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全六卷）》书评

很能反映西方汉学今年新进展的通史名著

自《剑桥中国史》之后西方汉学界又一部通史名著，视野很开阔，不像国内同类著作过于重视政治史，很能反映近年来的西方汉学新进展，稍显遗憾的是对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界的成果引用不多，但也不必苛责，作为教科书式的通史著作已经很赞了。 比《剑桥中国史》简明，翻译质量也好很多，近年来的同类著作《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各本之间质量参差不齐，统一性很不好，感觉像是找了一系列类通史作品拼成的，而《哈佛中国史》属于统编约稿，前三卷还是成于一人之手，统一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卷:秦汉历史

总体讲什么？1. 第一卷：秦汉历史。复述知识1. 秦朝统一后，大家还是按照原来的地域，自称为“秦人”“楚人”“齐人”等，统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2. 新的职位“皇帝”，有神化色彩，更大权力。3. 儒学虽然获得正统地位，形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但在汉代的社会约束力其实还比较有限。4. 先秦普遍兵役制永久消失，军人职业化。5. 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一个媒介，是地方大家族势力。它们兴起强大，最终脱离中央掌控，军阀割据，指导东汉灭亡。6. “天下观”成型于战国时期的人才流动。7. 汉朝为了自己，努力批评秦朝，但又舍不得秦朝的“美好”的中央集权制度，只好采取策略，不批评秦朝制度，只丑化秦始皇本人。我的感想1. 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新事物（统一中国人身份认同、儒学社会约束力）总是成长缓慢。

《哈佛中国史：元与明》气候如何影响明朝那些事儿？

《哈佛中国史：元与明》是由整套《哈佛中国史》的主编，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撰写，他的代表作就是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再版的《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与文化》，是美国汉学最高奖项列文森奖获奖作品，可见作者对于明代历史的了解。这本元明史叙事非常流畅精彩，抛弃帝王将相和历史重大事件的叙事手法，采取全新的视角，比如从气候，比如从商业和文化，比如从全球化尤其南海经济体中的明帝国，让我们从更多的侧面更立体的重新的认识元、明朝。九渊：气候对于元明朝的影响卜正民在整套《哈佛中国史》总序中特别强调自己撰写这本元明史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就是气候对于元明史的影响。其实近年国外气候影响（甚至决定）历史的论断已经很火了，近年来也受到不少反驳和诟病，气候历史学家认为元朝灭掉宋朝和清朝灭掉明朝，都是处于全球小冰期，气候严寒，北方蛮族无法生存所以南侵，导致异族统治中国。但是，卜正民并未觉得气候是决定朝代兴衰的原因，他只是觉得一个以农业基础的帝国，气候影响农业也势必影响朝代的政治状态和走向。卜正民特别梳理元明史上的气候和自然灾害，特别是明代的九渊（九次大的自然灾害）对王朝治乱的影响，这一视角较为新颖。此外，卜正民还关注了当时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动植物的减少，增添了一份人文关怀色彩，这是中国历史叙述中较为少见的。龙见：通过虚构的历史现象看历史真相卜正民这本元明史，以龙的出现作为本书的开头和结尾，卜正民查阅了元明史上多次龙见的记载，龙是中国人的图腾，也有着多重的寓意，比如中国，比如天子，比如自然灾害，比如上天示警，通过龙见这一现象可以折射当时社会与国家政权的某种关系。卜正民说“龙使普通民众想到了自己在面对不可预测的上天和时而冷酷无情的国家时的脆弱性。那些看见龙的人可以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龙也许和爱尔兰黑豹一样，本身并存在，却被“当作一种自然力量，用以对抗难以捉摸的国家权力”。 龙明明是虚构的事物，为何在如此注重真相的历史中屡次出现，这和神话传说一样，都是因为某种动机对真实历史虚构表述而已，读历史就要读出这种虚构历史现象背后的动机来。历史学家鲁西奇说过“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也许并非透过历史资料去探索所谓“历史真相”弄清“唯一”的客观历史，更重要的乃是各种历史资料看作不同时代不同的人或人群对历史的述说，与认识。去分分析这些述说与认识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会如此叙述？换言之，历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历史叙述与认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丰满：360度的元明社会全景图相对于国内主流历史的地王叙事和细分研究，这本元明史通过幅员、经济、家族、信仰、物华等方面详细而细微的通过一些历史截片呈现元明时代的整个社会的生活图景，不再是宏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叙事，而是贴近人民生活的360度的社会全景图。下面简单的挑一些：幅员主要讲地域与人口，其中印象深刻的南北差距，经济重心的南移，并预言会移到广东。经济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社会财富的富裕带来的社会阶层的变化，士农工商变成了士商工农。家族其中印象最深的隋唐科举制的兴起导致士族门阀的衰落，元和明朝初年都不愿意采用科举，但是随后科举得以恢复，士绅阶层成为中国的链接上下的中间阶层，氏族家庭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信仰三教合一，儒教管日常生活与政治，道教管世界的观测方式，佛教管生死往来。最后，重点讲述王阳明新学的兴起。物华这部分详细的介绍了明朝时代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文化品位和对暴发户的鄙视，大量引用了柯律格的作品，比如《长物》。世界：南海经济体与全球化汉学家治中国史的优势在于可以从全球视角来看中国史，这是本书的亮点，比如明朝的外贸形式，朝贡与贸易。明朝非常注重朝贡贸易，甚至葡萄牙人也想加入朝贡体系之中。但是中国对于贸易的态度一直是犹豫不决定。倭患因为贸易受阻明朝的倭患的根本原因就是割断了与日本的正常贸易通道的结果，重开贸易之后倭患便很少发生了。明朝对于贸易的态度导致了其逐渐丧失了南海经济体的主导地位，葡萄牙人逐渐屠杀东南亚的中国人成为了主导，葡萄牙人南海区域内的贸易量已经超过亚洲和欧洲的贸易量，荷兰人和英国人随后也加入进来，逐渐开启了全球化。全球化对于明朝的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拉丁美洲银矿的开采，通过贸易或者直接货币套利，大量流入明帝国，一方面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造成晚明的严重通货膨胀，为明朝的崩溃加一把力。全球化的另一个影响还在于以利玛窦为代表大量的传教士开始涌入中国，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科学和技术，包括火枪火炮，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但最终在争议中选择了保守，没能用先进技术抵御大清的入侵，清也在几百年后付出沉重的代价。皇帝：政治兴衰的变与不变成吉思汗的世界性帝国，因为蒙古人采取并非中国的嫡长制继承制发生分裂，根据卜正民的观点，元朝频繁的皇帝更替和灭亡的主要原因也在于继承制。宋元灭宋，到明灭元，到清灭明，看似中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集权的政治体制却一直没变，元朝统治者为了税收的经济利益放弃了原来蒙古人的体制，选择集权政体，明朝推翻元朝后实际继承了元朝的体制，清朝入关后为了统治华夏大地，依然选择集权体制，甚至是后来的民国与我们现在。在本书最后一章结尾时，卜正民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当我们回首时，原来元明从未消失在历史深处”。

