瞩望新轴心时代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1
ISBN:9787511718495
作者:汤一介
页数:473页
作者简介
本书汇聚汤老的三十余篇论文、书序、演讲及访谈录，集中反映了汤老于新世纪伊始对华夏文明统序的深切反思，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士子的家国情怀与拳拳之心。
书籍目录
一 精神/信仰
自序
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中国先秦解释经典的三种模式
五四运动与中西古今之争
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会通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之学
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定位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在中欧文化交流中创建中国现代哲学
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
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
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现代哲学
寻求文化中的普遍价值
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儒学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
论儒、释、道三教归一问题
附录：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
二 书序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
《文明对话》序
《画说经典》序
《第二次启蒙》序
《中国儒学史》总序
《马一浮全集》序
三 对话/访谈
不断提出问题 推动思想进步
――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中华民族需“反本开新”
汤一介教授访谈录
世事茫茫成烟云，六经责我开生面
在传统与现代化间踏出哲学道路
汤一介先生谈治学门径
否定普世价值无法建设现代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访著名学者、《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
汤一介
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思骋寰宇界，岁砺金玉心
用宽容、明智、理性的学术视角研究宗教
――访北大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
自我学术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内容概要
汤一介先生（1927－），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编撰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一生精研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有《魏晋玄学论稿》、《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英文版）等。汤先生出身国学世家，早年究心释道研究，晚年致力于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新轴心时代等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尤其于新世纪伊始联合中、日、韩、越400多人纂辑卷帙浩繁的《儒藏》，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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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在我国历史上虽说是由儒、道、释三家构成中华文化，但儒学却一直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国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在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原因，但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发扬什么和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 （二） 从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的形势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关于“轴心时代”的观念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64－1920）提出的。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古波斯有索罗亚斯特，等等，形成了不同文化传统。这些文化起初并没有互相影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传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在相互影响中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而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反求之六经”，再次回归先秦孔孟而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之际，人类文化是否会有新的飞跃？雅斯贝尔斯为什么特别提到中国、印度和西方对轴心期的回忆，或曰"复兴"的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文化又有一次"复兴"的机会？我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国学热"的兴起，可以说预示着，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自上个世纪末，我国学术界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重视的趋势，而进入21世纪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读经"、"读古典诗词"恢复优良的道德教化传统，蔚然成风，不少中小学设有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等的有关课程内容。许多大学生建立了国学院，孔子学院，开设了多门与儒学有关的课程。社会各阶层、团体、社区也办起了读古代经典的讲习班和讲座。众多的企业家在学习诵读儒家经典，希望把他们的企业办成以儒家伦理指导的新型企业。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更加关注和有较深地研究了。他们知道，中国文化必须在传承中更新，这样中国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复兴"，而"重新燃起新的火焰"。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在欧洲，经过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思潮的批判之后，出现了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他们认为："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持批判态度，……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 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如果说第一次启蒙的口号是"解放自我"，那么新世纪的第二次启蒙的口号则是尊重他者，尊重差别。他们提出"人和自然是一生命共同体"的宇宙有机整体观，以此反对"现代二元论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里夫金在他的《欧洲梦》中强调，在崭新的时代，每个人的权力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以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 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对自身的前现代传统某些观念加以重视，要重视两千多年前哲人的智慧。