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书评

能否信任知识分子

从十七世纪开始，知识分子逐渐脱离对权贵的依附，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阶层。几百年来，对于知识分子的崇拜与质疑从未间断。知识分子一方面作为人类前进的导师，具有任何阶层都不具备的持久而深远的国家影响力乃至世界影响力。他们一面继承“帝王师”的角色，引领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一面继承牧师与乡绅的角色，规范社会道德，捍卫社会正义。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则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形象遭到社会的质疑。人们既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指引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方向，也不相信他们有足够的道德力量以至于能够担任全人类的道德训导者。二十世纪以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人们对知识分子抱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来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批判。其中对知识分子质疑最深入者，当属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与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在《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充满了不信任。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们（包括最伟大、最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在于重视抽象的理念甚于重视具体的个人。他们全都自称对人类抱有真诚而无限的爱，但对于身边的亲友，他们却表现得十分不近情理甚至异常残酷，比如“人类的朋友”卢梭将五个私生子女送进育婴堂，从此不闻不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这种道德缺陷最大的危害尚不在于对其家庭与亲友的毁灭，而在于对整个社会的误导。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早已证明，当理念高于个人成为社会共识，人类便会面临灾难。无论是纳粹政权还是共产极权，无不建立于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想之上。为了实现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知识分子与极权者便联袂鼓吹国家或集体高于个人，集体理想的实现高于个人价值的实现。人本身成为国家机器的零件，成为知识分子乌托邦实验的小白鼠。正如作者所说：“思想的残酷就在于以为可以迫使人类去适应它”。为了乌托邦理念的实现，知识分子或主张“必要的暴力”（萨特），或主张“预防性战争”（罗素），保罗·约翰逊将之归结为知识分子对于暴力的迷信。我认为，这种迷信根源于知识分子重视理念甚于重视人的道德缺陷。迷信暴力恰恰是这种道德缺陷的一种具体表现。与保罗 ·约翰逊的着眼点不同，托马斯·索维尔无意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而是致力于论证知识分子并不具有正确引导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能力。他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持“悲观构想”的知识分子与持“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前者肯定人类自身的局限与缺陷，对各种乌托邦持保守与批判态度。后者则满怀对乌托邦的神圣构想，并充满实现乌托邦的激情与信心。这两类构想可以对应马克思·韦伯提出的两类伦理观：“悲观构想”对应“责任伦理”，“圣化构想”则对应“信念伦理”。持“悲观构想”的知识分子并不认为人类终将发展出一个“美好新世界”，而是对人类的前途充满担忧，对人类的道德与能力充满不信任。因此，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在提出理论或作出决策之前，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现实的责任而不是圣化的理想。与之相反，持“圣化构想”的知识分子往往滥用“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即“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这种“特权”不仅可以使他们避免承担由其错误理念导致人类灾难的道德责任，而且可以消除来自良知的谴责与内心的不安——仅仅因为他们的信念是神圣的。托马斯·索维尔所批判的正是持“悲观构想”、“信念伦理”的一类知识分子。与保罗·约翰逊一致，他也以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的知识分子领袖为例，指出“圣化构想”对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比较来看，保罗·约翰逊与托马斯·索维尔共同批评了知识分子的一个致命缺陷：置圣化的、抽象的理念于世俗的、具体的个人之上。他们的反思对于坚持几十年“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是极有价值的。一方面，他们的论证揭露了乌托邦与理想国的虚妄与荒诞。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当从中获取教益，在逐渐获得相对的言论自由与经济独立的同时，重新反思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我们要“提防知识分子”以及其“圣化构想”，“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思想专制。”（保罗·约翰逊）

一本注定评价很高、读者很少的经典作品

看了豆瓣的几个书评，包括译者自己写的，都非常精彩了。偶然的机会，买了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读。晚上拿出来翻了翻，很有共鸣。知识分子之于社会，大概类似于幕僚之于企业吧。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对幕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核心的观点就是幕僚对最终结果不承担责任，容易瞎指挥，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一观点与本书作者如出一辙。知识分子往往对常识和经验缺乏基本的尊重，会根据自己想象中的理想情况，提出各种观点和建议。这些观点和建议部分是有益的，部分是——添乱。

把知识分子拉下神坛

这本书是从爸爸的书架上淘来的，却在我的书架上搁置至今。这几日翻完，觉得很发人深省。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序似乎就一直把知识分子供在神坛上，可知识分子是否真有如此神圣？他们对社会起到的是否仅仅是正面作用？先来看看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这些人有作家、学者等等。他们的成果，即其终端产品，是由理念构成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不管这些理念可能会对具体事情带来何种影响；理念所影响的这些事情和理念所带来的这些影响，往往并非由知识分子所承担，而是由别人所承担、承受的（比如政府的智囊团）。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最可怕的是，对于知识分子的终端产品，是缺乏外部检验标准和问责的，即知识分子是不对外部世界负责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这一让人惊讶的特权，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医生可能要赔付上百万美金，而知识分子无论是面对普通公众促进圣化构想时还是在某个人自己的个人标准意义上都几乎没有任何约束。一些未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人（但他们的工作同样需要大量的智识），如工程师、金融家、医生等，可能要比一些或者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加频繁、更为严格地坚持知识检验程序。而知识分子却更擅长用辞令回避知识准则，反而去促进非知识的内容或者甚至是反知识的内容。这一点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尤甚（理查德·波斯纳教授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动显示出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体知名度与其学术声誉正好相反的趋势”）——“他在广泛的主题上侃侃而谈，在其中一些领域内他是绝对的专家；但在另一些领域，他所发表的观点可能仅仅来源于他碰巧浏览到的某本书中的几页内容。在这两种不同情形下，他留给别人的权威印象却是完全相同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就总体知识量而言（尤其是在常识性知识上），所谓的知识分子掌握的知识量实际少得可怜，且他们倾向于排斥他人的一手经验。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敌、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敌、偏见和群体性思考。因此，“专家极有用，但也不是神”。对于广阔范围中的社会决策制定来说，专家并不能替代体系性过程。谈及知识分子对商人的偏见，作者提到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经济零和观：任何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就正好反映了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相应损失。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忽略了这一事实：除非双方都发现实施这些交易与不实施这些交易相比更为可取，交易才能得以实施；否则经济交易将不可能持续发生。在这一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偏袒”理念，结果总是使双方都变得更糟，这是对福利国家的批判。而在法律领域，那些不受被圣化者欢迎的社会成员（即企业家、商人等），并不具有和普通大人相同的权利，更不要说去与那些在被圣化者看来更受欢迎教授特权阶层相比较了。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法律某些被选定的社会群体更验证或者更容易记得对另一些社会群体的诉讼。简而言之，知识阶层想要的“结果”是：将淮责任转嫁给雇主方。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普遍是尊敬甚至盲从的（可惜我们的盲从对象往往是“公知”，或被媒体加工处理过的知识分子的某个片面性论断），可是我们是否想过：知识分子是否掌握足够全面的知识？他们是否滥用了公众的信任？他们是否坚持了正确的逻辑和检验过程？他们是否由于问责制的缺乏而为所欲为？他们的是否用高超的辞令粉饰自己的反知识？坚持批判性思维，冷静面对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与社会》：对公知群体的一次全火力攻击

