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城通信〔上海/台北〕》书评

谁的上海？谁的台北？读张惠菁《双城通讯》

张惠菁回来了！睽违四年未有新书出版，当读者的印象还停留在壹周刊专栏《步行书》里，那些娓娓道来的阅读与深思，张惠菁已以更新、更短的副刊报纸专栏散文，活跃于纸面上，掳获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以卷土重来之姿，《联合文学》在五月份推出了张惠菁专号，大张旗鼓地宣传她台北、上海两地专栏集结而成的新书《双城通讯》。专号之中，不乏重量级书评，当我再次读到书评里提及与作品无涉的故宫南院一案，张惠菁获判无罪，心中大惊，不是讶异于尘埃落定，而是感慨街头巷尾的人云亦云，仍然冲击着我们的文坛，评书之余也评人，将作品与个人德性画上等号，这正是古典文学的传统。以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论点来看待作品，因之我读张惠菁的散文，其兴趣旨要倒不在作者与其散文之间的生活关连，或者透过作品所反映的作者心境，而是将这两本《双城通讯》看成当下时空的产物来加以分析。当我刚捧读上海、台北两册通讯，因为是两地报纸专栏集结而成，正符合了班纳迪克．安德森对于印刷资本主义做为国族认同的一种工具的分析，自然而然想到「想象的共同体」，以为张惠菁以繁体中文构作了桥梁，召唤了两地读者进入共同的语言圈：华人文化。细读之后，才发现我的主观错了。细读《双城通讯》，必须问，当时序进入二○○○年，台北→上海的跨国流动成为一种日常，这是谁的上海台北？我把张惠菁的《双城通讯》看做是一个台北—上海白领移工的生命故事文本，把叙事者所泄漏的日常生活轨迹，视为全球化下，另一批新的流离（diaspora）族裔的缩影，是一种精神上的流亡。流离又译作离散，原来是指犹太人被巴比伦人掳去后，散落异邦的身世命运。如今后殖民文学浪潮再起，流离指的不只是实质上的民族漂泊，更代表了个人精神无所皈依，倚附象征的文化资产。翻开《双城通讯—上海》里的叙事者地图，除了到观光景点田子坊喝咖啡，到汾阳路音乐学院附近买音乐会、演唱会光盘，其它上海城市面貌可说模糊。作为一个张惠菁的书迷，读到这里你可能急得跳脚，以为我正在质疑作者刻划功力不足，而提出全球化节点都市个个发展规模类似的理论，为偶像解套。别急别急，你可读到了《双城通讯—上海》出现了好多次法国国民作家普鲁斯特（〈战争与时尚〉、〈帮普鲁斯特找房子〉、〈某个夏天的似水年华〉、〈再拍照还是一种浮华的年代〉）？而搭着火车往杭州时，叙事者的车上读物是俄国裔犹太人依雷纳．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世界如此之新〉、〈战争写生〉）。我们还可以在书中的这里那里，找到更多文本证据，上海滩没有以她的纸醉金迷、十里洋场震慑了张惠菁，亦不能收服她，这位脑袋里存着厚实文化资本的写作者，拖着她的文化行李，正在全球性地流离漂泊。如果你因此觉得台北便是《双城通讯》的归处，先入为主地以空间做为台北人张惠菁心中的家，阅毕只会更惊讶。以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写爱情的《双城通讯—台北》，读来宛如拍摄地点设在纽约的美国影集《欲望城市》，又一个全球化的节点都市。原专栏名称为「启禀娘娘」，颇有诙谐逗趣之感，叙事者化身凯莉．布兰萧般的爱情专家，再现白领上班族的疑难杂症，为读者指点迷津。在此，全球化下白领移工的另一面貌，虽不是劳力密集移工的辛苦悲歌，但是精神上的漂泊流亡与失根，却是文学的一大主题，令人反复吟唱不已。