哈佛中国史第三卷：从剥开唐朝的外衣开始

历史应该如何被读？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备受争议，如今编纂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虽然已经尽可能地在跳出个人圈子，站在一个更客观的立场上看待这个世界，但个人感情色彩依然会在细枝末节间潜意识地流淌在文字里。于是，比较带有不同角度立场、不同感情色彩的历史版本成为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拿这套《哈佛中国史》来说，葛兆光在序言中说道：“中国学者撰写的各种通史，大体都是一根主线（政治与事件）、若干支流（社会经济、对外关系、思想文化），历史主线与各种支流在书中所占比重大体固定。”但当我们跳出自身的局限，用充满着西方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的“异域之眼”来重新看待并撰写中国历史时，似乎古老的中国从熟悉又变得有些陌生起来。如果说中国人写的中国史是从根基开始向外延展，那么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就是由表及里，层层渗透，这种感觉就好似懵懂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漂亮的琉璃珠，最先注意到的一定是它艳丽的色泽与新奇的图案，而这些却又往往是被我们自己所忽略掉的细节。以《哈佛中国史》中的第三卷《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为例，唐朝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不管在什么领域，几乎都达到了那个时期世界发展的一个最高峰。读者除了能够读到一个盛世唐朝经济政治文化的总框架，通过也可以发现很多在中国历史学家笔下一带而过的东西，比如“长安的花街柳巷”、“花卉热”、“在唐朝的外国人”、“唐代家庭中的妇女”、“道姑和女仙”等等一系列的子题，它们如同盛世唐朝的“外衣”，想要进一步的研究就需要剥开它们。而通过这些切入口很小的子题，读者其实又能联想并衍生出看待中国唐朝史的许多独特角度，甚至可以以此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在“长安的花街柳巷”之中，作者就敏感地窥探到唐朝首都生活的一个重要细节，即科举考试的考试院和花街柳巷的风月场所靠得极近，甚至可以说是连在一起，放在如今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考试院基本上都是在学校设点，也就等于说是在学校旁边开夜总会。但从这个侧面，作者透过现象却发现这样一种潜移默化的联系——“性交易和新科举考试文化之间的关系”。对此，他进一步用文学作品唐传奇进行论证，并指出“传奇故事化地描述了妓女的身体如同男人竞争的场所，而科举考试如同肉体欲望得以实现的场所”，但这又何尝只是发生在唐朝？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一个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文化剪影。花街柳巷对于应试考生的重要性，其复杂程度是现代人很难想象的：寻欢作乐有之，追名逐利有之，甚至小说话本里提到的花前月下，也是存在的。另外，“异域之眼”自然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宗族关系”上，作者认为：“汉朝时被送出去的许多女性仅仅是名义上的公主，而唐朝派遣的是真正的公主”，这里“真正的公主”说实话是需要打引号的，如今很多人都认为那个嫁给松赞干布的文成公主是皇帝的爱女，但实际上她最初的身份只是重臣之女，由皇帝后来赐予名号才得以成为公主，不过她的学识修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比拥有真正皇室血统的公主差，甚至更高。那些真正的公主们往往都会以做道姑为由，避开远嫁的可能，唐朝开放的女权使得她们过着相当恣意洒脱的生活，和现在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管怎样，通过“异域之眼”剥开的盛唐外衣，让我们看穿历史，同时也比照现今的中国，那种开放奋发的精神似乎并没有走远。兴替之间，也是我们对于现实的一次映射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