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开宗名义，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研究首先排除掉了两种人，一种是“弗里德曼”类型的，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同为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他的批判意识和批评方法必定首先基于他自身的知识结构与谱系，绝不会做出“背叛师门”的行为；而“索尔仁尼琴”类型的知识分子，也被他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内，乍看之下，则有点说不过去，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索翁都不是一个现代派、市场派，更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消费主义社会嗤之以鼻，例证之一就是他流亡美国时台上演讲，刚刚对着观众批判苏联极权政体的种种邪恶，又对美国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大加讨伐。索翁向往的那种原始的、非机械化的、宗教的“保守”国家，更是与托马斯•索维尔倡导的“保守”主义全然不同。托马斯•索维尔称其在20世纪的各类知识分子中不够“典型”，这里的意思大概是从其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后果来看的——人们固然佩服索翁一支笔同极权主义作斗争的智慧与勇气，但大概鲜少有人愿意回到那种“田园牧歌”般的乌托邦社会中去！本书中译本出版后，除了国内的几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何怀宏、刘瑜等都有撰文推荐）写过长篇导读或书评予以推荐，在出版界、媒体圈和读者圈内并未引起太大轰动，豆瓣上显示的阅读人数和相关书评更是寥寥可数。原因何在，只是因为公知群体不买账吗？索维尔这本书几乎是对“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全火力攻击，把“公共知识分子”近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战争、法律等各个领域层面犯过的错误一一揪出来予以“批斗”，材料之翔实、文笔之犀利、论证之清晰，都足以令一众公知瞠目结舌，哑口无言。罗素、萨特、纪德这些西方大家，在他的笔下，是一副充满盲目热情、狭隘眼光、不顾社会后果的冒险者形象，最要命的是，他们的言论一经舆论的传播，民众情绪的鼓动，往往能够左右现实政治。如果你留意过微博上部分公知的言论，就会明白，索维尔批判的这些现象，在中国也广为存在，比如微博公知最拿手的就是利用言辞放大个案，然后一经粉丝转发，形成舆论效应，倒逼政府相关机构认真对待此事。如果个案的受害者在公知的帮助下，正义得到伸张，事情得以解决，纵然他们言辞上有所包装，对于受害者不利的形象有所掩饰，可最终他们还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为何还要予以批判？拿现实案例来说最好不过：在中国，一提到城管这个词，你在脑中首先浮现的形象多半就是他们正在街上对着东躲西藏的摊贩猛追暴打，这一形象是怎么条件反射般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的？如果你不是摊贩中的一员，那建构这一形象的途径多半就是那些社交网络和新闻媒体上对“城管”铺天盖地的丑闻报道了。其实，只要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在看完了网上义愤填膺的怒骂、声讨之后，谁都能明白并非每一个城管都是新闻媒体中那副“凶神恶煞”的形象，可理性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能抚平情绪上的冲动以及自身的道德良知，于是乎，城管的丑闻过了一段时间后，“城管找不对象”之类的新闻出现在公众视野内也就见怪不怪了。人们对他们的形象评价是：负分，滚粗！道德良知是给公知加分的重要砝码，就好比“求公平”永远比“为自由”更能获得公众的青睐与支持。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缺失机会公平、阶层断裂、共识难求的社会，为公平就更能获得民众的道德认同。而经济学家乐于追求理性的论证、渐进的改革、效率的最大化等，就更难以引起普罗大众的兴趣了。这样的现实还可以从另一位美国知识分子迈克尔•桑德尔在中国激起的反应看出来。桑德尔在哈佛大学的公正公开课网络上走红后，中信出版社出版了这位美国社群主义代表人物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这套课程和这本书在中国所激发的讨论与反思，让这位哲学家在两年内数度来到中国宣讲自己的道德理念，那富有特色的反问、追问，更是引得场场爆满。事实上，桑德尔那不顾市场经济现实（比如，他的分配观念）的一些理念，一些右派经济学家曾予以针锋相对的批判，但终究没能引来一阵激烈讨论的热潮，媒体和读者更感兴趣的，是桑德尔在以《公正》为先导写就的几册通俗读物中与中国现实的巧妙对接。说回本书。尽管索维尔批评的句句有理，公知在某些方面的做法也尽管不厚道，可要完全按照索维尔的标准去评判当下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也有些可笑。在民意无法表达的现实下，在权力毫无制约的局面中，我倒宁愿公知去用稍带夸张的言辞去拯救那些走投无路的个案受害者。我最不能认同该书末尾对后现代文学、艺术的批评。这样的论调，让我想起约翰•凯里那本《知识分子与大众》，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人类的艺术审美活动看做是一种“故弄玄虚”，对于艺术家的心灵世界缺乏最基本的尊重。这样的观念，如果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包装，与吾朝初期把知识分子比作“臭老九”又有何异同？一句话，你不能把你不了解的统统贬斥为垃圾。另外，本书在论证严密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患上了啰嗦的毛病。索维尔在本书中似乎生怕读者忘了他在干什么，一再重复他对知识分子批判所秉持的核心理念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圣化构想”的臭毛病。从这一点上看，这本书真像本“洗脑教材”，因为据说极权政府、现代传销机构的特点就是一再给你重复你早已听得十分厌倦的内容。

