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变局》章节试读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页

2015年，先后读了傅乐成的《中国通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光明读书榜上看到这本书，本对作者本人并不熟悉，只是评价都比较高才买来看，大年初二总汉唐书城买来，读完两本通史之后再度此类读物，较为轻松容易。作品是作者收集史料的梳理，似有字大行稀之感。诚如以上阅读者所言，看到了经济、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对外交往，单单没有看到大变局。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30页 -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粗制滥造，中华书局。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2页 -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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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27页 - 江南市镇： 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

英国人类学家埃斯特·博塞勒普 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人类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
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的发展》中文版序言中说，18世纪的清代中国非常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而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中国尤其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并不比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落后；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尤其是英格兰的经济迅猛发展，而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于是就落后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大分流”，分界点就是工业革命。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78页 -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王赓武说：“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进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进贡也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强调所有的对外关系都是臣民与君主的关系，强调所有的礼物都是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皇帝送出的礼物则被看做居高临下的皇帝赐给臣服的统治者的礼物。”所谓官方的通道，就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写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的机会，去中国朝见皇帝，以这种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方式。用“朝贡一回赐”维系的两国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制。另一方面，它是以商业行为进行的活动，使得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他特别指出，14至巧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以及在这两个贸易圈之间，由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
相对于广东沿海对南洋的贸易而言，浙闽沿海对日本的贸易控制更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一旦浙江市舶司关闭以后，海上贸易的供求失衡尖锐地凸显出来，大规模的走私集团兴起，为了对付官方的弹压，他们都配备武装。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由于种种原因，被蒙上了“倭寇”的色彩。这是“罢市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独特见解：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入寇。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得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明史专家山根幸夫在《明帝国与日本》中，谈到“后期倭寇”时，强调以下两点：一、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二、倭寇的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要求废止“禁海令”，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
唐力行的《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文，从徽州海商的角度来考察倭寇，反过来考察日后成为倭寇首领的徽州海商：“为了对抗明王朝的武力镇压和扩大贸易，海商们渐次组合成武装集团……这些船头又在竞争兼并中聚合成几个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其中，较著名的以徽州海商为首领的有许氏海商集团、王直海商集团和徐海海商集团”。唐力行的另一大贡献是考证了《明史》改王直为汪直很有必要。王直本姓汪，从事海上走私，风险大，为家属安全计，隐瞒真姓（汪）。
万历时福建长乐人谢杰对倭寇的分析：一、成为中国大患的“倭寇”，其实多是中国人。
二、由于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闽浙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的生路受到遏止，由商转而为寇。
三、政府推行政策的偏颇是导致“倭患”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四、归根结底，“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
既然倭患的根源在于海禁太严，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堵”而是“疏”，换言之，必须开放海禁，才能缓解倭患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动乱。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题准的“许贩东西诸番”具体是指在漳州府的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与之配套的是，把月港镇升格为海澄县，在此设立海关（当时称为督饷馆），对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当时称为商税，使得以往的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种税收，包含引税、水饷、陆饷。民间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由政府核准后颁发“船引”，这种船引的税收，叫做“引税”。水饷是对出口货物征收的商税，由船商缴纨陆饷是对进口货物征收的商税，由铺商缴纳。
月港贸易的意义并不局限于福建一地，诸如发展了地方经济，增加了多少税收。它的意义带有全局性—最高当局第一次批准民间商人可以出海，可以与外商贸易，否定了沿用达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在漳州月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此后，随着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海地区经济繁荣，从侧面证实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全球化的大航海时代，开放海禁是唯一可取的选择。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383页 - 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化进程，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而且表现在文化的全球化。其主要标志就是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教会向世界各国派出传教士，晚明时期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伴随着天主教教义，带来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西学东渐，使得中国在文化上逐步与世界接轨。 嘉靖、万历时期的思想解放浪潮，提供了一个宽容的接受环境。
欧洲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发生了与它相呼应的宗教改革，这场运云包括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使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第二阶段是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它使某些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有区别，也有内在的联系，他们都是14至16世纪破坏现存秩序的强大个人主义潮流的产物；两者都有着类似的经济背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两者都有着回归早期根源的性质，即回到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成就 回到《圣经》和早期基督教的教义。
早期耶稣会的传教方法同天主教已有的模式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他们把人作为宇宙万物的中心，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思想。他们明确强调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和处理问题，对人类本性充满理解和同情，使得他们的思想向着适应对方和迂回的方向发展。
利玛窦在肇庆期间，最有影响的科学创举是把欧洲的地理学和世界地图首次介绍给中国人。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7页 -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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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嘉靖大倭寇 - 嘉靖大倭寇

19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于“嘉靖大倭寇”的看法有了耳目一新的解释。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根据大量历史事实得出结论：“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战争。戴裔煊《明代嘉靖间的倭寇海盗与资本主义萌芽》主张：倭患与平定倭患的战争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说的更彻底：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成为倭寇，王直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大多确是王直雇佣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26页 -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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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04页 -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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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页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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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35页 -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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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02页 -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美国学者弗兰克，在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
澳门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输出的大多是生丝、丝织品、棉布、瓷器等质优价廉的中国货输入的除了少量各地土特产，大量的是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的白银货币。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3页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511页 - 新气象： 文人结社与言论

美国汉学家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 1935 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所得到的结论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耐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富路特的著作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欢迎，有的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睹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

《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20页 - 第一章 “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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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的笔记-第111页 - 第二章 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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