶的出发点。罪恶威胁着无辜者，但唯有同情、理解和宽恕才能解决杀戮与报复的无限循环。虽然6年死囚犯生活给沃尔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夺去了他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夺走了他的事业和声誉，但他出狱后仍真诚地原谅了那些逮捕他、指控他、给他定罪以及出于各种阴暗心理抹黑、诋毁他的邻人。他出狱后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可以说非常窘迫。2013年9月，他在不公判决带来的疾病与困顿中悄然逝去，但他对其他人正义的慈悲，让他没有陷入到复仇的“五分钟快感”之中，也让他的生命因重获爱与自由而闪耀光芒。史蒂文森时常回忆起祖母对他的教导，“在远处，你无法理解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离得近点儿”。近距离看死刑执行细节带来的冲击，是死刑支持论者无法体会的。同样，近距离接触像亨利和沃尔特这样的人，近距离感受幸福、痛苦和正义，更为真实可靠。在史蒂文森看来，蒙冤者的人性光芒才是对正义的最佳解释，或者说，宽恕、慈悲才是正义。所以，如何对待有权势的人、受尊敬的人并不是一国法律的精髓，“贫穷的反面不是富裕，而是公正”。对待贫穷者、不受欢迎者以及那些被判有罪者的态度，才是衡量法律公正与否的真正标准。

成为一个接石者

作为法律著作，这本书的可读性超出了我的意料。为误判者获取自由，阻止刑事司法中的种族歧视，对抗精神病患者和儿童所遭遇的不公正对待，为穷人提供法律援助，废除死刑制度呼吁，史蒂文森的勇气与努力令人感动。沃尔特·麦克米利安蒙冤入狱到无罪判决出狱的八年“抗战”为主线，其中插叙的诸多案例，对美国司法制度的缺陷，警察和检察官的偏见和滥用权力，监狱系统的腐败，全方位的披露，完全击碎了“美国梦”，阴影的覆盖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联系到近年来，我国司法系统暴露出的诸多黑幕，竟然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荒谬感。追求正义的事业，果然没有止境。悲悯的宗教情怀，深沉的人性反思，对宽恕对希望毫不动摇的坚信，追求成为“接石者”的担当，更使本书蕴藉了巨大的人格力量，深为震撼。PS：1、本书的翻译之烂超乎想象，序言写得尤其糟糕，几乎减少了一半的阅读乐趣。2、嫌弃书本太长的朋友可以观看网易公开课中史蒂文森在ted的演讲《我们需要谈谈不公》，但个人感觉没有本书精彩。接石者：《圣经》约8：1-11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故“接石者”不仅意味着宽恕犯错者，更要求不袖手旁观，帮助犯错者渡过难关。故书中感慨：“接住人们掷出的所有石头，一定很痛”。《正义的慈悲：美国司法中的苦难与救赎》布莱恩·史蒂文森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1月第1版

美国最高法院年度报道｜正义与慈悲（作者：高分子怪物）

毫无疑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15-2016年度（简称OT15）的第一个月是属于宪法第八修正案的，在第一个星期的案子里，大法官们试图澄清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关判处死刑的不确定性（Kansasv.Gleason和Kansasv.Carr）。在第二个星期里，大法官们则要面对两个很重要的问题：陪审团在死刑判决中的角色和最高法院2012年废除未成年罪犯终身监禁的判决（米勒诉阿拉巴马州，Millerv.Alabama）是否具有追溯性。第一个案子赫斯特诉佛罗里达州（Hurstv.Florida）涉及一个佛罗里达州法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佛罗里达州，陪审团只是“推荐”死刑，法官拥有最后决定权。赫斯特一案指向了最高法院13年前的判例（Ringv.Arizona）中不明确的地方：最高法院说的是，对死刑案中事实的认定必须由陪审团而不能是法官作出，但是最高法院从来没有说事实认定之后，陪审团在死刑案判刑阶段的权力有多大；最高法院也从来没有说死刑案的陪审团判决是不是一定要12票全票，而佛罗里达州的州法只是简单多数，实际上这个案子就是陪审团7：5判决犯罪嫌疑人死刑的。按理说，12人陪审团制度可以上溯到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传统。你几乎很难想象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最高法院在死刑判决是否一定要12票全票这个问题上仍未给出确定的答案，这个案子终于给予了他们一锤定音的机会。类似的，第二个案子也是一个“连续剧”，201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米勒诉阿拉巴马州一案中说对未成年人自动处以终身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终身监禁构成了“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但是最高法院没有说这个判决是否具有追溯性，也就是在2012年之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少年犯是否可以援引该判决得到重新审理或者减刑的机会。