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文集汇编》章节试读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笔记-金文通公集卷二十 - 金文通公集卷二十

第8册《金文通公集》（据康熙二十五年怀天堂刻本影印）卷二十目录云附载有金之俊行状及李霨撰墓志，正文原无，似未刻，今检国家图书馆藏初刻本《息斋集》附有此两篇。此本甚罕见，《碑传集》《耆献类徵》皆未收金氏传状，其难觅可知。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笔记-第16冊《石雲居文集》 - 第16冊《石雲居文集》

舊文一篇，稍加整理發在這裏。
《石雲居文集》十五卷，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5冊、《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冊并有收錄。《存目》本云：“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刻本”，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卷55集部《石雲居士集》條下亦云此。《彙編》本作“清順治刻本”。按，此兩本每卷卷首俱有中科院圖書館藏章，知其實同一底本。《文集》序雖作於順治三年，然其後續有增補，《四庫提要》、《鄭堂讀書記》皆有說，故底本著錄當以《彙編》本為是。兩本卷首俱有《陳百史文序》。《存目》本云：“順治三年二月□□□□□□□謹序於城南之桂王館”，中間缺七字。《彙編》本則并“謹序於”三字亦脫去，疑是影印所誤。此序不具名姓，殊不可解。然細讀此《序》，并核以他書，仍有若干端倪可尋，茲略述如下。
《序》文頗長，此處不能全錄，僅將有關者稍作摘錄：
（1）“長而從嘉定諸君子遊，皆及見震川先生之門人。”
（2）“門生故人收四十以後未焚之稿刻成一百卷，會有國難，棄置牆壁，不復省視。”
（3）“甲申三月以後，誓斷筆硯，士友過從，絕口不及文事。”
（4）“泰昌記元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人王季木譚文左掖門下，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
（5）“今年入燕平陵陳百史先生以詩文見示”。
其中最有關係者為第（4）則。按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文少卿翔鳳”條云：庚申冬，以國喪，會闕門，極論近代詩文俗學，祈其改而從古。天瑞（按，翔鳳字）告王季木曰：“虞山兄再困我矣。”天瑞與余不為苟同如此。（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1冊，頁693，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
又同卷“王考功象春”條云：歲庚申，以哭臨集西闕門下，相與扺掌論文，余為極論近代詩文之流弊，因切規之曰：“二兄讀古人之書，而學今人之學，胸中安身立命，畢竟以今人為本根，以古人為枝葉，窠臼一成，藏識日固，並所讀古人之書胥化為今人之俗學矣。譬之堪輿家，尋龍捉穴，必有發脈處。二兄之論詩文，從古人何者發脈乎？抑亦但從空同、元美發脈乎？”季木撟然不應。天瑞曰：“善哉斯言，姑舍是，吾不能遽脫履以從也。”（頁694）
茲再全引《序》中所記論文事如下：泰昌記元之歲，與秦人文太青、齊人王季木譚文左掖門下，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余曰：“子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為經，三史六子為緯，包孕陶鑄，精氣結轖，發為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昇出神，無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為古學，安身立命於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太清喟然曰：“善哉。雖然，吾不能舍所學而從子矣。”
細加對勘，《序》與《列朝詩集小傳》所記之事極為相似。《序》屢言“從事於古學”，全篇盡寓此意，而觀《小傳》，此亦正是牧齋持以與文、王二氏論辯者。而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歲在庚申，亦兩處所記為同一事之證。文翔鳳、王象春並為牧齋之同年，此番論辯在牧齋之生命史中大抵甚為重要，記憶亦頗深，其晚年每每回憶及此，其為王士禛詩集所作之序云：
往余嘗與太清、季木論文東闕下，勸其追溯古學，毋沿洄於今學而不知返。太清喟然謂季木曰：“虞山之言是也，顧我老不能用耳。”（《牧齋有學集》卷17，《王貽上詩序》，中冊，頁76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又見《帶經堂集》卷首，《原序一》，《續修四庫全書》集部1414冊，頁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並觀以上所引三則史料，其與《陳百史文序》同出一人之手筆，殆可基本確定。然若細讀之，則尚有一抵牾之處，即此場論辯所發生之地點。《小傳》一則記在“闕門”，一則記在西闕門，《序》中則言在左掖門；《陳百史文序》記在左掖門；《王貽上詩序》則作“東闕”。按《明史•輿服志》云：
（永樂）十八年建北京，……正南曰午門。中三門，翼以兩觀，觀各有樓，左曰左 掖門 ，右曰右 掖門。午門左稍南，曰闕左門，曰神廚門，內為太廟。右稍南，曰闕右門，曰社左門，內為太社稷。（《明史》卷68，《輿服志》4，第6冊，頁1668，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可知左掖門與東、西闕門相去甚近，大抵即在今午門外廣場一極小之範圍內，牧齋晚年記憶偶誤，蓋在情理之中，且論辯亦未必僅限於某一門之下，不可作絕對之理解。又，《小傳》兩則或記“國喪”，或記“哭臨”，泰昌元年（萬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崩，光宗嗣位月餘亦崩，此處所言當是後者（說詳下）。然明制，凡遇國喪，大臣哭臨皆在思善門外，而非此云之掖門或闕門，《實錄》可證。《光宗實錄》記禮部上神宗喪儀：
在京文武官員自二十二日聞喪，白布員領烏紗帽黑角帶皂靴，詣思善門外哭臨。（《光宗貞皇帝實錄》卷2，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條，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年）
又，《熹宗實錄》記光宗喪儀：
在京文武官員自聞喪日，白布員領烏紗帽黑角帶皂靴，詣思善門外哭臨，……各俱斬縗服詣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七日。（《熹宗悊皇帝實錄》卷1，泰昌元年九月丙子條，版本同上）

