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的对话
出版日期:2014-4
ISBN:9787544746739
作者:[英]以赛亚·伯林,[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页数:194页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的、尖锐的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书籍目录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言（亨利·哈代）
作者序言
致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谈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和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3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性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相互连结还是彼此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概要
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在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之间作出了著名的区分，并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对于道德生活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描述。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质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哲学博士，著有多篇研究伯林思想的文章，现供职于波兰第一学府雅盖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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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文1983年4月11日，贝阿塔给素昧平生的伯林写了第一封信。从信的内容看，她对能不能收到回信，没什么把握。当时的贝阿塔，只是波兰克拉科夫市雅盖隆大学的一名年轻讲师。而那时候的伯林年逾七旬，已是名满天下的哲人。哪怕在封锁下的波兰，他的名字也不乏人知。但贝阿塔自有鼓起勇气写信的理由。1981年12月，波兰实行军管，试图以此压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极权政府，将整个国家变成了大监狱。这场军管持续了19个月，直至1983年7月才被迫撤销。在这期间，贝阿塔深切地体会到，“自由乃是涉及我个人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她开始构思并写作博士论文，中心议题即是“自由”，特别是伯林论说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所以，她迫切地想就《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向作者本人请益。亟待解决的，决非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然而伯林的回信与其说热情，不如说礼貌。在短如便笺的信里他说，从《自由四论》出版（1969年）迄今，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同时他颇为周到地表示，将给贝阿塔邮寄几本出版物。有趣的是，三年后当他们恢复通信之时，伯林的回复却变得相当认真。在信中，他对“人性”这一观念的阐发，就透彻的程度而言，甚至超过他的好几篇专门的论文。伯林还邀请贝阿塔访问牛津，随时自由地讨论，这让贝阿塔相当意外。可能是贝阿塔的认真激发了伯林的认真。不过据我的理解，他的回复之所以显得充分，也许还出于另外一些原由。从1958年发表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齐切里讲座就职演讲以来，伯林的自由论一直处在政治哲学家的视野范围之内。不过有一段时间，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后期，在伯林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众声誉之时，持久讨论的热情却从学界消褪了。到后来，伯林干脆成了“牛津一景”，一个象征物。在那个属于汉娜•阿伦特、赫伯特•马尔库塞的风云时代，伯林只能在私下的书信和对话中自嘲，称自己是一只本该灭绝的自由主义乳齿象，其思想有如J.S.穆勒的微弱回声。而在公开的领域，他心甘情愿地去为牛津筹建新学院，去敲开赞助商的大门，和基金会的反对者、拖延工期的承建商周旋。差不多就在贝阿塔给伯林写信的前几年，情况有些变化。在那段时间里，学界对伯林的思想似乎重新燃起了热情。这要首先归功于杰出的编辑亨利•哈代。正是经他之手，大约从1978年开始，伯林的大量文稿结集出版了。先是《俄国思想家》，接着是哲学论文集《概念与范畴》和思想史文集《反潮流》。这些作品的推出不仅丰富和矫正了很多人对伯林的印象，也激发起伯纳德•威廉斯、约翰•格雷、查尔斯•泰勒、罗纳德•德沃金、迈克尔•沃尔泽等学者对自由主义的思辨。他们的批评，不仅使伯林重新回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中心，也让颓靡的自由主义恢复了精神。除了各种著作，他们的观点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的遗产》中有集中的表述。贝阿塔的书信，其实也算是这一热潮的组成。就个人而言，伯林本人当然很高兴看到这些讨论。这促使他开始比较公允地自我理解：审视自己在50至60年代焕发出来的惊人创造力，同时承认在漫长的历程中，自己确实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然而即使如此，出于天性，他并不愿置身于那些公开的讨论当中。他是一个老派的人，喜欢私下的对话，厌恶台面上的争辩。因此，在这一时期，伯林越来越倚重书信和谈话与人交流。《未完的对话》和《伯林谈话录》的内容均出自于此。不过我认为，伯林如此看重自己与贝阿塔的书信与对话，不会只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他喜欢偶然、例外和奇迹，就像他说的那样，“不愿意这宇宙太整洁。”对于伯林来说，贝阿塔的出现无疑是某种偶然或例外，让他欣喜。另一方面，他对贝阿塔还持有一种责任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谈到步入暮年的自己没有停止工作，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羞耻心，“以及继承自所有那些严肃的受迫害的祖先身上某种古已有之的责任感。”当铁幕之后的贝阿塔欲以思考自由的方式来对抗暴政，基于对受迫害者的深刻理解，伯林的责任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每一封回信中。在和贝阿塔面对面的一次谈话里，伯林把这种责任感上升到了伦理的高度。当贝阿塔向他解释暴政下的个人生活有多么不易之时，伯林的每一句话都饱含着人性的温柔。