很凑巧的是，当我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上海三联书店的朋友们向我推荐了一本新书《正义的慈悲》（英文名Just Mercy），这本书的作者恰好是米勒案的辩护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斯（Bryan Stevenson）。我饶有兴致地读了这本非常棒的书，虽然在此之前我对美国刑事诉讼里的弊端也有所耳闻，但这本书揭露的阴暗面还是非常让人震惊。记得前一阵子看HBO的娱乐节目《Last Week Tonight》，这个半新闻半搞笑的节目的主持人是司徒囧（JonStewart）的徒弟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他做的这个节目以针砭时弊，揭露被主流媒体忽视的社会阴暗面而广受好评。在其中一集里，奥立弗调查了公设辩护人（Public Defender）的问题，自美国最高法院在1960年代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Gideonv.Wainwright）中确立了犯罪嫌疑人有得到政府支付费用的免费律师的宪法权利之后，美国各州和联邦都有公设辩护人为无法承担辩护律师的人提供司法援助。这个听上去当然很好，但是实际上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经费严重不足，一些办公地点因为蟑螂横行而被迫关闭，更糟糕的是，很多州人手不足，以至于在公设辩护人在每个案子上只能花7分钟！7分钟，你没有看错，7分钟。律师们没有魔术，你不可能花7分钟替任何一个人做有效的辩护，所以大多数律师只是劝说犯罪嫌疑人接受政府给予的判决条件，哪怕这个人是完全无辜的，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法确立的这个珍贵的宪法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就形同空文了。读完史蒂文斯的书，你会意识到这些弊端几乎只是冰山的一角。自七八十年代而来，美国刑法日渐严苛，结果就是监狱人口爆炸，在2005年的Roperv.Simmons之前，青少年被处以极刑屡见不鲜，在2012年的米勒诉阿拉巴马州案之前，十三四岁的孩子被处以终身监禁的例子更是不可胜数。更糟糕的是，很多青少年犯下的罪行并不是毫无争议或者没有任何值得怜悯的地方。比如史蒂文斯的书中提到的特蕾娜·加内特（Trina Garnett），从小就表现出智障的征兆，母亲在她9岁的时候过世，她的父亲一直性虐待她和她的姐姐。她14岁的时候因为偶然失手把房子点燃了（是无意还是有意在审理中有争议，这里用的是布莱恩书中的说法），导致两个男孩火中丧生。因为宾州的强制性最低量刑要求，法官无法考虑这个案子的背景情况，只得把她判处终身监禁并不得假释。在监狱里，16岁的她被狱警强奸，狱警受到的惩罚只不过是被解雇，而她在分娩的时候还被手铐铐在病床上。到史蒂文斯接触到她的案子时（2014年），她已经52岁了，在神志的无边黑暗中，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见一见她几乎从未谋面的儿子。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相信，任何有信仰的人在读到这段的时候，脑子里唯一的词就是：地狱。在美国很多监狱里，被殴打、鸡奸、强奸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强奸女犯人的狱警只不过被调离，最多也就是被解雇。又如书中提到的查理，14岁的他目睹母亲被她喝得烂醉的男友打昏在地，头部流血，昏迷不醒。他在找电话报警的时候摸到了他母亲的男友藏在家里的枪，他开枪打死了喝得烂醉的这个暴力成性的男人。史蒂文斯两天之后赶到监狱，查理仿佛没有了灵魂，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在费了一番努力之后，史蒂文斯才意识到14岁的查理在监狱里被多名犯人性攻击。由于史蒂文斯这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努力，查理才免于特蕾娜的悲剧，在18岁之前被获释。但是能有多少人得到史蒂文斯这个级别的律师的帮助呢？很多公设辩护人只是配合控方草草结案，好拿政府给的500到1000美元的律师费。我想任何读过《正义的慈悲》的人都会问，怎么会是这样？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冤案和过度严酷的惩罚？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我相信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司法制度给予了法官、检察官和警察过于强大的保护。比如说这本书里的主线故事的主人公沃尔特·麦克米利安（Walter McMillian），在他的案子里，他的唯一过错就是作为一个黑人，他竟然和一个白人已婚少妇上床，这让他成了白人社区的公敌，警方眼里的“完美嫌疑人”。治安官（Sheriff）和检方通过串通捏造证据，扣押对原告有利的证据（所谓的布雷迪违例[Brady Violation]），诱导证人作伪证把他送进死囚监狱并关押6年之久。即使在沃特沉冤昭雪之后，他仍然无法对这些检察官和治安官提起民事诉讼。史蒂文斯把民事诉讼打上最高法院也无法取胜，在13年之后的康尼克诉汤普森（Connickv.Thompson）的一案中，民权律师们得到了超级律师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的帮助，他设计了极其巧妙的诉讼策略：“不错，检察官很难被民事起诉，那我绕过这层防御，证明这个地区的检察官有着系统性的枉法行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当地政府对他们缺乏必要的培训，所以这是政府的民事责任……”克莱门特，我服了你了！