读《知识分子与社会》

　　几年前，我第一次读到索维尔的经济学普及著作《诡辩与真相》（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就被他清晰的思路、极简的论述方式和丰富的案例所吸引，经济学著作有很多，高明的更多。但在这本书之前，像我这类非专业人士，却没有读到哪一本能让我有一种“我懂了”感觉的书。所以，我后来也极愿意向其他寻找入门级经济学读物的朋友推荐这本书，也记住了索维尔这个名字。　　在《诡辩与真相》里，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辛辣的嘲讽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谈论公共议题时对经济常识表现的无知，也对美国普遍存在的“政治正确”进行直言不讳的批判。　　因此，当我后来得知索维尔竟然是一位黑人学者后，我彻底被震撼了，想一下吧，一位黑人强烈的为美国的种族现状辩护，批判那些操弄种族议题的学者、律师、媒体人士，当然也有黑人。这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对这样一位右翼学者，我的兴趣非常大，很快搞到了他颇为流行的另一本著作《知识分子与社会》（中信出版社2013年，68元），近日读完后，做了一些阅读笔记。　　核心内容：索维尔教你认清“公共知识分子”的伎俩，从而当一名合格的保守主义者。　　重要背景：何谓保守主义者？我个人的理解，保守主义并不是派别，也没有一贯的主张。，代表人物当然是柏克，因此，从柏克理解保守主义，就是对自家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保守，也就是捍卫古已有之、约定俗成的个人主义、财产权、自治等传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影响到在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如何理解保守主义。　　基本对象：索维尔在本书中努力刻画了一类知识分子，即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这主要是左翼学者，包括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他们习惯于以道德名义（而不是凭借专业素养）进行广泛的社会批判，常常跨界发表言论；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推崇大众平等，反对精英意识，自诩为进步人士和人道主义者，希望通过政府征税增加福利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平等，反对持枪，反对任何战争，是和平主义者。在美国以民主党为代表等等。　　核心概念：索维尔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　　一个叫“圣化构想”，意思是，公知先设想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很大如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很小），这个理论可以构建出完美的社会，再用这个完美社会来批判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并认为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论和方案去做，并让政府去“干预”“加强监管”，这个社会就会很快变好。　　一个叫“悲观构想”，意思是，社会是从零开始的，每一步发展都很不容易，繁荣、法律、和平、正义等并不是历史和社会的常态，而是悲观的偶然的成就，因此，仅仅将社会保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就需要人类不断的努力，千万不要贸然去试验某个完美社会的理论，也不要想象着用一个未经历史检验的方法或机制就能一劳永逸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而治，让看不见的手（包括经济的手和政治的手）来自我调控，尽量不要让政府等人为的外力来干预。　　显然，在索维尔看来，他所批判的知识分子对象，正是持有“圣化构想”的人。在本书中，他举了大量的例子，读者可以看到，这类知识分子几乎囊括了欧美近两百年所有被誉为“良心”的作家、学者、诗人、记者等等。比如，二战前夕为英法“绥靖”政策而欢呼的和平主义者们；比如，苏联大饥荒期间和战后为斯大林辩护的法国左派们；比如，美国媒体上那些预测经济即将崩溃、石油即将用光，从而主张政府要集权加强经济监管，提倡社会要节俭使用石油的专栏作者和环保主义者们等等。　　而持“悲观构想”的人，就是包括作者索维尔在内的保守主义者。　　派别交锋：纵观全书，索维尔主要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进行交锋　　一个是经济学知识。作为经济学家，索维尔最犀利的武器就是经济学，他在书中以无可辩驳的经济学常识（是常识！不是高深的理论！），如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等，批驳了那些动辄就要让政府加强监管、顶层设计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都是不懂经济学常识的表现。他甚至专辟一大段来举证罗斯福对大萧条的政策，其实仍然是自由市场的，而不是如惯常所说的接近计划经济的作法。另一个是修辞术。索维尔努力拆穿公知的修辞手腕，这也是中国公知们时常会使用的技巧。这包括：　　第一：道德判断。索维尔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右派人士的观点，他就很可能把你视为愚钝的、错误的、傻里傻气的笨蛋；如果你不同意某位左派人士，他更有可能觉得你自私、背信弃义、麻木不仁，甚至视你为邪恶者。”换言之，公知被认为蠢，反对公知的被认为坏。可是，连《疯狂的石头》里的骗子都说，“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不能侮辱我的智商”。索维尔的褒贬一目了然。他进一步论证，很多公知对公共议题的关心，只是为了表明自己道德高尚，因此他们的关心浅薄而无知，一旦深入到具体的政策、情境，需要去调查研究，这些人的兴趣就会衰减。雷蒙阿隆说：“不采用左派所支持的方式，达到了左派在表面宣称的目标，实际上反倒会激起左派的憎恨。”　　第二：媒体塑造。这个最容易理解了，媒体在传播事实时，并不一定总是说谎，但常常只呈现部分事实。电影的蒙太奇和媒体呈现事实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媒体也会只根据表面现象下结论，索维尔举的例子是几位美国总统，如胡佛被媒体塑造为大萧条期间的冷血无情者，而罗斯福取代胡佛后才对大萧条进行抵抗，但事实上，胡佛是最早在大萧条期间实施干预政策的人，罗斯福的部分政策（不是全部）是对胡佛的延续，再如被媒体塑造成没有礼貌的乡下人的杜鲁门，其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学者型政治家，他能用拉丁语读西塞罗的原著，而且熟读从希罗多德到莎士比亚的书。　　第三：言辞净化。媒体和学者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法，是对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词语进行批判，觉得这些词语政治不正确，比如，不能说“妓女”，要说“性工作者”，因为妓女被认为带有歧视性。其实中国的学者和记者对这一技巧的掌握非常迅速，大概是汉语的博大精深所致。但这种词语净化导致了什么呢？索维尔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关于妓女的经验中所了解的所有事情，都被抹去了。”更重要的是，这些语言的指称虽然被福柯主义者们声称具有重要的权力意义，但在普通人口中，根本没有区别，何必多此一举呢？　　特殊话题：爱国主义　　对欧洲思想史有所了解的都知道，爱国主义源于“国家”概念的形成，而国家的概念源于对君主制的批判。早期的启蒙主义者认为，进步的作法是热爱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而不是一家一姓的君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爱国主义是席卷腐朽旧制度的先进武器。　　可是，曾几何时，爱国主义在公知那里变成了政府煽动年轻人去送死的阳谋，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甚至被贬低为可耻、卑劣、堕落的一种情感。　　在中国，时不时来一场的反日打砸抢，恐怕坐实了这种指责。　　然而，索维尔却强烈反对这一点，他举例说，二战前夕，法国国内也弥漫着这种和平主义的论调，军队也对爱国主义产生动摇，结果德军占领法国后，这些法国人傻眼了，有些曾贬斥爱国主义的法国人很快投入到地下抵抗组织，甚至牺牲了生命，因为他们终于理解了爱国主义的意义。同样，索维尔批判一些美国人把二战、越战的牺牲者看成是“炮灰”，把战死的美军和德军看做是同样无辜的牺牲品，把勇气看成是好战。这种看似道德正确的观点，不仅伤害了士兵，也是对欧美传统自由价值的否定。　　索维尔有一句话说的好：“社会的不完美或无效率，很少能将一个国家毁灭，但是社会纽带的瓦解，人民信心和忠诚的丧失，却能够将一个国家毁灭。”这应该是他推崇爱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因——维系原有的传统和制度。　　在中国，时不时来一场对朝鲜战争的否定性反思，恐怕也有此嫌疑。这不仅是一个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下的问题。　　问题延伸：如何用来理解中国？　　索维尔的观点如是，但很有必要检视这些内容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和中国的现状契合。　　显而易见的是，中美两国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一些非常相似的特点，特别是对专业外的议题发表看法、认为一切都是“体制问题”，包括对爱国主义的嘲讽（其实我也嘲讽过很多次），和对政府的一切行为的批判。　　