印度在1947年取得了独立。在她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印度思想家戈尔瓦卡就提出：印度必须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特别强调"印度的文明是印度教的文明"。1985年国大党的"诞生是印度民族团结和复兴的标志"。他们认为，只有把印度人民的宗教热忱和宗教精神注入到政治中，才是印度觉醒和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印度民族的复兴必须依靠其自身印度教的思想文化传统。在进入21世纪，印度国大党连续取得选举的胜利，印度社会"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同质民族。"这有力地说明印度正是"新轴心时代"兴起的一个重镇。 这是不是可以说，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和欧洲都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期，他们都将再一次得到了"复兴"的机会？我认为，雅期贝尔斯的看法是有远见的。这里，我必须说明，我并没有要否定其他民族文化也同样将会得到"复兴"的机会，如拉美、北非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中国、印度、欧洲（欧盟）的"复兴"很可能预示着"新轴心时代"的到来。 （三）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在本世纪初，我国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这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十分重要，它会对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们知道，"和谐"是儒学的中心观念，在我国传统儒学中包含着"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可以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大量的有意义的思想资源。《礼记?礼运》的"大国"思想可以说为中华民族勾画出一幅"和谐社会"的蓝图。《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就是说"和谐"将会对调节人们社会生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而"和而不同"又可以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提供了理据。特别是《周易》中的"太和"观念经过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已具有"普遍和谐"的意义，这就是说，"和谐"应该包含"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等诸多方面的"和谐"，才可以称为"普遍和谐"。所以王夫之说"太和"是"和之至"，"太和"是最完美的"和谐"，如此等等，在儒家思想中比比皆是。 为什么，我们国家在21世纪初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我认为，这是我国的领导人和广大学术界有见于当今世界正处在一大的转折关头。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人类社会正处在十分不和谐的情态之中，有许多人类社会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近两百多年来，由于对自然界无量的开发，残酷的掠夺，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由于人们片面物质利益的追求和权力欲望的无限的膨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残酷的战争。由于过分注重金钱的感官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类分裂，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已成为一种社会病。因此，当前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甚至今后还要长期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或者说"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以及"人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这些无疑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课题，其中人们必须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自我觉醒。针对上面说到的三大矛盾，我们认为，儒学可以为当今人类社会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当然，必须注意，我并无意说，上述三大矛盾仅靠儒家思想可以完全解决，真正的较完满的解决还是要靠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人民共同努力不断的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理论来逐步解决。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可以无疑为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智慧。（四） 儒家的"天人合一"（合天人）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郭店楚简?语丛一》中说："易，所以合天道人道也。"这是说，《周易》是一部会通"天道"、"人道"所以然道理的书，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讲"天人合一"的书。对于如何了解"天人合一"思想，朱熹有段话很重要，他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但是一旦有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责任。"天人合一"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和"畏天"（对"自然"应有所敬畏，要把保护自然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是统一的。 "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自然）的恩惠。所以"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应担当起合理利用自然，又负责任地保护自然的使命。"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应该说可以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某些有意义的资源。 "人我合一"（同人我）的观念将会为解决"人与人（社会）"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人我合一"是说在"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为什么"自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人世间的道理（人道）是由情感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质由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根本的。但孔子的儒家认为"仁爱"不能停留在只是爱自己的亲人，而应该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以及"爱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把爱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爱"扩大到对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爱，那么世界不就可以和平了吗？把"亲亲"扩大到"仁民"，就是要行"仁政"。