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章节试读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1页

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林肯的崛起，标志着美国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从此，民主政治家来了。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2页

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奴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主原则加上人权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从此以后，民众眼睛里的政治家，不再有statesman，而全部是politician了。他们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台上的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4页 -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法庭对阿灵顿的判决，距离阿灵顿的被侵占，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了。联邦总统也已经换了好几个。一个从惨烈内战中走出来的国家，政府可以有无数借口继续侵占这块土地。比如说，这是战争的既成事实；比如说，当时的行为符合“战时法”；比如说，这是敌产，可作例外处理；比如说，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应该向前看了；比如说，阿灵顿事实上已经成为联邦军人墓地，改回私人庄园也不可能了，等等、等等。
可是，假如法律可以践踏一次而不被纠正，就不能保证不被践踏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认可了第一次非法剥夺，就无法保证将来不发生第二次非法剥夺。法律失去公信力，国家就随时可以陷入混乱，公民的家园就没有起码保障了。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圣诞节决定开车出门旅行。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在动荡的年头，哪怕是一个稳重如磐石的人，一旦卷入历史大旋涡，也顿时只能随之旋转飘荡，失去根基

和林肯总统相比，李将军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老派绅士。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活生生地是两个时代的人。李将军出生在弗吉尼亚，那是政治舞台随着民主化而西移以前的政治中心。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华盛顿邮报》创办人尤金·迈尔，他在买下自己的报纸的时候，也发表了他经过反省后确立的办报原则： 报纸的第一使命，是报道尽可能接近事实真相；作为新闻的传播者，报纸要如绅士一样正派；报纸要对读者和普通民众负责，而不是对报社老板的私利负责；为了公众利益，报社要准备为坚持真实报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报纸将不与任何特殊利益结盟，在报道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时候，要公平、自由和健全。

新闻业的社会监督功能，使它似乎顶着一个金色冠冕，让人觉得它就是领受了神圣使命来到人间，就是一个天然正确的社会角色。可是，身在“此山中”的普利策，深知并不那么简单。新闻业也是一个由人组成、由人在运作的系统。它也在聚集和反映出人的弱点。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细究所谓“相对和平主义”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其实人是有天然弱点的。就是在危险距离自己远的时候，态度就容易“超然冷静”，更“和平”，而危险逼近，态度就会变化。因此，一个面临巨大危险的国家，它的反应，将本能地和他国他人不同。这引出双方都要警惕的一个问题：身处险境的，要避免过度反应；安享和平的，要居安思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林肯的崛起，标志着没过从建国初期共和国精英政治到民主政治转变的完成。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2页 -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战争给予一个国家最大的冲击，是对原有体制和契约的破坏。战争是一个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的借口下，一些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出笼的“法律”，就会顶着“战时法”的牌子出来。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3页

不错的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9页

…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认为，这是寻求民众选票支持的职业政治家的正常表现。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整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郑克之间的区别。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0页 - 第一章

历史是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演变到现在的：从国会和王室的实力相当，过渡到国会已经足够强大，执掌实权，而王室开始变得之是一群文弱绅士和妇孺。在这关间的刻，国会和他们代表的英国平民，为什么不把王室撵出白金汉宫，如同当年我们把溥仪撵出紫禁城一样呢。为什么他们反而在一年一度的英国议会的开幕式上，让王室独揽风光，而这些戴着假发，有贵族头衔老头和西装革履嬉笑开朗的民选代表们，煞费苦心的照本演出这样的古老仪式呢？那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智慧的理解。他们在告诫自己，契约是必须遵守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住的，一个守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们也在重温自己的历史教训：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圣诞节决定开车出门旅行。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1页

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需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9页

哪个林肯才是真正的林肯？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古典共和政治下，才是有意义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
抛开对领袖的个人道德评价，本质上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 第一辑

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7页

阿灵顿国家公墓是美国的一个荣誉归葬地，却不是官员的高级墓地，所以，一个死于疆场的普通士兵一定能够安息于此，而官阶高至总统，却往往没有份。总统中的例外是约翰•肯尼迪，因为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被刺杀，大家就同意把他看作是一个战死的士兵。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9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当后来的北军统帅、战后的美国总统、现在印在五十美元钞票上的格兰特将军还没有解放自己家的奴隶时，李将军已经率先解放了自己家族的全部奴隶。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看到美国的法律文化在起着一定作用，换个地方，只需一纸通令，作敌产没收即可，哪里还需要费这些周折。
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在现代 民主政治下，这个问题失去了操作意义。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
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美国人就是这样，天真得有点可笑，他们为莱克辛顿骄傲，就说，那我们也叫做 莱克辛顿吧。这样，美国就遍地都是莱克辛顿了。
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向战败的德国过度索取赔偿。德国因此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由于民众慌不择路，希特勒的纳粹党伺机而起，最终祸及世界，首先就祸及它的邻居法国。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0页