但是，假如我们反公知其道而行之，是否就会遵从索维尔所捍卫的价值呢？这就很复杂了。比如，索维尔作为一个右派，捍卫的归根到底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观，因此他才会捍卫美国的荣誉。那么，中国人反对公知，捍卫的是什么价值观？　　再比如，索维尔是逢“共”必反的，他对苏联、纳粹德国等极权主义都是旗帜鲜明反对的，那么，中国人反对公知，那么是否也等同于此？　　这就不得不继续追问，当代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和苏联接近？还是和美国接近？还是独树一帜？政治性质太敏感，姑且不说，但经济呢？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吗？还是官僚资本主义加大资本主义加买办资本主义？说不清楚呢。　　再往根子里继续追问，前面我已经说过，保守主义是对本文化中自由主义传统的保守。中国儒释道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那么，中国的保守主义者该保守什么价值传统？是不是要从近一百多年开始算起，只承认这一百多年来舶来的“海外新知”为传统？那，会不会出现一种“嘴上说不承认，身体却照旧”的奇葩景象？　　倘若索维尔是中国人，他会怎么选择？是变成一个反“共”、主张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人吗？那么，这类人在当代中国恰恰是公知标配；是变成一个捍卫爱国主义和国家荣誉，反对公知不懂装懂对什么话题都敢讲，敢于为政府的一些作法点赞，主张保守儒家传统的人吗？那么，这类人在当代中国会被看做五毛党。　　所以我想，可能的建议有两点：　　一、公知不公知，都要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索维尔在书中写得好：“文科知识分子会有更强的驱动力促使他们追求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因为理工科同事的成果，已经被社会自发给予了欣赏和赞美”。作为文科生，首先要恪守自己的专业领域，不懂的领域不去或少去发声，多学习。不要被公知的道德激情所诱惑，而要先做到不愚蠢。　　二、保守不保守，都先不要为价值观站队，刚日柔日，读经读史，包括外国的经史。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后发判断，比价值观的先发判断要安全，不一定正确，但一定安全。

就怕混蛋有文化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历来争论不休，而自从我支成功将推特本土化为微博之后，许多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公开在网络上就公共事务发言的人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由此对知识分子的争论更进一步演化成为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我想之所以出现争论很大一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这样一个很奇怪却真实存在的悖论，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不一定就有知识。托马斯·索维尔在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借助哈耶克“分散知识”的观点浅显地解释了这一悖论：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甚至不到整个社会中知识量的1%，而剩下的99%甚至更多的知识则分散在为数更多的平凡人群之中。很多时候，知识分子们只不过是坐拥着仅有的1%的知识而对100%的社会事务指手画脚而已。值得指出的是，作为杰出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针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实际上可以特指为对左派知识分子的批评。那么这些左派知识分子何以狂妄到如此地步，竟敢对自己实际上根本不甚了解的东西夸夸其谈？用个人性格来解释未免过于草率，自大与傲慢已然表现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特征。索维尔在其书中作了几点分析：首先，知识分子普遍带有的“理性主义”中二病，他们在高等教育的熏陶下培养出的理性思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认为只要以理性主义的思维分析问题，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无论所分析的问题是否在其专业领域之内，这导致他们对长久以来人类社会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性事实的不屑一顾；其次“人文关怀”的恶劣泛滥使得他们对诸如“平等”“公正”等宏大概念无限推崇，在他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完美社会，而通向这个完美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由他们来担当社会工程师，绘制蓝图并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索维尔将此称为“圣化构想”，将自己和自己的观点神圣化，万般皆下品，老子的观点最崇高。然而，这些预设的构想却根本没有经验证据的支撑和证明；另外，知识分子拥有不必为其观点和言论负任何责任的特权。医生的误诊可能会让其断送职业生涯，而诸如萨特这样公然为斯大林唱赞歌的知识分子照样稳坐学界教主的位置。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言论承担后果，知识分子们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愚蠢。归结下来，索维尔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批评集中于他们在智识上的懒惰。而这种智识上的懒惰——正如他在书中所列举的——已经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后果。书中所提到的最为严重的例子之一莫过于一战后法国知识界对“和平主义”的盲目追捧，并且这种追捧十分明显地反映到了法国的国际政策上，即对纳粹德国的无底线的绥靖政策。他们认为战争必定是可恶的，敌人不是希特勒也不是纳粹德国，而是战争本身。他们幻想着只要自己保持冷静克制就不会引发战争及其带来的伤亡。正如我们所知，二战史给这种天真的幻想一记惨痛的教训，希特勒终究入侵了法国，而法国在几周内迅速溃败终被占领。二战结束几十年后，法德的学术研究表明，从客观的军事要素看，当时的局面对法国是实际上有利于取得胜利的，这恰恰印证了1932年温斯顿·丘吉尔所言：“法国，尽管武装到了牙齿，其核心却是和平主义。”当二战结束，在人们将滔天的罪行归咎于纳粹德国时，那些竭力宣扬“和平主义”和“战争无用论”的知识分子们却毫发未损。不仅如此，他们的观点甚至后继有人，并且这些早已造成恶劣后果的观点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越南战争期间，南越严格遵守了在巴黎达成的停火协议，这是因为南越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支持，而美国政府则处于公众的压力之下：美国公众都盯着那个停火协议是否会为南越所遵守。而与之相反的是，共产主义的北越却能轻松地无视其代表所签署的这个国际性停火协议。在北越代表黎德寿（Le DucTho）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同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这种对停火协定的无视达到了顶峰。”当然，军事外交领域仅仅是知识分子指点江山的一小块而已。在法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他们都热衷于表现出自己“卓越的智识”并以机巧的辞令（有时候他们真的是只擅长这个了）来博取大众的关注与赞同。在一个皿煮社会中，能够广泛地影响大众，使这些知识分子就算不居庙堂也能对政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于是我们就能看见一个个带着美丽光环的政策出台落地，却最终把原本正常运行的社会搅得一团糟。受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引用更多索维尔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事例——正如他也在书中表明的，要把这些知识分子的罪恶行径数落个遍，一本书的篇幅远远不够。人类极为艰难地保留着文明的薄纸，以借助于脆弱的文明来逃离混乱与野蛮状态”，在“谦逊和谨慎”的基础上，人类从经验中不断成长。而左派知识分子们却完全不顾这些宝贵的经验，以一种完全相反的姿态，傲慢而自大地在他们完全无知的领域公开地肆意愚蠢。混蛋或许只是让人生厌，但混蛋如果有文化，或许就是可怕了。有人或许会问，索维尔站在一个右派的立场上批评左派的傲慢自大有失偏颇，难道右派知识分子就没有傲慢自大的毛病吗？当然有，但仅仅是针对左派知识分子及其观点时才会。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在面对那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分散的人类经验时，必定是“谦逊和谨慎”的。如果真要说这本书有什么偏颇之处，那就是它仅限于批评左派知识分子是多么地混蛋，却没有李菊福地正面彰显出右派知识分子多么地伟大。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不应就这样成为历史，米塞斯和哈耶克也不应仅限于小众，他们和他们的自由精神还应照进现实和未来。