按《春明夢餘錄》卷6、《日下舊聞考》卷33，思善門在武英殿東北、仁智殿東南，在宮內。牧齋自萬曆三十八年丁父憂歸，至四十八年八月始啟程還朝，九月十一日於固鎮驛聞光宗升暇之訊（參【清】葛萬里編《錢牧齋先生年譜》，《北圖年譜叢刊》第64冊，頁564），其入都則當在十月（故《小傳》云“庚申冬”），而神宗梓宮已於該月丙午日葬定陵，而光宗則方上諡，尚未移陵，故牧齋哭臨者為光宗，而是時百官哭臨之期已過，故牧齋僅能“望闕哭臨”而已。其所以不合定制者，正可由此疏通。

關於“宮門論文”之事，翻檢文翔鳳之《文太青先生文集》（收在《四庫存目叢書》）、《皇極篇》（收在《四庫禁毀書叢刊》）與王象春《問山亭遺詩》（收在新文豐版《叢書集成續編》），皆未見提及，故牧齋之記載彌足珍貴。牧齋三度提及“論文”之事，皆為公開之文字，且王士禛並為王象春之孫，其事之可信度絕不容懷疑。其中雖有細微之處相互抵牾或不合典制，然大抵皆能有較合理之解釋，無礙於其事之真實性。根據牧齋之三次記載，此番論辯參與者惟文翔鳳、王象春與牧齋，並不見有第四人，故《陳百史文序》必當出自牧齋之手，絕無可疑。