我想，我们今天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之事就是要使我们的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产业，要爱老百姓要像爱自己的父母、亲人一样。就全人类说，就是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地拥有其应有的资源和财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资源和财富以推行强权政治。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爱护和相互尊重的"人我合一"思想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应是有重要意义的。 "身心合一"（一内外）将会为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身心合一"是说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和谐关系。儒家认为达到"身心合一"要靠"修身"。《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所以《大学》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如果一个社会有了良好的制度，再加之以有道德修养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社会上的人都能"以修身为本"，那么这个社会也许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世界就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的世界"了。 在儒家看，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我身心内外"的种种矛盾其中"人"是关键。因为，只有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遇到的问题，儒学可以为其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善于利用儒学资源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可以说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并不十全十美的，它并不能全盘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诸多复杂问题，它只能给我们提供思考的路子和有价值的理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的理念），启发我们用儒学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智慧，在给这些思想资源以适应现代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前途新诠释的基础上，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作出它可能作出的贡献。 司马迁说的"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是很有道理的名言。我们生活在今天，要了解自古以来治乱兴衰的道理，把它作一面镜子，但是古今不一定都相同，需要以我们的智慧在传承前人有价值的思想中不断创新。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自古以来的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创造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学说、新理论。 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 -
尊敬的汤先生、乐先生，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前辈、各位同事，我先代表北京大学哲学系热烈欢迎大家聚集到我们这样一个启用不久的会场，这是我们新的人文学园，也是新的哲学系和中文系、历史系等共用的一个地方。在开始的时候，我特别代表朱善璐书记向汤先生和乐先生表达他的问候，他昨天傍晚的时候还到汤先生家里看望，说今天下午有事不能过来，特别委托我向两位老人家表达他的祝福；同时，也向各位老师表达他的欢迎。我今天当然是以哲学系主任的身份来讲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以汤先生的学生身份来讲话。我第一次跟汤先生比较亲密的接触是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要读书，我成绩还不错，我要读书。我。开始想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果名额满了。我去找汤先生。汤先生说，你就来读中西哲学比较班吧。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道路。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那个时候得到汤老师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以后可以走上这样一个学术之路。从每种意义来讲，其实，我们都是跟随汤先生做一些学术活动，进行一些思考。有时候，在向汤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时常感觉到汤先生的头脑中在活跃着一种思想。我从来没有觉得汤先生是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每次跟汤先生聊天，可能由于我自己水平比较有限，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我总觉得汤先生能够给我很多新的东西。我觉得，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思考。也许我们会说，思维活动是一个哲学家最重要的生命形态。可是，我分明感觉到汤先生不仅仅是在思考，他的思考中包含着一种关怀，或者说一种情怀。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关怀和情怀，我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讲：一个也许可以说是中国情怀，另一个是哲学情怀，还有一个我特别要说的，就是北大情怀。当然，仅仅有这些情怀是不够的；不过，我今天试着谈很简单的问题，谈谈三个问题：跟这个情怀相关的可能是眼光，我觉得跟中国情怀相关的是世界的眼光，跟哲学相关的是文明的眼光，跟北大相关的是学术的眼光。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汤先生的同辈和我们的前辈们的一个共同的思考——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在一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我们知道，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那么一种根基。当然，这种根基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汤先生个人可以给出答案的，也不是任何其他人能够给出答案的。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纲五常，或者看到了新的三纲五常；或者有人看到了汤先生面向未来提到的和谐、中庸这样一种理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汤先生不断强调的儒家那种爱的精神，那种人本主义，看到汤先生所体现出的道家宽容的精神。我个人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给我们后辈，给我们的学界、政界、企业界带来有益的思考。中国是什么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就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最后，也许都可以转化成现实里面比较实在的那么一种东西，一种不断的积累。我觉得，从汤先生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怀，这种关怀，这种不懈的努力。可是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汤先生始终在世界的眼光里面去看中国。我们这本书里说，通中西古今之学。特别是中西。我们看收在这本书里的论文，包括汤先生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这种视野有的时候是我们缺乏的，有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的，知识跟不上。