无题

500个字就能说明白的观点变着花样说了一本书。。。。。。。。。。。。。。。。。。。。。。。。。。。。。。

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刘瑜：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知识分子”是什么？在中国，很多对此问题有过思考的人恐怕都会表达一个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知识的专家，而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这种看法不奇怪——我国的知识阶层曾经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然后又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的观点鞭策过半个多世纪。　　然而，托马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却对知识分子这种热情洋溢救国济民的“责任感”表达了强烈的怀疑与批评。以整个二十世纪的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历史为背景，索维尔对著名知识分子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外交领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梳理，最后他发现，知识分子在此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就一个：添乱。　　当然，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在他的笔下，我们读到，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在外交领域，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拥抱“和平”、“裁军”、“反战”、“协约”等美好的字眼，但这种肤浅的道德观塑造了绥靖主义的外交政策，从而牺牲了长期的和平；在法律领域，他们鼓动法官采取“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来推动“进步事业”，却最终使法院失去了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特定“理想”的本意……总之，如果这本书可以有一个副标题，索维尔大约会把它叫做“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整个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事实上就个体而言，他们甚至可能是很好的人——谁能说萨特、罗素、萧伯纳、杜威这些索维尔批评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最耀眼的一批知识分子，是“坏人”呢？问题甚至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太好”了——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但社会是充满智慧的。社会之所以充满智慧，不是因为其中千千万万个体中的每一个有多少超凡脱俗之处，也不是因为“贫贱者最高贵”之类的民粹逻辑，而是因为社会通过亿万次互动、试错、适应这样一个“体系性过程”来实现知识的积累。反过来，知识阶层的个体可能非常出类拔萃，但是，“世界上最为知识渊博的人，能否拥有世间所有知识的哪怕1%？”索维尔问道。“那些拥有社会中1%知识的人，去指导或控制那些具有其余99%知识的人，这种情形既危险又荒唐”，他紧接着回答。　　在这里，索维尔的分析显然是呼应哈耶克关于“分散知识”及其后果的观点。的确，某种意义上，索维尔的这本书是对哈耶克观点一次新的注释。和哈耶克一样，索维尔认为，正是知识论上的分野，导致了“精英设计派”和“自发秩序派”两种政治观的分野。知识上的自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社会“自上而下被改造”的可能性，进而相信社会走向尽善尽美的前景；而“自发秩序派”更相信经验的力量，相信社会自身的适应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未来。这种系统性的分歧，被索维尔最后归结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世界观差异：那些过于信奉理性、精英知识、政府干预的人被他称为“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急迫地看到社会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似乎所有的问题都有政治的解决方案；而索维尔的阵营，基于对人性的悲观认识，认为政治的力量是有限的——也许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决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背后，可能又带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办法。”换言之，问题常常不是如何消除恶，而是如何在不同的恶之间取舍。对人性限度的认识导致对政治触角的克制。　　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义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像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付出得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实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上世纪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固然，知识分子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是那些，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政府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民主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像奥威尔、纪德那样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从欧美“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仇富口号到委内瑞拉最近的“严惩奸商”运动，从好莱坞电影中的各种阴谋论情节到媒体报道普遍的意识形态偏见，我们都看到，人类从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灾难中学到的东西有多么的少。　　当然，并不是说索维尔的观点可以被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首先，知识上的自负不仅仅是一个“左翼”现象。事实上，无论中西，不少右翼——尤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也时常流露出“知识上的傲慢”。他们倾向于把还在争论中的一些观点——比如最低工资制导致失业率上升，比如福利制度导致经济低效，比如民主导致多数暴政——当作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混淆事实陈述与价值陈述，拒绝承认自己的言说背后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取舍、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可能是拥有另一套价值排序而并非由于无知。　　有趣的是，索维尔这样的“自发秩序派”崇尚试错和调整，反对以掌握了“终极真理”的名义对社会进行理性设计，但现在很多右翼知识分子恰恰通过对一系列理念宗教般的坚持，走向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理性设计观”——任何偏离这些“终极真理”的政策实验都被严厉贬斥。罗尔斯、桑德尔这样的名字常常激起条件反射般的敌意，平等、福利、全民医保这样的词语简直就是瘟疫。奥巴马？他简直就应该下地狱。反讽的是，对“经验主义”的坚持本身使其失去了对经验世界的开放性。仔细想来，经验主义真正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理性主义，而是教条主义。　　其次，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著名的口号“我们属于99%”人为地割裂了经济体系中金融家、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关系，索维尔对“知识分子1%的精英知识和普通民众99%的寻常知识”的划分，也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塑造了一种刻意的对立关系。索维尔整本书似乎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本来存在一个朝着美好、正确方向前进的“自发扩展秩序”，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干扰阻碍了这一进程。用这个逻辑来描述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众多重大事件，显然高估了知识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的观念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在积极推进政府自上而下干预经济和社会，或者实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方面，民众本身比知识精英更加激进。比如，从进步主义时代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民众通过各种抗议示威、投票组党等方式表达了“国家干预经济、调节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的意愿，而美国的最高法院对这种“经济干预主义”的浪潮进行了最后的、也是悲剧性的抵抗。但在索维尔的笔下，似乎这一过程是由知识分子和“进步主义法官”引领的，民众只是被动地、无奈地接受了它。　　当然，知识分子的观念肯定影响民众的观念——他们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使一些团体乃至阶级的利益主张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但毕竟，一定的观念也是因为契合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利益的同时也是伦理的基础——才可能具有巨大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索维尔，乃至哈耶克，难以解决的一个悖论是：当“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演进过程中衍生出自我否定的倾向时，当人们自发地反对“自发秩序”时，政治应当如何应对？似乎无论如何应对，都构成对“自发扩展的秩序”的嘲讽。这个悖论是悲剧性的，很难将其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如果说需要检讨人们对政府、对干预、对乌托邦构想的迷信的话，那也应该是整个社会一起而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去进行这种检讨。这就引出了索维尔观点中的第三个问题：他对经验的信奉与对理性的反感。固然，当事人的、现场的、具体的经验往往比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高高在上的认知更有实践智慧。比如之前提到的，警察关于开枪的知识比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评判更有实践意义，农民比远在白宫的总统更清楚应该在本地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但问题在于，很多时候，哪怕是对同一个事件，经验本身也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相互矛盾的——哪怕在许多人体验中水深火热的“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呢——所以如何“截取”经验、处理经验，往往还是靠理性的力量。即使理性主义可能导致错误和灾难，克服这种“理性迷信”，也还需要理性本身的力量。如果人类只能通过经验进行学习，只有“见了棺材才掉泪”、“撞了南墙才回头”，只有死几千万人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的残酷，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过于沉重的学习方式。这大约也是为什么理性并不是经验之外的事物——恰恰是经验告诉人们理性的意义。可以这样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对经验的排斥，而是对经验的合理组织方式。　　那么，如果知识分子热切的“责任感”曾经助长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灾难，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我想索维尔的观点并非如此，否则他也没必要写这本书了。他自己也通过大量的书籍、文章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当中，甚至还在专业领域之外撰写了一本《美国种族简史》，而此书就连在中国也颇有市场。事实上，如果说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像萨特这样的误判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思潮的知识分子太多了的话，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奥威尔这样警惕和批判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正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像郭沫若这样悲剧性的知识分子可能被认为太多了，但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像顾准这种黑暗中的“守夜者”式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所以问题似乎不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介入公共领域，而在于应该基于什么样的原则、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　　如果知识分子不应借助政府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那么他们的责任可能恰恰是抵御这种“终极解放”的诱惑、“人间天堂”的诱惑，以及去推行这种构想的极权的诱惑。他们的责任与其说是辅佐政治家进行“顶层设计”，不如说是勘定、守卫“社会智慧”发展的空间；与其说是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不如说是限定政治的扩张，换言之，坚持一种“反政治的政治”。这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等待，事实上“反政治的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很可能意味着积极行动与言说——当洪水来袭时，人们需要积极地“筑堤”才能够抵御洪水的危害——换言之，消极自由需要积极行动来维护。政治行动恰恰是反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专业性的工作是知识分子的显然责任。如前所述，将理念简化为空疏的口号，对经验事实的选择性失明，以道德讨伐甚至人身攻击替代知识讨论，是左翼右翼知识分子都经常犯下的错误。阿道司·赫胥黎曾戏称：“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性更有趣事物的人。”套用这个句式，但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也许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发现比道德批判更有趣事物的人。”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致力于“发现”新颖观点的人，而是用更扎实严谨的方式来论证“寻常”观点的人。知识分子的勇气也并不仅仅体现于创造和开拓的热情，更体现于对“工匠”之苦持久的承受。　　但“专业性”并非真理的保证。在公共言说中，我们常常能碰到一些“理中客”，他们以“专业分析”、“技术流”的名义表达对“民粹主义”的藐视，但是，同一个领域里的不同专家经常持有不同观点这个事实本身——正如经济学大家曼昆和克鲁格曼持续的争论所揭示的——就说明了所谓“专业分析”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保证。正如索维尔在书中试图指出的，社会现象总是有多元的、综合的因素在推动发展，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可能对自己领域之外的东西全然陌生，所以任何人都很难拥有一个综合性的视角。马尔萨斯曾经预测，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短缺只能依靠战争、瘟疫、饥荒来解决；生态学家埃利希曾预测，人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会出现导致几亿人死亡的大饥荒；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预言，在“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经济崛起的可能性……就对历史走向的判断而言，犯下最荒谬错误的经常是专家本人。视野深常常也意味着视野窄，专业性有时候可能恰恰是认知的障碍。对此缺乏自觉的意识，常常导致“专业知识分子”知识上的傲慢与褊狭。　　也就是说，坚持专业性的同时，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开放性，是一个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标识。这并非主张一种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每个知识分子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但知识上的审慎要求他们在有八分论据的时候不能持十分的观点。在社科人文领域，那种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知识少之又少，那些动辄被称为“常识”的知识，其实往往只是“我深信不疑的观点”而已。所以，知识上的谦卑并非基于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而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职业上的诚实。　　雷蒙·阿隆曾经将意识形态比做现代的宗教。尽管1955年他写下《知识分子的鸦片》时，其主要批评对象是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但他的分析其实可以应用于各种过于自负的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极权的诱惑来自于确定性的诱惑，“对少数精英的归属感，整个历史和我们自身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位置和感觉的一种封闭体系所提供的安全感，在当前行动中将过去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骄傲感，这一切都激励和支撑着真正的信徒”。面对这种诱惑，他本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当时法国知识界孤独的“另类”——给自己设定的责任是：“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这种“平息狂热的怀疑主义”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颖，但每个曾经、正在与“确定性的诱惑”搏斗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一永无止境的抗争是多么的艰辛。