他宽慰贝阿塔，假如一个人不幸地生活在恐怖的制度之下，反抗固然是对的，顺从也未必错。“不要为了诚实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伯林对身为母亲的贝阿塔说。因为在那样的情形下，人们所做的事情往往超出了道德批评的范畴。他又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整体而言，可以减少痛苦，仍然是一个人保有尊严的理想。那是1988年5月，贝阿塔第一次到英国的时候。两年后，伯林的信中不再用“尊敬的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夫人或女士这一类客气的称谓，而改用“亲爱的贝阿塔”开头。在长达十五年的对话中，哲人逐渐对贝阿塔敞开了心扉，带着一个老者特有的紧迫感。他写道：“你的信感人至深，直达我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还想要给我写信，就请写吧——我愿意告诉你，你的信对于我意义重大，也许超过我的信对于你的意义。鉴于我年事已长，你知道，快八十一岁了，所以请不要拖延太久——你觉得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只管写来就是。”就这样，伯林引领贝阿塔进入他在自由论说中的核心区域。这些区域迷雾重重，不仅让学者们为之困惑，甚至伯林自己谈及，往往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野究竟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还是一种更偏重修辞意味的意见；再比如，自由主义与多元论在逻辑上究竟是否融洽，存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抑或只有心理学意义上的联结，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伯林时常保持着含糊其辞的态度。然而，他为贝阿塔解惑时却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慷慨，这使得《未完的对话》一书迥异于另一本对话录《伯林谈话录》。他和伊朗哲学家贾汉贝格鲁的交谈更宏阔，而与贝阿塔的交流更体贴更细腻，也更私人。有时候，在一些书信里，还有他们面对面的交谈中，我感觉伯林和贝阿塔就像一对父女，充溢着更温暖的情感。在《未完的对话》的一些谈话里，偶尔我甚至会看到一个朝伯林抱怨的贝阿塔，大声嚷嚷“您现在说的话和上次会见时说的话很不相同啊！”如果说贝阿塔多数时候还有些因尊重而生的僵硬，那么伯林体现出来的对后辈的爱要炽烈得多。就如信中所写，他希望贝阿塔“真实、幸福、知识、安全、各方面都如意的生活等汇合为一。”或许正是因为情感，促使伯林在《未完的对话》更主动地发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在这本书中，我找到了伯林将哈耶克视为放任自由主义者的理由，也看到了他批评波普尔为褊狭的本质论者的基本逻辑。而诸多内容，我想假如不是因为贝阿塔的激发，伯林不会说得那么直接明白。他向贝阿塔明确表示，如果现在来写自由，他再不会像从前那么坚定地认为，消极自由比积极自由更文明、更重要。假如有人认为，他抨击了积极自由，那是自己表达不清的过错，而非他的本意。他说放在今天，“我会对积极自由更友善。”坦率讲，就两种自由的看法做如此断然的修正，我在伯林的其它著作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伯林对贝阿塔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激励，我相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我的思想”，这决非虚言。他愿意在长篇回复的结尾写下如此字句：“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与否……如果还没有说清楚，就写信来，再继续。”意犹未尽，他还乐意附上：“另外还有你没有问到的两点”，世上有没有“民主的非自由社会”？有没有“专制的自由社会”？意犹未尽，恰是热忱坦率的伯林与执着坚定的贝阿塔赋予《未完的对话》的独特气质。这种饱含情感的气质提醒我，此书在伯林的一系列著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997年7月17日，伯林在回复贝阿塔的信中说，年纪大了，思维难免混乱，表达也很难像以前那么清晰。但是，他依然清楚自己坚持的立场。这一立场，用“理性的自由派”来描述的话，比“自由派的理性主义者”可能好一些。就在当天凌晨，家人叫救护车将伯林送进了医院。后来，亨利•哈代告诉贝阿塔，7月17日的那封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之后，直至去世，他再也不能处理这种水平的书信了。伯林的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曾经说，当死亡的阴影渐渐逼近，伯林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与自己精心挑选的对象挥手告别。读完《未完的对话》，我深深地明白了这一点。 -
黄夏/文英国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曾与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有过十五年通信和四次会面。伯林去世后，塞古尔斯卡女士在伯林作品的编辑亨利•哈代的帮助下，以《未完的对话》为题出版了这部分通信和访谈。按照哈代的说法，伯林1997年7月17日致塞女士的信是“伯林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这十五年也适逢苏东发生历史性巨变，可见这部分信件和访谈在理解伯林一生特别是晚近思想时具有的重要价值。同时，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发生在21世纪初的诸多地缘政治和文化事件，笔者不称其“预见”，而是说伯林的思想有其跨越一时一地的普适性。谈论伯林于当下的意义，我们不妨先提一下赫尔德（1744~1803）。这位18世纪的思想巨擘曾在其《论语言的起源》中主张，人类的成长与衰颓有其可遵循的共同法则，因而历史是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并且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虽然从横向来看，各民族的文化此消彼长，有先有后，但从纵向观之，它们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史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文明不仅平等而且各有各的价值。赫尔德于两个世纪前所发表的主张在19世纪遭遇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种族主义的严重挫折后，终于在20世纪的反殖民运动中大放光彩。但赫尔德的继承人自会发现，赫尔德的理论因其理想乐观而无法解决当代种种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问题。较之赫尔德把各种文化视为一个和平共处、彼此欣赏、互不干扰的大花园，站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伯林则认为，文化之互为影响、运动乃至冲突，是时代应有之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与塞缪尔•亨廷顿等强调“文明冲突论”的学者不同，伯林并不自始就认为冲突不可调和，而是强调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尊重是可行的，因为西方秉持的多元和自由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它可能隐藏的反对情绪，亦即某些社会容易趋向的非宽容的程度。”