但是这个诉讼在最高法院还是5：4输掉了，即便是克莱门特也无法打穿司法体系对检方近乎纵容的保护。但是第一大街第一号的圣殿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大法官们显然是意识到了美国刑法过严和检方滥用权力的现象，联邦最高法院在最近十年里开始慢慢往回收，一开始只是一两个个案的涓涓细流，但是在最近两三年修正的趋势逐渐汇聚成洪流。在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这方面，在2005年的洛佩诉西蒙斯（Roperv.Simmons）一案中，最高法院禁止判处未成年人死刑，接着在2010年的格雷厄姆诉佛罗里达州（Grahamv.Florida）一案中，最高法院说未成年人如果没有犯杀人罪就不能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终身监禁，最终，布莱恩引领着民权律师团体在2012年米勒诉阿拉巴马州一案中达到了他追所求的重大目标之一：强制性最低判处不得保释的终身监禁不得适用于未成年人。注：“强制性最低判处不得保释的终身监禁”听上去可能很拗口，值得详细解释一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犯罪率高涨的大背景下，随着保守派在七十年代占据主导地位，各级立法机构纷纷通过了所谓“最低量刑”（Minimum Sentencing）。也就是说一旦一个罪犯被陪审团判决有罪，这个最低量刑限制了法官的自由度，也不管这个罪犯是否情有可原，是否有可怜悯之处，一律至少判处某种级别以上的惩罚。在米勒案中，被告埃文·米勒（EvanMiller）犯事的时候才14岁，因为他的母亲吸毒和酗酒，他常在多个寄养家庭里生活，他的继父曾经虐待过他。他曾4次试图自杀，第一次的时候才6岁。他虽然年纪不大，但也像他母亲一样吸毒喝酒。2003年的某一天，他在家里看到一个毒贩到家里卖毒品给他母亲，他和他的朋友史密斯和毒贩一起到毒贩的家中派对，吸大麻喝酒。毒贩不胜酒力睡着了，他和朋友偷了毒贩的钱包，拿了他的300美元，当他想把钱包放回毒贩口袋里的时候毒贩突然醒了，毒贩扣住了他的咽喉，他的朋友拿了手边的棒球棒猛击毒贩把他打昏了，毒贩被打昏之后他还抓起球棒继续猛击毒贩。他和他的朋友起初只是仓皇逃遁，但两人决定回到毒贩家中，放了一把火以消除证据。毒贩最终死于棒伤和吸入烟雾。阿拉巴马州把他当作成人起诉，根据该州的法律，成人犯杀人罪强制性最低判刑是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布莱恩把这个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5：4判决“强制性最低判处未成年人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是违宪的，卡根大法官书写的判决书强调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还未成熟，认为需要给他们第二次机会。最高法院在米勒一案中留了个“尾巴”：米勒这个判例可以追溯到之前的判决吗？大法官们没有回答，但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实际上全美各地仍然有几百名当年的“少年犯”如今仍被关在监狱里。最高法院实际上是采取了习惯性的观望性做法，先看各州和下级法院是如何处理的，再决定是否要再进一步推动习惯法。结果呢，的确有很多州决定追溯性地重新审理老案子，给予当初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减刑的机会。但是也有很多州没有行动，他们没有行动的原因也很复杂，比如说很多陈年旧案的当事人都不在了，卷宗也可能丢失了，总而言之，有很多实际的困难。民权律师们决定再次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蒙哥马利诉路易斯安那州（Montgomeryv.Louisiana）就是他们推出的一个测试案件。1963年17岁的非裔青年亨利·蒙哥马利（Henry Montgomery）在公园里遇到了白人治安官小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Jr.），他慌了神，悲剧的是他口袋里有一枝廉价的枪，他开枪打死了治安官。这个治安官在当地口碑很好，经常深入社区劝说青少年远离犯罪，还给不识字的母亲们读在越南战场上的孩子寄来的家信。第一个陪审团判他死刑，因为当时他的律师说他有某种意义上的智障（IQ测试结果为70），第二个陪审团取消了死刑，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得到了所谓的强制性的终身监禁，迄今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他的律师请求最高法院允许让米勒判决追溯到52年前的这个案子，路易斯安那州不同意，该州的检察总长说重新审理52年前的案子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当事人大多已不在世上，技术上非常困难。也许这些案情扣人心弦，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充满了热情。但是问题在于，最高法院考虑的更多的往往是整体法律架构而非个案，九位大佬首先问了一个让两方都面面相觑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件事情有司法管辖权吗？