我知道很多前辈——包括年轻的学者——都具有这样一种根基，但是在我个人学术工作里面，我一直觉得非常吃力。我确实在跟着他，我觉得汤先生的思考确实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方向来。中国和世界已经是一个整体，不能断然画出此疆彼界。所以，汤先生的这种眼光就是中国情怀，世界眼光，我个人觉得是我会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也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需要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就是哲学情怀，文明的眼光。汤先生一直说一句话，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这可能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定义哲学家。如果这样一个说法成立，那是从大的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角度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先生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汤先生一直是走在问学的路上，他在不断地积累新的知识、新的资源，面向新的现实进行一种新的思考。汤先生也接受过唯心、唯物斗争的哲学理念的影响。汤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可能不是哲学能够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的东西。我们看汤先生对世界的思考也是一样的。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现实哲学，他更多地关注什么呢？文明，几个大的文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他同时关注几个大的文明之间的共同性的东西。我记得这本书里特别有一篇文章在讲各文明中的一种普遍的东西。我们这个社会里有没有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价值，可以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去分享？我想，一定是有这样一个东西的。这也是汤先生对世界文明的关注里很特别的一部分。第三，我感受到了汤先生的北大情怀。去年系庆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汤先生。我们北大的哲学史100年，汤先生两代在其中经历了差不多70年，占三分之二还要多，他对北大充满了太深的感情。每次跟汤先生聊天，我有一种很深切的感受，汤先生在不断强调和传承北大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北大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中西汇通，是那种深切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这一点在汤先生的工作里体现得非常明显。汤先生对北大的感情可能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把自己几乎全部的藏书捐献给北大，这份感情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来衡量的东西。这代表了汤先生对北大的一份期许，对某种精神的东西的认同。但是，汤先生对北大的关注是用一种学术的眼光去关注的。我做哲学系主任做了四年，汤先生有很多次跟我谈的都是哲学系怎么发展，哲学学科怎么发展，我本人实在受益良多；有些内容体现在我们的哲学工作里，而另一些我们还需要时间去消化。将来，我们可能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来完成汤先生的期许。汤先生的眼光是一种哲人的胸怀，而不是其他的学术之外的东西。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代表哲学系，表达哲学系同仁对汤先生的敬意和谢意。我们要努力把汤先生的很多关于哲学的理念——包括世界各文明的理念——变成一种实际工作中可以去完成的东西。最后，我代表哲学系祝汤先生健康长寿，祝愿汤先生一直继续您的思考、思想的工作。我也祝汤老师和乐老师结婚60年，你们的婚姻可以延续90年、120年，谢谢大家。 -
我三天前拿到书，浏览了一下。由于这一次是结集出版，对汤先生的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想法，我概括成新轴心时代这一理论的三新：第一个新就是世界领域的视野，因为轴心时代本来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概念，国外有人讲第二轴心时代，这是西方人讲的，现在，汤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提出新轴心时代，我觉得这个新轴心时代开辟了一个文明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的新时代。第二个新就是儒学复兴的现代性。有人讲北大是激进主义的摇篮，然而，北大也有很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认为汤先生的思想超越了前人。在北大、在现代中国有三个悖论，第一个是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悖论。第二个是复古。第三个是启蒙与救亡。这三个悖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潮流，如今，汤先生超越了这三个悖论。第三个新是中国哲学的整合。汤先生继承了汤老先生关于文化移植的理论，这是五四以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继承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路。在古代哲学里，汤先生用诠释学的方法阐述了儒释道的整合。在当代的中国哲学里，他强调中西马之间的融合。我还记得今年刚刚开学的时候，他把王博和我叫到他家去，专门谈儒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问题。他讲了一件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胡启立把他们叫到一起，讲：“我们当年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因为旧社会太腐败，我们要救中国。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情怀，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我想，汤先生这样的爱国情怀始终没有变，但是到了老年，他愈益认识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始终念念不忘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对话问题。在这三个方面，汤先生引领了中国的哲学界、思想界。我觉得，汤先生在三个方面的思考也是我们北大哲学系以后的方向。就我本人来说，我要向着汤先生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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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比较敢说 -
文集第一篇《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算是整本书中最为尖锐的文章，面对九十年代民众包括知识分子追求金钱和权力的精神危机问题，汤老认为“精神文明需要伦理学理论支撑，而这套伦理学理论又是由传统积累而成的”，因此应恢复和发扬我国传统的美德；同时针对信仰问题，“一旦对全社会都要求遵守统一的信仰，由于政治的或者其他的原因发生严重危机，那么社会就可能形成一种无信仰的真空状态，信仰危险就会产生，在我国文化大革命后发生的信仰危机就是这样的”。
但汤老对待传统不是一味保护，而是有针对地吸收。基于如何对待传统的态度，将文化界分为“文化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派各有优缺。“在文化转型时期，这三种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们之间的张力和搏击正是推动文化以及社会前进的重要契机”。 -
读罢此书，可以延展不少哲学上的知识，更涉及不少学术前沿问题。汤先生以八十多高龄编修儒藏，真可谓精神可嘉，惠济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