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崛起，美誉与污名并存，《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冷峻思考更能对当下公知的理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此书在好几个方面都非同凡响……在他的论证之中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或偏袒性的内容……他的这本著作公正、清晰、富于说服力。”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在我看来，托马斯•索维尔是当前美国仍然开展研究的哲人中，最具原创性的、最富于吸引力的一位。” ——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索维尔的分析是总是那样的见闻广博，丰富地展现了那种不断增长的不寻常品质，同时也大量展现了常识。” ——《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

《知识分子与社会》：向知识分子开炮

知识分子经常被称为社会的良心，而被大家广泛称赞，但就有这么一位作者，不怕被知识分子们抨击，写了一篇厚厚的大书《知识分子与社会》攻击知识分子。这位不怕挨批的老兄就是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托马斯·索维尔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生活在学术圈，那么他为什么要向自己所在的这一群体开炮呢，他在书里面又说了什么呢。知识分子五宗罪在这本书里，托马斯 索维尔罗列了这些热爱讨论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惹人讨厌的缺点，据我的总结，算是有以下五条一、选择事实，藐视经验 知识分子对于事实抱有一种奇怪的态度，他们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经常选择性的述说事实，他在书里举了很多的例子。比如知识分子在现在非常注重保护同性恋和少数族裔权益，声称自己是为了弱者代言。所以经常忽略事实。比如不断的报道说黑人或其他非白人族群在收入方面低于白人的数据，但却对白人的收入低于亚裔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而在媒体播报的感染艾滋病的人群中，只有6%为同性恋，而现实中这一数据为58%。而黑人和西班牙裔在媒体中占感染艾滋病的比重为1/6，但在现实中，这一比例为46%。而无家可归是另一个例子，就有人注意到电视里的无家可归者跟现实中很不一样。电视里的无家可归者就跟我们身边的人差不多，而在生活中遇到的无家可归者则大多数都是酒鬼，瘾君子或者是精神病患者。许多知识分子对于经济问题半通不通，他们对于经济上的事实很多时候都是在玩弄各种统计数据。他们经常声称社会分化又加剧了。但实际上，他们完全忽略了这样的基本的事实，就是个人的经济收入是流动的。在某一时刻占据1%的人，未必会永远占据那1%的位置。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还经常藐视第一线人员直观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自己在远方的原则甚至要胜过那些在现场的人。2006年，美国杜克大学曾经发生一起强奸诉讼案，一位黑人脱衣舞女指控三位该校三位男曲棍球员强奸她。当时全美迅速的充满了批评与谴责之声。但是该校的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包括黑人女性队员都认为他们认识的这几位男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而当时控辩双方都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但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评论员们就攻击这些女队员们为“一群愚蠢、骄纵的小丫头”“否认常识的人”“不仅有发言权的人”。而这些评论员全都没见过嫌疑犯，他们之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人认为自己站在反对种族暴行的正义一方上。书中还有这样的例子，一些评论家指责警察在与罪犯交火中开枪过多。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一生中从没开过枪，更别说与罪犯交火这种生死时刻。他们的批评汹汹，“在发泄他们的不满和要求改变之前 ，知识阶层很少或者几乎不会去寻求关于在压力之下拔枪射击的准确性的任何信息 。”而实际上，严格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面临危险的时刻人多开枪几乎是本能反应。二、逃避错误，不负责任在社会中，商人医生建筑师的错误可能受到即刻的惩罚，商人投资失败会破产，医生手术失败等待他的可能是诉讼和名誉受损，一个制造劣质建筑的建筑师会再也找不到工作。可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发表了一通通错误的言论之后，可以毫不受惩罚的继续占着教职继续大发厥词。托马斯·索维尔批评他们“厚颜无耻地反复使用这一招：我的本意是好的，谁想到结果会这样呢。”索维尔提到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有很多左翼知识分子热衷斯大林体制，他们即使对斯大林体制完全无知，但依然热情洋溢的吹捧他们。甚至对于那些批评者和逃出斯大林体制的人百般攻击。可是斯大林倒台后，他们遭受了什么惩罚呢，什么也没有，他们继续占据讲台，继续自己的工作，顶多说了几句我以前太天真了。相比其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来说，这种代价实在太低了。在环保主义史上，有一次著名的打赌，在这次赌局里，一位成天嚷嚷着资源快要用尽的环保主义者跟一位经济学家打赌，说十年后资源价格会否升高，结果十年之后，资源价格大大降低了。这些著名的环保主义者找了一堆理由为他的错误辩护。三、圣化构想，随意畅言变革知识分子似乎是永远的改革倡导者，任何时候似乎都不能让他满意，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都被他们都要被它们指出存在什么社会根源，并要求改革。其基本的思想出发点，就是设想存在一个圣化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存在，那一定是社会根源问题。而无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问题可能扎根于人性之中，甚至现在就是最好，根本无需改革。这种思想缺陷在犯罪和法律问题表现的非常明显。大量的知识分子一提到犯罪就是社会根源，贫富差距，监狱过多，改造不够。他们根本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刑罚特别是严厉的刑罚很多时候恰恰是最简单且最有效的解决犯罪的办法。有证据表明，现实中绝大多数犯罪都是很少一部分做的，把他们抓进去了之后，社会立刻安定了很多。知识分子这种天真的幻想很多时候来源于他们对于人类的乐观主义看法。他们认为人类只要被良好对待就可以变好。所以罪犯变坏是因为社会有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作恶，只要他们被良善对待，就会变好。而完全无视大量的事例表明，坏人根本不会因为受到一些良好的对待就变好，某些罪犯受到的委屈根本无法跟他们犯下的罪恶相提并论。四、天真幼稚，以和平为一切在这本书里面，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章，也是作者重点叙述的，就是和平主义对于三十年代绥靖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面，知识分子的天真无知，甚至到了让人为之愤慨的程度。面对希特勒的扩军备战，他们似乎完全丧失了基本的警惕。而陷入了和平的幻想当中。一次世界大战对英法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在这场战争中，英法各自都有大约上百万人的阵亡，而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在这两国，尤其是因为成为战场而损失更为重大的法国，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获得了无比巨大的市场。反战小说和回忆录畅销，而反战运动盛极一时。在遭受那么惨重的战争灾难之后，这些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后来将和平作为一种信仰，而对现实的威胁视而不见。他们不是讲其他国家当成潜在的敌人，而是将战争本身当成了敌人。这些知识分子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将正常的征兵都视为罪恶。他们更是通过自己的媒体和控制的诸如教师工会这样的组织，大规模修改历史论述，改变教科书。将在一战当中奋力奋战的士兵全都说成是可怜的牺牲者。在很多著名的高校如牛津大学，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公开声称不会为保卫祖国二战。许多著名的作家如西里尔·乔德和纪德等全都附议。正是因为这些宣传，大量的英国和法国人丧失了在一战中存在的那种武勇精神，害怕战争，支持不惜一切的和平。而对于纳粹上台之后已经明显的显露的侵略意志的德国，知识分子们根本不以为意，他们总是说希特勒政权不过是口上说说，他会是一个稳健者的。而当德国开始撕毁合约，在英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居然还得到了不少支持，他们认为一战后对德国太不公正了，德国人做这些是可以理解的。而随后在多次的危机中，知识界都努力的传达这样的信息，那里与我们根本无关，不值得为奥地利，为捷克，为格但斯克死。这种避战妥协的心态在周所周知的慕尼黑阴谋中达到了顶峰，张伯伦签订了一个出卖捷克的协定回来，反而在英国得到了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的欢呼。与这种避战反战心态相联系的，就是他们对于任何战备措施的反对，哪怕德国已经完全突破了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他们依然反对。索维尔的书里面贡献了这样的一则对话，是一位经济学家面对一位政党候选人“你认为我们的榜样将会是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去裁军？”我问道。“噢，罗伊，”她说，“你已经完全丢掉了你的理想主义吗？”这种废弃武备的态度透过知识分子们掌握的传媒传播到了大众之中，而在英法体制下，政治家没有选民的支持寸步难行，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的宣布自己的政治态度。即使心有异议，也不可能全力开动武备。希特勒对于英法的这种和平主义心态了如指掌，在1940年的时候，他和他的将军们争论是否要进军法国的时候，纳粹将军们害怕法国纸面上的武装势力。而希特勒就指出法国人已经丧失了他们在一战时候的那种武勇的精神，现在根本不必惧怕他们。结果希特勒完全正确，法国六个星期内就亡国。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军事和战略因素，但法国知识分子们长年累月的幻想和平的和平主义绝对出力不少。而英国也几乎亡国，只是靠着从军备极其有限的增长中获得的一点先进战机才勉强赢得了英吉利空战的胜利。而如果按照那些和平主义者的意见行事的话，连这些飞机也造不出来。英国怕是也已经亡国。说实话，作为一个平时还对二战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对于绥靖主义的危害有所了解，我依然大大震惊于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的愚蠢的程度居然到了如此的程度。五、巧言令色，毒化语言知识分子们读书很多，善于发明概念，将一些本来很明白的事情搞浑，比如知识分子们以为反对所谓的年龄歧视，因为某些企业到了一定年龄，就解雇老年雇佣者。所以他们就制造了强制退休这样的术语，但问题是即使某一个公司不雇佣老年员工，也不代表所有的公司都不雇佣。而即使是拥有这一政策的公司，也有大量的例外存在，大量的老年员工被聘为顾问，或者根本就被返聘。许多时候为了改变一个事物给人的印象，知识分子们处心积虑的改变用词，妓女成了性工作者，沼泽变成了湿地，轨道交通变成了轻轨，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那些传统的词语往往包含了强烈的社会含义，而这些社会含义往往是人类在几十年和几百年时间中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要改变社会，当然要先改变语言。他们经常攻击他人的言论为太简单，太不深刻，只看到问题的表象。似乎复杂和所谓深刻就天然正确。在医学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位奥地利医生发现医生是否洗手和产妇死亡率有相当的联系。结果被他的同僚攻击为过分简单，并让他说明为什么洗手就会带来产妇死亡率下降。而在当时，细菌致病的机制还不为人所知，所以这位奥地利医生当然答不出来。就这样知识分子们通过将问题引向那些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可以嘲笑当前的回答不够完善，太过简单。这种事情在犯罪问题再次出现，知识分子们无视“法律与刑罚”带来的犯罪率下降，而去探讨什么社会根源，而社会根源这个问题，其实根本就搞不明白。每当有人批评现在的某件事做的比过去差时，知识分子们经常使用从未有过“黄金时代”这样的批评。但问题是现实真的不存在现在做的比以前差的地方吗。当然不是。原因何在那么知识分子的何种缺陷造成了以上的种种缺陷呢，大概从书中可以总结的原因有如下几点一 社会的广泛超过了知识分子的所学托马斯·索维尔指出虽然知识分子可能非常博学，看上去天文地理人文社会无所不知。但是这些书面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占到的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大量的知识不会出现在书本中，而是通过口耳相传传播。而知识分子们总是低估这个事实，过高估计自己的理性。从而屡屡犯错，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们幻想自己能够为社会制定合理的生产计划。但是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在苏联存在时期，计划经济委员会居然要决定2400万个数据指标。而这些指标还要随时变化。这怎么可能完成呢。二、知识分子的特性决定所谓知识分子，一般是从小开始就在学校教育里获得良好的成绩，考试优异。得到各种称赞和表扬。不夸张的说，许多人是在鲜花和掌声中度过的。于是惹人羡慕和引人注目就成为知识分子们终生努力追求的事情，他们经常抛出种种的论点，只要能引起注意。而且同时他们又恨自信，总觉得自己才智过人，无所不能，凭借这个他们就应该获得足够的名誉，荣耀和金钱。也就难怪他们经常对财富创造者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东西并非他们所长，制造舆论乃至影响政府和民意才是他们擅长的。二、知识分子的市场决定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市场是非常狭小，一个研究某一专门领域的学者，比如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他的读者可能了解的人不超过一百个人。要出名，就要在社会媒体上到处发声。哪怕这件事情，某个知识分子们其实一知半解，也不妨碍他们大说特说。除此之外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大主顾就是政府，上面已经讲过知识分子们不擅长创造财富。所以商业界对他们一般兴趣不大，而政府是他们可能的最大雇主，他们主张各种政府干预也就毫不稀奇了。这本书对我国的意义《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的思想主张恐怕不见得为我们所了解，它来源于美国保守派或者说右派，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这个面向的美国的认识是比较浅陋的，常常简单的标签化为为大资产阶级说话，为帝国主义说话。而不太愿意下功夫去了解他们的思想理路。而本书为了解这个派别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但也因为此，也奠定了本书的基调。因为本书作者是保守派，所以他所批评的几乎全是他所谓的各路左派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所属的右派知识分子的缺点，几乎不置一词。而更加让人迷惑的，恐怕是作者自己的身份本身，他自己就是著作甚多，而且广受欢迎的传媒知识分子，等于说这是一本知识分子批评知识分子的书籍。这点让人不禁怀疑作者的党派偏见是否过多。对于我国而言，国情决定了他的问题意识和观点对我国不见得适用，他笔下的美国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参与太多，影响太多，而我国目前的现实中，很多事情还不够开放和透明，许多时候需要的恰恰是更多的关注包括知识分子的。但这并不是说此书就没有借鉴意义了。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也依然可以看到作者指出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毛病，这几年里，我们不难看到那些以为认为可以随意超越学习多年的科学家，在那些领域随口跑火车的人文知识分子，多次预测房价错误死不改悔，对于罪犯犯罪问题乐于寻找所谓根源，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召唤政府管一管的知识分子。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满嘴跑火车，在不懂领域胡说八道被专业人士打脸的情况屡有发生，这些都提醒我们，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确实应该长个心眼，不能因为他们挂上教授，能写一些文章就天然的认为他们有道理。而对知识分子本身，也该引以为戒，牢记言辞也有责任，随时要保持谦虚的心态，谨言慎行，切勿滥用自己的影响力。