他们之所以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联邦法院不能审理纯属州法的问题。但邪门的是，无论是蒙哥马利的律师还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检察总长都没有质疑联邦最高法院的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九位大佬们找到了华盛顿著名律师理查德·D.伯恩斯坦（RichardD.Bernstein），让他来阐述“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管辖权”这一立场。如果说管辖权问题已经让人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案子的核心问题——米勒案的判决有没有追溯性——就更加复杂、充满技术细节。因为某个刑事判例是否有追溯性，这个问题本身是由另外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控制的，这个判例就是梯格诉莱恩（Teaguev.Lane）。在这个判例里，前一代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说，刑事判例是否能够具有追溯性，取决于这个判例是不是根本性地改变了实体法，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判例只是改变了刑事诉讼的程序性问题，那是不能具有追溯性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米勒一案有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实体法，夹杂着管辖权问题、伯恩斯坦、蒙哥马利的律师、奥巴马政府的律师（支持被告蒙哥马利）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就此辩论了整整75分钟。作为一位旅美的中国公民，每当看到中国的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我不可能不联想到，这种事情如果在美国发生会怎么样。一个相对公平和有效率的司法制度，毫无疑问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渠道之一。但我内心深处总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想法，似乎美国司法制度一些深层次的架构，对治理这个拥有庞大疆域和众多人口的国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无数的案件，也许每个案子在最初的时候都让人热血沸腾，要求严惩罪犯和反对公权力滥用的双方都有着非常激动的情绪，但是美国的司法金字塔，越往上就越具有技术性，到了最高法院的时候，几乎变成了非常抽象的法律问题。在审理某个刑事案子的时候，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抱着难以置信的态度问了一句：“他是用石头杀的人？”很多律师都当场大笑，当时几乎没人认为有什么不合适，因为案情已经抽象成纯粹的技术问题，经年日久的诉讼让有血有肉的受害者和罪犯变成了成百上千页的诉讼文书里的符号，最初激动的情绪在这种法理和逻辑的磨盘里也渐渐冷却。但这不等于说，这个司法体系就是合理的，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想对一个庞大的体系作出评价注定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个月前，在上海和朋友们吃饭的时候，就有看过《正义的慈悲》的朋友问我：“美国的司法制度真的这么黑暗吗？”我几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如何回答。从个案的角度，你可以看见有像卡尔兄弟（见上篇：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86666）这样十恶不赦的暴徒，也有如麦克米利安这样完全无辜的被陷害者，当然更多的是如特蕾娜，查理和埃文这样或多或少有值得怜悯之处的罪犯，从最高法院的角度，你如何给一个拥有三亿人口的国家设立一个相对公平和明确的标准？在阅读《正义的慈悲》的时候，布莱恩栩栩如生地叙述了他贫困的童年经历，他谈到初入哈佛法学院的种种不适应：老师如苏格拉底般地和学生辩诘，很多基础很好的学生对法律早就有所了解而且知道如何在这个体系里占据优势。出身中产阶级、经过一流学校本科教育的精英们，如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哈佛本科），卡根大法官（耶鲁本科），或者像超级诉讼律师克莱门特（乔治城）（，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同时代的人甩在身后，法学院的《法律评论》杂志编辑职位通向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上诉法院的法官助理通向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罗伯茨是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的助理，卡根是马歇尔大法官的助理，克莱门特是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助理），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通向白宫：罗伯茨年纪轻轻就直入里根政府的核心，成为白宫法律顾问和首席政府律师斯塔尔的助手；卡根也是很早就被当作民主党的未来之星培养，克林顿曾开玩笑说：“每次卡根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平均IQ就翻番”；克莱门特则成为小布什政府的首席政府律师的助手和首席律师（在奥尔森执掌首席律师期间担任副手，奥尔森辞职之后继任），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的代言人。