上文所開列之五條線索，第（4）則已如前討論，餘者皆可與牧齋一一對應，可為《序》文作於牧齋之旁證。

牧齋《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向方，先生實導其路。”（《牧齋有學集》卷16，中冊，頁730）此與弟（1）則所述合若符節，若再詳覽《陳百史文序》全文，則作者由“俗學”入“古學”之轉向，亦與牧齋相合。牧齋早年文字之受嘉定學派影響、私淑歸有光諸事，今代治文學史者論之甚悉，此不必贅。第（2）則中所謂“刻成一百卷”者，蓋指《牧齋初學集》，《初學集》凡一百一十卷，後十卷為《太祖實錄辯證》、《讀杜小箋》，與全書體例稍異，若除去此，則正為一百卷；若存此，舉成數而言，亦可稱百卷。《初學集》由瞿式耜刻成於崇禎十六年九月，下去甲申國變甫半載，而式耜為牧齋門人，與《陳百史文序》“門生故人”、“會遭國變”數語正合。第（3）則中，蓋牧齋方仕於南明弘光政權，北兵壓境，和議不成，人心渙散，“絕口不及文事”者亦在情理之中，且今存牧齋文字，鮮有作於是年者，“斷筆硯”者亦屬事實。第（5）則，按《世祖實錄》，牧齋於順治二年四月十五日於南京歸降，七月壬子多爾袞令多鐸將錢謙益等移送京師，三年正月乙亥以故明禮部右侍郎原官管內翰林秘書院學士。由於此段時間牧齋留下之文字極少，無法判定其抵京之具體日期，大抵當在二年底或三年初，《陳百史文序》云“今年（按，順治三年）入燕”者，若籠統言之，亦無不可。
至此，前所列五條線索皆與牧齋合，尤其以第（4）則最為關鍵，《陳百史文序》出自牧齋之手筆，確鑿無疑。牧齋文字在高宗朝遭禁毀，則此處抽去其名亦屬正常，《石雲居文集》收有陳名夏致牧齋書牘，亦皆隱去其名。
文成後承陳師見告，“城南之桂王館”正牧齋入京時所暫居之地，見《有學集》卷一《觀管夫人畫竹並書松雪公修竹賦敬題短歌》。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笔记-第8冊36頁 - 第8冊36頁

《秀巖集》卷四頁13，漏印一面，《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96冊不誤。《彙編》《存目叢書》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笔记-第十五冊·澹友軒文集 - 第十五冊·澹友軒文集

《澹友軒文集》十六卷，本書第15冊著錄底本為順治十六年刻本。《販書偶記續編》、《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亦皆著錄有此本。恐稍有未當。卷首劉正宗敘署“順治己亥”，即十六年，而張永祺及校訂者劉雲序內皆未提及時間。考本書敘事之下限，有明文者皆在順治十七年：
（1）卷十《重建郡守名宦石公祠記》：“祠經始於順治十七年七月之念日，落成於本月之晦日。”（頁119）
（2）卷十一《重建城東淏河石橋碑》：“肇於順治十五年杪秋，成於十七年初夏。”（頁128）
（3）卷十一《郡守彭公邑侯黃公清丈河灘籽粒地畝德政碑》：“始於順治十七年庚子某月，告成事於某年之某月。”（頁133）
本書所收文大抵皆作於順治朝，故稱清世祖曰“上”、“今上”、“今天子”等，而卷二《敘定宇周公行略》內云“太宗皇帝嘉公忠勇，特旨召見，既死復錄用其長男。暨世宗皇帝混一南北，定鼎燕京……”（頁39）此“世宗”明為“世祖”之訛，上廟號在順治十八年三月，則文當作於此後，書亦當刻於此後。
惟本書凡“玄”字皆不避諱，如卷首張永祺序“玄以為譚”，卷五《崇效寺僧靜觀暨徒鼎寰晉左右善世掌僧錄司印序》內“即釋之以玄”（頁67）、“賢之於玄成輩”（頁68），同卷《黃于石生子序（代）》內“歲在玄默”（頁68）。大抵清初避諱，在康熙前並不嚴格，故此書之刻恐在順治十八年或康熙初元，而非著錄之順治十六年。
又，《清代詩文集彙編》本卷六末、卷七首有闕，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97冊影印河南圖書館藏本則為全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笔记-第九冊·石園全集 - 第九冊·石園全集

卷首今人撰作者小傳謂李元鼎“卒年不詳，清康熙九年（1670）仍在世”（頁444），蓋據其全集敘事之下限。按《清史列傳》卷79《貳臣傳乙》本傳於順治十年黜革下敘云“未幾死”；康熙《江西通志》卷79《人物十四·吉安府五》云“既而優遊林下，以詩文自娛，十餘年卒”；乾隆《吉安府志》卷40《人物志·大臣三·國朝》同，皆未明言其卒年。考其子李振裕《白石山房文稿》卷8有《先府君行述》，云“府君生於明萬曆乙未年十一月十四日，卒於清康熙庚戌年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六”，則元鼎正卒於康熙九年。
又康熙《通志》述李氏甲申年事云：“甲申京師陷，族叔邦華殉難死，元鼎守柩傍不忍去，賊逼之，不降。”此乃節略李振裕撰《行述》之文而成。李元鼎曾降於李自成而任京卿（或云太常，或云光祿），在甲乙之際各稗史中言之甚悉，弘光亦列之“從賊”。行述語多回護，恐不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