不过，宽容归宽容，并不意味着你就接受你所宽容的对象。伯林与塞古尔斯卡通信访谈的一个重点，即在于探讨人性中足以达到交流基础的共同点，和把人类分裂成不同群体的歧义点，相对于前者，伯林显然更倾心于探讨后者。伯林认同马克思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要点：“所谓的人性，在不同的文化里，或者甚至在各种文化内部，都有所不同，都有区别——在人对自然的反应、彼此的反应之变易过程中，各种因素都有其作用”。因此，“以为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被赋以关于普遍的、永恒的、不可替代之真理的实在知识或者潜在知识，此种理念简直就是错误的。”伯林的这段话十分重要，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尽管我们从宽容的角度来看待异质文明，我们对于不同文明之间何以产生这些不同，作出历史的或者人类学的阐释，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是，这种阐释在某种程度上亦反映出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所属的某一特定文化的特定概念与范畴。换言之，这种对异质文明文化的研究本身，可能也是戴着有色眼镜产生的偏见，不管研究者本人是否意识到。另一层意思是，既然人性是具体环境的具体产物，那么，用康德的话来讲，“从扭曲的人性之材中是制造不出平直的东西来的”。1990年代，波兰开始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塞古尔斯卡感受到时代所带来的激烈震荡，她和伯林探讨波兰的改革之路会如何走下去。对此，伯林说：“一方面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所相信的民主、个人自由、现代化、科学方法的使用、某种自由制度；另外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反现代主义、向旧制度回归、沙文主义、独裁制度、反犹主义，等等……我认为两者都不会通过，但是二者之间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会出现，人类的事物都是这样的。”伯林清晰地看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深受这个国家的民情、传统和文化影响，一次单纯的“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使之大幅度转向，更不可能轻易移植某种外国事物作两者间的嫁接。而在震荡中，“某种不是令人满意的妥协”，往往表现为打着自由旗号的奴役。关于“自由”，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中将之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免受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则要复杂一些，这两种自由都可在某种条件下通往奴役之路，在《未完的对话》中，伯林主要谈论“积极自由”如何走向奴役。伯林没有解释“积极自由”的含义，而是让它作为对“谁统治我？我自己呢，还是某种外在的机构？”的回答。不消说，如果答案是“外在的”，那么显然就是对积极自由的破坏，无法确定的，则是如何解释“我自己”。伯林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玩弄“自己”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认同为个人，而是认同为教会、党、阶级，这一切都包含了一个‘更高’的自己，这个自己有资格去吓唬我们所理解的、现在被错误命名为‘下层的自己’的真实的、现实的自己。”这段话与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政党政治所作的论述近乎异曲同工。托克维尔说个人因其弱小，所以要通过办报、结社、组团、成立党派来发声，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个人的利益往往被吞并、架空乃至牺牲在集体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后者则因之成长为一个不受个人驾驭的超级存在。托克维尔洞见美国的自由主义立国理念中，埋伏着可能导向专制的危险。现实并没有如其所预料的发生，但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危险就不存在。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伯林不仅看到了现实中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至今仍在东欧和独联体各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着自由和奴役间的诡异拉锯战。而伯林的声音，则伴随着他最后的思考，也一直萦绕在我们这个时代。
精彩短评 (总计1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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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整本书最有趣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议题。然而被生硬蹩脚的翻译拖了后腿，阅读体验相当不堪。不过如果你学养或耐心足够好，可以无视其中的人为障碍，那应该还是值得一读的吧…… -
老狐狸 -
伤脑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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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的多元和自由主义本身就意味着降低了它可能隐藏的反对情绪。”以赛亚·伯林和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5年的讨论，持续深刻地谈论了价值多元论与两种自由观。 -
更好地理解伯林 -
本书由波兰学者贝阿塔和以赛亚.伯林本人共同完成，由两人十多年的通信、访谈对话和贝阿塔分析伯林思想的几篇论文组成。贝阿塔对伯林的思想有着深入而全面的领会，她的提问关键而到位，为我们勾勒出伯林清晰的思想脉络。几篇论文的论述也很精彩，尤以比较伯林和哈耶克思想的那篇最为深刻。 -
“自由是一种价值。”信息量很大。 -
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伯林。 -
多元论（个人价值观不可比）、两种自由（积极：个人意志、道德。消极：外在阻碍，尤指政治）。"我力求理解那些不认同我的信仰的人...他们如何会追求不同于我的那些价值观。...宽容。" － 问答形式：针对性强，易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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