和他们相比，布莱恩简直像是去了另外一个学校，但他一旦发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就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他的6次最高法院之旅值得任何一位法律界同仁向他脱帽致敬。毫无疑问，不同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完全不同的视角。他可能永远不会像罗伯茨或者卡根那样能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案子，他认识这些社会最底层最绝望无助的人们，了解他们的悲欢苦乐。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摆脱我们的个人经历带来的主观视角，但我们至少应当坦然面对自己的无知、偏见和局限，告诉我们自己：也许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复杂，也许答案并不存在，但是每个勇于探索这些社会问题的人们，都值得我们大声的喝彩。（文/高分子怪物)美国最高法院年度报道｜正义与慈悲

《三联生活周刊》｜知更鸟呼唤正义的慈悲（作者：郑戈）

在普利策奖得主哈珀·李的长篇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中，主角阿提卡斯·芬奇律师说：“我想让你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勇气，而不是认为勇气就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枪。它是这样一种精神气质：你在起步之前就知道自己已经被判定失败，但你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征途，并不顾结果地跑完赛程。”《正义的慈悲》的作者史蒂文森无疑具有这样的勇气。他出生在达拉维尔州的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小镇，他的外祖父被几名试图偷走他的黑白电视的青少年杀死。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另一个非裔美国人身上，他很可能变得愤世嫉俗，或者对不计后果的莽撞少年充满敌视。但他一方面积极向上，大学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和肯尼迪政治学院，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另一方面他没有像托马斯大法官那样的黑人精英那样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变得极端保守，对自己所出身的阶层冷酷无情。相反，在读法学院期间他就抱着为消除社会不公而奋斗的决心。一开始，他对象牙塔中人与社会现实毫无瓜葛、闭门造车的状况感到困惑，但在参加完一个实习项目并去监狱会见了一名死刑犯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法学院的学习原先看起来与我关心的问题如此疏离，但在我会见了处于牢笼和绝望中的人后，它却变得关系密切和极端重要。就连我在肯尼迪学院的学习也有了新的意义。如果我要对我目睹的歧视和不平等进行量化分析和解构，必要的研究技术就成了亟须的、有意义的工具。”“知更鸟”故事的发生地是阿拉巴马州的门罗维尔，而这个小镇也以获得普利策奖的哈珀·李和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格列高里·派克主演的同名电影为傲。各种展览和纪念品充斥着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但比小说情节更加匪夷所思的冤案和悲剧却不断重演。《正义的慈悲》就是以一个现实版的“知更鸟”故事为主线，这是史蒂文森亲自代理的一个后来家喻户晓的冤案。真实案件的主人公名叫沃尔特·麦克米利安。他是一位遵纪守法、勤劳本分的黑人，出身贫寒，但靠自己的聪明和吃苦耐劳过上了与他的种族、阶层“不相称”的小康生活，以至于后来有些白人（包括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毫无根据地宣称他是个潜藏的“大毒枭”。另一件使他深受某些白人憎恨的事情是他与一位已婚白人女性有染。在将“跨种族性行为”视为十恶不赦罪行的阿拉巴马，仅仅这件事就可能使他遭受当地屡见不鲜的私刑。于是，当门罗维尔的白人姑娘隆达·莫里森在1986年11月1日被人杀害、而警方历时数月未能破案之后，声名狼藉、已经卷入另一场谋杀案的白人拉尔夫·迈尔斯在其漏洞百出的口供中声称麦克米利安是杀人凶手。他后来很快翻供，但警察把他和麦克米利安一起投入了死囚牢房。精神濒临崩溃的迈尔斯同意与警察合作，警察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在审判中，一位名叫罗伯特·E.