他肯定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将持续四年，美国将损失六十一万八千个轻装男子。引出一场内战，丧失六十一万八千个生命是什么分量，任何一个有道德的政治家都不会无动于衷。
有道德的政治家？那么某些人是彻底的反人类了。独裁者。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1页

李将军和华盛顿将军有亲戚关系，在精神上则仍然继承着华盛顿那一代的绅士准则。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2页

她们知道,这些人说话有可能言不由衷,有可能避重就轻,有可能纯粹是为了选票而一时献媚于民众,欺瞒民众.但成熟民主制度下的民众,也不会因此而对制度失望.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2页

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少数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4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7页

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杯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有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 1

1、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2、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
2、契约是必须遵守的，历史的教训是必须记住的，一个守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他们也在重温自己的历史教训：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权力必须用权力来制约。
3、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博格首席大法官写下了如下这段现在还常常被人引用的话：
　　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谴责。
4、一个社会要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并不难，要达到多数人的一致也不难，难的是公正善待只有百分之几的少数。有时候，少数显得如此人微言轻，他们的生死存亡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可是，能否保证这微乎其微的少数得到公平的善待，恰恰是检验文明和人道的试金石，也是决定能否长治久安的一个关键。
5、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罗伯特·李将军曾经说过，人的短暂一生里，所见到的大多是悲惨和苦难，是卑劣和失望，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必须读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所看到的社会、所看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历史长河里大时段大范围里呈现的图景是有所不同的，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短暂一生里，更多的机会是看到了人性之恶，是令人失望的现实。只有在读历史的时候，你能在纸页间经历几百年几千年，你才能看到进步、改善，你才会庆幸自己生活在此时此刻。
6、独立的个人，须对自己的行为主张负责，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当一些人结成宗派，就会人为制造虚幻正义，把个人的自私，在虚幻正义下掩盖起来，互相提供行为正当性的保证。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准，通常低于个人道德。单个好人，会在拉帮结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坏事来。
7、在美国，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使得人们形成这样文明、理智的态度：我不以一个人的肤色、种族、贫富、地域和宗教等来判断他，而是以他本人的表现来判断他。也不把一个和几个人的表现，扩大为对整个种族、群体的判断。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2页 - 第一辑

战争给予一个国家的最大冲击，是对原有体制和契约的破坏。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0页

在动荡的年头，哪怕是一个稳重如磐石的人，一旦卷入历史大漩涡，也顿时只能随之旋转飘荡，失去根基。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页 - 2

作者林达读《我们仨》：我从同样的年代走来，当然知道，他们回顾一生时可以有多少怨愤。现在的人们甚至抱怨中国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不抗争。而我却从中体验到生活中的另一种坚持：坚持亲情的可贵和珍重，坚持在自己能够围护的那一小方土地上的正常和快乐，维护和保留文明的种子，坚持常识和常情，又通过敬业的工作态度和对亲友的关爱，传布这样一种文明。谁能说这就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抗争。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世界？为什么成人要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
龙应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她不仅直接批评制度，而且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在内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台湾没有在为公民社会做出准备。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一定知道，在台湾的集权制度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从一开始就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0页 - 第一章

就本质上来说，新闻业本身就是建立在任的弱点上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老话，叫做”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都有好奇、猎奇的心理，人的创造性就来源于此。可是，当这种好奇心失去分寸、大众心理集合膨胀，也会带来令人吃惊的负面后果。
人最难了解了面对的，大概就是自己了。任何一个新闻人都知道，越是地震、海啸、火山爆发这样的灾难，也就具有越大的”新闻性“。然而，”新闻轰炸“几天之后，人们的心理会迅速疲劳，再连续的报道，民众就不会再感兴趣。因为它不再是”具有新闻性”的“新闻”。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
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
正视自己的不完美。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1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0页 - 第一章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将军站在哈佛大学，接受荣誉学位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两年。可是，欧洲是什么样的局面呢？盟国的胜利已经完全被一种新的焦虑和紧张所压倒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发问：“现在欧洲成什么了？它是一个碎砖乱瓦堆，一个大坟场，一篇散布着瘟疫和仇恨、伤口还在流血的土地。”是的，欧洲虽然终于大白纳粹、得到了和平，可是，却成为一个巨大的战争废墟。欧洲没有产品能够出售以换取资金，人们期待建立和发展的民主政治也就处于危险之中。两年过去了，不是欧洲人不努力，而是没有最起码的启动资金。
其实，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状态。再这样的状态下，独裁、强权呼之欲出，战争也呼之欲出。若无法改善这样的局面，再一次的轮回，世界就会像发生疟疾一样，始终是动荡不安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出任美国国务卿。他觉得自己真是被人错误的委以如此重任，其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善于用言辞表达自己的人，他不能滔滔雄辩。你可曾听过你个大国的外交部长，竟然不懂言辞？他从这个有着简朴的灰色城堡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出来，站在有着高贵学院气质的红色校舍围绕的哈佛大学的院子里，面对八千来宾，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对以往功绩和今日表彰的得意，他只是忧心忡忡，实话实说：“我必须向诸位禀告，今天的世界形势、十分严峻。"接着，他说出了自己对恢复欧洲的构想。
………………
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向战败国德国过度索取赔偿。德国因此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由于民众慌不择路，希特勒的纳粹党伺机而起，最终伙计世界，首先就祸及它的邻居法国。马歇尔将军用它的计划，向世界宣扬一个理念，贫穷不仅滋生罪恶，也助长集权政治，最终威胁和平。国际社会有责任消除贫困，扶助民主理念。他还向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一场战争的胜者，可以不是趾高气扬的征服者和压榨者，而是战败国人民的朋友和救援者。因此，马歇尔计划也包括了当时的西德，联邦德国迅速恢复，发展成一个现代国家。
道德和同理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圣诞节决定开车出门旅行。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迅速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4页