不够公正与中立

这里的知识分子主要指的是人文社科类的学者，生产的终端产品是理念的那种人。这一类人善于言辞，善于用“神圣的构想”来看待一切事物。比如认为人去犯罪，是因为童年受到暴力或者失业。比如穷人是被富人剥削。这样的做法，在我看来是把一切简单化，但是作者非要构造出一个“神圣构想”这样的词来解释，我觉得过于掉书袋了。把同样的分析方式和概念分析“知识分子与公正”“知识分子与经济”“知识分子与战争”，是不是有点太统一了呢？以及，这本书对知识分子主要是持批判的负态度，说知识分子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表言论为自己攫取名声等等，一边倒的分析，是否太过多了呢？

知识分子犹如无形之手，扭转战局、左右乾坤

何怀宏、郑也夫推荐，“公知”们必须人手一册 ！《知识分子与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北京大学教授 何怀宏 随着公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出现，美誉与污名并驾同来。若不想盲目地赞誉或诋毁，深入认识这一角色当为必要的前提。故中译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出版，堪称及时。——北京大学教授 郑也夫《知识分子与社会》是反思及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名著，也是研究当代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没有知识分子，历史或许将重新改写！

公知的自我批评

这本书以决绝的态度作了一番知识阶层彻头彻尾的“自我拆台”。作者描述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是超出自己专精的领域，发挥自以为高明的见解，往往轻视贬低大众经验和鲜明的事实，罔顾系统性的因果关系，运用修辞技巧为自己进行合理化变化，并且通过舆论影响政策决策的颁行，最终获得作为激励物的道德优越感。作者的旁征博引让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松快，同时理解了越战之际美国国内反战思潮，以及二战初期英法消极抵抗的思想背景，也显示出了作者“相信自由市场、司法克制以及传统价值”的偏右倾向。在第一、第二章里，他多次强调批判的对象乃是跨界的知识分子，但在后来的章节中，却几乎对全体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分子做了整体性的批判。虽然翻译一般，但行文逻辑清晰，启人深思。

作为“精英”的知识分子

本书作者的立场和观点非常明确——就是当知识分子僭越了自身的知识领域后，因其社会影响力，将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以下凭记忆重构作者的论证过程并给出笔者个人拙见。首先是本书中“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论述范围。作者指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核心是“理念的处理者”，即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理念本身不仅是知识分子功能的核心，而且也是知识分子成就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这种职业经常具有的危险诱惑力的根源。”根据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发现这样一些事实：与其他从业者通过其产品来形成对自身的评判并由自身承担后果不同（如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是判断其科研水平的标准，他们也要对自身的科研成果负责），知识分子作为“理念的处理者”，给出的是自身的观念想法，而他们的观念想法一旦落实到现实，后果也是由大众承担的，即使是不好的效果，也由于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或是由于他们转而对有关机构执行不力等的责难，而几乎无需承担相应责任。其次是作者划分出的“圣化构想”与“悲观构想”这一组对比。作者指出，“知识分子在很多问题上，并非简单地拥有一系列孤立的观点。在这些观点背后，通常是关于世界一以贯之的总体性观念，即一种社会构想。”其中，在知识分子界大行其道的是“圣化构想”—— 知识分子们倾向于认为社会中存在着由现有机制所制造出来的“问题”，而他们能够研究出针对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持有“悲观构想”观点的人更倾向于认为人类的内在缺陷是最基本的问题，社会文明仅仅是努力克服人性问题的不完善方法，这些不完善本身也是人类内在缺陷的产物。这两种构想从根本上是不相同的，这不仅仅表现于它们如何看待世界，而且也表现于那些相信这些构想的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正因为认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世界，“圣化构想”者也往往圣化了自己，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我自己是这样理解这两种人的——“圣化构想”者接近于唯理论，倾向于世界可以有一个完美的方案，所以知识分子们会选择哪怕比较激进的方式，如革命，来达成心中所设想的这个完美世界；而“悲观构想”者更接近于经验论，不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模型，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据现实情况只能慢慢稍稍改良，争取更好，但根本上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不满之处是本质的，不可能彻底取消的。）那么，疑问随之浮出水面——这些对自己的设想和意见满怀信心的“圣化构想”者知识水平怎么样呢？是否足以拯救全人类呢？于是，作者又给出了他对人类的知识问题的看法——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知识渊博的人。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人拥有目前所有知识总量（还不算那些有待发现的数量巨大的知识）的哪怕百分之一。作者指出：其一，知识分子只能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拥有比常人多一点点的知识（与这个领域的知识总量相比），而在其他领域，他们的知识水平与普通人的平均水平是相当的，但由于他们在自己领域的出色表现，当他们对社会其他领域发表意见时，他们头上依然顶着权威的光环，尽管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并不擅长。其二，知识分子对其所拥有的知识的强调，经常导致他们将普罗大众所拥有的那些零碎的平凡知识和第一手知识拒斥为“偏见”或“原型”；知识阶层普遍偏爱抽象的信念，他们对于所涉及的个体、机构或具体情境，可能只有极少的第一手知识和资料，甚至完全没有。但他们还是根据自己的知识，胆敢就此去决定他人的生活。这里，作者引用了巴特利的观点，即认为系统性过程能将更多知识用于决策目的，它是通过许多个体间的种种互动和互相适应而进行，而不是通过这些个体中的任何一个。系统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试错程序，其过程中融合了来自那些参与者的反反复复的、源源不断的往往也是至关重要的反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抽象构想所无法取代的。然后，作者通过经济学、媒体、学术、法律、战争一个个方面详加剖析，用很多事实指出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上述问题——僭越自己的知识能力给出意见并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往往善于言辞、又加上有很多周边人士在加大传播效应，同时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效应加剧了这一问题）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影响；由于其“圣化”倾向，给出一些不实际的意见、并常对持相反意见者予以道德批判；而意见真的发挥到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是负面的，此时却由于其作为“理念处理者”的身份，由于言论自由、学术自治，并没有人真正对他们追究责任，他们也可能转而又变个立场——总之，让一切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个完美构架走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些方面的论述作者不遗余力，全书通篇的篇幅都在用一个个的事例体现这些观点。大家都未必有坏心肠，都只是想实现心中的圣化构想，何以造成这么多悲剧呢？——大家都不坏的悲剧才是最大的悲剧吧。最后，个人认为本书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或也有过头之处。比如，就知识水平来说，不是任何全面性的政策制定都可以根据试错来由系统决定的。在有些方面，大众拥有五花八门的知识，其总体知识将比知识分子多很多，在这些领域，知识分子是不应根据其比平均水平稍高的专业知识而妄图做决定的——但他们应当在此领域根据其知识水平多少有相应更多发表意见的权力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比如一国之经济政策、法律制定等，当然是以公众为根本，辅以专业研究）。但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如人文社科学术应当如何发展、科研应当多少投入等），也可能出现大众拥有的知识是彼此大同小异的，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知识哪怕深入的多那么一点点，也应当成为该领域的绝对拍板人。作者在经济和战争部分的很多描述是尤其让我感慨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这么大影响力之下产生的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傲慢，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大众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和信息的不对称。而独立思考能力的缺失，又该有太多的责任在教育上，而教育之为今天的教育，何尝不受知识分子们的意见所影响呢。至于信息的不对称，那些出于自己的目的垄断了很多信息的人又是哪些“精英”呢？