李·基的法官展示了各种偏见。尽管三名检方证人的证词都漏洞百出，而麦克米利安却有确凿无疑的不在场证明——数十位证人可以证明他在案发当时正在家中烤鱼，但只有一位黑人陪审员的陪审团最终宣判麦克米利安有罪，确定刑罚为不可保释的终身监禁。这时基法官再次出马，利用阿拉巴马州法律赋予法官的“推翻权”，修改刑罚为死刑。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史蒂文森是在案件已经终审、麦克米利安在监狱中等候死刑执行的阶段介入案件的。他所创办的“平等司法倡议组织”一开始便专注于为贫困的死囚提供法律服务。尽管他提供了很多新的无罪证据，甚至包括关键证人迈尔斯推翻自己此前证供的新证词，但僵化、腐败的阿拉巴马州司法系统却拒绝纠正错误。直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影响巨大的“新闻60分钟”深入报道了此案，揭示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惊人不公，情况才有了转机。上诉法院以定罪证据不可靠为由发回重审，检方在重审程序中撤回指控。麦克米利安走出死牢时，他已在这里被关押了6年之久。在考虑是否接受媒体的采访请求时，史蒂文森是从麦克米利安出狱后的可能处境来考虑的。当时他和同事已经因为代理此案受到多次死亡威胁。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受到的威胁使我担心，如果沃尔特获释，他将面临重重敌意。我怀疑，如果每个人都确定他是一个危险的凶手，他是否还能在这个社区安全地生活。”他试图通过媒体宣传让人们看到：“他的自由不是基于对法律漏洞和法律技术的利用，而是基于简单的正义——他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使我联想到BBC热播电视连续剧《皇家律师》（Silk）里的一个情节。女律师玛莎·科斯特罗帮助替黑社会跑腿的智弱人士布兰登做无罪辩护，鼓励他出来指证黑老大。而黑社会团伙本来是安排布兰登来替老大背黑锅的。布兰登出狱后毫无意外地被残忍杀害了。虽然这位玛莎明知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她依然坚持让他在法庭上说出真相。这时我想，她在意的究竟是他的福祉，还是自己的虚荣？如果要对此做善意的理解，只能说她的世界被法庭所限定，使她对法庭之外的真实世界视而不见（如果不是装聋作哑）。这与《正义的慈悲》所展现的境界完全不同。法律人往往把司法权理解为一种判断权，认为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法官可以摈除杂念、不偏不倚地面对事实、适用法律。然而，每一位法官都深深地镶嵌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头脑不是一部接收信息并分析判断的计算机。在一个社会竞技场因歧视而严重倾斜并明显区隔的社会，处在社会分层下端的竞技者永远处在不利地位。而法官一般处在上层，他们不会背叛自己的阶级。正如引领史蒂文森进入“南方囚犯辩护委员会”的史蒂夫对他说的那样：“死刑就是‘没钱的人要受的刑罚’。”像辛普森案那样的名人因聘请庞大律师团队而脱罪的事例，不是美国司法的骄傲，而是它的耻辱。此书出版后已经荣登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在内的各种榜单前列，并有了许多的书评。但作者本人对大多数书评将此书的意义局限在“刑事错案”纠正领域十分不满，因为他所针对的是社会歧视以及体制化、系统性的司法不公。正如他在本书引言中就指出的那样：“当我们纵容其他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们自身也无法逃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同情心的缺失可以摧毁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恐惧和愤怒会使我们仇恨、嗜暴、偏激，最终我们都将尝到不宽恕的恶果——我们在宣判那些受害者的同时，也宣判了自己。”他试图改变的不只是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更是造成这种结果的社会心理和文化——造成一些群体长期处于屈从地位的文化。这是一本很感人的书。长期从事象牙塔里的学术工作使我变得越来越理性，尽管我是一个内心十分感性的人，但感动却往往持续不了几秒钟，便马上会被理性的分析和质疑所压倒。在阅读这本书时，我的感动是持续的，而它所引起的思考也是带有人性的温度的。我会极力向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而不是德肖维茨的《最好的辩护》，虽然后者可能更“有用”，更能帮助学生学习到帮助有钱人脱罪或免除责任的技能。相比之下，这本书更能帮助我们正视冰冷的现实，并以热情去融化它，以勇气和知识、技能去改变它。知更鸟在歌唱，可冷漠、专业地拉动着司法之磨的人们听得见它的歌声吗？（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市东方学者特聘教授。著有《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2006），译著有《法律的道德性》、《公法的变迁》、《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等）知更鸟呼唤正义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