一个从惨烈内战中走出来的国家，政府可以有无数借口继续侵占这块土地。可是，假如法律可以践踏一次而不被纠正，就不能保证不被践踏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认可了第一次非法剥夺，就无法保证将来不发生第二次非法剥夺。法律失去公信力，国家就随时可以陷入混乱，公民的家园就没有起码保障了。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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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林肯）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前的区别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2页

战争给予一个国家的最大冲击，是对原有体制和契约的破坏。战争是一个非常状态。在非常状态的借口下，一些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出笼的”法律“，就会顶着”战时法“的牌子出来。美国最基本的一个共同契约，就是绝对保护私人财产。可是在战争中，大量的”阿灵顿现象“出现了。这显然是和美国建国以来的起码法律相违背的。在有着根深蒂固法律文化的民众面前，联邦政府不能没有个交代。于是。一条”战时法“应运而生。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7页

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换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麦克内尔在课堂上曾经问过学生：历史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历史是人群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是集体的自我认知所必需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记忆，那么不管有多么聪明，也不能认知自己是什么，是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和别人是什么关系。同样，一个人类群体，如果没有集体记忆，那就不能认知这个群体是什么，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和其他群体的关系是什么。
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政治之所以经常败坏人性，和人们在政治中拉帮结派有关。他认为，单独的个人都有一定的道德要求。独立的个人，须对自己的行为主张负责，更容易有道德心。但是，当一些人结成宗派，就会人为制造虚幻正义，把个人的自私，在虚幻正义下掩盖起来，互相提供行为正当性的保证。所以，小宗派的道德水准，通常低于个人道德。单个好人，会在拉帮结派中放任自己的私心，甚至做出坏事来。
玻尔神父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文明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疏离世俗社会，放弃世俗社会的财富和奢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用毕生的时间，用所有的才智，专注于和上帝对话，寻找上帝的指引，寻找生命的意义。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9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政治家既有用自己的理念和道德良心引导民众的责任，更有追随民意，笼络民意，塑造民意的需要。事实上，你已经不可能有把握地知道，什么时候他是一个基于原则和道德说话的政治家，什么时候他是一个权衡利弊说话的政客了。
……
当然，即便如此，政治运作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侧重，是否有一定的原则，依然能够看出一个优秀的现代政治家和政客之间的区别。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6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政治家，politician，有时候也译成政客。中文里，政治家是褒义词，政客是贬义词。英语里，politician中性而有时略带贬义。民主一旦完成，也就意味着传统的政治家，statesman，转变成民主政治下的politician，现代政治家和政客。在古典共和政治的时代，特别强调政治家的道德水准；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时代，这种对个人道德的强调不仅是一种奢侈，而且失去了现实的操作意义。古典共和政治诉诸于道德，现代民主政治则诉诸于制度。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1页 - 林肯总统和李将军

古典政治家stateman和政客Policician
在社会活动的舞台上，他们古典一代和民主时代的人有一个区别：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 1