索老师的意思就是，美国是个好国家，不能总批判美国

1.第一章讲知识分子的定义：理念生产者。这个定义好，是我见过最简洁准确的。2.第二章讲知识分子的自大为什么错，还是哈耶克那套，个人的专业知识比不上大众的默会知识。3.第三章批判知识分子不懂经济学，这点批判得对。4.第四章讲左派的不切实际，对社会的所谓“圣化构想”。5.五六章讲学术、媒体、法律界中知识分子势力的强大影响，又是一通批判。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确实有为了自己的立场歪曲事实，过滤信息等行为，这当然不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可这种行为并没犯法，而且民主社会中所有人都在为自己的立场奋斗，试图影响社会走向，白左的做法固然错误，但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且白左成天批判美国，增加大伙的忧患意识，保持前进的动力，也不无好处，只要别真的按他们说的建议做就行，反歧视法什么的。6.七八章批判知识分子面对战争的绥靖，我认为有些吹毛求疵。一二战期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固然选择了错误的路线，冷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固然大肆鼓吹本方裁军以换取苏联的和平。他们的错误来自于对邪恶的想象不足，可这就值得被责怪吗？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不觉得这是个简单的选择，和否认乌克兰饥荒这种明显的事实还不遗余力地讴歌苏联不一样。7.末章总结给力。犀利。但得指出，索维尔老师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恶劣习气他自己身上也有一部分，因为只有了解才骂得狠。最相似的一点是，索老师批判知识分子总喜欢夸大阴暗面，这没错，但索老师本人其实也在下意识地夸大白左的危害性。至少在美国，沉默的大多数还在起效，这不川普冒出来了么，就是个例子。索老师的意思就是，美国是个好国家，不能总批判美国，国家荣誉感很重要，是维系社会团结的纽带，白左正在拆散这种纽带，白左应该去死。这没错，但中文版读者要牢记语境，索老师说的是美国及西方社会，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很多侮辱确实站不住脚，反而起了反作用。而中文版读者所处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家，身处这样的社会，任何人对政府的批判和对国家的侮辱，不论事实是否正确，动机是否纯粹，言辞是否体面，出于某些确定的原因，都具有某种正当性，要意识到这一点。8.四星半。

理念刻舟与现实求剑

张亚月/文2013年9月份，我们夫妇合译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出版。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翻译托马斯·索维尔这本力作的过程中，书中关于理念、知识分子与社会的互相影响、互构关系的精彩分析，又强烈地勾动了我近几年来对于社会建构论所培养出的浓厚兴趣。由理念到现实的影响、由不同构想到不同世界观的殊异，也正是托马斯.索维尔在这本批判知识分子的力著中所着力体现的，因为理念和构想都是知识分子的产品。当然，索维尔在此书中有其偏颇之处——他眼中所见的多是谬误理念和不恰当构想的强大破坏力，而忽视了恰当良好理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巨大建构力，更忽视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可能离开理念这一事实。理念太飘渺，所以先从生活说起。我脑海中关于洗衣盆的理念，核心特质就是圆形。但来美后这个理念遇到麻烦：逛遍了住所附近的几大超市，全然没有圆形洗衣盆。“洗衣盆必然是圆的”，这一过去对我来说天经地义的理念，在我应对现实时带给我严重束缚；费力突破此理念的金钟罩之后，我才发觉原来也并不必须执着于此。这个经验让我勾起许多相关联想，比如想起在多年前我们社会所熟知的这句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充其量只能喂喂牲口，人尽管屈尊去吃也无法活命。这一基本事实，却因为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形状、不同色彩、不同温度的理念加以修饰，草就完胜了苗——这在今天看来是笑话，但在不算久远的过去，它就是真理。但理念要想真正胜利，还要看它在现实中是否具有长久性——能够长期存在的理念，不一定必然正确合理，但至少其与现实有着良好的卯合性。草苗之辨逞了一时口舌之快，但口舌也需要营养需要粮食，于是这一伪真理很快就在现实中显示出了其彻底的荒谬性；可惜代价也是极惨重的。如果在理念层面刻舟求剑，那么现实中就会一败涂地。于是后来有了这样的转变：“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种从现实出发的思路，但都只是具体的方法而已，不能暴涨至社会方法论的高度。因为具体问题经常可以不涉及价值、伦理和秩序，所以解决具体问题时可以如猫论般持一种后果论的态度、只以功效论英雄。但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却必须要饱含极其充沛的伦理精神和价值导向，并且一定要是健康、理性、良善的价值，否则就会贻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都会荼毒社会。谬误的理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往往与现实完全不卯合，坏的理念则是因为其中包含着邪恶的价值和目标，这也是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所极力说明的方面。索维尔还详细列举了因为代理决策的中央计划经济而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为了论述集权式计划经济的荒谬性，他甚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但很不幸，恩格斯很早就预见到的问题，却在苏联时期全面成为现实灾难。谬误的理念与坏的理念虽然在灾难性后果上堪称伯仲，但它们二者仍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可以算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好的愿望本身，并不必然能保障好的结果。好的理念和构想，能为社会铺就宽阔坦途；但在踏上坦途之前，社会可能要在理念的重重蛛网中挣扎和彷徨。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理念方面吃的亏实在是太多！那么能否换个思路：不要理念，只从现实出发？也许偶尔行得通，但大多数时候是不行的。一个社会要想稍好一点，想过得幸福一点，那么理念的生活必不可免，不管其以宗教的形式、政治狂热的形式还是伦理的形式出现。越具体、越简单的事情可能越不需要理念，但稍微复杂的事情没有合理恰当的理念指导，就会越来越麻烦。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社会中的儒教显然是极为成功的伦理秩序，正是它帮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结构。没有好的理念指导，没有灯塔和理想，会迷路。回想过去几十年，仅仅由于理念层面的朝夕变迁，我们社会中就时而尚贫时而崇富，财富的拥有和家庭出身时而让人荣耀时而让人惴惴度日。不可预期的社会是不可能让人民幸福的社会。因此，国家、社会、民族需要稳健的哲学、真正的方法论、好的伦理精神和安定的人心秩序，以及许多良善价值。理念任务本身是艰巨的，与现实问题纠缠一起就更是常常让人如坠雾中。各种立场的人们自说自话、形不成社会共识，一边厢大堆理念兀自缠绕不清，另一边厢围绕着理念的现实建构却刻不容缓——被动、后发的现代化转型，意味着来不及细想、仓促应战，意味着先顾及眼下、不考虑长远，也就意味着工具理性会轻易占据上风，甚至对理念体系的选择也是如此。当年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哪种理念体系能够尽快将散沙般的民众聚沙成塔、形成钢铁般的民族意志从而实现救亡图存，哪种理念体系就是最好最伟大，于是五四之后我们的大部分知识精英就选择了激进的道路。但之所以马克斯·韦伯等思想家反复提示工具理性的危害，正是因为它虽然有切近的显著功效，却总会带来长远来看更大或极大的副作用。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对于那种只顾眼下的短期理性，给出了最生动也最痛心疾首的描绘。价值理性要以终极性的价值作为行动的最高导向、也是以最简单质朴的真理作为最高目标。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中，因为痛感于谬误理念和其灾难性后果，所以索维尔对理念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有点矫枉过正。但索维尔没有看到的是：理念是不可避免的，在理念指导下过一种区别于禽兽的有意义的生活，这是人类的宿命。如李泽厚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永远要面对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所以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需要选择好的理念，来合理建构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虽然关于何为“好”在知识分子层面很难有共识，但社会大众的共识却始终在那里：较好的物质生活，良好的社会治安，人心有秩序，精神有安顿，贪污腐败要少，公平正义要多，社会贫富差距不要太大，最好个体还能有较多自由，等等。此外还有自然环境不要持续恶化、转而能逐渐恢复。这样的社会，也许并不难，只是第一步就要先从选择合理正确稳健的理念做起。如索维尔本人所不得不默认的，某些知识分子的理念工作最终带给了世人以极大福祉：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启蒙时期那几个杰出知识分子所构想出来的理念的逐渐展现；当然还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过程：更多知识分子被那些理念中的良善道德价值所触动，继而领悟和推崇，并广为传播；某些政治精英采纳了这些价值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最终由社会中的制度来捍卫这些价值，并因为社会大众的普遍拥趸——在道德价值观的进化过程中，被进化过程选择的价值观总是造福于越来越大的群体，因而总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拥趸——曾经的理念就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的真理，如平等、正义等等这些理念。世界上本无社会真理，因为其中总会渗透有人类自身主观的、情感的、价值的判断，所以不符合真理所要求的绝对客观、不以人的主观信念为转移的标准。但当社会中有太多的人相信某种观念时，那种观念就成为了所谓的社会真理。当然，理念上的成功未必肯定能够赢得现实的成功，因为毕竟知识分子精英只是这个漫长生产线上的头一道工序；后面还有一个同样至为关键的工种：政治家。想当初，要不是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那几个敢吃螃蟹的人，把头脑里、书本里的理念，变成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与制度精神，才诞生两百多年的美国也不可能成为强国。对中国来说，一百七十多年前，爱国士人龚自珍就在为中华民族痛心疾首并求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此呼唤迄今依然迫切。只是天公若怜中华，务必要精准行事，因为最缺的并非理念人才。最后，仍然要为被索维尔极力贬斥的知识阶层说句公道话：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又有好些个要么昧着良心、要么比大众还要愚昧千百倍的所谓教授和知识分子在报章上大放理论烟雾臭弹，但整体而言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是社会中最具良心、最有辨识力和最能够自我反思的人；否则，我们过去就不会有林昭、顾准，世界今天也不会有索维尔这本《知识分子与社会》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