美国妇孺皆知的常识：美国政府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分支。这样的分权结构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而恰恰相反，它是宁可牺牲效率而为了防止专制。如果政府权力被分割，被分散，如果一项政策必须经过国会立法通过，由行政实施，由司法监督，那么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为所欲为，政府权力就难以被滥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曾经说过：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手里，不管这是一个人的手，还是一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专制了。
我们曾经的思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匆忙地制作一个概念，一顶帽子。我们判定这顶帽子是恶，是罪，我们越来越深信不疑。然后我们就用这顶帽子去衡量具体的个人，凡是能塞进这顶帽子的，就都是恶，都是罪。这种没有程序约束的帽子有自我扩大的动力，几乎总是会超额完成任务。其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层出不穷的冤狱。我们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平反”。这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类似“褫夺公权之法案”的东西。我们没有事先禁绝它的产生，事后当我们纠正错误的时候，我们只停留在当初判断错误的层面上，而没有看到问题在结构和程序上。也许我们以为，程序只是一个形式，追求程序之限制只是不解渴的白费功夫，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是实质性的正义。而上面讲的故事则刚好相反，它们表达的是，所谓实质正义倒有可能是虚幻的，人们能够做的，不过是恪守程序的限制而已。美国宪法中的“不得立法”条款，特别是禁止褫夺公权之法案，反映了美国的宪法领袖们对政治过程的一种批判心态。通常，人们在谈及宪政的时候，总是集中在立法的政治过程上。人们以为，议会的成功就是民主的成功。生活在美国，人们都知道，美国政治制度的成功，一多半是司法的成功，把司法过程和政治过程隔绝，立法机构不得违背程序和规则立法，违背程序的立法是非法之法，非法之法不是法。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7页 -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车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路径是自己选择的，景色是变幻的，外部世界被速度抛出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这就使人产生错觉，好像只要自己不主动走进这个世界，就可以永远不走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感觉上最能够触摸自由。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2页

一个法国人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后，曾提出了“多数的暴政”的担心。民主是多数的统治，如果多数决定对少数人施以暴政，就像美国的奴隶制那样，用什么来纠正和防止？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回答说：民主原则加上人权法案，再加第十三和第十四修正案。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5页 - 第一章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处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的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作者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社会批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加入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战士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不足为奇。
难的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睁开眼睛直面问题。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页 - 1

1.战争对一个国家的最大冲击，是对原有体制和契约的破坏。
2.政治家不得不寻找成功的机会，那是废奴的时机还不到。
3.乔治-华盛顿。乔治-马歇尔。
4.军人的灵魂不仅是有勇有谋，更是把生命融入使命。
5.这也是战争中最为惨痛的时刻：士兵们发现，他们浴血拼杀的敌人，其实和自己一模一样。
6.很多人只是为了军饷在打仗。
7.契约是必须遵守的。
8.阿米绪
9.美国史书上的妥协一词通常是一个正面的词。大家认为，打成妥协解决了问题，是双方共同的胜利。
10.真的和平主义，就铁定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立场么？
11.《大清留美幼童记》
历史是人群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是集体的自我认知所必需的。
12.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2页

这就是司法判定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铁证如山的，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过度地追求审判台上的“正义伸张”。必须承认有“不能伸张”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为误判更是双重的非正义――冤者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对种族问题的此类不确切描述。起因于人们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很强烈的、要表达自己对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为底层代言的倾向。这是知识阶层由来已久、经久不息的一个情结。这也恰恰旁证了知识阶层和底层事实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给知识阶层带来越多的不安，他们产生这种表达的意向就越趋强烈。无疑，贫穷与恶劣的生活状态导致罪恶。可是，对这种联系的探究，应该引出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如何消除贫困、消灭罪恶根源的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对已经结出的罪恶之果表达泛滥的同情，不论这个恶果是个别的罪犯或是群体的暴民。道理很简单：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识阶层假如放弃面对犯罪行为的道德立场，甚至提供过分的借口和“理解”，不仅无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演进，甚至可能将他们带入更为危险的困惑和歧途。

我们乐于从政治层面检讨。不仅是这一层面尚有改进的余地，还因为我们能够获取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还可能把自己逼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4页

关于阿灵顿的产权变迁，“假如法律可以践踏一次而不被纠正，就不能保证不被践踏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认可了第一次非法剥夺，就无法保证将来不发生第二次非法剥夺。法律失去公信力，国家就随时可以陷入混乱，公民的家园就没有起码保障了。”
“风兴浪起的时候，民主时代的人倾向于向下诉求，向民众呼吁；古典时代的人倾向于向内诉求，诉诸于自己内在的道德良心。”

美国从古典共和政治到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变，“他们知道，避免政客为祸，只能依靠反对派的平衡，依靠开放的积极的新闻监督，依靠启蒙了的民众自己。他们知道，人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健康的制度。”

马歇尔计划，面对冷战的威胁，由美国伸出援手，给予欧洲启动资金，迅速恢复欧洲的经济，结束欧洲和国际政治上可能出现的更大混乱。“马歇尔将军用他的计划，向世界宣扬一个理念，贫穷不仅孳生罪恶，也助长集权政治，最终威胁和平。”

《扫起落叶好过冬》的笔记-第10页 - 阿灵顿和罗伯特·李将军

在动荡的年头，哪怕是一个稳重如磐石的人，一旦卷入历史大漩涡，也顿时只能随之旋转飘荡，失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